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与高尔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尔基论文,斯大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关于斯大林与高尔基之间的关系有过种种流言和传说，在这个问题上不同意见的争论 相当激烈。有人在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同时，也骂高尔基是“帮凶”，给他加上种种罪名 ；有人同样全盘否定斯大林，但是想要肯定高尔基，竭力把他与斯大林完全分开，宣扬 他与斯大林之间的“对立”，甚至断定他最后是被斯大林“除掉”的。那么斯大林与高 尔基的关系究竟如何呢?他们之间是否真正存在着对立?高尔基最后是正常死亡还是被斯 大林杀害的?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作一些说明。
一
根据目前所能看到的材料，斯大林与高尔基之间的直接交往大约始于上世纪20年代末 ，到1936年高尔基逝世，前后约七八年。在这之前，斯大林想必早就知道和了解高尔基 这位与布尔什维克党有着密切联系的大作家。1917年，在十月革命前夕，他与高尔基曾 有过一次文字上的交锋。当时高尔基在他主办的《新生活报》上刊登了加米涅夫和季诺 维也夫反对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关于武装起义的决定的声明并发表了他自己撰写的《不能 沉默》一文，否定群众的革命热情，要求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公开驳斥关于近期内采取暴 力行动的“传闻”，斯大林在《工人之路报》发表《“有许多公牛围绕我”》一文，对 高尔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称他为“吓得魂不附体的神经衰弱者”，并且指出，“俄国 革命淘汰了不少权威人士”，“后来被革命抛弃的‘名人’有整整一大串”，“我们担 心高尔基会被‘死命地’拖到他们那里去，拖到档案库里去”。(注：《斯大林全集》 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68～370页。)在十月革命前后这个时期，对高尔基有 深刻了解的列宁为了帮助和争取他，批评很讲究分寸和策略，甚至没有点他的名。斯大 林的直率批评自然会给高尔基留下深刻印象。他们两人在此后一段时间内没有任何接触 和交往，大概与此不无关系。
斯大林在1922年当上总书记时，高尔基已到了国外。在这之后的五六年里，斯大林由 于种种原因，没有直接过问文学领域的事，似乎也没有对侨居国外的高尔基的情况表示 过特别的关注。而高尔基这时与国内许多作家和批评家(例如费定、富尔曼诺夫、列昂 诺夫、弗谢沃洛德·伊万诺夫、吉洪诺夫、马卡连科、革拉特科夫、恰培金、沃隆斯基 等)保持着密切的通信联系，会见过一些出国访问的作家，与某些领导人(例如布哈林、 加米涅夫、李可夫等)也有信件来往。1924年7月28日他写信给李可夫，对李可夫的关心 和邀请他回国的好意表示感谢。(注：《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7期第211页。)1925年 7月13日他在给布哈林的信中赞扬了俄共中央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的决议。(注：《 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1期第246页。)当时布哈林等人与斯大林的关系还比较正常， 他们大概会把所了解的高尔基的情况告诉斯大林。
