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主义语境中的当代民族文学问题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殖民主义论文,语境论文,当代论文,民族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 4667（2000）01—0034—05
当前，后殖民主义理论流行于全球，与此同时，我国当代民族文学在发展中也遇到了从未经历过的文学本身和文化的现实问题，要求理论作出解答。这两者都是毋庸置疑的事实。我以为在两者之间会有一些内在规律性联系，如果我们能探求到其中的联系，将有助于我们对民族文学新的批评策略做更全面的了解。
本文力图在后殖民主义理论语境中，论述我们探讨当代民族文学时所面对的理论、现实等诸方面可影响到民族文学发展的因素，在此基础上思考民族文学批评的策略和思路。
一、理论及现实诸方面因素的展示
新时期以来，西方各种文学文化思潮对中国当代人文知识分子产生了诸多影响，其中最大的要算破除陈规，开启思路。使得当代中国原有的条件和传统生发出可以影响文学发展的作用，展示出别样的意义。
第一，文化、文学思潮的影响。新时期以来西方各种文化思潮文学思潮对当代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影响，不仅表现在思潮内容本身，更表现在为当代中国人文知识分子提供了种种思路。后殖民主义理论也有这样的作用。
后殖民理论在英语世界中专用于研究原先的殖民地或称“后殖民地”写作的批评话语，是一种向主流话语进行挑战的策略。后殖民主义理论中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启示最大的，是他们在“自我”和“他者”之间，即在对象化的关系中来谈论东方和西方问题。如在萨伊德“东方主义”理论中，无情地点破了“东方”被想象式地塑造为西方的“沉默他者”的现实，指出西方的文化中心地位和优越的心态恰恰来自东方或者说非西方的存在，这是一种对象性地考察自己和他者关系的学说和思路。
后殖民主义理论另一个重要的思路，是在如何再现殖民地本土经验的问题上，后殖民主义批评家提出的非中心、分离性、边缘性的立场。以避免重蹈西方中心论和本质论的覆辙，这种对世界文化的多元、多极、多样化的关注与敏感，给予处于文化边缘地带的人们提供了广阔的思考空间。
对于中国当代人文知识分子影响较大的另一点，是后殖民主义理论中的对偏见的揭示，对现状的置疑。萨伊德理论的文化资源是阿拉伯和印度的殖民化经验，理论出发点是西方学术界叙述话语的经验，在西方，它是试图从殖民地本土经验中寻找批判资本主义的可能性，而且主张一种解构的立场，通过解读文本中模糊和含混不清的部分，来剖析、批判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意识形态，揭露普遍性知识和“真理”所隐藏的西方的偏见。当然后殖民主义理论对当代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特别是少数民族人文知识分子有启示意义的内容和思路远不止于此，在后面的具体论述中我们还会涉及到。
少数民族的人文知识分子，在上述思路的引导下，重新思考自己民族文学在文化视野中被定位的问题；汉族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文学素材资源的问题；互相借鉴互相融合问题。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可以说，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引入大大拓宽了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特别是少数民族人文知识分子的思考空间。
第二，与后殖民主义思潮相关的全球化对当代人文知识分子的逼迫。后殖民氛围是在全球化资本主义之上兴起的。一方面跨国资本在全球化中更加自如，带来了一个所谓“没有国界的世界”。虽然这种全球化的发展依然以欧洲中心主义为基本运作逻辑，但全球化的结果是使这个中心已变得“多孔”，可以吸纳不同的声音，具有化解抗衡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全球化也会将现代化渗透到地球的每个角落。人文知识分子，尤其处于边缘的非中心非主流的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因为所借以用来观照本民族文化的思想武器是西方的，他们早已在某些方面潜移默化地接受了西方现代化的思想，所以，他们必将面对一个两难处境：必须接受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同时又要保护自己的民族性。而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尤其少数民族的人文知识分子也面对这个问题，少数民族文学家们必将以他们的艺术直觉感到矛盾乃至痛苦。
