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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经济形势与对策的争论与分析
如何看待当前我国的经济形势？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理论界就这两个问题争论激烈。我想从以下四个基本关系入手谈些个人看法。
1.物价上涨与通货膨胀的关系
当前经济中存在的不稳定因素，主要是物价迅速上涨。对此，有两个针锋相对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形势严峻，必须用比较大的力度控制通货膨胀，使经济走出“过热”，保证社会稳定。第二种观点认为，涨价和通货膨胀不可怕，最可怕的是增长速度下降，失业增加。我认为这两种主张都没有注意到改革和发展新阶段的特点，他们都混淆了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的关系。
我国目前的经济形势，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一方面，市场上的物资供应很丰富，有些商品已经过剩，又没有挤兑银行存款的现象；另一方面，商品的价格连续几个月居高不下。目前的价格飞涨，不是由于供不应求造成的。严格说来，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是货币过度增长，是流通中的货币已经过多，是钞票的超经济发行。，是投资(Ι)大于储蓄(S，广义的)。最近几个月以来，虽然物价涨的很快，但是货币、金融形势还是比较稳定的。
因此可以说，目前市场上存在的是通货基本平衡下的物价迅速上涨，货币和信贷的增长和物价上涨并不是同步的。这是改革15年来出现的新情况。
通货基本平衡下的物价高涨，表明定价过程中非货币性因素的影响增大。这些非货币因素包括：
①地方定价攀比；
②部门和条条定价垄断；
③定价秩序混乱，存在单纯卖方叫价；
④企业财务管理权扩大后，成本泛滥
许多消费和福利开支打入企业成本。目前物价增长快于通货增长，主要是体制的原因，是由于非货币因素的推动。非货币因素之所以产生，根源是前一阶段价格改革我们只注意了放开的意义，没有注意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时，需要建立定价及成本的监督和管理机制。由于定价秩序混乱，地方定价攀比、部门和条条定价垄断、卖方任意抬价以及缺少一个对企业的成本进行严格审监的机制，在体制上有空子可钻。结果，即使通货平衡，价格还是不停地上涨。
这就是说，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中，既可能出现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同步又可能出现不同步，通货基本平衡下可能产生物价高涨。在第一种情形下，控制物价可以用控制通货膨胀的办法予以解决，在后一种情形下，要平抑物价，就不能单纯走反通货膨胀的道路了，应该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非货币因素的控制上。
2.“热”和“冷”的关系
主张大力控制通货膨胀的经济学家，担心的是经济“过热”。而主张经济增长是第一位的经济学家，担心是经济滑坡，出现“过冷”。到底怎样处理“冷”和“热”的关系呢？实际上涉及到政府经济发展政策的指导方针。1992年中央提出经济要“持续、快速、健康的增长”。这个方针，包含着深刻的发展的辩证法。
“快速”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目标。从长期来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快一点总比慢一点好。能快为何要慢呢？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是要热一点，不热一点，就不可能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就会老是跟在别人屁股后面。但是，从际受能力看，经济不能“过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增长的速度并不是越快越好，关键是能不能实现“持续增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争取的是持续的高速增长，是健康的高速增长。因此，中央提出“持续、快速、健康的增长”，应理解为统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周期全过程的指导方针，既反对“过热”，又反对“过冷”，在长期政策上，倾向于经济“热”一点。
