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认识中国人口问题：纪念马寅初先生诞辰130周年——1.避免极端生育率——2.人口研究者的社会责任——3.应对我国人口发展的挑战——4.后马寅初时代的“新人口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人口论论文,生育率论文,马寅初论文,诞辰论文,研究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668(2012)03-0016-11
避免极端生育率
左学金(上海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研究员)
今年是马寅初先生诞辰130周年，也是他逝世30周年。在我国人口发展趋势出现重大变化、经济社会发展进入转型期的背景下，缅怀马寅初先生，学习他坚持真理，不唯名不唯上而唯实的高风亮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今天我们缅怀马寅初先生，要学习他研究人口问题和提出人口政策建议的科学态度。马寅初先生所提倡的人口理论和人口政策的核心思想，是努力避免过高的或极端的生育率，因为过高的生育率将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公众福利带来长期的负面后果。那种认为人口越多越好，“人多力量大”的看法，既在理论上站不住脚，在实践中也是有害的。这里说的“过高”生育率，不是固定的和一成不变的，而是随人口和经济社会发展而动态变化的。
在马寅初先生1957年发表“新人口论”的前几年，正是新中国成立后人口高速增长时期。在此期间，大多数年份的出生率保持在35‰上下的高水平，而死亡率却逐步下降到10‰左右，人口增长率达到20‰以上。平均每位妇女生育6个孩子。如果这样的人口增长率持续下去，我国人口大约30年就要翻一番。但当时我国的基本国情，是生产力发展水平较低、资本和技术稀缺而劳动力相对过剩，当时人口的高生育率和增长率，将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城乡就业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带来巨大压力，尽管在当时，人口高增长所带来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尚未充分显露出来。在当时“马尔萨斯主义”的人口论受到严厉批判，领导人对我国经济增长前景盲目乐观的政治背景下，马寅初先生提出“新人口论”确实需要远见卓识和非凡的政治勇气。
如同上面曾提到的那样，马寅初人口政策建议的核心思想，是通过政府的生育政策，来避免过高的生育率和人口增长率，减少人口过快增长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不利影响。但是我们不能由此推而广之，将马寅初先生的人口政策理解为政府应该对生育率进行精确的控制或“微调”。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尽管我们(包括学界和政府)能够大致判断，什么样的生育率是“过高的”(或是“过低的”)，但是我们并没有足够的知识和信息来判断什么样的生育率是“最优的”，而且我们也没有足够的能力或手段(也没有必要)通过干预家庭的生育行为来实现这样的“最优”。其实，这背后的逻辑与改革开放后我国从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相同的：我们没有足够的知识和信息来计划所有社会产品的供给与需求，更有效的做法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政府只在少数特殊领域对市场进行干预。如果我们在“物”的生产领域放弃了计划经济，我们有更多的理由在“人”的生产领域放弃计划经济了。
在研究文献中，有很多研究试图通过各类模型的模拟结果，来发现“最优”生育率或最优人口规模。我并不否认一个设计合理的模型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些有价值的研究信息，但是我们不宜片面夸大模型的作用。实际上，任何模型的模拟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模型设定和模型采用的参数假设，而这些假设，尤其是对未来参数的假设，难免带有相当大的主观任意性，因此并非是完全客观和科学的。美国人口学家保尔-戴莫尼(Paul Demeny)认为所有关于地球承载力的研究尚处于“前科学”时期；那么我们也可认为，各种“最优生育率”或“最优人口规模”的模型研究，同样还处于“前科学”时期。
实际上，人口变化与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相互影响的复杂的过程，而人们往往容易将这种关系简单化了。例如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表明，一个国家的经济体制可对人口经济相互关系产生重大影响。我国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高生育率和高出生率，及其后劳动年龄人口的快速增长，对我国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城乡就业构成了巨大压力。假定我国继续实行计划经济和“超越战略”，优先发展资金密集的重化工业，抑制劳动密集制造业的发展，则我国蕴藏的巨大劳动力资源将无法得到有效利用，我国将继续是一个城乡分割严重的低收入国家。值得我们庆幸的是，我国在1970年代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放宽对农村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业部门转移，以及从农村向城市转移的限制，逐步明确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使我国劳动力资源的巨大潜力，得以通过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快速发展获得充分利用，并且成为我国过去30年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所以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增长过快的压力。
