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的现代追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化与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同时也就是中国哲学的现代化。这个过程，既包含着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改造、更新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和理论，也体现着中国哲学的现代追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不仅仅是一种学术旨趣或一种文化策略的选择，而且还是与改造中国的社会实践主题密切相关的理论选择。因此，我们不仅仅是为了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也不仅仅是为了使中国哲学现代化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而是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和中国哲学的现代化过程中，创造出足以把握我们这个时代“生活世界”变迁的普遍语言，为解决中国社会变革、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问题提供理论支援，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中国哲学现代化的现实支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能否成为中国哲学的现代追寻，只有在这个立足点上，才能得到根本的解答。为此，我们有必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社会过程和文化过程作一简要的分析。
一、主题相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社会过程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首先是一个复杂的社会过程。所谓社会过程是指，在一定的民族国家的社会变革过程中产生出来的哲学理论，总是对这个民族国家社会变革过程所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社会矛盾的理论反映，是对这些问题、矛盾的理论诠释和对解决这些问题与矛盾的可能途径的探索。一种哲学理论，无论其观念形态如何具有高度的抽象性，但使高度抽象的理论具有生命力的现实内容却不可避免地具有历史的、地域的和民族的局域性。因此，这种哲学理论能否超越时空界限进入另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化体系，能否为另一个民族国家的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所接受，首先取决于这种哲学的理论主题与另一个民族的社会变革的实践主题是否具有相关性，这种理论对于这个民族国家社会变革过程所面临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是否具有潜在的理论诠释力，是否能为其摆脱变革困境提供可能的途径。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哲学理论是对18-19世纪欧洲国家从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体现农业文明的传统社会，向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体现工业文明的现代社会过渡的社会变革过程的理论反映，他们考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在欧洲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深刻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性质、结构和动态机制，揭示了这个变革过程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所蕴含的复杂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特别是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身所包含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力充分发展的基础上，这两大阶级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必将导致无产阶级革命或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从而最终造成资本主义的灭亡和新的社会形态即共产主义社会或社会主义社会的产生。在研究现实问题的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地继承了自古希腊以来欧洲哲学文化发展的成果，在概括和总结他们那个时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发展成就的基础上，从根本上改造了欧洲传统的唯物主义学说，创立了以“改变世界”为宗旨的实践的唯物主义或现代唯物主义，亦即创立了揭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本质和规律，包括生产方式理论、阶级斗争理论、国家与革命理论等在内的历史唯物主义学说，使现实问题的理论研究升华为更具普遍意义的哲学世界观、历史观和方法论。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主题，就是要推翻剥削人、奴役人的社会制度，谋求人类的解放。因此这一哲学理论对于关注社会变革，特别是谋求劳苦大众翻身解放的革命知识分子来说，肯定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20世纪初的中国，尽管其社会发展与西欧国家相比较有着十分不同的特殊国情，但也恰恰处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起点上。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经济掠夺、政治干预、文化渗透乃至军事入侵，以及满清政府的专横腐败和对帝国主义列强的软弱、屈从、退让，使这一时期的中国社会成为各种社会矛盾的集合点。