要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持续、快速、健康”的轨道上运行，在周期管理方式上的政策选择应该是微调。所谓“微调”，包含两个基本点。一是向上微调，一是向下微调。向上微调的意思是，政府推动经济从低潮转向复苏，再从复苏进入繁荣，力度不是过份强，货币发行和银行信贷的放松不要太猛。我们现在的经济，特别是公有制经济，还是一种软预算约束，地方和企业都有一种争投资、抢速度的渴望，因为他们承受着较大的就业的工资压力，只要政府稍微放松控制，他们就会大力争项目和贷款，扩大生产，在地方之间、企业之间形成投资竞赛。现行的体制，在客观上有一种需求生长旺盛的倾向，如果前期紧缩和低谷时间不是很长，无需过分刺激，需求和速度就会上去。这就是为什么1992年计划CNP增长9%左右，而实际增长却高达13%的缘故。采取向上微调的做法，要求给经济增长留有自发扩张的空间。
向下微调是指，经济一旦出现过热，政府采行紧缩政策，力度不要过猛，不要搞一刀切，最好多用结构性紧缩，将热的产业的投资分流到冷的产业，实现冷热平衡。这有两个好处：一是总投资水平不会大幅度下滑，从而定社会的就业水平不会因紧缩而降低过多，以避免紧缩期过高失业率的出现；二是冷的产业即瓶颈产业，包括交通、能源和原材料产业在紧缩期加快发展，可以为实现长期高速增长打下基础，准备后劲。
向上微调和向下微调相结合的周期管理政策，是一个“中性政策”。这一政策的基本着眼点有两个：一是追求持续的高速增长，认为每一个周期内的平均增长率要保持9%的水平，低潮时期的增长率也不要低于6%；二是强调个别年份高增长率的选择，不但要以当年的承受能力为依据，而且高增长之后不会带来急剧下跌。
3.速度与失业的关系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什么不得不热一点呢？主要原因是中国的就业压力太大。随着全面市场化改革进程的加快，这一压力越来越加大。我们说，中国今后50年始终将是一种劳动力过剩的经济，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中，特别是在2000年前5年中，这种劳动力过剩会特别的明显。主要有四个原因。
第一，国有企业富余人员的拨离。加快国有企业改革意味着加快就业重组，而就业重组势必减员，数量不小的国有职工将面临解雇。目前，全国15，000多万人的职工队伍中，国有职工11，000多万人，占三分之二略强，即使本世纪末之前国有企业改革只裁减10%，也将有1，100多万人被裁下来。第二，集体企业富余人员的拨离。目前城镇集体单位的职工3600多万，占“职工”统计中的25%，这个25%，也是计划经济条件下实行数量型就业政策的产物，劳动生产率很低。如果今后向效率型就业转变，到2000年之前，让10%的人离开现在工作岗位，安排新的工作，也有近400万人要被拨离出来。第三，第一产业剩余劳动力的分离。迄今为止，我国第一产业劳动力人数大约为34，800万占全社会就业人数的58%。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传统的数量型农业将必然转向效率型农业。到本纪末，如果计划第一产业就业存量分离出5%，那么非家产业要为大约1，700万农业剩余劳动力创造就业机会。第四，新增劳动年龄人口。到今年底，劳动年龄内人口将达72，000万。根据人口趋势预测，在1995──1999年期间，当年退出劳动年龄人口数大体维持在850万，当年进入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平均每年将为1，700万，每年净增加850万人，因此今后5年累计4，250万人。
上述4项相加为：1，100+400+1，700+4250=7，450（万人）。5年中，每年需要创造出1，490万个新就业机会。这是一个十分艰巨的就业任务。它向政府的就业政策提出了严重的挑战。如果就业政策稍有偏差，在全面市场化改革大潮的推动下，中国大陆就有可能出现相当严重的失业现象。
面对这一形势，中央提出“持续、快速、健康”增长的六字方针，是十分正确的。单从就业这一点来看，中国的发展速度不得不快一些，就业的压力迫使我们选择持续、快速增长的政策。什么叫快速？我们的计划是9%，如果把自发扩张的考虑进来，有的年份可能超过10%。当然，超过太多，那是超高速，很危险，它必然伴随高通涨，而一旦高涨出现，超高速就会被迫掉下来。因此，在增长政策的指导上，我们反对的不是高速，而是超高速，是伴随高通涨的、不可能持续的超高速。如果增长率超过10%不远，而且通货是基本平衡而不是膨胀的，这个高速就应是无可非议的，因为它可以保证一个高就业的水平。寻找一个低通涨、高就业的高速增长途径，应成为宏观经济政策指导的一个目标。
