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与20世纪世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主义论文,世纪论文,世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迄今为止，国内外学术界关于民族主义的界定众说纷纭。然而就其原初内涵而言，民族主义无非包含三重基本涵义，即民族主义乃是指民族共同体的成员在民族意识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对本民族至高无上的忠诚和热爱，是关于民族和民族问题的理论政策，以及在这种理论政策指导或影响下的追求、维护本民族生存和发展权益的社会实践和群众运动。从历史发展进程来看，民族主义最初是西方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一种以建立独立统一的资产阶级民族国家为核心的思潮，以此为指导的运动属于早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部分，到19世纪中叶后逐渐蜕变为欧美列强对外扩张、争夺霸权的理论根据和精神动力。与此同时，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属国被压迫民族反抗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民族主义开始产生。而自本世纪初叶以来，民族主义以其难于驾驭的神奇魔力作用于全球各国各民族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各个领域，左右着整个20世纪人类历史的演进和国际格局的转换。难怪美国教授汉斯·科恩曾不无见地指出：“20世纪是有史以来整个人类接受同一政治观念——民族主义的第一时期”。（注：汉斯·科恩：《民族主义：它的意义和历史》，纽约1955年版，第89页。）纵观20世纪国际社会演变的全过程，民族主义基本上是在如下三个大时段对世界历史发生影响和冲击，即世纪初到二战结束、战后45年、后冷战时代。
一
20世纪初，以反抗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为主要目标的殖民地民族主义席卷亚洲大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后，更是以现代民族解放运动的面貌在亚非拉地区广泛兴起。
19、20世纪之交东西方的民族运动发生根本性转折。在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那里，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创建统一的近代民族国家的任务已经完成，资产阶级已由争取“天赋人权”和“人民主权”斗争的领导者演变为全球大多数居民和民族的压迫者和奴役者。原先基本上是单一民族国家的英法德俄日美现已变成控制众多被压迫民族的殖民主义国家。于是民族问题由局部的国内问题变为国际问题，逐渐和殖民地问题相挂钩，扩大为民族殖民地问题。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奴役成为该时期殖民地民族主义的首要内容。昔日处于前资本主义状态、而今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东方国家民族运动，以不可抗拒之势发展为摆脱殖民枷锁、建立独立民族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并形成第一次全球民族主义潮流。
这次浪潮的第一阶段，乃是本世纪初叶被列宁称为“亚洲的觉醒”的亚洲民族民主革命风暴。日俄战争中日本战胜俄国的结局给当时亚洲人民以极大刺激，由日俄战争触发的1905年俄国革命更使东方被压迫民族兴奋不已。“作为摆脱专制统治争取解放的一次斗争，它在整个亚洲都有着令人震惊的影响。……这次革命在亚洲所造成的后果，可以与1789年法国大革命在欧洲的影响相提并论。”（注：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导论》，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151页。 ）由此沉睡的亚洲被唤醒。1905－1911年伊朗爆发了反对卡扎尔封建王朝和俄英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革命，1908－1909年土耳其爆发了青年土耳其党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1911－1912年中国爆发了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在此前后，印度、越南、朝鲜、印度尼西亚等国也相继爆发了群众性的反帝斗争。这一连串的亚洲反帝反封建革命风暴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征：其一，这次亚洲民族解放运动具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争取独立的民族主义和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成为这次革命风暴的两面旗帜。