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勒克的批评史研究方法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史研究论文,批评论文,方法论文,韦勒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毫不夸张地说，雷纳·韦勒克（Rene Wellek，1903—1995 ）的八卷本《近代文学批评史》（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1955 —1992）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最具权威的西方文学批评史著作，也是20世纪西方学术史上的里程碑式的巨著。就视野开阔、治学严谨和资料翔实而言，当今学术界尚无同类著作堪与之相比。就韦勒克本人而言，如果从40年代后期着手准备算起，直至该著全部付梓问世，他为此付出了近半个世纪的心血。可以说，正是通过韦勒克的不懈努力，使批评史这一本不起眼的书斋学问发展成为文学研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分支学科。
全面评述韦勒克的批评史研究，并不是这样一篇论文所能胜任的。本文的任务是评述韦勒克的批评史研究方法，并就其中涉及的重要问题谈几点看法。概括起来，这些问题包括：批评史研究与当代文学理论的关系，历史描述与评价标准的关系，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的关系，批评家的理论见解与批评实践的关系，作家的创作主张与创作实践的关系，文学批评与哲学思潮的关系，文学批评与社会历史背景的关系，等等。所有这些批评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也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因而无论其经验还是教训，对我们都不无借鉴意义。倘若再结合韦勒克的具体研究成果，那就更有助于解决批评史研究中的许多实际操作问题。
一
与黑格尔的门徒所开创的西方美学史研究相比，西方文学批评史研究起步较晚，严格说来是由J·E·斯宾加恩的《文艺复兴时期文学批评史》（1899）与乔治·圣茨伯利的《欧洲批评和文学趣味史》（1900—1904）在一百年前开创的。其后，这方面的著作陆续出版，诸如C.J.鲍德温的《古代修辞学与诗学》（1924）、 《中世纪修辞学与诗学》（1928）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理论与实践》（1939），J·W ·阿特金斯的《古代文学批评》（1934）和《英国文学批评史》（1943—1951），等等。然而不难发现，除了圣茨伯利之外，早斯的批评史著作绝大多数是断代史，而且注意力多集中于古希腊罗马和文艺复兴时期，涉及18世纪以来批评发展情况的仅占极少数。古希腊罗马是西方文学批评的源头，文艺复兴时期则是近代批评走向繁荣的起点，对此进行发掘和研究本未可厚非，但一味地厚古薄今，却使批评史研究变成了学究式的史料考订，既缺乏融贯古今的开阔视野，又与当代批评的进程相脱节。
相比之下，韦勒克著作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将研究的重心转移到近代文学批评史上来。他之所以选择1750年至1950年期间的批评为论述范围，原因在于他认为：“批评史不应成为一门单纯研究古籍的课题，而应该阐明和解释我们的现状。反过来，也只有借助于现代文学理论的眼光才能对它有所理解。”（注：R.Wellek,A History of ModernCriticism,vol.1,Yale University Press,1955. pp.Ⅴ.）在他看来，且不说古希腊罗马和中世纪，就是从文艺复兴到18世纪中叶这段批评史，也与当代批评无多大关联。在那近三个世纪的岁月里，批评家反复讨论的无非是亚理斯多德和贺拉斯的诗学原理，很少有突破性的创见。此种状况直到18世纪中叶才有所改变，这就是新古典主义的解体与浪漫主义批评的兴起。韦勒克认为，20世纪上半期的文学批评可以说是新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诗论的混合体，虽然许多新学说（如语义学、社会学、精神分析学和人类学）对它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然而，无论现代批评的成就和独创性如何，我们都不应忘记它所提出的问题以前就曾提出过，而且它深深植根于我们所讨论的这一时期（指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30年代）。”（注：R.Wellek,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vol.1,Yale University Press,1955.pp.5.）因此，选择18世纪中叶作为探讨的起点，与20世纪文学批评相互参照，彼此说明，便构成韦勒克的批评史研究的显著特点。
