屯昌闽语量词“工”的探析
陈江雨 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摘要： 量词“个工”和量词“工”在屯昌闽语中共存，表示计量面积单位量词。在其他汉语方言中，这一语法功能多由量词“工”独自承担。但屯昌闽语量词“个工”正受重新分析的语法化机制影响，处于“个工”向“工”转变的过渡阶段中，“个工”内部的底层结构边界发生迁移，导致词义和句法关系发生改变，从而使得量词“工”获得新的语法功能和词义。
关键词： 工；屯昌闽语；量词
一、量词“个工”和“工”
“工”字，作为象形文字，出现时间比较早，在甲骨文中记作“
”，其本义为工匠的曲尺，作名词。在许慎《说文解字》释为“工，巧饰也，象人有规榘也。”章炳麟《文始》六：“工有规矩之义，规矩皆与工双声。”由此可看出，“工”在最初的时候可能是作为一种度量衡来使用。
在绿色建筑中，屋顶虽然不能够接受与外墙等同的太阳能，但是其采光性能要比天窗好很多。另外，由于屋顶平行于水平面，并且高于地面，阳光遮挡物较少，因此，在屋顶布局光伏发电系统无须考虑角度问题，只需要保证光电板最大面积覆盖即可。另外，由于屋顶独立于整个绿色建筑之上，容易遭受自然灾害的影响，其使用寿命最短，这些都是设计者需要考虑的问题[4]。
“工”作为量词在文献中早有记载，《道德经•道应》：“玄玉百工，大贝为朋。”古指玉的计量单位。“工”在各地方言中也有作量词的用法，在江西赣州的赣方言中，“一工”代表“一天”，例如：《情歌三百首·阿哥出门打长工》中就唱到[1]：“阿哥出门打长工，妹子看到心肝痛，阿哥走了半个月，妹子哭了十五～。”此处“十五工”就相当于“十五天”。在福建莆田、永春、台湾地区，“工”也读作“[kaŋ53]、[kaŋ44]、[kaŋ55]”，在福建莆田地区闽方言区，八分田等于一工，例如：三工田、四工田。在西南官话中，‘工’作为计算土地面积的单位，有以两工为一亩，有以两工半为一亩”。例如在云南就有说，“六工沙田，犁耕两次只需要一天半。”在一些地方，“工”也指一个人一天的工作量。例如《闽西歌谣》中说：“春耕生产要加紧，早起三朝当一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耕牛问题》：“每犁一工田得两分或三分。”在海南临高话中也有此种说法，读作[koŋ1]。
“工”在屯昌闽语方言中，用作量词，在计量水田面积单位时，屯昌闽语方言量词“工”在使用时会和量词[kai31]连用，本字为“个”，(有些学者认为“其”)，如：二个工堘(一亩田)、四个工堘(四亩田)。一块地若较肥沃，粮食产量较高，在划分田地则按两个工堘为一亩田来计算；一块地若贫瘠，粮食产量较低，在划分田地时则按二点五个工堘为一亩堘来计算，因此在这样的计算原则下，田地划分并不是依靠水田的长宽长度来计算，而是根据土地的肥沃程度来计量田地面积。除了屯昌以外，在万宁市大北镇、定安县雷鸣镇也存在这样的用法。这样的计量方式可能是因为早期缺少精密的测量仪器或者由于田地地形复杂，难以使用仪器直接测量，因此需要借助其他计量单位来间接测量田地的面积。除了“个工”这一计量面积单位，在定安县雷鸣镇，农事上人们也会使用“盅种”这一计量单位来计量田地的面积，读为 [tɕiaŋ35ʨiaŋ31]，通过一盅稻种播撒后的大小来计量田地的面积，一般两盅种田约等于一亩田。
这时，同学们才小声议论，并陆续举报：“白虎队”成员小王在班上扯女生头发，小曹拿别人东西不还，小黄和值日生“叫板”，小但总在放学路上欺侮同学，小胡经常逼迫别人叫他“老大”……做错事不可怕，可悲的是他们似乎并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
(5)布这坵堘是两个工。(种这块田是要两个工。)
笔者通过调查发现，“工”作为海南闽语中计量面积单位，由来已久。早在清代就在田契文书中使用，如[3]2：
在此格式中，就“吃亏/上当”的语法特点来说，有些名词化特点；就其意义说有些事物化，“吃亏/上当”不再表示一种动作，而表示一种抽象的事物。“但还不能因此说它们已经取得了名词的资格”(吕冀平，2003)，前面的分析显示它们仍然大部分地保留着动词的语法特点，同时此格式还受其他语法成分的牵制，如“买不了”后所接名词多含褒义或中性的色彩。这是此方法所不能阐释清楚的。
(2)光绪十七年五月十日《田契》：“为因粮色负累，有祖遗下分落己房，土名抱沱溪园东边一分并田一工，塘一只，共坐米一升出断与人，就有族叔学海承断。”
