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革命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新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革命论文,几个问题论文,中国论文,史研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摘要 本文通过若干重要历史资料，对中国大革命历史中涉及的几个重要问题作了新的探讨。笔者认为，国共“党内合作”是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唯一形式”，不存在“最好形式”问题；改组后的国民党，尽管其基层组织有较强的革命性，但权力为少数上层领袖人物所控制，其性质是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对大革命的领导权缺乏足够的深刻认识，时有反复，从未争取到革命领导权。
关键词 中国大革命 国共“党内合作” 国民党 领导权
近年来，中国大革命史研究日趋全面和深入，新观点时有提出，新的争议也应时而生。笔者仅就以下几个问题谈一些看法。
一、关于国共“党内合作”问题
专门研究国共“党内合作”问题的文章篇数不多，且基本上一致认为国共“党内合作”是国共合作的“最好形式。”本文拟从中国大革命的具体历史发展过程出发，从国共“党内合作”的形成这一角度，对这一问题作一粗浅评析。
国共“党内合作”是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理论在中国实践的产物，是共产国际远东战略的重要内容，也是世界反帝革命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思想认识根源则是资本主义立即崩溃论和世界革命条件全面成熟论。十月革命后一段时间，莫斯科一直认为一国不可能取得社会主义的最后胜利，于是构思了世界革命战略。首先建立了共产国际，然后帮助各国建立共产党，并为扩大反对帝国主义阵线而倡导共产主义势力与民族民主革命势力联合。当时，列宁、托洛斯基、斯大林等都认为，俄国只有通过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到达社会主义。共产国际“四大”时，列宁再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革命决不可能在一国范围内取得胜利，它只能汇合成为世界革命在国际范围内取得胜利。于是，列宁便着手帮助各国建立共产党。共产国际自1921年帮助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之后，便力促共产主义者与民族民主势力联合，以扩大反帝革命统一战线，并把合作目标最终选定在国民党身上。
国共“党内合作”是共产国际远东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形成基于莫斯科对国共双方的认识。倡导国共“党内合作”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认为，上海“虽然是中国最大的工业中心之一，但却没有我们所熟悉的那种工人运动”，而“农民群众对革命完全漠不关心，并且尚未表现出政治上的重要性。”〔1〕因此， “我对中国的运动及其发展的可能性获得一种十分悲观的观点。”〔2〕与此同时，马林则认为， “国民党就是《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中讲到的那种‘民族革命运动’的力量，”〔3〕“党员中可以发现各式各样的社会主义倾向的代表”，〔4〕他们“全都对苏俄抱支持态度。”〔5 〕马林的观点直接影响了共产国际。在关于国共关系的决议中，共产国际也指出中国“国内独立的工人运动尚不强大，”“工人阶级又尚未形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是国民党，它即依靠自由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小资产阶级，又依靠知识分子和工人。”〔6〕这样， 共产国际采纳了马林的主张，指示中共党员“到国民党中去进行政治活动。”〔7 〕前苏联中国问题专家格鲁宁后来解释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关系的这一决议时认为：“决议的出发点是中国的工人运动和共产党还弱小，领导革命的是以国民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否则“共产党根本没有必要参加国民党。”〔8〕
马林向中国共产党提出“党内合作”的主张后，遭到党内同志的一致反对。陈独秀还特意致信维经斯基，提出了若干理由明确表示反对共产党和青年团员加入国民党。面对这种情形，马林只好返回莫斯科同共产国际负责人商谈国共统一战线的具体办法，在得到共产国际的同意和支持后，马林又返回中国。这样，马林“凭借共产国际的全部势力作为后盾……真正贯彻了自己的政治路线。”〔9〕
