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与青少年的政治社会化：以微博自荐参选事件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为例论文,社交论文,青少年论文,政治论文,事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的提出
“政治社会化是政治文化形成、维持和改变的过程”[1]。它既是一个社会内政治取向和社会模式的学习、融合、传播、继承的过程，也是一个政治共同体内部传播政治文化的过程。它在政治生活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对于个体社会成员来说，政治社会化就是个体逐步学会社会或群体成员所具备的政治知识、政治态度、政治情感及政治行为的过程。如果个体不能够顺利地完成这个过程，他就会对社会政治生活产生不适应现象，出现不健康心理。对于一个社会的政治制度来说，如果人们对它不信任，不支持甚至厌恶、反对，它就失去了权威性，人们就会产生政治不服从行为，从而使社会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中[2]。政治社会化过程是一个连续动态的过程，它贯穿一个人的一生。其中，青少年阶段是整个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关键时期[3]，这个时期所接受的政治理念、形成的政治态度将对其以后的政治信念和政治行为、乃至整个人生发生重要影响。
在青少年政治社会化的各类途径当中，媒体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从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和互联网等新兴媒体，国内外学者都对其进行了研究。研究者普遍认为，传统的大众媒体能通过大规模报道和强化宣传，在引导社会政治心理和形成共同的政治意识方面发挥重大作用，但由于其从上到下的信息灌输倾向容易导致青少年产生逆反心理和政治冷漠[4]；新兴的第一代网络媒体以其去中心化的传播模式，扩大了政治信息的传播渠道，但对主流政治价值观和行为规范造成了冲击[5]。互联网发展到今天，又出现了一种基于网络技术的全新媒体形式——社交媒体。这种媒体以微博、社交网站和即时通讯工具(如QQ、MSN)等为代表，是互联网上的第二代媒介，它具有极强的互动性和很高的参与度。社交媒体较少自上而下的控制，属于用户自己生产内容的媒体，其生产者就是消费者，人人均可自由制作、表达和出版。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统计，截至2011年12月底，中国网民数量已达5.13亿，其中10-29岁的青少年网民占56.5%，并且近半数网民在使用微博和社交网站[6]。毫无疑问，这种媒体和以往出现的所有媒体一样，都会对青少年的政治社会化产生重要影响，那么微博和社交网站等对青少年的政治社会化究竟有何影响？对此，目前尚无专门研究。本文即是以此作为研究内容，运用深度访谈和案例分析的质化研究方法，展开探讨。
二、案例：学生微博自荐参选事件
从2011年5月开始，微博上相继出现了公民个人独立参加人大代表选举的新事。在五岳散人、李承鹏、梁树新、夏商等微博名人纷纷在各自城市宣布参选之后，北京、天津、广州、深圳、珠海、武汉还涌现出了大学生和高中生身份的独立候选人，他们不约而同地通过微博发声，表示将在所在城市人大换届选举中，参选区级人大代表。
2011年5月，华中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学生蒋凯开通微博，在网上宣布参选基层人大代表。他将初步的参选纲领通过挂号信发给了长兴县人大常委会。蒋凯称这样做主要是基于鼓励更多的人参与到这场政治大事中来，想通过参选人大代表这个举动来唤醒更多人的公民权利意识。他说：“真正的人大代表应当汇聚民意，汇集民智，要有充分的公共代表性”[7]。
