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个面向”指引下推进义务教育的课程教材建设，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义务教育论文,课程论文,教材建设论文,指引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邓小平同志“三个面向”的光辉题词的发表，已整整15周年了。在这一伟大战略思想的指引下，我国基础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中的一项重要成就，就是义务教育的课程教材改革和建设的不断深化，并取得了很大成绩。15年的实践，也使我们对这一战略思想的理解不断加深。在21世纪即将到来的时候，我们重新学习它，不仅备感亲切，而且对于应如何规划新世纪的教育，如何深化基础教育的课程改革和加快教材建设的步伐，也更加明确了。历史的经验和15年的实践启示我们：只要坚定不移地以“三个面向”作为指导我们工作的战略方针，就一定能在21世纪取得更大的胜利。
15年来，围绕着“三个面向”这一光辉题词，发表的论文已逾数千篇。我们对它的学习和认识也在不断地深化。“三个面向”首先是“面向现代化”，就是指我们的教育工作和课程教材建设，不管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也不论发生什么情况，都要坚持“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的方针，把我们的教育工作和课程教材建设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规划，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社会主义国家服务。它告诉我们，基础教育任何时候都不能陷入就教育论教育的狭隘境地。我们不仅要把基础教育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来规划和安排，而且要“面向世界”，树立从国际大背景出发看待我们基础教育的大局观，只有这样我们的教育才能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教育本就是未来的事业，任何时候都不能只着眼于眼前，教育管理最忌急于求成的短期行为，最怕急功近利和大起大落的折腾。“面向未来”是指教育工作的决策、课程改革和教材编撰，不仅时时事事需要想到年轻一代的未来，为了学生的未来，以利于开发其潜能，坚强其意志，完善其个性；更需想着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同时还要看到世界的未来。我们在基础教育事业中所做的一切和所进行的种种改革，归根到底都是为了民族素质的提高和国家未来的发展，为了能够使我们伟大的祖国尽快成为屹立于世界东方的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社会主义国家。
根据实施义务教育中已取得的成就和尚待解决的问题，以“三个面向”作为发展基础教育的战略方针，加快基础教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进程，编制具有中国特色的与义务教育的性质、任务和对象特点相一致的义务教育课程教材，此其时矣！
建立义务教育制度，让年轻一代在接受九年义务教育过程中初步了解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与光辉灿烂的优秀文化历史传统，在华夏文化的熏陶中成长，形成中华儿女应有的民族自尊心、民族自豪感、历史责任心和爱国主义精神，使义务教育为增强中华民族的民族凝聚力和提高民族素质奠定坚实的基础。这可以说是义务教育的灵魂，也是义务教育的课程教材建设中必须牢牢把握的出发点和归宿。鉴于我国曾有百余年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历史和目前尚属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强调这一点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实施普遍的国民基础教育的主张，首先出现于欧洲；义务教育制度及其相应的法律，首先出现于德国，它一经诞生，就为各国纷纷效法，其传播之快为世界教育史上所绝无仅有，这表明人们终于认识到了这样的一个基本事实：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它的胜衰荣辱不仅取决于社会上层的少数精英，归根到底，还取决于本民族全体成员的素质，以及建立在全体国民的民族自尊心、自豪感、自信心和历史责任心基础上的民族凝聚力和国民精神。
作为国民基础教育的义务教育，不论是在哪个国家，也不论在什么时候，它的课程设置和教材内容，无不十分重视用本民族的历史与文化传统去教育年轻一代，无不十分重视民族意识的培养，尽管人们这样做的背景可能不同，具体说法也可能有别，但实质是一样的，这是几百年来世界各国在教育上的共同特点，也可说是义务教育的灵魂。
在近代，西方列强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奴役、掠夺和蹂躏，凭借的不仅是其廉价的商品和坚船利炮，还有其“软”的一手。其中的一个主要手段，就是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地区的中小学课程教材中，散布民族虚无主义和对于宗主国文化的迷信，磨灭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意识和民族自尊心，使他们形成一种“宗主国什么都好，本民族一切都不好”的民族自卑心理，以及对于宗主国盲目崇拜的奴才精神。试看那些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和地区，它们的基础教育的课程教材，几乎都是以宗主国或西方文化为轴心构建起来的。在那里也可能实施某种意义上的义务教育，但是它不是用以培养民族精神和民族素质的，相反地被用来磨灭年轻一代的民族意识和民族凝聚力。这些国家即使是在取得了政治上的独立以后，这种烙痕也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并继续产生影响。几个世纪以来，西方新老殖民主义一直采取着这个手段，其目的就是要从精神上摧毁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信心，瓦解他们的民族凝聚力，并从他们的内部培植出一批洋奴买办，从根基上磨灭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对于新老殖民主义的反抗，使他们心甘情愿地居于被统治、受奴役的地位，至少也要使那些举起民族独立的旗帜的人们难以团结全民族进行有效的斗争。