到20年代下半期，情况发生了某些变化。当时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即将结束，斯大林提 出了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计划，但是遭到了党内反对派的抵制，需要寻求更多的 人的支持。而更重要的是，斯大林从这时起开始注意和过问文学领域的事。当时最大的 文学团体拉普(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惟我独革和搞宗派主义，使得文学界纷争不已 ，处于涣散状态。斯大林认为这种状况不利于党的文学政策的贯彻和文学事业的发展， 需要改变。而要改变这种状况，需要有一个在作家当中享有很高威望并与他们保持广泛 联系的人出面把他们团结起来。斯大林了解到高尔基这几年思想发生了明显变化，觉得 他是最合适的人选，便决定争取他的支持和合作。1927年，在斯大林的授意下，组织了 庆祝高尔基从事文学工作35周年的活动，并为次年庆祝他的60岁诞辰作准备。苏联各界 表示祝贺的电报和信件像雪片似地飞向当时高尔基居住的地点意大利索伦托，这些电报 和信件除了表示祝贺外，还希望高尔基能回到祖国来。正好高尔基也希望回国看看，于 是他在1928年5月28日回到了苏联。他回国时，苏联政府组织了盛大的欢迎，伏罗希洛 夫、奥尔忠尼启泽、卢那察尔斯基等领导人亲自到车站迎接。在当天举行的庆祝斯维尔 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成立10周年的大会上高尔基与斯大林见了面，也就是从这时起，两 人开始了直接的交往。
根据1932年到1933年间担任苏联作协筹委会主席、与斯大林和高尔基有较多接触并对 内情比较了解的格隆斯基的回忆，1929年斯大林曾在一次会议上批评《消息报》说：“ 瞧，你们攻击杰米杨·别德内依，但是你们没有意识到你们干的是什么!我们国内有两 位大作家——高尔基和别德内依，他们起着党的最杰出领袖的作用，也许还要更大些。 ”当然，把高尔基与别德内依并列起来，未必是适当的，但是这些话说明，斯大林十分 重视高尔基所起的作用。格隆斯基通过与斯大林在不同场合的接触，觉得斯大林一直持 有这样的看法：高尔基是一个大人物，他不仅是一个作家，而且是一个巨大的政治人物 ；不仅是一笔艺术资本，而且是一笔政治资本，需要爱惜。同时格隆斯基还在政治局和 各种委员会的会议上听斯大林说过，高尔基是一个搞艺术的人，容易受情绪和感情的支 配，感情可能使他偏向一边，无意之中做出损害党的事情来，因此政治局委员们应和他 多接触，了解他对各种事情的态度，以便及时纠正他。(注：《青年近卫军》1993年第1 0期第218页。)应该说，斯大林对高尔基的看法是与列宁的看法相似的，当年列宁也在 高度评价高尔基作为艺术家的才能和所起的作用的同时认为他“在政治上最没主见而且 惯于感情用事”。(注：《列宁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435页。)斯大 林根据他的这种看法，一方面重视和尊重高尔基，给了高尔基很高的荣誉，亲自提议把 高尔基的故乡下诺夫哥罗德市改名为高尔基市，以高尔基的名字命名莫斯科的一条大街 和莫斯科艺术剧院，隆重庆祝高尔基从事文学活动40周年。他对高尔基的各种要求尽量 予以满足，对高尔基提出的编写出版《国内战争史》、《工厂史》等书籍和创办《我们 的成就》、《在国外》等杂志的建议给以大力支持，甚至当高尔基为反对派领袖求情， 请求安排他们的工作时，虽然心里很不满意，也表示同意，例如布哈林当上《消息报》 总编，加米涅夫先后担任科学院出版社社长和苏联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所长，在很大 程度上是高尔基说项的结果。斯大林允许扎米亚京出国，给布尔加科夫安排工作和恢复 上演他的剧本《土尔宾一家的日子》，支持肖洛霍夫，使《静静的顿河》第3部得以继 续发表，在这些方面高尔基都是起了作用的。另一方面，斯大林又对高尔基不大放心， 在成立作协筹委会时对他是否能贯彻中央的方针没有把握，只让他担任名誉主席而安排 格隆斯基当主席，要求大家对他采取小心谨慎的态度，多做争取工作。
而从高尔基这方面来说，他对斯大林实行的路线和政策是支持的。他赞扬当时正在开 展的农业集体化运动，认为把个体农民组织到集体农庄里从事集体生产是改造农民的很 好的途径。1930年1月8日，在农业集体化运动的高潮中他给斯大林写信说：“在党十分 坚决地把农村转入集体化轨道后，社会革命具有了真正的社会主义性质。这几乎是一种 天翻地覆的变革，这比党以前所做的一切要多得多，深刻得多。”(注：《苏共中央通 报》1989年第7期第215页。)