5月30日，华南师范大学物理与电信工程专业学生黄辉善在自己的微博上宣布参加人大代表选举之后，很快获得了89名推荐人的支持。8月初，他走访学生宿舍和广药、华师的教学区，通过实地考察搜集选区内各方面的民生问题和意见，整理成稿发放到网络上。黄辉善想通过这种方式让更多的人了解选举和人大代表。在未能成为正式候选人之后，他以另选他人的形式继续参选。黄辉善最终在华南师大选区中得了230票[8]。
6月初，广东商学院大三学生胡文浩在新浪微博上宣布竞选珠海香洲区人大代表，并在网上公布了个人信息以及财产状况等资料，引发网友热议。对于参选目的，他在微博上表示：“我毫不掩饰自己参选的全部目的，即深入选民，让他们相信自己的一票将能改变我们的城市，我们的国家”[9]。
6月底，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法学院学生叶瑞立，在微博上宣布以“联合推荐代表候选人”的方式参选广州市白云区人大代表，希望为广大同学争取权利。在宣布参选后，他征集了1000个签名，上交了“联名推荐表”，印制了宣传单、海报和关于人大代表选举的书面材料。在9月8日的投票日，未能成为正式候选人的叶瑞立仍然得到了805票。在北京市基层人大选举期间，叶瑞立还每天留意各选区的最新动态，并且协助他们在网上“奔走呼号”。北京化工大学的李昊辰在10月16日晚上宣布要参选该校的人大代表，不到一个小时，叶瑞立便转发了该微博，并大赞“很好！选个同学做代表！”。中国人民大学的张诗羽因参选而使其微博被屏蔽，他又联合其他朋友，帮她转发参选的最新情况[10]。
深圳高级中学学生刘若曦是年龄最小的一个，宣布参选时尚未满18岁。他称这是他的理想，是送给自己即将到来的18岁的礼物。面对记者的采访，刘若曦称作出这个决定，并非心血来潮，事前征询过父母的意见，还去图书馆了解有关选举的法律知识及参选程序。他说：“我只是想唤醒大家的权利意识、投票意识，用好你手中的选票，不一定是要投给我，可以投给你心仪的代表”。对于未来，刘若曦表示，如果当选，作为学生代表，他会对教育改革、市政管理等提出自己的想法和建议[11]。
最后，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年轻的参选人最终都未能成为正式的候选人，即使坚持到最后的参选者也是铩羽而归。但是，他们通过微博参选的行为却引起了社会和政府的高度关注，微博在青少年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体现。
三、青少年政治社会化范式的转型
在中国，传统的青少年政治社会化主要是通过提供连续而一致信息的家庭、学校、大众媒体和单位等实施的单向度的社会化，这种社会化是现实环境中的“真实社会化”；随着互联网、特别是第一代网络媒体诞生和发展，初步打破了传统政治社会化的一元范式，这种社会化是虚拟环境中的“虚拟社会化”。在web2.0技术的推动下，以微博、社交网站为代表的第二代网络媒体——社交媒体，实现了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的交融，让“真实社会化”和“虚拟社会化”合二为一，社交媒体由此推动青少年政治社会化范式从单向主导向多元互动转型。从微博自荐参选事件来看，这种社会化范式的转型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政治信息的传播从单向转变为多维，政治参与从动员向自发演变。
1.政治信息的传播：从单向到多维
从根本上说，青少年的政治社会化过程就是政治信息的传播过程。不论是社会个体学习、接受政治知识，还是政治体系向社会成员传播政治观念与价值，都是政治信息的传播。社交媒体的出现和发展，改变了社会化过程中政治信息的传播模式。
在传统媒体时代，政治信息的传播普遍是纵向、一维的。政治体系既是信息的掌握者，又是信息的发布者和把关者，政治信息主要是从社会化的实施机构流向社会个体。社会化方式主要是通过明示性的“系统正规的教育”和暗示性的强制惩罚进行政治知识、政治价值的灌输与引导，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单向主导范式。并且，在中国，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的大众媒体是党和政府的耳目喉舌，在党性原则和宣传纪律的严格要求下，大众传媒在政治信息的传播上和学校、单位等官方的社会化机构保持着高度的一致。虽然说在理论上社会个体在接收政治信息的过程中存在着选择性接收机制，但是实践中所有社会化机构连续、一贯的一元信息传播使选择性接收机制并未发挥效用。与此相比，网络新媒体的诞生，减弱了信息控制，打开了政治信息单向传播的缺口。特别是微博、社交网站、即时通讯工具等社交媒体出现以后，传统的信息把关基本失效，传统的社会化机构家庭、学校、单位和媒体在信息传播上的一致性被完全打破，政治信息的传播开始从纵向单维转向横向多维。
