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自由主义对我国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由主义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在正确引进西方经济学，以便从中有批判地吸取其合理有益成份为改革开放事业服务之际，西方新自由主义也乘虚而入，不断干扰我国经济改革的健康发展。这已成为有目共睹的事实，但近年来却有人企图予以否认，甚至认为反对新自由主义就是反对改革。客观事实果真如此吗？本文即拟从经济方面就新自由主义究竟对我国有哪些影响谈谈自己的一点看法。
一、什么是新自由主义
作为一种经济思潮，新自由主义是在继承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基础上，以反对和抵制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为主要特征，并为适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转变要求的经济理论体系和政策主张。这种经济思潮是在第二次大战后，特别是在上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随着西方国家出现经济“滞胀”和凯恩斯主义“失灵”而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而后又广泛流行于80年代至90年代，至今还强势未减。归属于这种自由主义思潮的流派，除早期的哈耶克新自由主义外，主要有货币主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供给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等。
这个定义说明，新自由主义是一个特殊的历史范畴，而并非一切自由主义或市场经济都是新自由主义。具体地讲，所谓新自由主义，它与古典自由主义以反对封建主义、重商主义为特征不同，而是以反对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为特征的；它虽然渊源于古典自由主义，却主要是在上世纪70年代随着凯恩斯主义“失灵”而纷纷涌现出来，换言之，它是从70年代开始，随着高新技术发展而来的，以国际金融和跨国公司的急剧发展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下，为适应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逐渐取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而居主导地位的需要而出现的新的思想理论。因而新自由主义所反映的不仅是一般的资产阶级的利益，也不仅是垄断资产阶级和国家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主要反映的是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它的政策主张，在当前最集中的体现就是“华盛顿共识”。
“华盛顿共识”是指由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于1990年在华盛顿召开的，有美国和拉美等世界各国经济专家、学者和政府官员参加的，为讨论总结80年代后期拉美各国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调整、改革的经验所达成的共识。这个“共识”共有10条政策要求，其核心是实行国有企业私有化、国内全面市场化、国际完全自由化，要求各国(实际主要是要求发展中国家)放开商品、资本市场，让外国商品、资本无障碍地自由进入本国，直接投资办厂等，因此所谓“华盛顿共识”，实际就是实行以全盘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模式。不难看出，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发展中国家和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无异于是要自己放弃独立自主地发展本国经济，甘当外国资本和国际垄断资本的经济附庸或殖民地。因此，所谓“华盛顿共识”或新自由主义的实质，不过是美国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推行新殖民主义政策的思想武器，对于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更是实行和平演变，从根本上瓦解社会主义制度的一把软刀子。正如著名经济学家陈岱孙教授说的：“西方国家在国内甚至国际经济生活中厉行国家干预政策，但要求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模式和经济政策，取消国有企业，取消国家对经济生活的管理特别是计划管理，洞开国内市场，与西方国家牢牢控制的世界经济接轨，其目的无非是要在发展中国家恢复殖民主义统治，在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演变为资本主义，或外围资本主义。①
