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杰重任领袖后的前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重任论文,领袖论文,前途论文,梅杰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年7月4日，英伦三岛政坛爆出冷门，英国首相梅杰在保守党领袖职位角逐中一举击败其竞争对手雷德伍德，这大大出乎政治观察家们的预料。在选举前，许多观察家都估计梅杰将会步撒切尔夫人的后尘，在第一轮投票中拿不到超出其对手15%的多数票而不得不退出竞争；而真正的好戏将在第二轮选举中由保守党左派的代表、贸工大臣赫塞尔廷和右派代表、就业大臣波蒂洛来表演。可是，结果却与观察家们的估计完全相反。
梅杰重任领袖，进而保住首相宝座，是福是祸？是喜是忧？他的前途如何？依笔者之见，梅杰的这次胜利是福祸参半，并不值得欢喜。
一、四面楚歌 背水一搏
这次保守党领袖选举起因于6月22日梅杰的辞职，而梅杰的辞职又是在非常复杂的背景下产生的。
从1994年初开始，梅杰就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危机之中。一方面，梅杰所领导的保守党政府威信急剧下降，遇到前所未有的困境。几年来，梅杰政府内不仅丑闻迭出，外交失利，而且在治理内政上也很不成功，致使保守党在选民中的威信下降，在选举中连遭惨败。在1994年的地方议会选举、欧洲议会选举、国会补缺选举和今年4月6日的苏格兰地方议会选举及5月4日的英格兰与威尔士的地方议会选举中，保守党都败在了其对手工党的手下；而且有几次选举，其得票率竟落在了素来不被保守党放在眼里的自由民主党的后面，致使有的报纸称执政的保守党现在是英国的第三大党。英国的这些选举活动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民意测验，是选民表达他们的意志和对现政府与执政党进行评价的一种机会。在1994年5月的地方选举过后，工党就曾宣称：保守党政府已经是靠借来的时间度日了。
另一方面，在保守党内，梅杰的领袖地位日益不稳。保守党是一个领袖集权的党，而且素来以忠于领袖和党内团结著称。丘吉尔曾说过，保守党一旦选择了自己的领袖，那么全党就要同他同呼吸共命运。可是从1993年起，党内就不断有人同梅杰唱对台戏，甚至向梅杰提出挑战。1994年11月，8名“欧洲怀疑派”议员在议会中违背梅杰的意志并无视梅杰的事先警告，在投票表决时不同梅杰保持一致，引起一阵轩然大波。党内的反对派，特别是“欧洲怀疑派”对梅杰的政策提出公开的批评已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就连曾大力支持、庇护过梅杰的撒切尔夫人也开始批评梅杰的对欧政策了。更有甚者，党内不断刮起了一浪高似一浪的“倒梅”风，对梅杰表示不信任，要求梅杰下台。虽然每一次梅杰都勉强渡过危机，但是他的领导地位和权威却被大大削弱。党内反对派曾嘲讽梅杰为“在位却不掌权”。到今年6月，梅杰宣布辞职前夕，人们的印象是梅杰已失去了对党内反对派的控制，他的领袖地位已岌岌可危。
正是在这种四面楚歌的背景下，梅杰才宣布辞职的。按常理说，梅杰可以等到今年11月党的年会上再迎接反对派的挑战，可是他却让这场竞争提前到来了。这一举可谓是进退皆易的明智之举。进：梅杰辞职并不是真的自愿放弃领袖职位，他要参加新的竞争，这样，他等于是以退为进，先发制人，既让反对派来不及做充分准备，又在党内造成一种梅杰还不到下台的时候的感觉，产生梅杰是哀兵的效果；同时，如果梅杰获胜，等于是在党内搞了一次民意测验和对他的领袖地位的重新认定，便于加强他的权威，压制反对派，争取党内团结。梅杰在辞职时就说：要让那些经常批评他的人闭上他们的臭嘴。退：如果梅杰失败，从客观上说也不是什么坏事，这等于是将已陷入内外交困中的保守党政府这个包袱甩给了别人，以免自己将来在大选失败后落个骂名。
当然，从梅杰主观上来说，他是要极力保住保守党领袖和英国首相这个职位的。而且，对梅杰来说，要想取胜，凶多吉少，风险很大，因为要想得到法定的超出对手15%的多数票异常困难，希思和撒切尔夫人都在这个关口败下阵来。所以有人称梅杰这次辞职是“超级政治赌博”。其实，与其说梅杰这次辞职之举是一场赌博，不如说是一场拼搏，因为这场竞争早晚要来到，晚来不如早来。
二、梅杰再度当选 党的无奈选择
这次选举结果，对梅杰来说是个胜利。他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来改组内阁，调整政策，从而改善政绩，进而增加一点1997年大选获胜的希望。梅杰重任领袖后不久便改组内阁，奖励在选举中对他有功之人，调整党内各派系的关系。可是对整个保守党来说，梅杰的胜利却是个悲剧结局。如上所述，梅杰政府陷入严重困境已表明梅杰已不孚重望，难以胜任领袖兼首相重任。然而，目前保守党内却找不出可以取代梅杰的人选来。许多反对梅杰的人只觉得梅杰不行，却不知何人更行。垄断着选举领袖大权和被选举权的保守党议员们深知担任保守党领袖这一职位所应具备的素质和才干，而他们对自己同僚们的本领也早有了解。所以，再次选择梅杰任领袖实属无奈之举，不得已而为之。找不出中意的领袖，面临领袖危机，这是领袖在其中具有特殊地位和作用的现今保守党最大的悲哀。
