瑰玮奇丽 气象峥嵘——曾国藩论文章风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瑰玮论文,奇丽论文,峥嵘论文,气象论文,曾国藩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曾国藩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他在清道光年间，以讨太平天国有功，被封为世袭一等毅勇侯爵，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恶名昭著的人民起义的镇压者。但同时又因其在政治、经济、军事领域的地位及作为，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人物。曾国藩在文章领域的成就也是不容忽视的。文学史家们称他为“桐城学派”的中兴之主。曾国藩奉桐城方苞、姚鼐为“文学正宗”，并在多方面继承、发展了桐城派文论，以至我国古文论。而他的文学风格论又是其中的精华。本文就此问题进行一些探讨。
一
文章风格是文章内容与形式的综合体现。
我国古典文论中对风格的辨析分类，可推溯到刘勰的《文心雕龙》。刘勰从文章内容和形式两方面着眼，将风格分为八种，有褒有贬，认识到了风格的多样性。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也论及了文体的不同风格。这之后，对风格进行辨析分类的从唐宋以迄明清还有数家。如皎然的《诗式》分诗为五格十九体，司空图的《诗品》又分诗的风格为二十四品，严羽的《沧浪诗话》分诗的风格为九品等。其所分法虽对品评作品有所启迪，但总体上讲是过繁过细，不利于对风格的品味与欣赏。
桐城学派作为清代最大的散文流派，由于延绵的时间长，对文章风格的推崇不是一成不变的。方苞为主文章要“雅洁”，要求在“言有物”和“言有序”的基础上，达到“澄清无滓，澄清之极，自然而发精光”的艺术境界（《与程若韩书》）。刘大櫆论文，以“神、气”说亘之，认为“气之精者托于人以为言，而言有清浊，刚柔、短长、高下、进退，徐疾之节，于是诗成而乐作焉”。（《张秋语诗集序》）。他所论及的文章风格多样化，其要点是要使文章的文势、章法、意境腾挪变化，快慢和谐，摇曳多姿，而并不轻此厚彼，意有专属。而最值得一提的是桐城派的集大成者姚鼐。他把文章风格分为阳刚、阴柔两大类，并在《复鲁絜非书》中具体描绘了两种风格文章的不同特点。姚鼐的独到之处，是能一反众俗，摒弃繁琐，收到了以简驭繁之效。
曾国藩曾自我标榜说：“国藩之初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他在论述文章风格时，显然也是承继了姚鼐的阳刚阴柔之说。他说：“大抵阳刚者气势浩瀚。阴柔者韵味深美。浩瀚者喷薄出之，深美者吞吐出之”。可见，他也赞成将文章风格分为阳刚与阴柔两大类。
但是，曾国藩并不只是简单地照搬姚鼐的阳刚与阴柔的风格论。他在新的形势，新的历史条件下，对这一理论进行了充实与改造，其论述特点鲜明，表现实出，带有明显的倾向性，并在其论文，写作中一以贯之，形成了他自己的风格论。
姚鼐在论述阳刚与阴柔两种风格时，曾经指出：“糅而偏胜，可也；偏胜之极，至于一有一绝无，与夫刚不足为刚，柔不足为柔，皆不可以言文。”这就是说，阳刚与阴柔的区别，又正在它们的联系之中。二者相互渗透，相互依存，缺一不可。如一味偏胜，则“不可以言文”。刚和柔都是相对的，都是就它所含成分的多寡而言。否则，“刚不足为刚，柔不足为柔”，是不利于形成风格的。可以说，姚鼐在论述阳刚、阴柔两种风格时，虽有偏重，但基本还是取一种“公允”的态度。
曾国藩在论述文章风格时，并不强调阳刚与阴柔相互联系、依存的一面，而是明显的特别推崇文章的阳刚之类，尤重光明伟岸，气势恢宏之作。他曾说：
