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和公司企业家精神与绩效的关系：组织学习的中介作用——江苏与广东新兴企业的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江苏论文,广东论文,绩效论文,企业家论文,资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近年来，相当多的研究表明社会资本和公司企业家精神是影响新兴企业绩效的关键因素(Li & Atuanene-Gima,2001,2002; Lyles et al.,2004)。许多新兴企业在努力构建社会资本和培养公司企业家精神。那么，社会资本与公司企业家精神是否以及如何影响新兴企业的绩效？虽然很多学者相信组织学习在社会资本和公司企业家精神与组织绩效之间起了中介作用，但了解“如何发生作用”的知识要远远难于“是什么”，并且极少有研究给出实证的结果。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新兴企业在转型经济中起到越来越举足轻重的作用，全国第二次全国基本单位普查资料显示：1997～2001年，中国新兴企业占2001年末中国全部企业总数的五成多，在新兴企业中，从业人员、资本金、年营业收入均占全部企业此项数据的三成多。于是，我国新兴企业的社会资本、公司企业家精神、组织学习的现状如何？其社会资本和公司企业家精神以及组织学习是否影响以及如何影响新兴企业的绩效？国外相关结果是否适合中国？这些都成为我国新兴企业实践过程中亟需解决的问题，是新兴企业经营战略的理论和技术基础，其结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拟以江苏和广东两省的新兴企业为调查对象，对社会资本和公司企业家精神是否以及如何通过组织学习影响组织绩效进行实证研究。这将弥补相关研究的不足，进一步完善相关理论。
二、文献回顾和理论假设
（一）组织学习
探索式学习(exploration)和利用式学习(exploitation)长期以来都是组织学习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探索式学习以发现、试验、冒险、创新为特点，而利用式学习则以精炼、执行、效率、选择为特点(March,1991)。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对组织当前已有知识的态度：探索式学习倾向于脱离组织当前已有的知识，旨在开创全新的知识领域；而利用式学习则是在组织当前已有知识的基础上进行学习，旨在全面充分利用组织已有的知识。学术界长期以来都把这两个学习过程作为对立的过程来研究：首先，探索式学习会限制利用式学习，反之亦然。其次，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对应不同的组织结构和文化。最后，条件主义学派认为，应该根据与内外环境条件的一致性来对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进行取舍。最近，一些学者指出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在本质上是互补的，企业必须同时进行这两种学习过程。Knott(2002)指出丰田公司就成功地同时进行这两种学习：利用式学习使得公司学习曲线成本降低，而探索式学习使得公司不断地推出新产品和创新。于是，各个领域的研究重点都从探索式学习与利用式学习是不是互补转到如何实现互补，但是绝大多数的研究都有很高的不确定性。因此有必要对企业如何实现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的互补作进一步的研究。另外，尽管这两种学习过程的重要性在发达国家已经得到普遍认可，但转型经济中有关它们的研究还是非常地少(Li & Atuahene-Gima,2001,2002; Peng & Luo,2000)。
