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七香港回归与华人政治角色的转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香港回归论文,角色论文,政治论文,华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84年中英签署《联合声明》以来，香港的地位和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与此相适应，在“一国两制”和“港人治港”的原则即将成为现实的情况下，香港华人所担当的政治角色也在逐渐发生重大变化，这一变化对未来香港特别行政区来说具有极为重要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本文试分析这一深刻变化的由来及其发展方向。
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人出于在香港维持殖民统治的目的，一反过去的做法，开始实行公务员本地化政策，并积极把华人精英纳入香港政治架构中，以扩大英国人的统治基础。但总的来说，直到80年代初以前，香港华人在香港政治生活中只是受英国人支使的配角。由于这一时期香港不存在政党政治和选举政治，华人的政治作用只能体现在两个极为重要的咨询机构——行政局、立法局和公务员队伍中。
行政局是港督进行咨询决策的最重要机构，立法局则是咨询性的立法机构。两局均由委任的官守议员（担任政府行政职务的议员，其中布政司等高级官员是当然官守议员）和非官守议员组成，长期以来它们一直由英国人把持。1884年立法局首次委任一名华人议员，1926年行政局出现首名华人非官守议员，50年代初，华人同外籍人士在两局非官守议员中几乎平分秋色。1950年在行政局6名非官守议员中，华人占有3名。1951年，立法局非官守议员共有8人，华人与非华人各居其半。〔1〕这一比例保持了较长时间，到60年代，立法局非官守议员的中外平衡被打破，1966年在13名非官守议员中，华人占了9名。1971 年华人立法局非官守议员增为11人，外籍人士减为2人。1980年华人占据19个席位， 外籍人士则占有7个席位。〔2〕而在行政局非官守议员中，1976年中外平衡的比例才发生变化。当年在8个非官守议席中，华人占了6个。1982年在9个非官守议席中，华人占5个，外籍人士占4个。
表面看起来，似乎华人在立法、行政两局中均占有多数，因而起着主导作用，其实并非如此。第一，华人虽在立法局非官守议员中占73%的席位（1980年），在行政局中占56%的比例（1982年），但与华人在香港人口中占98%的比例不相适应。第二，立法、行政两局中均有相当多的官守议员，其中非华人占有大多数，而官守议员不能反对政府的提案，因此，代表英国人意志的港英政府始终占有主导地位。如1947年和1953年港督先后两次利用官守议员的优势来压制全体非官守议员一致的反对。〔3〕第三，行政局、立法局均属于港督的咨询机构， 港督及英国政府握有最后决定权。所有在行政局讨论的事项，均由总督做最后决定；总督有权颁布法令，同意或否决立法局通过的法律或议案。当英国的利益受到损害时，英国人就会利用否决权或运用官守议员的多数票来进行反击。过去所以很少发生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华人议员也都由港督委任产生，双方矛盾不会过分尖锐，即使立场差异很大，也会用其他更和缓的方式加以解决。
公务员的构成同样呈现出一个令人迷惑的外表。1946年港督宣布，政府的每一个招募机构都向本地人开放，1961年又决定外籍人士以合约形式雇用而不任命到常设机构中去工作。从统计数字上看，华人公务员的比例逐年增高，1952年本地公务员已占公务员总数（23863 人）的95.56%，1962年这一例增至96.47%，1977年达到97.59%，而到1981 年4月，在全部公务员中，本地人为136262人，占全部公务员的97.85%，而海外公务员只有2990人，只占公务员总数的2.15%。〔4〕然而，透过表面数字我们可以看到其深层底蕴。从整体来说，海外雇员拥有以下优越之处：一是位尊权重。