4.总量平衡与结构调整的关系
实现低通涨、高就业的高速增长，需要处理好总量平衡和结构调整的关系，而这又要求我们采取结构主义的周期管理政策。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时期，中国的经济周期将转换为更为明显的结构型，企业之间、产业之间、地区之间的景气交叉会越来越明显，一些企业、产业和地区出现景气上升，而另一些企业、产业和地区则出现下降。这种景气交叉，会在一定程度上减缓总量波动。这种景气交叉也表明，即使是在经济的扩张繁荣阶段，也有一些企业、产业和地区处于不景气状态。
面对这种结构性景气变化形势，政府在利用和调控周期时，要特别注意采用结构的办法，在对部分景气过度的企业、产业和地区实行紧缩时，对那些景气不足的企业、产业和地区就应该放松，根据景气交叉采用松紧搭配的结构政策。目前，我国的瓶颈产业，实际上就是景气不足产业。主要有三类：一类是农业；二类是交通等基础设施；三类是能源和原村料。其中，最落后的是第二类。要保证经济总量持续增长，使周期的复苏繁荣时间拉长，一定要下决心大力发展基础设施，特别是扩展交通建设。
在经济向下调整时，可实施一项庞大的交通建设计划，象50年代和60年代上半期那样，大力兴建铁路和公路，大力发展航空事业。实施交通建设计划，一方面可以创造大量就业机会，吸收大量劳动力，降低紧缩期的失业率，又可以在短期内实现投资分流，抑制“过热”产业特别是制造业投资的过度增长。在投资的宏观管理上，对制造业从紧，对交通建设、能源和原材料从松，实行给“热”的产业降温，给“冷”的产业升温的产业景气搭配的政策。
在制造业的生产和市场“过热”的情况下，另一种常规性操作措施，是利用进出口调整国内市场。目前在政策上应该明确，一方面，扩大制造品的出口，减少国内制造品市场积压和生产过剩；另一方面，增加交通设施的进口，争取更多的国际资本用于我国交通建设的投资。瓶颈产业上去了，经济发展才有后劲，持续健康增长才能有保证。
用结构的办法管理和调控经济周期，特别强调紧缩中的扩张和减速中的加速，以高补低，冷热平衡。实施这一政策指导的直接结果是，避免过度衰退，防止速度下降过多。这样，既熨平了周期，又可以发取过几年上一个台阶，在小波动中实现比较高的平均增长速度。
二、下一步经济改革的走向
1.第二步税制改革
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要达到国强民富，是国力和居民个人利益大幅度提高。一般来说，民富先国强，国强则民富。制定和实施改革政策，不能不更多地从国家利益角度考虑问题。不过，这里面有“国”和“民”的分配关系问题。民富国穷和国富民穷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所不能接受的。处理好“国”和“民”分配关系的主要手段是税收，税多国益，税少民益。
今年，中央十分重视税制方面存在的问题和如何加快税制改革。但从宣传和政策落实的势头看，似乎更多强调的是解决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关系的分税制。实行分税制无疑很重要，可以实现中央和地方之间权、责、利清晰的税收分配，为打破大一统的中央集中型财政体制奠定基础，今后中央和地方之间、地方和地方之间可以少扯一些皮，各级政府可以集中精力抓好日常工作，提高政府行为的效率。但是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税制改革，不止于此。去年11月，我执笔起草的经济研究所研究报告就指出：建立一个统一的全民纳税制度已经迫在眉睫。现在，偷税漏税漏税几乎成为普遍现象，收入多的多偷，收入少的少偷。政府要办的事越来越多，而国库越来越空。还不抓紧税制建设和法律约束，就有可以走上民富国贫的道路。
我国全面税制改革的第一步是分税制，目的是初步划分中央和地方两级政府之间的税收关系；第二步是全民纳税制，建立个人收入和纳税帐户，目的是明晰个人与国家的收入关系。第一步是分税，第二步是完税。这两步的出发点都不是提高税率，而是税制的创新，是想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在国家，企业和个人之间，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建立新型的分配关系。
第二步税制改革，即建立统一的全民纳税制度。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制定细致、严密的个人纳税法则，包括对税种、税率、期限、范围及惩罚规定等，越具体越细越好；
(2)建立严格的报税制度，确定年度法定报税期限，个人和业主每年必须在期限前向政府税务部门报所得税，发现偷税，应上溯前几年的收入和报税记录，从严惩罚，用严惩来形成个人和业主的报税习惯；
