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赶超思想与大跃进运动的关系——兼与吴海红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跃进论文,思想论文,关系论文,吴海红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6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8(2002)06-0038-05
吴海红的《毛泽东“赶超”思想再认识》（载《党史研究与教学》2001年第2期，以下简称“吴文”）一文，就“赶超”思想的分期和“赶超”思想与大跃进运动的关系两个问题，对我们发表的《五十年代毛泽东“赶超”思想研究的几个问题》（载《党史研究与教学》2000年第2期，以下简称“齐文”）一文提出了不同看法。吴文中有的看法确有见地，对我们很有启发。但总体上我们不能同意吴文的观点。关于分期问题不拟在此讨论，已有另文研究。关于后一个问题，既涉及到对“赶超”思想的评价，还涉及到大跃进运动发起的原因，值得加以讨论，并期盼同仁加入我们之间的争辩，以深化对此问题的认识。
一、大跃进运动与赶超思想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
吴文认为我们提出的“赶超”思想与大跃进运动“并不存在因果关系”，两者之间“只是偶合连带关系”的看法，“割裂了大跃进实践中赶超思想与它的双重互动关系”。是不是这样呢？
有必要把我们的基本观点概述一下。我们认为，毛泽东提出的赶超思想与大跃进运动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但这种联系决不是内在的必然的联系，构不成前因后果的“连式”关联，所以我们用了“偶合连带”来表述。下面结合吴文提出的质疑作进一步的阐述。
我们并没有象吴文所说的“将赶超思想与大跃进运动当作毫不相干的两个问题”那样的意思。“赶超”思想与大跃进运动的联系当然是很明显的。这种联系直接表现在1957年11月，毛泽东提出用15年的时间在钢产量和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英国，而大跃进运动给人印象最深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全民大炼钢铁。从这个角度看，大跃进运动可以说是“赶超”思想付诸实践的体现。但是，这样的联系不能视为因果关系。
首先，大跃进运动是一次全面的经济建设冒进运动，决不能将它仅仅局限于大炼钢铁一项内容上。1958年2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明确提出国民经济全面大跃进的号召：“我们国家现在正面临着一个全面大跃进的新形势，工业建设和工业生产要大跃进，农业生产要大跃进，文教卫生事业也要大跃进。”此时，“十五年赶超英国”已经提出。这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是工业大跃进运动正式开始的标志，在此会议上，刘少奇在报告中说得很清楚：“要大大地提高我国的劳动生产率，使我国工业在15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使我国农业在提前完成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基础上，迅速地超过资本主义国家；使我国科学和技术在实现12年科学发展规划的基础上，尽快地赶上世界上最先进的水平。”（注：刘少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出版，第305页。）显然，这里刘少奇说的“赶超”意思是广泛的，并没有把赶超问题只局限在钢产量的赶超上。因此，如果我们仅仅以后来全民炼钢的大跃进运动失败来思考赶超问题，甚至得出一种内在联系的看法是不妥当的。
其次，我们在文章中说：“决不是因为要赶超英国才发动了大跃进，更不是因为大跃进才有赶超思想”。这句话看来后一层意思没有分歧，因为毛泽东的“赶超”思想早在1955年底就已提出。前一层意思可能会有不同看法。吴文虽然没有直接这样说，但观点是很清楚的。如认为“尤其是‘十五年赶上英国’作为口号在全国上下宣传以后，加上当时批评‘反冒进’的政治空气，两相结合‘大跃进’运动便自然产生了。”这里，吴文事实上把“十五年赶上英国”突出地当作大跃进运动发生的前提。这是我们的分歧所在。齐文已经指出，从时间上来看，大跃进运动的发起早于“十五年赶超英国”口号的提出。1957年9、10月间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不仅揭开了批评反冒进的序幕，同时也揭开了发动农业大跃进的序幕。