企业的知识理论越来越多地被用来解释企业行为(Kogut & Zander,1996)。知识理论把企业看作是各种“知识存量”的组合，企业必须不断地发展各种各样的知识来获得竞争优势(Grant,1996)。组织学习理论对知识产生和变化的过程和能力有着丰富的阐述，组织学习和知识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组织学习能够不断地获得知识，而知识的累积反过来又影响后继的组织学习(Crossan et al.,1999)。例如，Bontis等(2002)引进了“知识存量”和“知识流量”的概念；并认为各有两种类型的知识流量——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和知识存量——动态和静态；知识存量和流量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形成了知识创造的循环，用March(1991)的术语来说，就是从探索式学习促进利用式学习。另外，探索式学习的本质就是对各种各样新知识的搜寻和发现，这些新的知识大大扩充了企业的知识存量。企业的知识存量越大，就越容易进行利用式学习，因为利用式学习的本质就是对当前的知识精练、标准化、常规化，从而充分地被组织所利用(McGrath,2001; Lewin et al.,1999)。有关吸收能力的文献也指出企业从知识存量中创造价值能力的高低取决于它们利用知识能力的高低(Zahra & George,2002)。Van Wijk R.等(2003)发现知识存量越广，探索式学习所获得的新知识与已有知识重合的概率就越高，就越能促进利用式学习，从而越容易把新知识转化成企业自身的知识，而被企业所利用。可见，探索式学习不断促进利用式学习把新的知识内部化。
组织学习对企业绩效的积极影响作用已经得到广泛的认可，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也不例外(He & Wong,2004)。但是，由于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极不同的特点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不同战略，它们对企业绩效的积极影响是不同的。本研究把企业绩效分为新产品绩效和整体财务绩效两个部分。一方面，探索式学习提高企业绩效主要是通过提高新产品绩效来实现的，因为探索式学习的主要目的就是脱离现有的产品／市场而开发全新的产品／市场来获得先入者优势(First-mover advantages)，从而大大提高新产品的销售收入和市场占有率——消费者都有先入为主的观念(Kalita & Ahuja,2002)。探索式学习短期内需要大量的投资，因此短期而言对企业的整体财务绩效没有太大的贡献。Atuahene-Gima(2003)对广东省某高科技园区208家新兴企业的调查研究表明，探索式市场学习与新产品绩效显著正相关。另一方面，利用式学习主要是对现有成熟产品的不断改进和完善，因此它提高企业绩效主要是通过大大提高短期整体财务绩效来实现的。利用式学习根据企业成功产品——现金牛(Cash Cow)——的经验，避免失误、减少成本、提高效率，并且取得规模经济，从而获得持续稳定的收入。Luo和Peng(1999)对江苏省108家新兴合资企业的研究表明利用式学习与企业的整体财务绩效显著正相关。
理论界长期以来都认为新产品绩效对企业的整体财务绩效起积极作用，因为一般而言，企业从新产品上获得的边际利润比成熟产品要高很多(Li & Atuahene-Gima,2001,2002)。标准的经济分析也显示新产品绩效往往占据企业整体财务绩效的25%，这样企业才能不断地发展壮大。随着全球竞争的不断加剧以及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创新已经成为企业生存和发展所必须的战略，新产品绩效对企业整体财务绩效的作用会越来越大。基于上述讨论，本研究有如下假设。
H1a：探索式学习与利用式学习正相关。
H1b：探索式学习与新产品绩效正相关，而利用式学习与整体财务绩效正相关。
H1c：新产品绩效与企业整体财务绩效正相关。
（二）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被广泛定义为社会成员从各种不同的社会结构中获得的利益。社会网络的研究目前处于对社会资本研究的前列。社会网络的研究人员认为理解复杂的组织现象不能单单考虑社会关系是否存在，更应该全面考虑社会关系的模式(Morrison,2002)。根据“高阶理论”和战略领导学的观点(Hambrick & Pettigrew,2001)，我们把企业社会网络定义成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一系列强／弱社会关系的总和(Collins & Clark,2003)。