文章之道，以气象光明俊伟为最难而可贵。如久雨初晴，登高山而望旷野；如楼俯大江，独坐明窗净几之下，而可以远眺；如英雄侠士，裼裘而来，绝无龌龊猥鄙之态。此三者皆光明俊伟之象。文中有此气象者，大抵得于天授，不尽关乎学术。自孟子、韩子之外，惟贾生及陆敬舆、苏子瞻得此气象最多。
（《王守仁申明赏罚以厉人心疏》）
在这段话中，他明确指出，具有阳刚之美的文章“最难而可贵”，并用一系列比喻，具体描绘了这类文章的声势、气象。认为能达到阳刚之美者是“得于天授”，在几千年的历史中，也仅有几人可达此境界。可见，他是把阳刚之美作为文章写作达到登峰造极的高度时所具有的一种审美取向。对这一审美高度，从古至今少有人能够企及，却又是很多文章作者想要达到的境界。因此，文章的风格具有阴柔之美固然不错，但它远不及具有阳刚之类更为卓越，更应该受到推崇。阳刚之美是阳刚与阴柔两大风格的上限。曾国藩的审美取向，在这里表现得十分清楚、明确。
二
我国古代文论中论述风格，往往与“文气”问题相联系。因为“气”是作家创作的根基，也是作家风格形成的内在根据。“文气”说是古代文论中一个古老的命题。《孟子》有“吾养吾浩然之气”之说。最早以“气”论文的魏文帝在《典论·论文》中有“文以气为主”的重要论述。《文心雕龙》中《风骨》、《养气》《体性》等篇都有对“气”的阐述。唐韩愈在《答李翊书》对“文气”说更有进一步的发挥。曾国藩推崇文章雄奇豪迈的风格，也特重文气。
曾国藩讲文气，最直接的承继者，还是桐城派的刘大櫆与姚鼐的理论。刘大櫆在《论文偶记》中讲“文章最要气盛”，但他又讲“然无神以主之，则气无所附，荡乎不知其所归也”。因此，“行文之道，神为主，气辅之。”他论“神气”之核心在于突出古文创作中“神”的作用。“神”是主宰，“气”是“神”之赖以存在的形式。姚鼐论文中的“气”与“神”、“理、味”同属于“文之精”，但实际上，在他的文论体系中，“神理”是居“文之精”之先，而“气味”明显地从属于“神理”。“气味”并举，又是与他的风格论相一致的。以“气”盛的文字多具阳刚之美，而以“味”见长的文章往往更近阴柔之美。
曾国藩讲文气，与桐城先祖相比，以至同我国古典文论领域有些著者相比，有他的独特之处。
首先，曾国藩与姚鼐不同，并不是气味并举。他特别强调文气问题。他说：“行气为文章第一义”，“为文全在气盛”。“是文章之雄奇，其精处在行气，其粗处全在造句、选字”。（《曾国藩全集·家书》）这里所谓的“精”，即文章所具有的内在精神，内在气质。它是作者进行创作时，内心所具有的总体感受，也是作品内容中表现出来的思想、感情、气度、识见等等。姚鼐将“神理气味”通称为“文之精”，而曾国藩于四者之中独独拈出“气”加以论述。这种表面上看来细微的变化，其实正是说明了曾国藩对风格的追求较之姚鼐发生了变化。
曾国藩在论文时所讲的“气”，是寓积于作者精神世界中的一种客观存在，是指作者内心具有的思想感情、气度、识见等等。“气”有刚柔，是讲人与人之间，性格、气质不同，对外界事物的反映也就不同。曾国藩讲“气”，又是可“为文”之气，而他的为文，又以有刚劲宏阔之风为上。因此，他所讲的“气”，是人内在的精神气质，又是在与外界接触中能表达出来的充盈于内心的浩荡澎湃，雄劲奔放的情思。
曾国藩讲气，又常与文势相连带。如他论韩文“兀岸无匹，而莽苍之势寓于其中”。又讲“退之《与孟尚书书》处处尽取逆势，所以奇绝”等等。这些都是在讲“气盛”的文章，行文时就能展开，挥洒自如，纵横驰骋，形成“文势”。所谓作文要取“逆势”，就是讲文势不可平淡无奇，而要有波澜，有起伏，有奇异出人之处。“气”是指寓蕴于作者胸中的气质、才性、情思等，是“势”的原动力，“势”是“气”即作者内在性格在文章中的外在表现。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具有阳刚之美文章的特征。
既然文气对文章阳刚之风格的形成如此重要，那么这种“气”是从何而来的呢？曾国藩对此讲了几点。
