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近代档案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近代论文,史研究论文,档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20年来，有关中国近代档案史研究的学术论文和专著约有百余篇(部)，内容主要涉及档案史料、档案法规、行业档案、名人与档案四个方面的研究。笔者拟对这些学术论文和专著做系统梳理，并探讨在资料建设、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等方面的一些不足，以期对中国档案史的研究起到一定借鉴作用。
一 档案史料研究
对中国近代档案史料的挖掘和利用是档案史研究的一个热点，这方面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国内档案史料(包括档案史料的发现与编纂、档案史料的真实性、档案史料的开发利用以及档案史料散佚等)和海外档案史料两个方面。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是中国档案史料大发现的年代。丁华东的《近代档案史料的新发现与编纂公布述评》①，对中国近代档案史料的发现及其编纂公布情况做了系统评述，包括殷墟甲骨文的发现与编纂公布、敦煌石窟文书的发现与编纂公布、西北汉晋简牍的发现和编纂公布、内阁大库档案的发现与编纂公布四个方面。其与周谧合著的《近代史家有关档案史料的新思想述略》②，以罗振玉、王国维、梁启超、陈垣、陈寅恪、傅斯年、顾颉刚等史学大师的档案史料思想为切入点，“对此作了深入的挖掘，从档案史料的范围、学术价值和功能、搜集、辨伪、校勘、整理及其整理工作的组织等方面进行了总结和评析”。丁华东在另文《20世纪我国档案文献编纂三次高潮论略》③中，谈及中国近代档案文献的编纂时指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是我国档案史料大发现的年代，殷墟甲骨文、西北汉晋简牍、敦煌经卷文籍、明清内阁大库档案等，以其夺目的光芒展现在世人面前，使中国乃至世界学术界为之轰动。这次编纂高潮在继承我国档案史料编纂的优良传统的基础上，运用现代资产阶级史料观来编纂公布档案史料，逐渐形成具有近现代意义的档案文献编纂工作。因此，具有十分深远的历史意义。”李国荣所撰《编纂清代档案服务清史工程》④一文详细介绍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对清代档案的编纂情况，并且指出“对清代档案全方位科学系统的开发，必将为恢弘的清史工程奠定坚实的基础”。邹爱莲的《档案整理利用在清史纂修中的地位和作用》⑤一文在强调清代档案价值的同时，分析了其在清史纂修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中国近代档案史料浩如烟海，错综复杂，给利用档案史料研究史学带来了困难，因此近代档案史料的考证工作是史学研究的首要任务。邱心显与杜玥合著文《我国近代档案史料失实原因探析》⑥着重从“档案赝品”和“档案内容失实”两方面分析了档案史料失实的原因。而王云庆与邱心显合著文《对近代档案史料真实性的考证鉴别》⑦则对档案史料的真实性做了全面地考察，“提出了比较详细的考证方法和途径”。邱心显的硕士论文《我国近代档案史料真实性研究的考察分析》⑧一文“将史学工作者们对近代档案史料真实性的研究进行综合考察，对所取得的成就、考证的方法进行归纳，分析了档案史料失实的原因及影响，提出了比较全面的进行近代档案史料真实性研究的指导方法”。
档案史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历史的原貌，这对于史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张德明的《近代山东基督教新教档案史料研究》⑨，通过对山东新教差会史料、山东传教士的个人著作回忆录、在华传教士主办期刊及传教士大会记录、各地文史和史志档案资料的分析，指出近代山东作为西方基督教新教差会最早活动地区之一，传教士的到来对近代山东的教育、医疗、慈善等事业产生了重要影响。王致中的《从档案史料看近代后期的甘肃铁业生产》⑩一文，详细分析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收藏的有关近代后半期甘肃铁业生产的档案史料，并且对这些档案进行梳理，比较准确的得出近代后期甘肃铁矿业的发展水平。曹玉楼《从档案资料看近代济南的城市社会教育》(11)一文，亦以档案资料为依托，得出“内容广泛、形式多样的社会教育事业的出现和推广，无疑是济南近代城市教育中的一个亮点。