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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I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0)01-0094-08
2007年，中国文化界出现了一件与媒体密切相关的大事：文化与媒体的持续嫁接，终于生产出了众望所归的媒体文化明星。由央视《百家讲坛》推出的“学术百家”，打造学术之“星”的活动有声有色地推动起来，也使得文化软实力的培育和“繁荣”找到了一个坚实的落脚点。关于当代媒体制造的奇观事件，大家已耳熟能详，甚至它的轰动效应也已今非昔比。道格拉斯·凯尔纳曾这样来描述媒体社会的魅力：“媒体文化会继续成为新千年社会变革的主要记忆之一，其影响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得多。媒体文化为性别文化、社会认可的行为、生活方式和时尚提供范式，它也制造出一个又一个时代的偶像。这些媒体的神祉集金钱、美貌、名誉和成功于一身，是大千世界中芸芸众生理想和目标的化身。”[1](英文原版前言，P8)当我们在这样一个媒体奇观的意义上来认识中国文化之“星”的诞生，从媒体文化的本体存在来理解这种造“星”的意义，就不难思考在一个审美祛魅时代呼唤文化明星的任何可能，它固然会如凯尔纳所说的实际上是在生产一个全新世界的超级感觉，但仔细打量，它的“全新”却也是别有一番滋味、别有一番境界。
一、身体与身份编织中的温馨
在文化明星出现之前，中国公众对明星的认识主要源于媒体大量传播的演艺明星和体育明星，中国的明星文化伊始也是由他们与媒体联合打造的。这种媒体明星的最大特点是，他们具有不同以往的新型的偶像内涵。现代媒体打造的明星偶像与传统中国社会中的政治伦理意义上的家国偶像相去甚远，不仅在崇拜的形式上，而且在崇拜的内容上。简言之，前者的崇拜实际上是在消费社会里消费型崇拜，它既具有魔幻的形式，又具有现实的利益，也就是说，这种偶像既可崇拜又可消费，而最佳的境界就是在崇拜中消费，在消费中崇拜。所以，媒体明星偶像是一种文化资本或者说是一种文化资本权力倾心打造的具有高度消费性的文化产品。资本参与所留下的痕迹就是给观众一种消费中的强烈愉悦感和满足感，这样的明星偶像具有非常世俗的存在价值，既新潮时髦，又具有软性亲和力，非常容易与大众零距离接触。也只有这样，消费社会的明星偶像才可以不断地延续资本，操控消费者的意识形态讲述的力量，也才可以不断把资本利益不露声色地输送到大众的身边，输送到整个社会的大众意识中，而把利润法则神不知鬼不觉地操控在自己的手里。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政治伦理偶像崇拜是不可能有消费观念和资本权力的介入和浸润的，其自身的纯粹性、神圣性足以摄取人们的魂魄，其自身的威严远大于消费文化打造偶像的人为制造的效果，他们高高在上所要求的绝对服从性，使得崇拜者的崇拜投入缺乏身心愉快，而常常是在一种被动和麻木的状况下获取虔诚的心灵裹胁甚至恐惧。
说到演艺明星和体育明星，他们的公众形象是以“星”来标榜的，对他们的制造首先以“星”这一称谓来加冕，然后再用比较有特色的形容词打扮一番，以标示明星的不同特质和地位差异。应该说，演艺明星和体育明星崇拜主要还是身体崇拜，以及由身体构造的明星光环的崇拜，它包括对明星身体各个细部的迷恋，对明星的发型、声音、眼神、身材、服饰、肢体、动作等的心仪，再就是对明星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生命体的把玩，这样的崇拜是投射式的、模仿性极强的，容易形成偶像崇拜的迷狂性，表现出的是感情更执著，心里更专注，爱意更浓郁。此外，消费文化中媒体明星的外在环境营造也十分重要，比如出场前的打理就是一项繁重而艰巨的任务，其中的消费要件，样样不可缺少，它必须在最大限度上符合消费群体的审美预期。无论是化妆、服饰，还是灯光、布景，外在的造型和适当的氛围是媒体明星偶像的一个最基本方面，也只有在这样一种精心安排和足够热烈的场面中，媒体明星的直观身体才会焕发出前所未有的诱惑力，也才可能真正与现场粉丝的崇拜之心相吻合，在幻觉中强化粉丝崇拜的陶醉感和幸福感。
文化学者作为新型的媒体明星，他的消费侧重点显然具有完全不同的表现形式，其主打不是身体的直观造型，不是现场感的活生生的身体热力的进发，不是面对面投射式的狂热煽情，而更多的是获得了某种程度积淀的讲述内容、文化气质、风度涵养和学理态度等。文化学者的出场并没有采用制造消费明星时使用的必要手段，无论是外在的场所、布景，还是明星本人的表情、动作，都与演艺、体育造星术不尽相同，也形成了预期中难以想象的形式反差。同样是媒体的包装和播散，文化学者固然也需要认真对待外在的装扮，也需要有适当的环境，尤其是与听众互动的环境，但他强调的似乎是在身体之外的身份内涵的呈现。
