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国际化与信息经济刍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刍议论文,经济论文,化与论文,国际论文,信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提要 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经济文化，其精深的内在价值实质，只有在更广阔更远大的时空中才能得到合理的确认。中华民族走国际化之路必然导致信息经济的培育和发展，目前我国的信息国际化水平还相当低，在当今世界信息经济正以高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速度发展的形势下，我国信息经济国际化的过程是在与国外不断地进行双向运动中实现的。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国际化进程一开始就进行全方位地引进与输出的交替运动状态显然不现实，应分步实施。随着国内经济体制改革，信息直流现象的变革问题也日显重要。
一、历史：中国与外部世界交往中的信息层问题
历史上，中国打开国门，与外部世界交往及其对待外部世界的态度取决于这样几个动因：一是军事目的。两汉时期的西汉出使，并非为经济交换，也不是以文化交流为动因（当然，在实际效果上是起到了促进汉代中国与外界的文化交流的作用），而是为了抵御匈奴、保卫中原。晚清时期的“从东洋（留学）学西洋”，主要是为了“用夷技以制夷（反侵略）”，抗御外侮，而不是“师夷长技”来发展国民经济。他们的基本主张是，通过与外部世界的交换以强国，而强国首先是强兵，其后是强经济。二是文化交流。东晋的法显、唐代的唐僧以及其他知识探险者先后西行，留学天竺，还请来多位“客座”佛学大师，是以佛教或儒学的恢复活力和强化为中心的东西方文化汇流，而不是以经济、政治、技术的交汇与兼容为目的，实际效果上也没对经济政治产生什么太大的影响。三是为政制改革的需要。清末的维新运动是为模仿日本的“明治维新”，施行“君主——议会立宪”政制。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封建官僚办理工业，其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实际上是“封建为体，科技为用”，这不可能带动科技、信息、文化与经济的有机结合，也不可能带动中国经济的国际化、信息化成长。1949年以后，中国进入一个全新的时期，也是中国人民开始接受新的世界性严峻考验的非常时期：国内政治上，不甘灭亡的反动势力与逃亡海外的妄图反攻大陆力量遥相呼应，里攻外合，梦想颠覆新成立的共和国政权；国内经济上，由于连年战争的严重破坏和外国资本的大量撤走，我国经济处于极低水平的困难状态。1949年除如烧碱等极少数产品外，几乎所有工农业产品产量都低于解放前的最高水平，据估计，农业产值降低了两倍以上，工业产值降低了一半，交通运输能力也遭到严重破坏，包括上万公里铁路线路、3200多座桥梁（总延长155公里）和200多座遂道等等①；在国际环境方面，帝国主义国家狂妄叫嚣，掀起了一股又一股的排华反华浊浪，试图把中国这一社会主义的新生力量扼杀在摇篮中。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如果说，在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时期，“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那么，在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期的相当一段时间里，我们还得要复制苏联（老大哥）模式。这种模式在对外经济关系与经济流程上的显著特征是，信息封闭与行政统制为一体，它的中国复制，很快就暴露出出口信源单寡、决策专制、机制僵硬、运转不灵、活力不足、反应迟钝、动力欠缺、效率低下等的弊端同弱点，30多年的“机械复制”，我们终于在其问题的严重性与危害性上取得了基本上一致的认识；不改革没有动力，不开放没有出路，“深开放则兴，浅开放则衰”，我们终于在改革开放的现实进程中达成共识。
二、现实：开放、外向型经济素质提高与信息经济成长
历史反映出中国的开放性一面，然而我们并未能冷静地坐下来，对其作个透彻的系统的研究，史书上的思想并不能为当代的开放提供更多理论指导。而国外又走自己的对外开放之路。开放是多层面的，以经济上的对外开放为先导与主体，并为全方位开放奠定经济基础，这是我国对外开放的一个特色。经过80年代的实践探索我国已经形成了多层次、多渠道的对外开放格局，不仅沿海，而且沿边；不仅特区，而且沿海开放城市和各个经济技术开发区；不仅有对外贸易、利用外资和引进先进技术及管理经验，而且有对外劳务合作、国际旅游和对外交流。对外开放与大众传播媒介相一体，正使中国城乡与国际经济密切地联系起来，中国历史地选择了外向型经济这种大国经济国际化的独特方式。
