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史的逻辑建构——兼评当代文学研究的一种思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文学论文,文学史论文,逻辑论文,当代论文,思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起点标志的中国当代文学，已阅半个世纪。半个世纪在人类历史（包括文学历史）的长河中，仍然可能是短暂的瞬间，但在这个短暂的瞬间中发生和发展着的中国当代文学，已然成了一种独特的形态。如何描述和评价这种具有独特形态的中国当代文学，这是自本学科略具雏形以来，学术界一直聚讼纷纭的一个重要问题，也为此发生过几次比较集中的讨论和争鸣。近年来，随着世纪转换的日益临近，同时也是基于某些与文学紧密相关的重大历史纪念的激发，这个问题愈显突出，会成为一个众所关注的中心话题。
这同时也将会是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学术界集中关注的一个学科建设问题，因为当代文学学科建设确实存在着许多为别的学科所没有的独特性和复杂性。这种独特性和复杂性首先就在于当代文学研究和评论在文学研究范围内的学科定位问题。众所周知，80年代中期的学术界，曾有过一场关于当代文学能不能成“史”的讨论，虽然这场讨论至今未能得出一个一致的结论，但即使是认定当代文学不能成“史”，也不妨碍当代文学研究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学学科。韦勒克和沃伦在他们合著的《文学理论》一书中，把文学史和文学批评都定义为“关于具体的文学作品的研究”，区别只在于前者是对具体的文学作品作“编年的系列研究”，后者则是对具体的文学作品“作个别的研究”（注：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1页。）。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文学研究和评论，都应当属于他们所说的文学“本体”的研究范围之内，是文学“本体”的研究范围之内的一个独立的分支学科。
现在的问题，是即使是这场讨论最后认定了当代文学能够成“史”，也不能解决当代文学研究的全部问题。当代文学研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也是更带根本性的问题，是当代文学作为20世纪中国新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何认识它自身发生发展的历史逻辑和与前此阶段文学的历史联系问题。这个问题事实上在当代文学研究尚未从现代文学学科中完全脱胎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提到了人们的面前。50年代初王瑶在《中国新文学史稿》的附加部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艺运动”中，对当代文学最初几年的“历史性的变化”及其在“全世界进步文艺”中的地位所作的政治性认定（注：参见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下册），新文艺出版社1953年版有关章节。），就是试图寻找这种认识上的逻辑起点的最初标志。此后乃至迄今为止，众多的当代文学研究者和当代文学研究论著对当代文学的“社会主义”性质与特征，和它伴随着社会主义阶段的革命与建设发生发展的历史进程，及其与“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文学”（即现代文学）的关系，所作的更加系统深入的阐述，则是这种认识的进一步深化的逻辑结果。80年代中期，鉴于这种从单纯的社会政治角度对当代文学（也包括整个20世纪中国新文学）的历史逻辑的把握存在着诸多弊端（例如把文学史变成社会政治史的附庸或注脚，和以社会政治发展的阶段性割裂文学发展的有机整体性等），一些年轻的学者开始提出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性研究的构想（注：黄子平 陈平原 钱理群：《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文学评论》1985年第5期）。这一构想旨在“把20 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来把握”，不仅给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同时也给当代文学学科建设带来了一个新的学术契机，并且此后事实上也促进了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进展，使当代文学学科在一个更加宏观的视野中，重新确立了自己的学术研究的逻辑起点。