马寅初先生于1957年提出《新人口论》到今天的半个多世纪时间里，我国人口和经济社会发展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我国人口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从1950-1960年代平均每位妇女生育5-6个孩子下降为目前生育1.6个甚至更少的孩子。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和人口总量负增长的重大转折即将到来。我国经济增长，已经从投资不足和供给驱动转变为部分生产能力相对过剩和需求驱动，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目标，已经从控制消费和扩大储蓄和投资转变为减少投资依赖和扩大国内消费需求。我国实行严格的控制生育的政策已经30余年，在生育控制政策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双重影响下，我国生育率降低到更替水平以下已长达20年之久。我国人口面临的主要挑战，已经从人口总量问题转变为人口质量和结构问题。借鉴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东亚国家，以及我国台港澳地区的生育变动趋势，我国面临生育率过低的风险。实际上，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四个国家和地区就是我国的台港澳和新加坡，正是华人地区或华族占多数的国家。我国现在和未来生育政策的重点，应该是避免过低生育率，首先应该调整通过行政手段控制生育的政策。
我国人口生育率过低的风险正在增加。我国的近邻日本正在经受持续低生育率的苦果：日本人口从2006年开始负增长，目前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23％以上，财政支出的一半用于社会保障相关支出，而财政收入的一半靠举债，以至内债占GDP的比例已高达220％。除了增加劳动年龄人口的税负或削减老年人口的福利外，没有什么更好的可行的办法。日本的前车，值得我国借鉴。当年马寅初先生主张避免过高的生育率和人口增长率；倘若今天马寅初先生在世，当会主张避免过低的生育率，因为无论过高的生育率还是过低的生育率都会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严重的后果。
人口研究者的社会责任
顾宝昌(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
值此马寅初先生诞辰130周年之际，北京大学《人口与发展》杂志“马寅初人口科学论坛”拟以“重新认识中国人口问题”为题讨论，专题纪念马寅初先生，实在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想当年建国之初，随着内战的结束、和平时期的到来，生活安定、疾病减少，与此同时人们难免沉浸在养儿育女的天伦之乐之中。这种局面在人口学上的反映就是，死亡率下降而出生率居高不下，人口增长加速。1957年我国的出生婴儿达2200万，年人口增长量达1800万，年增长率2.3％，总和生育率达6.4。也就是说，平均每个家庭要生育6个以上的孩子而每5年就会增加1亿中国人口，每30年中国人口就要翻一番。这样的人口增长对于建国初始、百废待兴的新中国会带来怎样的人口压力是可想而知的。马寅初先生等有识之士为此发出了“节制生育”的呼声。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几千年以人力为本的传统的小农社会又受到当时苏联所谓“社会主义制度下不存在人口问题”理论的影响，要人们认识到和接受“节制生育”又是何等的困难甚至不可思议，而在把学术和政治掺和在一起的年代，马寅初先生等有识之士的处境要不艰难也很难了。
马寅初先生等有识之士的呼吁，套用本次论坛的题目，就是要“重新认识中国人口问题”。这是因为在建国初期中国的人口走到了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需要我们改变传统的观念，建立新的视角，提出新的对策。今天我们纪念马寅初先生并不仅仅是为了表达我们对前辈的崇敬，也是由于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的人口又走到了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重新认识中国人口问题”的命题再一次严肃地摆在了我们的面前。
我国的生育率从过去平均每个家庭生育5-6个孩子到现在不到2个孩子，人口的增长率下降到了只有半个百分点。2011年出生婴儿1600万，年增长人口644万，年增长率0.479％，总和生育率远低于维持人口世代更替的2.1生育水平以下。和1957年相比，真有隔世之感。不仅我国人口的增长速度在不断减缓，而且我国的人口结构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少儿人口比例在不断减少，老年人口比例在不断上升；城市人口已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超过农村人口的局面。人口流动和迁移已经超越死亡和生育，成为主导人口态势的决定性因素。在过去的30年中，不仅我国的经济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国的社会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与此同时我国的人口形势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具有历史性的意义，不能不要求我们摒弃以往固有的观念，以新的眼光重新审视我们对人口形势的认识。
人口形势发生了如此明显的变化，为什么对人口形势的重新认识却往往变得如此困难，甚至众说纷纭呢?一个常常的理由是，因为目前的人口统计数据“不准确”、“有水分”，所以难以对人口形势作出明确的判断。因为情况不明，所以难下决心，这当然是显得十分顺理成章的。但是，什么才算“情况明”了呢?世界上难道真有完全准确的人口统计数据吗?我们一再说，我们不应该把“统计”当“会计”，用对“会计”的要求来对待“统计”。人口统计的目的是用量化的方式对人口形势作出恰当的反映。比如说，尽管人们运用不同的数据来源和不同的统计分析，得出的我国目前的生育水平的结论有高有低，但都异曲同工地一致反映了我国的生育水平多年来已经降低到了远低于更替水平的程度，这难道还有什么异议吗?这不足以反映我国人口已经告别了千百年来的高生育率的传统而进入到了一个低生育率的时代吗?
