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外交思想在理论与实践上的继承与创新*
仇华飞
[内容提要] 面对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提出了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引领中国抓住机遇，迎接国内外各种挑战。习近平主席提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表明中国为推动世界和平发展、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维护国际秩序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本文从习近平外交思想形成的理论与实践基础、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文化传承、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理论创新三个层面，分析阐述习近平外交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新中国外交实践的继承，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优秀思想的传承，也是外交理论和实践上的重要创新。
[关键词] 习近平 外交思想 理论与实践 继承与创新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对当代世界的认识与中国外交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有着坚实的理论基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广阔的思想空间。习近平外交思想凸显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对外交工作的整体思考，表明中国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坚持正确义利观；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打造新的国际合作平台；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与建设。这一思想既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构建的重要创新，也是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的是主人公为了让自己克服压力，更加充满信心地投入战斗；有的是打退或打死大鱼后的满意；有的是对美好时光、美好事物的期待和向往。
一、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习近平外交思想在理论上根植于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的理论，同时以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执政过程中的外交实践为基础。
马克思主义极大推进了人类文明进程，至今依然是具有重大国际影响的思想体系和话语体系。注 习近平：“在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5月5日，第2版。 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对于客观认识当代世界本质特征具有强大的解释力和影响力。马克思恩格斯对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应争取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世界作出过预判，提出许多目的性要求，为无产阶级政党应对国际局势指明了方向。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和平正义”的语境下，无产阶级致力于维护的“世界新秩序”，应该有以下特征：一是保证每个民族国家的独立、自主是“一切国际合作的基础”；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262页。 二是奉“道德、正义”为最高准则；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07页。 三是新世界以“和平”为国际原则；四是以“自由人联合体”为主体，“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94页。 原来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被各个“自由人联合体”的关系所取代，“自由人联合体”之间将真正建立起平等互利、友好往来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构想了与资产阶级时代迥然不同的未来，要建立消灭私有制和剥削制度的新社会，整个世界终将实现和平与安宁。[注]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9页。 马克思主义世界秩序观是各国人民“认识世界、把握规律、追求真理、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注] 习近平：“在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5月5日，第2版。
构图上，从漫画2的版面布局所构建的信息值来看，为富人准备的大餐处于整幅漫画的上方，属于理想信息； 而中产阶级的外卖占据漫画的下方，为实际信息。 服务生右手托起一个外形精美的大托盘，由上面刻有“富人”的文字可知这是专为富人准备的大餐。 而他的左手拎着为中产阶级准备的外卖。 大餐与外卖无论在尺寸还是容器精美程度上显著性区别明显，体现了特朗普减税政策的本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合作为本质，以共赢为目标，承载着中国对建设美好世界的崇高理想和不懈追求。在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各大力量中心之间应有相互制约的力量框架和多边的行为方式来处理世界事务。如何面对当今世界存在的不同价值观及各国国家利益的不同诉求，需要各国真正从全人类长远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而不是从短期国内政治需求出发来制定政策，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包含着世界各国人民追求和平、民主、正义、安全、发展的心声。正如习近平所说：“世界命运应该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应该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该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该由各国共同分享。”[注] “习近平出席‘共商共筑人类命运共同体’高级别会议并发表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7年1月20日，第1版。 