文化明星的公众聚焦点显然在“文化”二字。一位文化学者在大众传媒的聚光灯下登台亮相，他是否能够成为观众喜欢的一个明星，除了具备一些基本条件外，比如高超的技艺、魅力的外形、富于感染力的神情，他还具备娱乐、体育明星所不具备的对于文化明星似乎是更重要的内容，那就是身份——附加在身体之上的层层光环。当然，从直观的现场和具体的场景中，一般观众无法了解和探测这种身份的存在，也比较难以理解这种身份所赋予文化明星的内蕴，但是，仔细观察就可以明了，文化明星的身份一方面可能通过明星自己的言谈透露出来，而更多的是通过媒体广告、短小的宣传片或者是节目主持人的现场介绍，轻松地就可以使观众了解到这位文化明星的不同一般人之处。文化明星的身份大致可指涉几方面内涵，它们在身份功能的发挥中具有不同的呈现形态，同时也会与他所传播的思想和理念密切相关。
首先是性别身份。这里的“性别”并不是简单地指男女生理上的性别，媒体呈现的文化明星，他的性别实际上是模糊的，是需要说明的。性别身份不仅仅是指性别事实，还意味着他的性别立场是怎样的，秉持怎样的一种性别态度，这在媒体呈现上非常关键。性别立场决定文化学者是以怎样的面目出现在媒体上，出现在观众面前，尤其是生理上的女性学者，她们作为文化学者的性别立场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力，是她们成为文化明星的基本条件之一。受当今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影响，中国女性文化学者的自我意识获得了极大的增强，她们对男权社会的批判，对父权主义的批判，极大地提升了她们自身作为文化学者的地位和分量，而且她们在各种公共场合对自身外观的重新包装使得一种强女人意识透露在表情、举止的方方面面。这样的性别改造和潜意识里的男性化倾向，导致女性文化学者时刻流露出一种女性另类的自大和自恋，通过摒弃女性气质而达到女性解放的实现。通常意义上，这样的性别定位和角色扮演，完全不同于一般娱乐、体育明星的造“星”之途径，它在相当程度上违背了大众消费文化的基本特质，也难以成为易于消费的文化明星，因为她们在相当程度上远离了大众的消费趣味。作为女性学者来说，人们首先还是要消费这个“女”字，女性身份的游移所造成的直接后果是，观众传统的性别意识的错乱和对新的消费对象的性别表演的无所适从，它从根基上颠覆了消费者内在的性别预期，但也恰恰就在这样的一种有意无意的颠覆中，观众的消费指向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变化，女性消费期待的降低使得其他的消费内容登上台面。
其次，身份如何与身体进行有效的互文，这也是媒体文化明星“登堂入镜”策略的主攻方向。不同的职业应该具有自己外在的身份特点。在中国过去的革命宣传画时代，职业特点曾经非常鲜明，比如工人总是与安全帽、铁锤联系在一起，农民总是与白毛巾、麦穗联系在一起，解放军总是与钢枪、戴领章帽徽的军装联系在一起，这些要素实际上已经成为鉴别身份的重要符号。这样的符号化生存，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表现。一般来说，人们喜欢在真实而具体的日常生活之上把生活内容加以符号化，这成为人们表达自己的日常感受的一种基本方式。符号化实际上是“物化”的变种表达。通过联想和虚拟，把某物与意象、观念联系起来，具体之物抽象为符号之物，它不再仅仅具有物的使用价值，或者不再仅仅通过使用价值来判断物的有用性，而是通过抽象后的物的符号价值来达到传情达意的目的。戒指不再仅仅是金属类的装饰制品，它更重要的是说明一个人的生活状况。房屋不再仅仅是用来遮风挡雨的居住之所，它还是趣味、地位和财富的象征。观察的视野如果再扩展一步，还需要指出的是，这样的物的符号化已经形成了一个覆盖整个社会的网络，也就是说，符号化网络实际上管理和控制着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一个人的生活状况和社会价值无疑会被纳入其中加以评估。身份犹如符号，它可以单独地也可以复合地附加在身体之上，从而使身体不再仅仅是生理之物，而成为文化之物。附加在身体上的符号越多，它的文化内涵就越丰富，社会化程度就越高，它在符号网络中的影响力就越大。