但是，如果我们不满足于大而化之的宏观立论或将当代文学研究简单地填入一个整体的文学史框架，而是同时还要进入当代文学的断代研究并以之为基础进行文学史的有机整合的话，我们就仍然需要面对当代文学在各个不同时期的各种复杂关系及其相互之间的逻辑联系。无疑现在我们得以在一个更为深远廓大的背景上对当代文学进行历史阐释，从而更好地把握当代文学在20世纪中国特殊的历史情境中所形成的独特形态。
二
说到当代文学的历史形态，我们就不能不想到这一学科目前所处的一种分裂状态。虽然对文学的发展过程作历史的分期是文学研究必要的手段和前提，但当代文学学科的历史分期却暗含着一种内在的冲突和对立。即学术界通常是把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与文革及其前17年的文学，看作是互相反对、互不相容的两种不同的文学形态，有的甚至把这两种形态的文学分别命名为“人的文学”和“政治文学”，放在互相对立的位置上来加以论述。这在一般意义上说虽然也部分地反映了当代文学发生和发展的实际，但问题是，在这种认识和概括的背后隐含着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却是当代文学学科进行真正有机的历史整合的一个主要障碍。因为这种二元对立思维的存在，人们往往习惯于把当代文学在“文革”及其前17年的历史看作是五四新文学历史的一种断裂状态，而将新时期以后的文学看作是跨越这种断裂向五四新文学传统的历史回归。将一个统一的当代文学进程，分割为这样绝然不同又互相对立的两种形态，无论如何是不利于当代文学学科建设的。因为如果一个学科作为一种系统化和条理化的知识形态，缺少构成这种系统化和条理化的知识的内在的逻辑整一性，它也就不可能作为一个整一的学科形态独立存在。正因为如此，这种分裂状态同样也不利于为着这一学科建设的目的而致力于对当代文学规律性的发现和寻找。
毫无疑问，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存在的这种二元对立思维，虽然不排斥某种根深蒂固的心理习惯和定势的影响，但究其实，最主要的也是直接的原因，还在于当代文学的发生和发展本身，确实经历了两个完全不同的历史时代。在这样的两个时代中，由于前一个时代实际存在的政治对文学无所不在的渗透和影响，以及这种渗透和影响发展到极端状态之后所造成的悲剧性结果，于是便有后一个时代的文学对之所进行的否定和反拨。这二者之间虽然也存在着一种逻辑关系，但并不意味着否定了“政治的文学”，就一定会以“人的文学”作为它必然的逻辑归宿。事实上，即使是就最严格意义上的新时期文学，即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前期的文学而论，从学术界普遍认定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到“改革文学”来看，依然是带有很强的政治性的文学。当然，我并不排斥在这些波澜迭起的新时期的一些主要文学潮流，以及受其影响或成其亚流的一些创作潮流中，确实存在着大量的可以称之为“人的文学”的因素：诸如呼唤人的回归，对人情人性的描写，以及对人的价值的探讨和追寻等等。而且，正是这些“人的文学”的因素，从根本上改善了新时期文学的政治色彩，凸现了文学的“人学”特征，强化了文学的本体意识，使之有别于前此时期的文学而具有一种全新的质素。从这个意义上说，对新时期文学中这种“人的文学”的因素，在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和在人的觉醒、文的自觉方面所起的作用，无论怎么估价也不为过分。
但是，即便如此，我仍然要强调指出，新时期文学中这种“人的文学”的因素，与五四文学革命时期所提倡的、尔后则作为五四新文学的传统的标志的“人的文学”，依然有着极为重要的区别。这种区别就在于，五四文学革命所提倡的“人的文学”的前提是反对封建的“非人的”和“吃人的”礼教与制度，而新时期文学中的“人的文学”的因素，则主要是针对“文革”中极左的政治学和阶级论的实践对人的轻视和伤害。虽然“文革”中极左的政治学和阶级论的实践也包含有某些封建的残余，而且二者在戕害人性的表现形式上又有诸多相似之处，但五四文学革命提倡的“人的文学”是以一个新的阶级（主要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一个新的制度（主要是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观念，一个新的时代（主要是民主革命的时代）的意识，对二千多年来占据统治地位的阶级和思想，以及他们赖以存活的社会制度的根基，进行革命性的反抗和攻击，而新时期文学中的“人的文学”的因素，则基本上是在同一社会体制和意识形态的规范内，对有关“人学”（主要是政治学意义上的）理论和实践中的某些悲剧性的历史所作的矫正和修补。正因为如此，五四文学革命时期的文学创作中所表现的人的悲剧，往往是绝望的悲剧，新时期文学中写到的人的悲剧却充满了转机的希望，或在艺术上大多是选择转机的关头来描写这种悲剧。我们曾经误认为这种处理悲剧的方式是对现实的一种掩盖和粉饰，事实上，如果套用一句我们说惯了的老话来说，这种悲剧处理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倒是反映了那个特定的历史时代的某种“本质的真实”。凡此种种，因为存在着上述区别，所以，五四文学革命提倡的“人的文学”在理论渊源、思想内涵和艺术表现等等方面，与新时期文学中“人的文学”的因素，都有诸多不同，存在着一些急待厘清的学术问题。