首先，他认为气贵真。气即是作家自身天生的禀性与情思，它是自然之元气，不可以由外部所致。所以他讲“气雄者得于天授。”如果“瑰玮奇丽之辞”，“曾元才力气势以驱使之，有若附赘悬疠，施膠漆于深衣之上。”（重刻《茗柯文编序》）这是说如果只重人工，不尚自然，无气势驱使文辞，为文就不能达到瑰玮奇丽的境界。
曾国藩在论“文气”时，又常与人的气质相关连，这样，就为具有阳刚之气的文章，找到了性格根据。他曾说：“韩退之云：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大抵文字虽极刚劲，然须有宽博深恳之意寓于其中，使神气有余于笔墨之处”。（薜福成《论文集要》）从这里可以推论他非常重视培养阳刚之气质，认为如此才可为阳刚之文章。按照心理学的观点，“气质是人的稳定的心理特点”，作家的气质，对作品的风格会产生直接的影响。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这里的“气”就是指作家的气质、才情。气质有明显的个性色彩，因不同气质而创作的作品风格也会迥然不同。
作者性格的形成，既有先天的因素，又有后天的影响。我国古代文论中历来就有“养气”之说。养气又分“内养”与“外养”。“内养”即“读万卷书”，“外养”则讲“行万里路”。曾国藩力主观风格以阳刚之美居上，在他力主读书养气时，特别注重作者要有“瑰玮俊迈”之气。他所列应读书目，多为史书，汉赋，及有阳刚之气的散文。在读书养气的方法上，他又要求在“气势上用功”，以涵养胸襟，培养修养才识。
曾国藩论文，又注重文气与时事世态的关系。他说：“盖声音之道，与政相通。国家鼎盛之日，太和充塞，庶物恬愉，故文人之气盈而声亦上腾。反是，则其气歉而声亦从而下杀。”（《云桨山人诗序》）。他认为文章的气势、风格是与政事相通的，但是二者之间所具有的不是直接关系，其间有一个中间环节，这就是“气”。“气盈”声才能“上腾”，因为“气盈”者，“志能敛而之内”，“其声可以薄无际而感鬼神”。换句话说，就是气度宏大的作家才能写出气势恢宏的作品。因为作家要生活于一定的时代，时代的形势、精神一定会对作家的情怀产生影响。当时代的亢奋之气寓积于作者的胸襟时，就成为驱动作家情思的动力。这就是“文气”。有了这种亢奋博大的“文气”，作家就能创作出气势恢宏之作。因此，不同时代的作品，往往会表现出不同的风格。“文气”在时代与风格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三
文章风格是指作家在所创作的文章中所表现出来的个性。而这种个性，是从文章的内容与形式，思想与艺术的统一中显示出来的。我们说曾国藩对姚鼐的风格说进行了充实与改造，其中既包括了文章的内容要素，也包括了文章的形式要素。
曾国藩推崇文章的阳刚之美，首先表现在文章的内容要素。桐城宗祖方苞倡“义法说”，要求为文要“言有义”，而后才是“言有序”。姚鼐则打出“义理、考据、词章”三者合一的旗号。曾国藩认为“有义理之学，有词章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此四者缺一不可”。（《求阙斋日记類抄》）曾国藩于姚鼐提出的“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之外，独独加上“经济之学”，特别强调文章要“经济致用”，这就纠正了桐城文派理论的空疏、宠统之病，使文章内容更为充实。
其实，早在曾国藩之前，桐城派三大宗主之一的刘大櫆，就曾提倡经济之学。他说：“盖人不穷理读书，则出词鄙位空疏。人无经济，则言虽累牍不适于用。……故文人者，大匠也；义理、书卷、经济者，匠人之材料之。”（《论文偶记》）刘大櫆所说的经济，是经国济世之义。他虽生活于清代鼎盛时期，但因其自身一生穷困凄凉，仕途蹭蹬。严酷的现实生活使他对人情世理有深刻的理解，因而能把经济纳入文章内容。但刘大櫆为一介文人，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他所说的经济，只是作为一普通臣民对世态物理的一般性看法，没有具体的、实在的内容。