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对虚拟经济的预防意义_劳动价值论论文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对虚拟经济的预防意义_劳动价值论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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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14.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01)02-06-05

一、两种商品价值观的比较

人们今天在研究经济泡沫、信用萎缩、失业加剧、有效需求不足等经济病症的时候,以什么样的基本经济观为指导,就会有什么样的经济分析方法和经济对策。在经济学中,商品价值的决定问题,应当是经济观的一个基本的问题。从这一初始性问题出发,人们会引出不同的经济结论,并在政府决策中采取不同的经济政策,也会在实践中引发不同的后果。

在现代经济学中,有各种各样的商品价值观,如美国未来学家奈斯比特提出了“知识价值论”;托夫勒则提出了“信息价值论”(注:张秋舫主编.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M].经济科学出版社1993,102-114.),甚至新制度学派还提出了“制度决定论”、“权利转移论”(注:见丁冰主编.现代西方经济学说[M].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262-263.)等等。但是,在现代经济学中,占据着主导地位的商品价值观有两种:一种是马克思在总结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基础上建立的劳动价值论;一种是西方经济学的奠基人马歇尔集前人之大成建立的边际效用论。它们分别在19世纪得以确立,并发展成为现代经济学中居主导地位的两种基本经济观。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在继承李嘉图学说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它的基本内容是:商品的价值是劳动创造的;商品价值量由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商品交换以价值量为基础实行等价交换。(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50-52.)。

剩余价值论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延伸。马克思把工人的劳动时间区分为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指出工人的工资只是必要劳动时间的报酬,而剩余劳动时间所创造的成果—剩余价值,却被资本家无偿占有。(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257.)同时,马克思还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分配问题上的不合理性,指出剩余价值的剥削规律必然导致无产阶级的贫困化。(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706-707.)。马克思的上述理论为现代经济学建立合理的分配理论提供了必要的理论依据。

马克思还进一步指出,人类的劳动可以区分为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生产性劳动能创造商品的价值,能增加国民财富(即产品),如工业、农业、运输业、建筑业等部门。非生产性劳动不能创造商品的价值,不能增进国民财富,但它能为商品的价值实现提供便利的条件,所以它也要参予对社会财富(即社会总产品)的分配,在资本主义社会也要获取一部分剩余价值。(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三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2,312.)非生产性的劳动部门不仅包括商业,而且还包括银行业、证券业、地产业和一般性的服务业。马克思认为,人们应当辩证地处理好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关系。否则,非生产性劳动部门的发展超过生产性劳动部门的发展速度,则有可能导致经济的泡沫化,造成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三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2,540-541.)。

另一方面,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系统地阐述了边际效用论和均衡价格论,完成了经济学上所谓的“边际革命”。马歇尔在其代表作《经济学原理》一书中,继承了杰文斯、门格尔、瓦尔拉斯的边际效用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边际效用递减的经济规律。他指出,人类本性有一种平凡而基本的倾向,即欲望饱和规律或效用递减规律:“一个人从一物的所有量有了一定的增加而得到的那部分新增加的利益,每随他已有的数量的增加而递减。”这一规律也可以作如下表述:“一物对任何人的边际效用,是随着他已有此物数量的每一次增加而递减。”(注:马歇尔.经济学原理[M].上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朱志泰译,112-113.)

那么,商品的价值量是如何决定的呢?在马歇尔的经济学中,价值就是价格(注:马歇尔.经济学原理[M].上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朱志泰译,81.),而价格也就是效用的刻度。马歇尔认为,欲望和效用是相互有关的名词,它可以通过一个人为了实现或满足他的愿望而愿付出的价格来衡量和表示。(注:马歇尔.经济学原理[M].上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朱志泰译,111.)马歇尔用价格替换了效用和价值这些概念之后,就用均衡价格论来说明价值的决定问题。按照他的均衡论观点,均衡是需求和供给这两种相反力量所形成的均势。某一商品的价格就是由买卖双方力量的相互冲击和相互制约最终形成均衡而达成的。这就是说,使买卖双方力量达于均势的价格就是均衡价格。(注:马歇尔.经济学原理[M].下卷,商务印书馆1965,陈良璧译,37.)