从国共“党内合作”形成的历史过程可以看出，国共“党内合作”是孙中山先生只同意党内合作，坚持拒绝国共党外联系的情况下，由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提出，并凭借共产国际的支持而在中国得以实施的。可见，国共“党内合作”是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唯一形式”，认为它是国共合作的“最好形式”的提法是不科学和不适当的，因为没有其它的合作形式可供两党选择。
二、关于改组后国民党的性质问题
改组后国民党的性质问题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都没有把握住国民党的阶级性质。马林认为：“孙中山先生的国民党是中国现在一个有力量的民主和民族革命的政党，不能说它是资产阶级政党，而是一个各阶层革命分子的联盟。 ”〔10〕共产国际则认为国民党是由工人、知识分子、 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组成的民族革命集团，后来又表示它是一个革命的人民党。鲍罗廷更认为它是“完全为国为民的政党。”〔11〕1925年斯大林在一次谈话中又认为国民党是“工农政党的形式”。在共产国际第八次执委会上，艾尔科里认为，国民党不仅是一个政党，而且就它的本质和组织形式而言，在国民党内还有使它成为苏维埃类型的因素。斯大林还表示，国民党事实上将逐渐变成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机关，“要把国家全部政权集中于革命的国民党。”〔13〕这种观点已被历史无情地否定了。那么，改组后国民党的性质到底是什么？判断的依据是什么？对此，列宁有过一段精辟的论述。他说：“一个政党是否真正是一个工人政党，这不仅取决于它是否由工人组成，而且也取决于它由谁领导，它的行动和政治策略的内容是什么。只有这一点才能决定，我们遇到的是不是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政党。”〔14〕根据这一原则，我们可以对国民党的基层和上层机构的阶级构成和政治倾向进行具体分析，以认清改组后国民党的阶级实质及其权力的运行机制，从而明确国民党的性质。
据1926年12月《广东报》，1926年11月12日，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党员的社会成份及比例构成，差不多80%的国民党党员是农民、工人与学生，20%的则为商人、职员、军人等。据阿意韩范特《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策略》中的材料，国民党中央各机关42人中，共产党员只占4 人，国民党左派9人，右派与倾向于右派的7人，动摇不定的22人。
上面两个统计数字表明，国民党基层成份比较复杂，组织也比较松散，但工人，农民与学生占绝大多数，因而具有较强的革命性；而国民党上层真正倾向革命的占少数，领导的主体和权力的重心是倾向于资产阶级的。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国民党的“下层群众无法对上层人物施加直接的影响，他们从来都只能间接地发挥作用”，〔15〕而且，“从国民党内部的组织结构来讲，这是一个各种特点应有尽有，唯独缺少党内民主的组织。不少国民党的领袖不仅握有充分权力，而且实际上‘绝对独立’，不受国民党地方组织的约束。正常的会议和正常的选举等是根本不存在的。”〔16〕这充分说明，国民党的权力为少数上层领袖人物所控制，这些人担负着党的领导，决定着国民党的政策，左右着国民党的行动。在实际上，自广州政府以来，权力掌握在国民党右翼手中， 6个委员中，有5个属于右派，而武汉时期， “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党团作用（如联席会议之上）实际上已经被国民党的指导者所完全取消。”〔17〕因此，改组后的国民党的阶级实质及性质显然是资产阶级的。
三、关于中国大革命的领导权问题
中国大革命的领导权问题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也是当时一个复杂的现实问题。中国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有深痛的教训。有些人认为，共产党“掌握”了大革命的领导权后来又“放弃”了无产阶级领导权等等，笔者认为这些观点是值得讨论的。
1924年11月，邓中夏第一次明确提出：“只有无产阶级有伟大集中的群众，有革命到底的精神，只有它配做国民革命的领袖，”不久后，党的“四大”也指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以后，邓中夏进一步指出：“政权不是从天外飞到我们工人手中的，是要我们从实际政治斗争中去一点一滴的以至于全部的取得。政权我们不取，资产阶级会去取的。所以我们于国民革命，即为了取得政权而参加的。”从以上可见，在革命斗争中，中国共产党曾经认识了革命的领导权问题，并初步提出了夺取革命领导权的思想，可惜的是并没有在实际斗争中坚定不移地去贯彻和实践这些主张。相反，在整个大革命中，对大革命领导权问题的认识有过多次反复，许多领导人，甚至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常常把国民党推到革命的领导地位。
