1932年：歌德在中国的接受与纪念活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歌德论文,纪念活动论文,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真理”和“自然”里， 挽着“艺术”的婴儿， 活泼自由的走光明的道路。 听——听 天使的歌声起了! 先驱者! 可能慢些走？ ——选自冰心《向往》 要每天每日去开拓生活和自由， 然后才能够作自由与生活的享受。 ——歌德《浮士德》第二部第五幕 第一则引文是中国女诗人冰心(1902-)①为1922年约翰·沃尔夫冈·歌德逝世90周年所作。1932年伟大的德国诗人逝世百年之际，两位中国文学家宗白华(1897-)和周辅成出版了《歌德之认识》，并引用这两段诗句作为全书的引言②。显然，“可能慢些走”说明了一种非同寻常的现象：当我们与歌德相遇时，他的才华像宣告近现代到来的预兆一样，令人难以捉摸(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很多中国人都相信诗人具有预言或先驱的使命)。因此，该书的编者不得不引用冰心这两段热切而诚恳的诗句③。歌德的伟大令人炫目，正如他的千变万化让人应接不暇。《歌德之认识》(本文的主要内容聚焦于分析此书)旨在反思当时中国人对歌德生平与作品的认识。尽管这种认识有失偏颇，偶尔还有所误读，但身为中国思想史(Geistesgeschichte)或中国文学的研究者，我们还是非常有必要去考察它。 第二则引文选自歌德《浮士德》(Faust)④，出现在1932年3月22和23日广东大戏院(Canton Club Theatre)演出的戏剧《浮士德》邀请函上⑤。它提供了认识歌德生平与作品的另一个维度。 在现代中国接受歌德的过程中，有一个广为人知并反复出现的矛盾现象。冰心等人(确切地说，那些当时撰文讨论歌德的人)习惯于把这位德国诗人及其作品视为知识论的客体，视为认识与探索的目标。其他一些人(不管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则往往把歌德的生平与作品作为广阔的存在论现实的一部分；与其说他是探索的目标，不如说是值得模仿的典范。而前一部分人远远多于后一部分人。 1932年3月22日，世界各国纷纷纪念歌德逝世一百周年，中国也不例外。波茨坦德国中心档案馆的相关文献材料、《歌德之认识》以及其他期刊，为我们栩栩如生地描绘了这一纪念日前后中国方面的情况。 让我们从上述矛盾现象的第二方面入手——尽管他们在人数上并不占优势，但其论述对当时世事艰难的中国具有至关重要的价值论意义。 1931年9月18日夜，日军占领了奉天。正如当今许多基于权威史料(东京战犯审判的日记和回忆录)的研究所指出的，日本的侵略行动与军事家的言论激起了中国的敌对情绪⑥。然而，中国军队在满洲的军事抵抗收效甚微。1932年初，日本攻占了满洲几乎所有的重镇。1932年2月5日，日军占领了哈尔滨。“日军的占领及此前一系列事件让当地民众惊慌不已。几个星期后，他们才逐渐平静下来。”⑦德国人纪念歌德的活动只可能安排在4月17日，而俄国人的纪念活动则已安排在4月24日⑧。 1932年1月28日，日军开始轰炸上海。事实证明，这一次中国人的抵抗产生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得到上海无产阶级支持的十九路军坚守阵地，一直抵抗到3月初。后来由于日军的增援部队和日本空军的强势介入，而国民党政府又没有得到任何援助，十九路军才不得不撤回内地。 虽如此，上海纪念歌德的活动如期举行，不过留下了时势的烙印，因为“战争之时，艺术即止”(inter arma silent artes)。当务之急不是筹划逝世纪念如何举行活动，而是准备撤退的后路，或尽量减小战争损失。参加纪念活动者可以欣赏《浮士德》、《格茨·冯·贝利欣根》(G
tz von Berlichingen)，以及合唱团演唱的《群峰之巅》(