不难看出，“人口统计数据不准确”的舆论已经成为阻挡重新认识中国人口问题、推延判断中国人口形势的一个遁词。即便最近公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再一次向人们展示了“我国人口增长速度不断放缓、生育水平持续低下”的人口态势，一句“数据不准确”就可以把明确的结论吹得烟消云散。如何对待人口统计数据已经成为重新认识中国人口问题的一个关卡。这里我们不能不看到对人口统计数据妖魔化的阴影。当人们指责人口统计数据受到种种技术性的和体制性的干扰使其“准确性”大打折扣时，我们不禁要问：难道这种种“干扰”只是在人口统计数据上独有的吗?难道不也对其他的统计数据产生着同样的影响吗?为什么对人口统计数据的指责和质疑就特别地甚嚣尘上呢?一个方面的原因是由于人口统计数据本身所具有的可测定性的特性所致，因此，人口统计数据特别具有可回溯、可验证的特点，我们可以通过种种手段来考察人口统计数据中的“不准确性”，而这种验证出来的“不准确性”又反过来成为人们指责人口统计数据的利箭。人口统计数据和任何统计数据一样都不可能避免受到身处的大环境带来的影响，但是，如果认为在各种统计数据中，人口统计数据的质量应该特别受到质疑，难以得到信任，那就难免给人一种对人口统计数据过于苛刻甚而将人口统计数据趋于一种妖魔化的倾向。
毫无疑问，我们应该十分警惕人口统计数据中由于种种原因带来的偏差，应该努力减少各种干扰可能对人口统计数据准确性的影响，但我们绝不应该因此而否认人口统计数据所反映的人口态势的总体趋势，以致造成了对人口形势的误读误导误解误判。
在对于我国人口形势的重新认识中的一个敏感而关键的问题就是关于生育政策的调整问题。关于生育政策的争论，沸沸扬扬已经多年了。既然我国的人口形势已经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为什么我们要继续固守30年前为了应对高生育率而制定的生育政策呢?多年来，面对变化了的人口形势，依然坚持认为现行生育政策不应该调整的声浪从来也没有消停过。但是，形势比人强，随着人口形势的转折变得越来越显而易见，“坚持论”的理由也在悄悄地发生变化，过去主要强调的是，如果生育政策调整，必然会引起生育水平反弹、人口增长失控、“迎来第四次生育高峰”，多年来的人口控制的努力将毁于一旦。这种种对因为生育政策调整而可能出现的危险情景的描述，震撼了人们的思维、使人们踯躅不前。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所谓的“生育高峰”在哪里呢?相反地，我国的人口出生量和人口增长量在逐年下降。而且，种种调查结果表明，我国年轻一代的生育意愿在不断减弱，预示着我国的生育水平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中将持续走低。
在这种情况下，“无用论”又开始走俏：既然生育政策调整了，生育水平也难以回升、人口老龄化的局面也难以避免、人口形势也难以本质性的改变，为什么还要喋喋不休地纠缠在生育政策调整问题上没完没了呢?那么，生育政策的调整真是那么无关紧要吗?且不说生育政策的调整关系到千千万万夫妇的生育权利，关系到千千万万家庭的生育历程，生育政策调整的重要性在于，它必然是在21世纪的今天重新认识中国人口问题的一个决定性的标志。生育政策的调整将标志着以降低高生育率为手段达到避免人口过快增长的人口使命的最后终结，标志着对人口问题上传统的思维定势的辞别，标志着积极面向全新的人口形势和人口挑战的转折，必将具有历史性的意义。
我们可以看到，我国将出现的是一个生育率不断走低、人口严重老化、越来越城市化、人群广泛流动的社会。这是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从未出现的经历，对于这样一个社会的到来，我们缺乏经验、缺乏准备、缺乏认识。因此，我们面临的挑战远远不仅是一个生育政策问题，而是迎接一个全新的中国社会的到来。而如果我们在生育政策的调整上都不能迈出一步，那我们在应对全新的人口挑战面前必将步履艰难。
面对人口形势的激烈变化，人们的认识出现滞后是可以理解的。通过自己的研究工作探索和揭示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人口变化，不断修正和改进自己的认识，并且实事求是地、不带个人偏见地向政府向公众向社会反映，这正是人口研究者的社会责任，这正是在今天纪念马寅初先生的真谛所在。人口研究者在所揭示的人口变动的客观规律性面前要抱有虔诚的敬畏感，不以自我的意愿所转移，不被原有的认识所束缚，不受流行的成见所左右，这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却是必须坚持的。这难道不是我们今天在重新认识中国人口问题之时，重温马寅初先生等前辈的当年业绩的意义所在吗?如果真能如此，马寅初先生等前辈的在天之灵是一定会感到欣慰的。
