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普雷维什的“中心—边缘”思想——关于世界经济体系中不平等关系的一个分析框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界经济论文,中不论文,框架论文,平等论文,边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或者说，在对国际关系的分析中，劳尔·普雷维什（Raul Prebisch）是一位较早引入“中心—边缘”①思想的拉丁美洲学者。应当说，这是理解国际关系的一个新视角。由于这一新视角的引入，人们对国际关系有了新的认识，这也使普雷维什获得了国际性的声誉。在某种意义上，这可以看做是拉美学者对国际关系研究所做出的一项非常了不起的贡献。事实上，由于普雷维什引入了“中心—边缘”的视角，在解释工业化强国与拉美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方面找到了一个有力的理论支撑点。尽管普雷维什不是“中心—边缘”这一术语的最早使用者，但这一术语却是在普雷维什的理论阐释中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并产生了广泛影响，从而成为理解发达工业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一个重要的理论解释框架。在某种意义上，普雷维什的这一解释框架也为改变国际关系结构提供了明确的理论指引。根据这一解释框架，打破国际社会的“中心—边缘”结构是解决当前国际关系中许多问题的根本出路。
一、普雷维什提出“中心一边缘”思想的时代背景
拉美经济属于一种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从殖民地时期到拉美各国建国后的一段时期内，拉美各国都一直是依靠初级产品出口而形成了所谓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模式。从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发达国家生产力的提高（增加了对原材料的需求）、欧洲移民潮（为拉美提供了劳动力）、外国资本的进入（改善了拉美的基础设施，也带来了先进的技术与管理）、拉美政治的相对稳定（为生产提供了良好的国内环境）以及经济自由主义的风行等因素，更是让这种外向型经济进入了它的“黄金时期”。②虽然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是一种具有充分开放性的经济模式，也曾一度为拉美带来了繁荣景象，但是，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却表明，这种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模式具有明显的脆弱性，它的开放性所引发的反而是一种深度的依附性。这是因为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显然依赖于发达工业国的需求，事实上，此时的拉美经济主要“受少数高度工业国家一时的购买兴致所左右”。③既然19世纪末少数工业国的需求增长能为拉美带来了一定的繁荣，那么20世纪30年代发达国家的经济危机也就不可避免地为拉美带来灾难。这种依附性的外向经济表现出了两个特点：第一，拉美的出口导向发展模式主要是依赖少数几个工业国家；第二，拉美国家的出口产品主要依赖少数几种初级产品。这两个方面的特点决定了拉美经济是极其脆弱的，因而，在它所依靠的几个工业国家出现经济危机的时候，拉美也为自己的开放性付出了惨重代价。
的确，拉美经济的繁荣与萧条都表现出了与发达工业国家共振的特征，这可以充分证明拉美经济对发达工业国家的依附性。这种过度依附所带来的问题在20世纪初已经有所表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拉美的经济已经受到了不良影响，但值得庆幸的是，战争却刺激了发达国家对一些原材料和粮食的大量需求，一些拉美国家的经济也呈现出了增长的势头，甚至可以说是趁着发达国家的战乱而发了一笔小财。但是，到了20年代末，当发达工业国家出现了经济萧条的问题时，拉美国家的经济也迅速衰退并走向了崩溃的边缘。一项数据表明，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让发达国家对拉美的出口产品需求骤减，出口数量与出口价格大幅度下滑，结果是，1929-1932年间，拉美的输出总值下降了63.4%。④外汇收入骤减，拉美政府无力偿还多年来的外国贷款，拖欠贷款导致新的贷款难以产生；进口量与价格也下降了，主要依赖进口税的国家政府财政吃紧。紧随经济危机而来的是政局动荡，以至于拉美国家陷入了长达数十年的此起彼伏的政局动荡之中。
普雷维什的祖国阿根廷更是跌跌撞撞的拉美经济的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在19世纪后半叶的大部分时间里，阿根廷销往海外的羊毛、皮革、肉类等畜牧产品和小麦、玉米等粮食快速增长。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50年间，阿根廷的国民经济年均增长5%，⑤其发展水平甚至可以与当时的一些先进工业国家相媲美。很显然，“比其他任何拉美国家更有甚者的是，阿根廷的经济几乎直接或间接地完全依靠出口贸易，这使阿根廷人的平均生活水平明显高于其他拉丁美洲共和国的公民”。⑥与非洲和亚洲相比，拉美更深地“参与到”（更准确地说是“被卷入”）国际经济体系中，而在拉美内部，阿根廷又在初级产品出口型发展中表现得最为突出。这种贸易上的优异表现也同时使拉美国家形成了对发达国家的依赖，而且依赖总是隐含着某种脆弱性，依赖性与脆弱性的关系也就是：对外依赖越深，在危机到来时也就会在危机中陷得越深。因此，在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中，阿根廷所感受到的阵痛是不难想象的。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普雷维什在理论活动中提出了反对单一的出口外向型经济和提倡“进口替代战略”的观点。
由于发达国家的经济危机源源不断地转嫁到了拉美国家，使拉美国家出现了一场意识形态转型的运动，激发出了民族主义运动。在阿根廷，20世纪30年代出现了“一种深度的意识形态的加速转型——自由主义的衰落和民族主义的风行”。⑦尽管在此之前民族主义及其所包含的发展本国工业的要求已经有所发展，但那只是“零星地存在于知识界”的一些观点，到了20年代和30年代，经济危机使出口导向型经济的缺点彻底暴露出来后，则让一些拉美国家痛定思痛而开始在政策上重视民族经济。普雷维什在阿根廷的学习与工作经历让他目睹了拉美经济发展的过程，从而用自己的理论活动去表达拉美民众的声音。正是这一点，使普雷维什成为拉美意识形态转型的代表。普雷维什在1923年于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并曾追随“阿根廷最著名的工业化倡导者”亚历杭德罗·本赫（Alejandro Bunge）从事经济学研究。此后，他从一位学者变身为实践者，1930年以后，普雷维什担任了阿根廷政府财政部副部长、阿根廷中央银行行长和首席经济顾问等职务，而1933年参与同英国的贸易谈判的经历更让他对强国与弱国间的不平等关系有了深切的体会。