1961年，在负有决策重任的香港政务官中只有6名本地人，而有65名海外雇员。1974年，本地人增为65人， 海外雇员增为92人。1981年，两者数字接近，分别为145和156人。而在这些官员中，职位越高，华人越少。1974年，在一般政务官中，本地人的比例占到54%，而在较高级的丙级政务官中，本地人只有26%；在最高级的司级首长（5人）、甲级政务官（6人）和乙级政务官（20人）中，本地人只占16%（5人）。1981年，本地人在一般政务官中的比例升为58%，在丙级政务官的比例升为44%，但在上述三类最高级官员中，仍然占不到20%，即在46名最高级官员中，只有9名本地人。〔5〕在港府高级公务员中，华人占多数的均是公众事务、医疗卫生、教育、房屋、税务等职能部门，而在警务、政务、立法、司法等所谓“政治敏感”部门，本地人均占不到20%。〔6〕二是待遇优厚。 一名海外公务员的薪金及津贴相当于两个半同等学历及资格的本地公务员的薪金。政府还为其供应豪华寓所及酒店房间，并供给其子女教育津贴。完成工作合约后，他们即可获得该合约的总薪酬的25%，作为期满酬金。及后半年长假，由港府负责其度假的来回机票费用。〔7〕三是升迁迅速。 获聘的外籍雇员一到香港，就可被任命为政务官，但华人政务官往往是从公务员系统中逐步上升。本地公务员通常文化程度较高，但升迁速度则较慢。1974年，高级公务员中的本地人平均受高等教育2.3年，海外雇员平均1.5年，同年本地人的平均晋升率为2.0%，海外雇员为2.1%。1978年和1982年本地人受高等教育年限均为2.1年，外籍人升为1.7年和1.8年， 但本地人平均晋升率分别为2.0%和2.3%，外籍人则一直保持2.6%的晋升率。〔8〕显然，本地人在晋升方面受到歧视。
港英政府的运作方式很有特色，它常常给人留下重视民意的印象。恩达科特将港英政府称为“讨论的政府”。他指出：“政府在做出任何重要决定前，有关意见一直受到咨询，……公众也应邀表达自己的看法，的确，政府的咨询如此广泛，‘讨论的政府’一词很适合描述其主要特征之一。”〔9〕英国人通过把华人领袖网罗进立法局、 行政局等咨询机构及政府部门等方式，使港英政府的统治呈现出一种英、华共治的假象。但由于政府的高级职位由外籍人士垄断，华人只是受人支配而已，这一假象不攻自破，正象金耀基所说：“在某种意义上说，香港政府是一种一边倒的共治，有不少华人‘参与’，但没有‘共同治理’”。〔10〕换句话说，华人可以参与，但决策者是英国人。
香港华人的政治参与意识更能说明他们的真实政治地位。香港华人基本上对政治持一种消极、冷漠的态度，对自己影响政府的能力不抱信心。据1971年5月在观塘进行的一次调查，82 %的被调查者认为他们对于不公平的政府法例无能为力。在1976年12月到1977年3 月另一次对港九市区的抽样调查中，91.1%的人觉得自己无力改变香港社会，97.6%的人认为自己对政府政策的形成毫无影响，而88.5%的人声称自己从未同政府官员和社会领袖讨论过任何公共事务。〔11〕对待市政局选举的态度明显反映出香港华人的政治冷漠感。作为负责市区卫生、文化活动的咨询机构，1952年市政局第一次拥有选举的机会，而且在很长时间里也是香港唯一具有民选成员的官方咨询机构。但在1952年的选举中，选民登记率不超过合格选民的1%，最终投票者占登记者的30—40%， 其占合格选民的比例不超过0.5%。1979年，在约44万合格选民中， 实际参加投票的只有12426人。1951—1979年， 进入香港市政局的民选议员共有240人，其中非华人为77人，几近1/3。〔12〕
香港华人所以对政治漠不关心，同港英当局的政策不无关系。英国人武力攫取香港后，把香港作为在远东扩张的一个军事、外交和贸易方面的战略据点，大量英国人聚集在此。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华人因经商或就业原因来到香港。香港社会形成外籍人和华人两个互相分离的二元化社区结构。华人对政治权力没有兴趣，港英政府也对华人采取不干预的统治政策。为加强华人对当局的效忠、加强政府的合法性，港英当局通过金耀基所说的“行政吸纳政治”的方式，把传统的华人领袖纳入政府体系中，充当官民联系的中介。〔13〕但这些人出身较类似，代表性十分有限。