由此可见，新自由主义与我国改革开放的目标和要求是完全背道而驰、格格不入的。后者是要进行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更好、更快地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前者却要把我国引向资本主义，甚至充当外国资本的附庸。因此，反对新自由主义绝不是要反对改革，恰恰相反，是为了排除干扰，使我国的改革开放沿着正确的社会主义轨道更健康的发展。
二、新自由主义对我国有哪些思想影响
从思想理论上讲，新自由主义对我国的影响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1、积极鼓吹个人主义价值观。这是新自由主义思想体系的出发点和世界观。马克思主义是承认和维护个人利益的，但同时认为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矛盾时，个人利益必须服从集体利益。市场经济允许经济人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但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也不能让利己主义无限膨胀，不能“一切向钱看”。正如胡锦涛同志最近在中国文联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讲的，我们要“形成符合传统美德和时代精神的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而新自由主义则把市场经济中经济人的利己主义假设绝对化、广泛化，鼓吹人的本性就是自私的，并认为利己主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
2、积极鼓吹私有化，主张国有企业退出一切竞争性领域。私有化是新自由主义思想体系的核心。冯·哈耶克在他1944年出版的《通向奴役的道路》一书中，把个人自由奉为人们至高无上的追求目标，而生产资料私有制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重要的保证。他说：“正是由于生产资料掌握在许多独立行动的人的手里这个唯一的缘故，才没有人控制我们的全权，我们才能够以个人的身份来决定我们要做的事情。如果所有的生产资料落到一个人手里，不管他在名义上属于整个社会或是属于独裁者，谁操有这个管理权，谁就有权管制我们。”② 随后，在50年代至60年代米尔顿·弗里德曼又步其后尘，进一步明确地把“企业是私有的”作为保证经济自由的首要前提条件提了出来。③ 因此，他们极力主张实行私有化，攻击公有制。只因当时在正处于蒸蒸日上的社会主义国家里，这种私有化观点并未引多大反响。直到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由英国带头掀起全球私有化浪潮，特别是在苏联解体后，在我国私有化思潮才逐渐扩散开来。然而，这时鼓吹私有化者，除极个别的人而外，一般都绝口不谈私有化，而是在“非国有化”、“民营化”等等各种模糊含混的用语下进行的。他们还特别借助于新自由义的科斯产权理论，以明晰产权、提高效率为借口，要求把国企产权量化到个人，以达到变国有为私有的目的。
在科斯产权理论的指导下，如何实现把国有资产量化到个人呢？国企有大有小，要想一下都量化到个人，显然是不现实的。于是一些热衷于产权改革、改制的人就在“抓大放小”的名义下实行“小卖大股”。“小卖”可以立即实现量化到个人，“大股”可以为日后切块出卖准备条件，实际是仿效俄罗斯私有化改革的模式。到90年代末，当国有小企业已卖得差不多了，需要把重点转到大中型企业的时候，某学者又提出“国退民进”的口号，要求国有企业一律退出竞争性领域，让“民营企业”进去取而代之。有的还说要国企“迅速和坚决地从竞争领域退出来，将这些事情交给社会去办、交给私人去办、交给外商去办，是当务之急。④ 随后，有关方面又提出要以“三套马车”来拉动国有企业改革的主张。所谓“三套马车”，即对国有企业，一是让企业管理层收购(MBO)；二是让私营企业收购；三是让外资企业收购。当时这股新自由主义思潮之如此强劲，以致尽管在学术界引起很大争议，遭到许多有良知学者的质疑和批评，但私有化的进程不仅没有被遏制，甚至还有所加速。
3、极力散布“国有企业低效率论”。这是信奉新自由主义者故意贬损国企以图达到“国退民进”之目的的重要理论依据和借口。实际上国有企业由于企业职工成了国家和企业的主人，能自觉地充分发挥主人翁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因而更有可能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国有工业企业资金利税率，1952年为25.4％、1957年为34.7％、1965年为29.8％、1975年为22.7％、1978年为24.2％、1988年为20.6％。这就等于说，投资新建一个企业，只需3-5年就可收回全部投资，再重建一个同样规模的新厂。即使除去税金，而实现的纯利润率，同期也分别达到19.2％、24％、20.9％、14.9％、12.8％、8.3％。从国有工业企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来看，在1952-1975年间，年均增长率达3.9％。