30年代初，苏联先后揭露出了一些破坏活动的案件，其中包括“工业党”案件、“劳 动农民党”案件、“食品托拉斯”案件等。高尔基看了有关报道后非常气愤，决定写一 个剧本(即后来没有写完的《索莫夫和别的人》)来谴责这些破坏者。斯大林得知后非常 高兴，写信给高尔基表示支持，并且给他提供了有关案件的材料。(注：斯大林1930年1 0月24日给高尔基的信，载《新世界》1997年第9期第173页。)高尔基在回信中说他对这 些破坏活动和右派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感到震惊，为国家政治保安局所做的工作感到高兴 。(注：高尔基1930年11月2日的回信，载《新世界》1997年第9期第174页。)1930年9月 ，“食品托拉斯”案的48名被告被处决，德国“保卫人权同盟”发表了抗议书。高尔基 写了《致人道主义者》一文进行反驳，并写了《致工人和农民们》一文，对西欧各国的 劳动群众进行解释。他把这两篇文章的初稿都送给了斯大林审阅，并且表示，如果需要 作修改和压缩，他不会有任何意见。(注：高尔基1930年11月17日给斯大林的信，载《 新世界》1997年第9期第176页。)后来这两篇文章在斯大林作了个别修改后发表在《真 理报》和《消息报》上。在这之前，高尔基还发表了《如果敌人不投降——就要消灭他 》一文，赞成当时进行的镇压行动。这在政治上对斯大林是很大的支持，斯大林自然是 很满意的。他在1931年3月18日给高尔基的信中赞扬说：“从您的文章可以看出，在您 的身上洋溢着一股积极进攻的战斗豪情。非常好!”(注：《新世界》1997年第9期第184 页。)
高尔基赞同苏联对罪犯实行劳改的政策，他在1929年参观了索洛夫基劳改营后，写了 一篇特写，叙述了他和劳改人员的谈话和劳改营的生活，认为劳改是改造人的一条新的 途径。1993年他又赞扬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组织劳改人员开凿白海波罗的海运河的做法， 应邀在劳改人员中涌现出的突击队员的大会上发表谈话，并为记述这项工程的文集《斯 大林白海波罗的海运河》作序，再次赞扬劳改政策和肯定国家政治保安局在这方面所做 的工作。这个看法高尔基一直没有改变，他在1935年发表的《论文化》一文中把对待罪 犯的这种态度看作是无产阶级的积极的人道主义的表现。(注：《高尔基文集》第27卷 ，国家文学出版社，1953年，第463页。)这又是在政治上对斯大林的支持。这里顺便要 讲一下高尔基对人道主义看法的改变。从上世纪20年代中期起，他开始用阶级观点来看 待这个问题，反对抽象的谈论全人类的爱，不仅肯定在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斗争中使用 暴力的不可避免性，而且肯定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实行专政也是必要的，认为这样做既 是为了镇压被推翻的资产阶级的反抗，也是为了改造社会和改造人。他在1934年发表的 《无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一文中集中地阐述了他的这些看法。据高尔基本人说，“斯大 林同志非常赞同这篇文章”。(注：《高尔基文集》第27卷，第558页。)由此可见，他 与斯大林在人道主义这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上有着一致的看法。