如60年代前立法局中的华人非官守议员多出身于“豪门世家”，随着工业经济在香港经济中的地位日益提高，工业“新富”日渐崛起。1961—1971年立法局非官守议员中这两类人的比例呈现出此消彼长的态势，“世家”由66%降为30.8%，“新富”由18.5%上升到53.7%。〔14〕由于这些人不能充分代表华人的利益，尤其是中下层华人的利益，普通民众的政治主张无从表达，政治权利无法保证。殖民当局与普通大众之间的隔阂也加剧了华人的政治无力感。 据香港调查研究公司1966—1967年进行的一次民意调查，被访问的华人中只有27%认为他们可以随意批评警方的行为而不怕受罚，40%的人拒绝回答这个问题，而33%的人认为他们不敢这样做，因为警察会干涉自己的生意，华人害怕政府官员。〔15〕正因为绝大部分香港华人感到自己对政府没有影响力，他们也不觉得有必要去白费心血地参与政治。
英国人的统治手法与中国的传统价值观相结合，进一步促使华人远离政治。英国人一占领香港就宣布居港华人适用于《大清律例》，不仅中国传统的纳妾制度等未受触动，更重要的是，在数千年封建专制统治下中国人逐渐形成的尽量不与官府作对、打交道的政治观念和顺民思想也保留下来。英国人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据香港政府1966年发表的一份报告称，中国传统的政府与人民之间的理想关系类似于父子关系或牧人和羊群的关系，统治者应确保民众享受和平、秩序和安全，让个人自由从事自己的事务，政府不过度干预，人民对统治者则报之以完全的信任。除政府不能尽责人民有理由反对外，“这种传统观念并不期待人民直接参与政府的组织和管理。”〔16〕港英当局不给普通华人参与政治的机会，华人对政府事务也很少关心。据调查，在70年代初，高达50%的香港普通华人声称自己从不关心公共和政府事务，表示经常关心的人只有6.6%。〔17〕
香港是一个移民社会。1971年在香港400万人口中，只有185699 人填写家庭籍贯是香港，不到总人口的5%。 大部分香港人是逃避战乱的难民，在他们中间充斥着一种对未来缺乏信心的强烈的难民情绪。内地处在不停的动乱中，东南亚又有排华运动，环顾四周，唯有香港如同茫茫大海中一叶起伏不定的扁舟，为人们提供了容身之所。但由于“九七”问题的存在，香港的前途是不确定的，因而很多华人不把香港作为自己的永久家园。70年代初，对253名华人公务员的调查表明，几乎有60%的人表示，如有可能，愿意移民海外。1967年，当被问及“如果你今天可以在任何地方居住，你最喜欢居住在哪里呢？”2000多名小学五年级学生只有23%选择“留在香港”。〔18〕这两个调查局限性很大，未必能说明香港华人普遍看法，但它至少说明有相当一部分人持有这种观点。既然对“何处是归程”还存在疑问，有什么必要去争取长远的政治权利？既然香港这条小船在风急浪高的海面上随时可能触礁，又有什么必要参与政治活动加速它的沉没呢？一位华人立法局议员的话表达了这种情绪，他说：“香港是条救生艇，中国是大海。上了救生艇的人自然不希望弄翻它。”〔19〕
正因为如此，香港华人大多只看眼前利益。据1971年调查，62.2%的人说他们根本看不清世界政治事务的前景，不到6 %的人说能看到一年后。在70年代后期的一次调查中，67.1%的被调查者声称自己没有以后两年的计划。〔20〕获取眼前利益成为他们的主要目的，在不少华人看来，做官也不外为了赚钱，而在蒸蒸日上的香港经济中，赚钱的机会比比皆是，很多行业比从政赚钱多。关注现实利益与香港社会中“功利型家庭主义”是完全一致的。据香港学者刘兆佳研究，这种“功利型家庭主义”构成香港政治稳定的支柱之一。据调查，85.6%的港人认为家庭更重要或家庭和社会都重要，只有13.5%的人认为社会比家庭重要。当遇到经济困难时，59.8%的人首先考虑寻求家人的帮助，只有3.1%和1.6%的人考虑寻求社会福利组织和政府部门的帮助。 在丰衣足食的前提下，58.9%的人们渴望拥有更多金钱，只有39.6%的人不把薪水多少作为是否接受一项工作的唯一标准。〔21〕家庭承担了许多本应由政府承担的责任，这种“政治家庭化”现象意味着许多潜在的政治问题可通过社会手段得以解决。而家庭在政治倾向上比较保守，各个家庭之间沟通较少，沟通范围相对狭窄，因而家庭抑制了政治变革所必需的社会、政治动员，加强了香港华人的政治冷漠感。〔22〕
