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情境下文化遗产地社区居民旅游增权的结构与测量——基于个体感知的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情境论文,文化遗产论文,中国论文,视角论文,测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 引言 尽管西方学者Murphy早在1985年就把“社区参与”的方法引入到了旅游发展研究中[1]，但由于大部分研究者仅仅将社区参与视作达致目标的一种技术手段或行动纲领，而不去理解政治和权力关系在社区参与过程的重要性，导致社区参与旅游实践流于形式[2]。面对这种困境，国内外相关学者展开了深入的反思。1996年，Akama在对肯尼亚的生态旅游研究中最早提出对社区进行旅游增权的必要性[3]。1999年，Scheyvens进一步提出了生态旅游社区增权概念框架[4]。2003年，Sofield强调了旅游增权对实现旅游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5]。2008年，国内学者左冰和保继刚将旅游增权理论引入中国，对西方旅游增权理论进行了梳理、吸收和批判[2]。此后，国内有关旅游增权的研究蔓延开来。 审视以往关于社区旅游增权的研究发现，尽管围绕增权研究的逻辑[6]几乎穷尽了社区旅游增权领域的主要研究主题，但却鲜有研究能够突破对具体社区旅游增权现状定性描述的藩篱，而对其进行定量测度，从而使得对社区旅游增权状况进行有效评价、历时追踪和共时比较变得困难。Stronza和Gordillo认为社区旅游增权定量研究的不足可能源于对社区居民非经济收益定量化和评估的不易[7]。陈志永认为由于旅游业的综合性特征，旅游增权的各项社会经济指标很难从社区总体社会经济发展的相关数据中剥离出来。但社区居民作为旅游增权的作用对象和实际感受者，其对旅游增权的感知在一定程度上可反映旅游增权的效果，基于这一认识，根据Scheyvens的社区旅游增权四维框架，设计出了一套包含4个维度、37个测项的社区旅游增权测度量表[8]。不过这一量表并没有严格区分社区旅游增权的层次，实际上增权往往涉及个人、组织和社区三个层面[9]。Boley和McGehee注意到了社区旅游增权的层次有别，考虑到经济增权可能同时表现在个人、组织或社区层面，而心理、社会和政治3个维度的增权则主要关涉个人层面，为保证逻辑的一致性，仅仅开发出了一个包括心理增权、社会增权和政治增权3个维度、12个测项的社区居民旅游增权测度量表[10]。这一量表尽管通过实证检验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但由于经济增权维度的缺失，并不能很好地测度出一地整体的旅游增权状况。 以上研究给本文以很大启发，首先对于引自西方的社区旅游增权概念，如果只是采取简单的“拿来主义”，而缺乏对中国情景的应有考量，可能得出的仅是荒谬的结论[11]。那么，对于中国情景下的文化遗产地社区，其旅游增权的结构是怎样的？如何对其进行测量？对前一问题的回答，可以通过扎根研究来实现；对于后一问题，可借鉴过往研究的思路，通过参考主要相关文献以及开展专家调查和调研访谈，从个体感知的视角进行量表的开发，以保证逻辑的统一和情景的切题。在此基础上，利用调研数据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建立文化遗产地居民旅游增权的结构模型。 2 理论背景 2.1 增权的概念和内涵 增权理论最早是在20世纪70年代为社会工作而提出的，起初关注的重点是提高弱势群体的权力和社会参与程度，由于其强烈的人文主义关怀理念，后来逐渐扩展到了教育学、政治学、社区心理学和旅游研究等领域。增权是指通过外部的干预和帮助而增强个人的能力和对权利的认识，以减少或消除无权感的过程[12]。这一定义既说明了增权的主体、受体和方法，又揭示了增权的实质和目的。由于增权的对象通常都是权力意识不强、缺乏资本和技能的弱势群体，因此增权特别强调通过主体的适当放权进而增加受体的权力，正是由于其触及了社区参与旅游过程中最重要的凭依——权力资源，才使得社区参与有可能落到实处。 2.2 社区旅游增权的结构 从增权的内涵来看，增权的结构是多维的。关于社区旅游增权结构的奠基性研究是Scheyvens基于生态旅游社区所提出的旅游增权概念框架，主要包括经济增权、心理增权、社会增权和政治增权4个维度[4]。之后，在社区旅游增权结构方面，鲜有研究突破Scheyvens的四维框架。