马歇尔的边际效用论和均衡价格论。奠定了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它对后来出现的各种经济学流派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20世纪20年代福利经济学创始人庇古的理论、30年代初期英国罗宾逊和美国张伯伦的垄断竞争理论,都是在马歇尔学说的基础上形成的支流。即使是30年代后期对以马歇尔为代表的传统经济学进行革命并奠定宏观经济学基础的凯恩斯,也是以边际效用论的另一种形式——运用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下降和三大心理规律的运动来说明自己的有效需求理论的。尽管西方经济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变幻其理论形态,拓展其研究领域,但其基本的理论基础却仍然是马歇尔的边际效用论,没有根本性的改变。

比较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马歇尔的边际效用论,我们可以看到这两种商品价值论的主要区别。

1.两种商品价值论表现了两种对立的基础经济观。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以生产劳动作为自己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而马歇尔的边际效用论是以欲望、效用作为其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马克思是经济学上的唯物主义者,正如他本人所说的:“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12.)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商品的价值是由人们所结成的生产关系所决定,而不是由人们的主观欲望及其关系所决定。马歇尔则是经济学上的唯心主义者,他认为人的欲望及其变动规律决定了商品的价值和价格。

2.在实践上,两种商品价值论有可能导致两种不同的后果。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主张以劳动时间为标准来衡量商品的价值量,这有助于人们尊重劳动、合理经营的经济观。而马歇尔的边际效用论在实践上有可能导致经济泡沫和投机炒作。在供求力量(实际上是一种心理力量)的支配下,人类有可能创造虚拟经济的泡沫大厦。有价证券脱离实际资本的运作;房地产价格时而轮番上涨,时而节节下跌;自然界天赐之物被私有制人为地垄断和独占,造成了人类生产成本的攀升;环环扣扣的信用由于缺乏劳动量的有效支撑而导致最后的崩溃;商品因过度的商业炒作而脱离实际价值,造成严重的价格失真……等等。其实,商品的价值决定与供求变化是一个辩证统一的关系。价值决定只能由生产该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供求的变化只不过有助于发现商品的价值,并影响着商品的价格围绕着价值而上下波动罢了。

3.在分配问题上,两种商品价值论必然导致不同的结论。马克思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收入分配制度的不合理性,资本家无偿占有工人创造的大量的剩余劳动成果并在信用制度下创造了巨大的虚拟经济大厦,这极大地损害了经济的发展。马克思的上述分析必然引出要建立合理的劳动收入分配制度,必须正确处理好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辩证关系,从而为现代经济学的再分配理论奠定了科学的基础。

而马歇尔的分配论是其效用价值论和均衡价格论的延续。马歇尔认为国民收入是由劳动、资本、土地和企业组织四个生产要素共同创造的,因而国民收入也就是由与这相适应的工资、利息、地租和企业经营收入即利润四个部分所组成。各个生产要素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的份额大小,取决于它们各自的均衡价格。因此,国民收入的分配问题,也就是各个生产要素的价格的决定问题。

马歇尔的生产要素分配理论尽管深化了国民收入的定量分析,有助于说明各种生产要素价格的形成机制。但是他无法说明各生产要素间的性质差别,特别是不能说明在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和资本在分配问题上存在着的巨大差别,不能说明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分配的对抗性,以及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歧义性。

