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角度看当代日本外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角度看论文,外交论文,当代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人类社会跨入新的千年，国际关系也变得愈加错综复杂。在国家与国家、国家与国家集团之间关系的调整过程中，综合国力的竞争日趋激烈。综合国力是主权国家赖以生存和发展、包含物质和精神两种力量在内的全部实力及国际影响力。经济实力和国防实力无疑是综合国力的重要内容，而文化实力也是其显著标志。在国际关系的转换中，作为“软国力”的文化实力的作用不断上升，影响日益加强。正如王缉思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的：“外交行为受领导人思想意识的支配，而领导人的外交思想不仅是在对外部环境长期做出反映的基础上形成的，也是本国家、本民族的政治文化、观念形态的反映。国际政治包含着不同国家利益的协调和冲突，也充满着不同思想原则的相互撞击。因此，研究一个国家特别是大国的外交政策，必须联系该国的政治传统、价值观念，以至于从广义上的文化来进行考察。”(注：王缉思.美国外交思想传统与对华政策[J].美国研究参考资料，1989，(3)：1.)一般情况下，提起“外交”，自然联想到安全保障、贸易等，而“文化”给人的印象是其他性质的东西，可以指艺术、学问等精神层面，也包括人们的生活方式或态度等，偏离这些谈及其与国家的防卫及经济制度等之间的关系，可能许多人会存有疑问。而实际上外交、国际关系与文化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不管哪个国家的人们都拥有本国共通的历史、相同的价值观，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国家本身也是文化的组织，与之相关联的外交关系，当然存在文化方面的因素，可以说文化因素是外交的基础之一。约瑟夫·奈的观点认为国际政治中力量的最基本因素在于软力量，考虑到这一点，那么国际社会中文化所包含的意义会愈来愈重要。(注：[日]入江昭と文化外交[Z].武者小路公秀编著.日本外交の课题とお选择[M].大阪经济法科大学出版社，1996.)
国家的对外关系是社会正常运行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理论上讲，符合民族或国家文化价值观的对外政策能体现出民族国家对整体利益的追求。日本外交在战后有许多使人费解的地方：日本人对美军占领后的平静态度；经济腾飞后，一方面与美国在经济上拼命抗争，另一方面又在国家关系上与美国保持基轴关系；二战中明明侵略了别国，却长期对此遮遮掩掩。这无疑与日本的文化模式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日本文化模式的价值精神赋予了日本特定的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日本文化中存在着许多优秀的成份，也包含着许多消极的因素，他们共同影响着日本的外交。为什么会影响?怎样影响?需要分析和探讨。
当然国家之间的关系不能完全用“文化理解”来处理，每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首先是考虑自身的利益和安全，超越自己的利益是困难的。然而一个国家在制定外交政策以及采取具体外交行动的时候，与该民族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文化心理以及国民性有密切关系。研究这个方面，有助于消除国与国之间因文化差异带来的构成建立建设性关系障碍的偏见和误解，有助于把握一个国家的外交以及国际关系的走势并在此基础上做出中长期的预测。日本文化有其明显的特质，从而影响了其对外关系，把握了这一点，有利于分析日本的外交实质和发展趋向。
二
现代意义上的“文化”概念，是从18世纪以后形成的，从那时至今，学者们赋予它的定义不下200多种。时下汉语中的“文化”一词，也是从西方近代学术中重新翻译过来的。在我国论者中，较为有影响的“文化”定义出自1980年版的《辞海》。它认为：“文化从广义来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包括政治、法律、道德、艺术、宗教、科学等观点、思想及其相应的制度。”无论从哪种角度看，文化都不是静态的实体，而是动态的过程。本文在论述日本文化与当代外交的关系时，采用比较广泛的概念，即包括哲学、宗教、意识形态、社会价值观在内的广义上的文化。
