缪钺先生历史人物年谱编撰管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年谱论文,历史人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2014)06-0023-08 缪钺先生治史好治人物，《缪钺全集》中之《冰茧庵读史存稿》所收论文48篇中关涉人物者21篇，此外还有《冰茧庵古典文学论集》中之杜甫、皮日休、陆游、汪中、黄仲则、龚自珍、王国维等人物研究，以及《杜牧研究》中的杜牧研究系列。其用力甚勤者又在历史人物的年谱、传记编撰，诚如缪元朗、景蜀慧言：“编撰古人的年谱、传记是(缪钺)先生史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先生先后编撰了鲍照、王粲、颜之推、颜延之、魏收、杜牧、元好问等人的年谱，为陈寿、颜之推、杜甫、杜牧、史达祖写过传记或评传。”①其中，年谱编撰曾是缪钺先生三四十年代历史人物研究的重点，于中自有先生治史的演变蹊径，值得发覆表彰以惠后学。兹不揣浅陋，尝试分析于下。 缪钺先生历史人物年谱编撰发轫于《鲍明远年谱》，时在上世纪30年代初。1930年秋，先生应河南大学校长张广舆之请至该校中文系担任教授，讲授“六朝文”、“六朝诗”、“杜诗”、“词选”诸课；次年7月，因张广舆辞职，新校长调整人事，先生离开河南大学。②《鲍明远年谱》即是其在河南大学任教一年期间编撰而成。谱序言其编撰缘由：“二十年(1931)春，余在大梁说汉魏六朝诗，次及明远，因细按遗篇，旁征史籍，考核出处，厘订岁时。”很明显，该年谱的编撰当是出于教授汉魏六朝诗文的需要。但此仅为直接诱因，初动此念则应更早。谱序又言： 鲍明远诗篇俊逸，衣被千古，而才秀人微，取湮当代，《宋书》、《南史》皆无专传，仅于《临川王传》末，附记历官行迹，既病疏略，且有舛误……生卒岁月，亦无明文。墨子大哲，史公仅载数言；叔重儒宗，范晔传以百字。有同慨矣。顾孙传精详，陶表确核(孙诒让有《墨子传略》，陶方琦有《许慎年表》)，二贤行事，幽而复明。惟明远生平，黮暗千载，昔读《鲍集》，心尝病之。③ 因读《鲍集》，爱其诗篇俊逸，恨其生平幽暗，遂有编订年谱之愿。且在缪钺先生看来，鲍照之文化贡献当不亚于墨子、许慎，二人且有年谱，鲍照自不当草草处之。以“昔读”、“尝病”推之，其欲为撰年谱之愿已久，任教河南大学只是将此夙愿付诸实施而已。由此看出，缪钺先生编撰历史人物年谱起初或主要是出于解读其文学作品的需要。 继《鲍明远年谱》，缪钺先生又编撰了《元遗山年谱汇纂》，分别刊在《国风》第7卷第3期、第5期专号上。缪元朗《缪钺先生编年事辑》称：“(1935年)10月、12月，先生第一本专著《元遗山年谱汇纂》由郭斌龢介绍给《国风》半月刊，由钟山书局出版。”④在年谱“序例”中，缪钺先生言其编撰动机：“余夙喜读元遗山诗，读其诗则求知其人论其世，而由其人其世更可以深解其诗，故年谱不可缺也。”⑤编撰年谱、求知其人其世，最终都是为了“深解其诗”。因其如此，年谱发表后，缪钺先生再撰《〈遗山乐府〉编年小笺》，对元好问词作加以编年笺注，以补年谱未能深稽“情事”的遗憾，其序文称： 元遗山生长云朔，禀质清刚，遭际沧桑，心怀隐痛，故其乐府能于清雄之中别饶深婉，苏、辛以降，殆罕匹俦。余夙仰高踪，志切论世，尝取诸家旧谱，补遗订误，别成新著。行军既审，情事可稽，遂取其乐章，编年写定。凡所论断，俱凭明证，无可稽核，概付阙如。⑥ 因仰高踪，爱其词作清雄深婉，故有《元遗山年谱汇纂》之作。但在缪钺先生看来，元氏之词学成就仅次苏(轼)、辛(弃疾)，单有汇纂年谱还很不够，对于“禀质清刚”却又“遭际沧桑”的元好问，尚需更进一步的编年笺注，始可发其内蕴的“隐痛”、达至“深解其诗”的目的。 