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背景下产业集群升级的传导机制及其实现路径——基于本地知识溢出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视角论文,路径论文,产业集群论文,机制论文,知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6X(2014)11-0045-12 一、引言 产业集群化是世界产业发展的总体趋势，是产业发展的内在要求。以马歇尔(Marshall)等为代表的学者均认为知识溢出是产业集群形成和发展的主要成因之一。在当今知识经济时代，知识转移和技术学习对于产业集群的升级显得尤为重要。集群内各企业通过对知识、技术的分享、学习和创新，有效提高了生产效率，促进了自身成长，并最终通过产业集群的升级实现了区域竞争力的提高。但现实情况是，我国很多产业集群仍然属于劳动密集的代工型集群，经济增长方式较为粗放，高耗能、高成本、高污染、低效益已成为集群发展的通病。许多企业主仍坚持认为资金、资源的投入是发展的最关键要素，而没有意识到知识、技能尤其是产业集群内部企业之间的知识共享、转化和协同作用已成为集群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因此集群内产业知识溢出效应尚不明显。而产业集群本身的转型升级已成为影响产业集群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课题。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我国产业集群内部各企业如何利用自身优势，建立较为有效的知识扩散渠道，同时提高自身的知识吸收、转化和应用能力，培养对知识的有效学习和创新能力，实现将传统的资本推动型、简单劳动力推动型产业集群提升为知识推动型产业集群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文献述评 对产业集群中知识溢出问题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知识溢出的内涵、类型和溢出途径等方面，实证研究则主要围绕知识溢出的效应等方面展开。 产业集群中知识溢出(knowledge spillover)问题的提出始于马歇尔(Marshall)，他指出产业集群的正外部性有三方面：信息和知识的溢出、当地的专业化的资源供给、训练有素的劳动力。[1]此后，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意识到知识溢出对于产业集群发展的推动作用。马克(Mac)、阿罗(Arrow)、卢卡斯(Lucas)都强调知识溢出能促进区域内各组织生产率的提高和技术的进步。[2][3][4]克鲁格曼(Krugman)发扬了马歇尔的思想，将外部性定义为专业化经济、劳动力市场经济和知识溢出，认为借助于集群内人们之间的信任、社会交往，区域内的企业更易获得创新的信息，因此集群的存在为企业提供了更多的创新机会。[5] 产业集群的知识溢出有国际知识溢出和本地知识溢出两种形式。众多研究已经证明了国际知识溢出(如FDI等)对于提升一国产业集群技术进步的重要性。相比而言，本地知识溢出则常常被忽略。然而，对于像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面临产业升级和产业独立时，必然会与发达国家产生产业竞争。由于发达国家在高层次技术引进和技术转移等方面设置了种种限制，发展中国家很难引进真正先进的核心技术。因此，发展中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仅仅依赖国际知识溢出来提升产业集群的技术进步就不可取了，激励和提升集群内本土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通过集群内的本地知识溢出带动集群内各企业的共同技术进步，从而实现产业升级就成为发展中国家产业集群创新和发展的主要驱动力。 产业集群的知识溢出是知识从溢出源溢出后被集群内企业消化吸收并进行创新产出，继而又在集群中扩散传播的动态复杂过程。集群中知识溢出效应的有效发挥，离不开较为畅通的知识传导路径。国内外以萨克森妮(Saxenian)等为代表的众多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探讨，较为一致的观点是产业集群内知识溢出主要通过企业间直接合作、企业间员工流动、企业衍生和企业间非正式交流等途径实现。