其实，保守党的领袖危机只是浅层次的，更深层次的是政策危机和组织危机。梅杰个人并不是像党内反对派所说的那样平庸无能。当年能争得领袖这个职位就表明他有一定的实力。在从撒切尔夫人手中接过一个破烂摊子不到两年便在大选中击败工党领袖金诺克，领导保守党赢得“四连冠”，迫使任工党领袖达10年之久的金诺克引咎辞职，更表明他是一个称职的领袖。那么为什么后来又不称职了呢？
前面所述的保守党政府所遇到的困境和危机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是政策。梅杰上台后所实行的各方面政策并没有超出撒切尔主义的框架，而撒切尔主义那一套在撒切尔夫人下台之前就开始表现出危机。1992年大选，保守党虽赢了，却赢得很艰难，只是险胜而已，和1983、1987年两次大选不可同日而语。没有一个好的政策是执政党失去选民支持的主要原因，同时也使党自身失去了统一全党意志的有力武器，而统一的意志是维护全党团结和领袖权威的重要纽带。其次是组织。以梅杰为首的保守党领导层多年来忙于应付政务，对党的自身建设缺乏重视，致使党的组织涣散、纪律松懈、党内派别组织膨胀、领袖的权威丧失。梅杰上台以来党内新出现的派别组织数量超过以往出现过的派别组织数量的总和。这一方面是保守党向民主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保守党在组织建设上没能适应这种发展。
上述两方面的问题自然和领袖有关，领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这还不仅仅是领袖的事情，尤其不仅仅是梅杰这一任领袖的事情。组织问题在撒切尔夫人任领袖时就已露出苗头。政策问题更是一个需要调动全党至少是整个领导集团的积极性的事情，并且需要一定时间的探索。自二战以来，保守党有两次大的政策调整，一次是40年代末“工业宪章”的产生，保守党接过了工党的政策，从而出现了“共识政治”；另一次就是70年代中撒切尔主义的产生，保守党放弃“共识政治”和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采用货币主义的政策。“工业宪章”是在经过了1945年大选惨败的痛苦后，在全党主要精英力量的参与下形成的。撒切尔主义也是在经过了希思政府的波折和党内一批人的研究、探索，历经七、八年的时间才产生的。历史表明，保守党每进行一次大的政策调整，都是在经受了一定磨难之后，并在党内多数人中形成共识后才成功的。组织问题也是这样。1945年的失败促成了后来对党员捐款制度的改革，从而扩大了保守党的阶级基础和党员队伍。1963年的“领袖危机”和1964年大选失败直接导致了1965年的领袖选举制度的改革。对梅杰领导的现保守党来说，这种磨难虽已开始，但还远不够充分，更谈不上产生共识。所以说将保守党目前面临危机的责任完全归到梅杰一人的头上是极其不公平的。
三、旧和尚难念新经
从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梅杰虽重任领袖，但却很难制定出行之有效、能使梅杰政府的面貌焕然一新的新政策来。因为新政策的产生除了前面所说的党内共识外，还需要有人设计出这种新政策来。此外，即使梅杰圈子中的某个高明军师或者梅杰本人想出了治国妙计，在短期内也很难奏效，甚至会产生一定负效应。撒切尔主义的政策是在撒切尔夫人上台任首相后5年左右的时间才显出效果的，在此之前，她的声誉曾急剧下降，达到历任首相的最低点。梅杰政府肯定没有这么多的接受考验的时间，搞不好，所谓新政策会弄巧成拙，反倒加速梅杰政府的垮台。
另外，从组织上看，梅杰的领袖地位虽然经受了一次检验和重新认定，党内团结暂时有所改善，但是党内矛盾并未就此解决，反对派也并未因此而缴械投降，他们仍在继续同领袖唱对台戏而受不到应有的制裁。
由此可见，重任领袖后的梅杰仍然是举步维艰、前途暗淡。保守党“五连冠”的梦想将化为泡影，而梅杰将背上使保守党失去“五连冠”机会的罪名。
其实，许多保守党人的“五连冠”的想法只是个良好愿望或不切实际的幻想。英国两党制的政体已运行数百年，选民们已习惯于两党轮流执政，而不能容忍一党长期垄断政权。当然，政绩突出，明显占优势的执政党有时会受到选民的特殊待遇。英国选民的倾向和政权的移转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对垒的两大党力量对比情况决定的，并非完全取决于执政党。有时执政党的政绩不错，可是反对党更看好，使选民觉得更有希望，选民也会遗弃执政党，如1951年大选工党下台就是这样。而有时执政党政绩不佳，但是反对党的情况更糟，使选民做出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继续容忍执政党呆在台上，如1983年的大选，当时撒切尔夫人在民意测验中的得分率是很低的，但是那时工党正是左派掌权，部分右派分裂出去不久的时候，同保守党比，工党的形象更差，更使选民感到没有希望。
然而，历史不会重演，今天的工党已今非昔比，在托尼·布莱尔的领导下，工党正在进行自我革新，不仅组织上更加团结，而且在纲领政策上也有重大突破，被沿用了76年之久的党章公有制条款被放弃，工党以新的面目出现。当然，对竞争的双方来说，在近两年之内，还可能出现一些变数，保守党不是完全没有希望，工党也不是稳操胜券，正如布莱尔自己所说的，工党并不是可以坐在那里等待执政了，它仍需努力工作，不断进取，以增加自己的优势和获胜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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