《杜牧年谱》是缪钺先生编撰的第三部重要的历史人物年谱，成稿于1940年。⑦但据缪元朗《缪钺先生编年事辑》称，1938年12月12日马一浮见访，已经出示有“题先生所撰《杜牧之年谱》”诗、词各一首，⑧证实此年谱应在1938年底前已经完成。1979年，缪钺先生在修订版《杜牧年谱》的“后记”中自言其编撰动机： 杜牧为晚唐杰出诗人，兼长古文。当时藩镇割据，边防虚弱，杜牧主张加强统一，巩固边防，论政言兵，颇多卓见；其诗感时伤事，豪宕激壮，抒情写景，俊爽清新，与李商隐并峙诗坛，堪称双璧。李商隐诗，后人研治者众，为之撰年谱者，有朱鹤龄、冯浩、张采田诸家，可供知人论世之助；而杜牧年谱独付阙如。余窃不自揆，于1940年撰成《杜牧年谱》初稿，刊布于《浙江大学文学院集刊》第一、二两集。⑨ 也是出于对杜牧诗文的关注，而其年谱“独付阙如”，缪钺先生起而编撰是谱，目的乃在“可供知人论世之助”。杜牧与李商隐“并峙诗坛，堪称双璧”，不当仅有李氏年谱而无杜牧年谱，也不当只重李诗而疏于杜诗。故为深解杜诗，需要知其人论其世，需要一部较为详细的杜牧年谱。1938年10月，缪钺先生受聘为浙江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自此时起，先生陆续在浙大讲授‘诗选’、‘词选’、‘中国文学史’等课程”。⑩《杜牧年谱》的最后修订刊发，当也有讲授诗词课程的需要。 1942年，缪钺先生在《责善》上刊发了《王粲行年考》、《何晏王弼事辑》；1944年，在《真理杂志》上刊发了《颜之推年谱》；1948年，在《中国文化研究汇刊》上刊发了《颜延之年谱》；《魏收年谱》虽然最后发表在1957年的《四川大学学报》第3期上，然据其谱序所言成稿却是“十年前”之事。这些历史人物年谱，除魏收外并为文学人物，大抵皆是出于知其人、论其世、深解其作品的目的。《魏收年谱》作为例外，可以视为缪钺先生年谱编撰由文学人物扩展到史学人物的尝试，但其以为“知人论世之助”的编撰目的则没有改变。(11)有人回忆其在浙江大学中文系讲授诗词课时的情形，称其“讲解精炼透辟，文情交融，生动自然，极其引人入胜”。(12)所以如此，与缪钺先生的这些文学人物年谱编撰不无关系。 无论怎样，缪钺先生作为一位著名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大家，由对文学的关注逼近历史人物是其顺理成章的理路。 出于解读作品的需要，缪钺先生的年谱编撰最初重在诗文编年，如《鲍明远年谱》基本上就是鲍照诗文的详细编年。至《元遗山年谱汇纂》，虽仍将诗文编年视为重要内容，但对元氏著书论文的意见亦“悉加采录，间附阐发”，“盖遗山本以诗人而兼史家，此其精华所在，不可遗也”；同时增加了元氏与文章气节之士交游的分量，“以见其切磋之益、气类之雅”，已经大大脱出了简单的诗文编年。这固然有元好问本身文史并强、经历复杂的原因，也有缪钺先生之于年谱编撰的视野转变，其“序例”详言： 忆少时读遗山诗，虽不尽悉其身世，然往往悲凉感激，潸然欲泣。及读诸家年谱，参之金元史籍，始知遗山之时，国势人心有可为恸哭流涕者。诗人忧愤，无裨陆沉，其感人者深，而遭逢亦可痛矣。(13) 缪钺先生以为“诗文史学，萃于一身”的元好问，“非第元明之后无与颉颃，两汉以来固不数数觏”。然其所遇非时，发于诗文而忧愤悲凉，国势人心互为表里，不可脱于世道而论其诗文，更不可单就诗文而言其才情。故其年谱，不当只在诗文编年上用力，还当在世道人心上下工夫，由世道而见人心，由人心而知诗文。元氏曾多次申言：“士之有所立于世，必藉国家教养、父兄渊源、师友讲习，三者备后可”，(14)“文章虽出于真积之力，然非父兄渊源、师友讲习、国家教养，能卓然自立者鲜矣”，(15)“从古以来，士之有立于世，必藉学校教育、父兄渊源、师友讲习，三者备而后可”。