在上述因素中，难民意识是香港华人不愿参与政治的核心因素。置身于殖民统治下，香港华人似乎没有找到自己的真正家园，只能在小家庭的庇护下，追求眼前的实利。显然，只有当他们有朝一日发现香港正是自己愿为之付出一切的“家”的时候，以及他们认识到自己成为这片土地的主人的时候，这一切才可能发生较大变化。
二
进入80年代后，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会谈揭开了香港历史新阶段的序幕。从1982年9月到1984年9月，经过22轮谈判，双方终于达成协议。1984年12月10日，中英两国政府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圆满解决了中国在香港恢复行使主权问题，并制订了一系列确保香港继续繁荣稳定的基本原则。根据这些原则制订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于1990年4月由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和颁布。 这一系列重大变动对香港华人的政治地位产生了重大影响。
作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性法律，基本法确保了香港华人在香港特区的政治主导地位。
第一，根据“港人治港”的原则，香港中国公民作为港人的主体，在管理香港方面负有主要责任。基本法规定，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行政会议成员，立法会主席，终审法院和高等法院的首席法官，特区政府各司司长，各局局长，廉政专员，审计署署长，警务处处长，入境事务处处长，海关关长均必须由在外国无居留权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永久性居民的中国公民担任。
第二，香港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香港中国公民有权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按照基本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确定的名额和代表产生办法，由香港特别行政区居民中的中国公民在香港选出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参加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工作。”这清楚地表明，香港华人在摆脱殖民统治后将成为自己国家的主人。
第三，根据香港的历史情况和现实需要，基本法为外籍人士在香港特区发挥政治作用提供了一定便利，但同香港中国公民相比，他们的作用受到某些限制。他们可以成为立法会成员，但其所占比例不得超过立法会全体议员的20%；他们可以充任各级公务人员，但不得出任政府主要官员。此外，香港原有关于公务人员招聘、雇用、考核、纪律、培训和管理的制度，将取消“有关给予外籍人员特权待遇的规定”。显然，外籍人士将不再拥有政治特权。
香港回归祖国后将在“一国两制”基础上实行高度自治的前景，成为促使香港华人向主导性政治角色过渡的最大推动力。英国人从未象现在这样急于让华人担当更大、更积极的政治作用。过去，“叙用委员会的每年报告不断重申起用更多的本地公务员，却只打雷不下雨。在中英协议之前，这仅是一种姿态，表示港府很重视起用华人。”〔23〕现在，不管愿意不愿意，英国人都不得不将主要政治职位让给华人。