(以上统计资料均见马洪主编《现代中国经济事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这在世界经济史上都是罕见的，如美国1950-1978年间每年劳动生产率只增长1.5％到2％。再从宏观经济的GDP来看，我国1952-1978年年均增长6.5％，其中1966-1978年间尽管受到“文革”的干扰，GDP也年均增长6.62％，大大高出同期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年增长水平。这些铁一般的事实说明，从总体上、本质上看，我国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率绝不是低下的。
我国国有企业效率低下亏损，主要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特别是1992年后出现的特殊现象，而并非从来就如此。那时形成国企效率低下、亏损的原因很复杂，这既有国有企业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些客观因素，也有现实经济活动中种种人为的因素，特别是受到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冲击和影响，关系极大。如鼓吹“烂苹果论”、“冰棍论”、“靓女先嫁论”、“一卖了之”等等。在这种一片“非国有化”、“私有化”、“民营化”的舆论环境下，既给那些存心以权谋私的国企经营管理者以极大的精神支持，又使有心搞好国企的经营管理者感到独木难支，不合潮流，丧失了搞好国企的信心，于是许多国企经营管理者普遍存在国企迟垮不如早垮、迟卖不如早卖、你捞不如我捞的心理。有的地方甚至下令限期出卖，专挑好的企业出卖。这样，要想搞好国企实在是难乎其难了。可见，当时国企陷入效率低下，似乎不出卖就没有出路的困境，新自由主义的鼓吹者和推行者难辞其咎。然而现在他们却又借口国企效率低下，非出卖不可，这不等于是在“贼喊捉贼”么？
4、采取偷梁换柱的手法，用股份制来冒充公有制。马克思主义的公有制的含义本来是很清楚的，即它的基本特征是广大劳动者共同平等地占有生产资料，从而任何人都不能以生产资料为手段来谋取和占有特殊的利益。⑤ 如果股权是公有的，股份制企业当然属于公有制企业；否则，一般的股份制企业就只能是私有制企业，或混合所有制企业(公有股、私人股共同组成的企业)。但某些人却故意混淆视听，把股份制企业不分青红皂白地通通称为“公有制”企业。长期行骗、最后落入法网的私营企业主、南德公司集团总裁牟其中就妄言“股份制就是公有制”。1997年3月28日出版的南德经济集团主办的《南德视界》第276期，登载南德研究院摘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股份制的语录中，在“股份制就是公有制”的大标题下，硬把恩格斯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说明股份公司已不再是“由单个企业家所经营”的“私人生产”的本意，而径直挑出全文中“由股份公司经营的资本主义生产，已不再是私人生产”⑥ 的表述，歪曲为似乎恩格斯也承认股份制是否定了私有制的公有制。
5、在借口“经济全球化”的幌子下，鼓吹与西方“全面接轨”。我们不否认当前随着世界分工和商品经济特别是国际金融与跨国公司的发展，经济全球化已成为大势所趋，因而我国有必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但我们也决不能忽视当前的经济全球化实际是在美国主导下的资本主义全球化，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企图统一全球，掠夺世界的制度安排。同时我们还要看到，所谓全球化在内容上包括了技术和制度、意识等不同方面。从技术发面看由于我国相对落后，当然需要与国际接轨，而且还要力争赶超国际先进水平；但在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就必须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从我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情出发作出独立自主的决策，而不是简单的或“全面接轨”的问题。因此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同时还必须保持独立自主精神，高度警惕落入“全球化”陷阱，被“全盘西化”为资本主义强国的经济附庸或殖民地。张五常就唯恐中国不成为西方附庸。他在1999年《给中国十个经济建议》中有五条就是按照“华盛顿共识”的精神主张要中国完全开放国门，屈从于西方资本主义全球化要求的。这五条的内容是：第一，容许所有外国货币在中国流通；第二，取消所有外汇管制，让人民币汇率自由浮动；第三，容许外资在中国开办任何金融事业；第四，取消所有出入口关税；第五，只要经济搞得头头是道，外汇储备是可有可无的。近年来，国内的一些媒体也热衷于鼓吹不分是技术性项目，还是非技术性项目，都统统要与西方“全面接轨”，有的还说“民族工业”的概念已经过时。不难看出，所谓“全面接轨”，就是“全盘西化”。照此下去，要不多久，西方新自由主义者所着力于中国“和平演变”的目标就可能完全实现。可见，我国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若以新自由主义替代马克思主义，或者搞指导思想多元化，后果将是多么严重！