allen Gipfeln ist Ruh)，这或许象征着两星期前刚刚到来的暂时平静⑨。 最引人注目的纪念活动在北京。该活动由德国公馆举办，参加者包括中国文化界名流以及多国外交人员。当晚(活动于晚上9点开始)华北地区出现了几近全食的月偏食；不少迷信的中国人都取消了外出计划。也有人解释说，这一现象恰恰说明，上天也在哀悼伟大诗人的故去⑩。 广东的纪念活动与北京类似，在主导精神的引领下，参与者的热情空前高涨，活动内容极为丰富。广东纪念活动的主导精神是本文开篇引自《浮士德》的诗句。其组织者向中国同胞及其他客人表明，“浮士德精神乃是坚持不懈地努力，始终如一地斗争，永远渴望尽善尽美，衷心企盼创造力；尽管会受到谬误与错误的世俗影响，仍企盼人类福祉以及形而上世界的最终救赎。总之，浮士德精神是德国精神与存在的最深刻最全面的表述。”(11)虽然这段话可能具有精神帝国主义(spiritual imperialism)色彩，也不够准确(因为至少自古希腊以来，普罗米修斯与浮士德的努力一直属于某一部分人)，但在1932年3月，它无疑具有积极意义。中国需要民族自由，需要摆脱地缘政治学上的劣势，必须为之而斗争!如果中国不能始终做到这一点，那就是错误，是统治阶级在道德和政治上的背叛。 北京的纪念活动组织得更丰富多彩，使得主导精神体现得不太明显，但我们还是能从邀请函的左侧页面窥见一斑： Lasst fahren hin das Allzuflüchtige! Ihr sucht bei ihm vergebens Rat. In dem Vergangenen lebt das Tüchtige, Verewigt sich in sch
ner Tat.(12) (莫念那一切的轻飘， 想要的建议少之又少! 唯有兄弟的言行， 分量十足又可靠。) 这几行诗显然针对中国的读者。事实上，它们指向的是过去，是传统的源头，是某种接近于中国人民和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的东西。我们不清楚与会者中是否有军人，是否有人怀着岳飞(1103-1141)那样的爱国情怀，但在六百名出席广东纪念活动的人当中就有士兵(13)。当时，北京的德国使馆邀请了340人，最终出席者有250人。这些人里面不乏知名人士，如旦角演员梅兰芳(1894-1961)、时任北平图书馆副馆长的袁同礼(1895-1965)以及哲学家张嘉森(1887-1969，即张君劢)(14)。 同样的高涨热情也表现在当日(1932年3月22日)的天津，《德华日报》特别推出专版(至少德国部分)。专版内容标题为《葛德纪念特刊》(Dem Andenken Goethes)(15)。专刊首页是老年歌德的画像——这位圣人(正如这些中文材料中所写道的那样)虽前额布满皱纹，但目光坚毅；画像下方就是北京纪念会邀请函上的那段引文。不过，为了增强文字的感染力，特刊编者又补充了后八行诗文： Und so gewinnt sich das Lebendige Durch Folg'aus Folge neue Kraft, Denn die Gesinnung,die best
indige, Sich macht allein den Menschen dauerhaft. So l
sst sich jene grosse Frage Nach unsrem zweiten Vaterland; Den das Best
ndige der ird' schen Tage Verbürgt uns ewigen Bestand. (因此当大踏步地前进， 我们的原则常新； 因为坚定的信念， 成就坚毅出色的公民。 最终答案你可曾想到， 要在第二故乡去寻找； 由于恪守世间的生活， 我们屹立永远不倒。) 《特刊》随后两页刊印的卡莱尔(Thomas Carlyle)《歌德之死》(Goethe's Death，1832)德译文，极好地诠释了浮士德的努力。在这篇激情澎湃、入木三分的文章中，卡莱尔领着读者来到歌德逝世的环境——1832年3月22日正午十一时的魏玛。据说，歌德临终前没有痛苦，当时他正好要了一张纸，写下自己对春天来临的喜悦之情。卡莱尔写道：“他像忠于职守的士兵那样凄美地去了，冰冷的手仍紧握着臂膀!诗人的临终遗言是送给刚刚苏醒的大地的问候，他最后的行动是坚守自己既定的任务。”(16) 尽管这是一种诗意的表达方式，却乃肺腑之言。歌德的确热切盼望春天到来，他相信自己的生命不会就此终结，而是随春天永驻。 虽然这一场景表达了某种“幻想的快感”(Lust am Trug)(17)，却仍契合于当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环境和中国知识界。同时，该文还强调了“行”(Tat)是“思”(Sinn)与“言”(Wort)的结果。卡莱尔的文章还出现在马克思主义刊物《读书杂志》1932年第5期(18)。歌德的各种形象——“荷枪实弹的士兵”，言出必行的实干家，生命的挑战者——都是当时的热门话题。 在1932年的中国，有一位引人注目的歌德支持者——北京大学哲学教授贺麟(1902-)。据我所知，他发表了《歌德处国难时之态度》，其标题就暗示了当时的时局状况。歌德面对的国难发生在1806年10月16日前后，彼时拿破仑的军队占领了魏玛。