社会教育作为国家正式教育的一种补充形式，推动了民众智力的开发和知识的传播，促进了城市的教育普及和风俗文化的转型，为济南早期城市的现代化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的结论。薛瑞录的《从档案看光绪年间中俄贸易的发展》(12)一文，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外务部档为依据，通过大量的数据对比，完整地再现了当年中俄贸易的实际状况。郦永庆的《从档案看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的对外政策》(13)一文同样是充分利用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馆藏档案，并从中窥探出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的对外政策。
学界对近代档案史料散佚状况也有专门研究。魏训田的《中国档案文献近代散佚述论》(14)一文，即重点分析了近代档案文献散佚的原因，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管理不当，虫蚀霉烂；出于某种卑劣目的进行人为破坏；帝国主义肆无忌惮的焚毁与抢掠。最后作者发出感慨：“百年档案散佚史从一个侧面说明：政府腐败必致落后挨打，国势强盛方有文化繁荣。”
关于海外档案史料的论述主要涉及美国、英国、日本、台湾等地区所藏的中国近代档案史料。王丽的《胡佛研究所藏近代中国档案文献及其研究价值》(15)一文，介绍了美国胡佛研究所收藏的中国近代历史档案的情况，指出这些档案“有助于拓宽中华民国史乃至整个近代中国史的研究领域并深化研究层次，有助于对这段历史做出多面向、多层次阐释”。王宝平所著《日本东京所藏近代中日关系史档案》(16)一文，以作者在日本东京图书馆查阅的相关档案资料为例，认为“日本藏有丰富的有关近代中日关系史的档案，它不仅对研究近代中日关系史，而且对于研究中国近代史也是极其珍贵的史料”。许建英的《英国所存近代中国新疆档案查阅散记》(17)一文，论述了保存在大英图书馆和英国国家档案馆中的关于新疆的档案资料，认为这些档案“数量很大、内容丰富、尚无全面使用、对研究近代新疆史以及英俄(苏)在新疆的活动都非常重要”。李群的《收藏在台湾及海外的中国近代珍贵历史档案》(18)，认为“国民党在台湾保存着大量的珍贵历史档案，是研究国共两党历史以及中国现代史的第一手材料。这些珍贵档案目前仍处于不同程度的保密状态，其中最为有名的是保存蒋介石手稿的阳明书屋和藏有大量中共资料的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所保存的档案”。
二 档案法规研究
近代以来，中国的档案法规与古代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呈现出复杂多变、相互交织的冲突与矛盾。在对近代档案法规的研究上，刘迎红做了深入地研究。其研究内容主要涉及近代档案法规的特点、转型及其表现、演变及中外档案法规的比较等方面。
在近代档案法规的特点方面，刘迎红认为(19)“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改变，使档案法规的发展随之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并显现出与以往迥然有别的时代特征。”这些特点主要体现在：(1)档案法规的异质性：(2)档案法规的专门化；(3)档案法规的中西杂沓；(4)档案法规的局部性；(5)档案法规的新旧交织。
在谈及中国近代档案法规的时代特征时，刘迎红通过与古代档案法规相比较指出“我国近代的档案法规，既留存着旧时代的痕迹，又赋予了新的时代精神；既有对成法的坚守，又有对祖制的剔汰；既有对本土文化的揄扬，又有对外域文化的吸纳；既企望确立法制多样化的图式，又希冀消弭中法与西法之间的鸿沟；既立足维持法制自主演进的品格，又无力摆脱对西法的依附。所以说，近代档案法规的结构性改造，催生了一个档案法规的混合物，从而导致古老的档案法规系统的历史性嬗变”(20)。