第三，人民性和民族性问题的交叉、转换。人民性问题是在当代文论中得到充分讨论并基本获得共识的概念。人民性术语在俄国作家批评家那里其实有民族性的意思。吴元迈在论文《略论文艺的人民性》中曾考察过这种情形：早的不说，仅在十二月党人的思想家和文学家那里，人民性基本上还是民族性的意思，包括民族的性格、民族的特点和民族的精神。到了别林斯基，他对人民性概念的理解有了发展和变化。19世纪30年代，他也把人民性看作文艺的民族特点和民族性的表现。40年代，他意识到人民性和民族性的区别。认为“民族性”比“人民性”更宽泛。并且主张区分“艺术的民族性”和“艺术的人民性”这两个不同的概念。[1]（PP.296～303）从以上对文艺的人民性和民族性的概念的追述，可见出文艺的人民性和民族性互相有交叉，有渗透，人民性并未排除民族性，而民族性中也有人民性。两者是互为包含的。当我们的社会和理论更多关注文学与社会，更多从意识形态角度思考问题时，文艺的人民性就显露出来，当不同文化的冲突问题突出时，文艺的民族性就显露出来。
冷战结束之后，“非西方文明不再是西方殖民主义压迫下的历史客体，而象西方一样成为推动和塑造历史的力量”[2]（p.212），与之相应，许多知识分子认为目前社会冲突的模式也发生了变化，如亨廷顿提出世界的冲突在于不同文明之间的矛盾，这种地缘政治学的思想观念虽与当代中国民族文学问题之间没有直接联系，但却开启了一部分当代人文知识分子的理论思路，使他们开始关注文艺民族性问题，尤其是在保持和尊重民族团结的基础上，当代中国少数民族人文知识分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民族自我意识，更加珍视本民族文化传统，注意本民族文明方式在多民族中的地位，注重从民族的角度思考当代问题。例如鄂温克族小说家乌热尔图，较多地涉猎黑人文学、印地安人文学，理解那些处于他人文化中心所观照的“他者”地位，他也涉猎人类文化学著作，关注从欧洲文化中心观点出发随意阐释他民族文化、在事实上盗走他人素材和声音的现象。在他的文章中，抨击这种对他民族自我阐释权的无视和剥夺，尤其是世界范围内的“欧洲文化中心”、“白人文化中心”对印第安的土著文化、对黑人文化的肆意阐释和剥夺。他的论述落脚在印第安文化和黑人文化，而潜在的话语也是清晰的：反对生硬地用其他文化来阐释本民族文化、生活和生产方式、历史与传说。他的民族自我保护意识是很自觉的。
有一组已成为历史的在文坛上引起纠纷的材料，我以为如今重新品味极有意思：汉族作家高建群以哈萨克民族生活背景创作的中篇小说《遥远的白房子》，内地作家马建以西藏为背景借用新闻写作手法创作的小说《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这些作品问世后，都引起了所描写的民族的普遍义愤，刺伤了该民族的情感，甚至引起了某种程度的民族纠纷。当我们越过“违犯民族政策”，“伤害民族感情”等说法后，会意识到，这种反感和义愤、纠纷实际上也反映了同一国度中，不同民族间的潜在的文化差异，进而言之，是少数民族对“自我阐释权”在无任何委托、未经允许情境下被他人占有乃至扭曲的反感。试想，鲁迅的《阿Q正传》，以及他创造的精神缺陷的阿Q如果出自非中华民族作家之手，比如赛珍珠，那将会对中国人的感情有怎样长久而深重的伤害啊！可见，对本民族的珍爱，对自我阐释权的保护，是渗透到民族的血液里的基因，一旦有了适当的条件，就会强烈地表现出来，少数民族文学里的民族性也会随之表现。
第四，对十七年少数民族文学缺乏民族主体意识的反拨。阅读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十七年部分，我们会发现少数民族文学所涉及的主题题材基本与当时的文学总体风貌没有什么区别。这是因为，少数民族作家的民族主体意识不够自觉，他们的创作基点和汉族作家没有什么区别。80年代就已有论者论及这种情形。例如尹虎彬认为玛拉沁夫的《科尔沁草原的人们》“写的是当时写得滥熟的阶级斗争题材；这类小说之所以在当时受到好的评价，是因为它适合了政治模式的小说热。它们大都是他民族（汉民族）生活在本民族生活的投影；作家在本民族生活中所关注、所提炼的恰恰不是该民族特有的、带有某种本质性的生活意蕴，而是寻找一种与汉族、与流行的看法相契合的生活表象。他们不过是证明在汉民族生活中发生的事情，诸如阶级敌人破坏生产、落后人物的转变、先进人物的斗争精神等，在少数民族中也同样存在。”他总结说，50年代出现的这批作家，“他们的创作浓厚地带上了中国当代社会的历史风尘，没有摆脱社会政治模式”[3]。尹虎彬的观点有他的偏颇之处， 少数民族作家也确实经历着与汉族同样的生活：解放、土改、肃反等等。“中国当代社会的历史风尘”哪一个民族没有经历过呢？如果抛开这个偏颇，尹虎彬所认为的十七年少数民族小说反映的生活和人物形象并没有多少民族性，这个观点还是很正确的。确实，当时的社会环境、社会空间包括民族空间是很小的，社会话语中的“差异”的声音不多，各民族生活内容很相似。相应地作家的主体意识也谈化，他们几乎或者说很少从自己本民族作为独特的文化群体出发，展示独属于自己的对生活、对社会的理解和审美追求。