Granovetter(1973)首先把企业社会网络中的关系划分为强关系(Strong ties)和弱关系(Weak ties)两种模式。强关系是指那些情感上联系非常紧密、接触很频繁、多重的社会关系。强关系社会网络中的成员对彼此都十分熟悉，信息传递非常迅速，但是建立和保持强关系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弱关系是指那些情感上联系不是非常紧密、接触也不是很频繁、单一的社会关系。弱关系能促进组织获得大量新的、不重复的信息和资源，而且建立和保持弱关系需要的时间和精力则要少很多。学术界对于强关系还是弱关系对企业绩效更有效存在着很强的争论：有的认为强关系比弱关系更有效，而有的则人为弱关系比强关系更有效。这些争论的根本原因在于混淆了不同类型的绩效，我们认为社会网络中不同类型的社会关系对不同的企业绩效产生作用：弱关系与新产品绩效正相关，而强关系则与企业整体绩效正相关。
弱关系对企业绩效的贡献主要表现为信息优势，即提供各种新颖而不重复的信息，例如新产品技术和市场信息以及新政策的信息等，这些都对新产品绩效如新产品市场占有率等产生直接影响，短期内对企业整体绩效的直接影响不是很明显，因为从信息转化为整体绩效还需要一段时间，并且受很多其他因素的影响(Rhee,2004)。而强关系对企业绩效贡献的方式则大不相同，主要通过直接的资源获取优势来实现。众所周知，新兴企业由于成立时间短，还没有形成强有力的信用基础，很难从各种渠道获取各种生存和成长必须的资源。而新兴企业的强关系却可以凭借彼此之间紧密的联系、频繁的接触和多重的社会关系为新兴企业提供各种所需的技术、资金和市场等的资源，短期内可以直接促进新兴企业的整体绩效。另外，新兴企业与行业领导者建立了强关系如战略联盟，还能成为强有力的无形资产，短期内迅速提高企业的信用基础，从社会中获得各种各样所需的资源，大大促进企业整体绩效的提高(Uzzi,1996)。可见，弱关系和强关系各自的特点决定了它们分别对新产品绩效和企业整体财务绩效产生各自的影响。Uzzi(1996)认为企业必须建立既包括强关系又包括弱关系的平衡的社会网络，单一的弱关系或强关系的社会网络都会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起消极作用，但并没有指出如何实现这种平衡。因此有必要对如何达到强／弱关系平衡的社会网络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另外，尽管社会网络在转型经济中的重要作用在学术界已经毫无疑问 (Peng & Luo,2000; Xin & Pearce,1996; Li & Athuahene-Gima,2001)，但是绝大部分研究还是停留在社会网络对绩效的直接作用上，而没有进一步研究社会网络如何、在什么情况下，以何种程度、什么方式起作用(Peng & Luo,2000)。
越来越多的文献证明社会网络对组织学习的重要作用(Hansen,1999; Uzzi,1996)。但是，学术界对于到底是社会网络的强关系还是弱关系对组织学习更有效还没有定论。这些争论的根本原因是侧重点的不一样，因此，我们认为社会网络中不同类型的社会关系对组织学习的不同类型产生作用：弱关系促进探索式学习，而强关系促进利用式学习。尽管学术界还没有这么明确地表示，但是一些研究人员已经隐含地表达了这样的作用。例如，Podolny和Page(1998)总结了社会网络促进组织学习的两种方式：第一，通过促进知识的迅速传递。第二，通过提供性质完全不同的全新知识，而利用式学习的重点就是促进知识在企业内部的迅速传递使企业成员所共享，达到充分利用，探索式学习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为企业提供全新的、完全脱离现有知识框架范围的知识。类似地，Hansen(1999)更进一步地指出，弱关系对搜寻全新的知识最有效，而强关系则对传递现有的知识最有效。