中国档案法规的近代化，必然以特定的新的法律思想、信念作为前提条件，其转型的过程也必定体现出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特点。刘迎红所著《我国档案法规的近代转型及表现》(21)一文，从近代档案法规转型的基石、近代档案法规转型的表现、近代档案法规转型的趋向三方面对近代档案法规的转型问题做了详尽地剖析。在论及中国近代档案法规发展演变动因这一问题时，刘迎红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对传统的扬弃是近代档案法规发展演变的客观基础；经济形态的转变为近代档案法规发展演变奠定了物质基础；封建制度的解体为近代档案法规发展演变奠定了社会基础；西方文化的传播与渗透对档案法规发展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最后作者指出：“中国在近代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发生的巨变，必然会对法律产生深刻的影响，档案法规也随之发生了某种质的改变，中国近代档案法规正是在内部缓慢变迁与外部剧烈碰撞的矛盾冲突中逐步推进并不断演变发展的。”(22)
档案法规的演变势必对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刘迎红在与张国民、徐海静合著的《中国近代档案法规更新与转化的社会影响》(23)一文中，“将我国档案法规的近代转型置于广阔的社会背景下加以审视”，从政治、经济、思想三个层面加以详细分析，指出“中国近代档案法规的更新与转化，在政治活动中推动了国家各级行政管理部门日常事务处理的制度化、规范化与高效率；在经济发展上首次对经济生产记录、经济秩序维护、经济效益提高给予应有的法律调整；在思想领域则对近代涌现的民主、平等、自由意识与原则加以确认和保障”。除此之外，刘迎红指导的硕士论文《关于中国近代档案法规发展演变的历史考察》(24)对于此问题也有较为全面的探讨。
刘迎红还将视角延伸到了海外，“在对近代中外档案立法活动及档案法规建设基本情况加以概括的基础上，结合中外近代社会发展的不同状况，着重在宏观层面探讨分析中外近代档案法规的共性与差异”(25)。
由上可知，在对中国近代档案法规的研究上，学界涉及的范围比较广，对于近代档案法规的特点、演变、社会影响、中外比较等方面都有涉及。
三 行业档案研究
鸦片战争后，中国的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中国的海关、商会、邮政等行业也受到帝国主义侵略的极大冲击。深入研究近代中国的行业档案，不仅是档案史研究的重要内容，而且对于整个近代史的研究也有重大的参考价值。
中国旧海关在近百年的活动中形成了大量档案，由于中国海关实行的是外籍税务司制度，因而海关档案大多数为英文。这些档案文献是进行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在对近代海关档案进行开发方面，天津市档案馆在全国率先实践。如《环渤海城市联合开发近代海关档案》(26)一文，介绍了天津市档案馆开发近代海关档案的情况，并且对天津海关档案的重要价值做了详细介绍。至于近代海关档案的开发方法，许茵的《近代海关档案开发方法和途径》(27)认为：“中国近代海关档案的开发，尚处于起步阶段，浩如烟海的海关档案尚‘待字闺中’，未得到有效的发掘和利用。”鉴于此，作者从完善馆藏基础建设、更新利用方法和手段、强化人员素质的提高、广泛加强合作等方面提出了开发方法和途径。
英国人赫德把持中国海关最高职位长达45年(1863-1908年)之久，因此有关赫德档案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许茵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清海关赫德档案评述》(28)一文中，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清海关总税务司通令、赫德往来函电等方面做了深入剖析，最后作者指出赫德档案“以其记录的原始性、翔实性，内容的丰富性、重要性而成为极具价值的档案史料，是研究经济史、金融史、外交史、海关史及晚清社会制度等的第一手资料”。
石大泱所著《粤海关档案记忆旧中国外贸沧桑》(29)一文，以广东省档案馆所藏粤海关档案为基础，从旧中国外贸沧桑之记忆、中国50年前入“关”的记忆、“十三行”帝国商行之记忆三个角度分析了旧中国中外贸易的屈辱史。黄菊艳的《广东海关档案与辛亥革命》(30)一文亦以广东海关档案中保存的大量辛亥革命时期的档案为视角，指出“广东海关档案以大量的史料反映了广东辛亥革命的历史情况，极大地充实了广东辛亥革命研究的史料基础。这些大多未开发的档案材料，对于深入研究辛亥革命这一划时代的历史事件具有不可忽略的史料价值”。王庆普的《秦港近代档案漫谈》(31)一文，从秦港近代档案的形成过程、秦港近代档案的保管过程、秦港档案的重新整理和新编目录、秦港近代档案的利用价值等方面分析了秦皇岛近代档案的沧桑历史。吕兴邦所著《近代广西对外贸易商品结构分析(1877-1931)——基于海关贸易档案的考察》(32)一文，从海关档案中的相关资料入手，“厘清了近代50年内广西对外贸易的商品结构及其走势”。