对五四文学革命提倡的“人的文学”，与新时期文学中“人的文学”的因素加以区分，不是要割断新时期文学与五四新文学的精神联系，而是要以此为例，澄清当代文学研究中的一种绝对主义的思想理路。这种绝对主义的思想理路，不是从活生生的文学事实出发，不是从分析一个时代的文学的各种复杂关系，包括这个时代的文学与该时代的社会生活和社会意识之间的复杂关系出发，去发现和寻找文学发展的内在逻辑，而是满足于用一些抽象的普遍的理论原则，或历史上某个理想的文学时代的某种文学理想，去嵌套切割活生生的文学现实，把活生生的文学现实变成某种抽象的普遍的理论原则驱使的忠实奴仆，或某个理想的文学时代的文学理想的转世灵童。在当代文学研究领域，这种绝对主义的思想理路的主要表现，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是屈从于一种政治时尚，即按照某种主导的政治理念来阐释和评价当代文学，描述当代文学发生发展的历史进程，把当代文学在不同阶段上的思想和创作的实绩，都看作是这期间的革命或政治的某种本质在文学领域的一种具体显现。不能说这种理论模式就没有反映当代文学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实际，而是说它的出发点和阐释与评价的标准是政治的，而不是文学自身，是为了通过对文学的政治性的阐释和评价，描述一种从属于政治或为政治服务的文学图景，而不是为了寻找和发现文学自身的发生发展的规律性。这样，当政治发生了重大变化尤其是像“文革”结束后的新时期这样的历史性的转折的时候，当代文学研究者和文学史家就不得不忙于按照新的政治标准去改换对作家、作品、文学思潮和文学现象既有的研究结论，却忽略了这种从当时的政治理念出发的思维框架和理论模式，与按照新的政治标准改换的研究结论之间，事实上存在着诸多逻辑上的矛盾和悖论。这种矛盾和悖论普遍存在于现行的一些当代文学史论著之中，直接影响了当代文学的历史整合，是当代文学学科建设急待修补的一个重大的逻辑裂缝。
为着改变这种屈从某种政治时尚的学术偏向，90年代以来，又有一些学者开始从近代以来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或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和现代性追求的角度来描述和阐释当代文学，把包括当代文学在内的从19世纪末到整个20世纪的中国文学，都看作是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展现其精神人格的历史舞台，或反映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和现代性追求的一种叙事方式。这种研究角度，虽然“在我们已经熟悉的视野之外，逐渐开辟出一片相当宽广的新视野”（注：王晓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序，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无疑也为当代文学研究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意义。但同样也因其不是从当代文学自身出发，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因而又难免要把当代文学当作是知识分子的思想史和现代观念的形成史来看待，文学史又难免要成为另一种形式的思想史或观念史的附庸和注脚。这同样也是一种绝对主义的思想理路的表现。在这些形式的绝对主义的思想理路的支配下，我们看到的是各种或政治或文化的抽象的思想观念，在当代文学的野地上自由驰骋，以它们各自的运行轨迹，把整体的有机的当代文学进程切割成各种思想观念的畛域，却很难让人看清当代文学自身是如何通过各种内在的关联展现其发生和发展的规律性。而一个文学史学科（包括从史的角度对一个时期的文学进行的研究）如果不能从其具有内在关联的“文学性”，显现其自身发生和发展的规律，则这一学科也就在学理上失去了它赖以存在的基础和依据。
三
对一个时代的文学进行历史阐释，诚然离不开这个时代的各种复杂关系，包括这个时代的各种社会意识，和直接造就这个时代的文学秩序的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但是，这样说决不意味着这个时代的文学是按照某种特定的社会意识预设的思想观念去进行艺术创造的，恰恰相反，这个时代的所有社会意识，如同这个时代的文学一样，都是这个时代的历史活动和历史要求的产物。就以当代文学置身其中的20世纪的中国而论，今天被我们称之为20世纪中国历史的主导趋向的现代化进程和现代性追求，实际上是来源于近代中国自鸦片战争之后，为着改变积贫积弱的状况而萌生的一种振弱起衰、富国强民的历史活动和历史要求。当这种历史活动和历史要求被纳入主要由西方国家的工业革命推动的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进程之后，有关“现代化”和“现代性”的观念才应运而生。