日本文化是日本民族在特定的自然、社会环境中创造性活动及其产物的总和，在对日本文化的众多概括中，“菊花”与“刀”并存特征的概括较接近日本文化的实际。“菊花”本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家文化的象征。本尼迪克特在以此对日本文化命名时，似乎并未从这种含义出发，而是以“菊花”和“刀”来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亦即日本文化的双重性。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懦怯；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金克木先生在读到此书时说到“文化就是国情，就是国民性，日本文化就是日本人，研究一国不仅要找寻决定性的物质因素，而且要探讨起重要作用的精神因素”。(注：金克木.记《菊花与刀》——兼谈比较文化和比较哲学[J].读书，1981，(6).)具体考察日本文化，除可以总结日本文化的一般性之外(即吸收性、对传统的保守性、混杂性)，更有价值的是集中在它的特殊性方面：安定封闭的岛国文化。在长期安定和相对封闭的环境里，日本人养成了一种特殊的民族意识，在他们的观念和感情中，异民族与日本民族有着鲜明的分界线，自然形成本民族的亲和感与凝聚力、对外民族“内外有别”的心理以及民族本位意识或孤独意识；纵式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它根源于日本传统的家族主义、家庭本位观念，它加强了集团内部的向心力、轻思辨重实用的文化心理、无常观与求新精神、无常的生活观念，造成了日本人高度的应变能力，进一步又形成了他们自我否定精神和求新的欲望、忠君爱国传统与民族凝聚力等。
当代日本外交，是日本由战败投降走向经济复兴，由冷落于世界外交舞台而又重新加入国际社会并一展身手的全过程。在发动一场激起众怒的不义战争遭惨败后，力图从废墟中重新振作窥视转机；在选择余地不大的战后世界格局中，力图做出有利于自身的选择；在被动而孤立的国际环境下，为追求自身国益而使尽了浑身解数；在从属于他国的小伙计地位上坚持不懈地追求着“自主”、“平等”；在处处受到限制的国际舞台之上，步步为营地拓展外交活动的空间。占领下忍辱负重；独立后韬光养晦；被动中寻找主动；失去后谋求复得；低姿态却有所固执；“小战略”为不乱大谋；曾弱小却胸怀追赶志；缺理念而精于算计。就这样，战后日本外交走过了整整半个多世纪的曲折历程。日本文化对之外交演变的影响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其中基本价值观和对外意识的影响值得探讨。
三
(一)“无常观”、“求新”精神的深刻影响
“无常”一词本出于中国古典和佛经中。《荀子·修身》有“趣舍无定谓之无常”，《国语·晋法》有“国乱民扰，大夫无常”，佛教中的“无常”谓世间一切之法，生灭成坏，刹那不住，《涅磐经》有“是身无常，念念不住，犹如电光暴水幻炎”，《六祖坛经》曰：“生死事大，无常迅速”。但这个词用得最普遍的还是在日本，它经常出现在日本的文艺作品如连歌、俳谐之中，渗透在人们心灵的深处。日本人对无常的理解固然有佛教和中国古典的意义，但并不限于这样的意义。日本人在消极中求积极，在变化无定中求创新。佛教是用它否定现世、追求来世。日本人则用它否定现世的过去、肯定现世的未来。中国、印度有关于无常的理论，日本则重视无常的实践活动。一方面总结现实世界盛衰成败变化的教训，以期认识新的时代和力量；另一方面把佛教消极的无常观转向积极的辨证观。
在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的战后初期，百废待兴，美国占领当局在日本迅速实施了一系列使日本非军国主义化的措施，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推行了一系列改革，给战后日本社会带来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美国占领日本之初，许多人担心日本人也许会采取倨傲和敌对态度，一个怒目而视、伺机报复的民族将消极抵制一切和平计划。后来证明这些担忧并未成为事实。其原因主要在于日本特殊的文化，而不在于有关战败民族和战败国的政治、经济等一般真理。也许没有一个民族能够像日本这样顺利地接受这种信义的政策。日本人固有的“无常观”、“求新”精神使日本人毫无顾虑、毫不犹豫地否定自己的过去，自我否定中蕴涵着强烈的求新欲望。自我否定和求新精神，使日本人能够全面吸收外来先进文化。日本赖以重新建设一个和平国家的真正力量在于日本人敢于承认他们过去的行动方针“失败了”，从而把精力转向另一方面。日本人有一种善变的伦理，他们曾试图通过战争赢得它在世界上的“适当地位”，结果失败了。于是，他们就可以抛弃这种方针，因为他们以往所接受的训练使他们能够改变方向。怀抱更加绝对性伦理观的民族总是相信自己是在为原则而战，他们在向胜利者投降时会说：“我们失败了，正义也就不存在了。”他们的自尊心要求继续努力使“正义”在下次获胜，或者，他们承认自己犯了罪，进行忏悔。日本人则不是这样。投降后的第5天，当时美军尚无一兵一卒登陆，东京的《每日新闻》即已著文评论战败及其所带来的政治变化。