香港华人在主要政治机构的作用持续上升。到1985 年， 在立法局46名非官守议员中，华人有44人，所占比重为95.7%。行政局中的华人议员比例也上升到87.5%。〔24〕在以往本地化进展迟缓的高级公务员中，由华人取代外籍高官的过程也在加速进行。1993年9月， 公务员事务司陈方安生接替霍德出任首位华人布政司，成为重要性仅次于港督的政府官员。1994年1月，在港府提升的29名乙级、甲级政务官中， 华人占80%。据香港公务员事务科1994年6月13日声明， 为了在“九七”前有合格的本地官员出任基本法订明的“主要官员”职务，港府将采取以下两种措施：一是除象以往一样要求年满57岁的海外政务主任退休外，还有求若干较为年轻、现时任职将来“主要职位”职级的海外官员退休；二是“栽培那些现时出任刚刚低于最高职位而可以继续任职和晋升的官员，在现在及将来出任政府最高职位”，那些被他人越级晋升或要提早退休的外籍政务主任可获得赔偿。〔25〕在以往由海外人士把持的警务和律政部门中，当局已停止在英国招聘外籍督察，在 300名高级外籍警务人员中，估计约有30%至50%接受赔偿而提早退休离开警队。〔26〕1993年10月至1994年5月， 律政署内由本地人担任首长级职系的比率由21.2%增至25.9%。该署计划在1995年底有五成首长级官员由本地人担任。〔27〕总的来说，高级公务员本地化已取得极大进展，到1994年10月，在现有400多名政务官中，只剩下60 多位属外籍政务官，且大部分是难以在短时间内找到顶替者的人士。〔28〕布政司陈方安生1994年6月表示，港府将力争在1995 年底完成主要官员全面本地化的目标，而到1995年4月，这一目标已基本达到。在高级公务员本地化过程中， 不管英方怀有什么样的自私动机，〔29〕华人政治角色的日益重要都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与此同时，随着香港代议政制的发展，特别是立法局、市政局和区议会引入选举成份，香港华人大众政治参与渠道增多。香港有学者认为：“就实际的政治参与而言，香港的政治参与程度在过去十年来并没有显著增加”，“即使是相对于那些在发达国家中参与程度较低的日本人来说，香港人也是参与得较少的”。〔30〕但如果我们用发展的眼光看待这个问题，就不得不承认，同80年代以前相比，香港华人的政治作用已今非昔比。
首先，参与选举的选民比例提高。在1985、1991和1994年区议会选举中，分别有16.4%、11.5%和17.5%的合格选民参加投票， 而在1991年市政局和立法局选举中，投票的选民占合格选民的比例分别为10.7%和20.3%。〔31〕比例虽不算高，但与1952年和1979年市政局选举只有0.5%和2.8%的投票率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
其次，对政治的关心程度增大。据1993年调查，香港华人中有60%的人注意收听电台的新闻广播；每天收看电视新闻的人达63.5%，47.5%的被访者差不多每天都看报纸。1971年时普通华人中有50%的人从不关心公共事务和政府事务，一直关心的人只有6.6%。而1993年， 只有28.4%的被访者表示对政治完全没有兴趣，而有20%和1.8 %的人承认对政治有兴趣和非常有兴趣。〔32〕
再次，政治无力感降低。在70年代后期，有91%的人认为自己无力改变香港社会。80年代初，分别有73.3%到78%的被调查者认为自己对政府的当地政策没有影响。〔33〕1993年，有53.7%的被访者认为他那类人对政府决策无任何发言权，而持相反意见的则有41.2%；有60.1%的人认为当政府的某一项决定不好或对自己不利时，即使象他那类人采取行动加以反对，也不会产生效果，只有25.7%的被访者相信他们的行动会收效。总体来说， 香港华人仍“被一股政治无力感所笼罩”， 但与70年代相比，政治自信心已有稳定上升。
当然，香港华人处在特殊的历史转折时期，一方面他们即将成为香港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另一方面，他们目前还处在英国人统治下，这种不确定的政治态势不能不对他们的政治活动产生影响。尽管对影响自己命运的政治问题十分关注，但由于认为自己的意见不会发挥作用，许多人宁愿不去费心参与政治。而多数人对自己的现状和前景表示乐观，认为香港行政机关廉洁而有效率，52.4%的被访者相信当自己需要政府协助时，他们会得到政府公平的对待；52.8%的人认为本人家庭经济状况比五年前好，只有13.5%的人认为比五年前差。只有15.3%的人对“九七”问题有严重担忧，绝大部分人认为本人家庭经济状况会越来越好或维持现状。〔34〕此外，香港华人长期生活在没有政治民主的环境中，对许多人来说，怎样参与政治还是一个新课题，这从88.1%的被访者不认为“自己很有能力参与政治”可以看出。由此看来，具有参政渠道与真正参与政治之间还有一定的距离，需要时间去缩短。