新的经济开放使进出口贸易这些概念难以包涵迅速成长的对外经贸关系内容及其发展要求。为此，我国对外开放的理论“窗口”——《深圳特区报》于1985年在全国率先发起了题为“外向型经济”的讨论。此后，经过多种形式的持续探讨，不断深化，“外向型经济”作为一个概念和一种思想，开始逐渐为理论界和决策部门接受，并广为人们采用。外向型经济是一种以不断的对外经济技术交换和一系列结构变换的途径来使自身发展壮大的经济模式。它不仅是一个具有积极参与国际分工，较有效地利用国外资源、资金、信息、智力的经济结构，而且是一个以国外市场供求关系为运转机制的经济系统运行过程。
这一开放系统的存在与运转有赖于物质、动力与信息的不断交换，系统的水平高度显然取决于它们之间互相交换的有序状态和有序程度。因而，从规范理论意义上说，信息经济是外向型经济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子系统。它的存在状态与发展水平是外向型经济存在与发展高度的一个基本标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很快。外向型经济，显然不同于改革开放前的一般进出口贸易。它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同时是深化改革开放的参数条件和重要推动力。不论扩大的，还是高素质的，都需要有一定的外向性的经济势力：这或者是内部分离出来的，或者是从外部渗透进来的，也或者是内外在结合而成的。这种具有合法性的外向型经济的存在也必然会依据自己的势力变化提出深化改革开放的要求。加速外向型经济的发展，首先要正视其现阶段所面临着的主要问题：(1)从产业关联看，上下游产业吸收外资比重不协调，下游的过高，据统计，轻工、纺织、医药、电子、机械等下游加工业外商投资额占第二产业外资总额的3/4；而建材、冶金、电力、化工、石油等上游工业只占1/4。这种情况不仅加剧我国能源、原材料的“瓶颈效应”，而且有碍于外商投资产业的技术进步。(2)从技术构成看，劳动密集型项目多，技术资金密集型项目少，平均技术水平不高。材料表明，投资在100万美元以下的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绝大多数为资金密集型；在投资100万美元以上的工业项目中，轻纺工业等劳动密集型项目占60%；电子工业项目中，约70%为产品组装型，也属劳动密集型；从其他工业部门的内部结构看，相当多的项目加工深度低，产品层次不高。(3)规模结构不理想，外商投资项目及其企业组织规模偏小。1990年批准的三资企业平均协议外资金额只有90万美元，事实上，外商实际出资额更小。(4)从发展的有序性要求说，外商投资分散，重点不突出，且与我国地区产业结构趋同现象相重叠。
我国外向型经济实际上是从合资合作起步的，互利互补，比喻来说有点“瞎子与跛子联袂”味道。中方拓展海外市场，首先是缺乏市场信息与市场渠道，好象个“瞎子”；而港澳资本要拓展海外市场，最大的不足是资源贫乏和科技力量较弱；外国资本要占领中国大陆的博大市场，主要障碍在于关税或非关税贸易壁垒，法制环境与对当地各种信息不详，这些是推动合资合作的基础。这些问题的形成与出现，很大程度上与我国缺乏对信息资源开发、信息产业成长不足、信息环境较差，从而投资经营信息引导不当或缺乏信息引导有关。也许正因此，下一轮的外向型经济的进步，必须从其本身的实质性问题出发，优化发展外向型经济，这也就同时向我国信息经济提出了与之相适应的同步成长的要求。
冷战结束后，世界经济力量急剧变化，各种经济势力重新分化，重新组合，世界范围内的信息经济技术革命日益深化。与此相适应，国际市场中信息含量在不断升级，以至我们不得不承认，国际市场的竞争实质上是科技的竞争、人才的竞争，信息智能上的竞争，而且有愈演愈烈，继续加码的趋势。为此，要深化发展外向型经济就必须正视这一国际新特点，端正我们原先的思路，把我国欠发达的信息经济的改造放在应有的战略地位上，加速信息经济的成长与进步。
三、面向21世纪：中华民族经济国际化与信息的国际经济化要求
中华民族经济的国际化势必随着现代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开放的深化而提上议事日程。因为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经济文化，其所隐涵的博大精深的内在价值实质，只有在更为广阔更为远大的时空中才能得到合理的确认。如天地人合一、整体协调这种中国传统的经济文化精髓必需在国际经济中、在全球社会经济文化一体化进程中，才有更大的用武之地，也才能使其内在价值得到真正的实现，才能得到不断的增强、充实、提高和发展。
中华民族必须国际化，中华民族必然会国际化。历经近两个世纪的衰落后，中华民族必然会在国际经济技术文化一体化的舞台上找到它失落的深层原因，从而在经过一定的痛苦的代价反思后在国际的时空中振兴。这个转折点会发生在21世纪前期。21世纪是中华民族国际化的时代，是中华民族在国际化过程中创新、进取的时代。当然，中华民族的崛起得首先从经济的国际化创新与进取中做起。