媒体于丹造“星”术的成功秘诀，首先在于她作为女性学者的外在表现。大家通常会注意到，中国媒体所打造的文化明星一般都是与中国传统文化密切相关的学者，或者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者。从这一意义上，他们的身上或多或少都会带有中国传统文化的气息，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这样的公共文化形象会给当下在西方文化和消费大潮冲击中艰难跋涉的中国知识分子和公众一种天然的亲切感和依托感。媒体于丹的亲近感也同样来自内在于自身所具有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和气质，而这一符号内涵对单纯性别的改造是不能不考虑的成功要素之一。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社会在妇女解放这一话题上，经历了两个阶段并累积成为两个层面，一是现代革命时期妇女的思想解放，一是当下消费社会妇女的身体解放，而两者的结合，使得中国妇女的解放可谓是彻底的解放——从心灵到肉体。媒体于丹在进入中国当下的符号化网络社会之时，既要面对一个大的妇女“解放”的氛围，又要把自己对于妇女解放的理解和实践带入媒体公众的面前。所以，作为媒体打造的文化明星，如何表现妇女解放和女性主义思潮下的身份要求，如何在这两种解放与中国当下所提倡的传统文化的夹缝中获得一种观众认可的合情合理的平衡，这对任何一位女性文化学者而言都是不小的难题。
媒体于丹少见有裙装在场，通常是下身着黑色的长裤，上身则搭配色调比较明快、鲜亮一些的有领有袖的正装，除了项链之外，身体的其他部分没有更多的装饰，脸上的妆容也格外淡，不经意间几乎难以察觉，头发是短短的那种，短到几乎像男性发式，但前面的刘海儿却有几多分离和游动，让人感觉到面部打扮上的些许变化。媒体于丹在镜头前的坐姿显得比较随意，但内含着相当程式化的规训痕迹——流行的内敛式的女性双腿并拢的坐姿，说话时面部表情并不丰富，反倒显得相当含蓄，说到情绪高昂处，眉目间也似或稍有舒展、紧绷、蹙额、笑靥之状，面色健康，符合大众内心的标准，面色的光泽也表示出内心深处的某种宁静和思考状态，肢体语言不是很多，手势也是有限度的。观媒体于丹之外表，一种无须多言的含蓄随处可见，与中国传统文化保持了一种不易察觉的互文，但与此相关的另一面——开放与展览的意味又是十分的浓烈。她会用自己说话的节奏控制着场面的松弛，更会用带有自身体温感悟式的机智(警句)来推动一个个小小的波澜，举手投足间也会让人领略到她的女性体能的动感活泼。
要解释媒体于丹公众形象在符号化社会网络中的成功打造，还需要从充满镜头感的身体与身份的互文过渡到对身份加以确证的符合大众审美趣味的文化诠释。极致化公众形象符号离开市场化的精心包装是难以完成的。
二、经典解读与大众故事中的温存
如果随意采访一个喜欢媒体于丹的观众，你问他喜欢媒体于丹的什么，我想尽管答案会不同，甚至大相径庭，但有一个事实恐怕是大家都会认同的，那就是媒体于丹是一个出色的说故事者。在中国传统意义上，说故事一般有两类人，一是说评书者，这类人的社会角色十分固定，通常是在茶园、酒搂、戏院，甚至露天地，为观众说书讲史。而作为一种曲艺形式，随着在当代的不断发扬光大，20世纪80年代的说书热和听书热，给人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当然，这时的说书更多的是借助广播、电视等现代传媒，通过电波传导而深入千家万户。二是民间的讲故事能手，家里的老人尤其承担了这样的一个角色，他们的故事大都是祖辈口口相传下来的，内容未必完整，人物未必丰满，情书未必合理，但这样的故事应该说秉承了中国传统故事的一贯风格，不仅奸忠、善恶分明，而且教育意义极强，勉励后代发奋有为，明断大是大非，为国尽忠为家尽孝等。可以想见，能在日常生活中给大家说故事，给大家增添劳作之外的人生乐趣，同时给人以生活中的教益，自然会受到大家的爱戴。
媒体于丹作为一个说故事者与传统的说故事者不同，这首先表现在，传统的评书是真正的一段段故事，所说的内容大都由小说改编而来，其特点是好讲好听，有情节，有人物，有矛盾，有冲突，有跌宕起伏，有波澜不惊，有嬉笑怒骂，有金戈铁马，人物的命运成为故事的主线，故事的曲折成为吸引人的磁石。当年的刘兰芳、田连元、单田芳等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讲故事能手，而由他们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杨家将》、《隋唐演义》等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而媒体于丹所讲述的故事却完全不同，无论是《孔子》还是《庄子》，其实都难与评书、小说一类联系起来，也难与故事讲述联系起来，因为它们本身既没有感天地泣鬼神的故事情节，也没有活灵活现的故事人物。我在这里之所以强调媒体于丹是在讲故事，恰恰是看到了一位女性文化学者能够成为媒体明星的独到之处，或者说是在尝试深入揭示媒体于丹作为文化之星的聚焦点。