其二，相似的历史遭遇、反帝反封建的共同使命，促使亚洲各国志士在革命期间相互援助，出现了“亚洲和亲会”、“东亚同盟”等区域性革命联盟组织。其三，最先由1905年俄国革命激发的这次东方风暴在亚洲各国间相互影响，引起连锁反应，成为世界革命的“新源泉”，反过来影响欧洲革命运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现代民族主义运动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兴起，特别是十月革命影响下的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构成了这次民族主义浪潮的第二阶段。显然，作为全球历史转折点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是对这一阶段民族主义运动发挥巨大影响的两个因素。一战一方面加深了帝国主义和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又为被压迫民族的独立解放斗争创造了客观上的有利条件。不仅英法老牌殖民主义列强力量大为削弱，而且以压迫各族人民为基础的沙皇俄国、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也在大战冲击中土崩瓦解；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获得有利契机，民族资产阶级经济实力和政治力量增强，在民族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大为提高；部分国家的无产阶级队伍也日趋壮大，开始独立地发挥反帝反封建革命的政治影响；殖民地人民民族自决意识和民族独立观念大大强化。更重要的是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创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相对立制度并存的国际格局，在世界帝国主义体系中打开了一大缺口，为世界被压迫人民的解放斗争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国际环境，在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和东方民族解放运动之间架起一座桥梁。
1919－1927年前后，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再度掀起民族主义运动的汹涌浪潮。其规模空前，几乎遍及亚洲各国，还扩展到非洲和拉美的部分国家。其中以朝鲜、中国、印度、阿富汗、土耳其、埃及、摩洛哥、尼加拉瓜等国的民族解放斗争较为突出。该时期亚非拉反帝民族运动大致呈现如下特征：首先，这些民族运动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启迪、鼓舞下兴起的，其反帝斗争也往往得到苏俄政府的积极援助，这在亚洲尤为明显。其次，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传播、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建立，以及无产阶级开始掌握革命运动的领导权，是该时期亚非拉反帝斗争中一个引人注目的新动向。再次，此时期民族主义运动的类型丰富多样，其中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成为该时期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主要类型。最后，这些民族独立运动相互配合，汇成一般强大的世界性革命洪流，猛烈冲击着国际帝国主义势力，给苏维埃俄国以有力支持，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作出贡献。
必须指出，除了上述亚非拉殖民地附属国的民族解放运动这一主流外，中东欧地区民族主义运动也是此次民族主义浪潮的一个组成部分。20世纪初，中东欧地区的各民族依然处于奥斯曼帝国、奥匈帝国和沙俄帝国的封建统治和民族压迫下。其中长期为奥斯曼帝国统治的巴尔干半岛各被压迫民族要求民族解放、建立独立国家的民族主义情绪尤为炽烈。1912年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结束了奥斯曼帝国对巴尔干半岛各族人民的专制统治和异族压迫。随着沙俄帝国在十月革命、奥匈帝国在一战中的土崩瓦解，中东欧地区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兴起，出现了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奥地利和匈牙利等一系列民族独立国家。但是一战后战胜国的分赃及凡尔赛体制的构建，使得这些国家之间关系和这些国家内部民族关系留下不少隐患。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在本世纪上半叶，狭隘反动的极端民族主义对国际关系的消极作用同样十分突出。