二、虚拟经济的作用评价及其产生的理论根源和社会根源。

马克思的非生产性劳动理论在《资本论》第二卷第六章、《资本论》第三卷第二十九章、第三十章、第三十九章中得到明确表述。非生产性劳动他也称为“纯粹流通费用”、“虚拟资本”、“纸制的复本”和“虚假的社会价值”等。如前所述这些经济成份都有其共同的特点,我们也可以统称之为“虚拟经济”或非生产性劳动经济。所谓“虚拟经济”,就是在价值形式上引起变化,但在价值和产品上却没有新的增加或创造的经济。(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二卷,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72,47.)虚拟经济是非生产性劳动形成的经济,它本身不能创造价值,不能创造产品,因而它本身是没有价值的,是虚拟的,但它却能“使价值由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并能为新产品的产生、新价值的创造提供更加便利的条件。正因为如此,它仍然具有价格,甚至有比较高的价格。所以,我们不能说它是没有意义的经济,不能说它对社会没有任何贡献,而只能说它有可能因为缺乏坚实的生产性劳动的支撑,或者说脱离生产性劳动的有效控制而成为“虚拟的”经济成份。

回顾人类经济发展的历史,虚拟经济过度膨胀给人类发展带来巨大损害的教训俯拾皆是。但概括地来看,近代以来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共有四次,它们分别是:1929-1933年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70年代西方主要国家出现的“滞胀”、90年代初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和1997-1998年的东亚经济危机。尽管其引发的具体原因有所不同,但却有一个共同的本质,即虚拟经济的急剧膨胀,导致信用萎缩,因此不得不作价值的真实回归。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呢?它的理论根源和社会根源是什么呢?

虚拟经济膨胀的理论根源,正如我们前面分析的那样,是人们背离了劳动创造商品价值的唯物主义经济学立场,转而片面信赖供求决定商品价值,或需求创造经济繁荣的唯心主义效用经济论。

虚拟经济过度膨胀的社会根源主要有:

1.社会的贫富分化过于严重,导致有效需求不足,直至出现生产的商品过剩,不能有效地实现其价值。1929-1933年出现的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发展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危机:资本主义工业生产下降44%,社会生产力约倒退到1908-1909年的水平,大批企业倒闭,失业半失业人数达4500万人,农业危机期间,还出现了极为怪异的事情,高炉被炸毁,机器遭破坏,小麦当燃料烧锅炉,牛奶倒入河流或大海里。处处在毁坏着人类自己创造的物质财富,而创造这些物质财富的劳动人民则被迫流离失所,甚至饿死、冻死在街头。(注:转引自樊亢主编资本主义兴衰史[M].北京出版社1991,226-233.)这场危机的根源并不仅仅象凯恩斯所分析的那样,因心理规律导致有效需求不足,而是因贫富分化过于严重。贫富分化与经济危机的作用机制可以作如下表述:极少数资本家投资需求、边际效益递减;但他们的财富却大量存放银行;银行又大量贷款给生产企业,刺激了产品生产;但是由于绝大多数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的购买不断下降,以及刚才我们提到的资本家出现了投资需求、边际效益的递减,两方面相加从而导致了整个社会的有效需求不足,企业无法实现其产品的价值,由此引发了经济危机。

2.为了刺激经济发展,解决就业问题,或者为了实现“赶超”战略,振兴民族经济,各国纷纷实施了政府主导性的经济运行模式。这种模式在短时期内可能有一定效果,但从长期来看却往往导致政府的透支、货币的贬值和经济发展的畸形。西方国家70年代出现的普遍的“滞胀”局面和东亚1997-1998年的经济危机便是证明。

二战结束后,西方国家长期以来奉行凯恩斯主义,他们不是从根本上去解决社会的贫富分化问题,而是着力实施政府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政府大量发行货币,刺激经济发展,兴办公共工程,并两度掀起国有化浪潮。这曾经赢得了资本主义世界50-60年代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但是好景不长。70年代西方国家出现了普遍的“滞胀”局面,即一方面经济衰退和失业严重的问题无法解决,另一方面却出现了通货膨胀的局面。在整个70年代,西方主要国家的失业率均在4%以上,1975年中,发达国家的总失业人数超过1500万,通胀率也均超过7%,大大高于50-60年代。(注:转引自樊亢主编资本主义兴衰史[M].北京出版社1991,360-365.)