但是这并不是说斯大林已完全打消了对高尔基的疑虑。最使他不放心的是高尔基对反 对派领袖的态度。他知道高尔基尊重布哈林、加米涅夫、李可夫等人，与他们保持着友 好关系。高尔基也不隐讳这一点，他在1929年11月27日给斯大林的信中不赞成党内的“ 磨擦”，认为现在这样做不会像过去那样有助于“精选优秀人物”，只能造成相当多的 “两条腿的废物”。(注：《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3期第184页。)两天后，他在得知 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3人发表悔过声明、有可能“恢复党的生活”后非常高兴， 又给斯大林写信表示自己的喜悦之情。(注：《新世界》1997年第9期第169页。)对此斯 大林大概不会满意。上面说过，高尔基肯多次替反对派的领导人说话，斯大林从尊重和 团结高尔基出发虽然照高尔基的意见做了，但是心里是很不愿意的。例如布哈林在第一 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上做了关于诗歌的报告，当有人问为什么让布哈林作报告时，斯大 林生气地回答道：“是高尔基强迫这样做的……”(注：《自由思想》1993年第4期第67 页。)但是在高尔基与反对派的关系的问题上还有另一个方面。高尔基看重的是布哈林 等人的学识以及他们的某些品质，但是并不赞同他们的观点，尤其是在农业集体化问题 上。1933年1月，当高尔基得知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 员会联席全会上发言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时，便给李可夫写信，赞扬他们两人勇于承认错 误，说“这是深刻的‘党性’的完美表现，是一种与党有机地、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 的感情”。信中还说：“我的这封信很可能是不合时宜的，并相信是您所不需要的…… 不过我认为我有权利写这封信，因为我也犯过错误，对无产阶级强大的创造力和列宁的 党的英明估计不足。”(注：《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7期第219～220页。)同一天， 高尔基给罗曼·罗兰写信说：“我认为右倾反对派领导人……李可夫和托姆斯基承认党 的总路线的正确性这一点有巨大意义。这是党的重大胜利，它解除了右派的武装，把其 中最优秀的人争取了过来。”(注：《青年近卫军》1993年第10期第225页。)从这两封 信可以看出，高尔基认为以斯大林为首的党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右倾反对派所持的立 场是错误的，他为他的那些反对派朋友们放弃错误立场而高兴。有人说，高尔基知道并 且参与了布哈林和李可夫与亚戈达的反斯大林联盟的活动，并且与生理学家巴甫洛夫一 起策划成立一个新党，这完全是一种缺乏任何事实依据的推测。
有人认为，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斯大林与高尔基的关系比较密切，后来变得冷淡起来 ，甚至出现了对立。应该承认，头几年两人见面的次数比较多，信件来往也比较频繁， 彼此之间似乎也未曾有过芥蒂，而是相互信任和相互关心的。斯大林大概为了表示尊重 和信赖高尔基，在1930年12月的信中把将要把李可夫撤下来，让莫洛托夫代替他的打算 告诉了高尔基。(注：《新世界》1997年第9期第189页。)高尔基关心斯大林的安全，几 次提醒他多加小心，并在1931年11月12日的一封长信中表白了对斯大林的“深切的同志 式的爱戴与尊敬之情”，信中说：“这不是恭维话，而是向一个同志真诚吐露的心声： 我由衷地敬重您，您是一个真正的人，一个坚定的布尔什维克。能让我这样吐露心声的 机会并不多，这您是知道的。我也理解您的难处。”(注：扎米亚京：《作品集》，198 9年，第357页。)根据扎米亚京的回忆，斯大林和高尔基的别墅相距较近，斯大林经常 去看望高尔基，于是一人手里握着烟斗，另一人夹着烟卷进行促膝长谈，一谈就是几个 钟头。(注：《新世界》1998年第9期第161页。)这几年斯大林和高尔基来往比较密切可 能有一些客观原因。这正是召开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和成立苏联作协的前后，解决文学 界的问题是联共(布)中央的工作重点之一。斯大林高度重视这个问题，并花费了相当多 的精力。