这除了批评反冒进本身就奠定了大跃进的思想基础之外，还因为全会基本通过了《一九五六年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后简称四十条或农业发展纲要）；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要求5年内粮食产量按全国人口平均每人达到2000斤，半个世纪内做到亩产2000斤。修改后的纲要，于1957年10月25日公开发表。10月27日，《人民日报》又发表题为《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的社论，指出：“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内容是极其丰富的……要求有关农业和农村的各方面工作在12年内按照必要和可能，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10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水利建设要有愚公移山的毅力》的文章，指出河南水利建设的巨大成就，“不是冒进，而是跃进。”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新高潮》的社论。社论说：“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有条件也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跃进。这是符合客观规律的。”由此可见，在毛泽东于莫斯科提出“十五年赶超英国”之前，国内大跃进的号角早就已经吹响。把赶超思想当作大跃进运动的引发因素的看法不能成立。
此外，由于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在经济落后国家首先建立起来的，赶超西方发达国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曾经是普遍的潮流。毛泽东提出“十五年赶上和超过英国”受国际潮流的影响十分明显。但是，为什么惟独中国搞了大跃进运动，其他国家虽然也有这样那样的事物，但却没有发生象大跃进这样的情况呢？
总之，我们认为，赶超思想和大跃进运动虽然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存在一定的联系，但不能视为一种因果关系，因而不能作为以此论彼的标准或依据。大跃进运动只是50年代赶超思想实践过程中的一个短暂的阶段，我们决不能简单地以大跃进运动的失败作为否定赶超思想的依据。
二、能不能说“赶超”思想与大跃进运动是一种“双重互动关系”
吴文提出了“双重互动关系”的说法，即赶超时间一次次缩短“使得大跃进运动不断升级”，大跃进运动的高涨“又影响着赶越思想越来越远离现实”。这个立论于思想和实践之间作用和反作用关系的看法，其实并不符合历史事实。我们不能赞同这一“双重互动关系”的说法。
其一，自1957年11月毛泽东提出“十五年赶超英国”后，赶超时间表确实一再被修改。最短的说法是2、3年就超过英国。这是毛泽东在1958年薄一波呈送的《汇报提纲》上所作的批示，当然反映了毛泽东的盲目乐观和急躁冒进情绪达到极致。但它不是中央的正式决定，也没有对外宣传。事实上，从当时一再提高钢产量指标的过程来看，并不是以多少年赶上英国作为动力的。因此，不能视为促使大跃进运动“升级”的依据。
其二，工业大跃进运动正式发动的标志是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后来的全民大炼钢铁就肇因于此。这次会议提出到1960年钢产量达到3000万吨，但到6月份又被提高到6000万吨。1958年的指标，八大二次会议议定的是1000万吨，后毛泽东建议，1957年为535万吨，今年可不可以翻一番。于是，最后公布的是1070万吨。其实，当时党中央领导人头脑发热表现在各方面，大幅度地提高指标并不局限在钢产量，农业产量的指标也直线上升。而且，促使工业冒进的出现很大程度是受农业冒进的影响。“以钢为纲”的提出，就是直接从“以粮为纲”翻版过来的。薄一波回忆，1958年6月18日，毛泽东与他谈话时说，现在农业已经有了办法了，叫做“以粮为钢，全面发展”，你工业怎么办？薄回答说，工业就“以钢为纲，带动一切”吧！毛泽东回答说，对，就这么办（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出版，第698～699页。）。因此，如果说只是因为确定了钢产量的高指标就发生了全民大炼钢铁，似乎太简单。农业也是高指标，也是“以粮为纲”，为什么没有搞全民大种粮食？问题出在当确定1958年完成1070吨钢时，时间已经过半。当年7月底的统计仅只达到380万吨。也就是说1070万吨的指标还有三分之二的任务要在5个月里完成。这样，毛泽东以及其他领导人发急了，8月中旬召开北戴河会议，研究采取紧急措施，确保完成任务。全民大炼钢铁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是硬着头皮，有点赶鸭子上架的味道（陈云在北戴河会议上发言提到，1958年要完成1100万吨钢已经传到国外。邓小平还插话说，给赫鲁晓夫打了保票的）。这些情况也说明，大跃进运动的失衡或失控，导致“千军万马”忙炼钢，并非与“十五年赶上英国”直接有关。
