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中国大陆的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论文,中国大陆论文,批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1994年9月间，由《读书》杂志作为发起者，就当代文化问题和文化研究展开讨论。这次讨论的参加者并不都是人文知识分子，还有一些社会学家、国际关系学家、刊物编辑、中央电视台的节目制作者，以及专门研究西方文化研究理论(culture Studies)的美国学者。会议讨论的议题涉及了消费主义文化对大陆公众日常生活的影响，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节目的生产、制作和社会功能，中国后89艺术，1989年后各种民间刊物的兴起，当代大陆建筑与空间的矛盾性，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文化研究产生的理论、制度和文化背景，中国文化研究产生的社会文化语境，等等。近期以来，大陆文学、电影和文化刊物中，文化批评的文章越来越多，读者群也在相应地扩大。虽然就规模而言，文化研究在大陆的再次兴起不能与80年代的文化热相比，但此次讨论不仅在方法论的意义上更具有学理意味，而且讨论的对象也与先前大不相同。
2.自上个世纪以来，文化问题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讨论的中心议题。但是，什么是文化？说法种种，莫衷一是。那么时下的讨论是不是一次又一次的重复，在已经足够含混的文化定义中再加上一种定义？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说，在日益专门化的学术分科和职业化的研究方式已被认可的时代，文化这一涉及不同领域的问题还能构成一个学术的问题么？如果文化研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研究文化，而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它所体现的学科综合的趋势对于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将提供什么样的视野和方法？总之，在20世纪的最后的年头，重提文化研究的意义何在？
3.“五四”与80年代的文化论争各有不同的语境和问题，但提问的方式却极为接近，这就是用“东方文化／西方文化”、“传统文化／现代文化”的二元对立方式来讨论中国的文化问题。换言之，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文化讨论并不是一个特定的研究领域，而是以文化为对象进行的有关中国现代化的论战。在这些文化论争中，核心问题是中国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即中国的文化能否适应现代化的要求，抑或它是现代化的障碍？正象在80年代文化论争中起过重大作用的《走向未来》丛书的标题所提示的，文化论争的基本取向是讨论中国的文化与未来的关系。在“四个现代化”之外提出文化的现代化或者人的现代化，这意味着文化主要指的是一种精神，一种价值体系。从“五四”到80年代，文化概念始终与传统概念联系在一起，中国文化的概念也多半指的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把文化概念与传统概念相关联的结果之一，就是将文化放置在与未来的时间关系之中，从而在方法论上自然地显示出文化进化论的前提：文化上的长期的、方向性的变化，表示社会结构自简单向复杂发展的过程。把东西文化的差异与现代化相关联的结果之一，就是将文化、特别是传统视为社会变迁及其方向的主要动力和决定因素。从研究的方法论说，对文化的研究主要是由那些来自哲学、文学和史学的人文学者来承担，而他们所讨论的文化主要指的是那些经典的文本，以及在古典人类学意义上的习俗和风尚。
4.目下的讨论似乎并不急于给出确切的文化定义，讨论的中心问题并不注重概念的演绎，而是将一系列具体的当代问题作为文化问题来讨论：消费主义，大众传媒，大众文化，印刷文化，建筑与艺术，全球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与文化对话，市场与政治……这些问题中的一部分与以往的文化概念与文化论争直接相关，例如艺术与通俗文化，但关注的重心不同：当下人们关注的是艺术与通俗文化的生产与传播机制，而另一些则与以往的文化概念和文化论争毫无关涉，例如商品的消费。概括地说，当代文化研究的中心问题是作为社会再生产过程一部分的文化生产。以王朔现象为例，人们关注的主要不是作为作家的王朔或作为艺术创作的王朔小说，而是王朔作品如何进入当代文化生产，特别是如何进入电影和电视制作过程的。王朔及其群体（如北京电视剧制作中心）在政治与市场的双重关系中闪转腾挪，宣泄愤懑，弱化社会冲突的尖锐性，制造欲望，而在市场条件下，被制造的欲望又具有再生产的能力。换言之，王朔现象的根本含义是它在当代中国特色的市场意识形态建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如果我们承认讨论的对象总是与我们讨论问题的方式有关的话，那么，在当下的讨论中，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将原本各不相关的问题当作一个基本主题即文化来讨论，这种方式本身应该多少说明了所谓文化研究的主要内容和方式。也许我们需要换一种提问的方式：为什么这些与原有的文化问题无关的问题成为文化问题？或者，这些问题在怎样的语境中以及怎样的方法论视野下成为了文化问题？在这样的追问中，我们最终还将涉及作为文化工作者的我们自己的社会角色的变化。
