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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理性主义作为一种思维方式，不是凭空而生成的，它植根于人类的哲学思维，是哲学思维方式转换的必然结果，是指在西方哲学中与理性主义哲学传统有着不同的思维目标、思维秩序、思维重点、思维模式、思维方法和思维文化归属等特征的人本主义哲学研究方式，更确切地说是理性主义哲学思维方式内在矛盾的一种求解思路，是对理性主义思维方式的超越。本文试图简要地从非理性主义思维方式的产生、特征以及如何对之加以评价三个方面进行探讨。
一、非理性主义思维方式的产生
哲学是理性的事业，这是西方古典哲学家的共识。从古希腊时期的哲学大家亚里士多德将哲学规定为有别于具体学科而专门“研究存在的存在，以及就自身而言依存于它们的东西的科学”（注：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七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4页。），到黑格尔主张“哲学……是对事物的思维着考察。哲学乃是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在这种方式中，思维成为认识，成为把握对象的概念式的认识”（注：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38页。），“思辨的思维，亦即真正的哲学思维”（注：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48页。），显现出西方古典哲学两千多年以来发展的内在底蕴——理性主义的思维方式。这正如美国当代哲学家布兰夏德所说：“对理性的信仰在广泛意义上说是希腊时代以来，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点决定了西方哲学的主要传统。”（注：《当代美国资产阶级哲学资料》，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111 页。） 西方传统哲学迷恋、信仰“理性” 这一传统曾被18世纪的狄德罗认识到，他认为理性主义思维方式是“研究哲学的真正的方式”。因为在他看来，西方古典哲学在“过去和将来都是应用理智于理智；应用理智及实验于感觉；应用感觉于自然；应用自然于工具的探索；应用工具技术的研究及完善化”（注：《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下），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155～156页。）。在传统理性哲学中起支撑作用的“理性”具有两层含义，第一层是从认识论意义上来说，理性是指人认识事物的本质和内在必然性、统一性的抽象思维形式和思维能力；第二层是从人性意义上来说，它是指人的抽象能力所支配的人的理智、自觉性的能力和存在属性。
纵观西方古典哲学可见，它遵循着决定论、主客二分模式和中介思维等原则（注：请参阅：《The Greek Mode of Thought In WesternPhilosophy》，Alexander s.Kohansk,1984 Associated UniversityPresses.Inc.），以“逻各斯”（LOGOS）为轴心，形成了各命题、 观点之间具有一致性、相通性和相融性等特征的一个联接一个的冷冰冰的体系。其中柏拉图的“理念”，亚里士多德的“实体”，笛卡尔的“我思”，莱布尼茨的“单子”，康德的“先验统觉”，费希特的“自我”，以及黑格尔的“绝对理念”等等范畴均可约化、还原为逻各斯即理性，而在不同哲学流派中蕴涵着“怀疑精神”、“批判精神”和“分析精神”，实质上即是理性精神的外化和具体化。
然而，正值理性主义哲学高举理性的旗帜，赞美理性的世俗成就，充分肯定甚至过分地夸大理性的功能，试图将理性原则贯穿于一切领域，并作为衡量一切事物存在是否合法的标准时，休谟和康德从不同的角度给理性主义哲学予以重创，使之陷入困境，为非理性主义哲学登上哲学舞台扮演主角提供了契机。