三
香港华人政治角色的转变揭示出香港华人政治参与的新趋向和新特点。
参政意识的持续增强将成为香港华人政治参与的主要趋向。首先，随着“一国两制”和“港人治港”原则的实施，香港中国公民将成为香港无可争辩的主导性政治力量。其次，教育水平的提高也有助于加强人们的参政意识。香港目前正向普及高中教育的目标迈进。1990年16—18岁的学龄青年，入学率已达90%。1989年在全港270万劳动人口中， 小学以下文化程度者下降为33.5%，中学程度者上升为53.2 %， 大专以上程度者为13.5%。〔35〕根据皮尔逊的相关分析，教育程度较高的人比教育程度较低的人更多地参与政治。香港的统计也说明了这一点。〔36〕如在1977年进行的一次民意调查中，具有大专教育水平的人中71%的人赞成立法局有民选议员，受过中学教育的有64%赞成，而那些连小学教育都没有受过的人，只有27%赞成。〔37〕再次，港人的扎根意识增强。在70年代后期的一次调查中，52.7%的人声称，即使其他地方有机会，他们也宁愿留在香港。〔38〕香港前途问题解决后，绝大部分港人对前景持乐观态度，愿意留在香港，为香港的繁荣出一份力。据统计，1991年在香港的550多万人口中，59.8%的人出生在香港。 而早在80年代初，30岁以下的人就占了香港人口的60%。〔39〕他们大多生在香港，长在香港，又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对影响自己命运的香港政治必定会更为关心。最后，香港民生问题政治化的倾向有可能引出更多涉及港人切身利益的社会问题。港英当局长期实行“积极不干预”政策，将一系列需要政府解决的民生问题推给个人和家庭，这些问题不可能久拖不决。这从近两年来关于老人退休金问题、输入外地劳工问题及天台屋居民搬迁问题等引起的全港性讨论、请愿和抗议活动中可以看出端倪。
香港政治团体的纷纷涌现和活跃就表明了这一趋向。80年代以来，香港成立了众多以参加选举为目的的政治团体，同以往的社会团体不同的是，他们主要关心的不是经济，而是政治。在90年代的几次选举中，政治团体十分活跃。如在1994年9月区议选举中，在346议席中，政团获180席，占所有席位的52%，显示了政团在香港政治中日益增大的作用。〔40〕但不宜过高估计政治团体在港人中的作用。一是绝大多数港人与政团没有关系，在1993年的调查中，99.2%的被访者不是任何政党或政治团体的成员；在那些为数甚少的政团成员中，大多数也都不是积极分子。 可见， 港人的组织性参与程度较低。 二是各团体成员较少。 据1993年底的一份问卷调查， 一些比较活跃的团体自报成员人数， 多者600人，少者只有17人。 成员人数的稀少与其在香港政治中相对较大的影响形成鲜明对比。实际上，这正体现了港人政治参与中精英积极踊跃、大众消极旁观的特点。
对香港普通公众来说，参与政治主要出于功利性考虑。据1993年的调查，明显由个体利益和功利考虑引发的政治参与方式——“与政客接触”及“与政府接触”分别是港人第三重要和第四重要的参与方式。因此，香港学者认为：“明显的功利性的参与是香港华人的最普遍的参与模式”。〔41〕参与政治就是为了个人的实际利益，这是香港多数人的一贯想法。70年代后期，在加入自愿团体的少数人中，55.6%的人声称是为了自身利益和家庭利益。只有22.2%的人想到社会或社会利益。以个人为中心的狭隘性政治参与（parochial participation ）只是以往功利性政治考虑的逻辑延伸而已。
值得注意的是，港人对几种非正规的政治参与方式（如示威、游行、静坐）情有独钟，它们已经成为香港人最喜欢采用的利益表达方法。〔42〕鉴于香港华人越来越多采取集体行动的方式来争取自己的利益，如果集体行动由目前的暂时性的实际考虑变为长期性的政治考虑，再与这些非正规的政治参与方式相结合，很可能对整个社会带来较大震动。