三、新自由主义给我国带来的经济后果
1、严重削弱和动摇了我国公有经济的主体地位
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改革，真正建立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就必须坚持以公有经济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多种经济共同发展的方针。但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特别近十多年来，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侵蚀和影响下，公有经济的主体地位被严重削弱、动摇甚至被改变了。
据全国工商联2006年3月发布的“‘十五’民营经济形势分析报告”提供的数据，截至2005年，内资民营经济(基本上是私营经济)在GDP中的比重约为49.7％，外资和港澳台经济比重约为15％～16％，二者共占约65％，比2000年增加了约10个百分点⑦。这就是说，近些年来公有经济的主体地位已逐渐为非公有经济所代替。如果就工业产值来看，私营经济更明显地占据主体地位。原国家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刘日新同志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资料，在剔除重复计算部分后测算出2003年我国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的工业产值占全国工业产值的比重仅26.6％，其余73.4％都是由股份合作企业、股份制企业、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的非公有企业生产的⑧。难怪在2006年3月“新西山会议”上有的人说，现在“经济改革实际上已经结束了”。即在他们看来，以非公有经济代替公有经济主体地位的目标已基本达到了。
2、贫富悬殊的矛盾日益突出
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由于公有经济主体地位被严重削弱和动摇，相应的非公有经济的过度膨胀，就势必使贫富差距日益拉大。因为在非公有经济中，除有一部分个体经济外，占据主体和主导地位的私营和外资(包括外商和港澳台资本)经济实质上都是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在资本主义企业中，由于广大工人剩余劳动所创造的全部剩余价值被资本家(企业主)所无偿占有，除资本家外，极少数资本家的代理人或企业高层管理人员也能通过高额年薪等方式分享一部分。因此，企业主和高管人员与广大职工之间的收入必然存在明显差距，甚至很悬殊。如根据国家工商局和全国工商联公布的材料，2003年私营企业职工人均年工资8033元，相当于当年国企职工人均工资的55.1％⑨。而根据第三次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的数据，还在更早一些的2000年每个私营企业主平均年总收入为110470元⑩，即全国资本家与职工之间收入差距按平均计算，至少有12.75倍！少数大型民营企业的高管人员年薪与普通职工平均工资的差距，更是高达几十倍，上百倍甚至几百倍之巨。如据调查深圳2004年有20家民营企业高管人员平均年薪在5.76万元至90.11万元之间，科隆电器高管最高年薪达450万元(11)，即与普通职工收入相差560倍以上！在私营企业主及其代理人高管人员高收入的影响下，国有企业的高管人员也纷纷效仿，普遍推行高额年薪制、期权制等，进一步拉大企业高管人员与广大职工之间的收入差距。据全国人大代表赵志全同志在2006年全国人大会上提供的材料，2004年河南省实行年薪制的部分企业中，年薪最高的企业职工年平均工资为18178元，而企业管理者的年薪有的则高达255万元，二者比例为1∶140倍。在此情况下，中央企业也不示弱，从2004年起，企业老总平均年薪25万元；2005年建设银行、交通银行行长年薪都有100多万元。这些活生生的事实说明，在企业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都无不直接、间接地与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包括高额年薪[12]在内)的成长壮大有关，因此，这些贫富差距拉大的现象，从一定意义上都可以说是与资本主义两极分化有关。如果我们进一步扩大视野还可以看到，在依靠所谓“三套马车”(私企收购、管理层收购—MBO、境外合格投资者—QFII收购)来参与国企改制(私有化、外资化)的“国退民进”浪潮中，有大批职工下岗失业，形成大量新的贫困群体，从而进一步拉大贫富差距，加上近20年来城乡收入差距和东西收入差距都呈拉大趋势等因素，便使我国基尼系数过度膨胀。