应对我国人口发展的挑战
彭希哲(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院长、教授)
1957年马寅初先生公开发表《新人口论》，系统地分析了中国人口过快增长与国民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提出了控制人口数量和提高人口素质的论点。55年后的今天，我们重温马寅初先生当年前瞻性的科学观点，学习老先生严谨治学的科学态度和坚持真理、不畏权势的人格精神，更感到作为人口学家的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中国人口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无论是人口总量还是人口结构、分布和素质都已经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但马寅初先生的人口论依然是我们认识中国人口发展态势的重要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武器。
2010年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让我们能够全面地把握中国人口发展的最新态势。尽管对六普数据的深入研究还需要时日，但是对人口发展的基本态势还是可以做出比较科学的判断，并据此应对与人口发展有关的各种挑战。
巨大的人口总量依然是中国最基本的国情，但中国人口总量增长过快的时期已经结束。目前中国妇女的总和生育水平在1.5左右，过去十年的年均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57％，无论是生育水平还是人口增长率都处在很低的水平。中国人口的再生产模式已经成功转型，中国经济正在收获人口红利。中国居住在城市的人口第一次超过农村人口，中国人口也不再是重土难迁，超过2.3亿的流动人口成为中国社会最重要的风景之一。年轻人口数量和比重的下降与老龄化进程的加速正在影响中国劳动力供求的未来走向，并将重构中国的产业结构和社会保障体系。与此同时，人口变动所产生的负效应也在不断地显现，人口风险在不断集聚，出生性别比持续失衡的长期风险逐渐凸显，独生子女及其家庭的风险也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人口发展态势的变动并不是孤立发生的。中国社会在过去半个多世纪，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间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巨变。中国社会日益多样化，社会阶层深度分化，城乡和地区发展的差异仍在扩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在逐渐完善，公民的权利和参与意识不断提高，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正在调整，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育意愿也在发生显著变化。这些社会变化部分地由人口动态所引致，而又对人口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制约着人口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更应当提及的是我们对于人口问题的认识已经有显著的提升，认识人口问题的视野已经大大地拓宽了。从早年聚焦于人口数量的增长到今日强调统筹解决人口问题和均衡性的人口发展，我们对人口自身发展规律以及人口系统与其他社会经济环境资源系统之间的关系的理解不断深化，但还存在不小的盲区。人口发展有其特殊的规律，人口变动的影响会长期存在，任何一个时期的人口政策调整都会影响到未来，而且这个周期可能是几代人的时间。人口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涉及对人口发展规律的理解，对目前人口发展态势的认识，对未来人口变动趋势的判断。同时，人口发展态势与社会经济环境资源等社会系统之间的平衡也日益成为各种规划和政策的基本要素，我们也越来越多地运用复杂系统等研究工具和跨学科的视野来分析人口与发展问题。