评论说：“这对最终解救日本是大有好处的”。这篇社论强调每个人都必须不忘日本彻底地失败了，既然企图单凭武力来建设日本的努力已彻底失败，今后就必须走和平国家的道路。另一家东京大报《朝日新闻》，也在同一星期发表文章，认为日本近年来“过分相信军事力量”是日本国内外政策中的“重大错误”，说“过去的态度使我们几乎一无所获而损失惨重，我们必须抛弃它，采取扎根于国际协调与爱好和平的新态度”。西方人认为这种转变是原则性的转变，因而心怀疑虑。但这却是日本人为人处世的方法，在人际关系上是这样，在国际关系上也是这样。日本人采取某种行动方针而未能达到其目标时，便认为是犯了“错误”。如果失败，他们就把它作为失败的方针而予以抛弃，因为他们没有必要固守失败的方针。20世纪30年代，他们普遍认为军国主义是争取全世界尊敬的手段，是一种靠武力猎取的崇拜，他们忍受了这一纲领所要求的一切牺牲。1945年8月14日，日本最神圣的发言者天皇向他们宣布日本已经失败，他们便接受战败所包括的一切。美军要占领日本，是他们欢迎美军，皇国侵略企图失败了，他们才主动考虑制定一部摒弃战争的宪法。
经过改革，战前那种军事封建性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基本被摧毁，代之以适合时代发展的和平民主的、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从而为日本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由于改革是在日本处于被占领的特殊状态下，由美国占领当局通过日本政府自上而下推行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本身就是战后初期日美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美国迫使日本就范、实现支配日本的主要手段，改革为战后日本和美国之间特殊关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而被迫就范、身处逆境的日本统治阶级，虽如俎上之鲤，却从未放弃再现帝国“荣光”的企盼。经历了千百年历史的文化传统会沉积在民族文化的深层，对民族乃至社会的发展都会产生相当持久的影响。日本人一方面以他们极其顽强的忍耐力抵御一切困难和压迫，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向来善于利用别人的劳动或通过不断地改良来达到自己的某种目的。他们善于总结现实世界盛衰成败的教训，以期认识新的时代和新的力量。随着日本的经济实力和战后国际、国内环境的不断变化，日本不断地调整自己的外交政策，从被迫就范——对美国一边倒路线到图谋发展、对其追随的外交路线进行局部调整，进而羽翼渐丰走向自主外交，以日美关系为基轴展开等距离、全方位外交，从1978年以后逐步走向分享世界领导权的大国外交路线。从整个战后日本外交史来看，日本人这种“无常观”、“求新”精神无不起到了一定的影响作用。
(二)重视等级与依附强权
本尼迪克特早在50多年前就说过：“日本人是从等级的观点来看国内问题的，他们也用同样的观点看待国际问题”。(注：[美]本尼迪克特.菊花与刀：日本文化的诸模式[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37.)这个日本的外交模式反映了日本人重视等级和服从权威的特点。日本人的行为方式趋于在一个“亲分”或“御上”(おかみ)式的人物下“撒娇”(甘え)，(注：日语的“おかみ”，有“朝廷”、“官府”等含义，日本学者武贞秀士指出了“おかみ”对于理解日本政策制定的重要性.参见武贞秀士.日本的“おかみ”与国民[M].PHP研究所.日本的外交政策决定要因[M].1999.109—126.“甘え”是日语特有的一个词汇，大体上是指一种类似儿童对母亲撒娇的特殊的依赖感情或行为，日本学者土居健郎认为“甘え”是日本文化心理最突出的特点，参见土居健郎.“甘え”的结构[M].弘文堂，1977.)而这个“御上”的行为是否正确是不大考虑或是次要的。这在对外关系上的反映是服从强权。同最强大的国家结盟来达到战略目的可以说是近代以来日本外交的一个重要特点。如日俄战争时与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英国结盟，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同当时最强大的德国结盟，战后，世界头号强国美国又成了日本的“御上”。冷战结束后，制约美国的力量没有了，美国有不通过联合国、越来越独断专行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却加强了与美国的联盟，与美国缔结的“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使日本突破了“专守防卫”的原则，这明显说明了日本外交依附强权的特点。