新时期民族作家的民族意识日益自觉，他们逐步摆脱与当代文坛亦步亦趋的态势，开始善于从本民族的情感和视角出发处理艺术对象，表达自己本民族所珍爱的情感。他们的文学创造日益显示出了民族本身的规律，“人类社会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是以民族的形式存在，那么，人类社会在一定历史阶段也一定要以民族文化的形式存在。文化的民族差异不仅是人类以民族单位生活的自然结果，而且是这种生活的前提和条件”[4]（p.121）。少数民族作家主体意识加强，正是对十七年民族意识淡化的反拨和纠正。
二、后殖民语境中的当代文学批评策略
如前所述的理论和实践的诸方面因素，构成宏观的文化氛围，也必然决定了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方向，当然也决定我们的批评策略，促使我们对民族文学作深入思考。
第一，关注民族和民主的双重诉求及其策略。
后殖民理论的中坚人物巴巴的“种族播散”的观点不仅是理论推理，而且已成为现实。第三世界知识分子不断迁徙到第一世界，在高等学府中接受教育，甚至受聘为终身教授，他们直接参与了西方的论述生产，亦具体改变了从前的论述生产分布情况。简单的东西方、发声与沉默之二元对立被打破了。这些原先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诉求也相应变得复杂起来，他们既有“他者”的、边缘的、非主流的诉求，也有现代化的、全球性的诉求。他们两难于本土与国际之间。他们难于确定自己的文化身分。
在后殖民语境中的当代中国少数民族作家，他们的处境与上述的难以确定自己文化身分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情形惊人地相似。他们起步于本民族的土壤，然后到现代化程度较高的都市读书，接受现代文明，并在后殖民语境中面对和思考民族文学、文化问题。他们身份的模糊和难以确定，他们知识结构和情感诉求很复杂，这也许恰是全球化过程的必然结果。
一方面，全球化趋势已经足以让中国少数民族作家、人文知识分子意识到现代化的势不可挡。当他们着眼于人类进步时，他们赞叹现代文明，通过文学艺术表达对民主、进步的渴求，表达对具有全人类性的历史进步的向往。当然，现代性是具有多层次的，有物质层面的现代性、精神层面的现代性以及制度层面的现代性。对于物质层面和制度层面的现代性，他们易于接受。而对于精神层面的现代性则接受起来较多保留。另一方面，当他们作为本民族的代言人时，则注重揭示现代文明的种种弊端，深情地咏叹本民族的传统美德。充满对本民族精神和情感的眷恋。考察80、90年代用汉语写作的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可见出他们总在这两极，也就是民主和民族之间痛苦的抉择。
少数民族作家和人文知识分子的双重或者模糊的身分，所决定的他们民主和民族的双重诉求的矛盾，是长期的，它造成了民族文学的多重性和复杂性。文学批评的策略当正视其存在，80年代中期，当伤痕、反思文学的浪汐退去，现实中新的道德选择向传统的伦理观念挑战，历史前进的必然要求和田园牧歌般的传统人情伦理的矛盾冲突，文明与愚味的冲突，历史理性和人文情感的冲突总是缠绕着当代中国作家。如今，少数民族文学的民主和民族的双重诉求也会加入到中国当代文学宏观的如是矛盾之中，交错、交叉，构成复杂的文学景观。
第二，关注民族文学边缘地位与当代文学发展中的意义及其策略。
如前所述，后殖民主义批评的经验来自曾经是殖民地国家如印度等，方法则是解构主义的思路。他们为了避免重蹈西方中心论和本质论的覆辙，主张非中心、分离性、边缘性的立场。后殖民主义理论对世界文化的多元、多极和多样化现象很关注，所有这一切应该对我们有启发。最根本的启示可以概括为，清醒地意识到少数民族文学的边缘化的多重意义，从而确立文学批评对少数民族文学的批评策略。
少数民族文学从文化、地域、经济、心理、审美等诸方面都处于边缘地带。地域的偏远、交通的不便、历史上的落后，必然造成在当今市场经济中的弱势。文化上的民族传统与当代现代化语境的抵牾，他们心理上的潜在的自卑情绪所表现出的自我心理遮敝和防护，审美情趣的民族特性等等，都使他们处于边缘。从全国文坛的总体格局来看，有如下几种表现：其一，是沉默。以鄂温克小说家乌热尔图为例。80年代乌热尔图的《一个猎人的恳求》、《七叉畸角的公鹿》、《琥珀色的篝火》等三个短篇小说连续3年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他的小说执着地去发现鄂温克猎人的精神世界与其他民族存在的些微差异，然后在不同点中提取具有审美价值的部分，运用文学形象表现出来。