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和激烈动荡的社会状况，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带给中国人的灾难和精神痛苦，激发了那些爱国的、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深度思考和变革社会的强烈愿望。而当他们在不堪忍受的屈辱中思索阻碍中国进步的文化根源时，他们发现本土文化中的那些普遍的观念，尽管不乏丰厚的智慧资源，但在总体上或整体上更有利于维系而不是更有利于改造中国社会，当人们感到自己所处的生活世界必须得到彻底的革命性改造才能更适合于中国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时候，与这个旧的世界息息相关的传统哲学观念却更多地表现为历史的惰性和精神的束缚。摆脱这种文化负累的努力，使主张进步的中国学者把学术目光投向西方，希图从西方哲学文化中汲取文化更新和社会改造的思想资源，这就使近代中国成为多种文化、多种哲学思潮交流、碰撞的文化“接触区”。而在这个“接触区”中，马克思主义哲学最终脱颖而出，很快被进步知识分子们所吸收，进而主导了中国从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向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社会转型的全过程。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培育出了一批献身于改造中国社会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时诞生了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纲领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此后，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中国社会革命的实践主体，而且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理论主体。无论是在艰苦卓绝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曲折发展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共产党人都始终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理论同中国社会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入研究中国社会的性质、结构和矛盾，探讨不同历史阶段上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性质、任务及步骤。这种自觉的理论努力，一方面使中国共产党人在一个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创造出了举世闻名的政治奇迹、军事奇迹、经济奇迹；另一方面也创造出了同样震惊世界的文化奇迹，即产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实践版本——毛泽东思想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以及内容更为丰富、形式更为多样的学术版本，成功地树立起异质文化相互融合的典范。
今天，随着中国经济与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日益拓展其深度和广度。纵观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够完全被中国的文化血液所吸收，并随着中国文化脉搏而跳动，与其说是取决于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文化旨趣，毋宁说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变革与发展的现实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如前所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已成为多重思潮交汇、碰撞的文化“接触区”。进化论、唯意志论、实证主义、实用主义等各种西方哲学思潮①都在这个接触区中传播，也的确吸引了一大批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目光，特别是对那些后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知识分子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但是，这些“主义”直到今天依然是西方哲学，是相对于中国文化的“他者”，而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现当代中国哲学的主导理论。这其中的道理其实并不复杂，因为只有马克思主义能够为研究和分析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经济、政治背景，重新认识中国社会的矛盾和问题提供新的、有说服力的理论视角、思路和基本方法。而其中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更迎合了革命知识分子力图用革命手段改造中国社会的激进要求，并使他们相信，在中国将要发生的革命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客观趋势，具有历史的必然性，由此强化了他们献身于社会革命的信念和热情。同时，也只有以“改变世界”为己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彻底地摆脱形而上的清谈，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中国社会的进步提供现实的策略和途径。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能够被中国化，就在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主题与中国社会变革的实践主题密切相关、相互吻合。由于这种“主题相关”，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多种文化的互动过程中，最终成为改造中国的精神武器，并最终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得到(至少力图得到)完整的阐发。