据某传记可靠记载，歌德如实记录了他周遭发生的情形： 从国难期间的行为看，歌德对战争与和平的关系非常明确。尽管战事进程使他无法将自己的观点诉诸实践(贺麟指出，歌德希望全体德国人团结一心，共同对抗拿破仑)，但他仍用自己的名望“谋国以忠”。看啊，当大部分人临危四散时，这位前任枢密官却镇守弃城，让全城百姓无所畏惧地继续生活。(有他在)就是全城的财富。(19) 在贺麟看来，歌德堪称儒家“文武双全”的典范，既有文人之气，又有君子之风。当武人奥古斯特(Karl August)仓皇逃亡之际，歌德却与同胞共患难。贺麟认为，歌德是一身正气的政治家，是孟子仁政的化身。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歌德并未加入普鲁士军队，因为他知道反对拿破仑的斗争终究徒劳无益。他太了解当时的军事情况。魏玛被法国军队攻占时，他没有像政治家那样奔走相告，而是以文化名人的身份，受到了文质彬彬的法国官员的尊敬。如果1932年的中国哲学家与文人以歌德为榜样，那么贺麟就没理解1806年魏玛事件的真相以及1932年的中国局势。 在北京的纪念活动期间，张嘉森发表了题为《歌德与孔子》的演讲(20)。同许多微观研究视角一样，这篇演讲把歌德生平与作品视为知识论的客体，亦即认识的目标。张嘉森曾在耶拿(Jena)师从倭伊铿(Rudolf Eucken)。1919-1922年求学期间，他每天都会穿过歌德做实验的植物园。张嘉森认为，歌德与孔子有七个相似之处：两人都是乐天派，都强调行动(T
tigkeit)与发展(Werden)。然而，张嘉森仅仅从《易经》(此书当然非孔子所作)拈出一句来证明这个观点(21)。他认为歌德与孔子的思想“名异实同”(congenial)。两人都对言(Logos)感兴趣；只不过歌德更偏重情(Eros)，而孔子更偏重德(Ethos)。 与张嘉森相比，观点更接近黑格尔和柏格森的唐君毅(1909-)之见地更令人称道(22)。唐君毅也把歌德与孔子作了比较。他指出两人之间的“六同”：“生活之极端肯定”、“生活之各方面化”、“乐观”、“生活的和谐”、“现世主义的人间世的”以及“泛神的宗教”。尽管受篇幅所限，我们无法完整分析这篇文章，但还是来考察一下“六同”之中的第二同。 第二个相同之处是使“生活之各方面化”的能力。这一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前一时期，尤其是20世纪上半叶(即唐君毅撰写此文的时期)的中国文学与哲学状况。 唐君毅从散体译本的《浮士德》中，引用了如下诗句： 要在内在的自我中深深领略全人类所赋有的一切， 最崇高的最深远的我都要了解。 我要把全人类的苦乐堆积在我的胸心， 我的小我便扩大成为全人类的大我， 我愿和全人类一样最后归於消灭。(23) (Mein Busen,der von Wissensdrang geheilt ist, Soll keinen Schmerzen künftig sich verschliessen, Und was der ganzen Menschheit zugeteilt ist, Will ich in meinem inner Selbst geniessen,Mit meinem Geist das H
chst' und Tiefeste greifen, Ihr Wohl und Weh auf meinem Busen h
ufen Und sO mein eigen Selbst zu ihren Selbst erweitern Und,wie sie selbst,am End auch ich zerscheitern.) 如果这可以称为翻译的话，那便是随意自由的翻译。整个第一行简化成了一个字：我。第二、三行译文为：要在内在的自我中深深领略全人类所赋有的一切。第四、五行：最崇高的最深远的我都要了解。第六行：我要把全人类的苦乐堆积在我的胸心。第七行：我的小我便扩大成为全人类的大我。第八行：我愿和全人类一样最后归於消灭(24)。 这段诗句亦见于宗白华的《歌德之人生启示》(25)。1920年，宗白华与意气相投的郭沫若(1892-1978)、田汉(1898-)走到了一起；但在1932年，他却离开了两人(26)。那么，如何解释译文与原文之间这种巨大的偏离呢？显然，唐君毅先读到了宗白华的译文，然后为己所用。可宗白华又是怎样得知这段文字呢？他几乎原封不动地(只在风格上有所改动)套用了郭沫若的译文(27)。郭沫若的译文深受当时泰坦精神(titanism)、龚多夫(Gundolf)所谓的“神秘饕餮者”(mystischen Allhunger)(28)的影响。