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治党论文,思想论文,习近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81(2015)04-0016-06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自身建设，希冀把自己打造成为一个纪律严明、善于学习、善于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根本要求、不断适应时代潮流的革命性政党。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从革命性政党转变为建设性政党，但始终没有改变自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本色，仍然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者，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力量。经过历史的艰难选择，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期处于执政地位的唯一政党。正如伯克所言，“政党是建立在一些人们集体认同的特别的原则之上、以共同努力促进国家利益的联合起来的实体。”[1]22当然，我们也应当看到，随着中国从革命时期转入和平时期，伴随着党的规模、执政方式尤其是党员工作条件的变化，对政党的认同走向式微，党的执政合法性受到威胁；一些党员干部腐化堕落，又增加了社会对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质疑。 正是在这种政治形势之下，习近平同志提出全面从严治党思想，显示了中国共产党直面问题的勇气。它既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寻求政治合法性的实然之选，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重要创新。 一、直面矛盾：明确治党的出发点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自2010年以来，中国GDP总量赶超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经济建设的成就不足以抵消人们对政治问题、文化问题、社会问题和生态问题的关注与忧虑。尤其在政治上，处于核心领导地位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党自身建设薄弱与党群关系疏远等考验。2012年11月15日，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习近平在与中外记者见面时直言：“新形势下，我们党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党内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尤其是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必须下大气力解决。全党必须警醒起来。”[2]全面从严治党的提出正是肇始于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对党内存在的问题的深刻洞察。 第一，中国共产党党内存在严重的腐败现象，部分党员存在作风问题，全面从严治党刻不容缓。一方面，一些党员干部自视甚高，一些党组织日益成为目光向内和向上的官僚化组织。党的民主生活和组织生活制度不够健全，人民群众难以监督党组织。各级党委尤其是党委主要负责人，在重大政治、经济和社会决策上，拥有过多权力，容易成为外部力量的寻租对象，走向腐败。另一方面，一些党员干部纪律松懈，生活腐败堕落，甚至存在违法犯罪的行为，严重损害了共产党的形象，危害人民和国家利益。正是面对党内存在的如此严重的腐败情况，习近平在2015年新年贺词中再次表示要继续全面推进从严治党，毫不动摇转变作风，高举反腐的利剑，扎牢制度的笼子，传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有腐必惩、有贪必肃的决心。 第二，新形势下存在党群关系疏离的现象，全面从严治党力求弥合与密切党群关系。一方面，党的工作方式与革命年代相比发生了根本变化，今天的党组织以及党员干部的工作日益常规化，他们不必冒着财产、声誉甚至生命的危险来从事党的工作。同时，人民群众取得自身利益的空间和途径大大增加，对党和政府的政治依赖也明显减弱。另一方面，部分党员干部的领导能力和领导方式急待提高和改进。人民群众希望在遇到困难时能够得到党和政府的帮助，但在现实生活中常因党员干部的工作疏忽而被忽视。再者，党群沟通渠道不畅通，缺乏完备的党群关系处理制度。个别党组织的党群沟通制度停留在书面，党组成员未能积极主动地响应人民群众的呼声，或者响应不及时，错过了化解矛盾的最佳时机，导致矛盾不断堆积。以上种种都降低了人民群众对党员干部的信任，淡化了党群关系。 第三，社会存在权贵资本合流、侵害群众利益的现象，全面从严治党成为保障民众利益、稳定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在过去一段时间内，中国政治生活中面临的尤为突出的危险就在于个别领域存在权贵资本合流的现象。对此，韦伯早有预见，“经济分化的任何发展都会伴随出现这样的可能性：行政管理将落入富人之手。原因并非在于他们具备优越的个人品质或者更为全面的知识，而是仅仅在于他们有时间且报酬微薄，甚至完全没有报酬地作为兼职去承担行政功能。”[3]实质上，这也揭示了财富与权力具有天然的亲和性；而权力与财富的这种亲和又会垄断社会利益，阻碍普通民众通过勤劳与智慧公平获得财富的出路，致使国家与社会缺乏流动性，使广大民众失去向上流动的可能。因此，个别领域存在的这种比较严重的权力寻租以及权力与资本的合谋现象，将严重引发了部分群众对党的信任危机，不利于国家民主政治的发展。 诚如亨廷顿所言，“就政治发展而言，重要的不是政党的数量而是政党制度的力量和适应性。”[4]全面从严治党的提出正是长期处于执政地位的中国共产党直面党内存在的严重腐败现象、党群关系疏离等一系列现实问题而做出的战略布局。敢于正视自身存在的问题，并从思想与制度方面加以强调、宣传、落实，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与核心领导地位的真正巩固，也是中国共产党努力增强自身适应性的积极表现。 二、宏观微观同发力，抓铁有痕踏石留印 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拥有8700多万党员，党员的监督管理是一大难题。面对庞大的党员数目，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自2012年11月上任以来一直十分强调中国共产党的作风建设，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深入开展反腐倡廉工作。中央“八项规定”、“四风”建设、“三严三实”等均是针对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提出的严要求、强举措。梳理全面从严治党这一理论提出的发展脉络，有助于厘清新一届政府针对党风廉政建设所予以的重视程度和所涉及的主要内容。 2012年11月15日，新当选的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外记者见面会上告诫“全党必须警醒起来”，党员干部“打铁还需自身硬”。两天后，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再次强调要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是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基。