(3)建立由中央和省两级国税局独立管理的税务体系，赋予税官以全权执行国家税法的权力，任何政府行政国家税法的权力，任何政府行政官员，不得以任何借口在税官权力之上对个人和业主减免税。
(4)条件一旦成熟，应当实行除食品以外的消费税制度，不同地区不同商品的消费税率可以视情况有所不同；
(5)应当研究在适当时候实行遗产税。
发达市场经济的运行，是以极严格的法制为基础的，而税法又是国家经济的根本大法。全面加快税收法制改革，是加快整体经济体制改革一项十紧迫的内容。
2.微调利率与建立银行竞争
今年4月中旬，在我们社会科学院经济片举行的经济形势分析会议上，我提出了“一软一硬”的对策。这一对策的基本主张是：目前对因垄断、地方攀比和定价秩序混乱造成的涨价现象的控制要硬，甚至不惜采取行政手段平抑物价；对投资需求控制要软。我把这种控制需求的软政策叫作“中性政策”，主要手段是对税率、利率和汇率进行微调。今年已经推出的汇率并轨和分税措施，对经济的调控作用逐渐表现出来，实行补充性下调的进一步的做法应是调高利率。
去年两次提高利率，幅度都不大，有人说当时就应该多调一些。这样说道理不足。因为利率提高的主要依据是物价水平，而去年能看到的物价指数要比现在低得多。去年11月开始放松控制以来，物价加速上涨，月月超过20%，原计划全年物价上涨率，从去年的13%降到达10%以下，从形势的发展看，可能会要超过15%。现在一年期官定利率只有11%，因此负在4个左右的百分点。目前的黑市利率在20%左右，有的高达30%的水平。所以，利率双轨制中的利差在10个百分点上。我们在解决汇率双轨制以后，利率双轨制问题又突显出来了。解决负利率和利率双轨制是下一步金融改革的重要内容。
有人说现在利率的调控作用不大，原因是财政吃大锅饭的体制对提高利率反映不灵敏，国有单位的软预算约束对提高利率不在乎。如果说这一观点在过去还说得过去的话，那么现在已不站住脚了。理由如下：①现在整个国民经济中，非国有部分所占比例已达60%左右，他们对利率变动反映灵敏；②实行分税制后，地方政府的财政约束加强，在制定投资计划时，他们对利率的考虑也会比以前多一些；③在国有经济内部，有一部分自负盈亏的公司和股份制企业，他们对利率的反映也比较灵敏；④从存款方看，目前居民消费和投资方向所依据的主要信号是利率，银行利率太低，居民就会放弃一部分储蓄，甚至挤兑存款，要么是增加当消费，要么是在黑市放高利贷。
现在，利率的调控作用，不但要比1988年显著，而且会比去年更大。因此，调利率，既是必要的，又是有效的。对利率进行微调，也是一种改革，不过它只是一种宏观调节方式的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育和发展，关键是制度的创新。在金融系统内，主要是在专业银行引入竞争，通过银行产权组织多元化，打破现在国家银行独家经营的格局。在强化中央银行的独立调控能力，并且实行准备金和贴现率制度的基础上，专业银行在中央行的宏观利率调节下，自主决定具体的商业性存贷利率。这个利率在不同银行是有差别的，因此利率决定有竞争，上下自由浮动。专业银行利率变动市场化，是今后改革的必然趋势。
3.在部分国有企业，探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路子
过去15年，企业改革主要走的是放权让利的路子，按这个路子搞，国有企业较以前有了一些活力，但还是没做到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和管理民主。国务院拟从今年6月开始，在136家国有企业进行为期两年的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就是要推动企业改革从放权让利转到制度创新。试点主要想探索以下问题：
①在《公司法》明确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或部门为国有资产投资主体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这种机构可以有4种形态：一是国家投资公司，二是国家控股公司，三是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四是具备条件的企业集团的集团公司。在无法确定试点企业投资主体的情况下，政府授权某个部门行使国有股权，该部门中负责国有资产经营的机构对所持股企业不行使政府行政管理职能。
②试点企业实行公司制，其中大部分为有限责任公司，它比股份有限公司操作简单，改组成本低，不发行股票和上市。这种有限责任公司搞多个股东持股，形成多元股东间的利益制衡。公司建立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形成职能分立和制约机制。董事长一般兼任经理，目的是在企业内部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工会代表职工利益参加董事会和监事会，就劳动条件签定集体合同。