这种精神赞美使浑沌世界转为井然有序的大我(即我们之中的人性)，并期望成为新宇宙的创造者(29)。显而易见，到了20世纪三十年代，宗白华仍然坚持文学的自我表现说。这一说法主要是1926-1927年中国革命前流行于创造社的观点，不过也有部分受到海外学者的影响，如歌德作品的阐释者(可能包括龚多夫)、德国表现主义者、日本文学团体白桦派作家以及佐藤春夫(Sato Haruo，1892-1964)、有岛武朗(Arishima Takeo，1878-1923)等人的私小说(watakushi-shosetsu)。 唐君毅的文章是《歌德之认识》的第四部分。书中还有其他论述歌德的文章：郑寿麟的《歌德与中国》提供了一份参考文献，内容包括歌德作品各中译本以及中国当时论述歌德(或部分论述歌德生平与作品)的主要文章(30)。此外，还有陈铨论歌德与中国小说的论文(31)以及威廉(R.Wilhelm)论中国文化的论文(该文最初发表于1927年的《小说月报》专号)(32)。威廉的文章完全是一篇有关中国文学的研究论文，另外还有三篇文章分别论述了歌德与德国文学(33)、法国文学(34)、英国文学的关系(35)。 众所周知，歌德首先是文学家，然后才是哲学家或自然主义者(Naturforscher)，故我们可聚焦于从文学和批评视角来评价歌德作品的文章。《歌德之认识》为我们提供了两篇这方面的论文，一篇是关于《浮士德》的研究，另一篇是关于《少年维特之烦恼》(Die Leiden des jungen Werthers)的研究。这两篇文章其实都是根据德文文章稍加改动而成。 文学批评家徐仲年(《哥德小传》的作者)试图分析从《浮士德初稿》(Urfaust，1775)到“永恒之女性”(das Ewig Weibliche，1832)的全部浮士德问题(36)。他的论述模仿了普尼奥维尔(Otto Pniower)1899年的著作《歌德的浮士德》(Goethe's Faust)。徐仲年从艺术世界广为人知的三个“属性”——真、善、美出发，分析了浮士德的两个部分。不过，他明显侧重善的问题。在两个部分里，他指出了善(浮士德)与恶(梅菲斯特)的两极对立。由此，他自然而然地把歌德有关善的哲学与儒道哲学联系起来。论证时，他还引入了佛教与基督教的视角，但显然心有余而力不足。徐仲年认为，儒家的“善”就是“仁”，可“善”本身的概念却被忽略。这可能是他不熟悉孟子学说的缘故所致。 在徐仲年看来，浮士德之善比孔子之善崇高，比老子之善积极，比佛陀之善伟大，比基督之善新颖(37)。因此，浮士德之善被视为“文化人的普遍希望”(universal hope of cultural mankind)(38)。徐仲年明显受普尼奥维尔的影响，把“向善的意志”等同于努力向上(道德完善)的表达。对于恶的问题，他同样从上述四个角度分析，并指出梅菲斯特的形象契合犹太基督教有关恶的概念，与创造之善相比，恶是非创造性的。为说明这一观点，他引述了《创世记》第一章：“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39)徐仲年并未特别指出浮士德为信仰而奋斗(这是浮士德信仰[Weltanschauung]最典型的特征)，但他强调了浮士德理想的创造方面。这个理想与中国人的“创造性”理想(尤其是20世纪二十年代中国)交相辉映。 相对而言，徐仲年没有多加分析美与真的概念。事实上，真与善的问题在他那里已合而为一。在他看来，知识论价值与伦理学价值相辅相成，不可能从哲学上把两者分开。 宗白华论《少年维特之烦恼》的文章是为维特迷而作，但它没有分析当时的现实情况，也没有汉学家偶尔提及的中国维特热的任何迹象(40)。该文从比学斯基(Bieloshowski)和龚多夫的观点开始，开篇部分类似郭沫若为《创造周报》所做的发刊诗《创造工程之第七日》(41)。一个相似的想法分别出现在两位中国学者的文章当中：必须不断重新“创造”世界，使其摆脱邪恶、饥饿、痛苦和空虚。不管是宗白华还是郭沫若，都认为这位新“创世者”一定是伟大的诗人、天才；他“一尘不染”(佛教用语)的纯粹精神，能够从这个浑浊的世界中，创造一座珍贵的精神宝库。歌德便是这样的创世者。如前所述，宗白华支持自我表现说；在浮士德与少年维特身上，他看到歌德的人生观与人格观，以艺术的方式自我实现，而歌德对美之瞬间的看法(“你真美呀，停留一下”(42))也成为他生平与作品的写照(43)。人生是丰富多彩、气象万千的，是通过实现人生的渴望、彷徨与求索，达到自我扩张(Selbsterweiterung des Ich)的过程。对歌德来说，这彷徨与求索、忧愁与烦恼是体现“美的时刻”——也就是他最大愿望与渴望——的具体方式(44)。 