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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该文是本刊特邀稿件，它从国情和体制的背景宏观地分析我国的就业问题，包括妇女就业，很有理论深度，对我们进行自我调整，尽快适应就业挑战很有益处，特向读者推荐。
我国正处在最伟大的历史变革时期。中国的现代化是一条漫长而曲折的道路。现代化事业是全体人民的事业，现代化伟力最深厚根源在民众的理解和实践之中。由于我国是一个十分特殊的经济社会，那么，在其现代化进程中所遇到的困难之大、矛盾之多、问题之复杂，也是不能在朝夕之间即解决的。这就需要我们以科学的态度认知它，用脚踏实地的艰苦努力解决它。
谈我国目前的就业问题，包括妇女的就业问题，我想介绍以下这些问题的国情背景和体制背景。
一、中国国情背景
我国的就业问题，可以说是集中反映了人口与发展的矛盾。我们把中国现代社会生产力内部矛盾概括为两个基本矛盾：第一个是人口与资源的矛盾，即过剩的人口或过多的人口与相对稀缺的自然资源的矛盾。这个矛盾，突出表现为人均耕地或我国农业劳动力的人均耕地比世界人均水平低得多，进而引起就业问题。第二个是庞大的、过剩的农业劳动力与相对稀缺的工业资本的巨大矛盾，也就是我们现在的人均劳动力，特别是农业劳动力人均资本占有量太低。
人均耕地占有量太低，无法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无法从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业劳动力转移。而工业资本量不足，又不便于吸纳大量农业劳动力。这两个矛盾都预示着我国的就业问题是持久性的压力和矛盾。
我国人口的发展经历了三次倍增台阶。第一次是由先秦时期（包括春秋战国时代）一两千万陡升到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6千万人；第二次发生在清朝“康雍乾”时代，总人口由不足亿骤然增长到3亿，1840年突破4亿。从1950年起，大体到2030年，我国人口增长又是一个长期增长过程，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三次人口倍增台阶。这个台阶就是要从5.4亿人起步，一直要增加到将近16亿，是初始点的3倍。我国的就业人口在1952年大约是2亿人，到目前为止已突破6亿人。也就是这40多年，人口是2倍，而就业人口是3倍！这样，就导致中国总人口就业率迅速上升。50年代初总人口就业率是36%，相当于发展中国家水平，而后逐渐提高到1980年的43%，进而又到1994年的51%，高于发达国家水平。
总人口就业率是与发展阶段有关系的。随着人均收入不断提高。资本占有积累量就越来越多，能够就业的人也就越来越多。目前我国仍处在比较低的收入条件下，而总人口的就业率已经达到或超过发达国家的水平了。这就表明，我国的就业态势从长期增长来看是个持久性的。
目前我国劳动年龄人口（从15—64岁之间）为7.7亿人，就业人口达6.15亿人。我们预测：在2020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约要达到10亿以上的最高峰，到本世纪末，我们要安排7.2—7.3亿人口就业，到下个世纪，就业人口至少达到8亿。这个概念告诉我们，我们的总就业人口比发达国家总就业人口要多得多！需要说明的是，占世界1/5的发达国家却占有世界近4/5的资本总量，而我们有占世界近1/4的劳动力资源。但是，占世界资本量比重却是很少的。所以，我们就业的矛盾突出反映了人口与资源的矛盾，反映在过剩的农业劳动力和稀缺的工业资本的矛盾上。这在我国将是个长期的、持续的、巨大的规模压力。
何为规模压力？就是我们现在总人口相当于高收入发达国家总人口的1.48倍，而我们总就业人口相当于发达国家就业总人口的1.6倍。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没有而今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转型，我国的就业问题在世界上仍十分突出，这是和发展阶段有关系的，也是和我国国情特点相关系的。就业问题是令所有发展中国家最“头痛”的问题。
二、体制转型背景
我国现在正处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我们用各种指标计算了，1979年，我国的市场化指数为25%，到1992年已提高到63%，而早在1985年就超过50%。我们预计，大约在2010年，中国市场化过程基本走完，那时市场化指数大概达到75%。