现在，“工”作为计量面积单位量词在福建莆田闽南语中和云南西南官话中都没有和“个”组合使用的情况，根据海南各地族谱，绝大数移民是在宋代移入海南，80%以上的移民原籍为福建，经由潮州、雷州入琼[4]。如果在宋代之前福建闽南语中的“工”就单用为计量面积单位的量词，那么从福建地区来的移民迁移到海南后，他们的闽语中很大程度上也会保留这一用法不与其他量词组合使用。但从以上笔者所罗列的材料中可以看出，目前海南闽语中存在“个工”的现象，但福建闽南语区不存在，所以，“个工”可能才是作为计量田地面积单位量词的最初形式，“工”作为量词在早期并不具备计量面积这一语法功能，只是作为名词表示工作量，并没有完全演变成量词，但是后来名词“工”受量词“个”的影响，逐渐由名词转变为量词，具备计量水田面积这一语法功能。
(3)今春我家要布两个工堘。(这季我家要种两亩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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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工”如何在屯昌闽语中演变成计量面积单位的量词，许多学者提出了他们的观点。钱奠香先生认为[2]“工”是由一个人半天的工作量引申为一个人半天完成的插秧面积，又在计量水田面积时只和量词“个”连用，因此钱奠香先生认为“工”还不是纯粹的量词。有些学者则认为海南闽语量词“工”是由假借“弓”之义而来[3]2。
量词“个”在屯昌闽语中读为[kai31]，是个通用量词，可以计量人或物。在文昌市东郊镇文昌话中，“个”还可以用于计量水田个数，读为[ki31]，如：“一块田”可以读为[ziak3ki31san33]，[kai31]和[ki31]音近，因此屯昌闽语“个”和文昌闽语“个”两者之间存在同源关系或者同为一词。那么，量词“个”如何影响名词“工”的呢？这可能要归功于语法化中的重新分析机制。
除了契约文书之外，在屯昌闽语口语中，“工”也经常使用作计量面积单位的量词，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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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以两个工为一亩计算原则，例句(1)(5)中都有量词[kai31]，即“个”，例句(2)(5)中则可单独作为量词计量水田面积，从以上例句可以看出，“工”和“个工”在屯昌闽语甚至在海南闽语中处于并存的状态。
(1)康熙四十六年四月二十一日《卖田契》：“情愿承情愿承囗囗育里一甲何伯成打铁田一项，大小共一十八坵，计工三十二个；囗囗大小三丘，工十个；门楼田一丘，工三个。”
(4)这坵堘是四工堘。(这块田是两亩。)
二、量词“工”的重新分析演变机制
在语法化演变中，重新分析(reanalysis)被认为是其中重要的演变机制。[5]Harris和Campbell认为“重新分析改变一个句法模式的底层结构，但不改变其表层形式。重新分析中的底层结构至少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的相关信息：(1)成分组构(2)结构层次(3)范畴类别(4)语法关系(5)黏聚性。”((这几个术语参照了吴福祥先生的翻译，参见《<历史句法学的跨语言视角>介绍》。这个定义侧重于句法层面，并不能很好地解释语音层面的变化。所以国内学者朱新军[6]认为：“所谓重新分析就是在语言演化过程中，由于语言理解者对语言原有语言深层结构进行的创新性分析与理解的心理过程，往往会带动语言其他要素变化，这一过程以改变深层结构为标志，靠类推来彰显，是语法化的重要机制之一。”在语法化的初期阶段，语法化的输出项就是输入项的直接构成成分的组合，例如：英语中“blackboard”、“ironman”就是词汇输入项“black”和“board”、“fish”和“man”的直接组合，因此在重新分析中也表现为成分组构的直接性。但到语法化后期，经过若干个渐进性的语法化进程，会出现表层形式的磨损，主要表现在输入项的某些因素或个别音节形式的变短甚至消失。例如：英语中的“be going to=be gona”，汉语中的“博士生导师”缩略为“博导”，在底层结构上它们都没有发生变化，但在成分组构上已经出现某些语素变短和消失。这样的变化在汉语缩略语中表现尤为明显，如“超级超市”缩略为“超市”、“高等院校”缩略为“高校”、“电子商务”缩略为“电商”，缩略语缩略前后，意义保持不变，特别是词汇意义中的概念意义，但成分之间的边界会发生改变，这是重新分析中的常见现象。