但近些年来，也有学者基于民族村寨社区旅游增权的特殊性，新提出了文化增权和环境增权两个维度[13]。但从其具体内容来看，两个新增维度的部分测项分别与Scheyvens的心理增权和社会增权的部分测项高度相关，因此其科学性和合理性有待后续进一步的理论证实与实证检验。 2.3 中国情景下文化遗产地社区居民旅游增权的特殊性 保继刚和孙九霞认为中西社区参与旅游在参与意义、利益诉求、参与主动性、参与方力量对比和旅游发展阶段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差异[14]，从“社区参与”走向“社区增权”，这些差异仍然存在。一方面，Scheyvens关于社区旅游增权的内涵是基于西方的生态旅游社区建构的[4]，对于中国的文化遗产地社区，其内容可能会有所不同；另一方面，Boley和McGehee基于西方乡村社区所开发出来的社区居民旅游增权三维框架[10]，舍弃的西方旅游地社区居民并不唯一看重的经济增权维度，恰恰却是中国包括文化遗产地在内的大多数旅游地社区居民所最为倚重的增权维度。因为在中国，无论何种类型的文化遗产，或多或少都受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制度或文物保护政策的限制，在开展文化旅游活动或进行文化创意活动时容易陷入开发和保护冲突的泥淖，从而导致许多文化遗产地往往成为“文化高地”与“经济洼地”的混合体[15]，当地社区居民不得不为遗产的公共(社会文化)价值“买单”，不仅没有因为旅游致富，反而出现了积弱，尤其是当出于保护文化遗产或扩大旅游发展规模的需要，限制当地生产、生活活动，或进行房屋拆迁，抑或占用土地时，社区居民所受的负外部性更为显著。从这个意义上看，亟需对文化遗产地社区居民进行旅游增权。 3 研究设计 3.1 质性研究 3.1.1 样本点的选取 本文作者在2014年1月和7月曾先后对世界文化遗产秦始皇陵及兵马俑坑和龙门石窟周边社区居民的旅游参与和增权情况作了多次调研，虽然两地旅游资源类型不同，但当地社区居民或多或少都受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的束缚和旅游发展的影响，参与旅游状况和失权程度相近。针对前文述及的现象，亟需对此类社区的居民旅游增权状况进行有效测度，从而为旅游增权政策或制度的制定提供参考。其中，两个样本点的访谈数据主要用于旅游增权结构的建构，问卷数据则主要用做量表的开发。 3.1.2 研究方法和过程 由于目前关于文化遗产地社区居民的旅游增权结构尚不明确，而且在中国情景下尚无类似研究，所以在开发文化遗产地社区居民旅游增权量表时，首先通过扎根研究建构出其结构维度。扎根研究作为一种自下而上的归纳式研究方法，特别适合于某一领域或主题理论比较混沌时的探索性研究。相较于其他质性研究方法，扎根研究更加突出基于不同案例之间差异性比较之上的共性因素的抽取与提炼[16]，而且由于其置身于研究对象之外的共性探究，其理论成果既具有本地性还能进行延伸与拓展[17]。本文主要采用扎根理论中的问题聚焦访谈法来收集质性资料。首先根据关于旅游增权概念、内涵和结构等方面的现有理论，初步拟订了一个访谈提纲。为保证访谈内容的全面和切题，通过专家调查、调研小组讨论和小规模的预调研等方法对访谈主题进行了调整和优化；然后以此访谈提纲分别到龙门石窟和兵马俑两个样本点展开调研。在访谈过程中，尽管我们主要围绕访谈主题展开，但总有受访者给出我们意料之外而颇有价值的回答，每遇此时，我们就会对访谈主题做适当的改良。实际上，整个访谈的过程也是访谈主题不断聚焦和优化的过程。 访谈时间集中在2014年7月上旬，以兵马俑样本点为主，龙门石窟样本点为辅。其中，在兵马俑样本点共访谈社区居民37人次，每人访谈时间从15分钟到1小时不等，共计访谈时间10小时左右。为保证访谈的信度和效度，在调研前期准备过程中对团队成员进行了速记培训，以保证在访谈时能够将听到的重要观点快速、准确记录。另外在访谈时尽可能争取受访者的同意进行录音。为取得受访者配合，尽可能听到真实的声音，根据社会交换理论，入户访谈前给每位受访者赠送了一件小礼品。所有的访谈都要求在调研结束后的第一时间进行整理，共形成1.7万字的访谈记录文本。 3.1.3 研究结果 根据扎根理论的分析方法[18]，按照开放性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性编码的顺序，对访谈资料进行三级编码后，初步确立了文化遗产地社区居民旅游增权结构的5个维度，其中经济增权、心理增权、社会增权和政治增权与Scheyvens关于社区旅游增权的四维框架[4]一致，但文化增权是本研究新发现的增权维度，其合理性以及与其他增权维度的区分性还有待下文实证研究的检验。 (1)旅游经济增权。Scheyvens认为旅游经济增权主要表现为旅游给当地社区带来了持续的经济收益，发展旅游所赚来的钱被社区中许多家庭共同分享，并导致生活水平的明显提高等。而对应的旅游经济去权主要表现为旅游仅仅给当地社区带来了少量的、间歇性的收益，只有少数个人或家庭从旅游中获得了直接经济收益，由于缺少资本或技能，其他人很难找到一条途径来分享利益[4]。在对旅游经济增权的追求上，文化遗产地社区居民与其他类型旅游目的地社区居民并无二致，甚至可能由于长期受文物保护政策的掣肘而对旅游经济增权的渴求更为强烈。Wilkinson和Pratiwi认为，在影响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因素中，经济收益的分配与实际经济收益所得同等重要[19]。陈志永通过对民族村寨社区旅游增权的实证研究得出经济增权是基础的结论[8]。 (2)旅游心理增权。Scheyvens认为旅游心理增权是由于外地游客认为当地社区的文化、自然资源或传统知识是有价值的或独特的，从而增加了当地社区居民的自豪感、自尊和自信。而对应的旅游心理去权表现为许多人不仅没有分享到旅游带来的利益，而且还面临着由于使用保护区资源的机会减少而导致生活困难，他们因此而感到沮丧、无所适从、对旅游发展毫无兴趣或悲观失望[4]。对于文化遗产地社区居民来说，文化遗产的独特性价值往往能够带给当地社区居民较高的自豪感和自信。Stronza和Gordillo研究证实亚马逊某社区的居民自豪感是当地旅游发展中最重要的非经济收益[7]。陈志永在民族村寨社区的旅游增权实证研究中发现：90%以上的村民由于意识到当地社区的传统文化、自然资源和传统知识的独特性和价值得到外部肯定，从而从内心深处为自身所拥有的文化和传统而骄傲，并积极主动投入到旅游开发与传统文化保护中来[8]。 (3)旅游社会增权。Scheyvens认为旅游社会增权表现为旅游提高或维持着当地社区的平衡，当个人和家庭为建设成功的旅游企业而共同工作时，社区的整合度被提高。而与之相对的旅游社会去权反映为社会混乱和堕落，许多社区居民吸纳了外来价值观念，失去了对传统文化的尊重，个人、家庭、民族或社会经济群体不仅不合作，还为了经济利益而相互竞争，憎恨、妒忌[4]。对于文化遗产地社区居民来说，旅游活动的开展必然会对当地主要依靠传统文化和乡土礼俗等建构的社会网络造成影响，这种影响是否有利于延缓文化遗产地社区由传统的“熟人社会”日益向现代的“陌生人社会”转化的脚步，是衡量社会增权的标志。Perkins和Zimmerman认为社会增权有助于社区生活质量的提高和社区组织的联系[20]。郭文在对云南香格里拉雨崩社区的增权效能研究中发现，社区参与旅游的行为一定程度上规范了当地社会秩序，增进了民族团结[21]。 (4)旅游政治增权。Scheyvens认为旅游政治增权表现为旅游发展为所有社区组织提供了一个用以表达对旅游发展关心和疑问的场合或渠道，社区政治结构公平地代表了所有的利益相关群体。而与之相对应的旅游政治失权表现为社区拥有一个专横的或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领导集体，社区的大多数成员感到他们只有很少或根本没有机会和权力发表关于是否发展旅游或应该怎样发展旅游的看法[4]。对于文化遗产地社区居民来说，除了缺乏大部分旅游地社区所不拥有的旅游参与权外，还囿于文物保护政策或文化遗产保护管理规定的限制，甚至基本的经济发展权利都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Rappaport认为政治增权是最重要的增权维度[9]。陈稳亮在对汉长安城遗址保护区内的社区居民生活质量满意度的调查中发现，当地居民对于现行的限制型的遗址保护管理政策表现出了强烈的抵触情绪，有的甚至上升为对政府的不满[22]。 (5)旅游文化增权。文化增权是本文通过扎根研究建构出的关于旅游增权的一个可能存在的新维度。与心理增权强调旅游发展增强了当地社区居民的自尊、自豪感和自信所不同的是，文化增权强调旅游发展增进了当地社区居民对文化遗产知识的了解，进而提高了其对遗产的文化认同和保护遗产的文化自觉。而对应的文化去权表现为当地社区并没有因为旅游的发展而加深对文化遗产的了解、认同和自觉保护。Medina研究发现伯利兹玛雅文化遗产地日益发展的旅游业增加了当地人对玛雅文化遗产的认同与保护[23]。廖军华在对民族村寨旅游发展的研究中把当地社区居民对文化的自豪感从心理增权中剥离出来，形成了文化增权构念[13]，不过与本文通过扎根建构的文化增权维度有所差异。 