在近代邮政档案的研究方面，杨新平与刘茜合著《一卷中国近代邮政起源档案》(33)全面考察了天津市档案馆所藏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在初办大清邮政时给总税务司和各地税务司和相关人员的信函和备忘录手抄件，最后作者指出这些珍贵的档案“对我们全面了解近代邮政网络机构、邮件传递、邮务管理、邮票发行等诸多方面内容，对考证我国邮政初期活动的历史事实，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另外，中国档案报所载《中国近代邮政起源档案》(34)一文亦对中国近代邮政档案的起源有所介绍，并且配备了一些档案图片。在对近代商会档案的研究方面，朱兰兰所著《近代商会档案的分布特点及价值》(35)一文“主要论述了近代商会档案的分布和特点，以展现近代商会档案这一专题历史档案资源丰富的内容和价值，为其能够更好地提供利用打下坚实的基础”。而其另一篇文章《商会档案文献视域中的中国近代商会文化研究》(36)则以商会档案文献为视域，从中国近代商会文化的载体、中国近代商会文化的共性、中国近代商会文化的地域特色、近代北京商会文化的个案分析等方面对近代商会文化做了系统地研究。除此之外，葛超美的《浅谈近代房地产档案》(37)一文对近代房地产档案也做了详实地介绍。
四 名人与档案研究
名人与档案研究主要是对近代以来著名人物(如毛坤、罗振玉、罗尔纲等)的档案学思想以及对近代历史名人(如张学良、章太炎、盛宣怀、蔡元培等)的档案进行研究。
毛坤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档案学家和档案教育家，在档案学研究上著述颇丰，对档案教育做过有益的贡献，堪称中国近代档案教育的先驱，学界对其研究涉及较多。王景高的《认识近代档案学家毛坤》(38)一文“对我国近代档案学家毛坤的简历、档案学基本观点、档案学思想的特点、档案管理创见及其与傅振伦的比较”做了比较全面的阐述。赵彦昌与黄娜合著《毛坤先生与中国近代档案学》(39)一文则重点介绍了毛坤的档案学思想，指出其档案学思想主要体现在：档案的定义、性质和范围、档案的目的和功用、建立国家档案管理机构体系的构想、档案的归档问题等方面。赵艳梅之文《毛坤对我国档案事业的贡献》(40)着重阐述了毛坤对于近代档案学的贡献，主要体现在毛坤首创档案管理专业和创立档案学思想体系两个方面。最后作者指出毛坤“兢兢业业为我国档案教育苦心经营了十几个春秋，为此而揭开了我国现代档案教育的序幕。并在教学实践中，创立了较成熟、较完备的档案教学和管理理论体系，许多理论仍指导着我国今天的档案工作实际”。
罗振玉是晚清遗臣和著名学者，他在近代档案史料领域做出了重大贡献。李中华的《罗振玉与档案》(41)一文分析了罗振玉在甲骨文字档案、敦煌文书档案、流沙坠简、大内档案的收集与整理方面做出的贡献。另外，郭明道所著《罗振玉对档案整理的贡献》(42)以及丁华东所著《罗振玉的档案史料编纂成就述评》(43)等文也有相近论述。
罗尔纲是中国著名的太平天国史研究专家，其对近代档案史的贡献也主要集中在对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的整理和利用。钟文荣与陈兰兰合著文《论罗尔纲的档案史料观》(44)认为“罗尔纲在长期治史中，不但在档案史料方面成果累累，而且在档案史料的使用中逐渐形成了其全面、系统的档案史料观。突出表现在：档案的搜集方面，实地采访、摸底发掘；档案的鉴定方面，外部鉴定法、内部鉴定法；档案的利用方面，利用奏折、诏令、族谱、民间传闻；档案的编纂上，按地区、按体例编纂”。钟文荣、赵彦昌所著的《论罗尔纲对太平天国档案文献的鉴辨成就——兼谈其鉴辨的方法》(45)一文则着重强调了罗尔纲在太平天国档案文献鉴别方面的成就，这些成就包括对《江南春梦庵笔记》、《盾鼻随闻录》、《太平天国战纪》、《太平天国起义檄文》等档案文献进行了鉴辨。而丁华东与姚燕合著文《罗尔纲先生对太平天国档案文献的考证及其启示》(46)主要分析了罗尔纲在对太平天国档案文献考证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治学风范和经验方法。
近代历史名人对于推动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对其档案的研究也是学界一直关注的热点问题。学界对于张学良档案的研究就较为深入，杨晓红的《论张学良个人档案的史料价值》(47)一文认为“张学良个人档案纠正了其祖籍、出生地等问题的讹传，消解了史学界有关西安事变问题的许多疑问，印证了某些重大历史事件当事人回忆资料的准确程度等”。李群和刘维荣合著的《张学良的口述档案》(48)以及杨小红的《张学良口述档案研究》(49)从个体视角出发，着重分析了目前公开的张学良口述档案的内容的真实性和价值的珍贵性。除此之外，冯金牛与高洪兴合著的《“盛宣怀档案”中的中国近代灾赈史料》(50)一文对上海图书馆收藏的“盛宣怀档案”进行了深入的挖掘，指出学界近年来忽视了对其中所蕴藏的盛宣怀的近代救灾思想的研究。学界对于光绪(51)、叶名琛(52)、章太炎(53)、蔡元培(54)等近代历史名人的档案也都有研究，在此不一一赘言。