屯昌闽语中的量词“个”可以说是计量名词“工”，表示个人的工作量，二者成词表示“个人单位时间内工作面积”，在概念意义上二者成词后的意义没有发生变化，底层结构也没有发生变化。而且这个时期量词“个工”中的“工”也还不具备量词意义这一语法功能，“个”和“工”之间不存在边界，“个工”和后面附着的“田”也存在着微弱的边界。因为语法化前后形式对其左邻右舍有很强的依赖性，左邻右舍对语法化的输入项变为输出项也有很强的约束性，因此，名词“工”和量词“个”组合的过程中，受到量词“个”的制约和影响，在特定的语法化句法环境中，名词“工”表示“工作量”这一概念义从而引申到“工作水田面积”，这个时候名词“工”和后面附着的“田”之间的成分边界削弱或消失，名词“工”和量词“个”之间边界被建立，因此，名词“工”也逐渐变成修饰中心词的量词，底层结构的变化也带来表层结构的变化，这一意义的提升在某种程度上使得“工”和“个”计量面积这一意义产生了重复性，“个”计量田地的意义在语法化中被削弱，最后导致这一成分脱落。而“工”在语法化中具有突显性，为输入项的语法化提供了具体的语义环境，新的意义在输出项形成后滞留下来，作为语法化过程的遗留特征，量词“工”这个时候完全承担起计量面积单位这一语法功能。
成分之间边界的改变导致句法关系的改变这在语法化中并不是个例。石毓智、李讷[7](2001)认为“底”发展为“的”，就是语言项边界事实发生转移的结果。边界的创立，一个语言项获得了某项新的句法功能，从而拥有了新的管辖界域，就如屯昌闽语中的量词“工”。而边界的削弱是指一个语言项失去原有的句法功能，导致就有的管辖界域的削弱和消失，例如量词“个工”中的“个”。
三、小结
在重新分析的现实过程中，话语理解者对于话语的重新分析并不是一步完成，可能需要多次重新分析，这也导致语法化的渐进性和缓慢性，也使得一个语言项可能同时存在几种不同的状态，这可能是屯昌闽语中量词“个工”和“工”并存计量水田面积单位的原因。而相比于屯昌闽语或者海南其他存在此种用法地区，福建闽南语区可能已经完成最终的重新分析，由名词“工”完全转变为量词，拥有“计量水田面积”这一意义。
通过屯昌闽语量词“个工”和“工”以及福建闽南语量词“工”的共时比较以及语法化分析，也可管窥出福建闽语和海南闽语在语言语法化中的历时变化。二者虽存在承继关系，但由于海南拥有相对独立且封闭的语言环境，因此在语言发展进程中并不能与福建闽语区保持同步，有的时候甚至保持早期的语言形式。而正是这种不一致性，让我们透过这几个量词的变化，揭示闽南语农事计量面积量词的语法化机制和发展规律，从而为现代汉语方言量词研究提供新的材料和方向。
参考文献：
[1]许宝华，(日)宫田一郎主编.汉语方言大词典[M].北京：中华书局，1999：194.
[2]钱奠香.海南屯昌闽语语法研究[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2：51.
[3]余娟娟、冯 青.海南民间契约文书农事特色量词考[J].江西科技师范大学学报，2018(3)：2.
[4]刘新中.海南闽语的语音研究[D].暨南大学，2004：43.
[5]Harris, Alice.C.and Lyle Campbell.1995.Historical Syntax in Cross-linguistic Perspectiv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6]朱新军.语法化中的重新分析机制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08：4.
[7]石毓智，李讷.汉语语法化的历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11.
基金项目： 2018年海南省普通高等学校研究生创新科研课题(项目编号：Hys2018-249)。
作者简介： 陈江雨(1995-)，女，海南屯昌人，海南师范大学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方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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