要把不是故事的东西讲述为故事，要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典籍变为大众喜闻乐见的通俗读物，这正是媒体于丹完成的一种另类的文化选择和文化生存诀窍。
从中国传统的文献分类看，经史子集四大类中，“史”是普通百姓接触最多的内容，“子”由于内容偏重哲理而不易为大众接受，日常生活中仅呈现以少量的警句或格言，而媒体于丹偏偏取“子”舍“史”。据说，于丹本人自有家学，从小就被引导背诵一些中国古代典籍中的重要内容，完成了她在她这一代人中不俗的知识积累。几十年过去了，这些早期的记忆开始复活。当然，每个人复活记忆的方式各不相同，媒体于丹是通过讲述——在故事中追求讲述的效果。值得注意的是，讲述与研究根本不同，它们在重构“子”的记忆中有着不同着力点，前者侧重呈现的是风格性记忆，是个体的情怀式表达，是寓教于乐的生动性和通俗性。从这个意义上说，讲述是选择性的，是感悟为基础的；后者则更多地关注研究对象的确切含义，并尽最大可能而无遗漏地发掘出原文的微言大义，它所采用的方式是考据、比较、推理和反思。其实，就“子”本身而言，后者的观照方式无疑更符合对象的特点，也更符合现代人对这一对象把握的习惯。在媒体于丹之前，应该不夸张地说，大量研究者为“子”提供了自己的皓首穷经的诠释和思考，也难怪在媒体于丹的“不入流”的关于“子”的讲述出现在公众视野之后，立即遭到学术“卫道士”的几乎众口一词的反对。北京大学有十名博士兴师动众地打出讨伐媒体于丹的旗帜，说她的讲述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践踏和毁灭云云。由此可见，如何进入传统，如何讲述传统，如何承继传统，前人已经给你准备了相当充分的资源供你挑选，前人也给你提供了必经之途让你前往，而任何偏离乃至背离的行为必然会遭到批判甚至诅咒。
我无法判断媒体于丹的行为是否是一种阐释传统文化的策略，但我更愿意相信媒体于丹是在用一种非学术性、非学理化的体验方式来完成自己心目中的“子”。“子”本身并不具有故事性，那么，如何把自己关于“子”的一己之“心得”传递给大家？如何让传统经典被消费社会中的大众所欣然接受？这需要对“子”的讲述进行必要的合理化设计。媒体于丹的匠心独运之处在于，她把经典充分故事化和身边化，或者说她尝试用故事性稀释传统经典的哲理浓度和语言涩度，用简明活泼的语言把其中的道理放在大家身边。
首先来看媒体于丹的关于经典身边化的诠释方式。这里可以举几个例子说明媒体于丹的具体做法和特点。媒体于丹在《〈论语〉心得》的开场处断言：
大家别以为，孔夫子的《论语》高不可及，现在我们必须得仰望它。
这个世界上的真理，永远都是朴素的，就好像太阳每天从东边升起一样，就好像春天要播种，秋天要收获一样。
《论语》告诉大家的东西，永远是最简单的。
《论语》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怎么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乐的生活。
说白了，《论语》就是教给我们如何在现代生活中获取心灵快乐，适应日常秩序，找到个人坐标。
它就是这么一本语录。[2](P5)
这种关于《论语》是怎样的一本书的介绍，以及《论语》对现代日常生活中的大众化意义，让你能够非常清晰地感觉到，不需要思考，也不需要绕圈子，直截了当，明白无误，而且仔细琢磨，这里的话都是有所指的，它们的道理浅显但具有现实针对性。
媒体于丹想要告诉大家的是，如果你把经典想得太高，想得距离你的日常生活太远，那你未免迂腐不堪，从某种程度上放弃了与“圣人”接触的机会。其实，“道不远人”，经典就在你的身边，它时常会与你缠绕在一起，它不露痕迹地存在于你的身边，如同太阳每天的起落，如同春天的播种、秋天的收获，自然而然，实实在在；而且，经典不是高深的学问，不是需要深厚的修养才能参悟获得的学问，实际上，真正的经典是非常朴素的，几乎每一个人都不会为能否获得经典而烦恼，关键在于，你是否意识到经典言说的道理就在你身边，是否意识到应该把经典存放在心里，落实在行动上。经典是通人情懂人性的，是日常生活中潜移默化地滋润人的心灵的，最为重要的是，经典是要教给人们日常规范，它所建立的日常秩序为人们的行为提供准则，提供为何这样而不那样的理据，而经典这样做的根本目的是要帮助你尽可能寻找生活中的快乐，使你的生活时刻充满阳光。