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必将面临着由体制转变引起的结构性失业。这问题突出表现为国有企业在这一过程中发展的相对缓慢，并遇到亏损、破产、市场竞争能力不强等等，由此便遇到职工下岗的问题。不仅女职工遇到了，男职工同样也遇到了。这是在转型期不可避免出现的体制性失业。
我们来看看农村人口的就业。从市场化改革一开始就迫使他们必须自谋职业。尽管我们的农村存在着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但农村本身的就业问题并没有推给政府，也没有成为政府的负担。然而，我们城市的市场化和非国有化过程却进展缓慢，这一问题直到80年代末，特别是现在，随着国有企业亏损面的逐渐增加，才导致了下岗问题的迅速出现，城乡在就业方面的不同机制有了不同结果：到1994年时，乡镇企业职工人数超过了城镇国有经济职工总数。城乡分别为政府投资和农民投资，导致两种不同资本构成：城镇国有经济职工占有4/5左右的全国资本总量，而农民职工不足1/5的全国资本总量：不同的资本总量比重却吸纳了大致相同的就业人口。
研究中我们还发现，愈是国有经济就业人口比重高的地方，经济发展就困难，就业压力愈大，职工下岗问题愈为突出。
我国市场化改革趋势不可逆转，是我们主动适应市场经济转变，还是让市场经济来适应我们呢？显而易见，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们必须适应它。我们对这一挑战的理解是：从传统的伦理经济向现代化市场的转变过程。
在一定意义上，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也是一种伦理经济，诸如“大锅饭”，“劳动力不是商品”等。从体制上看，它保职工的就业、社会保障，保医疗保险、住房、退休，甚至保殡葬，一保到底。我国的市场经济转变过程是相当迅速的，几乎波及到了社会的各个方面，触动了所有人的利益，特别是国有企业的干部和职工。
需要提及的是一系列具体数字表明，“八五”期间，中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高经济增长率和高投资增长率，同时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低就业增长率。这情形说明，我国在90年代走了一条资本密集型的工业化路线。当然女职工就业问题的突出原因，就是这一时期就业增长弹性下降的结果。
三、如何应战与调整
我们如何适应日益严重的就业挑战？如何从伦理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如何为广大职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这应该从两方面考虑：
第一方面是政府。
其一，政府要把大量增加就业机会、实现充分就业目标作为经济发展的最重要指标之一。
其二，政府要通过开发人力资源，帮助下岗职工适应职业转变。市场经济就是要使得资源特别是人力资源有效地配置和自由流动。这一流动是有条件的，有成本的，需要政府进行人力资源开发，包括技术培训、职业培训、学历培训等等。政府没有必要去安排职工的就业，但有必要提高职工的劳动技能，进而提高他们的就业竞争能力。
其三，政府可以通过扩大公共开支和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第二方面是下岗职工要主动调整自我，自寻就业。
我们看到在上海有160万民工在打工，但同时又有35万下岗职工存在就业问题。北京等地也有类似情形。这种情形在国外属于“自愿失业”，因为并不缺少就业机会，而是你不想去干。我们都知道，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学习，即使是硕士生、博士生或者他们的太太都得打工，而且被视为很正常的现象，因为谁都在想办法找一份工作支付学费和生活费。那么，我们的下岗职工为什么就不能打工呢？当今中国城市的经济繁荣给社会带来了各种就业机会，保姆、服务员、售货员、打字员等一批需要妇女的岗位又切实存在，这就出现了制度性或体制性的变相失业：一方面有大量工作岗位存在，另一方面有技能、有条件的人却不去做。谁来填补空缺？外地农村剩余劳动力。假定中国建立统一的市场，就业可以在城乡间进行公平竞争的话，那么，农民就会“打败”市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