五 其他方面的研究
学术界在对近代档案史料、档案法规、行业档案、名人档案研究的同时，也展开了一些其他方面的研究。
近代档案学的产生和发展方面的研究成果颇为丰富。梁继红的《中国近代“档案学”词源新考》(55)一文“通过对中国近代档案学学术资料梳理，发现沈兼士的《清内阁库贮旧档辑刊序》早于滕固的《档案整理处的任务及其初步工作》提出‘档案学’学科概念，更正学界关于近代‘档案学’词源的旧有认识。深入分析两篇文章提出‘档案学’概念的语境和学术背景，认为两人提出的‘档案学’概念具有不同的学术史意义”。雷昌玲在《关于近代档案学形成的几点思考》(56)一文中强调“我国档案学产生的起点受统治阶级的约束，重点定位于政府机关档案室工作实践，档案馆建设仍处于理论设想阶段，这使得中国档案学先天发展不均衡，但与政治和统治集团利益的结合非常紧密”。
在近代档案教育方面主要有两篇文章对此做了专门研究。杨璐《浅析我国近代档案教育的兴起》(57)一文阐述了近代档案教育兴起的原因和特点，并且强调“我国近代档案教育处于启蒙式与普及式的低级阶段，是因为受制于我国近代档案管理体制”。王德俊的《我国近代档案教育历史简述》(58)一文则从近代档案教育的产生及其标志、学制和类型、主要学校、设置的课程等方面对中国近代档案教育做了全面的回顾。
在近代档案的价值方面，陈建仁在《近代出土档案文献的社会价值》(59)一文中强调近代出土的档案文献“不仅为学者研究古代社会生活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而且也宣示了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不单具有史学的价值，同时也具有文字学等方面的价值”。覃波所著《清宫广州十三行档案的珍贵价值》(60)一文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的有关清宫档案为主要资料，详尽评说了这些档案弥足珍贵的史料价值。
在地区档案史方面，学界也有一定研究。如尚宕所著《了解近代上海的一把钥匙——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一览》(61)一文即主要介绍了上海档案馆所藏的政权机关档案、企业档案、行业组织档案、文化机构档案、社会团体档案、租界档案、革命历史文献等方面的情况。史梅定的《近代上海历史档案的概貌和开发利用》(62)一文主要介绍并论述近代上海历史档案的概貌和开放利用，同时简要介绍上海市档案馆的概况。周炜所写《西藏近代雪灾档案研究》(63)一文主要探讨西藏地方历史档案中记载的雪灾档案。
在近代中外档案事业的比较方面，于怀明的硕士论文《近代中外档案事业发展比较研究》(64)做了专题研究。该文主要“介绍近代时期的中外档案事业的概况，回顾和梳理近代档案工作的理论与实践，对比分析中外档案学的异同，探索档案工作的理论与实践的发展规律，以及分析中外档案事业存在差异的原因”。这些研究成果将有助于总结中国档案管理的历史经验，借鉴外国先进的管理经验，并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从而促进中国档案事业不断走向完善。张跃民所著《中外近代档案学思想发展及档案工作比较研究》(65)一文，对中外近代档案学思想发展背景、中外近代档案工作发展、中外近代档案学研究成果等方面做了深入地比较研究。
六 研究的不足
经过档案学家和历史学家多年的辛勤耕耘，中国近代档案史这块园地，已经春意盎然，出现了千朵万朵压枝头的繁荣景象，但仍有明显的不足之处，这主要体现在资料建设、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等方面。
1、资料建设方面
近代历史学家傅斯年在《史学方法导论》中说：“史料的发现，足以促成史学之进步，而史学之进步，最赖史料之增加。”他认为从司马迁到司马光，中国史学之所以不断进步，那是因为他们能够使用各种各样的材料，做到“地方上求材料，刻文上抄材料，档库中找材料，传说中辨材料”。因而，史学工作者要设法“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做到“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只有“得到前人得不到的史料，然后可以超越前人”(66)。傅斯年的这一观点，在近代历史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近代档案史的研究依然具有启发和指导意义。