弱关系对探索式学习的促进作用可以从信息和控制方面来解释：首先，弱关系最大的优势是可以提供许多新颖而不重复的信息，因为保持弱关系的网络成员彼此并不是十分熟悉，背景领域也大不相同，对不同的问题有着大不相同的见解，为探索式学习创造了大量的机会；其次，弱关系从结构上来说相对自由，使得网络成员所受的限制大大减少，于是就更容易脱离已有的被大家认可的常规知识去搜寻或实验全新的知识而进行探索式学习。Rhee(2004)从实证上也证明了社会网络中的弱关系使得网络成员具有广泛的多样性，从而不被固定的角色所限制，更容易进行探索式学习。强关系对利用式学习的促进作用也可以从信息和控制这两方面来解释：首先，强关系最大的优势体现在信息的传递和共享方面，强关系可以把知识形成一系列的原则得到成员认同，从而使得成员之间互相非常熟悉组织现有的知识，很容易在彼此之间进行传递、交流，并达到共享，促进利用式学习(Jiang,2005)；其次，强关系从结构上来说是不自由的，尽管成员之间彼此因为要遵守共同的规则而受到限制，但却大大降低了监控和交易成本及机会主义的发生，但企业往往只能遵守既定的规则加以充分利用，而不太可能脱离常规尝试新的知识，从而促进利用式学习。许多实证研究都证明了强关系对于传递和利用知识最有效。因此，本研究有如下假设。
H2a：社会网络中的弱关系与新产品绩效正相关，而强关系与整体财务绩效正相关。
H2b：社会网络中的弱关系促进探索式学习，而强关系促进利用式学习。
（三）公司企业家精神
公司企业家精神（Corporate Entrepreneurship,简称CE）对组织的生存和发展起着重要作用。随着竞争格局的变化，公司企业家精神不应只是大企业进行“创造性破坏”改变现状来适应环境变化的“专利”。日益激烈的全球竞争以及日新月异的技术进步使得所有企业——当然包括新兴企业——都必须重视公司企业家精神用来提高竞争地位和获得竞争优势。本研究把公司企业家精神定义为企业家精神在整个公司的渗透，即一种战略导向，该导向以创新、冒险和前慑性为特点(Covin & Slevin,1991)。这些特点都有从渐进到激进的趋势。根据Hendenson和Clark(1990)对创新的划分框架，我们把公司企业家精神划分为渐进式公司企业家精神(Incremental CE)和激进式公司企业家精神(Radical CE)。渐进式公司企业家精神是指加强和升级现有产品／市场的战略导向，而激进式公司企业家精神是指开拓全新的产品／市场的战略导向。对于渐进式和激进式公司企业家精神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学术界也有很热烈的争论。类似地，我们也认为这些争论的根本原因在于混淆了不同类型的绩效，不同类型的公司企业家精神对不同的企业绩效产生作用：激进式公司企业家精神致力于开拓全新的产品和市场，与新产品绩效正相关，而渐进式公司企业家精神专注于现有产品／市场的充分利用，与企业整体绩效正相关。Kazanjian等(2002)指出激进式和渐进式公司企业家精神也是互补的，企业必须同时拥有这两种公司企业家精神，但是学术界对于如何实现激进式和渐进式公司企业家精神的互补的研究还很少。类似地，尽管公司企业家精神在发达国家的研究已取得了长足进展，国内这方面的研究还处于启蒙阶段，无法对公司提供指导性的政策建议。
公司企业家精神在促进组织学习方面的作用已越来越受到重视(Dess et al.,2003; Zahra et al.,1999)。但是，企业常常会面临一个重要的挑战：过度激进的公司企业家精神由于超出了企业能力的范围会阻碍组织学习的发生；过度渐进的公司企业家精神由于与组织现有的能力太接近也会阻碍组织学习的发生。企业如何才能克服过度渐进公司企业家精神所产生的组织惰性和过度激进公司企业家精神所导致的能力不达呢？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法就是通过激进式公司企业家精神促进探索式学习，而渐进式公司企业家精神促进利用式学习。
激进的公司企业家精神为探索式学习提供了很好的学习氛围。激进式公司企业家精神以开拓全新的产品或市场为特点，这些特点与探索式学习获取知识紧密联系：开发一个全新产品的战略导向会促使企业去探索各种有关技术和市场的新信息和知识；类似地，开拓全新市场的导向也会促使企业探索学习全新市场上的顾客需求和竞争对手的种种情况，因为所有这些信息和知识是企业所缺乏的，必须进行探索式学习(Slater & Narver,1995)。渐进式公司企业家精神为利用式学习提供了很好的学习氛围。渐进式公司企业家精神以提升现有产品或市场为特点，这些特点与利用式学习获取知识紧密联系：开发延伸产品的战略导向促使企业利用已有的有关产品技术和市场的信息；类似地，进入相关市场的导向也会促使企业充分利用在现有市场上所获得的有关顾客需求和竞争对手的种种情况，因为所有这些信息和知识都是企业已经掌握的，所以只要进行利用式学习加以充分利用就可以了(Zahra et al.,1999)。因此，本研究有如下假设。
H3a：激进式公司企业家精神与新产品绩效正相关，渐进式公司企业家精神与整体财务绩效正相关。