(16)缪钺先生深以为然，“斯言也，实无异于夫子自道”，“三者具备，则知先生之所以卓为一代文章宗匠者”。(17)“国家教养”必依形势，“父兄渊源”当述家世，“师友讲习”关涉交游，有此三者，缪钺先生一贯强调的“知人论世”可以具体落到实处。故在充分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缪钺先生编撰《元遗山年谱汇纂》时尤其注重形势、家世、交游几个方面。经此转变，《元遗山年谱汇纂》即不再仅是服务于文学作品的解读，而已成了作为历史人物存在的元好问的别样传记。元氏首先是历史人，然后才是文人、诗人、词人等等，需要将其置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才能还原其历史样貌，也才能深刻地理解其作品迸发的“心声”。在缪钺先生的年谱编撰中，《元遗山年谱汇纂》的地位非常重要，因其创立了一种文学人物历史化的编撰格式，而不仅仅是“荟萃了诸家年谱之长”、“关于元氏交游及论文、著述尤为详尽”(18)的问题。 《杜牧年谱》的编撰沿袭了《元遗山年谱汇纂》的历史化格式而又更加丰富，杜牧的平生遭际、政治见解、思想情况、文学创作、交游关系等等全部包含在内，所呈现出来的则是一个活生生的历史人物形象，而非简单的诗人与文学家形象。故此年谱得到了学界的高度肯定，称其“是20世纪最早的一部全面、系统、深入地研究杜牧生平的著作”，“使得杜牧研究有了一个质的飞跃”。(19)随后编撰的几部年谱大抵皆循此一思路，(20)知其人、论其事、深解其作品乃在博大的历史化视野中得到了保障。缪钺先生后来所著之《杜牧传》与《颜之推评传》都是在其年谱的基础上编撰而成，由此可以看出缪钺先生后期年谱编撰的历史化倾向之重。 缪钺先生的历史人物年谱编撰，注重充分吸收前人成果，如《鲍明远年谱》主要即是对前人已有论著的修订补充。谱序叙其编撰：“吴挚父选录古诗，钱振伦及黄晦闻先生笺注《鲍集》，于其作诗年月，交游人士，多所考证，并加甄采，偶有小误，谨为辨订。”(21)以此自叙，《鲍明远年谱》不过是在吴挚父、钱振伦、黄晦闻等人基础上所做的“辨订”而已。这当然是缪钺先生的谦词，其所做“辨订”其实非常重要，非有很深的文史功底不能为之，举元嘉二十一年(444)临川王薨例证之： 临川王义庆薨，年四十二。为王服丧三月。归乡里。有《临川王服竟归田里》诗。 吴挚父以此诗为元嘉二十三年作，盖以为为旧君宜服三年丧也。按《礼记·丧服》：为旧君服齐衰三月；《宋书·礼志》：“魏世或为旧君服三年者。至晋泰始四年，尚书何桢奏：‘故辟举纲纪吏，不计违适，皆反服旧君齐衰三月。’于是诏书下其奏，所适无贵贱，悉同依古典。”则自晋泰始以后，即依古典行三月丧，宋世当仍其制，故临川王薨，明远服三月丧，服竟还乡，此诗应作于是年也。(22) 故其“辨订”之功不可小觑，断断不可以其自谦而有轻视。至编撰元好问年谱，可供参阅之已有年谱更多，仅清人所撰即有翁方纲、凌廷堪、施国祁、李光廷诸家。“大抵知人论世，凌氏为精；作诗年月，李考最详；翁谱疏陋，而有创始之功；施作简略，乃为笺注之辅。诸家既各有短长，其说亦不无同异”。就此，缪钺先生同样采取了兼收并蓄的方针，取其所长，弃其所短，“参稽互校，愿为折中，研寻之余，时有创获”。(23)其名之曰《元遗山年谱汇纂》，即有综合各家之长的含义。到了《杜牧年谱》，因已有研究阙如，没有成例可以参照借鉴，缪钺先生几乎完全是靠自己的努力完成，其难度又过于鲍氏、元氏年谱。《杜牧年谱》的编撰改变了早期年谱以旧谱为据修订补充的情形，其资料收集编排之功巨大。其后所做《王粲行年考》、《何晏王弼事辑》、《颜之推年谱》、《颜延之年谱》、《魏收年谱》基本上都是原创之作，资料收集编排的贡献首当其冲——某些年谱的资料收集极为不易，故往往成为这些历史人物研究的基本读物。 