⑧这些经历让兼具研究者与实务家双重身份的普雷维什对理论与现实都相当熟悉，也正是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让普雷维什开始了独立的思索，提出并阐发了他关于“中心一边缘”的思想。而在其后担任的拉美经委会执行秘书和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长等职务，更为普雷维什论述和传播其思想提供了重要的平台。普雷维什这样介绍了自己的思想转型，“我曾坚定地信仰新古典主义理论。但是，资本主义的第一次大危机（世界性衰退）使我对这一信仰产生了怀疑。从此，便开始了发掘经济发展领域内的新观点的漫长时期”，⑨“世界大萧条曾对于我的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我不得不逐步抛弃我年轻时在大学里接受的新古典派理论”。⑩这种思想上的转型，使普雷维什发现了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并将其制作成一个解释框架，用来解释工业国与拉美国家间的经济关系。
关于普雷维什的“中心—边缘”思想的来源与发展，国内外学者做了大量的研究和论述。（11）尽管普雷维什在给约瑟夫·洛夫（Joseph L.Love）的信中说，他难以回想起当初是怎么会使用“中心”与“边缘”这样的词语的。（12）在晚年发表的著作中，普雷维什对于他为什么会使用“中心”与“边缘”的术语也只是做了一些粗略地描述。（13）不过，根据学者们的推测，普雷维什“中心—边缘”思想的提出可能受到了这些学者的影响：维尔纳·松巴特（Werner Sombart）在1928年区分了“资本主义中心”（a capitalist center）与“环绕那个中心的外围国家”（peripheral countries）；米哈伊尔·马诺依列斯库（MIhail Manoilescu）在1929年批判了“工业”国与“农业”国之间的不平等交换问题；恩斯特·瓦格曼（Ernst Wagemann）在1931年指出了“中心周期”（central cycle）与“外围周期”（peripheral cycle）之间的区分；威廉·布朗（William Brown）在1940年也讨论了“中心国”（center countries）与“边缘国”（periphery countries）在影响国际货币体系方面的差异。还有亚历杭德罗·本赫和维克多·埃米利奥·埃斯特达拉（Victor Emilio Estrada）等学者，都对普雷维什“中心—边缘”思想的提出产生过影响。学者们还对普雷维什“中心—边缘”思想的提出进行了历时态考察，认为这一思想的提出大致有以下几个重要的时间点：1944年，普雷维什在大学的演讲中第一次提到“中心”与“边缘”这样的语词；1946，他在墨西哥城召开的美洲国家中央银行银行家会议上，首次在发言稿中以文字的形式使用了“中心—边缘”的术语。当然，早期阐述“中心—边缘”思想的最重要的文献当属普雷维什1949年提交的《拉美的经济发展及其主要问题》一文，此文甚至被称为是“拉美经委会宣言”，尽管当时他尚未出任该委员会的执行秘书。其实，在一个时期中，某种社会现象由于显性化而引起了广泛关注，进而有许多人提出了相同的观点，使用了相同的提法、概念等，这是非常正常的科学发展现象，而且在历史上也是司空见惯的。关键问题是，谁对这种闪光的思想做出了重要的发掘工作？谁把一个概念制作成了具有广泛适用性的解释框架？就“中心—边缘”思想来看，我们认为普雷维什做出了标志性的贡献。
也有一些学者把“中心—边缘”的思想溯源到马克思等人，这些学者作为证据提出的经常是马克思的这样一段话，“一种与机器生产中心相适应的新的国际分工产生了，它使地球的一部分转变为主要从事农业的生产地区，以服务于另一部分主要从事工业的生产地区。”（14）可以相信，包括普雷维什、依附论学派、约翰·加尔通（Johan Galtang）以及沃勒斯坦等人在内的诸多探讨国际关系中“中心—边缘”问题的学者，都或多或少地借鉴了马克思主义中的一些理论观点或分析方法，在这一时期的学者中，《资本论》毫无疑问地包含在他们的阅读书目之中，而且，在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中，发现一些能够证明经典作家具有“中心—边缘”思想的证据是不难的。但是，在马克思全部理论著述中所包含的一个基本思想内核是他的辩证法，即使在马克思的经济学著作中，我们看到的也是无处不呈现着用辩证逻辑去安排经济事实的叙述方式。对于辩证法而言，普遍联系、相互影响和朝着对立面的运动是我们认识和把握世界的基本路径，或者说，辩证法是不允许在形式上做出一种静态的“中心—边缘”划分的。所以，如果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包含着“中心—边缘”思想，可能是忽视了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辩证法思想的表现。当然，在辩证法理解世界的思维方式中也包含着一个历史维度，这样一来，属于不同历史阶段的因素即使共存于同一个历史断面上，代表了旧的历史时期的因素虽然还现实地存在着，却被辩证法认为是失去了历史合理性的现象，是需要加以扬弃的因素。在“中心—边缘”的划分中，显然是不包含辩证法的这些思想内容和基本主张的。所以，认为马克思已经拥有了“中心—边缘”的思想是一个值得商榷的意见。
普雷维什之所以能够提出“中心—边缘”思想，是由他生活的时代和所处的现实背景决定的。普雷维什处身于世界经济体系的边缘地带——拉丁美洲，并感受了两次世界大战尤其是经济大萧条所带来的那些难以承受的痛楚。对此，普雷维什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是有助于分析和理解这类问题的，但是，马克思在他的时代中主要关注的是中心国家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及其以后的历史演变，而外围资本主义本身以及外围与中心两种经济的矛盾，没有成为马克思理论关注的重心。在马克思的时代，“技术向世界经济的外围渗透的现象及其伴生的矛盾没有进入他的脑际，而且我不认为在他那个时代能进入他的脑际”。（15）我们可以发现，普雷维什在探讨国际分工中工业国与农业国的不平等交换等问题时，受到了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列宁等经典作家的影响，但在对国际贸易关系的理解方面，普雷维什并不满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既有结论，而是努力提出自己的观点。正如约瑟夫·洛夫所言，普雷维什等人“关于不发达地区的经济有着某种根本性的不同的观点”即使在20世纪40年代也都是“新颖的”。（16）应当承认，“中心—边缘”思想是基于20世纪世界经济贸易的事实而产生的一个新的批判性分析框架，然后，从经济学的领域中扩散开来，成为一个分析国际关系的普适性解释框架，特别是到了“和平学”的建构者加尔通那里，这一解释框架得到了完善。当然，“中心—边缘”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联系也是不可否认的，不仅因为包括普雷维什在内的这些来自于经济学领域的学者们受到了《资本论》的影响，而且在他们使用“中心—边缘”的概念去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国际关系时，有着明显的试图扩展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的追求。对此，加尔通在其《帝国主义的结构化理论》中就明确地宣布，他在阐述帝国主义“中心—边缘”结构时，从马克思主义那里获得了启发。他说：“我们的定义尤其借鉴了列宁对帝国主义定义的一个方面。”（17）