H3b：激进式公司企业家精神促进探索式学习，渐进式公司企业家精神促进利用式学习。
三、研究方法
（一）样本和数据收集程序
本研究的抽样范围拟包括江苏（张家港、南京、和无锡）和广东（广州和东莞）两省高新技术开发区的新兴企业。之所以选择这两省的新兴企业作为我们的抽样范围是基于以下两方面的考虑：第一，刚刚完成的第二次全国基本单位普查资料显示中国的新兴企业大多分布在改革开放程度高，经济相对发达，市场发育更加成熟的东南沿海地区。按位次先后来看，江苏和广东分别居于第一和第三位。因此本研究的对象属于多数而不是少数，具有普遍性。第二，以往类似的研究也表明江苏和广东两省企业所采取的实践、规则、措施非常具有代表性(Luo & Peng,1999)。因此本研究的抽样范围能很好地反映和揭示中国新兴企业目前的现状。
本研究根据高新技术开发区的企业黄页随机抽取成立时间短于或等于8年的企业，然后通过电话与该企业的高层联络，确认可以接受调查后，即派人上门进行现场问卷调查。本研究共发出问卷1250份（每个城市250家新兴企业），要求由企业的总经理(CEO)或高层管理人员填写，确保信息提供者对本研究所要调查的问题是了解和熟悉的。总共回收问卷696份，其中有效问卷676份（张家港，244；无锡，87；南京，89；广州，128；东莞，128）。有效回收率为54.1%。表1根据企业规模、所有制类型、年龄、行业和地区特点给出了样本的分布。
我们在1250家新兴企业中随机抽取了138家企业来验证非回应偏差(Non-respondent bias)，在这138家企业中，43家回收到问卷，95家没有回收到问卷。我们根据开发区企业黄页所提供的描述性数据，比较了回应企业与非回应企业的年龄、规模、和所有制类型，T检验的结果表明两类企业之间没有显著的差别，这表明我们样本没有很严重的非回应偏差。另外，从单一被试取得所有信息的问卷调查数据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同源误差(Common Method Variances)。根据Podsakoff和Organ(1986)的建议，本研究从研究设计和统计上都采取措施，尽可能地减少同源误差所产生的影响。例如，研究设计上，本研究保证问卷的匿名性、明确答案无对错之分、尽可能地使用清晰明确的用语以及反向用语突破思维定性等；统计上，通过Harman单因素检验来验证本研究数据同源误差的严重程度。主成分因子分析析出了8个因子，解释了总变异量的70.6%，其中因子1解释了28.5%。这表明没有单一的一个因子解释了绝大部分的变异量，因此，本研究数据的同源误差不是很严重。
（二）指标体系
本研究为确保测量工具的效度及信度，尽量采用国内外现有文献已使用过的量表，再根据本研究的目的加以适当修改作为搜集实证资料的工具。在问卷正式定稿与调查之前，先对部分企业界人士进行问卷的预调查，再根据预试者提供的意见对问卷进行修订。
探索式／利用式学习采取了Atuahene-Gima(2003)基于开发的量表，包含“不断寻求新的产品／市场信息；寻求使企业脱离当前产品／市场信息；强调积累学习当前有效解决产品／市场问题的方法；重视搜寻企业现有产品／当前市场的信息”等10个项目。题项以Likert五级量表来衡量，要求答题者根据本企业的新产品开发决策来回答，1代表完全不同意，而5代表完全同意。
表1 样本的一些主要特征
激进式／渐进式公司企业家精神参考了He和Wong(2004)的量表，包含“引进全新一代的产品，拓展全新的产品范围；开发全新的市场；提高现有的产品；降低现有生产成本”等8个项目。题项以Likert五级量表来衡量，要求答题者根据本企业最近的投资决策来回答，1代表完全不同意，而5代表完全同意。
强／弱关系采取了Collins和Clark(2003)包含8个项目的量表，包括与内外部人际关系中的各项关系的数目、接触的次数、持续的时间、亲密程度。题项以Likert七级量表来衡量，要求答题者根据自身社会人际关系的状况来回答，1代表很少、很短、不亲密，而7代表很多、很长、很亲密。
企业绩效由新产品绩效和企业整体财务绩效两部分组成。尽管采取绝对财务绩效更能够增加研究的信度。但是，在大部分亚洲国家，要获得一个公司的准确的绝对财务绩效是相当困难的，因而目前在中国内地的实证研究大部分采取的是相对绩效。而且，实证研究表明公司的绝对财务绩效和相对财务绩效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企业整体财务绩效本研究采取了“与同行竞争对手相比，过去的3年中贵公司利润水平、总销售量、总资产收益率、总销售增长率、市场占有率、总资产增长率的状况”。题项以Likert五级量表来衡量，1代表很低，5代表很高。新产品绩效选自Li和Atuahene-Gima(2001)的量表。该量表由3个项目组成，分别测量新产品的数目、销售收入、市场占有率。题项也以Likert五级量表来衡量，1代表很低，5代表很高。