在曾经创造过“亚洲经济奇迹”的发展中家,也有同样的遭遇。1997年7月泰国爆发经济危机,地产商因楼盘无法出售而大量拖欠银行货款,进而引发银行信用危机和连续倒闭,并波及汇市、股市,导致汇率和股指大跌。泰国的金融危机迅速向东南亚各国,包括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和新加坡等国蔓延,随后又袭击韩国。香港和台湾也不同程度受到影响。直至影响到俄罗斯和巴西的经济。东亚经济危机给这些国家和地区带来了严重损失:据有关资料表明,受危机冲击,许多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下降5%-10%,失业率上升了2-10个百分点,各国出现了普遍的货币缩水,通胀率有成倍的增长。在危机最严重的印尼,1998年不仅失业率达到17.1%,而且通胀率也攀升到60.5%的水平,这在物价一向稳定的东亚可谓惊世骇俗。(注:粱勇.开放的难题—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安全[M].高等教育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202.)

关于东南亚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有许多西方经济学家认为东南亚模式起了关键的作用。东南亚模式具有政治威权主义色彩,走的是一条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道路,是一种有政府指导的资本主义,实际上亦可称为“裙带的资本主义”。东南亚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往往不按经济规律办事,政府干预过份,甚至贪污盛行,官商勾结,人为地制造经济需求,泡制虚假的经济繁荣,形成所谓“东亚经济奇迹”。(注:赖尚龙.亚洲金融风暴与亚太经济发展模式,载亚太经济[J].1998,(8-9).)关于东南亚模式,有人形象地比喻说:“在美国,商务与法律有关;在欧洲,商务与逻辑有关;在东亚,商务与关系网有关。”在这方面,印尼、韩国、日本的发展模式便是典型。

3.自觉或不自觉的投机炒作造成了商品价格虚假的供求均衡,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泡沫经济”。泡沫经济一般有三种情形,一是极少数寡头垄断商品的供求市场,导致价格高估;二是政府人为地垄断商品的供求市场,导致成本,价格上涨;三是整个社会片面地信赖一两种社会预期,导致该商品价格节节攀升。正如马克思说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它再生产出一种新的金融贵族,一种新的寄生虫——发起人、创业人和徒有其名的董事,并在创立公司、发行股票和进行股票交易方面再生产出一整套投机和欺诈活动。这是一种没有私有财产控制的私人生产。”(注:马克思.资本论[M].第三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2,495-496.)这种经济泡沫一旦吹破之时,就正是它的价格做出真实的价值回归之时。此时,商品价格缩水,经济衰退,居民损失严重,经济危机爆发。甚至商品价格大大跌破真实价值,经济严重背离实际,这实际上又是一种虚拟的经济现象。

从1989年起,墨西哥政府出于加入北美贸易协定的需要开始加快开放步伐,当年取消利率控制、放松对外国直接投资的限制,允许国内金融部门吸收外币存款,施行国有银行私有化,修改外资法,并开放资本市场。这些举措导致外资大量流入,特别是流入证券投资市场的比例大幅度增长。外资的大量涌入增加了对比索的需求,导致比索对美元比价的高估。终于在1994年底,由政治原因引发了国内外投资者大量抛售比索资产,导致比索对美元的比价大幅下跌,墨西哥爆发金融危机。危机使该国本币贬值50%,股市下跌40%;该国经济全面衰退。好在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社会迅速提供稳定资金,墨西哥也采取了紧急应对措施,才在次年控制了危机局面。(注:粱勇.开放的难题—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安全[M].高等教育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168-172.)