从现在发表出来的档案材料来看，当时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所作的决议当中有 三分之一与文艺问题有关。斯大林有许多事情要和高尔基商量，而高尔基回国后也有不 少想法要向当局提出。1934年夏秋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后，两人的交往确实比过去少了 ，不仅见面少了，而且书信来往也有所减少，从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结束到高尔基 逝世两年多的时间内，斯大林只给高尔基写过两封信，高尔基也写得比过去少了。不可 否认，在一些有关文学的问题上两人之间有过意见分歧和摩擦，这也许是他们交往减少 的原因之一，这方面的情况后面还要讲到。
有这样一种流传甚广的说法。斯大林很希望高尔基给他写一篇像《列宁》那样的特写 ，1931年高尔基回国时有人给他作了这样的暗示，但是高尔基不愿意写，斯大林很不满 意，两人关系变得冷淡起来。从已发表的材料来看，确实有人向高尔基表达了这样的意 思，高尔基似乎同意了。他回意大利后，于11月24日给他的秘书克留奇科夫发电报，要 求把关于斯大林传记的材料送去。正好这时美国出版商龙格计划出一套全面介绍苏联的 书(约50本)，另加一本叫做《今日俄罗斯》(或叫《俄罗斯真相》)的文集。高尔基于19 31年12月1日写信把这情况告诉了斯大林。斯大林在1931年高尔基回国时曾对他说过要 加强对美国知识分子的宣传，觉得这是一个进行宣传的好机会，便在1932年1月28日的 回信中表示：“为英美出版社选书的事一定得做，我们一定从速办理此事并会将情况告 诉您(和克留奇科夫)。”(注：《新世界》1998年第9期第165～167页。)接着高尔基又 给斯大林写信，并送去了有关此事的3个文件，即龙格关于合作出书的意见、龙格给高 尔基的信和他起草的协议草案。(注：《新文学评论》1999年第6期第276页。)3月3日联 共(布)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接受高尔基提出的编辑一部介绍苏联成就的文集交美国出 版商的建议。龙格在给高尔基的信中明确提出希望《今日俄罗斯》一书由斯大林作序， 并且有一篇介绍斯大林的文章，并希望这篇文章由高尔基执笔。高尔基大概想把写关于 斯大林的特写和写这篇文章的事合而为一，但是也许是因为对要不要写这篇文章还有犹 豫，也许是因为不便就此事向斯大林直接表态，因而在给斯大林的信中只明确表示承担 《俄国中层人革命前的处境》这个题目。不久事情发生了变化。龙格在《旗帜晚报》上 刊登广告，其中谈到“斯大林的一本书即将出版”，说这本书对斯大林同列宁和托洛茨 基的关系和托洛茨基垮台的原因作了说明。3月14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考虑到龙格“ 歪曲协议的性质”，决定改变原来的决定，这样一来出书的事就告吹了，写关于斯大林 的文章和特写的事也不再提了。在高尔基的档案材料中只保存了一页草稿，其中一开头 写约瑟夫·斯大林生于格鲁吉亚，接着写格鲁吉亚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情况。这大概是给 《今日俄罗斯》一书写的文章的开头。从这些事实来看，高尔基对写关于斯大林的文章 态度并不是太积极，也许这是因为缺乏必要的素材(他毕竟同斯大林交往的时间不长， 相交不深，不像他同列宁那样)，也许是因为他觉得比较难写，因为可能会涉及到一些 敏感的人(例如反对派首领)和事。但是他终究还是打算写了，这可由保存下来的那一页 手稿为证。而这件事最后没有办成有上述客观原因。因此断定高尔基没有写成这篇文章 使两人关系恶化，是缺乏充分依据的。