香港华人政治参与的趋向和特点对未来香港特区来说，既有挑战，也有机遇。特区政府显然不可能再象港英当局那样靠大众的默许来获取政治合法性，也不可能那样不顾民意、独断专行，而要更多地依赖港人的积极参与和支持。当然，如果充分运用，适当引导，港人的政治主动性就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从香港政治制度的特点和港人的素质来说，特区政府将拥有更多的机遇。首先，绝大多数港人把社会利益、集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因而十分注重社会稳定。在70年代后期，87.3%的人认为社会稳定优先于经济繁荣，82.2%的人认为应避免与外人发生冲突，即使会给自身或家人带来一些损害。〔43〕到90年代，港人仍持有同样的观点，“如果某人的私人利益与公众利益冲突的话，则香港华人便不会赞同其他明显地为了自身的利益而采取政治行动”，他们信奉的原则是：“个人的政治参与不应该对公众利益造成损害。”〔44〕其次，多数港人对建立在法制基础上的现行政治制度表示满意，而在香港特区政治体制中，现有制度的优点都会得到保留。特区政府将在“一国两制”前提下实行港人高度自治，与香港华人的利益并无矛盾。再次，香港华人是成熟的、理性的政治参与者，因而在香港的抗议、请愿活动中，我们看到的是抗议者彬彬有礼地提交请愿书，官方代表与请愿者温文尔雅地握手致意，而看不到台湾“国大”代表恶语相加、恶拳相向，南朝鲜抗议者与警察之间石块横飞、警棍猛抡的暴烈场面。这为特区政府在平静气氛中多方吸取民意提供了良好条件。
注释：
〔1〕徐克恩：《香港：独特的政制架构》，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0页。
〔2〕诺曼.J.迈因纳斯：《香港的政府与政治》，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153页。
〔3〕史深良：《香港政制纵横谈》，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第70页。
〔4〕迈因纳斯：《香港的政府与政治》，第126页。
〔5〕穆迈伦：《香港政务官阶层的构成》， 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83年版，根据第54—55页表12、13计算。
〔6〕何肇发、丘海雄主编：《香港社会问题研究》， 中山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01页表3—18。
〔7〕文思成：《香港政府与施政架构》， 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35页。
〔8〕何肇发、丘海雄主编：《香港社会问题研究》，第104、 105页表3—21、3—22。
〔9〕科恩达特：《香港政府和人民1841—1962》（G.B.Endacott,Government and People in Hong Kong:1841—1962），香港1964年版，第229页。
〔10〕埃姆伯罗斯·金：《香港政治中的行政吸收：对基层的重视》，（Ambrose king,Administrative Absorption of Politics inHong Kong:Emphasis on the Grass Roots Level）， 见《亚洲观察》1975年，第15卷第5期，第426页。
〔11〕刘兆佳：《功利型家庭主义：政治稳定的基础》（Siu －Kai Lao,Utilitarianistic Familism:the Basis of PoliticalStability），见埃姆伯罗斯·金、 兰斯·李主编：《香港的社会生活与发展》，香港1984年版，第207—208页。
〔12〕迈因纳斯：《香港的政府与政治》，第51、60页。
〔13〕徐克恩：《香港：独特的政制架构》，第6—7页。
〔14〕埃姆伯罗斯·金：《香港政治中的行政吸收：对基层的重视》，《亚洲观察》，第427页注19。
〔15〕埃姆伯罗斯·金：《广东政治文化：一个香港华人社区》（Ambrose King,The Political Culture of Kwun Tong:A Chinesecommunity in Hong Kong），《香港的社会生活与发展》，第156 页注20。