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也有类似的情况,虚假的房地产繁荣,外资的大量涌入,第三产业的过度膨胀,使这些商品的价格大量脱离其价值。加之,东南亚各国通过政府主导型的联席汇率制度,高估本币。开始时,为了对付金融投机,捍卫联席汇率制度的稳定,大量消耗了外汇储备,而一旦外汇告磬,则只好缴械投降。

三、合理引导虚拟经济的对策:重返劳动价值论

结合虚拟经济膨胀的原因,我认为,我们必须遵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按价值规律办事,才能有效地防范经济危机,从而使我国国民经济得到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其具体措施主要有:

1.推进企业产权制度的明晰。由于现代经济的发展进一步信用化、社会化、股份分散化,特别是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产生和发展,使企业的经营权和所有权进一步分离,经营权在不断地强化扩张,这样企业在运行过程中就有可能产生复杂的授权环节,从而为企业的发展埋下了隐患。信用的膨胀、经理阶层权力的滥用以及对企业资产的挪用贪污等,时常威胁着企业的发展。如果企业产权制度没有进一步明晰,就会产生科斯所谓的交易成本上升,最终导致泡沫经济。

2.应积极引导国民经济进一步走向开放竞争。国有经济应遵循“有进有退”的原则从某些行业中退出来,转而引导国民经济进一步走向开放竞争。如果政府刻意刺激经济发展,必然介入各种经济活动,这一方面抑制了民间投资,另一方面又可能滋生腐败,最终于经济发展是不利的。这也是经济发展史上虚拟经济膨胀的重要原因之一。政府应着手营造一个机会均等、公平竞争的经济环境,其主要职能应转向对宏观经济政策和法律的制订、监督和执行。保证各种经济实体在法律、税赋、政策优惠、机会发展方面的一律平等,实行“无为而治”,这样一国经济就会自然而然得到繁荣。在这方面,东南亚经济危机中的韩国的教训是深刻的,由于政府刻意追求赶超战略,扶持和偏袒某些大银行、大财团错过了治理经济顽症的有利时机,导致了虚拟经济的危害。

政府应努力推进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开放,在开放的、统一的经济环境中自然而然地实现社会资源的有效配置,自然而然地实现劳动产品的等价交换。但是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大国,我们面临着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的两大选择。鉴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后发性,以及我国在国际竞争中的劣势地位,我国经济开放竞争战略选择的重点应放在国内市场上。在国内市场没有充分竞争,国内民族资本没有充分发展的情况下盲目开放国际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则有可能遭遇到虚拟经济过度膨胀的冲击。所以,我国经济的开放竞争战略的选择应当是加紧修炼内功,准备迎接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挑战。

3.应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制度是经济发展的安全制度,是社会为了保障其成员的基本生活和福利而提供的物质帮助和各种措施的总和。正如我们前面所阐述的,社会的贫富分化过于严重,是导致经济危机和虚拟经济膨胀的重要原因,也是引发社会危机和政治动荡的重要根源。所以,现代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并不是无所作为,而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在建立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方面政府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政府必须通过国民财富的转移支付来缩小贫富差距,维持有效需求,促进经济发展。近年来我国出现了通货紧缩、国内需求不足的问题,根源在于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很不健全。社会大众由于担心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没有着落,由此改变了他们的消费预期,于是出现了居民支出下降、储蓄居高不下的市场萎缩局面,这为经济发展埋下了隐患。

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必须使每一个公民都能享有社会保障的基本权益。我们需要建立一个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网,以实现劳动者的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合理分配。但是在操作的具体层面却涉及到我国的税收体制和财政预算体制的改革问题。由此我们需要通过社会化、法治化、信息化的手段来实现国民收入的再分配。我们应当让各种经营行为、纳税和财政的转移支付行为由暗箱性、灰色性、随意性的操作向普遍化、规范化、白箱化的操作转变。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实现马克思所说的国民财富的合理分配:“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从社会方面正好领回他所给予社会的一切。……他从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全部领回来。”(注: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M].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1-11.)

以上是我们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中所必然引出的结论。

收搞日期:2000-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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