姚鼐生活于清乾隆盛世，一生在功名仕途方面无刘大櫆的提襟见肘之窘，因此他于文章之道只提出“义理、考据、辞章”三者。曾国藩于中加上了“经济”一面，这虽是师承于刘大櫆，但比刘大櫆的理论更为明确，有了实在有内容。他曾解释“义理、词章、经济、考据”四者的关系说：“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考据者，在孔门为文学之科，今世目为汉学者也。辞章者，在孔门为言语之科，从古艺文及今世制义诗赋皆是也。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前代典礼政书及当世掌故皆是也。”（《劝学篇示直隸士子》）可见。曾国藩的“经济”之说， 已不是空洞笼统地提出个大概方向，而有了确切的内容。他明确指出“经济”是政事，是朝政的处理，是治理国家之道，这些应是文章的重要内容。于此可以看出，曾国藩将“经济”引入文章，是增强文章气势的重要途径。因为各代的典籍、奏疏、当事掌政等内容，所反映的是对朝政的处理、对世事的治策。用这些充实文章内容，避免了文人们空谈于义理，或只以考证为业，沉溺于对字句词章的推敲等空疏之病，扩展了文章的题标。而这类题材的文章，一般在风格上，往往不同于抒写男女情怀，羁居客旅之类文章多阴柔之气，易于作到气度恢宏，文势豪迈。如宋词中的豪放派与婉约派的区别就体现了这点，而散文史中的《史记》、《国策》等文，所载多为天下大势，时代变迁等内容，风格上也是偏于阳刚之美的。
曾国藩编选的《经史百家杂钞》，也表现出他的审美取向。桐城派的集大成者姚鼐，曾严格按桐城的义法，编选了《古文辞类篡》，其中不载六经、诸子、史传及六朝辞赋。曾国藩认为这个选本取径过窄，而另选了一本《经史百家杂钞》作为补充，其中选入了经、史、诸子之文及辞赋，并相应地将姚鼐所划分的十三个文体类别，合并删削为九类，另立叙记、典章两类，共十一类，别为著述、告语、记载三门。这样编选，是将经史、诸子、辞赋作为古文之源及学习对象，其持论较姚鼐宏通，也合于实际。这样广收博取，有利于散文的创作。特别是他另辟典章一类，其着眼点在于政事而不在文学。这个选本也体现出曾国藩以“经济”入文的主张。曾国藩这样论文，就使桐城文派有可靠从规模狭小的死胡同中走出，去表达重大的题材和复杂的思想，使追求雄奇瑰玮之文成为可能。
从文章的形式要素看，曾国藩也从几方面进行了阐述。
首先，他注重文章整体的布局谋篇，以求“气盛”。桐城古文学派的弊病之一是为文规模狭小。自从方苞提出“雅洁”之说，桐城派谨遵义法之论，片面追求有序之文，动辄要求合古人法度，而行文变化又以删繁就简，言明意赅为指归，所以文章规模，越作越小。这种规模狭小，禁忌繁多的文章，是难以表达重大题材及复杂思想，和作者宽广的胸怀的。曾国藩说：“古文之道，谋篇布局，是一段最大工夫，书经左传，每一篇空处较多，实处较少，旁面较多，正面较少，精神注于眉宇目光，不可周身皆身，到处皆目也。”“古文之道，布局须有千岩万壑重峦複嶂之类，不可一览而尽，又不可杂乱无纪。”（《曾文正日记》）可见，曾讲布局，重在要气势宏大，有腾挪变化，唯此才可容纳表现重大社会内容，和宽广博大的襟怀。这也正是具有阳刚之美文章一个共有的特点。
曾国藩还承继了桐城派的“因声求气”之说，特别强调由声调而循诗文豪迈之迹。他说：“乐律不可不通，以其与兵事相表里”。“作文以声调为本”。又说：“魏人作赋，一贵训诂精确，一贵声调铿锵。”（《曾文正日记》）由此可以看出，曾国藩认为学习作文从声音入手，是一重要途径。气与声二者是不可分的。气是声的内容，声是气的表现。学古文时，可由声而捕捉，体验到作者的“气”，作者所要表现的情势，从而又由“声”掌握文章的写法。他说：“凡作诗最宜讲求声调。须熟读古人佳篇。先以高声朗诵，以昌其气，继之以密咏恬吟，以玩其味。二者并进，使古人之声调，拂拂然若与我喉舌相习，则下笔为诗时必有句调奔赴腕下。诗成自读之，亦自觉琅琅可诵，引出一种兴会来。”（《曾文正家书》）曾国藩的这一论述，正是“因声求气”说的具体发挥与运用。