总的说来，普雷维什的“中心—边缘”思想来源十分广泛，不仅包括马克思主义、凯恩斯主义、德国历史学派等，甚至还包括他旗帜鲜明地加以反对的新古典主义流派中的部分学者的观点。看来，“普雷维什的启示来源是广泛的（eclectic）”。（18）消极地看，此处的eclectic是“五花八门”的意思；但积极地讲，eclectic则是“兼收并蓄”、“不拘一格”的意思。也正是由于这种兼收并蓄的做法，才成就了普雷维什的思想创新，大概也正是这种广泛的思想来源，让普雷维什在晚年回忆起“中心—边缘”这一术语的具体渊源时很难确认是从哪里获得了启发。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这也许是一条正确的道路，那就是不拘泥于某种理论，不刻意强调从某种理论出发，而是从现实出发去积极地进行思想建构。
二、作为批判工具的“中心—边缘”概念
如果说资本主义早期的海外殖民和市场开拓是通过政治手段和军事手段进行的，那么在资本主义世界化的任务基本完成后，赤裸裸的掠夺便开始转化为国际经济贸易。这样一来，国家间的商品交换就是在国际市场的大舞台上展开的，而市场中的交换行为必然是建立在平等和自由的基础上的。于是就产生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人们明显感受到的那种发达国家对欠发达国家的剥削是如何发生的？如果说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剥削机制，那么，在国际贸易过程中国家间的剥削机制是怎样的？也就是说，如何在理论上去揭开市场交易过程中的剥削，就成了20世纪政治经济学的一项新使命。普雷维什实际上承担起了这项使命，他的“中心—边缘”思想揭露了国际市场平等交换的虚伪性，使人们认识到：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存在着一个事实上不平等的结构；在这个结构的基础上，发达国家可以极其轻易地把发展中国家所创造的财富窃为己有；而发达国家自身所产生的危机，也可以在这个结构中轻易地就转嫁给发展中国家。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对拉美经济的重创，实际上就是发生在这个“中心—边缘”结构中的。
在拉美经济遭到工业国家经济“大萧条”重创的情况下，普雷维什提出了“中心—边缘”思想无疑是一项反思性成就。其实，在这一时期，普雷维什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理论观点，并基于自己的理论观点而为拉美国家提出了许多政策建议，只是能够作为一个解释框架而得到传播的，则是“中心—边缘”这一概念。由此可见，“中心—边缘”的概念在普雷维什的思想中是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也可以说是他为20世纪国际关系理论做出的一项重大贡献。就“中心—边缘”这一概念而言，是有着丰富内涵的，它不仅包含了“先进—落后”这样的判断，也包含了国家之间的支配与依赖等不平等关系。它所反映的是，在资本主义世界化成熟形态中，不同国家共处于一个世界经济体系，却表现出了极端不平等的状况，这是普雷维什所面对的一个新的国际关系现象。换句话说，普雷维什使用“中心—边缘”概念至少做了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一，他抛弃了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看做具有同质性经济的传统做法，而是认为存在着“两种经济——‘中心，的经济和作为世界经济的‘边缘’的经济”，（19）它们在性质上是不同的。根据传统的观点，各国资本主义经济即使在发展水平上存在着差异，但在性质上却是相同的，都遵循着同样的规律。当普雷维什用“中心—边缘”的概念来重新审视世界经济时，则发现存在着两类经济，并揭示出工业国家与农业国家的经济存在着结构性的差异。第二，普雷维什又用“中心—边缘”的概念把两类经济框定在同一个结构体系之中，即指出这两类不同的经济并不是相互孤立的，而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说，“中心—边缘”概念真实地反映了世界经济体系中的被国际贸易所掩盖的两个重要特征：中心与边缘是根本不同的；中心与边缘之间存在着支配与依赖的关系。（20）对“中心—边缘”概念进行引申理解，还可以发现它包含了揭示某种“霸权”（hegemony）的内涵。尽管普雷维什在早期并没有使用“霸权”一词，但在后来进一步阐释“中心—边缘”思想时却使用了这一提法，（21）用以说明在“中心—边缘”结构中包含着中心对边缘的霸权，并认为这是国家间建立起“中心—边缘”关系后所呈现出来的基本特征之一。在晚年发表的《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再造》一书中，普雷维什用了一章的篇幅探讨了“中心与外围关系的性质”、“中心的霸权与外围的依附”、“中心的危机对外围的影响”等问题。他指出，“为了扩大和捍卫自身的利益，各资本主义的霸权中心采用了各种不同的行动和诱导方式：贸易优惠，通过双边或多边渠道提供资金；军事援助，某些公开或隐蔽地对公众舆论和政府施加影响的手段，甚至惩罚性措施，以至有时导致使用武力”。与此相对应，“外围国家程度不同地服从于在中心国家做出的决定，或者被迫采取本来不应采取的决定，或者被迫放弃哪怕是对本国利益有利的决定”。（22）
一般说来，“中心—边缘”可以理解成由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构成的国际关系体系，或者说，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被结构化到了一个体系之中，从而呈现出“中心—边缘”结构。但是，“中心”并不等同于经济发达国家，同样，“边缘”也不能与经济欠发达国家划等号。因为“中心国”不仅是一种静态的工业发达国家或者收入高的富裕国家，同时也具有一种动态性，即“有能力对外围国家经济的发展方向施加影响”。（23）这说明，“中心—边缘”的概念不限于对经济关系的理解，而且包含着政治上甚至军事上的“支配—依附”关系。普雷维什在后期显然认识并阐述了这一点，而后来继承“中心—边缘”视角的依附论者在这个方向则走得更远。可见，“中心—边缘”概念在解释力和解释范围上都远远大于“发达国家—欠发达国家”的视角。因为，“发达国家—欠发达国家”的划分虽然也包含着经济、政治、社会等各个方面的内容，但重点是放在经济方面的，也就是说，所有方面的“发达”都是以经济的发达为基础的；而且，所谓“发达”与“欠发达”的着眼点主要是在一国的情况，虽然也有比较上的内容，但毕竟不是概念的主旨。再者，用“发达”与“欠发达”的标准看问题，往往会导致一种极其错误的认识和发展策略：“欠发达”只要制定科学合理的发展策略，就能够追赶发达国家，甚至超过“发达”国家。结果就会在经济发展方面放弃对社会分化和贫富悬殊的关注，就会对其拥有的自然资源进行破坏性开采而走上一条竭泽而渔的发展道路，就会拼命压榨劳动力的剩余价值，就会忽视教育而使人力资源难以为继等。事实上，在“中心—边缘”结构所开拓的视野中，由于存在着国际关系中的支配—依附关系，由于中心国与边缘国的剥削是包含在交往和贸易的每一个方面和每一个途径中的，所有追赶发达国家的策略所制造出来的都是一种假象。由此可见，“中心一边缘”是一个更为科学的概念。