如下表1所示，我国基尼系数在1981年只0.26，到2000年已经上升至0.458。据有关专家测算，到2004年更高达0.47，已明显超过国际公认的安全警戒线0.4的水平。也大大超过各周边国家和西方发达国家。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供的资料：目前中国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所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只有4.7％，而占总人口20％最富有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50％。又据权威部门2005年6月调查，占中国人口10％的最富有人口拥有的财富占45％。(13)
表1 1981～2002年中国居民收入差距及其变动趋势
资料来源：1981～1997摘自王振中主编《中国转型经济的政治经济分析》(中国五家出版社2002年出版，第351页)。1998～2000年摘自财政部科研所课题：《我国居民收入分配状况与财税调节》(载《经济日报》2003年6月16日)。
3、内需不足，内外经济严重失衡
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本来是拥有世界最广阔消费市场的独特优势，但在贫富悬殊愈益严重的形式下，作为最大消费群体的广大劳动群众却消费力十分有限，这就势必形成国内市场需求不足。据商务部对605种商品的调查统计，有70％以上产品都供过于求，其余产品基本供求平衡，而无一种是供不应求的。不仅如此，这种有限的国内市场在90年代以来实行“以市场换技术”的情况下，因被外商的挤占而更显得狭窄，以致迫使我国经济发展从90年代中期以后实行了由“进口替代”战略，向“出口导向”战略的转变。如下表2所示，我国对外贸易在80年代逆差年份居多，但在1994年以后，迄今一直都是顺差，而且顺差额度也呈上升趋势，到2005年顺差已达1019亿美元，比上年增长699亿美元，2006年的前10月累计顺差又达1336.2亿美元，预计全年可能多达1500亿美元。外贸顺差是国际收支经常项目收入的主要来源，一国对外经济关系中最佳状态是国际收支平衡，外贸如此多年顺差，而且绝对额也呈增长趋势，就必将破坏国际收支平衡。
表2 1978-2004年中国的对外贸易额 单位：亿元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5》、《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
我国对外贸易不仅顺差数额很大，延续时间很长，而且外贸总额所占GDP的比重也呈上升趋势，如下表3所示，我国经济对外贸易的依存度(进出口额/GDP)由1978年9.8％，上升到2005年的63.9％，大大超过世界平均约40％。以2001年各国对外贸易的依存度水平来看，美国为18.9％、日本为18.3％、英国为42.5％、印度为19.7％、巴西为23.2％。[14]而中国该年却为43.3％，即已超过各强国、大国的水平，充分显示我国经济的“出口导向”型特征。这作为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来说也是不正常的。
表3 1978-2005年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的变化 单位：亿元，％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2005年统计资料。2005年统计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局2005年统计公报计算。
不仅如此，我国巨大的与日俱增的进出口额，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外资企业来完成的。下表4说明，外资企业(FDI)在我国出口中所占的比重在1980-1986年还不到1％，而到2002-2004年已超过一半，达55.17％，显示出我国出口对外资的严重依赖性，我国尽管有巨额的出口收益，却并不完全为中国人民享有而有很大一部分落入外人腰包。
表4 FDI企业出口额占我国出口额及增量的比重 金额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根据杨先明等著《国际直接投资、技术转移与中国技术发展》科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第210页表9-9及《中国商务年鉴》2005年版，第894页资料整理。
我国长期巨额外贸顺差，难免不加剧外贸摩擦和人民币升值压力，而且还会不断增加外汇储备；加之受新自由主义的迷信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忽视独立自主的优良传统，盲目大量引进外资，便使外汇储备迅速过度膨胀。据统计，截至2005年底，我国外汇储备余额已达8189亿美元，仅次于日本，居世界第二位，到2006年2月则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一，迄至今年10月更突破1万亿美元，超过正常实际需要约两倍之多。一定的外汇储备是必要的，但储备过多也会产生负面影响，不仅会造成国家资金的浪费和不必要的利息损失，还可能增加通货膨胀的压力，以及国际游资冲击的风险。
4、国家干预经济的作用缩小，贪污腐败之风盛行