在完成经典的“身边化”铺垫之后，媒体于丹似乎是在不经意间开始了她的《论语》讲述——“心得”。“心得”二字既是媒体于丹处理经典的一种手段，也是她的经典讲述有别于其他(男性)研究者的地方。“心得”从表面上看是随意性的，因为是一“心”之得，所以可以天马行空独来独往，也可以笃思慎言循规蹈矩，但又毕竟是用心之得，如同吃草的牛，经过了自己胃的消化再把它“上”(讲述)出来给大众，道理说得浅显易懂，不时还杂有机智与顿悟。
首先，媒体于丹的“心得”选择性很强，这一目了然地呈现在她的《于丹〈论语〉心得》的目录上，整个目录有七个标题：“天地人之道”、“心灵之道”、“处世之道”、“君子之道”、“交友之道”、“理想之道”、“人生之道”。这七个标题划定了“心得”的范围。如果把这七条与孔子《论语》比较一下，就会清楚地发现，媒体于丹之“心得”完全无法与孔子之“心得”相提并论。媒体于丹只是抓住了与日常生活关系密切的人之为人的道理(“天地人之道”、“心灵之道”、“理想之道”、“人生之道”)和人之生活的道理(“处世之道”、“君子之道”、“交友之道”)这两个最一般也是最基本的方面，结合孔子的思想来阐发自己的体会。这一“心得”的前一部分，在我看来具有两种潜在的思想来源，或者说思想模式的来源，一是于丹这个年龄段所可能耳濡目染的(“文革”时期的)“革命理想”模式，一是随之而来的相当一段时间里(比如20世纪80年代)哲学(理)层面上出现的对人生意义的思考模式，这两种模式内化于心，再使之与中国学界对孔子《论语》或者说儒家人格乃至入世理想的阐释结合起来，只不过它们经过媒体于丹之“心”的过滤，在风格上显得更加个人化，是属于于丹个人的“心得”的，因为媒体于丹把对人的意义的思考身边化、情理化、人际化了，实际上，是把人的意义问题最大限度地落实在了她所关注的第二个层面——人之生活的道理。媒体于丹舍弃了孔子哲学中宏大的仁政核心观念[3](P16)——它的积极入世的谋求功名的内容。这样的一种对孔子《论语》的阅读，已经从传统的《论语》和儒学研究中走出来，而成为一种带有强烈个人情调的经典讲述。
而经典的故事化更使得一己之得的讲述具有了活的语言依托和新的趣味转换。媒体于丹的经典故事化讲述模式被人(中国学界)所“耻笑”，因为它在某种意义上会被认为是由于缺乏起码的经典阐释能力的一个结果，显然不具备经典阐释的资格，从而使中国传统经典在诠释中被漫画化和“儿科化”，但是，媒体于丹没有回避这样的问题，没有顾及可能出现的这样的指责。之所以如此，我以为她的内心潜在地珍藏着一种女性探视生命价值的热情，她的立足点不在死板的传统经典，而在活生生的日常生活内容。媒体于丹或许是以社会对女性学者的宽容为自己出场的基础的，或许就是在心里打定主意，要在男性统治的经典阐释领域，以一个女性学者的身份到场，要以故事替代推理、以心得替代论辩、以感性替代理性、以风格替代规范，最终打造出一部女性视野下的儒家经典阐释的故事化版本。
我们可以进一步浏览媒体于丹是怎样讲述她的“心灵之道”的。在这一节里，媒体于丹想要告诉大家的是：“每个人的一生中都难免有缺憾和不如意，也许我们无力改变这个事实，而我们可以改变的是看待这些事情的态度。《论语》的精华之一，就是告诉我们，如何用平和的心态来对待生活中的缺憾和苦难。”这就是她所谓的心灵之“道”——努力改变自我对待世界的态度，而不是改变世界本身。不是男性的强力介入，而是女性的曲意迎合，不是男性改造世界，而是女性的改变自我，不是男性的自我中心，而是女性的他者中心。媒体于丹在这一段的讲述中安排了四个故事：一报刊登载的英国著名网球明星的故事、一则外国寓言、一个苏轼的故事、一个(来自铃木大作书中讲述的)日本茶师的故事。媒体于丹尝试用它们分别来说明：(1)不要随便接受生活中的缺憾，否则会导致不良后果；(2)用什么心态对待缺憾很重要，心态不同，生活质量甚至会完全不一样；(3)不幸降临时，要尽快让其过去，这样才会有好的心情；(4)一个人心里有什么，就会看到什么。四个故事到底能说明什么问题，或者说这样的例子是否能有效地传达媒体于丹想要告诉大家的“心灵之道”，或可暂时先不考虑①，这里的问题关键在于，利用故事讲述道理的这样一种形式，是最普通的人群都可以接受的，它在说明道理上具有直观和感性的成分，这也是媒体于丹讲述“心得”的独特的处理技术。讲故事与讲道理，两者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讲述中是普遍存在的一种形式，所谓的“寓教于乐”就是这个意思。把深奥的道理浅显化，把复杂的道理简单化，把严肃的道理轻松化，把精英的道理大众化，是需要一个有效的转换途径的。尤其是在当下快节奏的消费文化时代，在人们最后一抹历史的记忆尚未完全消失而有可能被勾起回忆之时，用一种温存的形式面对大众比用一种精致的说教面对大众更有可能被接受，更有可能获得高的接受率和感染率。媒体于丹的成功也就在这一层面上充分地表现出来。