刘大櫆在《论文偶记》中，曾论述过神气与声音，节奏的关系，认为“神气”是文章的“精”处，音节、字句是文章的“粗”处，并把神气和诵读相联系，为人们学习古代诗文提供了一个重要方法。他认为神气可以形成音节，音节为神气之迹。诵读吟咏，注意把握字句音节的疾徐高低，就能很好地把作品的神气品味出来。他的这种认识是对诵读的要求，对人们应该如何认识和体味作品的思想内容和精神意气，也有启发。曾国藩的论述，应该说是对刘大櫆的理论的进一步发挥。他对诵读的方法，做了具体的阐述。高声与密咏相间，古人声调与我之喉舌相习。这样形象，真切的描述，使诵读成为学习古文，掌握为文之要素的必不可少的环节。
更为重要的是，刘大櫆并没有专崇某一种声调的文章，而曾国藩更以“声调铿锵”作为“文章第一妙境。”他说过：“大抵西汉之文，气味深厚，音调铿锵，迥非后世可及。固因其措词之高，胎息之古，亦由其义理正大，有不可磨灭之质干也。（《鸣原堂论文》）曾国藩于文章声律之中，独崇声调铿锵之作，是与他推崇阳刚风格相一致的。一篇文章的风格，是婉约，忧郁，还是激昂、刚迈，并不是抽象的，不可感的。风格是通过文章外部特征所呈现出的一种内部的特质。文章声调不同的抑扬顿锉，平仄之间的自然搭配，是显露文章风格的一个重要方面。所谓声调铿锵的文字，正是用音节之间变化反差较大的文字，组成激扬回荡，声调形态趋于刚硬文章，来表达宏迈刚劲的气势。这即是具有阳刚风格。
声调铿锵是文章具有阳刚之美的一个重要方面，那么应从何处而求文章声调的铿锵呢？曾国藩提出了两点：段落与字句。他说：“文章雄奇，以行气为上，造句次之，选字又次之。然未有字不雄奇，而句能雄奇，句不雄奇，而气能雄奇者，是文章之雄奇，其精处在行气，其粗处全在造句选字也。余好古人雄奇之文，以昌黎为第一，扬子云次之。二公之行气，本之天授。至于人事之精能，昌黎则造句工夫居多，子云则选字工夫居多”。（《曾文正家书》）这也是承继了刘大櫆由粗处以表现精处之说。不过，他是专就“雄奇之文”而谈，要文章声调铿锵，要从选字造句开始。因为文段由文句构成，文句又是文字构成。曾国藩在给儿子的信中，指出气盛之文“大约偶句多，单句少，段落多，分股少，莫拘场屋之格式。短或三五百字，长或八九百字千馀字，皆无不可。”他的意思是，要使文章雄奇，就要将所要表达的思想，形成文字。文句的选用应是骈散并用，不拘格式，总的原则是要能展开气势，不受束缚，特别是不要受“场屋”，即八股文格式的局限，要自由自在，任其自然。否则文章越写越拘谨，无从发表胸中寓积的情怀，文章也就不可达到雄奇的境界。
适当的划分段落，也是为雄奇之文的一个手法。他说：“为文全在气盛，欲气盛全在段落清。每段分束之际，似断非断，似咽非咽，似吞非吞，似吐非吐。古人无限妙境，难于领取。每段张起之际，似承非承，似提非提，似突非突，似纾非纾，古人无限妙用，亦难领取”。（《日记》）曾国藩的这段话，又给为文者提供了一个具本途径。他极力推崇韩愈，赞同韩愈的“古文运动”，因此他也主张从学习古文中，领取古文行文之妙处，创作出激昂文字。韩愈只说了“气盛言宜”。曾国藩讲得更具体：气盛者必段落清。因为段落是表达不同内容的语言单位，而段与段之间又有一定的内在逻辑。文章气盛，即有文势，用以倾吐作者内心寓积的情思。这时，段与段的衔接之处即很重要。气盛的文章，即文势可以一贯到底的文章，在段与段之间，既要做到将所要表达的意思分述清楚，即段落清。又要以气贯之，一气呵成。因此才有在“每段分束之际，似断非断”，而“每段张起之际，似承非承”之说。分段，结段的奥妙，是文章写作一大功力。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曾国藩推崇阳刚风格，主要是通过对文气的阐述表现出来的。文气是形成阳刚风格的内在根据，文气又是激发、驱使作者创作的原动力。作者或是凭先天自然之气质，或是由于后于的学习、培养，都可以使胸中充盈豪迈、昂阔之气。具有阳刚风格的文章，其瑰玮奇丽、气象峥嵘的美学特征，又是能过文章的内容及外在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这些也离不开文气。从内容上说，他强调以经济、政事入文，使文章扩大了社会题材，具有宏阔之气。从形式上说，文章的布局要峰峦起伏，富有变化；文章要因声以求做到声调铿锵，选词、造句、分段都要注重表现宏阔之气。