同年12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会议，会议审议确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改进调查研究，精简会议活动，精简文件简报，规范出访活动，改进警卫工作，改进新闻报道，严格文稿发表，厉行勤俭节约。中央“八项规定”第一次具体地规定了中共高级领导干部的工作作风。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作风如何，对广大党员的作风具有极强的警示与榜样作用，同时对党风、政风乃至整个社会风气也具有重要的影响。 2013年，党中央在党风建设方面最重要的举措是自上而下地在党员群体中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2013年6月，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部署在全党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教育实践活动，对新形势下的党风建设提出了“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6月底，习近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指出：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至此，从严治党的理念呼之欲出。同时，他强调：“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任务，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关键在党，就要确保党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关键在人，就要建设一支宏大的高素质干部队伍。”[5]并明确了好干部的五条标准：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 2014年3月，习近平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安徽代表团审议时，提出“三严三实”的要求，既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又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以“严”和“实”两种品质对党员的个人修为与作风建设提出了具体的要求。2014年10月，习近平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上就新形势下坚持从严治党强调了八点，分别是：落实从严治党责任，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坚持从严管理干部，持续深入改进作风，严明党的纪律，发挥人民监督作用，深入把握从严治党规律。正是在这一系列党的作风建设、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开展下，2014年12月，习近平在江苏考察时首次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并将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标志着“全面从严治党”思想上升至更高的理论层面，也意味着未来中国政治将持续加强执政党建设的力度。 随着倡导“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协调推进，习近平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审议时指出：“全面从严治党，是我们党在新形势下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根本保证。关键是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关键少数’，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全方位扎紧制度笼子，更多用制度治党、管权、治吏。”[6]这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新形势下从思想与制度层面“全面”治党的决心，并将更多落实到制度上来“从严治党”。 三、标本兼治：着眼常态长效 自201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以来，从“中国梦”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逐步明朗；从中央“八项规定”、聚焦“四风”建设到“三严三实”，全面从严治党的思路清晰明确。全面从严治党的全面性从内容上看，涵盖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和制度建设的各个领域。 全面从严治党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核心领导地位。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长期的革命斗争，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成立后，顺利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确立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以来，又引领群众脱贫致富，走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一方面，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有利于中国政治的稳定发展，能最大程度地凝聚全国人民的力量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另一方面，在坚持共产党领导核心地位的基础上，要更加充分发挥各民主党派政治协商与参政议政的权利，更加开放地接受各民主党派与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 全面从严治党强调共产党员的理想信念教育。“经历过新旧社会对比的人，容易从生活体验和朴素感情上接受马克思主义，经历革命战争洗礼的人，容易从实践经验和革命意志上认同马克思主义……在今天，长期和平建设和不断扩大的对外开放的环境，使那种易于从情感上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条件已不复存在”[7]。因而，部分党员尤其是年轻党员普遍缺乏对马克思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信仰。中科院曾组织课题组专门调研党员的理想信念教育，结果显示，“在部分党员、领导干部和学者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逐渐淡化，甚至丧失。他们的内心世界不认同马克思主义，对它冷嘲热讽，在人民群众和学生中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在调查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产生危机的原因时，受访的2602人中，有1678人认为是部分领导干部和教育者自己不信仰共产主义，占65%。”[8]因此，全面从严治党强调对共产党员尤其是党员领导干部加强思想教育，坚定其理想信念，重拾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全面从严治党力求加强党员作风建设，改善党群关系。