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的社会历史发展继承性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思想论文,社会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如何理解社会历史发展的继承性，关键在于弄清什么是马克思所说的广义的社会财富，即人类的“类”财富，以及这种“类”财富发展的内在机制。搞清这个问题，才不致于把本来属于人类共同的“类”财富当作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加以抛弃，才能进一步解放思想，把改革推向深入。
一、劳动是历史继承性的源泉
劳动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机制，是社会自我运动的源泉，是人类社会永恒的生存条件。劳动的具体社会形式不是永恒的，而是要改变的，但“社会劳动一般”却是永恒的。首先研究“社会劳动一般”，即“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然后分析劳动的具体社会形式，即研究人和人的关系，这是马克思区别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之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考察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就是从考察“社会劳动一般”，即从考察人和自然的关系开始的。他说：“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1页。）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虽然肯定劳动是财富的源泉，但总是把历史上特定的、社会上特殊的劳动形式描写为普遍的永恒的形式。从亚当·斯密到当代的“劳动社会学家”，如格劳斯、卡普洛、弗里德曼等所持的观点是一脉相承的，归根到底都是要坚持和论证资本主义的劳动形式是不可改变的。马克思恰恰相反，他把劳动首先看作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作为过程，劳动是历史地发展的，人类社会这个有机体的复杂结构、要素、关系、规律以及丰富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是在劳动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部人类社会历史也就是一部劳动发展史。“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31页。）
所谓“自然界对人的生成”不仅是人类社会的发生学问题，而且是社会历史如何发展、自然怎样人化、为人服务、成为人化自然的问题。“自然界对人的生成”是在劳动的过程中发生的双向建构的自然人化，即在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社会实践中创造的客观方面的外在自然的人化和主观方面的内在自然的人化。
第一，客观方面的外在自然的人化。这首先表现在物质文明，特别是以生产工具为标志的生产力的发展上。人类为了和自然界进行物质交换，以维持族类生存，必须把自己主体的生产力对象化为对象性的生产工具，生产工具的使用又反过来提高和改造着人自身，从而创造了更先进的生产工具，这是一个不断转化和提高的过程。人创造和使用工具本来是为了维持族类生存，但却如黑格尔所说的“目的通过手段与客观性相结合”，从而创造了比这有限的目的远为重要的、永远不可磨灭的历史成果，这种成果的外在物质方面就是生产工具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其次还表现在社会生产的关系结构即制度文明的发展上。劳动不仅生产产品，而且生产出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同样是人的主体能力的对象化产物。生产关系是主体（社会的人们）发挥其生产力时的内部结构，这种内部结构本身也要对象化，这就是生产的组织机构等，而主要的则表现在社会财富的形态即所有制上。所以，劳动即对象化活动的展开和发展的又一成果就是形成了社会生产的关系结构的发展序列。
第二，主观方面的内在自然的人化。人不单纯是自然的产物，同时是历史文化的产物。人通过劳动把自己的力量对象化为产品，这些产品包括物质产品、精神文化产品又反过来为人所消费和享用，从而对象化了人本身，使人本身在生理和心理结构上得到发展。这种实践——文化对人类生理、心理结构的反作用会以遗传信息的形式代代相传，经过相当时期的积累，使人的天赋融进新的因素，这是文化在自然——人的内在自然里的积淀。
同时，人类社会的每一代人通过劳动而彼此相互地生产着他们本身，形成了一个有机联系的社会和一部连续的历史，每一代人都站在前一代人创造的文明成果之上开始创造新的历史。在世代更替中，人们的智力、意志、审美能力等等不断得到开拓和丰富。这是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所建构的主观方面即人性结构，它表现为作为历史总体的人类社会实践所创造的人类精神文明的发展，归根到底表现为人本身的发展。
所以，人类历史发展的继承性，人类文明发展的奥秘都根源于劳动。人类能够通过劳动、通过制造工具、通过在劳动中产生的语言（包括文字）和思维这种共同的、整体性的活动，有目的地积累自己族类的优点，这是自然进化和社会历史之间的根本区别之一。马克思指出：“动物不能把同类的不同特性汇集起来；它们不能为同类的共同利益和方便做出任何贡献。人则不同，各种各样的才能和活动方式可以相互利用，因为人能够把各种不同的产品汇集成一个共同的资源。”（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47页。）正因为这样，动物本身具有自己的“种”和“类”，而人的类实体却在人之外，在社会当中，通过人化自然和社会关系、通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体现出来。在劳动基础上形成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的积累创造出这种积累的某种“类”机制，是一种超个体的机制，这种机制不受个别个体的制约。个体的死亡，某种社会制度和生产关系的消灭，并不能带走文明发展的成果。文明发展的成果以“类”财富的形式世代传递和积累，拒绝利用这些“类”财富，搞文化虚无主义，就等于把自身排除在“人类”之外。