这最明显地表现在它们与两次世界大战的关系，如果说德法俄大民族主义的躁动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有着不解之缘，那么以极端民族主义为核心的法西斯主义更是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这两次世界大战的根源，固然都在于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及其对世界霸权的争夺，但在其基础上表现出来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泛德意志主义、法国民族复仇主义和俄国泛斯拉夫主义，则无疑成为1914年一战爆发的直接起因。而在一战结束后仅仅20年间，在德意日法西斯通往世界大战的道路上，自始至终贯穿着一条以扩张性和侵略性为特点的极端民族主义政治化的主线。正是这种为攫取本民族狭隘利益而不惜牺牲他民族利益的极端民族主义，将德意日三国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封建主义、军国主义、沙文主义、种族主义和极权主义等各种支离破碎的因素兼容一体，在“实现帝国荣耀”、“获取生存空间”的幌子下蛊惑民众，对内实行恐怖独裁统治，对外掀起侵略扩张、谋求世界霸权的战争狂潮，最终给人类带来空前浩劫。
二
美国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曾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个主要差别在于欧洲殖民地的结局，“欧洲对殖民地帝国的控制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被削弱，但还没有遭到彻底的破坏；实际上，欧洲因获得作为托管地的阿拉伯世界而扩大了它的殖民地范围。相反，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可阻挡的革命浪潮席卷诸殖民地帝国，极其迅速地结束了欧洲的统治。”（注：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811－812页。）的确，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鼓舞下，亚非拉民族民主运动蓬勃高涨，广大殖民地附属国赢得民族独立，宣告帝国主义全球殖民体系的彻底崩溃，第三世界作为国际舞台上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逐渐崛起，以此为主流，形成本世纪第二次民族主义浪潮。
从1945年二战结束到50年代中期是这次民族主义浪潮的初兴阶段，其主要成就为亚洲和北非一大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经过斗争赢得民族独立。东南亚和南亚是该时期全球民族独立运动的两个集中区域。总体说来，二战后的亚洲东部民族解放运动与非洲、拉美相比较，不仅来势较早，成就突出，在瓦解帝国主义殖民体系过程中起到了先锋作用；而且在巩固独立、发展民族经济方面，亚洲一些新兴独立国家也对拉美国家起到示范效应。与北非各国争取民族独立运动普遍兴起相对照，该时期撒哈拉以南非洲人民反帝运动基本上还停留在要求民主权利和实现自治阶段上。1952年肯尼亚掀起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武装斗争“茅茅运动”，成为战后英属非洲殖民地最大规模的一次反帝武装斗争，更是一场“为争取民族独立而战”的“具有现代意义”的民族主义运动，（注：巴兹尔·戴维逊：《现代非洲史：对一个新社会的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04页。 ）对东非乃至整个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同时，维护民族独立主权、反对美国干涉掠夺，成为这一时期拉美各国民族主义运动的主要内容。其中以1952年推翻亲美独裁政权的玻利维亚人民起义和1950－1954年危地马拉反美解放斗争最为突出。
这次浪潮的高涨阶段是从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末，其特征表现为：以亚非会议以及在“万隆精神”基础上形成的不结盟运动为标志，由前殖民地附属国演变组合成的第三世界作为一支独立的新生力量在国际舞台上初步形成，开启了国际格局多极化的进程；这一阶段民族运动的浪潮重心已移至非洲，突出表现为黑非洲诸国锐不可挡的独立高潮，英法在非洲的殖民统治基本被摧毁，同时中东和拉美地区的民族主义运动也向纵深发展，以建立和捍卫独立的民族国家为主要目标的民族主义运动在亚非拉广大地区掀起蓬勃高潮。这样，从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末前后，亚非拉大多数国家取得民族独立斗争的胜利，从原先的殖民地附属国变为新兴的发展中国家，本世纪初构筑的帝国主义世界殖民体系，在历经近半个世纪的亚非拉民族主义运动的阵阵冲击下已告土崩瓦解。