四
曾国藩论文推崇阳刚风格，并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是有其社会政治、历史和思想根源的。对此，我们可以从以下几点进行分析。
一、曾国藩生活于清道光、咸丰、同治年间。这时的清王朝已经在走下坡路。一八四0年的鸦片战争，使社会矛盾更为激化， 反抗清政府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最后终于爆发了大规模的太平天国起义。文学的风格，本与社会时运密切相关。清统治者在这种形势下，不甘于退出历史舞台，妄想重新恢复大清帝国的雄威，也就不能象太平年间那样只用歌舞升平表现封建文人的闲情逸致，以温文尔雅的情趣为主要内容。在桐城三祖方苞、刘大櫆、姚鼐时，正当清康熙、雍正、乾隆盛世。清代因是属于外族入主中国，对文化统治极为重视。桐城文派是清代一个最大的散文派别，在康熙、乾隆年间，统治者为取得较为安定的政治局面，鼓动文人进行创作。方苞提出“义法”说，文体风格以求“雅洁”，这正合乎统治者的需要。而刘大櫆所主张的“神、气、音、节”说，直至姚鼐的“阳刚阴柔”之说，都是在社会较为安定的大的趋势下形成的。它既是这一时代政治面貌的客观反映，又反过来起到了歌颂太平盛世，繁荣文艺创作，使文化多元化发展的作用。这是与清代统治者的要求相吻合的。而在曾国藩生活的时代，清王朝统治者面对万马齐喑的政治局面，梦想着重振朝纲。温文敦厚、雅洁清丽，或缠绵悱恻的文章风格，都不能反映和适应这种要求。曾国藩在这时举起“阳刚”风格的大旗，要求文章要经世致用，正是代表了这个时代统治者的主观要求。具有阳刚风格的文章，从题材到语言风格，都可以鼓励天下世子胸怀经国济世的大志，为挽回颓废的王朝建功立业。这种风格的文章，体现了当时统治阶级的崇尚与要求。
二、曾国藩本人的特殊地位，也是他之所以推崇阳刚风格文章的一个重要因素。曾国藩作为桐城派的中兴之主，他的政治地位与桐城三祖完全不同。桐城派始祖方苞，虽主张积极入世，但一生在政治上并不十分得意。刘大櫆一生潦倒，虽文名绽露，但欲求升斗之禄都不可得，惟靠教读坐幕为生。姚鼐一生也很少作官，主要以讲学、修书为业。桐城派的其他人物也大都治文而不为官。而曾国藩的社会地位不但与桐城诸子不同，并与清朝外族统治下的汉族官吏也悬殊很大。曾国藩为道光十八年进士，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兴起时，以吏部侍郎的身分办团练，掌握了兵权。后又因讨太平天国有功，任两江总督。曾国藩在当时的政治、军事地位，甚至高出许多满族重臣。按照唯物主义观点，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他观察社会，观察生活的角度，这些又必然影响、决定他怎样去认识、评价和表现客观生活，影响到他对艺术技巧和语言的运用，影响他对风格的偏爱。曾国藩生活于清矛盾重重，危机四伏的时代。他位列于清高层统治者之中，日思夜想的是如何励精图治，使已百孔千疮的国家机器再正常运转。同时，当时农民起义的烈火此起彼伏，曾国藩为他所忠实的王朝，一心所念的是要驰骋疆场，建功立业。另外，面对当时内忧外患的严酷政治局势，清统治阶级内部发生了分裂。一部分清朝的遗老遗少，硬要按几千年中国封建式封闭的统治模式，按祖宗成法统治下去。而另一部分有识之士，主张“以夷制夷”，学习西方的先进的科技知识，练造兵舰武器，加强国力，并开通商口，建造矿山，提高经济实力。曾国藩作为洋务派的先驱人物，为维护、强化清王朝的国家机器，在他的幕僚中聚集了一批主张改革的人物。他在文学上提出“经世致用”的主张，就不足为奇了。他特标出的“经济”一科，使载道，明道的古文，与封建政治更紧密地绑在了同一战车之上。可以说曾国藩的政治地位，及他的政治眼光，决定了他的创作，以及他所欣赏的作品，其内容多是有关国计民生的社会题材，其抒发的情怀也多是为巩固封建王朝建功立业的胸臆。同时，为鼓动他的同党的士气，他也必然用激昂文字写成气势雄浑的作品，壮其声威，感其肺腑。也许曾国藩的主观意识并没有专去求得阳刚之美。而这正证明了存在决定意识。