从微博自荐参选事件来看，在社交媒体中，蒋凯、叶瑞立、黄辉善、张诗羽等人都是信息的生产者、发布者，传播内容是用户自己生产的，同时他们又是这些内容的接收者和消费者。不论是这些学生参选者关注和转发其他大学生参选的信息，还是关注和转发社会名人参选人大代表的信息，这种信息的流动都是横向的。政府很难沿用传统的管制方法有效约束社交媒体。在社交媒体中，参选者和参选者之间、参选者和非参选者之间的联系和交流都是横向多维的，是一种各类兴趣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心理共同体或熟人共同体等之间的交流。信息随着这些新型共同体的聚合和裂变而流动。学生参选人叶瑞立在接受访问时说：“实际上，各地大学生在参选过程中，形成了一个心理共同体，他们互相支持和鼓励，甚至互相帮忙在线上宣传”[12]。正因如此，中国人民大学的张诗羽同学因参选而使其微博被屏蔽时，叶瑞立联合其他朋友，帮她转发了参选的最新情况。并且，网站也无法让她在QQ和人人网上保持沉默，张诗羽很快在自己的微博“简介”中宣称，她是“被新浪屏蔽，从来没有自删微博自宫练功”[13]。当然，纵向传播在微博中依然存在，但是相对于横向传播而言，有些式微。虽然不少政府机构和官员都开设了政务微博，但基本上未能有效利用社交媒体这种全新的政治社会化途径。在2011年的人大代表选举期间，新浪微博上只出现广东佛山桂城夏西村委会为换届选举所设的“桂城夏西”的微博，将换届选举的内容，包括选举方式、流程、进展等予以公开，目的是让村民和外界充分了解夏西的换届选举情况，保障信息对称[14]。
此外，从时空范畴来看，在社交媒体环境中，青少年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也完全突破了单向主导的范式。在传统社会条件下，青少年只能按照政治社会化机构的安排有序地完成其政治社会化过程，其所经历的时间较长，物理空间有限[15]。但是在社交媒体环境中，青少年政治社会化的时间历程明显变短，以往明确的时间分期出现聚缩；在空间上，青少年的政治社会化跨越物理空间限制，从“现实世界”走向“现实与虚拟交融的世界”，“点对点”、“点对面”的纵向政治交流转变为“点对面”、“面对面”和立体全方位的政治传播。
2.政治参与：从动员到自发
社交媒体不仅改变了政治信息的传播模式，而且使青少年的政治参与方式从传统的社会动员转变为个体自发参与。在传统社会条件下，各级政府重管理而轻服务，政治文化反对多样而谋求划一，青少年的政治社会化主要体现为政治教化。在这种政治结构之下，青少年表达利益诉求的渠道极其有限，为了逃避麻烦和不必要的惩罚，青少年和广大社会公众普遍对政治参与保持消极态度。正因如此，以往青少年的政治参与经常需要政府的动员，是一种动员式政治参与。微博等社交媒体的出现则让从动员型政治参与向自主型政治参与转变。
社交媒体出现以后，微博、社交网站、即时通讯工具等打破了传统媒体时代的信息不对称，为广大青少年和社会公众的政治参与提供了必要的信息，创建了便捷、互动的参与平台。社交媒体之中的“关注”、“粉丝”、“转发”和“群组”等，都是基于共同的兴趣、利益或意识形态的新型参与结构，这种结构与青少年的社会交往和同辈群体的日常交流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利益表达和聚合更加自由。正如马歇尔·麦克卢汉所言，随着信息运动速度的增加，政治变化的趋向开始走向全民立即卷入中央决策行为的政治[16]。同时，社交媒体的传播几乎没有成本，使用方法极为便利，激发了青少年的参与热情，使广大青少年政治参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大大提升。弗拉基米尔·安德烈延科夫、约翰·罗宾逊和尼古拉·波波夫三人通过研究发现，除了父母和同辈群体的影响，使用新闻媒体的频率与政治参与的积极程度密切相关，高频率的使用新闻媒体会激发青少年的政治参与热情[17]。