人口在变化，社会在变化，我们认识人口问题的思路和理念也在变化，这是人口科学发展的重要阶段，也是中国与人口有关的各种公共政策制定和完善的关键时期，是社会发展和社会福利体系建设的关键时期。
我们今天面临的很多人口问题，并不是通过调整人口政策就能够解决的，许多和人口有关的问题的产生根源并不在于人口本身，因此解决人口问题的政策工具可以是人口政策，也可以是整合的社会政策体系，各种政策自身及其组合也需要与时俱进的调整和完善。当一个社会政策的初始目标已经实现，而政策实施形成的风险和负效应不断积聚的时候，继续维持政策不变的社会经济成本就会不断增加，那么这个政策就应当适时地进行完善、调整。通过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也包括政府、社会、市场等多方面的参与，才能把我国人口问题的风险降到最低，收益调到最高。
以人口老龄化为例：人口老龄化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世界上发达国家都面临着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也就是说不管有没有人口政策，它都要走到这一天的，只是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把老龄化的速度大大加快了，把进入老龄化的时间也大大缩短了。不应当把人口老龄化简单地理解成一个灾难性的东西。中国社会从现在开始到未来，始终都会处在老龄化的状态。我们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老龄化的趋势，而只能是通过社会制度安排、社会意识形态、人们的观念、生活方式等的适应性调整来更有效地应对老龄化的挑战。人口政策的调整，只是这样一个大的适应性制度重构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会使得我国老龄化的进程有所减慢，给我们赢得更多的时间来设计好、改革好相关的社会保障制度，完成经济结构的调整，做好老龄化社会的各种制度和政策安排，并在一定程度上减轻未来世代的发展压力。但人口政策调整的作用是有限的，它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老龄化的趋势，其影响更多地会在未来反映出来，而不会改变当下的老龄化态势。
人口无疑是影响我国环境资源状况的关键因素之一，因而也必然成为任何与全球环境气候变化有关的政策战略制定的核心变量。人口因素并不是简单地与环境资源的使用正向相关，对粮食等生存必需品需求的增长也不是必然的与人口数量的增长有关。研究表明，与人口数量相比，对资源的需求和碳排放的增长更多地是由人口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城市化的进程等所引发。进一步控制人口总量的增长可以是减少碳排放的一个出路，但战略措施的关键点应当在改变不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提高能源等资源产品的使用效率，实施“智慧城市化”战略。减少中国人口总量不应当是中国人口政策的近期目标，人口均衡才是目标。
中国在处理人口问题上有过太多的教训，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当我们纪念马寅初先生的时候，坚持先生的科学精神，全面地理解人口发展的规律，合理制定人口发展战略和政策，为我们的子孙后代创造一个可持续的人口环境。这是人口学家的历史使命。
后马寅初时代的“新人口论”
穆光宗(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
学问贵在创新。这也是人口理论的伟大先驱马寅初先生生前所倡导的，他曾经说过：“言人之所言，那很容易，言人之所欲言，就不太容易，言人之所不敢言，就更难。我就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敢言”。这是马寅初先生大智大勇大德的写照。追慕圣贤高风、勤学好问慎言、以学爱家报国应该成为身处人口危机凸显非常时期的人口学者共同的“人文自觉”。
社会在转型，时代在变迁，学问也要前进，“与时立言”才能永葆人口科学的青春。所谓“后马寅初时代”，基本上有两个含义：一是以马寅初先生去世的1982年为分水岭，此后即为“后马时代”；二是马寅初先生的政府控制人口主张退出政策领域但存入历史记忆之后的时代可以理解为“新后马时代”。由于考量的因素不同，所以这两个“后马时代”的含义和时期也都不同。本文主要取第一种说法，我们已经进入后马寅初时代整整三十年了，必须指出的一个前提性事实：后马时代的社会背景和人口问题大不同于马寅初在世的情形。