然而，这种中华民族的国际化，从它的内源与时代性要求来说，则具有双重性使命和双向性运动特征。它不仅仅是以经济成长为中心，提高出口比重，增强国际经济实力，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经济国际化，而且是社会信息文化的智能国际化；它不仅仅要扩大对“外源因素的内联引进”，而且要增强“内在因素的外向拓展”，两者相统一，相协调。
这样，中华民族的国际化之路就使信息经济的培育与发展不可少，更不可缺。因为当代国际信息经济的高速发展已渐成大势；因为我国经济文化的外引内联，民族经济文化国际化的目标取向、路径选择、方式方法、具体策略与步骤、措施落实等等都需要有比较完备、比较科学的信息组合与导向，而信息的完备、综合及其不可缺的信息体系建设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经济繁荣基础上，其中重要的是信息经济的建设与发展，而现实是目前我国的信息国际化水平还相当低。比如在科技信息的国际化方面，如果按国际上平均水平要求，每个博士生导师每年在国际权威杂志发表2.7篇论文的话，我国科研系统现有的1012个博士生导师每年至少要发表2734篇论文，但实际上只有701篇，每人每年平均不到0.7篇；据中国科协1986年统计，目前世界上可以统计的学科有2400多种，而我国则不超500种；我国全国性学会国内组织的学术交流会议2333次，提交论文116767篇，但国内组织的国际会议则只有466次，提交论文7810篇，以此数字估算的国际文献与国内文献比例是1:15，而人口才1000万的匈牙利这个比例在1973年则为1:1.7；据调查，美国费城情报所SCI数据库所收全世界权威性杂志近4000种，中国杂志仅有13种被收入；全世界目前有1800多个机读文献数据库，中国至今尚属罕见；中国创办的外文科技刊物至1988年不过20种左右，而匈牙利就已有54种；我国高等院校系统的科学家的国际出访率还不够5%。②以上种种信息状态就说明了我国信息的国际经济化和经济的国际信息化这“两化”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四、势态：世界信息经济的加速发展与中国信息经济的国际化进程
中国经济的国际化发展面临着种种的困难与挑战，首先是世界信息经济加速发展趋势及其所带来的一系列非常规经济现象。据日本一些经济学家的看法，现在世界上，金融垄断的力量正在消退，代之而起的是信息垄断或人才垄断。
在日本，信息经济的“发动机”是对外贸易的迅速增大。1965年（即昭和40年代，1926年为昭和1年）起日本的对外贸易黑字大幅度攀升；70年代，黑字贸易并没有因先后两次世界性石油危机而减少，反而出现了进一步扩大的倾向，直到80年代对外贸易的持续不平衡引发了1985年秋以来的日元急剧升值。在日本这样一个以庞大的出口来维持供求平衡的国家，无论是扩大进口，或是缩减出口，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上述问题。因为缩减出口的结果势必使外贸不平衡转向内贸不均衡。取消进口限制，促使各企业的管理进一步合理化，把价格降低到可以维持经营的程度，也解决不了上述的难题。而只能是把着眼点放在较长一段时间内的经济结构整体性改革上，方向是加速信息经济的发展。因为日本的“经济大国”实质上是“工业大国”，农业生产力较低，缺乏国际竞争力，需要有信息产业来充实。流通行业与服务行业的高效率也并不是那么理想，日本人均GNP居世界第一，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以工业的国际竞争能力所决定的汇兑率进行换算的结果③。现代信息技术更新速度日益加快，对信息经济尤其信息服务业发展起了重要的加速推动作用。
在世界上，美国的信息经济起步最早。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抓住世界经济复兴，各国技术设备大规模更新的机遇，利用其资金、科技、人才的优势，大力开拓现代信息技术的基础研究和新产品的应用开发，尤其在计算机工业方面，进展显著，50－60年代一直处于世界信息经济的领先地位。尽管自7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的世界信息经济霸主地位遇到了来自日本、西欧国家、东欧国家的“科技与贸易立国”、“联合发展战略”、“赶超战略”的强烈对抗，但发展水平仍属世界最高的。近些年来，美国信息产业产值的年均增长率是传统产业的3～5倍，目前全美信息产业的年产值已达3000亿美元。80年代初期的调研材料表明，全美600人以上的企业80%都设有信息中心。目前美国80%多的大企业都同咨询部门建有合作关系。1987年，信息经济部门的从业人员加上服务业人员达到全美劳动力总数的67%，现在估计已升至75%。
从发达国家近20年来的经济事实，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世界信息经济正以高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的速度加速发展，世界经济结构在继续着向信息经济倾斜，一个将以信息经济为主导的世界经济转换新格局正在形成，一个全球经济的新时代即将到来。在这样一个大趋势条件下，我国外向型经济的深化与拓展，中华民族经济的国际化与全球化，没有信息经济的加速发展和国际化推动，没有信息文化意识的觉悟和信息经济新体系的建树，显然是没有意义的。