具体说来，休谟主要从三个方面来揭露理性主义的弊端：第一，主张不可知论，对理性主义充满乐观的可知论持否定态度。他说，“对于那些可以提交人类理智法庭的最重要的问题，我们现在仍然愚昧无知”（注：休谟：《人性论》，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5页。）， 并且“人心中从来没有别的东西，只有知觉，而且人心也不能经验到这些知觉和物象的联系”，知觉以外的任何东西，无论是物质实体，亦或精神实体，是否存在，这是一个不可回答也无能力回答的问题，因为“心灵的能力是有限的，永远不能得到一个充分的和恰当的‘无限’概念”（注：请参阅：《哲学动态》，1989年第4期。）。这样， 休谟就主张哲学应以“知觉”为界，不应去寻求也不可能寻求到人的理解力所不能达及和胜任的物之本原、本体。第二，反对理性主义追求脱离“人性”的纯客观的科学，强调一切科学均同“人性”密切相关，一切学科都充满着“人味”。他说：“显然，一切科学对于人性总是或多或少地有些关系，任何学科不论似乎与人性离得多远，它们总是会通过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回到人性。即使数学、自然哲学和自然宗教，也都是在某种程度上依靠于人的科学。”（注：休谟：《人性论》，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39页。）（注：着重号是原作者所加）虽然休谟将对财富、权力和享乐的追求与对贫贱的鄙视视为人的本性是错误的，但是他的这一思想却把人的功利、价值追求以及欲望、情感倾向带入科学之中，作为科学的回归处，从而动摇了理性主义对工具理性的信仰。第三，心理化和主观化因果观，主张非决定论，反对理性主义的决定论。理性主义者认为事物、现象之间的因果联系是确定的、必然的、普遍有效的。休谟对此来了一个釜底抽薪，试图挖掉理性主义决定论的根基。他认为因果必然性观念是“一种不可能的和幻想的观念”，因为“对象之间并没有可以发现的联系；我们之所以能够根据一个对象的出现推断另一个对象的存在，并不是凭着作用想象上的习惯”（注：休谟：《人性论》，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6页。），并且“理性……永远不能使我们断言， 一个原因或一个性质对于一个存在的开始都是绝对必需的”（注：休谟：《人性论》，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23页。）。
康德受休谟思想的启发，首先对传统理性主义进行反思与批判。他认为传统哲学盲目地信仰理性，把理性无限制地加以抬高，并未对之进行具体地分析，是一种独断论。因为在他看来，传统哲学是“用纯粹理性的一些原理来论证出关于至高无上的存在体和来世的知识”（注：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8页。）。其次，康德认为理性借助于先天直观形式和范畴只能够把握“现象”，获得经验科学知识，但是不能达到对超验的“物自体”的认知。而一旦理性试图超越其具有合法性、有效性的现象而去追求“自由”、“灵魂不死”、“上帝”时，就会陷入无法解决的“二律背反”，陷入“先验幻想”之中。那理性不可认知、把握的“本体”，只能是“实践理性”追求的永恒的、彼岸的目标，也就是人之情感、意志信仰的对象。这样，在康德那里，人的“理论理性”在认识活动中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为自然立法，人是主动的、“自由的”，反之，一旦进入实践领域，人就受制于“绝对命令”，是被动的、不自由的，人成为康德哲学中最大的“矛盾”。
应该说休谟和康德对“理性”的怀疑、诘难和批判确实已击中了传统理性主义哲学的弊端，因为传统理性主义哲学所理解的“理性”，主要是形式主义逻辑基础上的理性，即是一种不超过传统演绎法和归纳法的理性。它无力处理有限与无限、相对与绝对、个别与一般、现象与本质、必然与偶然、实然与应然之间既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关系，不可避免地把二者割裂开来，在有限、相对、个别、现象、偶然之外去追求无限、绝对、一般、本质和必然，这样，传统理性主义哲学追求的目标和为自己确定的任务与理性自身的能力局限构成了其内在固有的矛盾。为解决这一矛盾，在西方哲学史上先后出现了三条思路。第一，黑格尔哲学批判传统理性的狭隘性，扩展、丰富理性的内涵，以“辩证理性”来解决康德的悖论，从而形成了一个十分完备的理性主义哲学体系；第二，以孔德为始的实证哲学。他们认为哲学所要解决的仍是经验范围内即现象世界的问题，康德哲学中超越理论理性的形而上学问题是无意义的，应加以拒斥。这是一条继承康德“理论理性”，发展分析理性的思路。第三，针对传统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肆意扩张理性的“霸权”，将理性作为人的本质，人仅作为理性演化的一个环节，忽略了人的欲望、情感、意志、生命力等内在要素，人成了理智动物而发，以强调、凸现出人的欲望、情感、意志、信仰、体念、直觉……，追问人存在的价值、意义、自由等等问题为宗旨。这是一条与传统理性主义相右的非理性主义哲学思潮，开启了哲学研究的新方式。关于西方哲学从理性主义向非理性主义的转向，英国哲学家霍布豪斯如是说：“一度被认为是理性保护人和鼓吹者的哲学，它自身沾染了非理性主义的倾向。我们最后把人说成是一种非理性的动物，而现代哲学家则是这种非理性动物的先驱。”叔本华和克尔凯戈尔就是其先驱，在他们之后出现的尼采的权力意志意义；以柏格森为代表的生命哲学；弗洛伊德开创的精神分析说；以鲍思为代表的人格主义；以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舍勒开创的人类学等思潮，均是按非理性主义思维方式而运思的以“人的问题”为中心的哲学。这样，非理性主义思维方式就代替理性主义思维方式，成为现代西方哲学的主流。