日本对美国的依赖当然有历史、经济等诸方面的原因，但从文化心理的角度看，依附强权、缺乏依据的独自的是非判断而采取的主体性行为，同日本人在家里对母亲、在公司里对上司、“子分”对“亲分”的依赖是一致的。(注：“亲分”是指具有父母地位的人，如干爹、干娘、头目、老板等；“子分”指处于儿子地位的人，如干儿子、部下、党羽、喽罗等.“亲分”与“子分”式关系是日本社会及人际关系的重要特点.)这种外交模式的终极目标是一种基于等级制度之上的“各守本分”状态，这与日本人对自己在所属集团中“序列”比较敏感相一致。在“亲分”与“子分”秩序分明的情况下，日本对外不大可能独断专行地干受国际舆论谴责的事，但却会在“御上”的认可下干这样的事，或容忍“御上”干这样的事。而一旦这个秩序被打乱(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的外交可能就会变得无所适从或走上歧途。日本文化的发展模式，使日本民族产生了一种心理上的依附情结，而这种依附情结又被已有的危机意识所强化。如果说依附情结在社会生活上，表现为家族主义和集团主义。那么，它在对外关系上，则表现为“依附强权”和寻求稳固的“立足地”。“依附强权”和寻求稳固的“立足地”既是应付困厄、解决危机的一种手段，同时也是依附情结的一种阐释。“依附强权”在外交政策的取向上表现为“与强者为伍”和“白搭安全车”；在外交实践中表现为“结盟”和“协调”。因此，日本政府继续沿用依托其他大国的庇护，伺机发展自己的故伎，又秉承财界要求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旨意，迅速确立了战后日本外交的基本路线，即倒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以对美实行一边倒的追随外交或维护日美特殊关系为总方针，求得国家的安全、复兴和发展。
(三)日本战后外交的演变与日本人的对外意识直接相关
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在其名著《菊花与刀》一书中，将日本文化说成是“羞耻文化”。这种耻感文化的形成，一方面与日本人的荣辱生死观有关，另一方面与日本文化的“自卑感”也有很大关系。自卑感使日本人殊言自我，甚至可以达到“无我”的地步。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自卑感与优越感往往是同时并存的，因为自卑感会经常地造成一种紧张状态，人不可能长期地忍受这种焦躁不安的状态，因此为了达到内心的平衡会从相反的方面，用一种优越感来自我调解。进入近代，日本文化的优越意识几乎发展到荒谬绝伦的地步。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大力移植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很快跻身于世界五强之列。以此为背景，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一些日本的文人就大谈“日本主义”，相信自己是人类中的“优等民族”、“神土国家”，极力宣扬所谓日本的神髓“大和魂”。(注：接培柱.日本近代史上的沙文主义[J].史学集刊，1987，(4).)以自己杜撰的神话来装饰自己，掩饰内心的自卑，公然要“以日本化、世界化的亚细亚思想，启蒙现在仍处于文明低级阶段的”欧美国家，以日本所代表的东方文化代替已经走到“欧罗巴道路的尽头”的西方文化，这种自卑感与优越感并存的状况，影响了日本人对外意识的形成。日本人的对外意识是一个矛盾的构造，即由崇外主义和鄙外主义两个侧面组成，崇外主义有把外国文化理想化并加以提高和夸张的倾向，而鄙外主义则相反，往往武断地认为日本事物“超绝万邦”，比任何国家都好。其价值不在于他们对外国文化或本国文化所做出的价值判断，而在于它们所表达的有关日本人的文化心理或对外意识的信息。因为有崇外主义作为对外意识的基调，才使日本民族对外来先进事物保持了旺盛的好奇心和大量吸收的欲望，从而总能不失时机地赶上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而鄙外主义在一定时期内的活跃，又使自身的传统在客观上不断地得到强调和维持。日本战后外交政策与对外关系的实践鲜明地体现了这种对外意识，惧美、亲美、自主、多边、友好、争极、领头雁、第三次远航、鄙视周边国家、对侵略历史说“不”等等共存，这些都是该意识的直接反映。
(四)“皇国史观”的影响
日本战前的“皇国史观”根深蒂固，战后仍有一定影响，50年来日本未能完全用正确的历史观教育年轻一代。所谓“皇国史观”，就是日本军国主义史观，其核心是将日本的天皇、国土、种族、宗教等都说成世界上“最优越”的，将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说成是“自存自卫”和“解放亚洲”的“正义之战”，将为侵略战争卖命视为效忠天皇、“为国捐躯的英灵”。日本这种忠义的宗教，具有危险性的一面，如果愚蠢的指导、不正当的利用，有可能把日本推向灾难的深渊。二战时日本疯狂地发动侵略战争，大肆屠杀中国和亚洲人民，而所谓国家神道、天皇崇拜都曾是军国主义的精神支柱。作为岛国，日本长期形成的民族本位意识和忠君爱国等传统观念相结合，在一定条件下会造成向外扩张的心理。有人说，日本人的民族观是一把两刃刀，一面可以抵抗外族侵略，另一面则又侵略别的国家。