中国的信息经济国际化有一个过程，这一过程是在中国与国外不断的双向运动中进步的，也是在持续的引进与输出的交换更替中实现的。但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国际化进程的一开始就全方位地进入引进与输出的交替运动状态，显然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能的，而应是有重点的分步实施，而且在引进方面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时间也特别的长。中国信息经济国际化的必然性进程是要有重点分阶段的，是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社会地规定着其特定内涵的，而且是与物能经济国际化发展的规定性相联系又相区别的。
这一进程如果是从邓小平南巡讲话算起的话，那么到21世纪初，我国信息经济国际化的工作重点应是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因为在发达国家信息经济的技术水平都比较高的国际环境条件下，我们没有一定的信息设施，国际的信息和信息技术是无法导入的，我们是引进不了的。更为要紧的是，没有一些可以同国外信息技术装置对接的基本条件，我们也就不能接收、消化、兼容国外先进信息乃至人类一切文化精华。同时，一个缺乏多样性发展环境的，对外人没有吸引力，不具聚合力的国家，要实现真正的信息经济国际化是根本不可能的，也是不可思议的。如果说头10年主要地表现为被动地引进，大力投资于信息基础设施，“筑巢引凤”的话，那么，第二个10年则应主要地采取主动地引进的方略，到第三个10年势必进入重在信息产品及信息技术的输出发展阶段。当然这里的划分仅仅是为方便研究起见。
五、方略：变信息直流为信息交流
始自70年代末的体制改革实质是利益关系格局的重新调整与配置，从理顺分配关系入手，通过“放权让利”释放被传统体制长期压抑的各经济主体的自主能力。然而，必须清楚，这种利益关系调整仅仅是物质方面的，而不包括信息（文化）方面，人们尚未能得到信息管理体制改革、信息资源共享的实惠与好处，民族的信息意识远未能形成。随着现代市场经济取向改革开放的深化，信息利益关系调整问题将日显重要，信息直流现象变革问题日显突出。
在传统的产品经济统制体制下，为有利于全国统一管制和社会平静的需要，信息基本上全归中央统制。国家要发布什么信息，信息传递到哪一个级别，什么时候发布，什么时间下级应做出什么样的的信息反馈，统一由中央划定。中央管辖下的地方的发明创新、新生事件、新兴产业等，实际上只有进入中央并经获准才能给予公共媒介渠道，允许传播出去。这种高度集权的信息管理体制下的信息流通，也就必然造成信息只由中央单方面向地方传递，而地方之间缺乏必要的交流的信息直流现象。这种现象所引发出来的负作用是：(1)处在中央或其他重要地位的人常常陷入信息总量过度集中而信息结构不足的两难矛盾与困境中；(2)由于信息由国家严格要求与管制，致使许多极有商业价值的信息的时效与机会率不得不大打折扣，甚至于造成不应有的经济损失和社会损伤；(3)信息的单向流通，从而不利于国民经济发展的区域布局与宏观战略实现；(4)高度集权的结果只是使国民经济中大量数据仅具有统计意义，而不能促使新的设计思想产生；(5)近几年开始重视建设起来的信息网仅具单向度传递作用而缺乏交汇功能；(6)客观上为官僚主义提供滋长的土壤与温床，使许多完全可以尽快得到解决的问题常常被束之高阁，有些必要的信息很难传到地方去为社会共享。
中央集中了信息的发送功能，各级地方只有接受中央发出的信息的功能而没有将其地方信息发向全国的传播功能。这是我国国民经济信息化程度难以提高的一个重要原因。体制改革，就是要从根本上打破这种不利于增强地方活力和创新机能的管理体制。就是要建立起确保信息、知识和人才的价值逐步得到社会实现和社会共认，促进它们的价值升值的健全的运行机制，造成信息市场乃至整个信息经济大发展及其比较完备的信息经济机制体系。
为此，解决问题的思路是首先培育起地方的发送信息机能、习惯与能力，以使其能够作到相互交流。其次是形成人－机－信息聚合点，实施社会多层面信息对流或交流。再者就是体制改革，从根本上改信息直流为信息交流。此外，信息及信息技术的全面渗透使人际或组织间在信息传递方面成为零时间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地方与中央间的信息网络的密度提高，我们务必抓住机遇，富有特色地开发地方的智慧。中国信息经济的成长及其发展问题的解决，需要内因与外因有机结合。但不论内因，还是外因，都可能在一定条件下成为中国信息经济运动的主导方面，问题是成为所谓“主导方面”的因素必须并在一定程度上与系统总体目标一致。
注释：
① 熊映梧主编：《当代中国社会生产力考察》，1991年。
② 赵红洲：《论科学的国际性》，《新华文摘》，1988年第4期。
③ ［日］竹下登著：《我的故土创生论——新问题与新对策》；徐甲申、陈确合译，大连出版社，198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