近代档案史的研究史料已颇为丰富。如吴宝康与程桂芬整理的《中国档案近现代史稿》在1994年的《兰台世界》连载数期，这是研究近代档案史的宝贵资料。《中国档案管理史》(67)、《中国档案史》(68)、《中国档案事业史》(69)、《中国档案史专题研究》(70)等著作也是进行中国近代档案史研究重要的参考资料。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逐渐感到，史料的挖掘工作无论是面的广度，还是点的深度，都有待进一步加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以及各地的图书馆、档案馆拥有丰富的档案资料。然而目前对于这些馆藏档案资源的利用还不尽如人意，有待学术界同仁的进一步发掘。此外，学术界还应该关注资料的收集范围，尤其更多地关注海外的中国近代档案史料。以海关档案为例，由于近代以来中国的海关长期被英国人把持，这些海关人员回国后的许多信件和日记都被当地的博物馆和档案馆收藏。英国大英博物馆、剑桥大学图书馆、国家海事博物馆、帝国战争博物馆、伦敦科学博物馆图书馆、伦敦帝国学院等均不同程度地藏有赫德、梅乐和魏尔特等海关高级人员及有关海关资料。档案史料的搜集与整理，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文献丛中、档案馆里、图书馆某个角落、旧书店某个书堆，都可能埋藏着史料宝藏，等待那些留心、热心、耐心、细心和恒心的挖掘者。
2、研究方法方面
档案学的研究“在掌握档案学的内部科学体系的基础上，要发展档案学研究，还要了解档案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虚心吸取有关学科的适用的理论、原则和技术方法，既让档案学为其他学科服务，又让其他科学为档案学服务，互相取长补短，发挥各自的学科优势”(71)。就近代档案史研究方法而言，无论是史学界还是档案学界的研究都比较单一，尚未形成体系。如史学界对太平天国档案的研究，就是从浩如烟海的档案史料中钩沉掘隐，理清太平天国运动的来龙去脉，再现当时的历史原貌。这种研究方法仍是传统史料学派的实证方法。
近年来，运用各种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进行的多维研究，是各个学科关注的一个热点。这对档案学界是一个很好的启示，档案史的研究可借助政治学、社会学、目录学、文献学、鉴辨学、书法艺术、文献修复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近代档案进行多角度审视，并在对这些方法进行科学整合的基础上，多层面地剖析近代档案及其相关问题。如运用鉴辨学的方法及原理，对来源复杂的近代档案开展鉴辨。运用社会学的田野调查方法，以补充档案文字资料之不足。目前，这些方法的运用偶有涉及，也基本上是简单的模仿，仅当做一种操作技能，生硬地套用，缺乏对其内涵的真正领会，故而在研究中不能够得心应手，无法洞穿研究对象的真正内涵。事实上，各种方法的选用和移植，需和档案学科融会贯通，才能推动近代档案研究进一步发展。
3、研究内容方面
如前文所述，近代档案史的研究已经涉及档案史料研究、档案法规研究、行业档案研究、名人与档案研究等诸多方面，其涵盖面已经相当广泛，但是也存在着一些研究不均衡的问题。比如对于档案法规的研究者较少，主要研究者以刘迎红及其学生为主，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档案法规研究的内容相对狭隘，对近代档案法规的全貌和作用缺乏一个全面的阐述和整体上的把握，不利于档案法规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对于行业档案的研究也主要集中在海关、商会、邮政等少数行业，而对于诸如企业、学校等行业的档案却少有涉及。研究者应该开阔自己的研究视野，加强对于已有研究成果的补充研究。
除此之外，档案史的研究还存在广袤的处女地有待开垦。如近代档案史对于档案管理者的研究较少涉足。档案官员与档案管理者的辛勤工作，是档案工作得以发展的活的源泉，是档案事业不断更新发展的第一因素和强大动力，需要认真研究。总之，近代档案史研究的内容还需要进一步的扩展，而且档案史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史”的层面，而应该将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研究具有现实意义的新内容。
以上笔者对近20年来中国近代档案史的研究从资料建设、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等方面存在的不足进行探讨，提出一己之见。对于近代中国档案史的研究要不断发现与挖掘新的资料、借鉴多学科的研究方法、拓宽研究内容，才能够使这一研究领域有一个更高的水平。