从“中心—边缘”的概念出发，普雷维什形成了“贸易条件恶化论”、“进口替代工业化论”等一系列新的理论观点，并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等问题提出了独到见解。比如，普雷维什对“技术不平等的扩散和分配”问题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在《拉美的经济发展及其主要问题》的“绪论”部分，普雷维什首先就指出，传统经济学宣扬国际分工下的所谓比较优势理论，但其错误之处则在于认为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利益可以通过贸易进行传播。事实上，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利益往往被中心国家所独占，“生产率提高所带来的巨大利益扩散至边缘国的部分与那些大工业国的人们所得的利益是不可同日而语的。”（24）显然，技术进步从中心向边缘的传播全然是为中心的利益服务的，边缘国当然能从中获得一些利益，但那是极其有限的；相反，被操控的利益传播所带来的不利因素却更多。在这个方面，布拉德福德·伯恩斯（E.Bradford Burns）曾举例说，在19世纪末的玻利维亚，火车加速了矿石从矿山到港口的运输，然而，为了让火车在回程中不至于空车运行，从国外进口的农产品被装上车运往国内，于是国内的农业生产也遭到了破坏，“玻利维亚被锁入双向依附状态：为其单一出口而依附外国市场，为其部分粮食作物的供应而依附外国粮食生产商”，（25）铁路建设作为技术改进的典型代表，对这种依附性“负有责任”。一方面，我们可以说，国外投资确实促进了拉美的基础设施建设；然而另一方面，这种技术改进只是以更高效的方式把拉美捆绑在了中心国家的经济利益上。“许多铁路并没有将国家的主要城市联系起来，而是将大种植园或矿山直接与港口连接，将国家统一的目标附属于工业化国家对农产品和矿产品的需要之下”。（26）此前，人们也看到了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不平等关系，但人们以为技术进步的传播可以矫正这种不平等关系。而普雷维什从“中心—边缘”结构的视角中所看到的恰恰相反。在普雷维什看来，中心国家各种要素的投入绝不会考虑边缘国的发展，更不会考虑边缘国的全局的和长远的利益。由于普雷维什发现了“技术进步的传播机制”会导致这样的后果，从而更加证明了“中心—边缘”结构是造成世界经济体系中不平等关系的总根源。他说：“历史地来看，技术进步的传播是不平等的，这种不平等促使世界经济划分成工业中心与从事初级产品生产的边缘国家。”（27）在技术进步导致的不平等基础上，工业品与初级产品的交换、贸易条件的恶化等因素只能使这种不平等更加恶化，从而也让支配与依赖的关系更加深化。
可见，“中心—边缘”概念是普雷维什理论活动的出发点，他的许多重要的观点都是通过这一概念所提供的视角获得的。在普雷维什的整个思想阐述中，谈及技术的不平等扩散、贸易条件恶化、外部不平衡、结构性失业、通货膨胀、经济周期等，都广泛地使用了“中心—边缘”的概念，是以这一概念为视角而观察到的现实。不过，普雷维什还仅仅是提出了“中心—边缘”的概念以及一系列观点，其思想远未成为一种系统的理论。正如，普雷维什思想的重要研究者奥克塔维奥·罗德里格斯（Octavio Rodrióguez）所指出的，普雷维什的“中心—边缘”“这一概念包含一组观点（ideas），一组关于一种处在前分析（pre-analytical）水平的普遍本质（a general nature）的观点，因此它并不是一个完全正式/形式化的理论（fully formalized theory）”。（28）虽然“中心—边缘”在普雷维什那里是一个十分自然的概念，却是理解世界经济体系中不平等关系的一个极其重要和非常新颖的视角，通过“中心—边缘”概念，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了既有的国际关系格局为边缘国所带来的伤害是那样地难以抹平，而且这种伤害依然每日每时地发生着。当然，在普雷维什那里，“中心—边缘”概念的更为丰富的内涵尚未得到充分发掘，普雷维什自己在晚年也指出了这一点，认为“中心—边缘”概念尚“需要继续努力来吸收一些新的要素，使它有更大的连贯性，并把一些分散的片段归纳成一种系统的介绍（presentación）”。他还指出，“近年来关于这个问题的最重要的贡献是由阿尼瓦尔·平托（Anibal Pinto）做出。”（29）这也再次证明，普雷维什有关这一术语的思想还无法被称为一种系统性的“连贯性”的理论。不过，普雷维什提出并阐述了这一新视角，也因其声望而使这一视角得到了广泛传播，仅就这一点，其贡献已经相当大了。
显然，“中心—边缘”概念所提供的是一个批判性视角，虽然普雷维什作为一个兼具理论家和实践家的学者，更多的是出于解决拉美经济中的现实问题的需要而提出了这一视角。但是，既然拉美经济有着浓烈的依附特征，深陷世界经济体系的不平等关系之中，那么，解决拉美经济问题的前提就是首先认识世界经济体系中的这一“中心—边缘”结构，并尽可能地去寻找打破这一“中心—边缘”结构的出路，只有这样，才能获得重振拉美经济的机会。所以，“中心—边缘”的概念反映了世界经济关系的事实，也正因为反映了世界经济关系的事实而获得了批判功能。这说明世界经济体系以及整个世界体系中都存在着必须加以批判的事实。这—点到了挪威学者（和平学之父）加尔通那里得到了更加充分的体现。对于加尔通来说，“中心—边缘”的概念成了一个重要的思想武器，在某种意义上，加尔通赋予了这一概念打破传统支配与依赖的国际不平等秩序的功能。一般说来，批判是令人激奋的，批判的武器会有更多的人愿意使用。正是因为“中心—边缘”概念具有批判的性质，才为普雷维什赢得了众多追随者，才成为每一位思考并且反对国际霸权的学者必然要使用的思想武器。
“中心—边缘”这一理论上的批判工具在实践中也发挥了一定的理论指导作用，尤其对于20世纪50年代的拉美工业化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虽然普雷维什更多地存在于学者们的国际关系叙事中，但他的思想则是直接根源于实践的，有着明显的实用取向。在普雷维什形成了“中心—边缘”思想之后，也以此出发为拉美经济建设的实践提出了许多政策建议。正是这种实践取向，让普雷维什并不是把精力放在对“中心—边缘”思想进行系统化的理论建构方面，也没有将重心放在对这一思想的维护和辩解上，而是随着现实的变化不断调整自己的观点。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普雷维什以及他所领导的“拉美经委会”在“进口替代工业化”这一基于“中心—边缘”思想而形成的策略去积极地进行思路和政策上的调整，从而让拉美经济在经历了50年代的繁荣后“开始考虑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复杂性”，并客观求实地分析了采取进口替代战略带来的一些问题。普雷维什在1959指出，“由于这种工业化所采取的形式，更发达的拉美国家可能具有更大的外部脆弱性（与20世纪前的出口导向型发展相比）。”（30）到了60年代中期，他们再一次“对进口替代工业化进行了痛苦的重新评价”。（31）这种基于现实的自我批评与理论调整导致更多的人对进口替代战略进行声讨，也促使一些学者在后来形成了另一个拉美土生土长的理论学派——依附论。然而，依附论学者虽然批判了“进口替代工业化”等战略和主张，却直接沿用了普雷维什的“中心—边缘”概念和视角，足见“中心—边缘”视角的有效性。