通过以上扎根研究，建构出了文化遗产地社区居民旅游增权的5个维度，尽管前4个维度与Scheyvens的社区旅游增权四维框架基本一致，但考虑到中国情景以及文化遗产地社区居民旅游增权特殊性的影响，其内涵可能会发生变化，加之新增了文化增权维度，新的量表开发已成为必需。 3.2 定量研究 3.2.1 量表编制 (1)测项开发。根据上文扎根研究建构出的文化遗产地社区居民旅游增权五维框架，结合Scheyvens对社区旅游增权四维架构内涵的解释[4]以及文化遗产地社区居民旅游增权的特殊性，并参考国内外关于旅游影响的感知与态度的相关文献[24，25]，从个体感知的视角初步生成一个包含旅游经济、心理、社会、政治和文化增权5个维度、29个测项的文化遗产地社区居民旅游增权初始量表。 (2)内容效度评价。在开发出初始量表后，首先采用德尔菲法对其内容效度进行评价，通过电子邮件把量表发给相关专家、学者，重点检查相关测项是否恰当地代表了不同维度旅游增权构念定义中某一方面的内容，所有测项是否完全涵盖了旅游增权的理论边界，测项的分配比例是否反映了旅游增权不同维度构念中各个成分的重要性。在首轮反馈中，超过三分之二的专家对文化增权维度提出了质疑，但为了避免误删，与文化增权相关的部分测项，本文作者还是坚持了保留。此外，根据专家的建议对初始量表中不准确、无关或易混淆的测项进行了修改或删减，共删除了1个无关测项和9个消极测项，虽然加入旅游去权的测项可以实现测项与构念定义之间的一一对应，并且可以通过判断增权和去权得分的逻辑自洽性来甄别问卷的有效性，但考虑到其混淆作用可能使被调查者茫然不知所措，专家一致建议删除。经过两轮反馈，专家的意见基本趋于一致，进而生成一个包含19个测项的文化遗产地社区居民旅游增权量表。 3.2.2 调研及样本情况 为避免同源误差，本文选取了龙门石窟和兵马俑两个样本地进行问卷数据的收集，调研时间集中在2014年7月2日至4日、11日至15日。整体上采取比例抽样，入户采取单纯随机抽样的方法进行数据的收集，并在问卷填写过程中给以必要的辅导，问卷填写完成后，当场收回。问卷测量采用李科特5分值量表，从1到5分别代表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这样在龙门石窟样本地共收回问卷136份，有效问卷113份，男、女分别占43.4%、56.6%，65岁以上、45～64岁、25～44岁、24岁以下分别占11.5%、33.6%、34.5%、20.4%，大专及以上、中专及高中、初中、小学及以下分别占14.4%、28.8%、41.4%、15.4%；在兵马俑样本地共收回问卷278份，有效问卷206份，男、女分别占41.7%、58.3%，65岁以上、45～64岁、25～44岁、24岁以下分别占12.7%、36.6%、32.2%、18.5%，大专及以上、中专及高中、初中、小学及以下分别占14.8%、27.1%、39.4%、18.7%。 3.2.3 结果分析 (1)探索性因子分析。为了检验上述量表中19个测项的单维性和测量信度，首先利用龙门石窟的调研数据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对样本的KMO和Barlett测试表明样本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KMO=0.802，χ[2]=1032.81，df=171，Sig=0.000)。然后采用主成分分析法，以斜交旋转法对数据进行探索性因子提取，参照特征值大于1的标准，发现除了1个测项的因子负荷小于0.4外，余下的18个测项清晰地归属于4个成分因子，方差解释率(69.32%)超过60%的水平[26]。但扎根研究中归纳出的文化增权因子并未提取出来，其部分测项聚合于心理增权维度，一定程度上证明Scheyvens的社区旅游增权四维架构具有跨研究情景、跨旅游目的地类型的适用性。 (2)验证性因子分析。为了进一步检验量表的内部结构，本文利用兵马俑的调研数据进行了一系列验证性因子分析。根据初步结果，发现有3个测项的因子载荷低于0.7，标准误差大于0.5，导致模型的拟合度指标不合要求，因此被剔除。再度进行拟合，模型的拟合度指标仍有待改善，参考修正指数，发现有多个测项修正指数大于4.0，根据修正原则，并结合社区居民旅游增权维度的内涵，又删除了2个测项。然后对包含有4个维度、13个测项的样本数据再度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各项拟合指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