其三，大跃进运动的高潮实际仅仅维持了几个月。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就开始降温。毛泽东甚至以“右倾”自嘲，主张放慢一点速度，认为不要急着去赶超美国，只赶英国就可以了。此后的一系列会议上，毛泽东虽然没有完全放弃赶超的目标，也没有真正摆脱急躁冒进的“左”倾思想，但至少在庐山会议之前，较之大跃进时期毕竟头脑冷静了许多。所以，不是大跃进运动的“升级”促使赶超思想“远离现实”，事实恰恰相反，大跃进高潮暴露出来的问题倒是促成放慢速度主张的提出，赶超思想上离现实近了一步。
三、大跃进运动的失败与评价“赶超”思想的关系
我们在文章中对50年代毛泽东的“赶超”作了否定的评价，主要理由是，当时的“赶超”思想是党的急躁冒进的“左”倾思想的表现。大跃进的失败固然证明了“赶超”思想的挫折，但这只是一方面原因，甚至不能作为否定“赶超”思想的主要原因。我们注意到，吴文提出了两点看法。一是毛泽东以及党的领导人是在总结了大跃进运动的教训之后才停止了“赶超”的冒进思想；二是大跃进运动结束后，毛泽东的“赶超”思想“复于正常”。这样的看法我们认为也不符合历史事实。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确实很快就发现了大跃进运动出现的问题。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起，党中央开始纠正“左”倾错误。一直到1959年7月中旬，纠“左”的进程延续了近9个月。庐山会议爆发的争论，实际是党内对纠正“左”倾错误认识分歧的一次碰撞。毛泽东虽然在此纠“左”的进程中，头脑冷却过一段时间，也认识到出现的问题，但始终停留在就事论事的程度上，并未将这些问题上升到“左”倾思想的高度来认识。所以，当以彭德怀为代表的党内领导人力求从“左”倾思想的根源上去认识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其他错误时，毛泽东就难以容忍了。庐山会议上的斗争成了党内认识分歧白热化的界碑。此后，在反对党内右倾机会主义的警觉下，要想认真地、正确地总结大跃进运动的教训事实上是很困难的。值得指出的是，大跃进运动实际是两次，庐山会议后又掀起第二次大跃进。而毛泽东对大跃进运动的反思主要是在第一次郑州会议至庐山会议期间。从实际情况来看，毛泽东始终是在肯定大跃进运动的前提下来总结教训的，因而，很难说这样的总结是彻底的。第二次大跃进遭到挫折后，党内又一次痛省“左”倾错误的教训，1962年党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实际可以说是继1958年的第二次纠“左”。党中央很多主要领导同志包括毛泽东，都对工作上的失误有了觉悟，毛泽东也作了自我批评。但史料表明，“七千人大会”仍然没有从思想上解决问题，对大跃进运动等事情的看法中央领导层并没有统一。毛泽东的认识还只停留在第一次纠“左”的程度上。所以，吴文认为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通过总结大跃进运动的教训才停止“赶超”冒进思想，不仅说不通，而且也实际上将大跃进运动直接与“赶超”思想相联系，以前者的失败来否定后者，这是我们不能同意的。
另外一个问题，“赶超”思想是否有一个“复于正常”的问题。我们认为不宜这样去分析。恐怕这里要区分以下两个概念，一是“赶超”的愿望，一是“赶超”的思想。两者当然是联系在一起的。愿望是思想产生的源点，思想是愿望的表达形式，两者都是实践的反映。作为一种愿望，它是在鸦片战争后中国落后挨打和社会主义建立基础薄弱两方面的事实上产生的。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赶超”的愿望是必须加以充分肯定的。否定的东西是要想在不太现实的较短时间限定里实现“赶超”的目标。而这恰恰就是50年代毛泽东的“赶超”思想错误的症结所在。在我们看来，从1955年毛泽东最早提出“赶超”思想，到1957年提出“十五年赶超英美”，到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再到60年代初中止“赶超”思想，是“赶超”思想的一个过程性的发展，应该将它看作一个整体。因此，要否定的不只是“十五年赶超英美”的口号，而是作为整体的“赶超”思想。至于“赶超”愿望，不仅毛泽东始终没有放弃过，事实上也是后来的第二代、第三代领导集体所共有的。如果这样的分析可以成立，那么，吴文以“正常”、“不正常”来分析“赶超”思想，特别是用此来划分阶段，是不恰当的。