近几年虽然也有小说集《你让我顺水漂流》出版，但乌热尔图在文学创作上基本上是沉默了，岂止是乌热尔图，还有一些80年代风云文坛的少数民族作家也沉默了，如李陀。这其中当然有他们个人艺术创造力改变的问题，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作为少数民族在边缘地带的心理问题。或许还有以沉默保留自我的阐释权，保留自己的声音，以免在众声喧哗中失却自我的原因。其二，失去对话机制。全国第六届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获奖篇目可见，少数民族母语写作的姑且不论，就是汉语写作而成的作品，除去阿来的《尘埃落定》之外，也大多在文坛上没有成为热点。原因主要为，少数民族作家所凝目的生活场景和思索的问题，他们所珍视的传统之美当下并不为人们关注，少数民族文学和文坛的对话中断了，其实这也是一种文学的沉默。其三，是从少数民族的角度，较为自觉地凭借自己的独到的艺术感知和生活体验，参与探讨人类共同感兴趣的问题。例如最近获全国第六届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的藏族作家阿来的长篇小说《尘埃落定》，这部长篇小说极富艺术才气地创造了“尘埃”这一意象，或者说这个意象笼罩了全篇：人是尘埃，人生是尘埃，战争是尘埃，情欲是尘埃，财富是尘埃，历史进程的某些环节也可能是尘埃，象尘埃那样升腾、飞扬、散落，始于大地而最终归回大地……这便是宇宙的无休止的歌唱，往复循环，苍凉而又凄楚。而人的过程就融化在这普遍的历史感之中。阿来不止是探索藏人土司制度的崩溃和土司的人生归结，更是探索作为人类一部分的藏人的生存状态。他认为藏族人的生活“并不是另类人生”；又说：“欢乐与悲伤，幸福与痛苦，获得与失落，所有这些需要，从他们让感情承载的重荷来看，生活在此处与别处，生活在此时与彼时，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因为故事里面的角色与我们大家有同样的名字：人。”[5] 小说在凸现人的生存状态的特殊性（土司制度）的同时，也艺术地模糊了人或“人的过程”的特殊性与普遍意义的界线，突破了题材局限，突破了民族和国家的局限，提升到人类的层面。
如前所述，少数民族文学有其地域、经济、文化、审美等诸方面的边缘性。因此文化立场或文化话语的批判性是以其“边缘性”为前提的。童庆炳和陶东风的论文《作家的边缘立场与文学的批判功能》中提出：“真正的现代意义上的批判必然是站在‘边缘’立场上对处于中心地位的思想潮流及其在实践中所产生的弊端所进行的批判。”如果说这是从最一般的逻辑和思想方法来界定边缘与中心，固守与批判的关系的话，那么，我们将会看到，作为人文知识分子的少数民族作家，处于边缘地带，他们更有从容的心态冷静地观察处于中心地位的文化、艺术的审美活动，鄂温克小说家乌热尔图就从相对汉文化而言非主流的草原鄂温克文化，从与现代大都市相距遥远，与大自然更接近的呼伦贝尔草原，思考了一些我们处于文化中心地区所忽略和无法想到的问题。他在《大兴安岭，猎人沉默》中描绘了告别森林和狩猎的鄂伦春民族的复杂难言的情感，也提出了在森林里生活久远人口繁衍到一定程度后就应该离开森林，以保持森林的平衡和安宁。在另一篇文章中他还提到：“千百年来，处于人类早期社会的成员们以不可遏制的述说的冲动，维系着部族的意志，传递着整个群体的生存经验，在他们中间自我阐释的愿望和自我阐释权利的运用已成为合理的存在。”[6]由此出发， 他抨击了全球性的弱小部族声音被他人盗用，阐释权被他人所剥夺的现象。乌热尔图的思考方式和思考内容标示出，少数民族的人文知识分子较汉族人文知识分子，更自如地接受西方尤其是欧美新学。他们更侧重从人类的角度看待本民族，看待世事人生。藏族作家文学创作中的泛神论、特别强烈的宗教感，以及因时间的错置而产生的荒诞感也可作为一个证据。
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无论沉默抑或发出自己的声音，对我们都是有意义的参照。特别是循后殖民文化理论的思路，我们可以充分了解少数民族作家的沉默，及其边缘性的意义。首先，他们的边缘性和沉默是一种批评力量，无声抨击颓败的现实和文学现状。文学批评应当自觉关注文学的沉默现象，变换角度，体验边缘，发现问题。其次，是激发文学激情和艺术想象的无形力量。边缘引起复杂的心理体验，在沉默之下必然有尚未纳入话语主流的情感流动，有可酿成文学的审美情思，有艺术想象所需要的力量。此外，也是文学批评从整体来观照文学的一种制衡力量，即文学永远是不均衡发展的，文学的价值选择和审美追求永远是多样的。少数民族文学的边缘而能让我们的文学批评考察中心，因他们的沉默而能让我们的文学批评作出反思。我们要珍视边缘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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