媒体于丹关于“心灵之道”的讲述实际上是一种充满人情化和生活化的体悟。当然，媒体于丹还引用了孔子《论语》里的五段话来尝试作为佐证，这里不妨一一陈列如下：
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论语·颜渊》)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子贡曰：“夫子自道也。”(《论语·宪问》)
子曰：“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其未得之也，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论语·阳货》)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闻之喜。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论语·公冶长》)
子曰：“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论语·卫灵公》)
这五条，媒体于丹用来作为她的“心灵之道”的经典来源，也就是说她认为这些语录是孔子谈论“心灵之道”的名言。我们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第一则谈论的是如何对待别人(身边人，朋友)，如何通过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达到增进关系密切性的目的；第二则谈论的是君子应该具备的最基本的素质，包括“仁”(仁德)、“知”(智慧)、“勇”(勇敢)三个方面，这有点类似于现在所说的德智体(“勇”替代了“体”)全面发展的要求；第三则谈论的是侍奉君主的态度和做法，批评有那样一些人总是患得患失，为了个人利益甚至会无所不用其极；第四则谈论的是人应该有勇气，勇气是做任何事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第五则谈论的是如何做一个聪明人，那就是既不要面对人才视而不见，又不要随便说错话、犯低级错误。这些就是媒体于丹在谈论“心灵之道”时所引用的《论语》内容，但奇怪的是，这些《论语》原典却并没有进入媒体于丹的书写正文，而是作为“边注”出现在书页两边的空白处，占据的位置并不显眼。如果要尝试把这样的五则语录与媒体于丹触及的“心灵之道”联系起来，看看它们到底为“心灵之道”填充了哪些内涵，具实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它们似乎并没有直接说到媒体于丹意义上的“心灵”问题，其中的两则涉及奉君，两则涉及与人交往，一则涉及自我修养，它们更多涉及的是做人的日常生活技术。如果按照“半部《论语》治天下”的流行说法，或按照李泽厚提过的儒家特点在于以“仁”释“礼”、内圣外王的论述，显然与媒体于丹的“心灵”之说相去甚远，也就是说，媒体于丹要想在孔子《论语》中寻找她所谓的“心灵”内容，并不是一件易事。当然，媒体于丹的特点或许就在这里。她从看似不能之处进入，从个体而不是集体的、从心理的而不是社会的、从鲜活的而不是死板的、从大众的而不是精英的诸种意识出发，不按传统套路和逻辑规范出牌，把《论语》变成为她讲述“心得”的引擎。
媒体于丹尝试把经典日常化、人情化、感性化的做法，固然引起中国学界的不满，但指责媒体于丹把经典连环画化实际上缺乏深入体察这一文化现象的现实意义。关键的问题在于，我们把传统与现代转换的立足点放在何处？媒体于丹是在寻找某种与她的讲述符合的、对她的感悟有所帮助的微言大义，只不过她的手段已经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的经学研究，而被消费社会的理念所深深地裹胁了。于是，媒体于丹的消费者或崇拜者在她那里获得了消费社会里难得的消费经典的快感，当然，大众所消费的经典实在是媒体于丹包装之下的具有她本人体温的经典“心得”。
三、消费文化与伦理秩序中的温暖
中国在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经济获得高速发展之后，一个比较显著的结果是，大中城市中的消费社会形态已经初步建立起来。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消费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消费时代之到来，意味着消费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事件，成为值得关注的社会内容。