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注] “习近平同志《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出版发行”。 对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正确义利观，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营造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相比于社会培训机构，高校反应速度显然要慢一些。更为严重的是，高校往往以理论教学为主，而跨境电商对技能操作的要求非常高。各高校积极办跨境电商专业，形势很好，但跨境电商专业教学仍存在诸多不足。解决不了这些不足，就无法提供最优的教学，也很难培养合格的跨境电商人才。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贯穿于自己的执政实践。在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通过对战后20多年来国际形势的长期观察，客观、深入地分析国际环境变化的全局，分析世界各种基本矛盾和政治力量的发展演变，提出“三个世界”理论，[注] 《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41～442页。 这一战略划分是根据各国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所处的地位来确定的。“三个世界”划分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从全球视角看世界，寻求建立与世界互动方式的新模式。邓小平在评价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战略时指出：“这一国际战略原则，对于团结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改变世界政治力量对比，对于打破苏联霸权主义企图在国际上孤立我们的狂妄计划，改善我们的国际环境，提高我国的国际威望，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注]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0页。 在毛泽东、周恩来的英明决策和领导下，中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得到恢复，中美关系打破坚冰，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中国与西欧主要国家建交，中国与广大亚非拉国家建立密切友好关系，这一系列重大外交事件表明，中国的国际地位进一步提高，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初见成效。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迅速发展、综合国力的提高，在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下，邓小平提出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国际经济新秩序主张，[注]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82～283页。 前者是要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推动世界的发展；后者则有利于促进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缩小南北差距，有助于实现世界和平，两者密不可分。邓小平还多次强调要“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和经济新秩序”。[注] 同上，第353页。 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顶住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压力，推动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中苏、中美、中欧关系不断改善与发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逐渐展示其应有的魅力。
20世纪90年代，面对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江泽民提出，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强调要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尊重世界多样性，保证各国和睦相处、相互尊重。[注] 《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73～474页。 江泽民强调：“无论是在全球还是在地区范围内，无论是在政治还是在经济领域，多极化趋势都在加速发展。极少数大国或大国集团垄断世界事务、支配其他国家命运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广大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增强，地位上升，成为国际舞台上不容轻视的一支重要力量。各类区域性组织日益活跃，显示出强劲的生命力。世界多极化格局的形成尽管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这种趋势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注] 江泽民：“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而共同努力”，《人民日报》，1997年4月24日，第1版。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需要认可和包容世界多样性和多元化的现实，尊重各国的历史文化、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来决定亲疏、好恶；坚持求同基础上的竞相发展，反对追求单纯的权力均势与制衡；倡导“和平共处、合作安全、集体安全、共同安全”，反对以结盟对抗寻求安全的行为。[注]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人民日报》，2013年6月4日，第7版。 大国之间建设性的相互依存，是全球政治和经济稳定的重要基础。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一个先确立方向，再探索路径、充实内容和完善形式的长期过程，需要各国共同努力，不断增进理解、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历史总是按照自己的规律向前发展。只要世界大国共同坚持这一正确方向，摒弃冷战思维，人类社会就充满希望。