[6] 国内外对产业集群的知识溢出效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发达国家间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知识溢出研究；[7]二是知识资本和知识溢出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8]三是集群中企业之间的本地知识溢出(local knowledge spillover)与区域创新和发展研究；[9]四是知识溢出与知识投资和增长及竞争力的不均衡性研究；[10]五是知识溢出和地理上接近的公司间关系研究；[11]六是知识溢出和企业的业绩之间的关系研究。[12] 文献整理后发现当前研究有以下几方面特点和不足：第一，当前理论与实证研究大多聚焦于集群外知识溢出，集群内部的本地知识溢出常常被忽略，而后者有更大的研究空间。第二，文献研究大多集中在区域层面来重点研究知识溢出对区域创新和发展的影响和作用，而从区域内产业集群创新和学习的主体即企业这一微观层面来研究的较少。第三，现有文献很少从政府公共平台的角度开展实证分析和对策研究。针对产业集群本地知识溢出研究所存在的问题，本文希望能基于本地知识溢出的视角，较为深入地探讨产业集群升级的传导机制，并以浙江省内不同地区块状经济转型升级的代表性产业集群为例，实证研究本地知识溢出对集群企业成长和创新发展的影响与效应，并基于此提出较为有效的实现路径和政策建议。 三、产业集群内本地知识溢出的传导机制 产业集群内的本地知识溢出是一个动态的复杂过程，其中知识溢出传导路径的明晰和畅通，决定了集群内各企业能最大限度地获取知识溢出效应从而推动集群整体实现升级。产业集群中本地知识溢出的传导过程表现为产业集群内的知识溢出源经过不同的溢出途径到达集群企业，企业通过自身的吸收和转化产生创新行为，并通过企业间交流学习等途径使创新成果在集群内再次扩散，集群的知识存量不断增加，持续推动集群的成长与升级。产业集群内本地知识溢出的传导路径如图1所示。
图1 产业集群内本地知识溢出的传导与升级路径图 结合图1，可将产业集群内的本地知识溢出传导与升级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一)知识的溢出过程 产业集群内部的知识溢出源主要包括集群内企业、集群内供应商与用户、集群内公共服务机构等。集群内企业间是相互竞争的关系，当某一企业掌握了一项新技术后，其他同行企业会争相模仿和学习。这一过程中产生了知识的溢出。当企业向供应商购买产品时，企业与供应商的紧密联系能使其快速捕捉最新的零件和原料信息并迅速用于生产，而供应商也通过了解终端制造商的需求来改进零件和原料，提高服务效率。此外，企业在与用户的交流中，会根据用户的需求、偏好和购买行为不断寻求满足用户的知识溢出源。集群内的公共服务机构包括大学、科研院所和由当地政府及集群企业共同发起设立的机构。企业与大学、科研院所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产生了大量的知识溢出，政府公共平台也在为企业提供咨询、管理等服务的过程中带来了知识的溢出。知识溢出源通过企业间直接合作、企业间员工流动、企业衍生和企业间非正式交流等途径实现知识的溢出，使知识在集群中得到传播和扩散。 (二)知识溢出经吸收与转化成为创新产出的过程 知识溢出源通过各途径所传递的知识能否被集群企业充分吸收取决于企业自身的知识吸收能力。扎赫拉和乔治(Zahra and George)将吸收能力定义为潜在知识吸收能力和实现知识吸收能力。[13]潜在吸收能力是企业利用外部知识的前提，是企业在外部环境中进行知识搜索并获取和消化外部知识的能力。实现吸收能力是指企业整合新知识和已有知识，通过创新活动创造新知识并产生经济效益的能力。企业知识吸收能力主要受到企业人力资本、企业研发活动等影响。企业只有具有顺畅的知识整合机制，才能利用潜在知识吸收能力接近、获得和消化知识溢出，并通过实现吸收能力将知识溢出转化为企业的创新产出。 (三)创新产出的再扩散与升级过程 集群企业的创新产出通过企业间交流合作等方式在集群中不断扩散，企业间相互学习，促进了各自的技术创新，产生了更多的创新成果。通过创新产出的再扩散和共享，集群整体的知识存量有所提高，而这些知识存量的增加又作为新的知识源参与集群的知识溢出循环过程，在这样的动态循环下，产业集群和集群内部各企业的知识存量都不断增加，知识推动了集群和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从而使集群的产业层次发生重大的跃升。 笔者对浙江省块状经济转型升级的5个代表性产业集群内的500家企业进行了问卷调查，从产业集群的发展情况和调查问卷的反馈情况看，浙江产业集群从知识溢出的角度还存在以下阻碍集群进一步转型升级的突出问题。 1.产业处于中低端环节，整体竞争力不强。长期以来，由于本土民营资本的实力有限，大部分企业的产品技术含量并不高，只是依靠低廉的劳动力来获取利润。企业规模小而分散，龙头企业对下游产业带动作用不明显。尽管部分企业已经开始形成自己的独特优势和创新能力，但产业整体仍处于价值链的中低端。电子信息行业的进入门槛较低，重复建设的企业较多，且企业之间的关联度不够紧密，企业集而不群，块状经济内部企业之间专业化协作程度较低，尚未形成垂直分工体系，尚未形成以大企业为龙头、中小企业为配套的产业链。