5.非常明显的是，今天所讨论的文化已经不仅仅是经典的文本及其所寓含的价值观，参与讨论的学者也没有用传统概念来命名他们所讨论的文化。当代文化研究讨论的问题涉及的是整个的当代生活方式及其各种因素间的关系，远远超出了文本的范围。但是，这个陈述句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述：在这个意义上所进行的文化研究已经将整个社会生活的诸领域文本化了。换句话说，在这样的文化研究中，人们正在用阅读文本的方式诊断那些并非文字写成的“文本”，那么，“文本”范围的扩大对“文本”的阅读方式势必产生深刻的影响：原有的学术分科对于解读这样的文本已经力不从心。于是，文化研究成为科际整合的契机，成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等领域的学者共同的课题。
6.这样的文化概念也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概念提出了修正，正如熟读《政治经济学导言》和《政治经济学序言》的大陆学者所知的，马克思将社会领域区分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两大领域，而文化主要的属于上层建筑特别是意识形态的领域。然而，当下的文化研究既涉及经济过程，也涉及政治统治，还涉及文化价值，简言之，文化研究把这些各不相同的问题放在一起，似乎暗示：这里所讨论的文化是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的有机部分，而不是悬浮在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因此，不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而是作为整个社会再生产的有机部分的文化生产，才是当下所谓文化研究的中心问题。
7.讲述故事的时间经常比故事讲述的时间更重要。这一文学批评中经常引用的句子也许有利于我们理解文化研究的当代含义。在二十世纪将尽的时候，中国和西方的学者不约而同地重提文化问题，并强调对话的重要性，似乎不仅仅是纯粹的巧合，也不仅仅是纯粹的知识进展。那么，重提文化问题的语境的主要特征是什么？匆忙的概括总是不慎重的，但我们至少会提到下述方面：20世纪最后十年的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是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的瓦解及其向资本主义的转化；是中国在剧烈的社会动荡之后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方式迅猛地进行市场经济的改革；是在全球资本主义的历史条件下，民族国家内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事务的日益国际化；是在科技发展的推动下社会和文化再生产的方式的革命性的变化；……就中国来说，独特的社会政治结构与商业化的结合及其产生的种种后果，构成了大陆学者讨论“文化研究与文化空间”的主要背景。
8.我在此只能举例式地介绍一些文化研究已经涉及的个案及研究的取向，其中一部分是在《读书》主办的讨论会上已经涉及的。
例一是有关消费主义文化的研究，这项研究被置于全球化的视野中加以解释。研究者将社会学的实证调查与文化心理分析结合起来，具体研究消费主义文化对公众日常生活的影响，比如不同职业、性别、年龄的人的消费取向，欧美、港台的消费文化与中国大陆的消费文化的差别。对消费主义的研究特别地涉及广告和媒体，尤其是电视和报刊。但是，消费主义不仅体现为广告及其对欲望的制造，而且它也是整个社会生产包括文化生产的重要动力。这是因为在市场条件下（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仅是物质产品的生产受制于消费主义文化，而且文化产品的生产和传播也受制于消费主义文化。例如不仅电视剧的传播出与广告相配置，而且电视剧的模式也必须按照消费的原则、欲望化的原则来制作。欧美和大陆理论界都在讨论全球化的问题，所谓全球化可以从若干方面来解释，从经济关系说，全球化的主要标志是跨国公司、国际资本、全球贸易，即生产和流通过程的国际化，从政治关系说，则是原有的民族国家不再是自明的分析单位，跨国家、跨地区的国际组织在全球事务中的日益重要的作用，从文化角度说，则是全球化的文化市场的形成（包括国际资本对国内文化市场的投资和制约，国内文化制作与国际性的文化消费市场的关系），消费主义的全球性蔓延（尽管形式和内容都有差别，比如欧美的大众文化可能成为第三世界国家的精英文化和雅皮文化，但仍可以在消费主义的范畴内得到解释）。