第二，文明互鉴主张展现包容胸怀。习近平主席倡议召开亚洲文明对话大会，深入阐述中国推动文明交流互鉴的理念。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从“华夏”“天下”“华夷之辨”和“协和万邦”“和而不同”“大一统”等传统文化思想出发，与传统中国文化难以割舍。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凸显中华文化与世界文明相互关联的重要特点。他指出，“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中华文明只有“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取长补短，才能保持旺盛生命活力。[注] 习近平：“深化文明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9年6月16日，第2版。 习近平主席深入阐述中国的文明观，强调要以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打破文化交往的壁垒，以兼收并蓄的态度汲取其他文明的养分，为各国文明发展创造条件，不断创造出跨越时空、富有永恒魅力的文明成果。在世界多边舞台上，习近平主席对文明交流互鉴重要性的强调一以贯之，主张不断推动世界文明多样共存、和谐共生、交融共享、繁荣共进。针对国际上一些人固守意识形态偏见，鼓吹所谓“文明优越论”和“文明冲突论”，习近平主席提出只有交流互鉴，文明才能充满生命力的思想。强调“只要秉持包容精神，就不存在什么“文明冲突”，就可以实现文明和谐”。[注] 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78页。 他特别重视人类文明在价值上的平等性，指出：“文明没有高低、优劣之分”，“中华文明是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文明，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而形成的文明”。[注] 同上，第77～78页。 习近平外交思想中文明交流互鉴的主张跨越国界、跨越时空，具有划时代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中共十八大以来，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国日益崛起而引发的外部复杂反应，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继承和发展毛泽东、邓小平等外交战略理论与实践，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外交实践和经验，提出了反映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战略理念、主张与话语，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为构建影响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国际规则和规范贡献中国智慧。尤为重要的是，习近平创新性地继承马克思的和平正义思想、列宁和平共处思想，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的主张，体现了中国致力于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的崇高目标，体现了中国将自身发展与世界发展相统一的全球视野、世界胸怀和大国担当，[注] “习近平同志《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出版发行”，《人民日报》，2018年10月15日，第1版。 也为人类社会实现共同发展、持续繁荣、长治久安指明方向。
哥白尼所担心的灾难终于降临到布鲁诺的头上。在阴森的宗教法庭上，红衣大主教罗伯特·贝拉赫曼（三十年后他还审判了伽利略）主持对布鲁诺的审判。空荡荡的教堂，一张长桌子，几枝残烛。罗伯特和几个陪审隐在桌后，几乎看不清他们的身形。 烛光中那几只蓝绿的眼睛，令人想起半夜里在田野上遇见的恶狼。
二、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文化传承
中华文明是世界历史进程中最具有凝聚力的文明，尽管近代以来西方列强侵略和干涉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苦难，但中华文明仍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仍然是指引世界走向和平道路的重要思想源泉。习近平外交思想深深扎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它契合人类共同发展的前景，又继承中华民族传统的大同思想，把中国梦与世界梦巧妙衔接。[注] “习近平外交思想理论研讨会在京举行”，《人民日报》，2019年7月12日，第3版。 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思想是中华“和合”文化的实践，是儒家传统思想精髓的集中体现，是“睦仁善邻”的“共生、共处”思想的典范，反映的是中国文化最深厚的软实力。
第二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思想。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一脉相承、互为补充。合作共赢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核心要旨。当代世界权力结构力量对比发生巨大变化，一是世界变得越来越多极化，不仅体现在国家之间权力分配方面的多极化，而且是发展模式走向多极化。二是新兴国家地位上升，尤其是金砖国家在展现国际领导力方面正提出新的全球价值。三是非传统安全对当代国际关系影响的重要性正大幅提升。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反映了当代国际政治格局权力转变的发展趋势。为了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习近平强调发展全球伙伴关系的重要性，通过“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推动大国协调和合作，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注]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第1版。 为维护国际秩序稳定提供重要保证。
进入21世纪以后，国际环境复杂多变。一方面，世界多极化趋势深入发展，但单极还是多极的斗争日趋复杂；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强劲，但国际经济竞争十分激烈。各国面临的安全挑战依然严峻，围绕国际秩序的斗争从未停止。胡锦涛指出：“多极化是世界持久和平的重要基础。世界多极化，有利于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实现世界和平与安宁；有利于形成相对稳定的国际政治框架，促进各国在相互尊重独立、主权和平等互利基础上的交流合作。”[注] 《胡锦涛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517页。 强调“中国将继续积极参与多边事务，承担相应国际义务，发挥建设性作用”。[注] 《胡锦涛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650页。 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胡锦涛提出：“世界各国共同为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而努力”。[注] 胡锦涛：“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人民日报》2005年9月16日。 随着中国的国际地位迅速提高，中国主张建立多极化国际秩序，得到世界大多数国家的认同和支持，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与实践取得巨大成果。