《歌德与中国文化》写于歌德纪念年之前的几年，其作者郑寿麟享有“两个世界之使节”(Botschafter zweier Welten)的美誉(45)。一百年前，歌德写下了他的《中德四季晨昏杂咏》(Chinesisch-deutsche Jahres-und Tageszeiten)，并提出了文学史上至关重要的概念——世界文学。歌德提出：“民族文学这个术语如今已没有意义，世界文学时代近在咫尺，大家必须努力推进它的到来。不过，当我们以此定夺外来内容时，千万不能把自己阈于特定之物，并将其视为范例……”(46) 我认为，歌德的世界文学概念由于强调不同民族文学间的发生与关联，至今在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仍占有一席之地。虽然歌德之后还有不少人提出过其他概念，可它们大多有失偏颇，不成气候。例如，有人把世界文学概念视为从各国文学中精选出来的经典，也有人视之为全世界的文学体系。 重要的是，歌德提出的概念乃源自他对东方——中国文学的阅读理解，虽然在此之前，他早就读过并熟知英国、法国、西班牙、塞尔维亚、现代希腊、波斯、印度等国的文学杰作。1827年1月31日(约一百五十年前)，歌德同艾克曼谈话时提到了上述观点，当时他就想到了第一部翻译成德语的中国小说《好逑传》(最初的1761年版本为节译本，后来又出了数个全译本[1829年出版第一个全译本])(47)。从艺术角度而言，这部小说其实并不出色，但歌德的兴趣主要集中在两位主人公身上，“这对恋人相识已久，可到了夜晚共处一室时，两人竟能相互克制，促膝长谈，丝毫没有轻薄之举。此外，还有很多类似的情况，这些无不体现了得体的举止与高尚的道德。”(48)歌德认为，这部署名名教忠人的匿名小说与贝朗热(Béranger)的诗歌形成鲜明的对比(49)。在中国，《好逑传》里“坐怀不乱”的主人公铁中玉与《金瓶梅》里“见色起意”的主人公西门庆，恰恰是截然相反的两极形象。歌德很可能在《好逑传》里，看到了欧洲传统中罕见的元素，如弱不禁风、凌波微步的少女(50)。另外一个原因是当时的歌德年岁已高。当然，按照弗里登塔尔(Richard Friedenthal)的观点，歌德对《好逑传》的兴趣还可能因为“他毕生钟爱洛可可时期中国风格的艺术”(51)。 歌德非常清楚，在反思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时，有一点举足轻重，即这两者可以取长补短。尽管本土文学会受到外来文学异乎寻常的有力冲击，但每种民族文学都有必要、而且的确保持了自己的独特性。歌德与席勒时期的德国，以及普希金与莱蒙托夫时期的俄国都是这方面的例证。 歌德的世界文学概念不仅是他耄耋之年的产物，更是他凭借自己多年经验而逐渐得出的判断。但这一概念因一部东方小说而最终成形，多少有些偶然因素(52)。 大约一百年前，威廉教授提醒中国文学家注意歌德的世界文学观。那一年，各种纪念歌德的报刊杂志铺天盖地地涌现(53)。另外，当时中国最有影响的文学杂志《小说月报》也推出了歌德纪念专刊(54)。然而，由于编辑印刷地商务印书馆遭到目军轰炸，专刊发行工作不得不终止。 迄今为止，中国文人曾为纪念歌德逝世一百周年所做的种种努力仍鲜为人知。国民党外交部曾委派俞大维(1899-)(俞氏名义上为柏林中国使馆的商务专员，实际上是中国政府与德国国防部之间的联络人)代表中华民国参加在魏玛的纪念活动(55)，但他并未到场，只是赠送了一个花篮(56)。国民政府对歌德的冷漠与中国作家、诗人、哲学家的热情形成鲜明的对照。1931年底或1932年初，即便在日军重重阻挠的情况下，许多有关歌德的著作仍然与中国读者见面。 虽然在1932年3月22日出席魏玛歌德纪念活动的使馆官员中，没有出现中国代表的身影，但在北京、广东、上海等地(57)，仍有不少中国人在这一天共同怀念歌德的浮士德、维特，感念他的诗歌，默念歌德给全世界带来的讯息。 ※本文曾于1976年4月7日在德国魏玛举办的第三届亚非文学理论问题国际研讨会上宣读。特别感谢波茨坦德国中心档案馆为笔者提供有关歌德纪念年(1932)的相关文献，并慷慨允许笔者以论文形式发表。 注释： ①[中译者注]本文发表于1978年《亚非研究》(Asian and African Studies)第十四卷。此时，冰心尚未去世。为保证与原文统一，本译文不做改动，其他人的生卒年份均如此处理。 ②南京：南京钟山书局(1933年1月lO日出版，344页本)。 ③参见《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报道)》，载《拓荒者》1930年3月第七期(再版于1959年北京版《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第一卷，第282页)。 ④[中译者注]原文为德文，译文采用郭沫若版。 ⑤随邀请函附赠了英、德、中三种语言的《浮士德》场景介绍。其中德、中文版引用了原文，而英文版采用了意译的译文。邀请函文本附属于编号3300/2154/32号信件，现藏于波茨坦德国中心档案馆。 ⑥Clyde,P.H.and Beers,B.F.:The Far East(远东).4[，th] ed.Prentice-Hall,Englewood Cliffs Inc.1966,320. ⑦⑧参见当时德国驻哈尔滨的领事致柏林的德国外交部信函(藏于波茨坦德国中心档案馆，编号3300/9650/32)。 ⑨关于上海纪念歌德活动的描述，主要根据德国驻上海领事经由北京德国公馆转致柏林德国外交部的信函(藏于波茨坦德国中心档案馆，编号3300/1863/32)。随信附赠邀请函及活动计划。 ⑩与会者的具体信息详见于1932年4月10日的《德华日报》(Deutsch-chinesische Nachrichten)。月食的情况见于德国大使特劳特曼(O.P.Trautmann)致德国外交部的信函(藏于波茨坦德国中心档案馆，编号3300/673/32)及随信附加的无名中文报纸。 (11)引自广东纪念会邀请函的英文部分。英文原文为："the Faustian idea,the feature of unresting effort and incessant struggle,the eternal longing for perfection,the intensive desire for productive effort,for the blessing of mankind and at last the redemption in a metaphysical world in spite of earthly implications in faults and errors,is the deepest and the most extensive expression of German spirit and being"。 (12)德文邀请函亦附于德国大使的信函。这四行诗以及接下来的八行诗均出自歌德的《1825年9月3日木屋庆祝》(Zur Logenfeier des 3.September 1825)，参见Goethe:Poetische Werke(Berliner Ausgabe).Aufbau-Verlag 1972,Vol.1,529-530. (13)相关内容见信函No.3300/2154/32。参见注释3。 (14)相关内容见前页最后一条注释中的信函。 (15)这期特刊由北京大学德文系主编，共十六页。除了卡莱尔(Carlyle)的文章，特刊内容还包括尼采、圣勃夫(Sainte-Beuve)、勃兰兑斯(G.Brandes)的歌德简论，黑贝尔(Fr.Hebbel)谈歌德的诗歌，比德尔曼(Waldemar Freiherr von Biedermann)的《论中德四季晨昏杂咏》(Zu den Chinesisch-deutschen Jahres und Tageszeiten)，歌德与艾克曼(J.P.Eckermann)1827年1月27日的对话录(德文原文与部分中译文)，短文《葛德与百美新咏》，以及歌德的戏剧《塔索》(Tasso)第四幕译文(陈天心译)。 (16)Carlyle,T.:Heroes and Hero-Worship.Essays on Goethe.London,Cassel and Co.,Ltd.1908,325. (17)[中译者注]见《浮士德》第194行。 (18)该文的中译者是创造社成员段可情。此外，《读书杂志》还刊登了魏特夫(K.A.Wittfogel)(译文)、余生、胡秋原、周曙山论歌德的文章。曾虚白还翻译了名为《英雄与英雄崇拜》的书(上海：商务印书馆1932年版)。 (19)《歌德之认识》，第100-101页。 (20)这篇演讲的德文版刊登于《德华日报》。确切日期已不可考，不过可以肯定早于1932年4月1日。该文件作为No.3300/673/32号信函的附件，藏于德国中心档案馆。演讲的中文版刊登于1932年3月26日的北京《晨报》。参见《文学论文索引续编》第二卷，上海1933年版，第278页。 (21)Fung Yu-lan:A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中国哲学史Vol.1.