与此同时，20世纪的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国家，它的现代化进程和现代性追求又离不开自己特殊的历史情境。这种特殊的历史情境就是，必须首先摆脱帝国主义的殖民控制，扫清封建主义的障碍，建立一个真正独立自主的现代民族国家，而后才有可能启动真正属于自己的现代化进程，开始真正属于自身的现代性追求。否则，中国的现代化就只能是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的一种对外扩张的形式，中国的现代性追求同样也只能成为西方国家的某些现代性观念的一种普适性的证明。对当代文学的历史进行逻辑建构，首先必须把问题提到它置身其中的20世纪这个历史范畴之内，将它放置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之中，而不能离开这样的历史情境，按照某些政治学、社会学或文化学的观念去作抽象的逻辑演绎和理论证明。
人们常常习惯于将广义的包括19世纪末期在内的20世纪中国文学，划分为近代、现代和当代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就上述意义而言，事实上，从1898年戊戍维新前后，到1998年临近新旧世纪之交，这百年间的中国文学，大体上可以以50年为界，分为两个大的历史时段。在这两个50年中，前50年间（即从1898年到1949）的中国文学基本上是处在一个争取建立独立自主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之中。在这个过程中，一切有助于争取建立独立自主的现代民族国家（包括作为其前提的抵御外侮、改良社会和改善人生）的各种社会意识，无论中外古今，无不为这期间的文学所吸纳，成为影响这期间的文学的一些重要的精神因素，这期间的文学因而就呈现出一种多元共生的状态。与此同时，又由于这期间的中国争取建立独立自主的现代民族国家，所选择的是一条无产阶级领导的以人民大众为主体的革命斗争的历史道路，受这种历史选择的影响，这期间的文学又逐渐形成了一种以“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学”为主导倾向的潮流。作为中国当代文学最直接的历史源头的40年代的解放区文学，则是这一文学主潮的历史发展的必然的逻辑结果。
正因为存在着这样的历史前提，所以，要把握近50年（即从1949到1998）中国文学的历史逻辑，首先就不能不注意到，与本世纪前50年的文学不同的是，近50年的文学所处的历史情境已经发生了一个本质的变化。这种本质的变化就在于，这期间的文学已不是处于一个争取建立独立自主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之中，而是处在一个已经建成了一个独立自主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情境之下。正因为如此，近50年中国文学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就出现了一个在统一的文学体制和统一的文学观念与艺术规范支配之下的统一的文学世界。这种统一的文学世界的形成，一方面固然是一个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的国家精神在文学领域的具体表现，另一方面，同时也是近代以来整个中华民族和全体中国人民为之追求的统一的社会理想在文学中的一种精神归宿。长期以来，在当代文学研究界，对这种统一的文学世界，人们往往习惯于根据某些关于文学的个性、自由之类的抽象观念或普遍原则，对之妄加否定，却没有看到，这种在当代中国特定的历史情境中形成的统一的文学世界，不但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而且在实践中也并非像人们所指责的那样，对当代文学的发展只有阻碍的和束缚的作用，而无积极的促进的意义。无须一一列举当代文学史上的诸多实例来加以证明，我们只要看看即使是在今天的人们看来是高度统一的文学年代（例如50、60年代），在那种统一的文学观念和艺术规范的支配下，当时的作家所创作的某些文学作品（例如某些优秀的长篇小说）、所创造的某些文学类型（例如革命英雄传奇和政治抒情诗），在艺术上所作的某些追求和探索（例如典型化和人物形象塑造、民族化和向民间文学学习）等等，都是此后的文学所无法重复甚至是难以企及的。而且，这种统一的文学观念和艺术规范的形成，在中国新文学史上，还有一个特殊重要的意义，就在于它把在中国新文学发轫之初就初露端倪、在30年代的左翼文学中奠定基础、在40年代的解放区文学中孕育雏形的，一种以革命的或政治的功利为文学的主要功能、以民族化和大众化为艺术的价值取向、以革命的（或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包括革命的浪漫主义）为基本的创作方法的一种文学潮流，最后铸造成一种趋于成熟、趋向定型的文学形态。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具体的历史情境，受这种历史情境的影响，一个时代的文学有一个时代的文学的独特的表现形态。一部文学的历史，就是由不同时代的不同因素作用形成的不同的文学形态组成的一种文学的秩序，把这个由多种形态的文学构成的文学历史处理成某种绝对的文学理念的摹本，文学史也就失去了它的生机与活力、它的复杂多变的形式与丰富多样的色彩。