《鲍明远年谱》的体例以年月为纲，初述行迹，次做辨订，如前面所举临川王薨之例。至《元遗山年谱汇纂》，“序例”述其体例： 一、全书体例，略遵凌谱。每年之下，撮叙谱主行迹为纲，而以所据资料为目，诸家考证论断及余之按语皆附焉。…… 二、诸家善言，悉加甄采，其有谬误，间为辨正。…… 三、遗山生平交游，多当时文章气节之士。诸谱于此，或疏而未及，或略而不详。兹编皆述其行性及遗山交谊，以见其切磋之益、气类之雅。…… 四、遗山诗集分体而不编年。施、李两谱，皆著录编年诗。施谱颇略，遗漏甚多；李谱过详，武断不免。兹编录编年诗，自非题中或自注明著岁月者，皆就诗中人地情事参稽而定之，非确有证据，不敢著录；而考订之语，或见谱中，或附题下。遗山文及词，亦编年著录焉。 五、遗山著书论文之意见，诸谱皆未载，兹编悉加采录，间附阐发。盖遗山本以诗人而兼史家，此其精华所在，不可遗也。(24) 因为凌谱在历代诸谱中知人论世最精，故以凌谱体例为遵，行迹为纲，资料为目，考按为附。又因凌谱弱于作品编年，乃以施、李两谱之编年诗补充而加修订，另增文、词编年。至于诸谱疏略之交游、未载之见解，则予新增以见其切磋、气类而不遗“其精华”。举哀宗正大七年(1230)为例，缪钺先生博采诸家年谱之长，并另做增益扩充，重新编订此年为： 正大七年庚寅 先生四十一岁。闲居内乡，曾赴邓州辟。 本集卷三十五《竹林禅院记》：“正大庚辰(按辰当为寅字之误，正大无庚辰也)，予闲居空上，广因进士康国仲宁以记请，因为记其事。四月望日，前内乡县令元某记。” 钺按：先生赴邓州移剌瑗之辟应在何年，本集中无明文可考。按前后事迹推之，当在丁艰之后，为南阳令之前，故李谱系于此年。今从之。 许古卒，年七十四(《中州集》卷五有传，《金史》卷一百九有传)。 许古，字道真，承安进士。宣宗朝以直言极谏称。哀宗即位，授右司谏，未几，乞身还伊阳。《中州集·许古传》云：“正大七年，年七十四卒。前三日有书见及，字已欹倾矣。” 编年诗词：《邓州城楼》(卷三)、《月观追和邓州相公席上韵》(卷七)、《被檄夜赴邓州幕府》(卷三)、《邓州相公命赋喜雨》(卷八)、《新野先主庙》(卷八)(自注：“次邓帅韵。”)、《巨然秋山图为邓州相公赋》(卷十一)、《自邓州幕府暂归秋林》(卷十一) 编年文：《孙伯英墓铭》(卷三十一)、《竹林禅院记》(卷三十五)(25) 过简之翁谱、施谱可以置诸不论，凌谱之重于世事行迹，李谱之长于诗文系年，都被缪谱完整地继承下来。但此继承并非毫无条件，如对凌谱“刘祖谦辟为从事”之说，缪谱没有盲目采纳，而是将其改正为移剌瑗(事迹附见《金史·武仙传》)，因为“祖谦仅官武胜军节度副使，且先生官内乡时，刘已解官矣”；(26)又如李谱系年作品颇多(12首)，缪谱则仅采纳了可以确信作于此年的7首，另将施谱之编年二文纳入。这样，缪谱即较凌、李二谱更为严谨可信。许古事迹的加入，作为元氏生平交游的补充，目的是为观察影响元氏的社会关系，则是缪谱的发明。见解采录与阐发虽不见于正大七年，然可举出兴定元年(1217)元氏所作的《论诗三十首》，“先生论诗之重要意见，亦多存于其中”，缪钺先生述其大端： (一)吾国因疆域广阔，故学术文章皆有两种不同之风气。以诗文论，大抵北人雄壮，其失也粗质；南人婉秀，其失也靡弱。 (二)先生禀性豪爽，其诗亦然，故不喜寒苦艰涩险怪之作，于孟东野、陈后山、卢玉川皆不满意。 (三)先生天资极高，功力亦深，故其追溯源流，裁量高下，亦颇具特识。 (四)北宋诗人，苏、黄为巨擘，元祐以后，作者率不出二家范围。先生则欲独树一帜，别辟境界。(27) 经此提纲契领，元氏《论诗三十首》之要旨遂得彰显，“于诗中别启一户牖”的判断也藉此而获落实，并对元氏卓然能与苏轼、黄庭坚、陆游并称“四家”多了一份深层的理解。