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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走过了整整15年的探索历程。近年来，回顾改革历程，研究改革思路，已成为众多学者关注的论题。这一现象符合社会发展的常规——在每次重大的历史性变革中，总会有愈来愈多的人萌生起从未有过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自觉地投身其中，奉献出自己的聪明才智。
当我一口气读完《经济环境论——企业成为市场主体的条件分析》（张国平著，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1993年7月），与其说对那新颖的体例结构感兴趣，倒不如说，对那体例结构里面的东西更感兴趣。该书以已经走过的改革历程和正在进行的新一轮改革为背景，全方位地鸟瞰10多年的改革，既有回顾和反思，又有超前的探索和构想。
自1992年邓小平南巡谈话以后，新一轮改革的着力点放到了新体制的内核和主要目标的构造上，它的一大特点是完全把企业推向市场，如何转变企业经营机制。而该书作者认为，要想使企业真正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最重要的条件是“经济环境”的重新构造。这是一项浩大的社会工程，它直接关系到新体制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这一根本问题。这正是该书作者立论的独到之处。
该书的第一个特点是，洋洋洒洒32万言，仅以3章概括，层次分明，浑然一体。其中，第一章，市场再造：经济体制“底盘”的重新建构。从市场经济的一般理论、新旧体制转换中的市场发育以及市场体系框架建构等角度，整体探讨了市场经济的内在涵义、性质界定、作用、发育形态、发育秩序、市场组织创新、发育程度判断与阶段性推进等问题。第二章，制度创新：公有制实现形式的不懈探索。从制度创新一般理论、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制度性分析、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创新实践入手，重点讨论了制度创新的涵义、企业制度创新机理、公有制传统实现形式的理性批判、新的实现形式的破题及创新的基本思路、10多年来所经历的创新实践的比较与分析。第三章，宏观协同：从政府行为的转变到调控体系的新设计。重点讨论宏观协同的一般理论、政府行为转变与宏观协同、调控体系新设计与宏观协同。比较系统地分析了计划与市场这一既老又新的论题，市场经济国家关于计划济的理论与实践，政府行为的内在涵义，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行为，体制转轨时期的政府行为，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行为的新规范。特别是系统地阐述了宏观调控的理论要点与分析方法，并对财税调控体系、货币调控体系以及调控的政策化、法律化作了设计。通读全书，可以看出，这样的体例安排更为准确地突出了新一轮改革的重点和难点，有利于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和层次研究改革的整体运作，以求内在贯通、协调一致。应该说这是富有建设意义的。
该书的第二个特点是，注重理论的彻底性。作者不回避市场再造、制度创新、宏观协同研究中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不作泛泛之谈，而是敢于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刻意求深、求透。例如，关于如何理解市场经济中性论，作者没有简单地停留在诸如“手段”、“机制”的范围内去思考和分析，而是展示了较开阔的分析视野：1、自市场出现及市场关系形成以来，尽管它在社会发展阶段上所起作用有所不同，但始终是人类社会调节商品生产者之间经济利益关系的一个基本手段和方法。2、生产资料占有制的变革与市场的存亡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虽然前者对后者的发展过程有着重要影响，但不能用生产资料占有制的变革来说明市场经济的存亡。3、不同社会制度的市场经济都同时具有二重性，即计划性和自发性。因此，宏观控制的可能性与宏观失控的可能性是同时并存的。4、市场关系包容了一切商品生产、商品交换过程的平等关系和效率关系。生产资料占有制必须遵循两个基本原则，即公平原则和效率原则。又比如，对市场机制作用的分析，作者指出：它创造了产品经济无法比拟的物质财富，以其独有的魔力推动着中国经济这一沉重的磨盘迅速地施转。具体来说，它肃清自然经济的残余，促使农业生产走上商品经济的轨道；保使商品经济正常运行及其规模不断扩大；促使商品经济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转变，从落后状态向发达状态发展；促使各企业接受外部约束，相互之间结成一种多元决策的自组织约束系统；对计划的制定和实施起着全面的制约作用；是宏观经济平衡的重要力量；孕育经济生活多样化和丰富性的同时，促进经济民主和民主政治的实现；市场关系的普遍化导致人际关系的互利化，培养人们勤劳、节俭、自制力和信用之美德。它的机理可以归纳为：(1)联系、交换、协作；(2)推动、竞争、开拓；(3)调节、选择、优化；(4)评价、制约、淘汰；(5)传导、交流、依据。作者的这些提法拓展了研究视野，增强了理论分析的力度和强度。再比如，关于企业制度创新问题的分析，作者指出：企业所以是新制度的创造者和接受者，就在于它是独立的利益主体，它要靠制度来捍卫和发展自身的利益。为此，它的第一个基本职能是保护其财产不受损害，既不被外界侵占，也不被内部侵蚀。第二个职能是有效地管理和配置资本，包括企业内部不同生产部门间的配置和企业与外界的横向合作。第三个职能是选择资本的具体管理者、经营者和使用者，监督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得到有效的利用和维护。第四个职能是进行资本积累，参与国民收入的分配，如此等等。作者提出的许多观点是较新颖而又富有启发性的。
该书的第三个特点是，注重实证分析与规范研究的有机结合，注重提出问题的客观根据和分析问题的鲜明针对性。在谈到政府行为时，作者先是通过对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权力的实证分析，指出在这种体制下，官权与其说主要表现为能够直接为自己捞取利益（除了等级所界定的合法权利外），不如说主要表现为能够影响或支配他人的命运。金字塔式的组织越庞大，层次越多，信息的中转、处理的次数就越多，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信息的衰减和蜕变就越严重，信息传递的时滞也就越大。中央计划当局获得准确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策以及决策的及时传递与执行，从而实现有效的控制，都变得十分困难。接着，作者又分析了体制转轨时期的政府行为，从调控主体、调控手段、调控范围、调控程序等方面找出地方政府调控边界模糊、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调控权限没有明确界定、宏观调控有效性差的主要原因。市场经济体制建立时期政府应主要实现行为机制的转变，即从职权支配机制为主转向经济利益激励机制为主；实行功能倾斜，即把握市场发展的总体规律，培植市场自均衡能力；确立政府在维护市场秩序方面应履行的职能。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后的政府在经济运行中的行为功能应集中表现在，设定利益格局，实现合力均衡；通过经济参与，控制价值总量；实行政策倾斜，体现重点扶持；实施合法干预，矫正市场偏差；运用替代变量，实现社会目标。书中还用一定的篇幅探讨了政府自身的改革。
总之，无论是内容、观点还是在体例上，《经济环境论》都具有独特的开创性，其学术价值是无庸置疑的。当然，它也有不足之处，主要是宏观调控体系的新设计似欠详尽，有待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