二、机制分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文化过程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多年来一直是我国学界主要关注的理论主题之一。从文献资料上看，我国学界比较重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国哲学现代化、不同学术传统和文化观念之间的交流与沟通等问题的研究，从研究的范围和所形成的各种学术见解上看，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比以往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但是，笔者认为，就这个学术主题所应具有的宏大历史内涵和重要的学术价值而言，目前学界有关这个问题的研究无论在视野上、方法上，还是在观念的建树上都存在着一些明显的不足。一是缺乏对中国自近代以来社会变革的历史过程的深入剖析，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和中国哲学的现代化的研究，同对中国社会变革过程所面临的重大实践问题的研究充分地、有深度地结合起来，从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必要性，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是否为中国哲学现代化的重要维度等重大问题缺乏足够清醒的认识；二是比较注重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念、西方哲学观念与中国哲学观念的比较，而对中国哲学吸收、消化外来哲学观念的机制、方法和过程的研究相对薄弱，也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缺乏方法论层面的探讨。还应指出的是，相当一部分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的研究明显具有简单化、政治化的倾向。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侧重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建树上的成功经验或成就，而缺乏对其教训的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特别是没有充分认识到计划经济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识形态化和“左”倾思潮、教条主义给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带来的负面影响，甚至文过饰非，有意回避对这些问题的探讨，这不能不影响到我们对这个曲折的历史过程的科学总结。
上述问题应当通过探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文化过程来合理地加以解决。所谓文化过程是指，在一定的民族国家中产生的哲学理论总是这个民族国家思想文化传统不断发展的产物，其理论的话语方式、语言系统、概念框架、逻辑结构等各个方面均体现着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因而，该理论的思想内涵只有在该民族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中才能得到完整的理解。因此，这种理论能否为异质文化的民族所接受以及怎样被吸收，取决于异质文化之间的互动机制，取决于在异质文化的互动中，一种民族文化消化和吸收外来文化的内在机制。从这个方面来说，尽管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本质和一般规律的学说具有普遍的适用性，尽管中国社会变革过程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客观上有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可能性，但毕竟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从古希腊以来欧洲文化的发展脉络中产生出来的，其文化形态与中国民族文化有着高度的异质性，无论是其语言还是观念对于中国文化这个有机体来说都不是直接可用的。这就如同一个生命有机体必须从外部自然界获取维持生命存在的物质和能量，但外界的物质和能量对于这个生命有机体来说并不是直接可用的，而必须通过一定的消化吸收机制，也就是所谓同化和异化的生理过程，将外界的物质和能量转换为生命有机体本身所需要的和能够使用的物质和能量。毫无疑问，经过这个转换过程，生命有机体维持自身生命存在的物质和能量虽然来自外部自然界，但其直接的存在形态已不同于外界的物质和能量。异质文化之间的互动同样包含着这样一种文化因素的转换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不是简单的对号入座，要深入说明中国哲学根据中国社会的需要，通过什么机制消化和吸收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如何改造了中国哲学。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就是通过中国文化的消化吸收机制，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转换为中国哲学文化的有机构成，或者说，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文化相融合而形成了具有中国文化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依笔者的理解，这个消化吸收机制，大致包括如下几个基本环节：
1.文本互动。其直接的表现形式是，将外来的、记载思想理论的文本从一种语言翻译成本民族的语言。例如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从德文或英文的文本翻译成中文文本。这个翻译过程不只是一个文字和语法的转换过程，而是将外来的思想文化置于本民族的文化语境或话语方式中。其中，语词或语义的翻译既包含着对外来文化的理解，也包含着对本民族文化的理解，因而翻译作品本质上是两种文化的相互理解过程。