经此博采众家、增益补充，缪谱即不仅在内容上更为全面可靠，而且更为清晰精简、畅达易读，缪钺先生历史人物年谱素来追求的知其人、论其世、深解其作品由是变得具体丰满。《元遗山年谱汇纂》开创的编撰体例，直接影响了缪钺先生后来的历史人物年谱编撰，不独《杜牧年谱》以其为范式，其他诸谱亦只在此体例上略作省减(或者仅注资料出处而不出引原文，或者因无作品而省作品编年)。不仅如此，近人编撰历史人物年谱亦多采其体例，其典型者，即是最近中华书局出版的近代学人编年事辑。 基于扎实的史学功底，缪钺先生编撰的历史人物年谱考订极为精详。前引《鲍明远年谱》之临川王薨例、《元遗山年谱汇纂》之刘祖谦事辨正，可以略见风采。又如《王粲行年考》言王粲所作《尚书释问》，先从汉末官学废阙、私讲停辍起叙，至刘表割据荆州，州境清宁，关西、兖豫学士归之如潮，荆州经学盛极一时而以宋忠为其冠冕，宋忠之学尊贾(逵)、马(融)而排郑玄，其弟子注经均异郑氏，最后落脚于王粲《尚书释问》驳难郑玄，揭示出王粲当受到宋忠经学的影响：“王粲虽非专经之士，而居荆土十余年，与宋忠殆颇有往还”，“盖亦受宋忠之启示欤”。(28)这本身即可成为一篇非常精彩的学术考证文章，但被缪钺先生浓缩简练成了年谱的附考。再如《何晏王弼事辑》辨何晏黄初(220-226)时无所任事，“盖晏少长魏宫，为曹操所宠，服饰拟于太子，文帝憾之，故不用也。文帝天性凉薄，于其弟任城王彰、陈思王植尚不免忌刻，何况于晏？”(29)从文帝性格上给出了合理的解释。《颜延之年谱》言义熙十二年(416)延之北使洛阳，缪钺先生没有盲从旧有记载，而是通过对出使时间、刘裕是否在洛阳等的考订，证实其北使洛阳“盖别有使命，非为庆刘裕受宋公之命也”。(30)元好问是否曾为崔立撰写功德碑，是史学界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缪钺先生在《元遗山年谱汇纂》中经过详细考证，按曰： 就上录诸家考辨之语观之，翁、凌二家极力为先生出脱，而断定撰碑文者为刘祁，固出于爱护先贤之美意，然若谓此事与先生毫无关涉，似亦未得其平。赵(翼)、毕(沅)两家所论，颇合于当时情事，盖先生及刘祁为名所累，被迫撰文，皆出于至不得已。后人惟应谅其心，矜其遇，不必深加呵责，亦不必巧为辩护。(31) 这也是一则可以单独成文的精彩讨论。就中所表现出来的持中态度，是缪钺先生学术良知的自觉展现。即使是其倍加爱敬的研究对象，也当实事求是、不为所讳，是缪钺先生历史人物年谱编撰的基本立场。类似考证遍见于缪钺先生编撰的历史人物年谱，展现了缪钺先生相当深厚的史学素养。 大量使用诗文作为证据，是缪钺先生历史人物年谱编撰的一大特色。《王粲行年考》证建安十四年(209)七月王粲自涡入淮，引《艺文类聚》卷八所载王粲《浮淮赋》之“从王师以南征，浮淮水而遐逝。背涡浦之曲流，望马丘之高澨”，明言其曾随师南征；《颜延之年谱》引《文选》卷二六所载谢灵运《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发都》诗，证谢氏出为永嘉太守的时间；《颜之推年谱》频繁引《北齐书》本传之颜氏《观我生赋》证其行迹世事；《元遗山年谱汇纂》引元好问《即事》诗之“到家慈母应相问，为说将军礼数宽”，证元氏“离商帅军中即归家也”；《杜牧年谱》引杜牧《池州造刻漏记》之“某为童时，王处士年七十，常来某家”、“大和四年，某自宣城使于京师，处士年余九十”，证其六岁左右王易简常来杜家，与其相熟。(32)此类为直证，又有侧证。《王粲行年考》证建安十四年王粲于春夏间北上，引用《艺文类聚》卷五九所载王粲《初征赋》之“春风穆其和畅兮，庶卉焕以敷蕤。行中国之旧壤，实吾愿之所依。