不过，总体看来，普雷维什的“中心—边缘”思想还是有着一定局限性的。虽然普雷维什在后期开始从单纯的经济思考转向了包含政治与社会因素在内的更广阔的范围，并提出了“体制变革论”，但与加尔通相比，其“中心—边缘”思想就显得非常粗糙了，只能说是在极其初级的意义上建构起了“中心—边缘”的分析框架，而加尔通对“中心—边缘”这一分析框架的应用则显得更加成熟，也才真正称得上是“中心—边缘”结构的系统性理论。例如，普雷维什把不平等交换对边缘国的不利讨论主要限制于经济方面；而加尔通则认为，这一不平等交换还会在贸易完成之后对边缘国的政治、军事、传媒和文化等产生更多不利的影响。尽管普雷维什也提出了边缘国内部的特权阶层与社会大众的严重不平等问题，却没能把“中心—边缘”的划分明确地扩展到一国内部，用以分析边缘国内部的贫富两极分化问题；而加尔通则将国际关系中的“中心—边缘”结构与一国（包括中心国和边缘国）内部的“中心—边缘”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并着重探讨了中心国和边缘国相结合的结构化方式及其影响。这样一来，使人们通过“中心—边缘”的分析框架更清楚地看到了边缘国的财富向中心国输送的机制，那就是边缘国的中心担当起了把边缘国边缘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向中心国输送的“桥头堡”。
三、在“中心—边缘”结构中可做的选择
普雷维什的思想是处在不断调整中的，正如他在晚年著作中所指出的，“尽管最近这些年中我尽力以批判的态度审查自己的思想，力图更新它，使之符合于实际中已经发生的变化，同时也吸收他人的思想，但是，我未能放弃我最初的理论革新思想所赖以形成的中心—外围概念。”（32）在这部名为《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再造》的著作中，普雷维什在总结和回顾了早前关于“中心—边缘”的思想之后又加入了一些新的内容，以让“中心—边缘”思想更为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所以，“中心—边缘”思想应当被看做普雷维什一切理论论述中最为核心的思想。正是因为普雷维什提出了“中心—边缘”概念并在这一概念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思想和政策建议，从而在世界经济以及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中经常性地被学者们提及，可以说普雷维什的这一思想得到了广泛传播与应用。不过，我们也应看到，在学术界，普雷维什的“中心—边缘”思想并不是没有争议的。实际上，普雷维什以及他所领导的拉美经委会从一开始就招致了诸多批评，即便是在他们志得意满的50年代，批评之声也不绝于耳，特别是后来“不仅受到新古典主义右翼而且也受到离经叛道的左翼的挑战，后者的有些成员曾经是拉丁美洲经委会本身的领导人物”，（33）而60、70年代的拉美经济低迷更是导致了拉美经委会的没落。尽管如此，学者们也普遍承认，基于普雷维什的“中心一边缘”思想而形成的“进口替代工业化”策略为拉美50年代的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从拉美经济的发展过程看，在20世纪初期就有一些拉美学者指出初级产品出口型发展的缺陷，甚至也有一些拉美国家开始尝试进口替代策略。在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中，一些拉美国家更加认识到了振兴民族经济、发展本国工业的重要性，而且一些国家也确实被迫做了一些进口替代的事情。可是这些行动是缺乏理论指导的，在当时的理论界，新古典经济学虽然已经呈现出某种开始动摇的迹象，而在拉美经济的发展中，却依旧具有某种“圣经”的意义。正是普雷维什与新古典理论的决裂并运用“中心—边缘”的概念实现了对世界经济体系中不平等现实的揭露后，才让进口替代策略得到了理论上的支持。虽然普雷维什以及他所领导的拉美经委会也发现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复杂性，并表达了一些否定性的意见，但这一策略创造了拉美经济50年代的繁荣则是一个事实。
可能是因为普雷维什的“进口替代工业化”策略曾经赢得了拉美经济50年代的繁荣，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随着中国经济出口型发展模式遇到了困难，一些中国学者也效法而提出了大致相同的意见。其实，历史是不可复制的，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世界经济环境与当时的拉美经济环境完全不同了，更何况今天中国的经济结构和进出口商品的内容与性质也都大不相同，所以简单地复制普雷维什的“进口替代工业化”策略是否可行，显然需要打一个大的问号。但是，不照搬普雷维什的策略并不意味着可以无视他的“中心—边缘”思想，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恰恰需要借助于“中心—边缘”概念去认识和理解世界经济以及政治关系。一个简单的提问就可以把我们引向承认世界“中心—边缘”结构的现实：我们都知道2008年发生了全球金融危机，但这场金融危机是由什么因素引发的？尽管学者们可以对此做出各种各样的解释，而一个基本事实就是，美国人买了房子而付不起银行贷款了，因而，全世界都要为美国人“埋单”。本来，美国人买房子是美国人的事情，为什么在美国人付不起银行贷款的时候却引发了全球金融危机？换作中国或其他发展中国家，会出现同样的情况吗？显然不会。其中的原因就只能通过世界的“中心—边缘”结构才能得到解释。这说明普雷维什的“中心—边缘”思想依然是我们认识世界经济体系中不平等关系的有用视角；更进一步，这一视角还需要得到大大地拓展。不仅要通过这一视角看到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不平等关系，而且需要看到政治、军事、文化等几乎所有方面都存在着这种不平等关系。中心国的霸权是一种综合性的霸权，边缘国对中心国的依附也是全面的依附，在所有方面都受到中心国或明或暗的支配。边缘国创造的财富源源不断地沿着“中心—边缘”结构而流向中心国，而中心国出现的几乎所有危机都能够成功地转嫁给边缘国。毫无疑问，在今天的世界“中心—边缘”结构中，中心国与边缘国间的位差要比普雷维什发现“中心—边缘”时大得多，发生在中心国与边缘国间的“支配—依附”关系也更为紧张，经济掠夺和政治压迫都远远超出普雷维什当年能够想象的程度。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运动已经把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牢牢地捆绑在了一起，对于每一个求发展的国家来说，都不可能割断与世界经济体系的联系，都必须在与他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的交往中去寻找发展机遇。也就是说，开放性是全球化时代的基本要求，只有自觉地满足这一要求，才是生存的要诀。其实，从拉美各国的经济来看，尽管它经历了一波又一波跌宕起伏，无论处在出口型发展阶段还是选择了进口替代工业化策略，都一直是处于世界经济体系之中的，或者说，一直坚持一种面向世界经济体系开放的经济模式，一直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基于“中心—边缘”的认识而寻求经济发展的机遇，虽然它并没有提供足以效法的成果和值得借鉴的经验，但坚守经济发展的开放性则是可取的；而且，在全球化这一新的历史条件下，只能强化开放性而不是削弱开放性。总之，虽然世界经济体系中存在着一个“中心—边缘”结构，但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跳出世界经济经济体系走一条所谓“独立自主”的经济发展道路。