然而，要做到这一点又谈何容易。且不说描述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后期的批评，就占去了《近代文学批评史》的前四卷（第一、二卷， 1955；第三、四卷，1965），其篇幅大大超出了作者原先的设想。 面对20世纪流派林立的文学批评和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即使韦勒克这样一位博学多识、通晓多种语言的学者，也感到在取舍和概括方面的重重困难。因而相隔20余年之后，韦勒克才陆续发表了后四卷。第五、六卷（1986）分别论述20世纪上半期英、美两国的文学批评，第七卷（1991）论述同一时期德国、俄国和东欧的文学批评，第八卷（1992）则讨论同一时期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文学批评。至此，这项浩大的学术工程才告竣工，韦勒克为撰写这部罕见的巨著几乎奉献了毕生的精力。当然，这一索隐钩沉、发掘整理的工作也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它不仅为我们第一次系统梳理了近二百年来西方文学批评史的发展脉络，而且充分显示了批评史研究的不可低估的学术价值。
可以这样说，韦勒克的批评史研究给我们的启示之一就是：当代文学理论与批评方法都深深植根于历史之中，都是历史的建构，因而唯有深入研究批评史，才能理解和把握当今的批评动向。反过来，也唯有以当代批评为参照，批评史研究才会取得自身发展的动力，获得长足的进步。换言之，从事批评史研究，务必树立这样两个观念。其一，研究批评史就是探讨文学理论本身，就是为了把握文学思想的发展锁链。正如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的导言中所说，哲学思想的发展自有其内在的逻辑，“历史上那些哲学系统的次序，与理念里那些概念规定的逻辑推演的次序是相同的”，因而研究哲学史就是研究哲学本身。（注：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34页。）更何况哲学所探寻的是真理，而真理永远不会成为过去。其二，批评史研究要想不成为纯学究的古籍整理，就必须以当代文学理论的发展为参照，必须始终保持对当代文学理论的关注。正如韦勒克所一再指出的：撰写批评史不能没有一套参考框架和取舍标准，而这将受到我们自己时代的影响，并为我们自己的文学理论所制约。（注：R. Wellek, A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vol.1,Yale University Press,1955.pp.5.）
二
毫无疑问，修撰任何批评史都不能没有一定的理论立场，不能没有自己的取舍标准和评价尺度。然而，乔治·圣茨伯利等早期批评史家却常常忽视对文学理论问题的阐发，将文学批评混同于一般的鉴赏趣味。其结果，他们的著作便流于罗列一些零散的批评见解，缺乏必要的理论概括与评价。与乔治·圣茨伯利不同，韦勒克的《近代文学批评史》十分重视对理论问题的阐发。他多次指出，他采用的是广义的“批评”概念，不仅是指对个别作家作品的“实用批评”，而且主要是指文学的原理和理论，即有关文学的本质、功用，文学与人类其他活动的关系，文学的类型、手段、技巧，文学的起源和历史等方面的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批评史也就是一部文学理论发展史，“着重关心的是追溯文学理论的历史，即关于一切想象性作品的诗学，无论是用韵文还是用散文写的”。（注：R.Wellek,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vol.3,Yale University Press,1965.pp.Ⅴ.）另一方面，韦勒克也坦率地承认，批评史研究不应当成为一项纯粹描述性的活动，批评史家不能一味罗列事实而放弃自己的选择和判断。事实上，批评史家总要对文本和作者加以选择，“想要一种完全中立的、纯说明性的历史，在我看来只不过是幻想。任何历史都不可能没有一种方向感、某种对未来的预见、某种理念、某种标准以及某种后见之明”。（注：R.Wellek, 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vol.5,Yale UniversityPress,1986.pp.ⅩⅩⅠ.）
然而，持有一定的理论立场和评价尺度，并不意味着对其他见解可以弃置不顾，更不意味着对研究对象（即批评家及其批评文本）可以任意曲解。批评史家毕竟不同于文学理论家，其任务并不是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参与当代文坛的论争，而是必须对历史上的那些批评现象进行描述，作出阐释。因此，如何处理历史描述与评价标准的关系，就成为批评史研究史的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