当短景之炎阳，犯隆暑之赫曦”并皆春夏间景象为证；《鲍明远年谱》引鲍氏诗《还都至三山望石头城》之“游子迟见家”、《发后渚》之“方冬与家别”，“三山”在江宁府西南五十七里临江，“后渚”在建业城外江上，“可知是时明远之家殆居于建康”；《元遗山年谱汇纂》引元氏诗《移居》之“壬辰困重围，金粟论升勺”、《围城病中文举相过》之“愁多顿觉无诗思，计拙唯思近酒杯”，“俱可想见围城中之苦况，所谓危急存亡朝不及夕者”；《杜牧年谱》考订开成四年(839)杜牧自宣州至浔阳，溯长江、汉水而上，经南阳、武关、商山到达长安，全用往来诗作互证。(33)此类以诗文证史的例子，随处见于缪钺先生编撰的历史人物年谱，说明缪钺先生于此道极其精熟。 不仅仅限于直证、侧证，在缪钺先生看来，历史人物的文学作品还是探索其内心世界的关钥，否则，所谓“知人论世”仍有可能停留于表象。正如后来缪钺先生自己的总结： 研究古代某一作家的作品与生平，必须熟悉当时的历史背景才能深入，此即所谓知人论世；而研究历史，如能联系文学作品，探索当时人的“心声”，则对于问题往往能有深刻而新颖的看法。(34) 更进一步，缪钺先生又把“心声”分为“个人心声”与“时代心声”： 各种历史书所记载的多是古人活动的表面事迹，至于古人内心深处的思想感情，在历史中是不易找到的，只有在文学作品中才能探寻出来。所以文学作品是心声，一个历史人物的文学作品是他一个人的心声，一个时代的文学作品则可以表现这一个时代的心声。(35) 把文学作品视为探索时代和个人“心声”的入处，彻底打破了现代学科关于文史的分野，把文学作品的优先性变成了历史性，变成了还原历史人物的素材。诗文、典籍统统成了历史人物建构的材料，视野即不完全囿于文学作品的范围，所谓“深解其诗”也由是变成了深解其人、深解其世。《何晏王弼年谱》讨论曹爽辅政、何晏“内虽怀忧而无复退”时有如下按语： 曹爽庸才，加以骄奢，正始末年，晏盖已虑其将败而己亦不能摆脱。“内虽怀忧而无复退也”，正足以道其心事，故闻管辂之规箴，不以为忤，日致叹服之言，并作“鸿鹄比翼游”以见志。《初学记·萍部》亦载晏一诗云：“转蓬去其根，流飘从风移。芒芒四海涂，悠悠焉可弥。愿为浮萍草，托身寄清池。且以乐今日，其后非所知。”其词尤危苦，盖亦是时所作也。(36) 若不从其诗作中表现出来的“危苦”分析，当很难了知何晏此时内心的纠结与苦痛。又如《元遗山年谱汇纂》中分析元氏兴定四年游汴京西园的诗作： 先生是岁八月盖至汴京，游西园，故云：“西园老树摇清秋，画船载酒芳华游。”西园盖宋徽宗所营构，因此而感宋事，哀徽、钦之北狩，故云：“百年此地旃车发，易水迢迢雁行没。梁门回望绣成堆，满面黄沙哭雁月。”又云：“富贵已经春梦后，典刑犹见靖康前。”末云：“秋山秋水今犹昔，漠漠荒烟送斜日。铜人携出露盘来，人生无情泪沾臆。丽川亭上看年芳，更为清歌尽此觞。千古是非同一笑，不须作赋拟《阿旁》。”则感慨盛衰，托意深远。盖是时金室南渡，国势微弱，先生已预忧其将蹈北宋之覆辙，故触物兴感，隐约其词，所谓忧深而思远也。(37) 不对类似诗作作如此的分析，元氏之于家国的深忧也不能够心有戚戚。正大元年，元好问权国史院编修，缪钺先生从其作于此际的《帝城》二首以及《水调歌头》等诗词分析，推断“先生在史馆似不甚得意”，“宦情之淡，归思之浓，故明年遂谒告出京矣”。(38)金国亡后，元氏笃守遗民之节，不仕新朝。癸卯(1243年)之冬，受耶律铸请为其先公(耶律履)撰神道碑，耶律履为金朝名臣，故从其请。然耶律楚才、耶律铸并为元相，时人以阿附非议元氏。缪钺先生却从《答中书令成仲书》与《感事》诗中，感受到了元氏于此的“悲愤之意”，也从另一层面揭示了作为金国遗民的元氏行事之难。