四、赶超思想和大跃进运动的错误根子是什么
辨析赶超思想和大跃进运动的关系，实质问题是怎样来看产生这些错误的根子。如果认为是“赶超英美”的思想引发了大跃进运动，那么，大跃进运动的发生就完全是偶然的。我们认为，赶超思想在当时提出，大跃进运动在当时发生，都具有必然性，它们都是1956年后党中央主要领导急躁冒进情绪支配下作出的错误决策，总根子就在于已经滋生起来的“左”倾指导思想。
众所周知，中共八大在经济建设方面，确立了既反冒进又反保守，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但是，这个方针不久就放弃了。从1957年9月起，毛泽东开始批“反冒进”，八届三中全会是个开端。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反“反冒进”斗争达到高潮，而赶超思想和大跃进运动正是在此期间形成和发生，与“左”倾指导思想的内在联系是十分清楚的。
有史料可以说明，大跃进运动的发生与其说与赶超思想有关，还不如说与反“反冒进”思想有关。1957年4月，毛泽东在听取叶飞的工作汇报时说：反冒进的人强调稳妥。我们这样大的国家，老是稳慢就会出大祸。对反冒进的人，办法就是到了一定的时候，提出新的口号，使他们无法稳。“冒进”是他们反对“跃进”的口号，我们要用“跃进”“代替”“冒进”，使他们不好反对。这就很可以说明，大跃进名词的由来也直接与反“反冒进”有关。
其实，早在1955年下半年毛泽东就有了大跃进思想的萌芽。在这一年7月和10月举行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和中共七届六中会议上，毛泽东对邓子恢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了严厉批判，人为地掀起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在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完成的情况下，毛泽东又进一步认为，中国工业化的规模和速度，科学、文化、教育、卫生等项事业的发展规模和速度，都应当适当地扩大和加快，在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各个方面，也应当批判和克服“右倾保守思想”。在有关八大的准备工作中，毛泽东提出，八大的“中心思想是要讲反对右倾思想，反对保守主义”。指出现在的问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因此农业和农业以外的各项工作都必须迅速发展，以适应社会主义革命高潮的新形势。从1955年第四季度开始，我国经济建设，出现了一股层层抬高数量指标和忽视综合平衡的冒进势头。1956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明确提出了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要求。在批判“右倾保守”，“提前实现工业化”的口号激励下，国务院各部纷纷修改长期计划指标，把15年远景设想和《农业四十条》中规定12年或8年的任务，提前在5年甚至3年内完成。基本建设项目也随之纷纷上马，“各方面千军万马，奔腾而来”，出现了急躁冒进错误。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次冒进是“大跃进”运动的前奏。
同样，赶超思想表现出要在短时间赶上和超过西方发达国家，根子正在于急躁冒进的“左”倾指导思想。据吴冷西回忆，在1964年因中苏关系而举行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时，当谈到赫鲁晓夫准备在15年内，在经济上赶上美国的事情，“大家都笑了。大家回忆起我们在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也犯过类似的错误”，大家认为“我们和赫鲁晓夫犯的毛病当然不完全一样，但是急于求成这一点是类似的。”（注：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年至1966年中苏关系回忆录》（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834～835页。）
总之，大跃进运动和“十五年赶上英国”是当时急于求成的“左”倾指导思想的“孪生子”，是并列的两个错误。即使没有赶超思想，在当时“左”倾指导思想的影响下，大跃进运动的发起也是不可避免的。同样，即使不发生大跃进运动，在“左”倾指导思想影响下，也会发生其他形式的错误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