〔16〕刘兆佳：《功利型家庭主义：政治稳定的基础》，《香港的社会生活与发展》，第197页注8。
〔17〕埃姆伯罗斯·金：《广东政治文化》，《香港的社会生活和发展》，第151页。
〔18〕迈因纳斯：《香港的政府与政治》第147页注②③、63 页注③②。
〔19〕迈因纳斯：《香港的政府与政治》，第52页。
〔20〕西夫雷：《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看香港的政治走向》（S.Shiveley, Political
Orientations
in
Hong
Kong, aSociopsychological Approach），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研究中心1972 年版，第24页。
〔21〕〔22〕刘兆佳：《功利型家庭主义：政治稳定的基础》，《香港的社会生活与发展》，第203—204、212—213页。
〔23〕 文思成：《香港政府与施政架构》，第18页。
〔24〕史深良：《香港政制纵横谈》，第57页。
〔25〕《港府加快提升本地政务官员》，香港《新报》1994 年6月14日。
〔26〕《警队制订措施应付外籍警务人员流失》，香港《天天日报》1994年9月22日。
〔27〕《律政署提升8名高官华洋人各半》，香港《明报》1994年5月6日。
〔28〕《施祖祥谈港府高级公务员离任与断层问题》，香港《信报》1994年10月16日。
〔29〕香港《文汇报》载文认为港英当局目的在于“把英方的治港班子强加给特区政府，为变相延续英国在香港的统治埋下伏笔”，见该报1994年4月5日文章：《评彭定康声言退居二线目的何在？》。
〔30〕〔31〕刘兆佳、关信基：《关注的旁观者：香港华人的政治参与》，香港《广角镜月刊》，1995年3月，第66、67页。
〔32〕刘兆佳、关信基前引文，《广角镜月刊》，1995年3月， 第68—69页；《香港的社会生活与发展》，第151页。
〔33〕这是1982年对观塘、屯门等四地进行抽样调查的结果，见刘兆佳、 关信基：《变化中的香港华人政治文化》（Lau SiuKai 、 Kuan Hsin—Chi:The hanging Political Culture of the Hong KongChinese ）， 郑宇硕主编：《过渡中的香港》， 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6页。
〔34〕刘兆佳、关信基前引文，《广角镜月刊》，1995年3月， 第71—74页。
〔35〕杨奇主编：《香港概论续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36—237页。
〔36〕刘兆佳、关信基：《关注的旁观者：香港华人的政治参与》，《广角镜月刊》，1995年3月，第70页。
〔37〕迈因纳斯：《香港的政府与政治》，第58页。
〔38〕埃姆伯罗斯·金等主编：《香港的社会生活与发展》， 第206页。
〔39〕雅瑟·陈主编：《20 世纪80 年代的香港》（Joseph Y.S.Cheng eds,Hong Kong in the 1980s），香港1982年版，前言。
〔40〕晓思：《区议会性质开始蜕变——评九一八区议会全面直选》，香港《镜报》，1994年第11期，第14页。
〔41〕刘兆佳、关信基：《关注的旁观者：香港华人的政治参与》，《广角镜月刊》，1995年3月，第71页。
〔42〕早在80年代初，就有不少香港华人赞成使用这些方式向政府施压，如观塘分别有15.5%和19.7%的被访者表示完全赞同或部分赞同，屯门的相应比例为16%和13.5%，但也有半数左右的人表示反对。见刘兆佳、关信基前引文，《过渡中的香港》，第37—41页。
〔43〕埃姆伯罗斯·金等主编：《香港的社会生活与发展》， 第203、205页。
〔44〕刘兆佳、关信基：《关注的旁观者：香港华人的政治参与》，《广角镜月刊》，1995年3月，第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