消费文化不排斥任何文化，它的强大的消费逻辑可以导致任何文化形态在扭曲中服从于消费。一般认为，消费文化直接承载的是一种颠覆的、破坏的、前卫的、感性的、刺激的、无厘头的、搞笑的、怪诞的、反讽的、戏仿的等拥有诸多反叛内涵的文化，也可以说是一种反文化的文化。消费文化尝试建立的是一种与消费社会相匹配的文化行为，使文化景观化、娱乐化、时尚化、身边化。布尔迪厄所分析的文化需要是培养和教育的产物而不是天然的禀赋或习得的产物的观点，在消费社会里进一步获得了验证，也更加具有合理性，因为“关于鉴赏力和文化消费的科学始于一种违反，这种违反根本不关乎审美观：它必须取消使正统文化成为孤立领域的神圣疆界，以便找到明白易解的名种联系来统一那些表面上不可比较的‘选择’，比如对音乐与食物、绘画与娱乐、文学与发型的偏好。将审美消费置于日常消费领域的不规范的重新整合，取消了自康德以来一直是高深美学基础的对立，即感官鉴赏与反思鉴赏的对立，以及轻易获得的愉悦——化约为感官的愉悦——与纯粹的愉悦——被净化了快乐的愉悦——的对立，纯粹的愉悦天生容易成为得到完善的象征和衡量升华能力的标准。”[3](P49)这种消费文化逻辑正是文化资本参与消费社会运作的一个结果，文化必须使自身达到日常消费的需求才能成为资本增值的源泉。
从这一意义上说，中国传统文化要想在消费社会中生存，甚至要想占有一席之地，首先就要抛弃自身的文化正统的面具，从姿态上降低自己的身价，把自己的新鲜存活的可能性依赖于文化明星的鼓吹和宣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中国儒家文化传统理念必须脱离开它的政治轨迹(诡计)，脱离开它的宏观地把个体与国家联系起来的内在精神，而把它的伦理价值一面凸显出来，并进一步把这样的一种伦理价值落实到具体的日常化活中。
伦理原则作为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模式，是任何一个社会部需要的，消费社会也不例外。而中国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最直接地涉及到一种伦理原则的建立，它对人之间伦常关系的规范和秩序化也最适合家庭关系的稳固和朋友关系的协调。女性在这一方面显然具有天然的性别优势和亲和力，也就是说，具有创造性转化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素质。媒体于丹作为消费社会的文化明星，这一身份会把消费社会中文化衍生能力与消费能力非常值得关注地结合起来，从而使中国传统文化在消费逻辑的包装下展现出既熟悉、和蔼又陌生、新奇的两面性。
如何在消费文化中植入伦理浓郁的身边故事，或者说，如何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与消费文化时代人们心灵空寂和消费欲望结合起来？我们在这里看到了媒体于丹讲述诸“子”时所表现出的范导性价值。媒体于丹显然不是一个书斋里的学者，她更是消费社会培育出来的适应媒介场域的一颗明星。媒体于丹的复杂性就在于，她首先是文化明星，是大众“情人”，其次又是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讲述者和诠释者。她与其他的消费文化的引领者不同的是，她没有选取女性通常扮演的诸如时装、整容、美食、休闲(健身)等的消费文化的主打项目的代言人形象，而是独辟蹊径地把中国传统文化这一国人既熟悉又陌生的文化产品作为自己推向消费市场的主打产品，而她的讲述场所的开放性和讲述的故事性，使她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以适应消费社会的非常有力的推动者，她的中国文化代言人的角色使得她把公共空间的相当一部分填充以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可以这样说，通过故事化讲述，媒体于丹在消费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建立了一个通道，本来两者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现在开始彼此需要，开始走向融合。中国传统文化也由此具有了它的新面孔、新生机和新使命。