这项研究的理论意义在于，如果消费主义是当代大陆市场经济的主要动力，那么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关系的论述模式就需要重新检讨；此外，在一个资源相对贫瘠的社会，以消费主义为动力而进行的市场化过程，其前景十分堪忧。关于消费主义对中国公众日常生活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黄平先生正在做深入的研究，并陆续发表他的阶段性成果。
例二是以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节目为个案所做的研究。《东方时空》内含“生活空间”、“焦点时刻”、“东方之子”、“东方时空金曲榜”等栏目，它的主要创作人员不是中央电视台的正式工作人员，而是以聘任方式实行制片人制度，这在国家电视台是开创性的体制。《东方时空》开播一年多，收视率极高，原因是它的影像语言和主持人的风格与一般的电视节目的呆板风格大为不同，也在相当程度上触及原有节目没有或未能触及的社会内容。与此同时，《东方时空》作为国家电视台的节目，它也负担着宣传和制造意识形态的任务。从体制性的因素来看，《东方时空》是独立制片人、国家宣传机器和大量的广告收入共同促成的电视制作。1989年以后，美国、台湾、香港和大陆的许多学者都试图将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引入对中国问题的探讨，但是，西方的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具有密切联系，它介于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并对二者实行监督与批评，而大陆的公共空间则是在没有成熟的市民社会的前提下形成的。就《东方时空》而言。它甚至在于国家体制内部。但它所以能存在于国家体制内部，一方面是国家从自己的利益出发需要这样的节目制作，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广告收入足以支撑节目制作并获得经济收益。但是，在中国的语境中，前一方面的原因仍然是最为重要的。换言之，国家也并不是铁板一块的整体，改革的过程，特别是市场化的过程必然导致统治意识形态的新的形式，这种统治意识形态的新的形式也将导致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某些功能上的变化。类似的情况也体现在印刷文化中。1989年以后，大陆出现了大量的同仁刊物，无论形式还是内容都与官方报刊有所差别，但同时，这些出版物又都由国家控制的出版社出版，并处于一种合法与非法（以书代刊）之间的不稳定地位。媒体在整个社会体制中所处的地位深刻地说明了中国的公共空间与欧美的公共领域的差别。
例三是对大陆的艺术生产与国际市场的关系的研究，也是对当代艺术创作的动力及其在文化再生产中的角色的研究。伴随中国经济与国际市场的接轨，以及在市场化过程中，原有的以国家提供资金并实行监督的艺术生产体制逐渐瓦解，电影、电视剧和其他一些艺术门类的制作和生产日益受制于国际和国内市场的需求。例如中国艺术中的所谓政治波普在美国和大陆之外的地方找到了它们的观众和经济支持，而在大陆几无影响。实际上，这些以文革和毛泽东的革命为题材的政治波普在当代中国大陆的政治语境中并无政治尖锐性可言，它们基本上是依据西方有关大陆的文革以及毛泽东的革命的想象来制做的。与其说它们是政治波普，不如说是以政治波普形式出现的商品。决定其制作和生产的决定因素是国际文化市场。从形式上看，中国政治波普与前苏联和东欧前此已有的政治波普相比，构图上有许多相似性。类似的情形在电影的生产和制作中表现得更加鲜明。包括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陈凯歌的《霸王别姬》等影片在内的中国大陆电影频频在国际重大电影节中获奖，这些电影一方面由海外资金资助拍摄，另一方面也主要在海外观众中获得好评和票房价值，许多影片只是在海外获奖后才为大陆观众所知。这些电影讲述的是中国故事，但其实不过是揣摩西方和海外其他地区的人们心目中的中国形象而创造出历史寓言。由于后殖民主义理论影响，中国电影和其他艺术在海外的成功经常被解释为东方主义或后殖民主义，即主要在文化和民族关系的范畴内来解释。但是，这种解释模式有很大的盲点，特别是掩盖着很深的民族主义情绪。其实，对这类艺术制作起关键作用的是资本和市场，当国内资本和国内市场不能承担电影制作的时候。国际资本和国际市场对中国电影的生产和制作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用文化和民族的关系解释这些影片虽然能够读出一些有趣的问题。但却掩盖了问题的尖锐性。实际的情况是，不仅中国和东方第三世界国家的艺术生产受制于国际资本，西方国家也同样面对这样的问题。当中国学者指责当代电影、特别是获国际奖的影片只是一些寓言故事，并在杰姆逊的第三世界分析范围中解释时，他们似乎完全忘记了欧洲、澳洲和美国的艺术电影也经常在讲述历史的想象性的寓言故事，这些西方国家的电影制作者也同样受制于资本、市场。欧洲电影市场为好莱坞所占领即是最好的明证，而唯一能够抵制美国电影的全面入侵的恰恰是当代世界仅存的殖民地之一香港。对于这些更为复杂的现象，理论家与批评家理应认真地思考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的文化批评的意义和应当采取的批评策略，而不必一窝蜂地、不加反思地将西方（主要是美国和在美国流行的）理论用于中国的批评实践。