（三）研究方法
基于Anderson和Gerbing(1988)研究的建议，本研究先将所有的变量进行探索式因子分析(EFA)，然后采用结构方程模型(LISREL8.54)进行验证式因子分析(CFA)来评估各种测量项目在中国环境中的一致性，通过模型的拟合指数判断本研究的测量模型是否与数据相匹配。接着通过不同结构的测量模型比较（卡方检验）进行判别效度测试。最后通过检验结构模型的拟合程度以及路径系数的显著性来验证假设。本研究拟采用以下的拟合度指标：x[2],RMSEA,NNFI,IFI,CFI，这些指标的临界值分别为RMSEA小于等于0.08(Browne & Cudeck,1993)，其他如NNFI,IFI和CFI则为大于等于0.90(Byrne,1998)。
四、研究结果
（一）测量模型的评价
在进行假设验证之前，通过对测量模型的内部一致性信度(Reliability)、内敛效度(Convergent validity)和判别效度(Discriminant validity)的检验，确保每个多重量表测量特定概念的充分和适当性。表2给出了所有变量探索式因子分析的结果：34个问题项代表了8个因子，共解释了总变异量的70.6%，各变量的Cronbach's α系数都大于有关研究建议的可接受水平0.70。其中强关系0.95、弱关系0.95、渐进式公司企业家精神0.86、激进式公司企业家精神0.81、整体财务绩效0.77、新产品绩效0.81、探索式学习0.71、利用式学习0.72。显示了很好的内部一致性信度。验证性因子分析的结果表明本研究的测量模型具有很好的拟合度(X[2](377)=1319.04,p＜0.01；CFI=0.96,RMSEA=0.062,RMR=0.065,NNFI=0.96,IFI=0.96)。所有题项都对应于假设的因子结构，而且标准化的因子负荷明显高于有关研究所建议的最低临界水平0.60（本研究中相应的最小值0.65），而且都具有较强的统计显著性(p＜0.01)，充分显示了极强的内敛效度。最后，Harman单因子模型(X[2](405)=7334.41,p＜0.01；CFI=0.72,RMSEA=0.21， NNFI=0.70,IFI=0.72)与本研究的8因子测量模型卡方检验的结果具有显著的差异性(ΔX[2](28)=6015.37,p＜0.01)。这充分表明各变量表现出很高的判别效度。
表3中我们给出了本研究所有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皮尔逊相关系数。所有变量都在0.01水平上显著相关，其中，新产品绩效与整体财务绩效显著正相关(r=0.44)，探索式学习与利用式学习也显著正相关(r=0.36)，类似地，激进式公司企业家精神与渐进式公司企业家精神以及强关系与弱关系也显著相关（r=0.35和r=0.46）。激进式公司企业家精神与弱关系的正相关关系要强于与强关系的正相关关系（r=0.31相对于r=0.26），而渐进式公司企业家精神与强关系的正相关关系要强于与弱关系的正相关关系（r=0.41相对于r=0.24）。总地来说，可以可以看出，探索式学习与激进式公司企业家精神以及弱关系的显著正相关关系，要强于与渐进式公司企业家精神以及强关系的正相关关系（r=0.48和r=0.29相对于r=0.27和r=0.24）；而利用式学习与渐进式公司企业家精神以及强关系的显著正相关关系，要强于与激进式公司企业家精神以及弱关系的正相关关系（r=0.46和r=0.32相对于r=0.32和r=0.24）。
表2 探索式因子分析结果
注：所有相关系数在0.01水平上显著，均为双尾检验值，样本数目从661到676。
（二）结构模型以及假设的验证
表4 结构模型的路径系数与假设验证结果
图1给出了修正后结构模型及变量之间的关系（省略了公司企业家精神和社会资本对整体财务绩效和新产品绩效的直接影响）。
图1 修正后结构模型及变量之间的关系
五、结论和讨论
（一）研究结论