其实，媒体于丹的真功夫在于面对消费社会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撕裂。在提倡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中，男性学者的最大企图是，把中国传统文化完整地搬进当下日常生活之中，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和弘扬，改造现代人的生存状态，改造被现代文明高度污染的现代人的生活，尤其现代人所表现出来的越来越深重的精神危机。男性学者的经典阐释的着眼点在于“治天下”，从经史子集中寻找微言大义，用以接续后来在中华文化中产生深远影响的儒家和儒学，这是一条中国学人提炼中国文化独特性的安身立命之途，也是中国学界寻求价值立场的宿命性心理支点。当然，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改造(转换)中，更多的是在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再生能力以及它的内在合理性，也就是说，以中国传统文化作为标尺来衡量违背这一文化的现实，从而构成对现实的合理性批判。对于真正提倡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学者来说，他们大都认可其中含有的基本的伦理观念和价值取向，需要“创造性转换”的只是在“术”的层面，也就是说，用什么样的手段来落实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实际上，这样的一种观照中国传统文化的方式是不考虑对象的，它是改造性的，是教育性的，自上(精英)而下(大众)的启蒙性的。这样说来，媒体于丹走的则是一条截然相反的路，是一条消费社会和消费文化共同作用而形成的全然不同的转换之路。消费文化确切地说是一种快餐文化，也是一种资本文化、情欲文化、个体文化，它的任何行为都是要把整个社会的规范和秩序抛弃在一边，从而为消费的空前高涨而扫清道路。媒体于丹的策略恰恰就是充分迎合消费文化的这样一个特点，努力尝试在中国传统文化新包装中打造出符合日常生活消费大众心理的特色，从而成功地把经典与消费结合起来，从消费物品到消费记忆、消费文化。
这里再次要提到，媒体于丹作为女性的说故事者的形象，实际上暗含着一种母亲讲述故事以拳拳之心教子的行为，她以母仪天下的心态，把自己心中的经典理念整理为一段段浅显而动听的故事，并把它认真而细致地交给广大的民间大众，使他们在获得经典的同时，也理解了经典对于他们的日常生活的意义。大家为什么能够听进去媒体于丹的故事会，或者说在这样一个休闲、娱乐多样化的日常生活中，积极参与到媒体于丹举行的故事仪式中，就是在寻找一种童年记忆中母亲讲述故事的那种温暖，它既是中华母体所散发出来的温暖，也是通过媒体于丹的女性身体所散发出来的温暖，而媒体于丹十分巧妙地把两者结合在一起。在消费社会的空寂而飘忽的心灵中，需要一种神圣而亲切的力量带给人以一种生存的温暖。这一温暖不仅是女性(母性)的温暖，同样也是一种来自中国传统伦理秩序和观念中的温暖。对于消费社会的消费大众来说，物品的消费固然是重要的，它显示出消费者的地位和品位，也是快乐和情感的宣泄，但是，如果把一种民族的文化记忆(母亲讲故事的记忆)一同放进日常消费的清单上，它使大众在亲切的消费中，找回了昔日常生活中伦理秩序的安全感和贴心感，也在传统价值流失中唤起了那份弥足珍贵的维系家庭和社会的伦常习惯。媒体于丹把这一切合乎情理地演绎了出来。
消费文化对中国传统伦理观念的运用或借用，在媒体于丹那里达到了一种比较奇幻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消费文化与传统文化结合的日常效果。媒体于丹也就在这一效果中获得自己的消费社会的明星地位和值得关注的文化推销能力，同样，中国传统文化也就在媒体于丹的代言中以前所未有的形式走向了千家万户，走向了一种在消费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情和人际关系的和谐中透露出来的人间温暖。
注释：
①两性对待世界的不同态度，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于丹通过对主观改变的强调，而不是通过强调对象的改变来达到主体与客体的统一的目的，在一定程度上与她的女性身份密切相关，也是女性更加善于调整人际关系、更加善于适应自然和社会的一种性别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