契合新时代的诉求和人口自身的规律，我国亟需提出新的人口问题观和人口治理观，发展马寅初的人口理论和学术思想。但同时，我们要秉承马寅初先生爱国爱民的立场、敢于立言的风范、坚持真理的精神和联系实际的方法来重新认识后马寅初时代中国人口问题的本质、症结和出路。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我常有奇想：如果马老依然健在并保持了清醒的思考力和判断力，他对当下的中国人口问题会有什么新的看法，对著名的《新人口论》会否有些反思、补充和发展?斯人已往，却余响不绝。
中国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理论依据是人口总量过多论、人均资源指标低下论、新生人口社会负担论。过去的认识混淆了人口的存量问题和增量问题，对于存量问题，我们只能靠对人的投资和人力开发来获得人口红利，重要的是“开源”；对于增量问题，“节流”固然无妨，但要坚持避孕节育的本意是尊重夫妇的天赋人权，并厘清“家庭计划”和“政府计划”的生育权边界。在当时计划经济的条件下，马寅初提出利用税收这一经济杠杆来降低过快过多的人口增长，是符合国情民意的科学理论。换言之，马寅初提出的是“经济控制论”而非“行政控制论”，马寅初明确主张生二个孩子为宜而从来没有过一胎化的想法，马寅初提出的胎儿也有生命权、反对人工流产保护妇女健康等人口思想至今依然是有现实意义的真知灼见。
本文认为，后马寅初时代的“新人口论”有两个重点，就是要树立中国特色的“人口生态观”和“人口力量观”，这是笔者对大人口观的积极诠释。人口即生态，人口即力量，这两个判断对于我们重新认识新时期中国人口问题和人口规律，继而完善人口政策大有裨益。因为当下和未来中国人口问题的要害有二：人口生态失衡和年轻人口亏损。人口大国需要重新思考和寻求人口强国之路。
一胎化政策约束下的人口态势是重新认识中国人口问题的核心话题，生育独子化已经产生了四个严重的人口问题：一是少子老龄化、老年空巢化以及老难所养、老难所依、老难善终这“三难问题”。二是广义的独生子女问题，如智力素质和非智力素质发展失衡，独生子女的风险很大。三是大量的引流产导致未来年轻人口亏损如年轻劳动力供应不足和国防人力资源储备不够，生育独子化和人口少子化的国防风险已经爆发，如果中国再不居安思危、危则思变，前途堪忧。军力不仅仅是装备的概念，而是必须有兵力和士气来配合才能出效。四是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失衡引发了适婚人口婚配性别比的失调，2020年累计至少2400万甚至超过5000万的男性婚配过剩人口有一部分其自然属性可能打败社会属性，沦落为“狼性人口”，严重威胁社会安定和女性权益。
“人口生态”狭义看是指人与口的关系以及“分人口”之间的关系，体现了人口特征的多样性、平衡性和互动性，广义看还包括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的关系。这一概念的提出可以让我们从一个全新的视角看待人口问题产生的根源，具体可以从三个角度来解读：
其一，要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口”的关系。人口人口，一人一口，但“人”体现了人口的主体性和社会性，“口”体现了人口的数量性和统计性，人决定口，口影响人。我们经常将“人口”理解成“人数”，这是表象之见。人口实际上是一定数量规模的社会人的集合和总计。所以，对“人口”要有更深层次的认识，如人性、人心、人权、人位、人情、人文等都要结合，彰显人的主体性地位。所以，以人为本、以数为表，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以数的协调发展为经纬，统筹人口发展、综治人口问题，方为正确之道。