本文以组织学习为中介变量，联结社会资本和公司企业家精神对组织绩效的影响关系，目的在于探讨社会资本、公司企业家精神、组织学习与组织绩效之间的影响关系。本文通过文献探讨来构建理论模型，选择我国江苏和广东两省的新兴企业作为实证研究对象，研究表明社会资本和公司企业家精神确实可以通过组织学习影响组织绩效：(1)社会资本和公司企业家精神对组织绩效有直接的正面影响。(2)社会资本和公司企业家精神会影响组织学习并进而影响组织的绩效。(3)组织学习可分为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探索式学习对利用式学习有显著的正面影响。(4)探索式学习对新产品绩效有直接正面的影响，利用式学习对整体财务绩效有直接正面的影响，新产品绩效对整体财务绩效有直接正面的影响。
从对各因素分析的结果来看，不同社会资本和公司企业家精神影响组织绩效的不同组成部分，弱关系和激进式公司企业家精神对新产品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整体财务绩效没有显著的贡献；渐进式公司企业家精神对整体财务绩效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而对新产品绩效没有显著的贡献；强关系对整体财务绩效和新产品绩效都没有显著贡献，甚至对整体财务绩效有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这与我们的假设是不一致的，可能的原因是建立和维持社会网络中的强关系需要大量的投入，当成本大于收益的时候，不但不会对整体财务绩效产生贡献，反而会产生负作用，降低绩效。社会资本和公司企业家精神对组织学习的影响也存在差异，强关系和渐进式公司企业家精神对利用式学习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探索式学习的影响则不显著；弱关系和激进式公司企业家精神对探索式学习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利用式学习的影响则不显著。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对组织绩效的影响也是有差异的，利用式学习对整体财务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对新产品绩效没有显著直接影响，探索式学习对新产品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整体财务绩效没有显著直接影响。我们也发现，新产品绩效对整体财务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探索式学习可以通过利用式学习和新产品绩效间接地影响整体财务绩效。
（二）理论意义
本文的研究结果对组织学习、社会资本与公司企业家精神的相关理论和实践都有重要的意义。首先，本文的结果证实了组织学习是社会资本和公司企业家精神与绩效间关系的中介变量，新兴企业要想充分利用自身的资源，如社会资本和公司企业家精神，来提升组织的绩效，提高组织的学习能力是可行的方式之一，而提高组织学习能力的关键是处理好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这两个学习过程的关系。这为很多研究者长期以来的困惑提供了启示：“……目前我们对新兴企业如何生存和成长了解得很少，对于不同成长路径的绩效好坏更是知之甚少……”(Peng & Health,1996,p.519)。可见研究注意力应该从简单的资源和绩效的直接关系模型转到更为复杂和重要的资源如何发挥作用的中介过程模型的研究上来。其次，目前的研究对组织学习、社会资本与公司企业家精神对绩效的作用存在很大的争论，本文的结果表明这些争论的根本原因在于这些研究的侧重点不一样，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和公司企业家精神对不同的组织学习过程以及绩效产生影响。第三，本文综合考虑了社会资本和公司企业家精神在新兴企业中如何同时发挥作用，而以往的研究往往只重视两者之一。本文的结果表明社会资本和公司企业家精神是新兴企业最重要的两种资源，是相辅相成不能分割的：要使公司企业家精神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新兴企业必须充分利用社会网络来获得各种必须的资源；而要充分利用自身的社会网络，新兴企业必须施行公司企业家精神，增强利用和整合网络资源的能力。第四，本文使用了多样化的绩效指标。按照Ulrich(1997)平衡积分卡的概念，同时考虑了新产品绩效和整体财务绩效，发现社会资本、公司企业家精神以及组织学习对不同类型绩效的影响是不同的，需要区分对待。最后，我们选择中国新兴企业作为我们的样本，在转型经济的环境下首次大规模验证了一些西方的新兴企业理论和结果，对新兴企业生存和成长理论的跨文化研究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更多类似的跨文化研究必须在非西方的环境下广泛地展开，这将大大推动国际创业学领域的发展。