注释：
①丁华东《近代档案史料的新发现与编纂公布述评》，《档案》1999年第6期，第22—24页。
②丁华东、周谧《近代史家有关档案史料的新思想述略》，《档案学通讯》2002年第3期，第33—36页。
③丁华东《20世纪我国档案文献编纂三次高潮论略》，《档案学通讯》2001年第2期，第17—19页。
④李国荣《编纂清代档案 服务清史工程》，《历史档案》2004年第1期，第3—6页。
⑤邹爱莲《档案整理利用在清史纂修中的地位和作用》，《社会科学战线》2006年第3期，161—163页。
⑥邱心显、杜玥《我国近代档案史料失实原因探析》，《兰台世界》2008年第9期，第33—34页。
⑦王云庆、邱心显《对近代档案史料真实性的考证鉴别》，《档案学通讯》2008年第6期，第17—19页。
⑧邱心显《我国近代档案史料真实性研究的考察分析》，山东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
⑨张德明《近代山东基督教新教档案史料研究》，《山东档案》2009年第2期，第64—65页。
⑩王致中《从档案史料看近代后期的甘肃铁业生产》，《档案》1992年第1期，第40—41页。
(11)曹玉楼《从档案资料看近代济南的城市社会教育》，《山东档案》2005年第2期，第6页。
(12)薛瑞录《从档案看光绪年间中俄贸易的发展》，《黑龙江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第52—53页。
(13)郦永庆《从档案看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的对外政策》，《历史档案》1990年第2期，第143—156页。
(14)魏训田《中国档案文献近代散佚述论》，《德州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第89—91页。
(15)王丽《胡佛研究所藏近代中国档案文献及其研究价值》，《复旦学报》2008年第6期，第42—49页。
(16)王宝平《日本东京所藏近代中日关系史档案》，《历史档案》2000年第3期，第133—136页。
(17)许建英《英国所存近代中国新疆档案查阅散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1年第4期，第99—105页。
(18)李群《收藏在台湾及海外的中国近代珍贵历史档案》，《中国档案》2004年第3期，第56—57页。
(19)刘迎红《中国近代档案法规特点述略》，《兰台世界》2010年第3期，第2—3页。
(20)刘迎红《浅谈我国近代档案法规的时代特征——兼与古代档案法规比较》，《档案学通讯》2004年第1期，第41—43页。
(21)刘迎红《我国档案法规的近代转型及表现》，《档案学研究》2010年第2期，第21—24页。
(22)刘迎红《中国近代档案法规发展演变动因》，《兰台世界》2009年第11期，第11—12页。
(23)刘迎红、张国民、徐海静《中国近代档案法规更新与转化的社会影响》，《黑龙江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第156—157页。
(24)刘君杰《关于中国近代档案法规发展演变的历史考察》，黑龙江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
(25)刘迎红《中外近代档案法规比较研究》，《档案学研究》2009年第6期，第54—57页。
(26)《环渤海城市联合开发近代海关档案》，《中国档案报》2004年11月8日第一版。
(27)许茵《近代海关档案开发方法和途径》，《历史教学》2006年第3期，第62—65页。
(28)许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清海关赫德档案评述》，《历史档案》2007年第2期，第112—116页。
(29)石大泱《粤海关档案记忆旧中国外贸沧桑》，《山西档案》2008年第1期，第9—13页。
(30)黄菊艳《广东海关档案与辛亥革命》，《广东史志》2002年第4期，第47—50页。
(31)王庆普《秦港近代档案漫谈》，《档案天地》2009年第11期，第18—21页。
(32)吕兴邦《近代广西对外贸易商品结构分析(1877-1931)——基于海关贸易档案的考察》，《广西民族研究》2010年第2期，第167—176页。
(33)杨新平、刘茜《一卷中国近代邮政起源档案》，《中国档案》2002年第5期，第58页。
(34)《中国近代邮政起源档案》，《中国档案报》2010年2月5日第二版。
(35)朱兰兰《近代商会档案的分布特点及价值》，《民国档案》2006年第2期，第126—132页。
(36)朱兰兰《商会档案文献视域中的中国近代商会文化研究》，《档案学通讯》2008年第3期，第47—50页。