第三，诚信为本树立道德标准。诚信是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伦理道德范畴。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要“言必信，行必果”，为中华民族留下“人无信不立”的道德信条。中国传统文化中“一诺千金”、“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已成为守信遵诺的格言。在国际关系当中，“信”是国家立于世的根基，国无信不立。国之交，信为本。在国际关系中讲信用、守诺言，是对以国家为代表的国际政治行为主体的基本要求。习近平外交思想中体现了中华民族深厚的诚信意识。2013年10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演讲时提出，“人与人交往在于言而有信，国与国相处讲究诚信为本。中国愿同东盟国家真诚相待，友好相处，不断巩固政治和战略互信”。[注]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5年，第292页。 2014年7月他出访韩国前夕，在韩国《朝鲜日报》《中央日报》《东亚日报》发表署名文章《风好正扬帆》，强调“‘信’在东方价值观中具有重要地位，‘无信不立’是中韩两国人民共同恪守的理念。中韩以信相交，确保了两国关系长期健康发展的牢固基础”[注] “习近平在韩国媒体发表署名文章：风好正扬帆”，《人民日报》，2014年7月4日，第2版。 。在纪念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60周年纪念大会上，习近平引用“凡交，近则必相靡以信，远则必忠之以信”的古训来阐述中国“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注] “弘扬万隆精神，加强亚非合作 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人民日报》，2015年4月23日，第1版。 2015年4月习近平访问巴基斯坦时借《论语》“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的说法，强调这与巴基斯坦人所说的“诚信比财富更有用”契合相通。[注] “习近平在巴基斯坦议会发表重要演讲”，《人民日报》，2015年4月22日，第1版。
中华文明历来注重亲仁善邻，讲求和睦相处。在对外交往中，中国始终秉承“强不执弱”“富不侮贫”的精神，主张“协和万邦”；提倡“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主张吸纳百家优长、兼集八方精义。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届联大会议上指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注]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522页。 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紧密相连，中华民族历来讲求“天下一家”，主张民胞物与、协和万邦、天下大同，憧憬“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美好世界。[注] 习近平：“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人民日报》，2017年12月2日，第2版。 文化自信就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话语表述，和合、睦仁善邻、共生、共处、互鉴、诚信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理论源泉。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理论与实践有利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
三、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理论创新
习近平外交思想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不断创新和发展的产物，是中国对外交往和战略决策的指导思想，其在理论上的创新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这一重要理念包含着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未来构想的智慧，又延续了中国的悠久历史传统和长期政策取向，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的继承。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思想倡导包容互鉴的文明观，主张不同制度、不同文明的国家应当相互启发和借鉴，在文化交流中加深双方的信任和了解，加强理解融合以增强各国文明的活力和动力。正如习近平主席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所指出的那样，“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我们要加强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交流互鉴，夯实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注] 习近平：“深化文明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9年6月16日，第2版。
当今国际社会不仅面临来自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挑战，而且面临人类自身生存危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习近平主席不仅阐明“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人类共同价值，还强调各国要相互依存、休戚与共，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注] 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9月29日，第2版。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充分体现《联合国宪章》精神，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和梦想，旨在维护和追求本国安全和利益时兼顾他国的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推动各国共同发展，包含理性协调的和谐安全观、合作共赢的正确义利观以及包容互鉴的新型文明观。