（三）实践意义
本文的研究也提供给我国新兴企业的管理实践人员一些重要的信息。首先，他们在战略决策、资源分配、设定新产品开发目标以及完成目标的奖励政策的时候如何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企业资源发生作用的中介学习过程上，如探索式学习和利用式学习，既不能“盲目自新”式独立研发，也不能“妄自菲薄”地全盘引进，而要在“自主创新”的主导意识下，以建立国际竞争力为企业战略制高点，充分利用自身的内外部资源进行探索式学习，以原创性的产品与服务概念切入国际产业链上较高增值环节，同时必须重视利用式学习，在全球范围内寻求“为己所用”的成熟技术和资源，形成自主品牌并具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产品，获得持续竞争优势。其次，当前我国新兴企业必须克服过度重视强关系的误区，固然强关系对于处于转型经济中的中国新兴企业而言至关重要，它们能帮助企业获得各种各样的资源如信息，从而弥补转型过程中制度的不完善对企业造成的不利影响。但是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过度强调重视开发和保持强关系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会对新兴企业造成资源压力。最后，相对于发达国家的新兴企业而言，我国新兴企业的产业层级和知识含量相对比较低，很容易陷入过度渐进式公司创业精神的陷阱，简单地追随或模仿国外先进的技术，缺乏自主创新，而成为“制造工厂”。而相对于国有大企业而言，新兴企业具有灵活、创新和没有历史包袱的特点，这些特点又使得它们很容易形成过度激进的公司创业精神，盲目地进行自主创新，不顾自身知识技术和管理水平低下的劣势。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当前我国新兴企业应该学习战后日本新兴企业的经验，有意识地在渐进式公司创业精神的基础上，培育激进式的公司创业精神，在引进学习国外先进技术的同时，不断地进行自主创新，形成自身的核心技术，这样的企业战略导向才是新兴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动力之源。
（四）本研究的不足和未来的研究方向
我们必须指出本研究的一些不足之处，有待将来更多的研究来解决。首先，我们的样本不是通过概率抽样获得的，而是选取了江苏和广东两省5个城市高新区的新兴企业，因此这种非概率抽样限制了我们研究结果类推到所有的中国新兴企业。未来的研究可以选择不同城市，不同省份和非高新区的新兴企业作为研究对象。而且，我们的数据通过问卷调查获得，而且每份问卷又是仅仅由一个回答者作答，因此同源误差的问题是不可避免的。将来的研究可考虑使用多种调查方式相结合的方式，并尽可能地由多个信息提供者提供信息等来降低同源误差。另外，我们使用了主观的绩效指标，尽管这些指标在组织问卷调查研究中是有效的和可以接受的，但是加入一些客观的绩效指标更能说明问题和使人信服。其次，我们的研究仅仅考虑了社会资本和公司企业家精神这两种企业资源对组织学习过程的影响，未来的研究应该考虑更多的因素，如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等，以及各因素交互作用的影响。另外，本研究简单地认为社会资本和公司企业家精神本身能对组织学习以及绩效产生作用，而没有考虑各资源因素发挥作用的条件因素如环境的不确定性等。最后，由于我们的研究是代表性的研究，只能代表某个时间点的状况，因此我们不能清楚地决定社会资本、公司企业家精神、组织学习和绩效之间的因果关系，未来的研究应该采用时间序列的研究方法，通过时间序列的数据来研究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新兴企业的生存和成长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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