在中华民族屈辱的百余年近代史中，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人民渗透民族虚无主义和崇洋媚外的奴化文化教育，严重腐蚀中华民族的国民精神，中国人民受尽了西方列强的残酷奴役和蹂躏。中国人被人看不起，华夏文化被人看不起，中华民族被人称为“东亚病夫”“一盘散沙”。但是中华民族从来就不畏强暴，敢于与帝国主义列强作英勇的斗争，中国人民百余年来前赴后继、百折不挠的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不仅是在政治、军事、经济领域里展开的，也是在思想文化战线上进行的，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批判民族虚无主义，反对崇洋媚外的奴化文化，提倡“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中华民族再不是一个任人摆布、被人侮辱的民族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文化被人看不起的时代，也已经或正在结束。但是，百余年的奴化文化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影响不是一时能够完全肃清的，这需要几代人的努力。同时也由于我们还处于发展中国家的地位，特别是亡我之心不死的国际敌对势力依然存在，他们对中华民族的复兴和强盛并不甘心，他们无时不在企图西化、分化我们，加之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冲突和相互吸收。在这样背景下，我们要不断地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要努力吸收世界上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要实现教育的“三个面向”，就需要倍加重视对年轻一代的教育，让他们知道自己民族的历史，了解和热爱自己的民族文化，让他们在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熏陶下成长，使他们具有炎黄子孙所固有的民族自尊心、自豪感、自信心和历史责任心。这应是义务教育首先应承担的神圣义务，也应当是改革和建设义务教育课程教材的灵魂和最高原则。华夏文化是世界上唯一绵延五千年而不曾中断过的民族文化，它是所有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宝贵精神财富，也是我们今天在义务教育中用来教育、熏陶少年儿童的有利条件。当然，在我们传统文化中也有封建糟粕，在编制义务教育课程教材时，必须坚决地十分细心地把它剔除掉。过去，先贤们在反对洋奴文化的同时，对于民族文化中封建糟粕也进行了犀利的批判。没有这个批判，没有在思想文化战线反对封建文化和奴化文化的胜利，没有能以“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取代封建主义、奴化主义旧文化的胜利，决不可能有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斗争的伟大胜利，也不可能有我们今天的种种成就和辉煌。“矫枉过正”也许是在以“血和火”荡涤旧世界污泥浊水的伟大时代所常有的现象。在先贤
们愤怒地批判民族文化中封建糟粕的过程中，有时难免会发生对应予继承、弘扬的部分注意不够的事情，把小孩和脏水一起倒掉了。中华五千年历史好像只是阶级斗争史，先祖们所创造的博大精深的宝贵精神财富，似乎都是封建糟粕，甚至还危及本没有阶级性的汉字。中国文盲众多，农民数千年没有文化的情况，被无端地归咎于汉字的使用。似乎只有消灭了方块表意的汉字，只有中国也像印欧语系的民族那样，也使用二十几个字母来拼的表音文字，农民才能识字，中国才能复兴。这当然不符合事实。其实，汉字和迄今人们已经知道的四百多种文字中的任何一种相比较，她决不逊色，她还是华夏文化的“根”，是应该和“四大发明”相提并论的中华民族的“又一个伟大创造”。我们今天应该也完全可能在前人的基础上，在以“三个面向”为指针建设义务教育课程教材过程中，在剔除民族文化中封建性糟粕的时候，十分珍惜祖先创造的五千年文明史和优秀民族文化传统，并用来教育、熏陶年轻一代，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历史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继承与弘扬。有的则应当用新的内涵去阐释传统观念。如孔子讲“杀身以成仁”，提倡“言忠信，行笃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等等，这些言论长期被封建卫道士所利用，但其中确实蕴含着今天应当很好地继承和弘扬的东西，其中的精华是中华民族优秀历史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的任务应当是用符合时代要求的思想进一步丰富、发展这些命题，对它们作出新的阐释，赋以新的含义，并把它们编进义务教育的课程教材。其实，从《礼记》讲“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到我们讲“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从孟子讲要做“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到我们今天提倡要做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高尚的人”“纯粹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也是一脉相承的。以周恩来、焦裕禄、雷锋、孔繁森、王进喜等为代表的时代精神，不仅丝毫没有离开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而且这些时代精神的代表，正是在它的哺育下成长起来的。我们要建设现代化的学校，办现代化的教育，编现代化的教材，培养现代化的年轻一代，就应当首先继承我们民族文化的精华，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历史文化传统。