加强党员的作风建设要求党员干部深入贯彻执行中央的八项规定，集中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问题，以“三严三实”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加强党员的作风建设，要求广大党员加强理论与专业知识技能的学习；树立大局意识，认真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始终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团结群众、心系群众，勤政为民、关注民生，解决好民众最直接、最关心、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要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实实在在为民办好事、谋福利。此外，改进党员工作作风，密切党群联系，还需要健全党群关系的工作机制，完善人民群众利益表达和民主政治参与机制；建立维护困难群体利益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现社会公平；建立党群关系社会引导机制，以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为指引来开展各项工作。总之，全面从严治党必然要求广大党员通过改进作风建设，深入群众，密切与群众的联系，从而建立起良好的党群关系。因为没有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就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与壮大。人民群众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全面从严治党注重深入开展反腐倡廉建设。长期以来，反腐倡廉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党内建设关注的重点，而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国家财富增长与政治改革相对滞后的矛盾，一些领域出现权力寻租现象，一些党员存在严重的腐败行为。面对党员队伍出现的这些腐败行为，习近平明确提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任务。反腐倡廉必须常抓不懈，拒腐防变必须警钟长鸣，关键就在‘常’和‘长’二字，一个是要经常抓，一个是要长期抓。”[9]这表明了党中央誓将反腐进行到底的决心，表明从严治党将走向常态化、制度化。的确，持续开展反腐工作归根到底在于制度的保障。“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关键是要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10]当然对从严治党的制度建设，也要依靠全面依法治国进行保障——将权力纳入法治的轨道，从根本上消除“人治”的土壤。 一元政体不能简单地指望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获得合法性，它们必须表明它们能够比多元政体做得更多、更好、更快。[1]65因而，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必须以更严苛的目光审视自我，以更严格的要求来治理自己，以更全面的建设来武装自己，从而更好地肩负起引领中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走向繁荣富强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使命。 四、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与时俱进 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孕育于马克思、恩格斯对共产主义的构思，后经列宁在俄国的实践得到发展；而其与中国具体国情的结合，则诞生了毛泽东思想和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核心问题是党的性质问题，即关于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成为区分各个历史时期政党学说的重要标志。马克思和恩格斯亲自参加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阐明了党的性质、指导思想、斗争纲领、策略和组织原则等基本特征，初步奠定了党的建设理论。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11]这是最早对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所作的经典性的表述。列宁则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建党学说，创立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强调党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党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党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工人阶级先锋队，从而形成一套完备的建党体系。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传入中国以后也获得了新的发展。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从思想、政治、组织、作风上加强党的建设的理论原则，并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解决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以农民为主体的党如何保持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重大问题，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学说。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邓小平则强调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传递了新时期要加强从严治党的信号。在政党建设上，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出新世纪党的建设的总体目标；胡锦涛则强调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开展创优争先等活动，建设学习型政党，丰富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观。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社会面临着很多新的问题和挑战，中国共产党也面临严峻的执政考验，存在着部分党员违反党的纪律，严重脱离人民群众的倾向，“官僚化或脱离群众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最大危险”[12]。同时，“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任务”[13]，习近平在2013年6月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曾强调，“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关键在党，关键在人”[5]，传达出治党管党的决心。