马克思恩格斯预言“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历史和现实日益证明马克思主义预言的科学价值。当今人类交往的世界性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深入、更广泛，各国相互联系和彼此依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频繁、更紧密。
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原理，提出“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共存”的国际战略思想，认为各国“生存在由许多国家构建的体系中”，“经济活动把世界各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注] 《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0页；《列宁全集》第40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62页。 列宁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关系的基础是“世界共同的经济关系”，他把这种关系比作“胜过任何一个敌对的政府或阶级的愿望、意志和决定的关系。[注] 《列宁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32页。 100年前的苏维埃俄国亟须发展同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引进外国的资金、先进设备、管理经验和科学技术，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正是存在于“世界共同的经济关系”中的利益纽带，使社会主义俄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具有了现实基础。
第一，“和合”理念推动共同发展。“和合”理念是中国文化生命完美的体现方式，习近平主席将这一理念运用到外交当中，积极推进中国外交工作的创新实践，谱写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篇。他在各种外交场合都重申中国和平外交政策永远不会改变。在亚非领导人会议上，他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历来崇尚‘和为贵’”。[注] 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223页。 在博鳌论坛上，他指出和平合作的重要性，“和平与发展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心声，冷战思维、零和博弈愈发陈旧落伍，妄自尊大或独善其身只能四处碰壁。只有坚持和平发展、携手合作，才能真正实现共赢、多赢。”[注] 同上，第521页。 他强调中华民族历来讲求“天下一家”，主张民胞物与、协和万邦、天下大同思想，鼓励各国人民要彼此理解，求同存异，共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注] 同上，第510页。 他以中华传统文明的经典之说，阐明合作的重要性：“交得其道，千里同好，固于交漆，坚于金石”，指出“金砖合作之所以得到快速发展，关键在于找准了合作之道。”[注] 同上，第477～478页。 在当今纷繁复杂的国际经济关系中，少数西方国家为了维护不合理的国际经济关系和不等价的交换，牺牲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导致南北差距扩大，使全球化偏离互利共赢的轨道。对此，习近平提出坚持正确的义利观，强调义利兼顾，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注]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第443页。 习近平外交思想强调和平与合作，是对中华“和合”理念的继承与创新。
2015年国家相关机构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指导意见》中明确指出，必须保证企业国有资产达到全面审计、全面监督的要求。其中全覆盖指标利于企业审计部门充分发挥工作职能，提高审计效益，但这一过程中存在阻碍多、风险高的弊端。当下国内大部分企业的审计监督仍停留在初期阶段，无法真正落实企业类型、履责主体、地区范围内的全覆盖。即使部分审计工作强调了工作重点，但是对应设计对象和范围仍存在缺陷问题，为企业舞弊现象的出现埋下了隐患。此外，当下国有企业存在人数多、规模大、子公司多等特点，部分企业还存在境外资产等现象，增加了“全覆盖”指标落实的难度。
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首要问题，在于推进大国间的协调与合作。中国不同于历史上的任何大国，传统文化中有的是“和平主义”“天下意识”“忠恕之道”的思想，没有国强必霸的逻辑。中国奉行和平发展战略，坚持走和平发展之路与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永不称霸。新型大国关系就是要坚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基本理念，打破大国冲突对抗的传统规律，规避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的“修昔底德陷阱”。虽然“修昔底德陷阱”被一些西方学者视为国际关系的“铁律”，而且自特朗普入主白宫以来，中美关系呈现紧张态势，但两国仍具有超越“修昔底德陷阱”的可能性。正如习近平主席曾指出的，“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注] “习近平出席华盛顿州当地政府和美国友好团体联合欢迎宴会并发表演讲”，《人民日报》，2015年9月24日，第1版。
为全面贯彻国家大力发展特色小镇建设精神，《广西培育特色小镇意见》提出，到2020年，要培育30个左右全国特色小镇、100个左右自治区级特色小镇、建设200个左右市级特色小镇。该意见的出台为广西贯彻国家特色小镇发展战略、发展广西区域经济明确了方向。
第三是“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搞好周边环境是中国首要的外交任务，服从和服务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斗目标。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中国周边外交的基本方针，是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亲诚惠容”的理念。[注]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5年，第297页。 “亲诚惠容”理念源自中国传统战略思想和文化的精华部分，凸显中国传统价值观念的特色，体现中国新的国际价值观念。“亲”强调的是亲缘纽带关系，体现了中国与周边国家在地缘、人缘、文缘方面的相通和亲近感；“诚”既有真诚无妄的一面,也包含诚实守信、不欺侮的意味，体现了中国对待周边国家真诚有信之态度；“惠”强调的是互惠互利，坚持正确的义利观；“容”在承认周边国家和地区文化的差异性同时，追求实现差异中的和谐共存。这四字箴言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关联性思维和交互性伦理，体现了中华民族追求实现和谐共存、和平发展的梦想。