由于技术差异和信息不对称等原因，外资企业往往自行形成配套协作体系，与本地企业的合作偏少，对本地企业的渗透和外溢作用不明显。而本土企业由于自身实力、国际技术垄断等方面因素难以形成外资与内资分工合作的协力生产体系。 2.园区之间联系松散，产业带动性不强。与上海等地的产业园区相比，浙江的工业园区不仅在规模、基础设施水平、资源要素保障供给的能力上有很大的差距，而且经济开发区与镇(街道)工业园区之间缺乏相关配套与合作的体系，产业园区的协同效应和规模效应并未形成。缺乏终端产品和园区之间的联系不紧密使得产业链完善过程迟缓，加工技术溢出和扩散效应不明显，本地企业竞争力难以上新台阶，产业层次的整体提升受到阻碍。 3.企业研发投入不够，自主创新性不强。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向技术密集型过渡中，支撑要素要发生新的变化，原材料、劳动力等硬要素就要向人才、品牌、制度等软要素转变。尽管企业已经意识到这种变化，但是多数企业根本无力应对，做出的努力也多停留在形式上。从对500家企业的问卷调查结果看，绝大多数的企业都面临着人才难招、难留，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产品知名度不高的困境。被调查企业中有78.4％的企业研发投入不到销售收入的5％，专业技术人员所占比例普遍偏低，甚至一些规模相对较大的企业也只有十几个研发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的严重短缺和研发投入的不足已成为行业向上发展的瓶颈。调查结果还显示，大多数本土企业的研发创新载体都是自办技术中心，企业创新载体的发展水平急待提升。尽管目前许多产业集群都设有专业研究机构和服务平台，但对于产业开发、产业服务、产业吸附功能尚未发挥明显作用。 四、本地知识溢出效应的空间自回归模型实证研究 (一)变量和数据 浙江省产业集群的发展具有较强的活力，极大地推动了浙江经济的发展。本文选取浙江省不同地区块状经济转型升级的典型代表，分别为浙北地区的嘉善电子信息产业集群、浙南地区的温州服装产业集群、浙西地区的衢州氟硅产业集群、浙东地区的舟山海洋生物与海产品深加工产业集群、浙中地区的金华汽车和零部件产业集群，从产业集群中的知识溢出获得主体即企业这一微观层面出发，对本地知识溢出效应进行实证研究。本研究对五个产业集群内的总共500家企业进行了大规模的问卷调查，所有问卷均由被调查企业的中高层管理人员进行填写。调查内容涉及企业经营的基本情况、企业与本地同行间的交流合作、企业的员工流动、企业的研发投入以及企业对政府公共平台的利用等方面。总共发放问卷500份，回收465份有效问卷，有效问卷回收率为93％。本文的数据均由有效回收问卷获得。 本文实证研究产业集群内本地知识溢出对企业成长和创新发展的效应，故设置两个因变量为企业成长(
)和企业创新绩效(
)。而由文献综述可知，企业要获得本地知识溢出效应而促进自身成长和创新发展，必须具备两个重要因素：第一，畅通的知识扩散和传导途径；第二，企业良好的知识吸收能力。因此，本文设置与这两方面相关的解释变量：企业间直接合作(
)、企业间员工流动(
)、企业衍生(
)、企业间非正式交流(
)和企业知识吸收能力(
)。其中，
分别代表知识溢出的四种不同途径，共同反映上述第一方面因素，
则反映第二方面的因素。又由于产业集群依托当地政府公共平台而产生和发展，故设置了政府公共平台的利用效率(
)。另外，考虑到企业规模和历史的影响，设置控制变量为企业规模(
)和企业历史(
)。各变量的代表性指标如表1所示。
说明：(1)“独创新产品”指企业自行设计、自行研制开发的新产品；“引进新产品”指企业采用技术引进方式开发的新产品；“改进新产品”指以企业现有产品为基础，采用改变性能、变换型式或扩大用途等方式开发的新产品；“结合方式新产品”指独创与引进方式相结合开发的新产品。 (2)“企业与本地同行的业务往来”选项分别为“没有”、“很少”、“一般”、“较多”、“很多”，对应的刻度值为0～4。 (3)“企业与本地同行的技术合作形式”选项分别为“没有”、“技术模仿”、“技术转让”、“技术联盟”、“合作研发”，对应的刻度值为0～4。 (4)“企业与其他机构或组织的业务往来”选项分别为“没有”、“很少”、“一般”、“较多”、“很多”，对应的刻度值为0～4。 (5)“企业与其他机构或组织的技术合作形式”选项分别为“没有”、“技术模仿”、“技术转让”、“技术联盟”、“合作研发”，对应的刻度值为0～4。 (6)“企业员工跳槽经历”选项分别为“没有”、“1次～2次”、“3次～4次”、“5次～6次”、“6次以上”，对应的刻度值为0～4。 (7)“企业主在本地同行企业的工作经历”设置为0～1变量，如果企业主曾在其他企业工作过，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8)“企业主在科研等其他机构的工作经历”设置为0～1变量，如果企业主曾在高校、公共研究机构等工作过，后创办该企业，则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9)“企业间的行业协会交流”设置为0～1变量，如果当地存在行业协会，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10)“企业所处集群的文化氛围”设置为0～1变量，如果所在产业集群有较明显的文化氛围，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11)“企业间非正式交流频率”选项分别为“没有”、“很少”、“一般”、“较多”、“很多”，对应的刻度值为0～4。 (12)“企业是否拥有国际认可的质量标准”设置为0～1变量，如有取值为1，否则为0。 (13)“政府对企业技术合作的组织能力”设置为0～1变量，如当地政府出面组织企业技术合作，取值为1，否则为0。 (14)“政府对企业技术创新与改造的政策鼓励”设置为0～1变量，如企业在技术创新和改造过程中得到当地政策的优惠与鼓励，取值为1，否则为0。 (15)“政府对企业技术创新成果的激励”设置为0～1变量，如企业的技术创新成果得到当地政策的激励与补偿，取值为1，否则为0。 (16)“企业所处集群配套体系和中介机构效率”选项分别为“很不满意”、“不太满意”、“一般”、“比较满意”、“很满意”，对应的刻度值为0～4。 (17)“企业对政府公共平台的利用”选项分别为“没有”、“很少”、“一般”、“较多”、“很多”，对应的刻度值为0～4。 另外，鉴于知识溢出不可忽略的空间关联性特征，应设置空间加权矩阵。根据集群内被调研企业所在的(镇)街道间的位置相邻特征，可以构造出空间相邻矩阵，其中相邻的(镇)街道间对应的元素为1，否则为0。对空间相邻矩阵进行标准化，分别使每一行的和为1，即可得到标准空间加权矩阵W。 (二)模型的建立
表2中五个产业集群内企业成长的Moran's I值均通过了0.01显著性水平检验，显示各集群内部的企业成长之间都具有较强的空间相关性。Moran's I数值为正，表明集群内部成长较快的企业之间在空间分布上更趋为靠近，而成长较慢的企业之间在空间分布上也更为靠近。这一结果不仅和我们的经验认识较一致，而且证明了笔者在模型中考虑空间因素是完全合理和必要的。 类似地，本文分别对企业独创新产品销售额(
)、引进新产品销售额(
)、改进新产品销售额(
)、结合方式新产品销售额(
)和企业创新绩效(
)分别进行空间相关性检验，其对应的Moran's I统计值见表3～表7所示。
表3～表7中各项Moran's I值均通过了0.01显著性水平检验，说明每个产业集群内的企业创新能力在空间分布上也具有较为显著的相关性。企业创新绩效以及各种形式新产品销售额的Moran's I数值均为正，反映了集群内部的技术创新具有较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研发创新能力较强的企业之间的地理距离可能更为靠近，而研发能力相对薄弱的中小企业则更趋向于扎堆生存。比较各Moran's I数值可以发现，五个集群中改进新产品销售额、结合方式新产品销售额、引进新产品销售额、独创新产品销售额所对应的Moran's I数值均呈递减顺序排列。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在集群内部，较低层次的技术创新具有更大的空间扩散效应。这与笔者在实地调研中所了解的多数企业技术含量不够高、配套产品和贴牌产品占主流的现象相吻合，也反映了我国大部分产业集群发展中所存在的过度模仿而轻自主创新的问题。 2.空间自回归模型的估计结果与解释。利用极大似然估计方法，对企业成长和企业创新绩效分别进行知识溢出效应的空间自回归模型(即前文所述模型一和模型二)估计，估计结果见表8和表9。 从表8中各集群的模型估计结果来看，模型的拟合优度均较为理想，除企业间非正式交流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外，政府公共平台的利用效率通过了0.1显著性水平检验，其余各解释变量均通过0.01显著性水平检验。此外，除企业衍生呈负效应外，其余变量均呈正效应，且知识吸收能力对企业成长的影响明显大于企业间直接合作、企业间员工流动等知识溢出途径所产生的影响。从影响程度看，企业知识吸收能力、企业间直接合作、企业间员工流动、政府公共平台的利用效率对企业成长的影响依次递减。 表9的各集群模型结果显示，模型整体拟合仍较为理想，值得注意的是不同于表5中各模型，除企业间非正式交流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外，政府公共平台的利用效率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同样不够显著。这说明企业未能充分有效地利用政府公共平台从而促进自身的创新发展。其余变量中企业知识吸收能力、企业间直接合作、企业间员工流动均通过0.01显著性水平检验且对企业创新绩效起着显著的正向效应，企业衍生则通过0.05显著性水平检验且呈现较为显著的负向效应。 