三、“风格就是本人”。一个作家或文论家欣赏、推崇的风格，是与他本人的兴趣、爱好、性格特征密切相联的。因为风格是物我交融、客观物象与主观情思互相结合，内容与形式统一的产物。作家的个性会直接影响到他对风格的选择。“文如其人”是文论史上一个著名的论断。《论衡·超奇》云：“实诚在胸臆，文墨竹帛，外内表里，自相副称，意奋而笔纵，故文见而实露也。”曾国藩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不但地位显赫，其性格也极具特征。一个人的性格，既因为先天禀赋，又由于后天的磨练。曾国藩是军机大臣穆彰阿的门生，又曾从大理学家倭仁、唐鉴讲习程朱理学。在宦海沉浮与对理学的潜心研究中，逐渐形成了以礼治政，以忠恕做人的内法外儒的思想体系。曾国藩在各个方面，都可以说是一个封建阶级的正人君子。《清史稿》记载他“为人威重”，“治义理之学”，“其为政务持大体，规全势”。他的官位虽高，权势虽重，自己在生活上极为简朴。从他的几百封家书中，我们看不到他因权势显赫，而讲求奢华的痕迹。相反，多是告诫家人不可因权势而忘乎所以，讲求排场。他能这样做，在清政糜烂，官吏腐败的形势下，是难能可贵的。总之，从整个人格倾向看，曾国藩是个胸有大志，处事严肃认真的人。他既有这样的性格基础，又因其最高统治者的赏识，官运亨通，身居要职，就更加踌躇满志了。另一方面，曾国藩的性格，又是一种扭曲的性格。曾国藩本质上所信奉的是儒家的传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因此立下了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当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之时，他站在晚清统治阶级的立场上，组织湘军，办团练，残酷镇压农民起义。在这一过程中，他手中握有了强大的军权。当时的晚清政府正日薄西山，气奄息息。曾国藩靠当时的军力，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特殊地位，完全有可能借机推翻清王朝。但是正统的封建思想束缚了他的手脚，他不想作个被人指责的“乱臣贼子”，在这种形势下，为能保住自己的地位，为不落个“狡兔死，走狗烹”的悲惨命运，他只有采用韬晦之术，大量裁减湘军。在几十年的政治生涯中，他一直都是将自己定位于清政府忠实官吏的地位。而当时的清朝政府腐败，官场中满汉官员之间尔虞我诈，组成相互倾轧的政治派别。生活于这种政治风云中，曾国藩为保全自己的地位，要时时小心谨慎，掩饰自己的锋芒，对内心进行压抑，注意压制自己的阳刚之气，采取在政治角逐中所能允许的方式方法，去实现自己的抱负。可见，政治斗争中的曾国藩，他的阳刚之气是不可能充分显现的，他的人格，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扭曲的人格。而在文章学领域，在纯学术的阵地，远离政治斗争的风风雨雨，曾国藩不必掩饰自己，相反，他在政治斗中加以压抑的本质的性格，那种阳刚之气，在这里找到了突破口。因此，曾国藩在文章领域推崇的阳刚风格，正是他自身具有的阳刚之气的表现。它的美学趣味和美学追求，是与他的本质性格相统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