在2011年的微博自荐参选事件中，叶瑞立、黄辉善等所有学生参选者，都不是在政府的动员下参与人大代表的选举。他们通过微博自荐参选完全是一种自发、自主的行为。基层政府和选区不仅没有鼓励和动员学生自荐参选(只是鼓励学生为指定的候选人投票)，反而出于管理的惯性对参选者施加了一定的压力。面对压力，学生参选者基本上都未能成为正式的候选人。尽管如此，所有参选者仍然以“另选他人”的方式走完了此次参选基层人大代表之路。对此，学生参选者叶瑞立在接受访谈时说：“通过微博参选完全是自己的决定，并没有受其他人的影响，当时只是想通过行动为广大同学争取权利”[18]。黄辉善在访谈过程中表示：“在微博上宣布参与人大代表的选举只是自己的想法，并不是受他人鼓励”[19]。学生参选人蒋凯也说：“我开通微博，在网上宣布参选。主要是基于鼓励更多的人参与到这场政治大事中来”[20]。同样，在微博上关注他们的“粉丝”们(其中不少人是他们的同学和朋友)，完全都是自主自愿的。他们通过加“关注”、发“私信”以及“评论”和“转发”等形式参与了这次微博事件。在选举过程中，最初签名支持学生参选人(其中叶瑞立获得了1000个选民的签名支持)和后来为他们投票的同学(为张诗羽投票的有3186人，为叶瑞立投票的有805人，为黄辉善投票的有230人)，也均是完全自主的。从该事件来看，已经有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开始将围观政治、参与政治讨论和参与政治选举看作是一种不可让与的权利，甚至将其理解为一种不容逃避的责任，开始积极主动地参与政治。这种政治参与不再是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动员参与，而是一种自下而上的自主参与。
四、公民身份的认同与建构
青少年的政治社会化不仅是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模式的学习过程，也是公民身份认同与建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身份认同是政治态度和行为模式形成的前提。“你是谁”决定你如何定义你的利益、如何界定你与周遭世界的关系，进而决定了你在政治世界中的态度和行为。正如意大利政治学者阿莱桑德罗·皮佐尔诺所言：“为了他可以确定什么是他的利益，能够计算成本与收益，能动主体应当通过加入统一的集体来确定自己的认同。他接受这个集体的标准使他可以确定自己的利益并赋予自己的行动以价值。”这样，“政治，被理解为集体认同的生产，确定并不断再确定公民的利益”[21]。从微博自荐参选事件来看，社交媒体通过多元信息的传播和对公共领域的建设，促进青少年对公民身份产生认同、并积极建构。
1.社交媒体中的多元政治信息传播，推动青少年对公民身份产生认同
在当今社会，青少年已经把微博作为了解和认识世界、特别是获取重大事件信息的重要渠道。在作为自媒体的这种信息渠道中，用户可以直接制作或是经由第三方软件在手机上自由生产和发布信息，传统的信息把关和限制几乎形同虚设，信息的多元程度大大提高。在这些多元信息的影响下，尤其是通过对各类重大政治、经济和社会事件的围观或讨论，广大青少年逐渐对公民这种集体身份产生了认同，认为自己作为公民应该享有法律所规定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传统政治社会化中的臣民、人民、党的儿女等身份认同迅速被颠覆。在社交媒体环境下，“个体的身份认同不再需要完全受诸如阶级、地位、性别、种族或官僚政治的管辖权等传统维度的限制。另外，他们也不受传统大众传媒形式的限制”[22]。原本对政治缺乏兴趣的青少年，通过微博等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表达权和参与权，拥有了直接进入各种对话的手段，还可以通过真实世界与现实世界融合的多方互动形成见解。这样，政治制度中的和法律范畴内的公民身份认同便经由社交媒体中的信息传播和互动交流而生。