其二，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分人口”或者“亚人口”(“sub-population”)之间的关系。任何一个大人口，都有规模、素质、结构、分布和变动。“分人口”之间存在着供求平衡的依存关系，如适婚人口有一个男女性别比例平衡的要求，否则会影响到人的全面发展、人口的优化发展、家庭的幸福发展、社会的和谐发展。再如，老少人口也有一个养老需求和养老供给的平衡问题，但超低生育率和重度老龄化的恶性循环却严重打破了这一脆弱的平衡，将导致少子老龄化的发展不力问题和老年人口的人道主义问题。在过去三十年里，出生人口性别比逐渐偏离105左右的正常值域，目前仍在117以上的高位上高危运行，已经导致了数以千万计的适婚女性人口的亏损，从而产生对等规模的男性过剩人口，与此同时长期的TFR低于1.3的超低生育率导致未来养老所需的年轻人力资源供应不足，这两大影响深远的人口生态失衡问题构成中国人口亏损之“内忧”。国防大学教授曾估计，目前军队中独生子女率已经不低于70％，作战部队则超过80％。独生子女兵能否担当起保家卫国的重任，至今还是一个问号。列强环伺、外敌入侵之时，泱泱大国可有御敌之将兵?此乃中国人口亏损之“外患”。
其三，要正确认识和处理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的关系。人口是活生生的人的集合，是通过一定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发生互动关系的，具有能动性、创造性和适应性。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的关系非常复杂，既有线性的、也有非线性的，其中人类价值的文化导向和人类行为的制度规范至关重要。上世纪80年代初，美国政府曾经组织著名学者群研究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发表《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结论是人类体制作为中介变量发挥着重要作用。恰当的制度安排和高度的文化自觉，可以帮助我们实现人口发展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的和谐共生、良性循环，例如绿色的循环经济模式、亲生态的人口发展模式等等。人口的发展背后固然有人类欲望的驱动，但也有人类智慧和道德的指引，人类可以在不断深化的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引领下实现人口发展与资源环境、经济社会更高层次的和谐与共进。地球的人口承载力深不可测，但区域的人口承载力的确存在着理论的极限，这一方面取决于大自然的供养能力和再生能力，另一方面取决于人类人口消费资源环境的需要，也取决于人类对自然的养护能力。
“人口力量”是指人类的生物属性和社会属性通过群体性的生存和发展活动表现出的各种效应和影响力。人口效应包括了人口的需求效应、消费效应、规模效应、结构效应、乘数效应、加权效应、除数效应、团结效应、聚合效应、耗散效应等。人口是各种力量的集合和载体，在人口身上，我们能发现消费力、生产力、生育力、创造力、竞争力、威慑力、战斗力和破坏力等。一个能最大限度培育和焕发人口积极力量、对内能自我团结互助、对外能威服御敌制胜、实现长治久安的国家就是真正的人口强国，这不是人口规模大小的简单化理解，一个老年人口比重大纵然人口总量大也可能是没有力量的。“人口力量”也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
其一，中国人口问题的症结之一是人与口的非均衡发展，简单说是“轻人类发展、重数量控制”，从以数为本转向以人为本，就能起到纲举目张之奇效。一个有力量的人口不仅要努力实现国民的全面发展，而且要实现人口的均衡发展。
其二，中国人口问题的症结之二是人的片面发展甚至负向发展，导致人类发展的失败。片面的人成为社会问题的制造者和受害者，在很多地方，有关人的知识教育、法治教育、人格教育和技能教育都非常欠缺，而且教育不平衡，效果不理想。自由、全面、健康发展的人越多越好，负责任的、有品质的人口增长才能产生我们期待的“中国力量”。
其三，中国人口问题的症结之三是人口结构发展的失衡。从人口力量的结构分布并结合中国的国情，我们可以将0-17岁的青少年人口称之为“潜力人口”，他们是家庭和国家的希望和未来；将18-59岁的青壮年人口称之为“实力人口”，他们是家庭和国家的中坚力量；将60岁以上的老年退休人口称之为“余力人口”，他们是家庭和国家的功臣，在老年阶段依然可以通过健康、积极和成功的老龄化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在这里，笔者将“人口红利”理解为人口力量的积极表达和价值贡献。所以每一轮的人口增长都挟带着人力资本的积累和人口红利的释放。红利是人口的天赋，只有大小和早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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