例四是对西方文化理论在中国语境中的意义所做的文化解读。近年大陆文化批评深受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于是学界有所谓“争后恐前”之讥。在文学的领域里，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所解构的历史对象与启蒙主义曾经作过的历史批判是一样的，都是中国现代的革命及其历史理由；稍有不同的是，他们对启蒙主义的主体性概念加以嘲笑，却从未将中国启蒙主义的主体性概念置于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加以分析。后殖民主义可以被视为美国文化制度内部的自我批判（对后殖民主义理论本身的讨论不是本文的任务），而在“中国后现代主义”的文化批评中，后殖民主义理论却成为一种民族主义的话语，并加强了中国现代性话语中的那种特有的“中国／西方”的二元对立的模式。“中国的后现代主义”否定掉的是启蒙主义的严肃的社会政治批判，他们对一切价值进行解构的同时，却没有对构成现代生活主要特征的资本的活动作出分析，也没有对这种资本的活动与中国的改革运动的关系作出评价。例如没有一位中国的后殖民主义者采取边缘立场对中国的汉族中心主义进行分析，而按照后殖民主义的理论逻辑，这倒是应有之义。中国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的一部分已经成为中国大陆的独特的市场意识形态建构的一部分。在他们经常指称的“官方或主流与大众文化”的二元对立之中，看不到这两者通过资本的活动而形成的复杂关系，而这恰恰是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的主要特点之一。在1989年之后的历史情境中，中国的消费主义文化的兴起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事件，而是一个政治性的事件，因为这种消费主义的文化对公众日常生活的渗透实际上完成了一个统治意识形态的再造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大众文化与官方意识形态相互渗透并占据了中国当代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而被排斥和喜剧化的则是知识分子的批判性的意识形态。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有些中国后现代主义者利用后现代理论对西方中心主义进行批判，论证的却是中国重返中心的可能性和他们所谓中华性的建立。另一些中国的后现代主义者则以大众文化的名义将欲望的生产和再生产虚构为人民的需要，将市场化过程中受资本制约的社会形态解释为中性的、不受意识形态支配的“新状态”。在这种理论分析中，既缺少对大众文化内部的不同层次、不同方面的调查和分析，又没有对商业化的或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作出相应的阐释和批评，当他们以中性化的欲望、状态、人民、大众文化的名义对他们所属的知识分子群体进行攻击的时候，以消费主义为其主要内容的市场意识形态却经由他们的后现代主义理论而合法化了。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理论表现（我指的是其中一部分，另有一些相关的研究属于学术的范畴，在讨论的方式和内容上都与这类批评文章不同） 已然是中国特色的市场意识形态建构的一部分，是整个社会文化再生产的一部分。在有些后现代主义者所采用的学院政治式的批评方式中，隐含的是他们的文化政治策略：用拥抱大众文化（虚构的人民欲望和文化的市场化形态）、拒斥精英文化的姿态重返中心：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
9.大陆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只是刚刚起步，无论在理论准备还是在实证研究方面都说不上成熟。但是，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的动力不仅来自学术研究的需要，而且也来自社会发展的进程。当代社会的种种的现象和问题迫切地需要人们作出解释、分析和批评，文化研究提供了解释这新的社会现象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