在微博自荐参选事件中，蒋凯、胡文浩、黄辉善等参选学生普遍是因为经常使用微博、接触了大量多元的信息，才对自己的公民身份产生了认同。如果排除了学校和同辈群体的影响，那么社交媒体的影响应该是最大的。而实际上，社交媒体已经将同辈群体的影响融合了进来。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生叶瑞立在访谈中称“微博加强了自己对公民身份的认同”[23]。华南师范大学学生黄辉善也说：“微博上有大量第一手信息，经常上微博，能让自己产生公民意识，从而想参与人大代表选举，体验一次真正的公民”[24]。正因如此，他们才选择在现有制度框架内参加基层人大代表的选举。黄辉善就公开宣称：“我绝对不会做法律不允许的事情。”这既体现了他们的规则意识，又体现了他们的权利意识。而这二者正是公民身份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
2.社交媒体推动公共领域的真实建构，为青少年公民身份的认同和建构提供了空间
公共领域是一个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场所，它位于政治权力之外，是一个与私人领域相对的独立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具有理性批判意识的公民不受权力机构的干预，可以就公共事务展开自由辩论和公开批判。公共领域最早由汉娜·阿伦特提出后由尤尔根·哈贝马斯将其概念化。对所有民众开放、理性讨论和位于权力之外是公共领域的三大要素[25]。在传统媒体时代，报刊、广播和电视虽然对公共领域有一定影响和作用，但公共领域常常只是一种乌托邦，“所谓的公共领域只是一个相当程度上被权力集团和精英阶层扭曲和利用的空间。由于议程设置、媒体过滤、形形色色的非独立的意见领袖等的主导因素的存在，草根阶层的声音或者被湮没或者被压制或者被同化，即使被倾听，也是精英阶层选择的结果。这样，一个自我形成的、以批判为特征的公共领域就逐渐沦为一个机构型的、体制化的和操纵性的‘伪公共领域’”[26]。网络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让草根阶层开始有了发出自己声音的平台，但只有微博、QQ和人人网等社交媒体的出现，才使得草根的意见不仅得到真正表达的机会，而且有了广泛传播的可能。就其传播特性而言，社交媒体是现有技术和社会条件下最接近公共领域这一政治目标的渠道，它对公共领域的真实建构产生了直接影响。
在微博引领的新媒体时代，广大青少年能够在这个空间之中，通过“关注”、“转发”、“评论”、“回复”、“私信”、“分组”等，对公共政策、政治事件和其他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讨论和做出评判，从而让参与的广大青少年很快形成了公民身份的认同、并积极建构。从微博自荐参选事件来看，自荐参选者公民身份的认同和建构，正是基于微博构建的一个公共空间的获得。叶瑞立在接受访谈时说：“微博成为我表明身份和宣传公民意识的平台，另一方面，通过微博可以了解和认识更多的公民，形成松散的群体”[27]。正因如此，自荐参选者的参选信息才得以公开和广泛传播。在社会的关注之下，他们的公民身份认同进一步得到增强，后又通过参选的实际行动建构其公民身份。例如，广东商学院大三学生胡文浩在宣布参选后，先后在微博上公示了个人财产、公开了竞选召集书并走访了选区居民；黄辉善则于8月初走访了宿舍和广药、华师的教学区，通过实地考察搜集选区内各方面的民生问题和意见，并整理成稿发放到网络上。
此外，如果从新社会运动的视角来看，此次学生微博自荐参选事件，无疑是青少年通过微博形成和建构集体身份认同的一次新社会运动。所谓新社会运动是指20世纪60年代兴起于西方国家的有别于传统政治解放运动(如工人运动)的新型社会运动。这种运动常常凭借现代信息技术，形成参与；参与主体可能是普通的个人或边缘群体，规模可能不大；它的目标并非主要针对政治制度本身，而是某些具体的公共政策、个体或机构的行为，以及大众的价值观念；它的参与方式常常是个人的、日常生活化的，而不是通过正规的政治机构、组织进行的；它的议题常常和个人的亲身体验相关，那些表面看来是私人性质的问题，进入公共领域后就成为运动的共同议题[28]。新社会运动理论的提出者之一的阿尔贝托·梅卢西认为，集体认同感的建构是新社会运动最核心的任务[29]。