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我认为，对近50年中国文学而言，问题似乎不在于文学观念和艺术规范统一与否，也似乎不在于影响和决定这种统一的文学观念和艺术规范的那个统一的文学世界，而在于任何一种事物，只要我们把它推向极端，就有可能走向它的反面。当代文学在它的前27年所出现的诸多偏颇和失误，乃至一些历史悲剧，就在于它把这种来自历史深处的统一的文学理想和发展趋势，依照现实的政治和阶级斗争的需要，人为地把它推向了极致，使这种统一的文学理想逐渐演变成某种一统的文学律条。结果就使得这个统一的文学世界自身既失去了多样化的色彩，在身外又断绝了多方面的艺术滋养，它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就不能不陷入一种单调的和外源枯竭的境地。“文化大革命”又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把这种单调的和外源枯竭的文学进一步发展成一种僵化的毫无生命活力的文学模式，从而把这种统一的文学世界在走向极端之后的诸多问题和弊端暴露无遗。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文学的前27年，无疑是一个统一的文学世界逐渐形成而后又由于走向极端而趋于消解的过程。这个过程及其结果，在客观上又给“文化大革命”以后的新时期文学提供了一个反拨和重建的历史契机。近50年来的中国文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它的各个主要的发展阶段之间，显示了一种整体的内在的逻辑联系。这种逻辑联系同时也为我们从整体上把握和阐释这个时期的文学提供了一种历史的依据。
四
在当代文学研究界，人们也许并不一般地反对上述历史逻辑，但是，在具体的文学研究活动，尤其是在当代文学史或从史的角度对当代文学进行研究的过程中，由于人们的思想观念仍然受制于某种绝对主义的思想理路，这种历史逻辑往往被有意无意地作了简化处理。我想从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出发，来说明这种简化处理的一种普遍存在的表现形式。
一般说来，当代文学学科建设有两个前后断裂、性质不同的发展阶段。从50年代初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对新中国成立后最初两年多的文学活动的描述，到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产生的几部当代文学史或准当代文学史著作的出版（包括内部试用），是为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的当代文学史或从史的角度对当代文学进行的研究，基本上是对当代文学现实的一种直接的反映和摹写，表现为一种历史的实录形态。由于这期间的文学强烈的政治色彩和政治对文学的无所不在的影响（包括对文学研究和文学史撰写的影响），这种实录形态的当代文学史，也就不可能不按照一定的政治理念去描述当代文学发生发展的历史进程，阐释和评价这期间的文学思潮、创作现象与作家作品。因而，这种实录形态的当代文学史与这期间当代文学发生发展的现实进程，也就完全处于一种同质同构的状态。如前所述，这种受一定的政治理念支配的实录形态的当代文学史，虽然也真实地反映了那期间的文学的发展状况，但那只是一种从属于政治或为政治服务的文学的真实的历史。对于那些为当时的政治所排斥甚至视为异端的某些文学思潮、创作现象和作家作品来说，则因为被作为政治的对立面，受到歪曲的阐释和评价，它们在这期间的文学格局中的真实的历史位置，也就不可能得到正确的认定，它们与这期间的文学的内在逻辑关系，也就不可能得到正确的阐述。这种甚至连自身也是从属于政治和为政治服务的当代文学史，虽然在当代文学学科建设的历史上，为本学科的发生和发展起到了奠基的作用，但却因此也造成了一种研究的定势和思维的惯性，以至迄今为止，许多通行的当代文学史论著，仍然无法跳出这种文学史体例和逻辑框架的局限。
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的断裂之后，进入新时期以来的当代文学研究（包括当代文学史和从史的角度对当代文学进行的研究），是为当代文学学科建设的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的当代文学研究如同这一阶段的当代文学实践一样，首先是从政治上的拨乱反正和理论上的正本清源开始的。然后在总结了历史的经验教训之后，主动放弃了“文学从属于政治”的口号，进一步解放了当代文学研究者的思想，使当代文学研究如同当代文学实践一样，能够更好地处理与政治的关系，更多地从学理的层面上而不仅仅是从政治的层面上，对当代文学发生发展的历史进行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研究和探讨。当代文学学科建设从进入第二个阶段以来所出现的繁荣兴盛的局面，正是这一思想解放的学术收获。