义务教育是以法律手段强制全体适龄少年儿童必须接受的国民基础教育。它是培养民族素质和塑造国民精神的过程。只要人类还没有实现世界大同，各民族文化还没有融合为单一的全人类的共同文化，我们的义务教育就应当始终用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教育、熏陶年轻一代，把培养他们拥有炎黄子孙的民族自豪感、自信心、自尊心和历史责任心放在重要位置。而这需要很好地体现在课程教材之中，也是各教学科目在制定教学目标、选择教材内容时首先应当考虑的。众所周知，在各国义务教育课程设置中，教学本民族当代规范的民族语文（母语）的语文学科，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毫不例外地居于各教学科目之首，这不仅仅是因为语言文字是一种十分有用的交际工具，语文学科是一门“基础性工具学科”；更因为语言没有阶级性，但有民族性，文字是民族的文字，语言是民族的语言。而有关本国、本民族历史的课程也总在义务教育的教学计划中占有某种特殊地位，它们是民族文化、民族传统和民族精神最重要的载体。我们的少年儿童学习汉语汉文、学习本国史的过程，也就是学习华夏文化，接受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熏陶的过程。培养民族意识，养成民族感情，这正是从学习和培养热爱母语、从了解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开始的。当然，这个过程不是从儿童入学才开始的，也不是在义务教育阶段就完成的，同时也不仅仅是语文学科和历史学科的事。
我国近代中小学所使用的课程教材、教学组织形式和方法，基本上是照搬西方学校的一套。在当时，这样的“拿来主义”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它给后人留下了一个教育课程教材如何与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相结合的课题。西学东渐之时，有人提出过“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1898年洋务运动主要代表人物张之洞，在其《劝学篇》中提出：“今欲强中国，存中国；则不得不讲西学。然不先以中学固其根柢，端其识趣，则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其祸更烈于不通西学者矣。”他认为学习的事情，是“先入者为主，讲西学必先通中学，乃不忘其祖也”。因此，应以中学治身心，以西学应世事，以期“在海外不忘国，见异俗不忘亲，多智巧不忘圣”。后来，“中学为体”被认为是顽固地坚持封建主义，“西学为用”被认为是洋奴思想，被一些人痛斥和彻底地否定了。现在看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个命题，如果重新给以解释，赋以现代的含义，把“中学”理解为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民族文化，把“西学”解释为为我所需、能为我所用的一切文明成果，并且采取“治要而约取”、以“致用为要”的态度，不正可以为我们编制义务教育课程教材所借鉴吗？
1989年，浙江开始编制九年义务教育的课程教材，我们在教育要“三个面向”的方针指引下，力图编制出符合“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课程教材。让少年儿童从身边开始，从周围环境开始，认识自然，认识社会，按照由感性到理性螺旋上升的顺序设计课程教材，使他们在义务教育阶段积累尽可能多的感性材料。让他们了解、熟悉家乡的自然环境和人文历史，养成对家乡的亲切感和眷恋之情，形成对劳动奋斗、创造业绩的先辈们的崇敬心情，把培养学生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和历史责任心放在义务教育的培养目标和教学目标的重要地位。义务教育的课程教材的编制如果忘记了这一点，就会失去灵魂和迷失方向。针对语文科不重视培养学生对汉字的热爱之情，数学学科只有“西算”，极少讲、甚至不讲“中算”，音乐学科基本是洋歌、洋曲、洋调、洋腔，体育保健类学科中，没有中华民族传统的养生、健体的内容等情况，提出各教学科目都要努力以“民族的”内容为“体”、为“本”，是非常必要的。总之，务必使我们的少年儿童在这九年义务教育过程中是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科学的”，强调了课程教材能起到培养学生科学态度、形成科学的思维方法和掌握科学方法的作用。“大众的”，强调了义务教育的课程教材，必须适应义务教育的教学内容，而且是为全体少年儿童所需、所用和所能接受的。为此，选材时就需“治要而约取”“致用为要”，以期达到面向全体学生，面向所有学校，为大众所能接受，为大众所乐于接受，也是大众所需、所用的知识和技能。我们课程教材建设的目标是：以邓小平同志的“三个面向”为指针，经过10年或更长时间的努力，编制出一套以“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为方向的，具有地方特色，符合义务教育性质、任务和对象特点，图文并茂、学生爱学、教师好教、学以致用的义务教育课程教材。我们为此已作出努力，并在这个方面迈开了一步，但它距离想要达到的目标还很远。我们的体会是，此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动员全国的力量，进行长期不懈的努力，相信具有雄厚实力的课程教材研究所，定能在这方面发挥国家队的带头和骨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