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2,412,or de Bary,Th.Wm.(Ed.):Sources of Chinese Tradition.中国传统的源头New York-London,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3,4. (22)唐君毅的《孔子与歌德》首次刊登在《国闻半月刊》1932年10月第三期，后转载于《歌德之认识》，第295-311页。 (23)原文参见Goethe,J.W.:Faust.Vol.1,Leipzig,Verlag Philipp Reclam jun.1974,57.[中译者注：郭沫若的译文为：“我的胸心，已经解除了智的烦闷，无论有怎样的苦痛它都欢迎，我要在内在的自我中深深领略，领略尽全人类所赋有的精神，至崇高的，至深远的，我都要了解，要把全人类的苦乐堆积在我寸心，我的小我便扩大成全人类的大我，我便和全人类一样，最后终归消磨。”] (24)T'ang Chün-i,op.cit.,299. (25)此文首次发表于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1932年3月21日、28日及4月4日的第220-222期。 (26)详细内容参见Roy,D.T..:Kuo Mo-jo.The Early Years.青年郭沫若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85-93. (27)参见《歌德之认识》5页上宗白华的文章和郭沫若译《浮士德》第一部，上海1952年版，第82页。上海版是群益出版社1947年的再版，郭译本的初版是上海创造出版社1929年版，现藏于斯坦福胡佛图书馆。 (28)Gundolf,Fr.:Goethe.Berlin,Georg Bondi 1918,132. (29)见郭沫若的诗歌《创造者》。该诗首次发表于1922年5月的《创造季刊》，后收录赵家璧编：《中国新文学大系》第十卷，上海1936年版，第93-96页。 (30)《歌德之认识》，第331-333页。该文首次发表于1932年3月22目的《德华日报》。作者郑寿麟(1900-1990)，广东潮阳人，中国最早的德国研究专家。早年留学德国，获博士学位。历任四川大学、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教授、系主任及同济大学代校长等职，去台后任中国文化学院教授兼德国文学研究所主任。1931年他首先发起成立德国研究会(Deutsche Studiengeseltschaft)，该协会成为中德学会的先导。著有《德国志略》《中西文化之关系》等。——译者注。 (31)同上书，第285-293页。该文写于柏林，时间是1931年12月21日；首次发表于《大公报文学副刊》的这篇文章可能是陈铨博士论文《中德文学研究》(Die chinesische Literatur in deutschem Schrifttum,Glückstadt und Hamburg,Augustin 1933)的一小部分。 (32)《歌德之认识》，第255-284页。对诗歌翻译感兴趣的读者可参见冯至(1905-)从《德中咏时史》(Deutsch-chinesische Jahres-und Tageszeiten)(如整部作品)中选译的十四首诗。同上书，第269-280页。 (33)杨炳辰：《歌德与德国文学》，载《歌德之认识》，第217-225页。 (34)徐仲年的《歌德与法国》(同上书，第243-254页)乃专门为《歌德之认识》而作。参见前言部分的《宗白华附言》，第6页。[中译者注：徐仲年(1904-1981)，1930年获法国里昂大学文学博士。回国后任南京中央大学、上海复旦大学、中国公学等校教授。建国后任教于南京大学、上海外国语学院。主要译作有《茶花女》、《三剑客》等。] (35)《歌德之认识》，第227-242页。 (36)《歌德之认识》，第147-202页。该文最初发表于1932年9月的南京《大陆杂志》第一期。徐的小册子名为《哥德小传》(上海：女子出版社1934年版，共66页)。 (37)(38)《歌德之认识》，第197页。 (39)[中译者注]：作者引用的英译文为"And God saw everything that he had made,and,behold,it was very good"(The Holy Bible,Oxford University Press,n.d.,8)。中译文引自和合本。 (40)这篇文章题为《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载《歌德之认识》，第203-216页。有关维特与中国的话题，参见Leo Oufan:The Romantic Generation of Modern Chinese Writers.中国现代作家的浪漫一代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3,283-286。 (41)见赵家璧编：《中国新文学大系》第十卷，第99-100页。 (42)[中译者注]：郭沫若译文(《浮士德》第一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81页)。 (43)歌德的这一观点在《浮士德》中出现过两次，但有所不同。第一部中："Werd ich zum Augenblicke sagen:/Verweile doch! Dubist so sch
n!"(Reclam ed.1974,55)。第二部中："Zum Augenblicke dürftich sage:/Verweile doch,du bist so sch
n!"(Reclam ed.1975,225)。 (44)《歌德之认识》，第203-204页。 (45)Cf.Wilhelm,R.:Botschafter zweier Welten,with an Introduction by W.Bauer.Düsseldof-K
ln,Eugen Diederichs Verlag 1973,esp.6-38. (46)Quoted according to Hardison,O.B.,Jr:Modern Continental Criticism.现代大陆批评London,Peter Owen 1962,48. (47)详细内容见Ch'en Shou-yi:Chinese Literature.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中国文学史导论New York,The Ronald Press Co.1961,493-495. (48)(49)(50)Goethes Gespr
che mit Eckermann.歌德谈话录Berlin,Aufbau-Verlag 1955,277. (51)Freidenthal,R.:Goethe,sein Leben unds eine Zeit歌德生平与时代(in a Czech translation).Prague,Odeon 1973,696. (52)有关歌德在该领域的研究，详见Vajda,G.M.:Goethes Anregung zur vergleichenden Literaturbetrachtung.歌德对文学比较研究的建议Acta Litteraria,10,1968,221-238. (53)除了本文提到的几种，还有北京的《清华周刊》(35，4，1931)、《鞭策周刊》(1932年4月第五卷)、上海的《新时代月刊》(第二、三期)。 (54)根据周辅成撰写的《编者前言》，《小说月报》主编准备在1932年1月28日前出版纪念歌德逝世一百周年专刊。专刊作者包括宗白华、施蛰存(1903-)、赵景深(1902-)、委以新及段可情。据我所知，这是唯一一份歌德专刊出版计划的报告。参见《歌德之认识》，第4-5页。 (55)相关内容见于致南京德国使馆参赞E.Bracklo博士的信函(信函No.3300/1403/32的附页)。该信署名者为国民党外交部政务次长徐谟(1893-1956)。俞大维与徐谟的传记可见Boorman,H.L.(Ed.):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中华民国人物传记辞典.New York-London.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1,Vol.2,132-134 and Vol.4,73-74。 (56)相关内容见1932年4月19日德国外交部致北京德国使馆的信函(现藏于德国中心档案馆No.3300/2654/32)。 (57)另外，我们也应该注意天津举行的纪念活动。相关内容见于天津德国总领事致德国外交部的信函(现藏于德国中心档案馆，编号3300/470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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