但是，也应当看到，这些局部问题的解决和外部条件的变化，并不能代替当代文学研究对当代文学的各种复杂关系进行整体的内在逻辑建构。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我们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以后完成了对当代文学史上的许多文学史实的拨乱反正、正本清源，但对这些经过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的文学史实，却没有进行真正有机的历史整合或在此基础上构造出一个新的文学史的逻辑框架。它们在这一阶段的许多当代文学史论著中，仍然是在一个已经定型的旧的文学史框架中被表述，区别只在于具体的阐释和评价经历了一个由否定到肯定的变化。在这样的当代文学史论著中，从横的关系上，我们很难看清一个时期的各种文学潮流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它们对一个时期文学的传承和新变具有怎样的意义。从纵的关系上，我们同样也很难看清各种文学潮流在一个统一的文学世界从日渐形成到趋于消解，乃至最后的反拨和重建的过程中，究竟起过怎样的作用，又是以怎样的方式发生作用，完成当代文学整个辩证的历史行程的。前者是一种功能性的结构关系，后者是一种动力性的结构关系，二者经纬交织，也就是我们所要着力建构的当代文学史的新的逻辑框架。只有在一个新的逻辑框架中对已经发生改变的当代文学的各种关系进行新的真正有机的历史整合，当代文学研究才能结束一个较长时间以来实际存在的某种貌合神离的割裂状态。
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解，我认为有必要提出一种“二项互补”和“两极互动”的原则，作为对当代文学历史进行新的逻辑建构的基本原则。所谓“二项互补”，是指在当代文学内部运行的两种不同功能的文学潮流之间，应当建构起一种互补关系，作为当代文学传承新变的一种基本的功能结构。由于历史的和体制的原因，在当代文学内部，事实上存在着两种不同功能的文学潮流，一种居于主导地位，引导一个时期文学发展的方向，规定一个时期文学活动的本质，表现为一系列的思想原则、方针政策和艺术规范，以及作为其具体体现的各种理论与创作的文本，是主流的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另一种则居于非主导地位，而且往往是作为前者的对立面或异端的因素而存在的，是前者确立其主导地位的参照物和“他者”。在这两种文学潮流之间，长期以来，存在着一种功能上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在当代文学的前27年表现为一系列以政治的名义进行的批判和斗争，乃至演变成“文化大革命”那样连主流文学也难逃劫运的全面批判和彻底否定。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新时期，虽然由于改革开放和文学的现代化、多元化进程的加剧，主导的和非主导的文学潮流在政治上的紧张关系已日渐消失，二者在文学格局中的位置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以来，二者之间所爆发的艺术上的传统与现代、革新与守旧的矛盾与冲突，却没有完全停止，有时甚至还出现了一种白热状态。只不过原来处于主导地位的文学潮流，这时候往往被作为艺术革新和文学的现代化的参照物看待，反过来成了处于非主导地位的文学潮流要求艺术革新和文学的现代化的“他者”。因为存在着这种紧张关系，所以长期以来，研究者的目光就自然而然地被吸引到对二者的关系作是非正误的判断方面，却忽略了在这种紧张关系背后隐含的一个基本事实，即在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功能上的互补结构。以当代文学的前27年而论，所有作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对象批判的各种文学思潮、创作现象和作家作品，虽然自身也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从根本上说，却是与主流文学处在同一思想和艺术规范之内，是在同一规范之内从理论上对文学的性质和功能的不同理解（例如胡风、秦兆阳等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的不同理解，钱谷融、巴人等对文学的特性的不同理解等），和基于这种理解在创作中对具体的艺术实践方式的不同追求（倒如50年代中期的“干预生活”、60年代初期的“写中间人物”的创作主张等）。这些不同的理解和追求，不但不是在思想和艺术上与主流文学相敌对的因素，相反，还有助于克服主流文学的理论局限，扩大主流文学的实践范围，反拨和纠正主流文学在理论和实践中的诸多偏颇和缺陷。而且，这种反拨和纠偏的作用，与主流文学内部在这期间所进行的一系列反对公式化、概念化的斗争，和对创作的个性化与多样化的不断提倡等等，虽然具体的表现形式不同，实际的收效也不完全一样，但在基本的目的趋向上却是完全一致的。这种一致性从另一个方面同时也证明了二者之间在功能上的互补关系确实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