在此次微博自荐参选事件中，社交媒体对大学生公民身份这种集体认同感的建构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刚开始所有学生参选者形成“我们是谁”的集体认知，到后来“我们要参选”、“选个学生当代表”构建共享的意义，再到选举结束后的“我们还会参选”进一步建构属于集体的公民身份，这个过程基本上是借助微博和即时通讯工具等实现的。作为参选者来说，目的也只是为了寻求对公民身份的认同和建构，并不是为了挑战政治制度。在谈到这个问题时，2011年影响最大的学生参选人叶瑞立说：“我希望通过这次参选，唤醒大家的公民意识”[30]。蒋凯也称：“我想通过参选人大代表这个举动来唤醒更多人的公民权利意识”[31]。
不同的媒介形式对青少年的政治社会化的影响不同。在传统媒体时代，政府垄断着信息传播渠道，书籍、报刊、广播和电视传播的政治信息，始终与学校、单位等官方的社会化机构保持着高度一致，青少年的政治社会化表现出单向主导和动员参与的特征，对公民身份缺乏认同。对于政治体系来说，这种政治社会化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似乎能有效地将政治文化传授给年轻一代，培养合格的政治人和接班人，维护政治系统的稳定。但是，从维护政治体系的长久稳固来说，这种政治社会化是不成功的。它可能造成青少年对社会的不良适应或过度适应，丧失对主导政治文化的归属感，产生反社会的倾向，甚至影响既定的社会秩序。冲突学派指出，“不成功的政治社会化造成了太多过分的社会适应或从众行为，使个体失去个性和批判精神，对于社会不合理现象听之任之，结果不利于社会的变革，甚至阻碍社会的发展”[32]。与之不同，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拓展了信息传播的渠道，减弱了传统的把关控制，使传统的青少年政治社会化开始转型。特别是以微博为代表的第二代网络媒介——社交媒体，则突破了传统媒体时代权力机构对信息渠道的垄断，将过滤和审查降到了最低限度，基本上打破了青少年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各类社会化机构在信息传播上的连贯和一致。在这个过程中，青少年逐步形成了对公民身份的认同、并开始积极建构，社会化范式由此向多维互动和自主参与迅速转型。
总体而言，与网络论坛、新闻网站、电子邮件等第一代网络媒介类似，以微博为代表的第二代网络媒介——社交媒体，它对青少年的政治社会化的影响是一把双刃剑，既有积极作用——促进了政治信息的传播、政治观念的内化和政治文化的维续，又有潜在挑战——冲击主导的政治文化和传统的政治社会化方式。与第一代网络媒介相比，微博等社交媒体对青少年政治社会化产生的双重影响更大、更深远，可以说是前所未有。对此，如果从维持政治系统的静态稳定和短期稳定的眼光来看，社交媒体对青少年政治社会化的冲击可能是致命的，亟需消除。但是，如果从维持政治系统长久稳定和动态稳定的视角来看，微博等社交媒体所带来的挑战实际上是完善青少年政治社会化方式的推动力，可以说是一个契机。
在当今社会，政府已经很难用捂信息的瓶盖和垄断传播渠道的方式传播主流的政治文化，对青少年实施单向主导的政治社会化了。一味地说教和灌输，很容易使青少年产生抵触、反感和对现实的批判，而青少年对政治现实的批判则常常会使个体在心理与行为上趋于极端。并且，在这个微博引领的新媒体时代，传统的青少年政治社会化的方式也需要及时调整和完善。政治学者鲁恂·派伊指出，“政治社会化不能以太过于直接的方式，并且目的也不能太过于直接，否则会适得其反。往往是，指向公民教育的太过于直接的方式并没有效率，因为人们根据选择性原则的变化而进行的反应，使其感到有必要去抵制那些要么太不熟悉或太清晰地指向控制目的的东西”[33]。因此，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保障青少年的政治参与权利和改变青少年的政治社会化的方式，才是这个转型社会的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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