受新自由主义市场万能论或全面市场化的影响，各行业都强调用市场配置资源，实行所谓大社会、小政府体制，甚至要求教育、医疗和一切公益事业也要市场化，从而进一步加剧了穷人上学难、看病难、买房难的尴尬局面。此外在新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价值观的腐蚀下，有些人财迷心窍，损人利己。从商者丧失诚信，假冒伪劣横行；从政者贪污受贿屡禁不止，越反越贪，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和党与政府的形象。这些固然与监管不严有关，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受剥削阶级腐朽意识的影响，再加上有全面市场化的环境条件，腐败之风就难以遏制。
四、对策建议
以上说明，新自由主义对我国的影响是广泛而严重的，最主要的是严重削弱和动摇、甚至改变了公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以致造成贫富悬殊、两极化，由此而出现国内市场需求不足，遂不得不实行出口导向战略，加之盲目大量引进外资，最后使得外汇储备过度膨胀，呈现出一片内外经济失衡的局面。因此，为了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使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沿着健康有序的轨道持续、快速发展，特提出如下对策建议：
1、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宣传，坚决抵制、批评和清除新自由主义的思想影响。
2、认真切实地贯彻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方针，立即刹住国企私有化、外资化之风，坚决抵制和反对某些人企图以“反对垄断”为借口来取消目前国家已仅有不多的大型企业，如资源型、能源型以及银行金融等国家经济命脉部门的国有企业；特别要十分谨慎处理外资并购，避免国企外资化、附庸化。
3、国家要积极扶持和投资重振国有企业雄风。办法是以对被出卖或搞垮的国企为对象，以反腐败为切入点，把已流失的国有资产尽可能地全部收回来，重建国有企业。这种反腐败的斗争，应由当局主动出击，而不应是被动地等有举报才去查处；而且应当专业队伍的检查与积极发动群众的揭发相结合，实行“言者无罪”的原则，而不能苛求揭发者必须证据确凿。由于此事极为复杂，牵扯面广，为保持社会稳定，应有重点、有步骤地逐步推行。
为了收回已流失的国有资产，当务之急是要立即坚决制止以含有保护某些私营企业主“原罪”为目的《物权法》(草案)的通过。最近李成瑞同志对此问题已上书全国人大，提供的意见“一个核心，六大问题”是很有参考价值的，理应得到中央的支持。
重振国有企业的资金还可以从超额的大量外汇储备中来，这同时也解决了更好用活外汇储备问题。
4、建设新农村是一个好主意，但必须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能走公司+农户或农业企业主的资本主义新农村的道路，为此，宜于大力提倡南街村、韩村河、华西村等集体经营的共同富裕的示范作用。
注释：
①陈岱孙，丁冰.现代西方经济学说[M].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
②冯·哈耶克.通向奴役的道路[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78.
③米尔顿·弗里德曼.资本主义与自由[M].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中译本，1986.15.
④退中有学问[N].经济日报，1999-12-10.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832.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70.
⑦中华工商时报[N].2006-3-4.
⑧丁冰等.我国利用外资和对外贸易问题研究[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123.
⑨喻权域.值得大家议论的几张工资表[M].中华魂，2005，(9).
⑩张义文章，转引自《丁冰学术文选》[M].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4.53.
(11)记者累桦综合报道.经济日报[N].2005-5-25.
(12)笔者在《略谈剩余索取权与年薪制》载《当代思潮》第1998年第2期并收入《丁冰学术文选》一文中，曾详细说明：国企管理者的高额年薪已突破按劳分配原则而具有摄取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资本主义性质.
(13)见《中国信息报》2006年8月29日该报记者问张继8月10日的署名文章.
(14)丁冰.我国利用外资和对外贸易问题研究[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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