五、基于本地知识溢出的产业集群升级的可能性路径 (一)知识溢出的源头上，应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强化人才支撑 自主创新已经成为产业集群进一步发展和实现转型升级的必然选择。集群及企业应充分重视创新，加大研发投入，与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开展合作，加强对产业重点技术的研究和突破，以掌握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从模仿他人产品生产向自主创新式生产转变，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积极探索企业间技术合作的新模式，联合进行技术攻关，运用先进的技术、工艺、设备进行技术改造，提升产业整体层次和竞争力；制定创新激励机制，营造企业技术创新的良好环境，通过资金投入、奖励政策等有效的激励手段推动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积极采用国际和国内先进标准进行生产，并参与国际、国家、行业标准制定或修订；强化自主品牌意识，制定实施品牌培育规划和积极的品牌激励政策，以培育中国名牌产品和中国驰名商标为目标，同时发挥品牌效应和优势，加快品牌的扩张和延伸。
(二)知识溢出的层次和水平上，应技术创新升级，加快研发自主化、高端化 集群及企业应探索社会化的专业技术人才评价体系，大力引进集群产业发展所必需的高级经营人才和工程技术人才，积极开辟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引进的绿色通道；完善人才柔性流动机制，鼓励各类创新型人才采取柔性流动的方式，到企事业单位从事科技合作、技术入股和投资兴办企业，以引进国内外智力资源；加大人才的培育力度，紧密结合市场需求，通过职业教育、技能培训、进修等方式加快培育企业急需的技术技能型、复合技能型人才；强化企业经营管理人才创新能力的培养，加快知识型企业家的培养；完善人才引进和激励机制，鼓励人才创新并加大要素分配力度，激发创新型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组织各类企业培训活动，提高员工整体从业素质，培育企业文化。通过以上措施来强化人才的支撑，从而提高企业的知识吸收能力，促进产业集群的成长和升级。
(三)知识溢出的机制对策上，应有效利用政府公共平台，实现政产学研合作 政府作为公共资源管理者，一要加快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政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促进产业集群内企业自主设计、自主创新。二要根据产业集群的特征，探索多形式、多层次的公共服务平台建设，重点支持研发中心、检测中心、信息中心等服务机构的发展，鼓励民营投资、产学研合作、科研院所集聚等多种方式和经济主体参与公共服务平台建设。三要建立健全产业集群内部的知识传播、分享机制，积极组织企业与相关国家级行业协会、科研院所等研究机构之间的联合技术创新与交流，加强企业经营管理者培训和职业技术培训基地建设，构建有效的科研信息交流和学习平台，鼓励和引导集群内企业与企业之间在关键的技术和工艺上进行创新合作，通过企业间技术转让交易平台而实现技术创新成果的扩散效应。四要对企业创新行为给予政策支持，采取有力措施加强对企业引进技术消化、吸收与创新成果的专利保护，在企业间普及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知识。 (四)知识溢出的空间结构上，应优化产业集群的空间布局 产业集群的空间布局应得到优化，进一步提升集群发展层次和集聚水平，尤其对于自身研发能力相对薄弱的中小企业，应缩短其与集群内知识溢出源之间的空间距离，从而实现其更快捷地分享集群先进知识和技能。同时，要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优化空间布局，把工业园区(开发区)建设与发展产业集群、城市建设相结合，统筹规划，使工业化、城市化、市场化互动发展、相得益彰。一方面要拓展空间规模，为产业发展提供空间需求，降低产业发展成本；另一方面要提升空间品味，为争取国家资源的更大支持创造条件。对新开发和拓展的产业园区，应明确其发展定位，深化园区集群培育和布局规划，为今后的发展留足空间，同时，按照产业集群和循环经济的理念，提升园区规划水平，合理优化空间布局。通过对各类工业园区(开发区)的高质量规划建设，使之成为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核心区。 感谢匿名评审人提出的修改建议，笔者已做了相应修改，本文文责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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