二、非理性主义思维方式的特征
从理性主义哲学与非理性主义哲学的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到非理性主义哲学的思维方式所具有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思维的目标和任务是寻求与确立价值和意义。理性主义哲学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集中于人与世界的认知关系，非理性主义哲学所要解决的是人与世界的存在关系、意义关系问题。正是由于这一不同，理性主义哲学追求的目标即是去寻求客观真理，把握事物内在的本质和规律，以达到对世界的理解和说明，可以说这是一种求知、求真的思维方式。非理性主义哲学通过对人的生存、人的欲望、人的情感、人的命运、人的苦乐感受等等的忧思，复活被理性压抑的人，安顿人的灵魂，寻求人的自由，从而确立人在世界中的独特地位和人生的意义，可以说这是一种求价值、求意义的思维方式。
第二， 由于非理性主义哲学与理性主义哲学的思维目标和任务的不同，决定了二者思维秩序的不同。理性主义哲学的思维秩序是沿着“世界是什么”——“世界是怎样的”——“如何认识世界”的逻辑进程而展开的；非理性主义哲学的思维秩序则是沿着“人是什么”——“世界是什么及怎样”——“人的存在、人的意义和价值”而延伸的。前者是从“物”到“物”，只见物不见人，人在世界之外，人受制于外在的关系，人仅成为哲学思维或体系的一个环节。后者则是将“人”作为其出发点和归着点，人内在于世界，世界与人本身的价值及关系不是自在的，而是由人创造的，世界依附于人从而成为人实现自己的意志、生命等的工具或场所。
第三，在思维模式上反对理性主义哲学的二分法，强调人与世界、主客体的一体化。人与上帝、灵与肉、理念世界与现象世界、现象与本体等分裂与对立的二分法是贯彻于西方古典哲学的一个共同特征。主客体二分的思维模式是自文艺复兴以来，人从神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主体性得以确立，哲学研究的重心从本体论转向认识论之时，二分法思维模式的具体表现。它首先预设了一个“实体”、“本体”或“存在”，与人完全处于一种外在对立关系之中，人必须凭借、发挥自身内在的理性能力去同化、归并“实体”、“本体”和“对象”，使二者由外在、潜在的关系转化为内在、现实的关系，实现主体观念地把握客体的本质、规律，达到二者的统一。主客体二分的思维模式必然导致和强化追求终极原因即寻本求源的思维定势。非理性主义哲学认为主客体二分的思维模式，完全站在物的立场，将人置于对象之外，人的生命、欲望、激情等等都服从于认识的任务，人仅成为认识的载体，人在客观世界中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旁观者。这样，非理性主义哲学从价值、意义的角度来规定世界，主张世界是人建构的，世界是人的世界，世界与人的欲望、情感、意志、生命不可分，与人一体化。
第四，思维方法上的非逻辑化。由于理性主义哲学二分化的思维模式，要达到主客体的统一。相应地采取了一系列逻辑范畴和逻辑方法，即采用概念、判断、推理诸思维形式，应用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等思维方法指向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并且坚信理性不可能有错误，错误的出现是由于非理性的欲望、情感等等要素所导致的主观性、片面性、偏狭性引起的，因此，要认识对象，达到客观的真理，就必须排除主体的非理性要素的影响，按照既定的逻辑法则、方法进行。而非理性主义哲学由于主张世界与人不可分割，并且认为逻辑化的思维方法根本无法解决人生命中最深层的欲望、情感、意志、意义、自由等重大问题，因此，为解决这些“重大问题”，力主只有采用非理性的直觉、体念、灵感、顿悟等方法才是可能的和可靠的。
第五，思维的重点不同于理性主义哲学。理性主义哲学由于坚信世界的必然性、秩序性、确定性、可还原性和统一性，因此，在处理一与多、同与异、普遍与特殊、必然与偶然等的关系时，重视前者，轻视、忽略后者，认为前者为真、为本，后者为幻、为末。非理性主义哲学家则认为，理性主义哲学所信仰的必然性、确定性、可分析性的世界是一种幻觉。由此，他们更关注于多样性、差异性、随机性、偶然性、不可还原性、非重复性和非确定性。
第六，与思维的重点相关，在思维的价值取向上，非理性主义哲学家反对理性主义哲学所坚持的一元论、决定论、独断和绝对主义倾向，采取多元论、非决定论、相对主义和宽容的态度。