同样如此，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新时期，处于非主导地位的文学潮流（例如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新诗潮”和在同时或稍后兴起的小说与话剧领域的现代主义艺术实验等）虽然常常把原有意义上的主流文学看作是实现艺术革新和文学的现代化的阻力与障碍，常常在诸如“革新”和“反传统”之类的旗号下，对主流的文学攻击有加，造成了一种功能上的极度紧张。但是，众所周知，如果没有主流文学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从理论上进行的拨乱反正与正本清源、在创作中的冲击禁区和大胆突破，又何来追求艺术革命和文学的现代化的局面可言。从这个意义上说，主流文学是为这期间的艺术革新和文学的现代化追求扫清了障碍，开辟了先路。而且，这期间以极端的方式出现的那些艺术革新和文学的现代化追求，又往往是萌芽于主流文学在回归传统的过程中开始的艺术反思和革故鼎新的要求（例如“朦胧诗”一词的由来和因此而引起的讨论，源于中国新诗尤其是40年代“九叶派”所代表的某种现代主义传统的回归和新变；现代派小说的艺术实验，源于王蒙等作家对当代小说尤其是50年代中期“干预生活”的创作潮流所代表的某种现实主义传统的回归和新变等）。正因为存在着上述关系，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以后新时期文学中，原有意义上的主流文学和非主流文学的界限已显得十分模糊（80年代中期有人说新时期文学是“无主潮”的文学就是一证），在大多数情况下则呈现出一种交叉和融合的状态（例如在“新潮诗”中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的诗风交叉出现，在“寻根”和“新写实”小说中，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相互融合，90年代文学则有“主旋律”和“多样化”同时并存等等）。这种在新时期以来普遍存在的界限模糊和交叉融合的状态，正是这期间两种不同的文学潮流之间发生功能互补的结果。
所谓“两极互动”，是指在上述两种不同功能的文学潮流之间，应当建构起一种互动关系，作为当代文学发生发展的一个基本的动力结构。以上，我们从横的方向上，分析了我们习惯认定的两种对立的文学潮流在不同时期的当代文学中事实上存在的互补关系，当我们转换一个角度，从纵的方向上，把这种关系放在当代文学发生发展的过程中去考察，我们不难发现，正是这样两种不同功能的文学潮流，分别处在一个统一的文学世界的两极，通过不同形式的交互作用，在推动整个当代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就它的前27年而言，处于主导地位的文学潮流，不仅引导着文学发展的方向，规定着文学活动的本质，从总体上完成了一个统一的文学世界的建构，同时也由于自身的历史局限（包括因此而造成的文革期间那样的极端模式），隐含了日后走向消解的必然趋势和反拨重建的历史契机。而这期间处于非主导地位甚至被视为异端的文学潮流，则在不停顿地抵制这个统一的文学世界的某些极端控制和企图突破某些极端规范的同时，也积聚了最终挣脱这种极端控制消解这种极端规范的力量，显示了一种合理性的萌芽和发展趋势。当历史的情境发生转变之后，在新时期文学的最初阶段，这种被压抑的合理性的萌芽和趋势不但很快便变成了新时期文学的现实，而且也成了从当代文学内部生发的最初驱动力量（例如“文革”后在揭批“四人帮”的过程中对50、60年代被批判的所谓“黑八论”的肯定；50年代中期被压抑的“干预生活”的创作在新时期的“伤痕文学”中变成了现实，其他在当时受到压抑的理论和创作在新时期也都得到了现实的肯定或变成了新的现实。新时期文学正是从肯定这些理论和创作后回复正常轨道、并开始革新变化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虽然整个当代文学从前27年到新时期以来的转换，离不开外部环境尤其是社会政治的变化，但从当代文学自身发展演进的逻辑来说，则不能不说是上述处于两极位置的文学力量交互作用的结果。此后，当新时期之初处于非主导位置的文学潮流在艺术革新和追求文学的现代化的过程中，出现了新的极端化的倾向的时候，原来意义上处于主流位置的文学潮流又以其所坚持的思想和艺术原则，将其反拨到正常的发展轨道，或在扬弃其极端倾向后，与其中的合理因素达成和解，继续将前此阶段的艺术革新和文学的现代化进程推向前进。从80年代中期以后乃至90年代的文学发展，正是在这两极力量的交互作用之下，通过不断的自我调整，保持着一种良好的发展势头的。
1998年10月——1999年1月
写于珞珈山面碧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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