③公司制企业分配上实行合同化，职工与公司签定劳动合同，经理、副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与董事会签定聘任合同。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报酬实行年薪加与经营业绩挂钩的奖励，职工根据岗位、技能和实际贡献确定薪水，政府只对工资总量实行控制并监督和检查工资水平的确定。
④公司制企业职工的保障社会化，原企业的后勤服务单位和承担的社区服务职能从企业分离出去，有几个问题要在试点中研究解决：一是老职工养老金来源不足、欠帐过多；二是企业办的学校、医院等需要经常性补贴的单位谁来接受；三是医疗保障个人化的工资补偿等。
(5)公司制企业建立明晰合理的资产负债结构。对“拨改贷”和基本建设基金贷款形成的本金的历史债务，分别情况进行处理。“拨改贷”债务转为国家投资，在公司帐户上形成为新增国有本金。转为国有资本金的数额、方法和程序由有关部门研究实施。
总之，用公司制改造大中型国有企业，目的是要明确产权关系，建立企业法人制度和有限责任制度，形成劳、经、资制衡机制，推进政企分开，实现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
4.国有企业改革的另两个途径：破产、合伙制和独资制
近几年我们讲得比较多的，是如何使三分之一亏损企业扭亏为盈上。然而，扭来扭这批企业依然是半死不活，钱花了，物资用了，却没有多少效益，对经济增长没有作出什么贡献。搞公司制试点，是想给另两个三分之一的企业创造一个更好的发展环境。采取的方法不是给政策优惠，而是给一个可以形成平等竞争的制度条件。公司制试点企业中，效益好的占90%，一般和差的占10%，其中较差的只有2家。但是，毕竟三分之一的亏损企业要有一个出路。尤其是那些亏损的大中型企业，搞公司制他们没有条件，国家用不断注入资金的办法又救不了他们。怎么办？最后，只有破产这一条路。怎样破产？谁来收购这些企业？破产后，在职职工的再就业怎么办？老职工的养老负担谁来承担？解决这些问题的细节还需研究。
用公司制改造国有企业，只适应一部分，其它部分，特别是小型国有企业，实际上可以在市场上，用合伙制及私人独资制来解决。在严格的清产核资基础上，按照公平交易原则，实行资产拍卖，拍卖后的产权组织形式由市场自由选择。他们的职工再就业和养老保障问题也需要研究解决。另一个途径是租赁国家作为所有者，只关心资产增殖，资产经营可以走非国有化选择，包括任何经营和民营两种。
5.加快非国有企业向市场经济的转轨
目前，非国有制经济的比重已达60%左右，这一部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和景气循环的影响越来越明显。尤其是在紧缩和低潮时期，国有经济下滑很快时，非国有经济仍然保持一个比较高的速度。它起到了抑制经济衰退的作用，为经济周期从古典型向增长型转化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目前非国有制经济存在以下3个问题：一是乱。国家对它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没有足够的引导，因此偷漏税现象在这个领域尤其严重。二是怕。由于缺乏法律保护的条件和环境，许多个体户和私人业主对自己的前途担心，怕政策变，怕成为资本家后再次打倒，他们不愿进行更多的资本积累，扩大再生产的欲望不强。赚了一些钱后，大部分本应成为资本金，实际上却变成了消费基金。三是差。由于政府把企业改革的重点放在国有部门，对非国有部门尤其是私人企业没有健全的法律约束，劳动者的利益没有得到保护。雇员的劳动时间长，劳动条件差，工资水平低，没有福利保障。有的私人企业没有工会，雇员的权益没有法律保障。
为了解决这3个问题，今后将在非国有经济领域进行3大改革：①法律上规定私有财产不可他人侵犯，鼓励私人资本积累；②强化税法对私人企业的约束，私人业主既要缴纳所得税（资本收益税）而且应替雇员缴纳部分养老保障税和进行医疗健康投保；③普遍实施最低工资法，要求私人企业给雇员的薪水不得低于最低工资，每周劳动时间不得超过法定的44个小时，对其雇员的劳动条件和福利情况进行监督。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对国有企业有制度创新的要求，而且对非国有企业特别是私人企业也有制度创新的要求，所有的企业都有一个向市场经济转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