二、从生产方式的复杂结构看“类”财富的积累
要揭示历史发展的继承性，正确认识劳动所创造的“类”财富，还必须具体深入地解剖劳动，也就是剖析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的复杂结构。生产方式作为整个社会生活以及整个现实历史的基础，是由下列四维结构组成的，相应地形成了四种社会形态。
第一，社会生产技术的不同形式和社会技术形态。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它是通过劳动工具和劳动资料的间接方式表现出来的，表现为“主体——工具——客体”的复杂因果链。劳动的这种一般性质，并不因为工人是为资本家劳动而不是为自己劳动就发生变化。社会生产技术的不同形式包括两个方面：（一）生产的工艺技术水平，即使用什么生产工具从事劳动。这是社会生产的骨骼系统和肌肉系统，它是自然科学在生产中的应用，标志着人改造自然的能力；（二）由不同的工艺技术所决定的人们在生产中的技术结合形式和技术地位。在人类历史上，社会生产技术形式经历了使用手工工具的农业社会、使用大机器生产的工业社会和全面使用智能机的全面自动化社会三种社会技术形态。
第二，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结合的不同形式和社会所有制形态。不论劳动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就必须使它们结合起来，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就表现为不同的所有制关系。
第三，劳动与劳动之间的物质交换的不同形式和社会交换形态。劳动是人的存在方式，而劳动就是对象化活动，就是人和自然、人和人、主体和对象之间的物质交换过程，这是一个不断推移和相互转化的过程。马克思十分重视对交换的研究，他以交换方式为尺度，把人类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即三种社会交换形态：“人和自然之间的交换，即以人的劳动换取自然的产物”，这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阶段；“一切劳动产品、能力和活动进行私人交换”，这是社会化的商品经济阶段；“在共同占有和共同控制生产资料的基础上联合起来的个人所进行的自由交换”，（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05页。）这是社会化的产品经济阶段。交换是社会的类的行为，它既表明了人和自然的关系，也是社会关系的表征。
第四，物质生产中社会主体发展的不同形式和社会主体形态。人不仅是劳动者，而且是社会活动的主体，生产工具不仅是增加物质财富的手段，而且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是人的实践能力的结果。生产的任何技术形式都是人的本质的物化或客观化，生产工具的任何发展都是人本身发展的体现。生产力的发展归根到底取决于人本身的发展。所以，生产中人本身的发展形式是内在于生产方式结构中的一个重要因素。马克思以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为尺度，把人类社会历史划分为“人的依赖关系”和原始丰富；“物的依赖关系”和人的抽象化；自然人的联合体和“自由个性”三大社会主体形态。
生产方式的四维结构是对各种不同社会生产方式共同点的一般规定，是贯穿人类社会始终的。无论各种社会生产方式之间的差别怎样大，都不能改变生产方式最基本的四维结构模型。
生产方式的四维结构及四种社会形态是一个整体，人类历史的发展不是生产方式四维结构中某一维某一种社会形态单独发展的历史，也不是它们孤立发展的简单总和，而是一个统一的完整的系统过程。同时，生产方式四维结构中的每一维，又具有相对独立性，有自身发展的历史。其中，社会技术形态、社会交换形态、社会主体形态的更替，体现了广义的人类财富的积累和发展。这种广义的财富是人类的共同财富。人类社会系统的发展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即人类社会是一个具有不断发展的（扩大的）基础和更替结构的系统。人类社会基础的不断进步、发展和扩大集中体现在社会的人的生产力的积累上，体现在人掌握自然的能力、掌握自己的自然和自己生存的社会条件上，一句话，体现为广义的财富的积累上。这种广义的社会财富的积累同所有制关系并无必然的不可分离的联系。占统治地位的所有制关系只能一个消灭另一个，表现在阶级关系和社会制度上就是一个阶级的统治消灭和代替另一个阶级的统治。而社会技术形态、社会交换形态、社会主体形态反映的是广义的社会财富（生产的工艺技术水平、分工和协作的关系、产品交换关系、生产社会化程度、人的发展水平等）的发展，它与社会经济形态（即社会所有制形态）没有共存亡的关系，既不姓“资”，也不姓“社”。传统哲学教科书对生产方式的复杂结构没有深入解剖，只讲社会经济形态（其实只是社会所有制形态），因而往往只把历史的发展分解为相互更替的所有制关系，忽视了贯穿在所有制更替中的人类“类财富”的积累，即社会历史的继承性，因而往往陷入文化虚无主义。
三、从经济基础中的超所有制部分看上层建筑领域中的“类”财富
为了全面认识历史发展的继承性，还必须从生产方式的四维结构进一步分析上层建设领域中的“类”财富。这涉及到对经济基础的理解。
经济基础的传统解释来自斯大林，他认为：经济基础是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而生产关系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分配关系三个方面，其中后两个方面又是由所有制决定的。这样，斯大林实际上把生产关系等同为所有制，从而把经济基础等同为所有制。于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就变成了所有制决定上层建筑。斯大林的上述看法一直被奉为经典定义，根据这个定义，既然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所有制是根本对立的，因而由它们所决定的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也是根本对立的。对资本主义上层建筑只能彻底批判。