习近平指出，要本着互惠互利的原则同周边国家开展合作，编织更加紧密的共同利益网络，把双方利益融合提升到更高水平，让周边国家得益于中国发展，使中国也从与周边国家共同发展中获得裨益和助力。要倡导包容的思想，强调亚太之大容得下大家共同发展，以更加开放的胸襟和更加积极的态度促进地区合作。[注] 同上，第297～298页。 “亲诚惠容”理念有助于加强中国特色周边外交的政策体系建设。近年来，中国在构建周边外交策略时，努力将“亲诚惠容”与“一带一路”倡议有机结合在一起，为建立中国特色周边安全秩序奠定了重要的战略基础。
“亲诚惠容”是对中国周边外交理念新的解读，是在新的国际形势下，针对周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复杂心态提出的外交活动的标尺。它将周边国家视为好邻居好朋友，强调国与国之间以诚相待，相互合作，实现互利共赢，使中国的发展造福周边，共享发展福利，同时表明中国在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时，包容不同意见和诉求，在对待彼此之间的争端时宽容以待。
定期测定溶氧、酸碱度、氨氮、水温、透明度、生物量等。溶氧量5mg/L以下时，每天测1次，5～7mg/L时，每两天测1次，8mg/L时每4d测1次；每15d测1次浮游生物；每7d测1次透明度；每7d测1次pH值；每15d测1次氨态氮。
第四是新安全观。安全问题事关中国和平与发展的国际环境能否实现，安全与发展的辩证关系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内涵。习近平主席在亚信峰会上指出：“应该积极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创新安全理念，搭建地区安全和合作新架构，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注]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5年，第356页。 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就是要尊重和保障每一个国家的安全。习近平主席强调安全的普遍性、平等性和包容性，提出发展是最大的安全。新安全观是中国特色国际秩序观的体现，它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样，逐步成为当代国际关系新的话语表述。
客观地说，中国的崛起引发了一些国家的焦虑与担忧。为了巩固有利于自身和平发展的周边环境，中国需要在坚持新安全观核心思想的基础上，重点促进地区各国对利益相系、义利相融这一原则的共识，主动消除地区国家对中国的战略疑虑，不断扩大各方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意识。新安全观具有较强的话语感召力，不断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同和支持。面对日益复杂化、综合化的安全威胁，习近平主席强调，单打独斗不行，迷信武力更不行。我们应该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营造公平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共同消除引发战争的根源，共同解救被枪炮驱赶的民众，共同保护被战火烧灼的妇女儿童，让和平的阳光普照大地，让人人享有安宁祥和。[注] 习近平：“携手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人民日报》，2017年12月2日，第2版。 习近平强调，在“应对来自传统与非传统安全的挑战时”，各国要相互尊重、协商一致，照顾各方舒适度。[注] 习近平：“迈向命运共同体 开创亚洲新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5年3月29日，第2版。 新安全观建立在不同国家共同利益基础之上，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新形势下的发展，其实质是超越单方面安全范畴，以互利合作寻求共同安全，相信亚洲各国人民有能力、有智慧通过加强合作实现亚洲和平稳定，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安全作出贡献，从而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
为了比较转移支付在中国教育水平趋同中的作用，下文将采用β绝对收敛、β条件收敛对中国以及东、中、西部地区间的教育水平进行研究，以揭示西部地区受教育水平差异及缩小的内在原因。中国各省的教育水平和转移支付都存在显著的空间效应，因此本文借助空间经济收敛模型，构建教育水平的空间β绝对收敛(式2～式3)和条件收敛的空间面板自相关模型和空间面板滞后模型(式4～式5)，以考察转移支付条件下教育水平增长与初期发展水平的关系。鉴于教育发展程度除了受国家财政支持力度的影响外，还取决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因此将经济发展水平也作为必要条件纳入β条件收敛模型。
习近平外交思想深刻回答了中国外交工作的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开创性地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它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新中国外交实践经验的继承和创新，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优秀思想的体现。其科学内涵深刻，哲学基础丰富，文化渊源绵长，既是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重大创新成果，也是中国对全人类的重要思想贡献。[注] 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科学指南”，《人民日报》，2019年9月12日，第13版。 它是新时代中国对外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注] “习近平外交思想理论研讨会在京举行”，《人民日报》，2019年7月12日，第3版。 同时有助于推动构建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更加公正合理、稳定有效的国际新秩序。○
[作者介绍] 仇华飞，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主要研究大国外交和中美关系。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治国理念之外交战略思想研究”(15ZD002)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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