2.思想交锋。通过文本互动，外来的思想理论以一种可阅读、可理解的文本形态进入民族文化的思想体系，这必然会在学术层面引起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对话过程。这个对话过程一般采取汤因比所说的“挑战与迎战”模式，或者表现为学术圈层中文化保守主义对外来文化的抵制抗拒，或者表现为极端崇尚外来文化的学术派别对民族文化的贬损消解，或者表现为将两种文化进行比较、融通、互补的努力。这通常是一个学术论战的过程，这个过程伴随着文化心态上的种种矛盾。一般来说，一个民族所能接触到的外来文化并非是单一的，而是多种多样的，因此，思想交锋也表现为多种学术思潮、学术派别之间的对话或论战。通过思想交锋，最重要的是，确认一种对民族问题最富有解释力，最能有效地动员社会，最有希望引导民族摆脱发展困境的思想理论的优势地位。
3.视界融合。思想交锋是一个不断地把异质文化之间的互动引向深层的过程，它导致对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的文本或理论的解读、再解读，理解、再理解。在这个过程中就会发生现代解释学所称的“视界融合”。即外来文化的文本或理论有着自身的历史经验、民族境遇以及对真理和意义的预期，或者说有着自身的历史的和民族的“视界”，而这种文本或理论的接受者、理解者亦有自身的历史的和民族的“视界”，因此，理解过程就表现为，一方面理解者自己的视界进入了它要理解的那个视界，随着理解的进展不断扩大、拓宽和丰富自己；另一方面，被理解的文本和理论也进入了理解者的视界，并在理解者的视界中重新被理解、被述说。这个理解过程的逻辑结构是问答逻辑结构。也就是说，理解者在自己的视界内不断向文本或理论提出问题，或者依据自己的视界重新构筑文本或理论提出的问题，并在理解过程中寻求问题的答案。而这个答案作为对问题的诠释既不可能停留在文本或理论的原有视界内，也不可能仅仅属于理解者本人的视界，而是两个视界融合，或者说突破了两个视界，形成了一个更大的视界。同时，问题的答案又意味着新的问题的产生，从而在谋求答案的过程中也促使新的、更大的视界的形成。在这个没有止境的视界融合过程中，文本和理论的文化异质性逐渐地被扬弃了，对问题的理论诠释，无论在语言形式上，还是在思想内涵上逐渐被民族化。
4.综合创新。综合创新是优秀的理论家或理论家群体通过理论研究，努力吸收世界范围内科学文化和哲学文化的发展成果，运用民族文化的话语方式所进行的理论创造活动。首先，综合创新表现为多层次视界融合的叠加和贯通，其中包括历史文本的视界与理解者视界的融合，外来文本的视界与理解者视界的融合，同一文本的不同理解者之间视界的融合，多种外来文本(多种思潮或学说)的视界与理解者视界的融合等。其次，综合创新表现为理论的整合、超越和创新，即将通过视界融合所形成的各种理论观念按照一定的思维框架合乎逻辑地构成系统的学说，这种学说立足于民族文化的话语体系，因而必然地表现为民族文化的发展，也就是通过多种意义上的视界融合扬弃了传统文化中陈腐的、仅仅与旧的世代相关联的思想内涵，赋予其语词、观念以新的涵义，由此超越了民族文化的历史视界，使之成为能够面对现时代社会问题的现代文化；这种学说在视界融合中吸收了外来文化理论观念，但同样超越了外来文化所具有的历史的和民族的视界，扬弃了外来文化的异质性，使之成为发展着的民族文化的有机内容；这种学说博采众长，不仅使一切积极的文化因素获得新的生命力，而且经过理论家独立的、自主的思考，使理论的建构独树一帜，或者从深度和广度上拓展了理论对现实问题或学术问题的诠释能力，或者为发现问题和诠释问题提供了新的理论范式。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四个环节虽然能够表现出一定的时间顺序或逻辑顺序，但它们并不是异质文化互动的四个阶段。在理论上，我们可以将四个环节分别加以研究，目的是弄清文化的消化吸收机制作用的方式。但在实际的过程中，每一个环节都不可能一次完成，而是反复发生的过程，并且在多数情况下，四个环节总是反复地、交叉地发生在异质文化互动的全过程中。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国哲学现代化是同一个发展过程，亦即基于现代实践哲学解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度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精神重建是有着内在关联的同一个问题。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范式的解释，不仅是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原本精神回归，同时也是向中国传统哲学精神的接近。这种复归和接近是中国哲学精神重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三、中国哲学的现代追寻
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文化相融合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国现代哲学的发展过程，它体现着中国现代哲学的精神内涵和价值追寻。之所以必须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改造来实现中国现代哲学的发展，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真正引导中国哲学彻底地脱离封建文化的母体，立足于现代社会的发展现实，把人的自由和解放作为终极的价值追求。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本质上就是关注人的生存和人的解放的学说，其基本精神就是要把人从受奴役、受屈辱、受压迫的社会关系中解放出来，实现人的全面、自由的发展。1843年，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用激昂的文字表达了这一理论的基本精神。他认为，人的解放有待于“实现一个原则高度的实践”，即实现一个“人的高度的革命”，这一革命的实现又有赖于一种彻底的、能够抓住事物的根本的理论，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②。因此，人的解放就是“从宣布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出发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③。这些论述表明，马克思所创立的理论就是一种“宣布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的理论，这使马克思主义学说，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学说，从始至终贯彻着彻底的“以人为本”的基本精神。