(39) 再如大和元年(827年)讨李同捷，杜牧作有《感怀》诗一首，追述安史之乱后藩镇跋扈之祸，边防空虚，外族入侵，急征厚敛，民生凋敝，至宪宗削平抗命藩镇，天下人喁喁望治，而穆宗时君相昏庸，措置乖方，又失河北，最后抒发感愤：“关西贱男子，誓肉虏杯羹。请数系虏事，谁其为我听？……往往念所至，得醉愁苏醒。韬舌辱壮心，叫阍无助声。聊书《感怀》韵，焚之遗贾生。”其感愤时事之深沉、报国无门之痛彻，缪钺先生以为由此作“可见杜牧忧国忧民之情怀与政治之抱负”。(40)通过对类似诗文的精到分析，缪钺先生编撰的历史人物年谱为我们展示了这些人物隐而不发的心结，故其编撰的历史人物年谱往往别有生动。 从深解作品的需要到返回历史人物，从辨订旧谱到自创新格，内外并究，文史互证，缪钺先生的历史人物年谱编撰带有诸多方法论的启示。 综观历史研究领域，历史人物研究最为棘手。除了研究资料多寡的差异，不同历史环境与人文因素，常常使历史人物呈现出复杂纠结的多维特征，给后人的研究布下诸多错综复杂的表象。而一旦被这些表象蒙蔽，则很难对这些人物给出恰如其分的评价。上世纪对秦始皇、曹操、武则天等人的研究，近年来对李鸿章、袁世凯、陈独秀等人的翻案，证实了历史人物研究的困难不易。 佛教将人的行为分为身、口、意“三业”，相对而有行、言、思“三象”(三种表现)。“行”为行迹，“言”为言说，“思”为意愿。落实到历史人物研究，行迹、言说可以借助历史文献的记载，在资料充足的情况下，勾画出历史人物的基本轮廓。但于内在之意愿，则因其隐而不显很难研究。由于特殊的历史与人文处境，历史人物之意愿常常不肯直切表达，而是透过诗文的借物托象暗渡银汉。如此，对一个历史人物的深度研究，除了在充分占有历史材料的基础上还原其行迹、再现其言说外，还必须借助对诗文之类文学作品的分析发覆其内在的意愿，即不仅看他怎么“言”、怎么“行”，还要看他怎么“思”。否则，我们关于历史人物的研究，就总是在其“灵魂深处”存在缺陷。然而，受西方学术分科的影响，近代学术将文、史、哲分为三科，各自为阵。文学多论作品，史学多论行迹，哲学多论思想，割裂了人作为行、言、思并在结果的事实。就此而言，缪钺先生的历史人物年谱编撰尝试弥合此一分割，回到中国传统文、史、哲不分的轨道，从家世、行迹、交游、见解、意愿等多方面综合观察历史人物，其意义当不只在年谱编撰本身，乃至对历史人物研究亦有巨大的方法论启示。 ①缪元朗、景蜀慧：《通贯古今，回翔文史——缪钺先生七十年学术生涯述略》，缪钺：《缪钺全集》第1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6页。 ②参见缪元朗：《缪钺先生编年事辑》，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17-19页。 ③缪钺：《鲍明远年谱》，《缪钺全集》第1卷，第487页。 ④缪元朗：《缪钺先生编年事辑》，第25页。 ⑤缪钺：《元遗山年谱汇纂》，《缪钺全集》第1卷，第560页。 ⑥缪钺：《〈遗山乐府〉编年小笺》，《缪钺全集》第3卷，第279页。 ⑦在1979年1月为《杜牧年谱》写的“后记”中，缪钺先生自述此年谱初稿撰成于1940年，刊布于《浙江大学文学院集刊》第一、第二两集。据缪元朗《缪钺先生编年事辑》称，其上卷刊布在1941年该刊的第一集上，而下卷则刊布在1942年该刊的第二集上。 ⑧参见缪元朗：《缪钺先生编年事辑》，第35页。 ⑨缪钺：《杜牧年谱》，《缪钺全集》第5卷，第263页。 ⑩参见缪元朗：《缪钺先生编年事辑》，第35页。 (11)缪钺：《魏收年谱》，《缪钺全集》第1集，第500页。按，魏收虽以史著闻名，但亦未必不可称名文学，故《魏收年谱》中对其文学作品仍有详细编年，只是这些作品多数已佚罢了。 (12)参见杨质彬：《浙大中文系在遵义》，贵州遵义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浙江大学在遵义》，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70页。 (13)缪钺：《元遗山年谱汇纂》，《缪钺全集》第1卷，第560-561页。 (14)元好问：《遗山集》卷二四《张君墓志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191册，第276页。 (15)元好问：《遗山集》卷三六《鸠水集引》，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1册，第423页。 (16)元好问：《遗山集》卷三九《癸巳岁寄中书耶律公书》，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1册，第447页。 (17)缪钺：《元遗山年谱汇纂》，《缪钺全集》第1卷，第562页。 (18)姚奠中主编：《元好问全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前言”，第6页；刘静、刘磊：《金元词研究史稿》，济南：齐鲁书社，2006年，第162页。 (19)杜晓勤：《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隋唐五代卷》，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年，第610页。 (20)按，《王粲行年考》、《何晏王弼事辑》、《颜之推年谱》、《颜延之年谱》、《魏收年谱》后来都被缪钺先生收入了《读史存稿》之中，足见此类年谱的历史色彩。 (21)缪钺：《鲍明远年谱》，《缪钺全集》第1卷，第487页。 (22)缪钺：《鲍明远年谱》，《缪钺全集》第1卷，第492页。 (23)缪钺：《元遗山年谱汇纂》，《缪钺全集》第1卷，第560页。 (24)缪钺：《元遗山年谱汇纂》，《缪钺全集》第1卷，第560-561页。 (25)缪钺：《元遗山年谱汇纂》，《缪钺全集》第1卷，第598-599页。 (26)缪钺：《元遗山年谱汇纂》，《缪钺全集》第1卷，第597页。 (27)缪钺：《元遗山年谱汇纂》，《缪钺全集》第1卷，第576-577页。 (28)缪钺：《王粲行年考》，《缪钺全集》第1卷，第109-110页。 (29)缪钺：《何晏王弼事辑》，《缪钺全集》第1卷，第150页。 (30)缪钺：《颜延之年谱》，《缪钺全集》第1卷，第461-462页。 (31)缪钺：《元遗山年谱汇纂》，《缪钺全集》第1卷，第606-614页。 (32)缪钺：《王粲行年考》、《颜延之年谱》、颜之推年谱》、《元遗山年谱汇纂》、《杜牧年谱》，《缪钺全集》第1卷，第112、464、541-559、592页；第5卷，第197页。 (33)缪钺：《王粲行年考》、《鲍明远年谱》、《元遗山年谱汇纂》、《杜牧年谱》，《缪钺全集》第1卷，第112、491-492、603页；第5卷，第225-226页。 (34)缪钺：《治学琐言》，《缪钺全集》第7卷，第74页。 (35)缪钺：《治学补谈》，《缪钺全集》第7卷，第77页。 (36)缪钺：《何晏王弼事辑》，《缪钺全集》第1卷，第159页。 (37)缪钺：《元遗山年谱汇纂》，《缪钺全集》第1卷，第580-581页。 (38)缪钺：《元遗山年谱汇纂》，《缪钺全集》第1卷，第587页。 (39)缪钺：《元遗山年谱汇纂》，《缪钺全集》第1卷，第638-639页。 (40)缪钺：《杜牧年谱》，《缪钺全集》第5卷，第205-2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