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以神秘主义的皇国观为基础，构筑了所谓“日本国体特殊论”，鼓吹日本“特殊”就特殊在它不是一个普通国家，而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神国”，天皇的“神力”能用来庇护资产阶级政府，政府的“权力”可以反过来再吹捧天皇。其目的在国内是为了加强对广大“臣民”的思想统治，在对外政策上是为其帝国主义扩张政策服务。政府竭力使国民相信，日本一定要“雄飞海外”，因为日本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神国”，是“地球上无与伦比的皇邦”，“环宇中除我日本之外再无由万世一系之主权者统治的国家”。这个独一无二的“特殊国体”，就是日本的“优越性”之所在，也是日本足以超越列国、后来居上的特殊凭借。构成国体特殊论的核心部分的神皇神国观，是在其他国家看不到的日本“国粹”。总而言之，以神化天皇鼓吹民族优越、日本至上为主要内容的国体特殊论，在日本的对外政策中占有重要地位，它向社会各阶层的强制灌输和渗透，对日本发展的道路选择和前途产生深刻的影响。
(五)日本的集团主义与“国际化”症结
日本集团主义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迁，同时对历史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其作用有积极和消极之分。仅就日本近现代史而言，日本经历了明治维新和战败投降两次严重的危机和重大的转折，积极和消极因素都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今天，日本在取得战后复兴和经济高度发展之后，作为“经济大国”又正面临近现代史上第3次重大转折时期，而此关键又在于“国际化”。日本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颇有与其经济发展不相称之处。首先，日本由于自然环境所限，历史上属于相对的“单一民族”，存在强烈的“集团意识”，甚至发展到“主义”的程度。这些作为凝聚力的源泉，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无疑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是也不可忽视它们消极的一面，它们的本民族中心主义、排他性、大势顺应主义以及民族优越感与自卑感相撞而产生的“两副面孔”等特征就曾在历史上起过阻碍发展或拉向后退的作用。一个“惟我独尊”的民族性格无疑会阻碍日本人的“外在国际化”。其次，日本人属于亚洲民族，历史上最早吸收的也是亚洲的文化(东方文化体系)。但是进入近代以后，却要“脱亚入欧”，忘却了自己的“文化位置”。我们并不否认，日本在“现代化”、接受西方文化的过程中，确实没有实行“全盘西化”，但中心有所转移，崇尚西方，忘却了自己的“立足点”，在文化教育、政治外交方面都有此倾向。日本人的“惟我独尊”使自己背上了“历史包袱”，制造了“国际化”的障碍。20世纪30年代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军国主义走向了法西斯，继而发动全面战争，给亚洲各民族造成了深重的灾难和巨大的损失。日本法西斯战败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已经过了半个多世纪，但是日本历史上的“战后时期”至今仍未完全结束。这与日本人对这场战争的认识有着密切的关系。大部分日本人囿于文化传统，墨守“集体主义”，甘愿替他人受过而背上了另一个更重要的“历史包袱”，构成了日本人“国际化”的“历史症结”。对于战争的本质以及战争中日本法西斯对亚洲各民族犯下的罪行，如大屠杀事件、虐待俘虏、施放毒气、对和平城市狂轰滥炸、抓劳工、慰安妇问题等，时至今日，未见日本战后为政者正视并处理。战后，又有教科书问题、政府要员正式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不断发生，不断用皇国史观鼓吹、美化大东亚战争肯定论。日本人需要正视阻碍“国际化”的症结，尊重历史事实，轻装向“国际化”迈进。不过这种“国际化”不仅仅是进行所谓的“战后政治总决算”、向“政治大国”迈进，而是真正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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