70－80年代为这次民族主义浪潮的尾声阶段，亚非拉人民的民族民主运动向纵深推进，第三世界在争取国际新秩序的斗争中迅速崛起和壮大。主要内容为：亚非拉国家和人民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反抗帝国主义和新老殖民主义、反对种族主义和霸权主义、变革国际经济秩序等一系列的斗争和努力。这具体表现在以下三方面：首先，殖民地附属国继续开展反对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促使全球非殖民化的基本完成。这主要集中在葡属非洲殖民地、南部非洲、加勒比海地区和大洋洲地区。其次，第三世界国家反对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捍卫民族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正义行动，成为这阶段民族主义浪潮的主流。在东南亚，印度支那三国胜利展开抗美救国战争。在西亚和中东，阿富汗人民进行抗苏民族解放战争，巴勒斯坦人民开展争取民族合法权益的斗争。在拉美，也出现了“外抗强权、内争民主”的民主化进程和阿根廷反对英国占领马岛的战争。再次，发展中国家为巩固民族独立、振兴民族经济、维护世界和平，展开争取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不懈努力。包括打破超级大国控制联合国的局面，第三世界国家反对超级大国海洋霸权的斗争和石油输出国的石油斗争，不结盟运动和七十七国集团推动南北对话、南南合作的行动。
由此可见，从二战后到80年代末，民族要独立、国家要解放、人民要自由的汹涌波涛在亚非拉三大洲奔腾不息，导致国际舞台上一支新生力量——新兴的发展中国家脱颖而出，构成本世纪第二次民族主义浪潮的主流，促使全球两极国际格局的演变。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段时期里，反对超级大国政治和霸权主义的除了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这支主力军外，还有分别来自东西方阵营内部各国的民族主义力量。在资本主义阵营中，表现为法国、西德、英国、日本等国力图消除对美国经济上的依赖和外交的依从，以民族主义旗帜维护自身权益、反抗美国霸权，重振国力，增强对国际政治经济事务的影响力；在社会主义阵营中，表现为中国、南斯拉夫、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国试图摆脱苏联模式的桎梏，将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本国国情相结合，探索民族振兴、国家富强道路，抵制苏联干涉内政，维护民族主权和利益。这些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和大国扩张主义、捍卫民族独立自主权利的各种努力，自然也是本世纪第二次民族主义浪潮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们和亚非拉国家民族民主运动一起，一浪又一浪地冲击着美苏两霸主宰世界的雅尔塔体制，推动了国际格局多极化趋势的逐渐成熟。
三
在80年代末开始的后冷战时代，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在全球再次兴起。此次浪潮首先发源于前苏联东欧地区，主要表现为：在民族分离主义狂飚的席卷下，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分别在1991、1992和1993年相继解体，形成20多个新的民族独立国家。同时该地区各国内部的民族危机急趋上升，而且各国之间的民族矛盾和领土纠纷也纷涌而现。短短的三四年内，这股民族主义洪峰又向全球挺进，世界各地的民族争端、种族矛盾、部族冲突、宗教纠纷以及分离主义、复国主义、排外主义和部族主义等形态各异的民族运动此起彼伏，“从南非各城市边缘到斯里兰卡海岸，从科索沃山谷到巴斯克山区，已经发出武器的铿锵声。”（注：曼·科恩克：《世界很可能面临一个打内战的世纪》，德国《世界报》1993年1月11日。）
这场波及面极广的民族主义浪潮的勃发，是各方面因素交互作用的合力结果。简言之，东西方冷战结束、世界格局转换，是此次民族主义浪潮爆发的国际背景；世界现代化、全球一体化所带来的各国各民族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政治演进不同步，则是这次民族主义浪潮掀起的深层原因；有关国家政府无视民族发展规律，背弃民族平等原则而执行大民族主义，造成民族经济政策的长期严重失误，是这次民族主义浪潮形成的国内缘由；历史上“分而治之”的殖民政策、大国强权政治以及近年美国等西方国家有目的的推波助澜，是这次民族主义浪潮泛起的历史和外部因素。
如前所述，本世纪前两次民族主义浪潮的主流基本上是殖民地附属国及其独立后形成的发展中国家为争取、维护民族独立所进行的民族民主运动，对照之下，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不仅波及地区甚广，而且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明显具有空前的多样性和复杂性。除了前已提到，此次民族主义浪潮首先在前苏联东欧地区掀起这一特点外，还表现出如下明显的特征：
第一，民族分离主义成为这次民族主义浪潮的主流。90年代初在前苏联、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等多民族联邦制国家内部纷纷再现分离主义运动，原先的加盟共和国相继脱离联邦而恢复为主权的独立国家，其中既有战争分离，也有和平分手。引人注目的是，一些原少数民族建立自己的主权国家后，它们内部的原多数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担心自己权益受损，又纷纷要求在这些新独立国家的内部再分离，而与母国合并或建立自己的独立国家，从而在前苏联东欧出现“原子裂变式”局势，国家越分越小也越多。在前苏东的民族分离主义潮流影响下，不仅中东、非洲、南亚和亚太地区出现类似的分离主义或复国主义抬头趋势，多年来一向平衡的西欧北美也分别遇到北爱尔兰、科西嘉、巴斯克、魁北克和夏威夷等地分离主义问题再现的困挠。