许多学者把普雷维什以及他领导下的拉美经委会的理论看做是“结构主义”的。的确，“中心—边缘”这个概念本身就是普雷维什用来指称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构的，在分析通货膨胀的原因时，拉美经委会也强调造成通货膨胀的两个最为主要的原因都存在于经济结构中，即“落后的农业部门”和“脆弱的出口部门”。与货币主义不同，普雷维什及其拉美经委会并不看重货币与财政工具等解决通货膨胀的手段，而是强调“调整农业结构、使出口多样化、强化进口替代”（34）等结构性战略。所以，用“结构主义”为普雷维什及其拉美经委会命名似无不可。当然，这一名称其实是后来追加给了普雷维什的。据约瑟夫·洛夫考证，1971年才开始出现对普雷维什思想的这一命名，到了80年代，才在研究普雷维什思想的学者们中被当做自然而然的事情。（35）我们知道，作为一种哲学思潮的结构主义虽然可以溯源到20世纪初，但是，结构主义思潮在60年代才在法国流行起来并在70年代获得了普遍影响力。而普雷维什及其拉美经委会的理论活动主要是在50年代，如果说普雷维什已经开始自觉地运用结构主义去分析世界经济体系的结构，如果说拉美经委会自觉地按照结构主义的理论去提出政策建议，显然是不合乎实际的。只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当结构主义已经成为一种人们熟知的西方思潮时，学者们才发现普雷维什的思想与结构主义之间有着极大的相似性，才用结构主义为普雷什命名。
对于一种思想，用什么样的概念为其命名并不重要，但是，一旦一种命名能够指示出思想的实质内涵和基本特征，就会让人从名称中获得进一步的联想。“结构主义”这个词给人的联想就是对一切事物的认识都应从对结构的把握入手，解决一切问题也都应当首先考虑结构中的各要素及其相互关系。所以，正是因为普雷维什的思想得到了结构主义命名，而且也正因为普雷什首先是一位经济学家，从20世纪直至今天，当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时，都试图按照普雷维什的思想去设计自己的行动方案，所以，“调结构”这个词在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文献中都是经常可以看到的一个流行词语。我们看到，当拉美出现了通货膨胀问题时，普雷维什及其拉美经委会开出的方案是“调整农业结构、使出口多样化、强化进口替代”。从理论上看，这是一个极具智慧的方案，一方面调整了自身的结构；另一方面，也在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边缘”结构中获得了更大的回旋空间。但是，拉美的实践表明，这个方案的实施所收到的只是一些暂时的效果，对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中心—边缘”结构没有任何触动，因而也没有在根本上解决拉美经济的问题。
当然，今天已与拉美当时的情况完全不同了，但是，今天所要做的工业结构的调整依然会遇到普雷维什早已关注到的“技术不平等的扩散和分配”问题。中心国掌握着先进的技术，处于一种技术垄断的状态，边缘国在结构调整中不可避免地会形成对中心国的技术依赖，而中心国则通过技术贸易能获取更大的利益。也就是说，中心国必然会凭借技术优势而实现对边缘国所创造财富的更残酷的掠夺。结果，边缘国的结构调整不仅无法达到预期目标，还有可能使自己陷于更为不利的地位。这是拉美进口替代战略在60年代的衰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显而易见，边缘国自身的结构调整是必要的，或者说是不能不做的事情，但是，如果不考虑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边缘”结构的话，那么这种调整的受益者并不是自己，反而是中心国。只有充分考虑到世界经济体系的“中心—边缘”结构，在自身的结构调整中同时有着打破世界经济体系“中心—边缘”结构制约的相应措施，才能使结构调整取得成功。在对中心国与边缘国的比较中，普雷维什早就指出，中心国的经济由于技术进步在其内部相对均匀的扩散而呈现出同质化特征，并且生产活动是多样的；边缘国往往表现出效率较高、技术先进的初级工业与效率极低、技术落后的生计型农业并存的异质性特征，而且具有过度依赖出口少数初级产品的单一性，所以对于边缘国来说，如果希望通过结构调整去解决自身面临的问题的话，就必须以消除自身经济结构上的异质性为突破口，在出口方面，尽可能用高附加值的产品替代初级产品的出口。所有这些，又都必然会逻辑地引向对人才的关注。一般说来，边缘国也都会意识到人才的重要性，然而由于受到“发达—欠发达”思维模式的禁锢，往往会生成一种迫切追赶发达国家的要求，为了尽快追赶发达国家，总是不愿意在人才方面进行战略性的投资。实际上，普雷维什所发现的“技术不平等的扩散和分配”问题在今天变得更为突出，如果边缘国不是通过人才建设的途径去打破中心国的技术垄断的话，其他一切发展计划都无非是增强世界经济体系“中心—边缘”结构的做法，只能置自己于越来越边缘的位置上。
在普雷维什的思想中，“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最能够激发出人们打破“中心—边缘”结构联想的一项策略。从20世纪后半期的情况看，普雷维什的这一思想得到了广泛应用。在全球范围内，许多基于地缘关系而建立起来的经济体迅速涌现，诸如“南—南合作”等理念也深入人心。虽然这是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新现象，有着客观基础，但也是与普雷维什打破“中心—边缘”结构的追求密不可分的。应当看到，“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普雷维什思想中的另一个重要部分。既然普雷维什发现了世界经济体系中存在着“中心—边缘”这样一种不平等关系，试图打破这种不平等也就合乎逻辑地成为他全部理论努力的目标。所以，普雷维什对于区域经济一体化寄予了极大的期望，虽然在中心国拥有话语霸权的条件下他不可能明说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打破“中心—边缘”的基本途径，但其中所包含着的普雷什的期望则是不言自明的。事实上，普雷维什在自己的实践中一直致力于促进边缘国间的经济一体化。可是，效果并不明显。为什么边缘国间的区域一体化没有提供成功的案例，加尔通实际上给出了答案，那就是在中心国对边缘国的控制策略中包含着时时离间边缘国关系做法：通过贸易中的话语权而挑起边缘国的竞争，通过介入边缘国的联盟体而主导和掌控之，在有着地缘关系的区域经济体中挑起领土争端，等等。所有这些，都是中心国可以在“中心—边缘”结构中使用起来得心应手的小伎俩，却在破坏边缘国的合作以及区域一体化方面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影响。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目前来看，打破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中心—边缘”不平等关系的首选方案依然是普雷什提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方案。对于边缘国而言，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应当首先建立起广泛的边缘国联盟，以求降低对中心国的依赖。虽然这样做会受到中心国的干预，但是，如果边缘国能够积极地揭露中心国干预的性质的话，就可以为边缘国的联盟增加凝聚力。