早在《文学理论》（1949）中，韦勒克就针对文学史研究中的“历史重建论”和相对主义，提出了一种“透视主义”的研究策略。他指出，一部文学作品的全部意义，不能仅仅归结为它的作者和同时代人的看法。它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即历代无数读者对这一作品鉴赏和批评过程的结果。正由于此，“我们要研究某一艺术作品，就必须能够指出该作品在它自己那个时代的和以后历代的价值。一件艺术品既是‘永恒的’（即永久保有某种特质），又是‘历史的’（即经过有迹可循的发展过程）……‘透视主义’的意思就是：把诗、把其他类型的文学，看作一个整体，这个整体在不同时代都在发展着、变化着，可以互相比较，而且充满着各种可能性”。（注：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三联书店，1984年，第36—37页。）在批评史研究中，韦勒克又再次重申这一研究方法：“相对主义和绝对主义都不是我的指导标准，我的标准是一种‘透视主义’，它试图从各个可能的方位来打量这一客体，并确信存在着这一客体：正如不管盲人如何各执己见，大象总是存在的。”（注：R.Wellek,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 vol. 3,
Yale University Press,1965.pp.Ⅶ.）简言之， 批评史研究中的“透视主义”，就意味着既要阐释批评文本的本来意义，又要考虑到历史上对它们的各种理解；既要阐释各种各样的理论观点，又不能放弃自己对它们的判断。唯有这样，批评史研究才能既避免重蹈相对主义的覆辙，又避免陷入绝对主义的泥沼。当然，鉴于乔治·圣茨伯利等早期批评史家的教训，韦勒克更警惕的是相对主义的陷阱。在他看来，现代批评的最大危险来自于彻底的相对主义，它将导致价值判断的混乱和空泛的怀疑主义。
“透视主义”的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德国批评家奥·威·史雷格尔那里。早在《关于美文学和艺术讲座》（1801—1804）中，奥·威·史雷格尔就强调历史与理论是互相依存的，离开艺术理论这一取舍标准，艺术史就会消失在令人疲惫的冗杂状态之中。在他看来，“不同的人都能够看到同一个中心点，但因为每个人都从周围的一个不同点出发，所以他们是沿着不同的半径到达中心点”。（注：奥·威·史雷格尔：《关于美文学和艺术讲座》，见《欧美古典作家论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371页。）因此， 这位浪漫派批评家既否定了批评中的绝对主义标准，又批驳了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论调。也正是基于这一点，韦勒克对他的批评理论作了高度评价。（注：R.Wellek,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vol. 2, Yale University Press,1955,pp.56—57.）对我们来说，重要的还不在于韦勒克的学术渊源，而在于他是如何将这一策略运用于批评史研究中的。只要认真读一读《近代文学批评史》就不难发现，所谓“透视主义”，在具体实践中正是通过阐释文本、辨析概念、考察评论史，进而作出价值评判来完成的。
三
从写作伊始，韦勒克就意识到，尽管批评史所提出的问题与各种思想史颇有相似之处，但纯粹的“思想史”方法并不能使我们对个别理论家的结构松散而自相矛盾的学说体系有任何概括的了解，也不能帮助我们领略那些批评家的全部理论风采。他的目标是通过自己的著述，不仅对批评思想的演变进行描述，而且也将那些伟大批评家的博大精深和动人之处带给读者。（注：R.Wellek,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vol.1,Yale University Press,1955.pp.11.）在他看来，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1970）中所提出的“范式”理论，并不适用于批评史研究。因为在批评史中，既不存在库恩所说的那种科学史上的全面变革，也不存在完全由一个人和一个命题所主宰的时代。“在批评中，至关重要的是个人的创见，而不是集体的思潮。绝不应该把批评家仅仅视为（思潮的）‘实例’。”（注：R.Wellek,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vol.5,Yale University Press,1986.pp.ⅩⅩⅢ.）因此，注重对批评家的肖像描绘和个案分析， 着重评价每位批评家的理论得失，就成为韦勒克的批评史研究方法的另一显著特色。
事实上，自从圣茨伯利的《欧洲批评和文学趣味史》以来，批评史就有两种研究方法、两种撰写方法。大体说来，维姆萨特和布鲁克斯合著的《文学批评简史》（1957）主要围绕着若干思潮或理论问题而展开，因而批评史上的思潮、流派以及一些理论主张的来龙去脉得以清晰地叙述出来，而人物的处理则从属于这些问题的阐述。这种研究方法的好处是便于对思潮和流派的总体把握，但却疏于对每位批评家的深入认识。韦勒克的《近代文学批评史》基本上是以人物为纲，虽不便于从整体上勾勒出文学批评演变与发展的脉络，但却深入细致地展示了每位批评家的全部理论风貌。至于思潮、流派的联系和理论问题的追溯，则放在有关章节的行文中加以交代。可以说，前一种方法是相对宏观的，后一种方法是相对微观的，两种方法各有千秋，各有利弊。但宏观研究必须建立在微观研究的基础之上，否则就会失之空疏，流于轻率。以当时西方文学批评史的研究状况而言，韦勒克采用这种相对微观的方法完全是可以理解的。