第二，民族问题与宗教因素、领土争端相互交错。当前在许多欠发达国家和地区，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与宗教观念的强化往往是相伴而随、交互作用的。近年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上升的势头，已成为制约、影响整个中东乃至全球国际格局演变的关键因素，在阿以冲突、苏丹内战等民族纷争的背后都有着宗教抵牾的背景。民族分布地域与国家疆界不相一致的普遍状况，也时常造成民族问题往往与领土争端密切相关，导致有关国家之间难以梳理的纠葛冲突。不仅马其顿、保加利亚、希腊在马其顿的民族和领土问题上的龃龉不断，而且埃塞俄比亚与索马里的欧加登争端、印度与巴基斯坦的克什米尔争端，构成民族之争与领土之争重叠的显例，而难分难解的波黑三方内战乃至今天引人注目的科索沃危机更是民族、宗教、领土之争“三合一”的典型代表。第三，此次民族主义浪潮虽波及全球，却也呈现相对集中的特点，形成若干民族冲突热点集中带，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从巴尔干半岛向东，越过西亚、经高加索山区到达中亚的热点集中带。在这一个不同民族宗教文化交融碰撞的文化断层带周围，计有几十个现存的或潜在的民族冲突热点，包括波黑内战、科索沃危机、阿以冲突、纳卡冲突、车臣战争、塔吉克内战、阿富汗战乱及克什米尔争端等。这些冲突热点不仅在地理上互相连接，形成狭长带状，具有某些共同特征，都是历史遗留的民族宗教矛盾与现实的政治经济权益之争相纠缠的产物；而且在影响和后果方面相互牵连、产生合力，向北冲击俄罗斯和中东欧，向南殃及中东和南亚，向西影响欧洲联盟，向东波及亚太地区。第四，国际社会对民族冲突的干预明显增强。海湾战争造成的破坏性后果，波黑、索马里、卢旺达因内战出现的大规模残酷杀戮，引起世界各方强烈震惊和忧虑，以致要求对民族冲突以及由此引起的局部战争进行国际干预，以阻止悲剧继续和升级。联合国、欧共体、北约和非统等一些国际社会和地区组织出面担当这种干预角色，其中联合国的作用最为突出，通常以派出维和部队的形式进驻热点地区如波黑、索马里等，实行停火监督和人道主义援助，美国及英法往往是其中的主要力量。然而这种国际干预在具体操作上十分复杂，特别是以唯一超级大国自居并自称对冷战后世界负有“领导责任”的美国，其参与国际干预的目的和实效正引起越来越多人们的沉思和警觉。
这次民族主义浪潮的涌现，对当今国际社会形成阵阵不息的强烈冲击波。一方面，它导致国际力量对比失衡，地区冲突频仍。在前苏东地区，民族危机与政局巨变的交互影响已众所周知，而民族分离主义浪潮及“原子裂变式”的不断分离现象，使该地区各国综合国力受到严重削弱，使它们在新的国际格局中处于更为不利的战略地位，欧洲力量格局发生重新组合。而民族问题的普遍性和关联性，民族矛盾与领土争端的重叠，致使有关国家之间关系紧张、地区冲突不断，从而使格局转换中的国际社会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导的同时，存在着全球层次的缓和与地区层次的动乱这两种不同趋势。另一方面，这次民族主义浪潮也不可避免地造成有关国家政局动荡、经济发展受阻，为大国干涉别国内政提供契机。民族冲突引起国内社会治安恶化、暴力事件不断、政府危机频现，这在印度、斯里兰卡、南非、利比里亚屡见不鲜。民族纷争及引起的战乱不息打乱和延缓国民经济发展进程，破坏国内正常的经济联系和贸易往来，对外资和技术引进也极为不利，在非洲诸国已形成部族纷争、经济贫困的恶性循环。而某些外部势力利用各国民族危机到处插手，怂恿民族主义势力，以达到对这些国家的瓦解、渗透和控制等卑鄙目的，这在前苏东和非洲地区已为世人有目共睹，例如，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利用科索沃问题，粗暴侵犯南斯拉夫联盟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此外，民族主义潮流的蔓延还触发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军备竞赛（如印度、巴基斯坦）、恐怖主义（如中东、南亚）和难民外流（如波黑、卢旺达）等问题，形成对国际社会和平与稳定的严重威胁。
显然，20世纪末叶兴起的这股民族主义浪潮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顺应民族过程发展的规律，反对民族压迫，要求民族平等，发展具有民族特色的经济文化。这当然是对某些国家长期推行的民族沙文主义、利己主义及民族歧视政策的一种必然否定；但另一方面，这次民族主义浪潮更多地表现为其消极作用，特别是前苏联东欧泛起的民族分离主义明显带有反社会主义色彩，并具有热衷于建立独立民族国家的极端性和对其他民族的排斥性，这种民族分离主义的发展，无疑助长了狭隘的民族主义乃至大国主义、大民族主义倾向日益抬头。所以当今民族主义潮流的再兴，对内而言，有利于提高民族自信自强、加快民族经济文化发展的正效应，也有发展到极端狭隘的民族主义、甚至出现种族主义、沙文主义的负效应；对国际而言，它既有助于各民族以平等姿态参与国际事务的积极面，也有导致国际关系紧张、地区局势动荡的消极面。
当然，这次民族主义浪潮还处于方兴未艾之中，今后如何发展嬗变还存在着诸多变数，包括与全球一体化趋势的关系在内的众多问题还有待于人们密切关注、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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