我们已经指出，在全球化的条件下，一国经济的发展是与世界经济广泛地联系在一起的。面对世界经济体系“中心—边缘”结构的现实，任何行动都会受到各种各样的干扰和制约，无论存在着什么样的困难，都必须确立两个方面的意识：第一，必须优先与边缘国之间建立起广泛的联盟；第二，必须面向广大的边缘国市场去安排结构调整和发展策略。当然，试图打破“中心—边缘”结构的努力可能会导致政治上甚至军事上的冲突，尤其是中心国绝不会坐视边缘国的联盟而不采取任何行动。面对这一问题，边缘国间的团结尤显重要。其中，建立起合作与信任关系是行动的第一步。总之，我们需要认识到，打破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中心—边缘”结构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它将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全球化是打破世界经济体系“中心—边缘”结构的一次机遇。因而，我们在全球化过程中需要确立的主导思想应当是在开展每一项行动的时候，都要优先考虑此项行动对打破世界经济体系“中心—边缘”结构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而且要把自身的利益实现寄托于打破“中心—边缘”结构的行动中。
最后，我们还需要指出，一般说来，在边缘国内部都会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民族主义情结，一些较为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往往会有着在“中心—边缘”结构中挤进中心的梦想。实际上，这是“发达—欠发达”思维方式的次生效应，它让一些人以为自己可以从“欠发达”转化为“发达”国家，进而向发达国家那样凌驾于落在了后面的国家之上，实现对那些国家的掠夺和剥削。其实，这种想法本身就是错误的。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可能建立起广泛的边缘国联盟，也才可能打破“中心—边缘”结构。如果耽于“中心—边缘”结构之中的话，那么，一切赶超发达国家的梦想都不可能实现。因为在这样一种“中心—边缘”结构中，所创造的一切财富都轻而易举地流向了中心国，即便一时间通过严酷的国内压榨和剥削、竭泽而渔式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开发获得了发展的假象，其不可持续性是显而易见的，最终可能会在中心国转嫁过来的哪怕一点点危机面前不堪一击。我们在此回顾普雷维什的“中心—边缘”思想，所要表达的是打破世界经济体系“中心—边缘”结构的愿望。对于边缘国来说，一切发展都必须首先建立在削弱“中心—边缘”结构制约这一前提下，应当把一切发展策略都尽可能地与打破世界经济体系“中心—边缘”结构的目标联系在一起考虑。唯有如此，才是边缘国正确的发展方向。
①普雷维什的“center-periphery”大多被译为“中心—外围”。不过，较为规范的译法应为“中心—边缘”，“中心—边缘”的术语或视角不仅在国际关系领域普遍存在，而且在其他许多领域中都得到了广泛讨论。我们采用这一译法，并认为这将成为一个十分有用的分析视角和批判工具。
②关于拉美发展模式的研究，可参见江时学：《拉美发展模式研究》，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7年。
③E·布拉德福德·伯恩斯、朱莉·阿·查利普：《简明拉丁美洲史》，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年，第242页。
④李春辉：《拉丁美洲史稿》（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57页。
⑤韩琦主编：《世界现代化历程》（拉美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18页
⑥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四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11页。
⑦Bethell,Leslie,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Latin America（Vol.8）.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p.4.
⑧董国辉在其研究普雷维什经济思想的专著中梳理了普雷维什的生平经历，参见董国辉：《劳尔·普雷维什经济思想研究》，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7-26页。
⑨劳尔·普雷维什：《我的经济发展思想的五个阶段》，《国外社会科学》，1983年第12期。
⑩劳尔·普雷维什：《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再造苏振兴》，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22页。
（11）伊利诺伊大学历史学教授约瑟夫·洛夫（Joseph L.Love）曾深入探讨了这一问题，参见Love,Joseph L.Raul,"Prebisch and the Origins of the Doctrine of Unequal Exchange",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Vol.15,No.3,（1980）,pp.45-72.也可参见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六卷上），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第406-428页。国内学者董国辉在其专著中也对这一问题做了探讨。参见董国辉：《劳尔·普雷维什经济思想研究》，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7-53页。
（12）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六卷上），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第424页，注释2。