第七，在思维的文化归属上不同于理性主义哲学。理性主义哲学信仰理性，着力于为具体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寻求和奠定基础，形成了工具理性，推动了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为人类的存在提供了一个愈来愈丰富的物质基础，成为物质文明的推进器，但是，理性主义哲学二分法的思维模式导致和助长对外部世界，特别是对自然界的“掠夺”，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同时，理性主义哲学对人的认识着重于“类”、“理性”，忽略个体和非理性，导致人的失落和人性的恶化。非理性主义哲学有感于人被世界吞没，人的存在受到危害和威胁，人的命运不可预测和无法把握，人的自由、价值、意义的丧失，强调个体的不可替代，生命的不可还原、不可重复，强调情感、意志、欲望、本能、人格等等是人的生命之本，从而唤回人的尊严，追求人的自由，实现人的价值，达到对人的关怀，体现了现代人文自由精神。
三、非理性主义思维方式的评价
非理性主义的出现，改变了西方哲学的发展方向，引发了对西方哲学乃至整个西方文化模式的反思，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第一，它突破了西方传统哲学以逻辑主义为中心的单一思维方式，开创了新思维方式，为多角度思维方式奠定了基础，为哲学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前景。人是理性与非理性的统一体，强调任何一个方面都是对人的完整性的阉割。人与世界的关系也是多方面和多层次的，不仅有认知关系、存在关系，还有价值关系和审美关系，不仅有对立的一面，而且还有依存、统一的一面。非理性主义哲学家认为理性主义哲学仅侧重于人的“理性”、人与世界的对立，着力解决人与世界的认知关系，轻视人的非理性因素和认知关系背后的存在关系，人成为理智机器，人为追求（永恒的、绝对的）真理而活着，由此，非理性主义哲学将理性与意志、生命、欲望、人格等的关系，人与世界的对立与统一的关系，人与世界的认知关系与存在关系颠倒过来，视后者为第一位的并且较前者更重要，重新确立了哲学研究的主题、目标和任务，形成了一套与理性主义哲学不同的思维模式、秩序和方法，从而纠正、弥补了理性主义哲学的偏差和缺陷。
第二，它抑制了科学主义的蔓延和扩张，为人谋求自由、超越之途。理性主义强调知识就是力量，认为科学可以解决社会和人的生存等诸问题，将社会的进步和人的幸福系在科学的发展上，从而抹煞了人的伦理道德和精神信念的重要性。非理性主义哲学家认识到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人类生存状况的悖论，反对唯科学主义，为人的完整、自由、幸福、意义而筹划，这在一个高度技术化，分工日趋精细化，人成为“技术——机器”的奴隶，人的情感、欲望、生命、本能等受到压抑的社会里，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三，由于它采取相对主义多元文化观和宽容的态度，打破了19世纪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和文化霸权，对东方和其他民族的哲学和文化的合法性给予了一定程度的肯定，为东西方各民族的哲学和文化交流提供了新的理论背景和前景，同时亦为西方文化的自我反思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参照系。
第四，由于它主张从人与世界的存在关系出发，在主客体的统一中去看世界，强调人的命运、人的生存与世界休戚相关，这对于我们今天更清醒地认识和正确地处理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环境、人口、战争；人的物欲与伦理道德、精神价值的关系；人的责任与自由、权利的关系；人类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如何协调发展等，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当然，非理性主义也有其不足，例如，由于它过分强调以非理性的直觉、灵感、顿悟等方法来把握人与世界的关系，反对理性主义的逻辑方法，从而在方法论上陷入了神秘主义。但无论如何，非理性主义思维方式的出现，并不能简单地被视为资产阶级走向反动的文化表现和西方文化的退化和堕落，它有着深厚的文化背景和哲学的内在根据，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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