马克思主义哲学优于以往一切旧哲学的地方还在于，它不是从抽象的人或人性出发，最终把人的解放置于没有现实意义的道义清谈中，而是从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出发，从人们的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出发，阐明历史发展的内在机制和规律，进而为人类解放提供现实的途径。为此，马克思十分强调物质生产活动的人本学意义。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把生产劳动理解为人的“生命活动”，认为“人的类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④。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中，他更是深刻地指出：“劳动尺度本身在这里是由外面提供的，是由必须达到的目的和为达到目的而必须由劳动来克服的那些障碍所提供。但是克服这种障碍本身，就是自由的实现，而且进一步说，外在目的失掉了单纯外在必然性的外观，被看做个人自己对自我提出目的，因而被看做自我实现，主体的物化，也就是实在的自由，——而这种自由见之于活动恰恰就是劳动，——这些也是亚当·斯密料想不到的。”⑤由于高度注重物质生产活动所具有的人本学意义，马克思没有把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运动，即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简单地归结为一种经济的和技术的过程，而是同时把这个矛盾运动理解为人的自主活动与这种自主活动的条件之间的矛盾运动，理解为人的自主性和自由性不断深化和扩大的过程。他指出：“生产力与交往方式的关系就是交往形式与个人的行动或活动的关系……个人相互交往的条件，在上述这种矛盾产生之前，是与他们的个性相适合的条件，对于他们说来不是什么外部的东西；它们是这样一些条件，在这些条件下，生存于一定关系中的一定的个人独立生产自己的物质生活以及与这种物质生活有关的东西，因而这些条件是个人自主活动的条件，并且是由这种自主活动产生出来的。”⑥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通过对人类物质生产活动的内在矛盾的分析，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客观趋势，并把旷古以来人类对自身自主性和自由性的价值追求建立在对社会历史过程的科学把握的基础上，进而克服了这种价值追求在以往理论中所具有的空想性质。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哲学和世界哲学。它不仅客观地反映了现代社会发展的过程和规律，而且它所追求的价值目标，作为蕴含在现实过程中的可能性，仍然是现代社会未竟的事业。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仅仅属于哪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哲学，而是属于一切追求正义和文明的人的哲学，正如它所追求的人的解放，不是哪一部分人、哪一个民族的人的解放，而是人类的解放。比照之下，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虽然在肯定、培育、张扬人的尊严和价值方面，在理解人的道德人格和人生的意义方面，的确有着不可多得的理论价值，但它毕竟属于旧的时代，在总体上更适应于传统的自然经济或农业文明，而不是适应于现代的市场经济和工业文明；更有利于维护封建宗法制度、等级制度和专制制度，而不是有利于推进现代社会的民主政治和制度文明；更倾向于用社会整体来压抑人的个性和独立性，而不是倡导人的独立自由和个性解放，等等。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在总体上的这种落后性和保守性使它根本不可能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只有运用不断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对之进行批判的总结，它所包含的那些珍贵的文化遗产才能重新焕发出新的活力和智慧的光芒。
哲学文化不同于科学文化，科学文化所注重的是“事实”本身，即在经验事实面前必须保持价值中立，仅仅以经验事实提供的证实或否证为划分科学与非科学的标准，而哲学所注重的是“价值”，它必须对事实做出价值判断，它不能脱离价值观念，并始终受价值观念的强烈影响，正如德国哲学家文德尔班所说：哲学问题就是价值问题。价值问题也就是意义问题。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人总要为自己的生活和行为寻找一个意义支撑，人们会不断追问自己生活和行为的意义，哲学正是从根本上解答这一问题的学问。因而，哲学文化与生活世界的关系，一方面在于哲学文化是述说生活世界精神内涵的普遍语言，另一方面在于这种普遍语言为我们构筑生活世界提供一般的、终极的理论准则和价值取向。这就是哲学的根本性的功能，它是对于人的生存的一种终极关怀。正如陈晏清教授所言：“终极意义或终极理想必定是针对着现实生活的，是对于现今现实生活的具体超越。不要把‘终极关怀’或‘终极意义’误解为某种历史的终极目标所具有的意义。历史是没有终极目标的，终极意义作为理想的意义，体现于对于直接现实的具体超越。因此，每一种趋向于理想目标的对于现实的超越，都包含着某种终极意义。就一般意义而言，终极意义总是同自由之理想联系在一起的。就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言，它所了解的终极意义就是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全部理论活动的目的就在于探究如何达于人的自由发展之理想境界，使他们所设立的终极理想能深深植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之中”⑦。
注释：
①参见汤一介主编《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②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16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6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12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23页。
⑦陈晏清：《哲学应是植根于现实生活的终极关怀》，《南开学报》199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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