（13）劳尔·普雷维什：《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再造》，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26-27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19页。
（15）劳尔·普雷维什：《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再造》，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16页。
（16）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六卷上），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第416页。
（17）Johan Galtung,"A Structural Theory of Imperialism",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Vol.8,No.2(1971),pp.81-117.
（18）Leslie Bethell,ed,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Latin America,Vol.6.Part 1,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pp.421.
（19）Robert J.Alexander,"Import Substitution in Latin America in Retrospect".In Dietz,James L.,and Dilmus D.James,eds.Progress Toward Development in Latin America:from Prebisch to Technological Autonomy.Boulder:Rienner,1990,p.15.
（20）董国辉认为，“中心—边缘”思想包含着三个特征——整体性、差异性和不平等性，并指出“整体性”是普雷维什“中心—边缘”思想中未详述但却很重要的前提性假设。参见董国辉：《劳尔·普雷维什经济思想研究》，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5-59页。对此，我们可以做以下更准确的表述：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是一个“体系”（“整体性”），但其内部的“中心”和“边缘”却是两种不同的“经济”（“差异性”），而这种差异本质上是一种不平等的差异（“不平等性”）。
（21）Prebisch,"A Critique of Peripheral Capitalism",CEPAL Review,（January-June.1976）.转引自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六卷上），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pp.416，注释3。
（22）劳尔·普雷维什：《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再造》，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pp.193-194.
（23）江时学：《拉美发展模式研究》，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7年，第35页，注释1。
（24）R.Prebisch,"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Latin America and its Principal Problems",Economic Bulletin for Latin America,Vol.7,No.1（1962）.
（25）E·布拉德福德·伯恩斯、朱莉·阿·查利普：《简明拉丁美洲史》，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年，2009年，第150页。
（26）E·布拉德福德·伯恩斯、朱莉·阿·查利普：《简明拉丁美洲史》，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年，第152页。
（27）Prebisch R.,"Commercial Policy in the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49,No.2（1959）,pp.251-273.
（28）Octavio Rodrioguez,Prebisch,"The Continuing Validity of His Basic Ideas",CEPAL Review,Vol.75（2001），pp.39-50.
（29）劳尔·普雷维什：《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再造》，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第26页。
（30）Prebisch R,"Commercial Policy in the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49,No.2（1959）,pp.251-273.
（31）莱斯利·贝瑟尔：《剑桥拉丁美洲史》（第六卷上），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第437页。
（32）劳尔·普雷维什：《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再造苏振兴》，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26页。
（33）莱斯利·贝瑟尔：《剑桥拉丁美洲史》（第六卷上），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第445页。
（34）Jameson K,"Latin American Structuralism:A Methodological Perspective",World Development,Vol.14,No.2（1986）,pp.223-232.
（35）Love J.,"The Rise and Decline of Economic Structuralism in Latin America:New Dimensions",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Vol.40,No.3（2005）,pp.10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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