1920年，列宁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中曾讲到：“在封建关系或宗法关系和宗法农民关系占优势的比较落后的国家和民族中”，“各国共产党必然帮助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解放运动。”共产国际“四大”也指出，在中国革命中，“只要国民党在客观上实行正确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就应当在民族革命战线的一切运动中支持它。”〔18〕可见，共产国际认为在中国革命中，共产党应该处在“帮助”和“支持”的地位，不要单独起领导作用。与此相应，陈独秀认为：“凡属民主革命分子，若要真的革命，便应该集中在民主革命的中国国民党，才有打倒军阀的希望。若是大家都想另树一帜，这便是儿戏，出风头，不要革命”。〔19〕受此影响，党的“三大”宣言指出：“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1925年孙中山去世后，中共更公开表示：“中国共产党对于孙中山先生及国民党所领导的中国民族自由运动，始终表示充分的同情，今后对于国民党及其所领导的民族运动，仍旧协同全国工农群众予以赞助，决不因中山先生之存殁而有所变更。”〔20〕这样把国民党推到了领导地位。1926年1月，邓中夏又讲：“现在中国需要一个国民革命， 但是要成就国民革命，必须有一领导各阶级革命民众，以从事打倒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军阀）之国民革命的政党。这个政党，就是孙中山先生所首创之中国国民党。”〔21〕从上所见，我们党在意识到革命领导权的同时，却认为应当由国民党来领导国民革命，从而在实际上甘愿处在了“帮助”“赞助”和“支持”的地位。广东地委在给国民党的一封信中公然申明：“共产党承认国民党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目的是在统一领导下支持和巩固国民党的力量。”〔22〕北伐军占领长沙后，“中国湘区党委便渐次退到在野党的地位，把国民党的重要工作交给左派。”〔23〕而对于江西地方上的许多共产党担任地方行政官一事，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看法是：“这些同志将失去同群众的联系，我们的党将不再为群众所信任。因此，这些共产党必须辞职，或者退党。”这样，“1925—1927年中国大革命期间，中国共产党在统一广东和北伐时期，曾两度领导中国无产阶级投入公开的战斗。但是，斗争的主要领导权两次都掌握在中国资产阶级手里。两次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在争取革命领导权的斗争中，犯了许多机会主义错误，”〔24〕从而使“自第四次全国大会以来所高叫的国民革命中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去年第二次扩大会议以来所高叫的资产阶级争领导权，都成了好听的一句空话。”〔25〕综上所言，中国共产党对革命领导权问题的认识远不够清楚和深刻。而且动摇不定，时有反复，在实际斗争中表现得也非常软弱。正如瞿秋白后来所说的，那时我们党所谈的领导权，是指对于民众运动的领导，而政权与军权是排队在外的。另外应该指出的是，领导权与领导作用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发挥领导作用的，不一定具有领导权或处于领导地位，反过来，具有领导权或处于领导地位的，也不一定能发挥领导作用。这种推理的逻辑结论是，即使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大革命中发挥了领导作用，也不意味着共产党掌握了革命的领导权。
上文是笔者在中国大革命史研究中几个问题的粗浅看法和见解，意在抛砖引玉，求教于同行。
注释：
〔1〕〔2〕〔3〕〔4〕〔5〕〔7〕《马林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12、15、39、17、28、21页
〔6〕〔18〕〔24〕《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76、 177、420页
〔8〕《马克思主义研究参考资料》1981年第2期
〔9〕〔荷〕弗.梯歇尔曼《马林（亨克.斯内夫利特）政治传记（摘录）》
〔10〕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43页
〔11〕《鲍罗廷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26页
〔12〕〔13〕《斯大林全集》第17卷第124页、第9卷第203—204页
〔14〕《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
〔15〕罗易《中国的革命和反革命》
〔16〕《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体会议总结》
〔17〕《八七会议》第25页
〔19〕陈独秀《怎样打倒军阀》见《向导》第21期
〔20〕《中国共产党为孙中山之死告中国民众》
〔21〕《工人之路》第194—195页
〔22〕《国际新闻通讯》第617期
〔23〕李维汉《回忆与研究》第125页
〔25〕《中央政治局对于国际第七次扩大全会中国问题决议案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