从今天来看，韦勒克的许多结论之所以经得起推敲，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采用了这种相对微观的研究方法，深入辨析每一具体问题，避免了浮泛的断语和笼统的概括。举例来说，朗松的文学史研究具有实证主义批评的显著特征，因而人们容易猜测，以韦勒克的新批评的理论立场，很可能会将其打入另册，予以贬低。其实不然，韦勒克尽管称朗松为“法国实证主义文学研究的主将”，但并未采取那种简单的贴标签的做法，而是高度评价了他的《法国文学史》的学术成就。他认为，该著“事实上远非一般的教科书，对朗松的惯常形象（即作为严格的探究方法的教导者）多少也有所修正；因为这部《文学史》将总的历史概括与心理写照、个性描绘和批评判断结合了起来……他重点关注的是文学现象，而不是作者生平或社会背景。务求在作品中发现个性。朗松在实践中的确如此：他揭示观念、感情、情绪和态度的特征；不仅描述、阐发、解释，而且也加以判断，并不时夹杂着机敏的警句和个人的心得。”（注：R.Wellek,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vol. 4, Yale University Press,1965,pp.71—72.）如此精当的评语，远胜于那些想当然的“宏论”。
即使对于那些打着共同旗号或早已被人划归一类的批评流派，韦勒克也从不作笼统的论断，而是充分注意到每位批评家的理论个性，作出具体、细致的分析。因为批评家都是个体，他们谈论着自己的感受体会，阐述着自己的文学见解，又以独特的方式组合成各种理论。在他看来，尽管新批评派具有共同的特征，但组成这支同盟军的成员之间在文学观点上远不是协调一致的，他们时常持有极为不同的甚至互相对立的理论。（注：R. Wellek,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vol. 6,Yale University Press,1986,pp.146.）因此，他对每一位新批评家都用专章作了处理，从而具体深入地评价了他们各自的理论得失。与此相似，韦勒克在撰写“俄国形式主义”一章时，先概述了它的历史和基本倾向，然后则分别论述什克洛夫斯基、艾亨鲍姆、迪尼亚诺夫、托马舍夫斯基等主要代表人物。他指出，为了准确描述俄国形式主义的学说，必须对这些主要人物加以区别对待，因为他们事实上有着截然不同的背景、气质和学识。（注：R. Wellek, 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vol.7,Yale University Press,1991,pp.318.）如果考虑到当时搜寻这方面的文献资料是何等艰难，我们不能不钦佩韦勒克的治学精神和严谨态度。
当然，一部批评史不应当只是个案的分析，还必须把握文学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韦勒克的理想毋宁说是既致力于批评家的肖像描绘，又注意对批评史的演变进行总体概括。但平心而论，他在微观研究方面极其出色，而在宏观研究方面则由于撰写体例的限制而显得有所不足，以致当年朱光潜先生批评该著“过分着重每个时代的个别代表人物，而对每个时代的总的精神面貌则往往没有抓住”。（注：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下卷），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第748页。）
四
尽管批评史研究的核心任务是追溯文学理论的历史，但与维姆萨特和布鲁克斯的批评史著作相比，《近代文学批评史》在研究方法上的另一突出特点，就是同时兼顾批评家的理论主张与批评实践。韦勒克多次谈到：“文学的理论、原则、标准不可能在真空里取得：历史上每一位批评家都是在与具体艺术作品的联系中发展了他的理论，而他对这些作品则必须选择、解释、分析，终究还要加以评价。一位批评家对文学的看法、分析和评价，都是由他的理论来支持、加强和发展的；而理论则由艺术作品来形成、支持和说明，由艺术作品来使之具体化并显得言之成理。”（注：R.Wellek,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vol.3,Yale University Press,1965.pp.Ⅴ.）这就是说， 每一位批评家的理论都受制于他的文学视野，一旦脱离特定的语境，我们便无法真切地认识他的理论主张。因此，在着重阐述文学理论的同时，韦勒克总是注意对那些具体的批评见解加以考察，将它们与批评家的理论主张加以比较，参照说明，尽管他承认要保持美学、文学理论、文学史、实用批评四者之间的恰当比例，并不是一个可以先验解决的问题，而只能凭经验来予以处理。
在韦勒克论述那些大批评家的有关章节中，这类对理论问题与批评实践加以综合考察的实例几乎俯拾即是，不胜枚举。例如，论述艾略特那一章，就充分肯定了他在文学理论与实用批评两个方面所作的贡献。韦勒克认为，就批评实践而言，艾略特对20世纪上半期英语国家的影响是巨大的；他比其他人更多地促进了文学趣味的转变，并重新评价了英国诗歌史上的主要时期和主要人物；他强烈反对浪漫主义，贬低弥尔顿及其传统，推崇但丁、詹姆斯一世时代的戏剧家、玄学派诗人、德莱顿和法国象征主义者，把他们视为伟大诗歌的“传统”。与此同时，韦勒克也高度评价了艾略特在诗歌理论上的建树：他的“非个性化诗歌理论”；他对创作过程的描述，即所谓“统一的感受”和“客观对应物”；他对西方文学“传统”的重新阐释；他把英国诗歌史视为一个“感性的脱节”的过程，等等。而所有这些理论，又反过来支撑着他的审美趣味。（注：R.Wellek,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vol.5,Yale University Press,1986.pp.176.）又如，克罗齐的“艺术即直觉”往往容易被人误解为一种形式主义。通过考察他的批评实践，韦勒克则发现，事实上克罗齐对通常意义上的形式主义却很少感兴趣，倒总是试图说明诗人的主导感情，对作家进行所谓的“性格批评”。（注： R.Wellek,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 vol. 8,