(37)葛超美《浅谈近代房地产档案》，《档案管理》2001年第3期，第41页。
(38)王景高《认识近代档案学家毛坤》，《档案学研究》2003年第3期，第19—25页。
(39)赵彦昌、黄娜《毛坤先生与中国近代档案学》，《青海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第53—56页。
(40)赵艳梅《毛坤对我国档案事业的贡献》，《兰台世界》2010年第2期，第24页。
(41)李中华《罗振玉与档案》，《档案》2010年第2期，第28—30页。
(42)郭明道《罗振玉对档案整理的贡献》，《浙江档案》2002年第6期，第35页。
(43)丁华东《罗振玉的档案史料编纂成就述评》，《浙江档案》1999年第10期，第27—28页。
(44)钟文荣、陈兰兰《论罗尔纲的档案史料观》，《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第137—141页。
(45)钟文荣、赵彦昌《论罗尔纲对太平天国档案文献的鉴辨成就——兼谈其鉴辨的方法》，《档案学研究》2003年第6期，第8—10页。
(46)丁华东、姚燕《罗尔纲先生对太平天国档案文献的考证及其启示》，《浙江档案》2001年第12期，第36—37页。
(47)杨晓红《论张学良个人档案的史料价值》，《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6年第3期，第50—54页。
(48)李群、刘维荣《张学良的口述档案》，《档案时空》2003年第7期，第13—16页。
(49)杨小红《张学良口述档案研究》，《档案学通讯》2003年第1期，第26—29页。
(50)冯金牛、高洪兴《“盛宣怀档案”中的中国近代灾赈史料》，《清史研究》2000年第3期，第94—100页。
(51)冯伯群《清宫档案揭密光绪之死》，《档案春秋》2006年第12期，第38—39页。
(52)黄宇和《全球一体化旋风中的近代中国——从叶名琛档案谈起》，《近代中国与世界：第二届近代中国与世界学术讨论会论文集》2000年，第176—204页。
(53)刘敏、李海峰《朱光、章太炎在东北筹边活动的档案》，《兰台内外》2002年第1期，第56—57页。
(54)施景文《蔡元培档案思想及其对我国近代档案学的影响》，《档案与建设》2010年第9期，第8—10页。
(55)梁继红《中国近代“档案学”词源新考》，《档案学通讯》2010年第5期，第21—24页。
(56)雷昌玲《关于近代档案学形成的几点思考》，《云南档案》2008年第3期，第14—15页。
(57)杨璐《浅析我国近代档案教育的兴起》，《浙江档案》2004年第10期，第19—20页。
(58)王德俊《我国近代档案教育历史简述》，《中国档案》1992年第9期，第32—33页。
(59)陈建仁《近代出土档案文献的社会价值》，《黑龙江史志》2008年第20期，第40—41页。
(60)覃波《清宫广州十三行档案的珍贵价值》，《历史档案》2003年第4期，第117—123页。
(61)尚宕《了解近代上海的一把钥匙——上海市档案馆馆藏档案一览》，《上海档案》1996年第5期，第15—16页。
(62)史梅定《近代上海历史档案的概貌和开发利用》，《档案与史学》1995年第6期，第3—7页。
(63)周炜《西藏近代雪灾档案研究》，《西藏研究》1990年第1期，第125—137页。
(64)于怀明《近代中外档案事业发展比较研究》，黑龙江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
(65)张跃民《中外近代档案学思想发展及档案工作比较研究》，《黑龙江档案》2009年第1期，第33页。
(66)傅斯年《傅斯年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80、192页。
(67)杨毅《中国档案管理史》，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68)杨小红《中国档案史》，辽宁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69)周雪恒《中国档案事业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70)赵彦昌、戴喜梅《中国档案史专题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71)丁永奎《档案学概述》，中国档案出版社1995年版，第1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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