十八大以来，习近平高度重视中国共产党的建设，提出“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从“八项规定”、“四风”问题到“三严三实”的提出，从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到中央巡视组在全国的多轮巡视，一方面加强对党员领导干部的思想教育，另一方面开展持续深入的反腐，强调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双管齐下，开启了中国共产党党建新常态，也继承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 创新之一：全面从严治党批判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全面从严治党首要的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表明无产阶级的阶级属性。其次，全面从严治党吸收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精华，立足现实，注重实践，认真考察现实政治生活中存在的党员作风问题、腐败问题等，一如既往强调党员的作风建设，努力改善党群关系，重视反腐倡廉建设。第三，全面从严治党更是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以来党员队伍迅速扩大、党员身份更加多元及随之而来的党风建设问题的回应。共产党的发展不仅仅表现在数量的增减上，更体现在质量的保证与提升上。全面从严治党的提出正是强调将更加注重党员质量，着力打造一支纯洁与先进的党员队伍。 创新之二：形成全面从严治党与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共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布局。习近平“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形成，标志着全面从严治党与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同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战略谋划，赋予全面从严治党以新的历史地位。全面从严治党是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集体，从“中国梦”的美好蓝图到作风建设和重拳反腐的举措，以“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为统领，将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作为鸟之两翼，将全面从严治党作为根本保证，力图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习近平提出的全面从严治党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共同构成了“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它立足中国发展的实践，涉及广大党员与广大人民群众，覆盖自中央到地方的各个层面，牢牢把握与回应了中国发展所存在的现实问题，指引当代中国的发展方向与目标，具有鲜明的实践性、科学性、时代性等特征，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与发展。而进一步考察全面从严治党的提出，它更是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党自身的一次针砭时弊，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发展的一种深刻的理论自觉，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一次有力回归与重要创新。 创新之三：全面从严治党注重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双管齐下，构建良好政治生态。20世纪的50至70年代，人们对马克思主义有着坚定信仰，然而在当下“曾经被认为是绝对的、普遍的、永恒的，或者被盲目接受的规范和真理，正在受到人们的质疑。这似乎成了我们时代的特征”[14]。全面从严治党通过颁布中央“八项规定”，聚焦“四风”问题，提出“三严三实”要求，以及一系列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开展中央巡视组的多轮巡视工作，强调从思想与制度两方面加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除此之外，党的十八届一中全会选举成立了以王岐山为中央纪委书记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大刀阔斧反腐，通过打“老虎”抓“苍蝇”等一系列反腐工作及时地回应了人民群众的呼声，对一些社会问题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在群众中引起广泛的情感共鸣。习近平也指出，“夯实管党治党基础，特别要有一个覆盖全面、功能健全的基层党组织体系，有一支素质较好、作用突出的党员、干部队伍，有一套便利管用、约束力强的制度机制，有一个正气弘扬、歪风邪气没有市场的政治生态。”[15]正是通过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全面从严的长效化建设，才能夯实管党治党的基础，净化党员队伍，构建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重拾广大党员及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综上所述，“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提出，非但不会影响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反而将增强其执政能力，通过有效的意识形态转型机制，强调党要管党、从严治吏，使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国家意识形态不是告别马克思主义，而是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建设的当下状况出发“回归”马克思主义。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形势下，在奋力迈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征途中，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是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以及其他共产主义活动家理论创新的历史经验后得出的具有规律性的科学总结，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对不断发展变化着的世界、不断发展变化着的中国、不断发展变化着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具有极强的应变能力，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又一次继承、发展与创新，有利于增强广大人民群众对共产党执政的认同，有利于增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有利于中国政治的改革与发展。标签：从严治党论文; 习近平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领导理论论文; 马克思主义政党论文; 中国共产党论文; 反腐倡廉论文; 时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