Yale University Press,1992,pp.199.）由此可见，同时兼顾批评家的理论主张与批评实践，不仅使人读来意趣横生，体现了批评史不同于一般美学史的显著特色，而且也可以收到彼此参证、相互发明的功效。
如何处理文学批评与创作实践的关系，是批评史研究中的另一课题。正如我们所知，许多批评家常常同时也是诗人或作家，这在英国文学史上尤为常见，诸如德莱顿、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雪莱、阿诺德、艾略特等，既是独领风骚的诗人，又是批评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此外，许多批评文献是专为某一文学思潮或某一流派辩护而写的，比如，史雷格尔兄弟是德国耶拿派的领袖，俄国形式主义则与未来主义有密切联系。但韦勒克强调，且不说理论主张与创作实践的脱节是历史上常见的现象，仅就他所研究的特定对象而言，“应该坦率承认，批评史是一个有其内在旨趣的论题，甚至与创作实践没有什么联系：它只是思想史的一个分支， 与当时所产生的实际文学仅有松散的关系”。 （注：R.Wellek,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 vol. 1,
Yale University Press,1955.pp.7.）因此，在批评史研究中，理论主张与创作实践的关系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换言之，“我们必须把批评当作一项相对独立的活动……只有界定学科范围，我们才有希望驾驭住它”。（注：R.Wellek,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vol.5,Yale University Press,1986.pp.ⅩⅨ.）由此可以理解， 韦勒克从不讨论像席勒的悲剧理论是否与他的戏剧创作相符，华兹华斯是否用普通人的日常语言写诗，左拉的实验小说主张是否在他的小说中得以实现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不然的话，批评史研究就会偏离自己的特定目标，而使我们滑入文学史的领域。
然而，当韦勒克要求批评史研究不作因果性的解释，避免探讨文学批评与一般哲学思潮、社会历史背景的关系时，他无疑遭致了严厉的指责。正如哈里·列文所指出的：“显然，韦勒克无意做一个科学家——无意做一个解释事物原因的人。倘若如此，那他又何必要去写批评史呢？如果一部历史要想不成为一系列互不相关的事件的毫无意义的排列，那它就必然要对事物的原因进行探索并作出解释。”（注：哈里·列文：《文学批评何以不是一门精密科学》，见《二十世纪文学评论》（下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第501页。）其实， 韦勒克并非没有意识到文学批评时常受到哲学思想的影响，例如18世纪英国批评与经验主义的关系，德国浪漫派批评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19世纪后期法国批评与实证主义的关系。但他认为，一旦对这些问题加以深究，就会陷入一般思想史的领域。（注：R.Wellek, 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vol.5,Yale University Press,1986.pp.ⅩⅤⅡ.）同样，韦勒克也深知文学批评是一般文化史的组成部分，因而离不开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可是要说清社会状况和一般历史原因对文学批评的影响，把特定的文学理论与社会历史变迁联系起来考察，在他看来则是更加困难的一件事。（注：R.Wellek,A History of Modern Criticism,vol.1,Yale University Press,1955.pp.9.）
然而，我们应当认识到，尽管文学批评的演变自有其内在的规律，与社会历史和哲学思潮的变迁并不是一种直接的因果关系，尽管探讨文学批评与社会历史和哲学思潮的相互关系是一个极其艰难的课题，但这却是一个批评史家不容回避的任务。不然的话，历史上文学批评的演变终究像雾里看花，扑朔迷离，难以呈现出清晰的发展轨迹，批评史研究也就容易成为“一系列互不相关的事件的毫无意义的排列”。从这个意义上说，韦勒克的批评史研究方法上的失误和教训，同样也是值得我们认真记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