这种看法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造成了巨大的危害。马克思指出：“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2卷第82页。）可见，马克思认为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的总和＝社会的经济结构＝生产方式。我们在本文第二部分已经指出：生产方式作为整个社会生活以及整个现实历史的基础，是由四维结构（即四个子系统）组成的，相应地形成了四种社会形态，其中社会经济形态其实是社会所有制形态，而其他三种社会形态即社会技术形态、社会交换形态、社会主体形态反映的是生产的工艺技术水平、产品交换关系、生产社会化程度、人的发展水平等，属于广义的社会财富，即人类的“类”财富，而与所有制无关。也就是说，经济基础是由所有制关系和超所有制关系两大部分组成的。
既然生产方式四维结构的内在逻辑使经济基础区分为特定的所有制关系形态和超所有制形态两部分内容，因此，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社会政治形态和社会意识形态等上层建筑也就相应地区分为两部分。也就是说，上层建筑也必然具有反映经济基础中所有制关系的内容和超所有制关系的内容。在阶级社会中，前者就是带有阶级性的内容，后者是不带有阶级性的内容。反映经济基础中超所有制关系的上层建筑部分就成为各种社会经济形态的通项，即成为人类的“类”财富，使历史的发展在上层建筑领域呈现出继承性。
首先，上层建筑中的社会政治形态具有两重性。国家是上层建筑的核心，是阶级统治的工具，生产关系中的所有制关系的内容在它身上得到了最集中、最强烈的反映。国家实质上就是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那个阶级的国家。可以说，社会的所有制关系如何，国家的性质也就基本如何。为了维护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那个阶级的利益，就必须建立各种政治机构和设施，如军队、警察、监狱、法庭以及相应的制度、法律。但是，国家并非只反映生产关系中特定的所有制关系，它也反映了生产关系中超所有制关系的内容，也就是说，国家并非只具有阶级职能，它也具有社会职能。
这就是说，只要劳动以协作的社会方式进行，就必定要有经济管理和社会管理。只有借助于管理，社会共同体才能维持下去。所以，实行社会管理是任何社会制度的国家必不可少的职能。社会政治形态中除了反映所有制关系的内容外，必有反映超所有制关系的内容，它们包括：第一，协调社会生产过程中人与物之间的技术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技术关系。为了履行这些职责，就必须建立起一定的部门和机构，专事执行这些职责，这些部门和机构是各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都必须有的。在阶级社会中，它们不可避免地带有阶级性的一面，但也有反映社会生产过程共同规律的一面。第二，由上述履行社会管理职能的机构和组织制定、颁发并加以监督执行的、反映社会生产过程共同要求的、用以协调生产过程的各种制度和法规。这些制度和法规在阶级社会中不可避免地带有阶级性的一面，但也有反映社会生产过程一般规律的超阶级的一面。不论社会主义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只要是现代化的、社会化的生产，都必须遵循某些共同的规律。列宁在论述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企业管理制度——泰罗制时指出：“一方面是资产阶级剥削的最巧妙的残酷手段，另一方面是一系列的最丰富的科学成就，即按科学来分析人在劳动中的机械动作，省去多余的笨拙的动作，制定最精确的工作方法，实行最完善的计算和监督制等等。”（注：《列宁选集》第2版第3卷第511页。）泰罗制的前者正是生产关系特定的所有制关系的反映，即阶级性的表现；后者则是超所有制关系的反映。列宁还更彻底地讲到：“我们并不臆造什么工作组织形式，而是从资本主义那里把银行、辛迪加等现成的组织形式拿过来。”（注：《列宁全集》第2版第32卷第304页。）
由于经济基础中包含所有制关系和超所有制关系两方面的内容，因此，作为反映经济基础的社会意识形态，其内容也必然包含反映经济基础中所有制关系的内容和反映经济基础中超所有制关系的内容。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私有观念、等级观念之类的社会意识是所有制关系发展的产物，而有一些社会意识则完全与所有制关系无关，如自然科学、逻辑学、思维科学等。还有些社会意识，如哲学、政治经济学等则两者兼而有之。各个时代的哲学都是该时代经济基础的反映，因而必然带有阶级性，但哲学作为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的学说，作为人类认识的科学，则体现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政治经济学亦然。唯其如此，德国古典哲学和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才成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理论来源。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之所以能赢得世界历史的意义，是因为它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列宁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如果认为是这样，那完全是胡说。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注：《列宁选集》第2版第4卷第348页。）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创造的全部知识之所以能成为无产阶级文化的来源，就因为它不仅有反映所有制关系的内容，而且有反映超所有制关系的内容。所以，列宁认为，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方能建设无产阶级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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