然而即使两人的关系变得比以前冷淡，但是也没有发展到对立的地步。有人根据道听 途说和一些人的回忆录，断言高尔基与斯大林的关系已达到非常紧张的程度，甚至说高 尔基已失去行动自由，被禁止出国等等。这也只是缺乏事实依据的猜测而已。1935年他 没有到巴黎去参加保卫文化大会，是因为他本人不愿意去，这可由他给斯大林的信为证 。他在5月23日给斯大林的信中提出“是否可以免除我的巴黎之行”的问题，理由是身 体不好，工作太忙。(注：《史料》杂志1999年第5期第116～117页。)而高尔基在这之 前两个月(即3月23日)写的另一封信里对斯大林说：“越是临近战争，形形色色的坏蛋 们就越是千方百计加紧迫害您，以使苏联群龙无首。这是自然的，因为敌人清楚地看到 ：您是无人可替代的。您做了大量的、非凡的工作，博得了亿万人民对您的信任和爱戴 ，这是事实。”(注：《旗》1990年第1期第198～199页。)如果两人处于对立状态，恐 怕高尔基不会违心地说这样的话。
二
上面曾经提到过，斯大林非常希望高尔基能在结束文学界团体林立、争论不休的局面 方面发挥他的重要作用，而文学界不团结的局面在很大程度上是拉普造成的。拉普成员 大多出身工农，是文坛的新生力量，斯大林对他们是重视的。拉普领导人曾激烈反对托 洛茨基，批判托洛茨基宣扬的无产阶级文学不可能产生和存在的观点，斯大林曾支持过 他们。但是他不喜欢他们妄自尊大的表现，反对他们以领导者自居在文学界发号施令的 做法以及粗暴对待其他作家的态度。1929年2月，他接连写了《答比尔-别洛采尔科夫斯 基》和《答拉普的共产党员作家们》这两封信，在后一封信里批评拉普把比尔-别洛采 尔科夫斯基称作“客观上的阶级敌人”的错误说法，指出他们“不善于正确地建立文学 的阵线”。(注：“岗位派”是拉普的一个派别，因聚集在《在岗位上》杂志周围而得 名，以“左”倾著称。)
高尔基对拉普批评家对待年轻作家的粗暴态度也是很不满意的，1928年5月他在《论被 捧起来的作家和“初学写作者”》一文中不指名地批评了他们。可见斯大林和高尔基在 对拉普的看法上有相似之处。
1929年6月10日，高尔基在第2次回国暂住时出席了无神论者联盟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开幕式，在那里见到了斯大林。斯大林谈到他写了上述两封信，答应寄给高尔基看。6 月11日，斯大林给高尔基写信，附上了这两封信。这是两人通信的开始。大概斯大林批 评拉普的信给高尔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他于11月29日在向斯大林为《文学学习》 杂志约稿的信中说：“您写给‘岗位派’(注：《新世界》1997年第9期第169页。)的信 就很好，把它的内容扩展一下就行。”(注：《答拉普的共产党员作家们》，《旗》199 0年第1期第199页。)
在这之前发生了“皮利尼亚克事件”。皮利尼亚克因把他的小说《红木》送到德国柏 林出版而受到批判。8月26日沃林在《文学报》发表《最无法容忍的现象》一文对皮利 尼亚克进行了严厉的谴责。接着马雅可夫斯基、弗谢沃洛德·伊万诺夫、卡达耶夫等著 名作家也都表了态。9月15日全俄作家协会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解除皮利尼亚克的主席 职务。高尔基本来对皮利尼亚克这个作家并不欣赏，对他的某些作品也持否定态度，但 是不赞成对他采取这样的做法。就在全俄作协开会的同一天他发表了《论精力的耗费》 一文，对皮利尼亚克的行为作了分析，然后说，这里要谈的不仅只是皮利尼亚克，“我 一生都为对人采取慎重的态度而斗争……我们对待人们的态度是否够慎重呢?我们是否 充分珍重他们的工作和才能，对他们的错误和行为是否过于严厉呢?……我们是否善于 培养助手，带领同路人一起前进呢?我觉得我们还没有能够做到。”他还说：“我们养 成了愚蠢的习惯，先把人拖上荣誉的钟楼，过了一些时候又把他们从那里抛到尘埃和污 泥中去。”最后他提出应当反对耗费人的精力。这篇文章发表后，遭到新西伯利亚拉普 领导人的猛烈攻击。在这之前，高尔基曾在《无产阶级应当培养自己的文化大师》一文 中指名批评了新西伯利亚拉普领导人库尔斯，于是库尔斯乘机报复，在他主编的《当代 》杂志上发表了新西伯利亚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抗议书，称高尔基为“老奸巨滑和巧妙伪 装的敌人”，接着又在《苏维埃西伯利亚报》发表了《高尔基的耗费了的精力》一文， 说他庇护苏联的形形色色的皮利尼亚克分子。
斯大林与皮利尼亚克之间有一笔旧账，这就是皮利尼亚克曾于1926年在《不灭月亮的 故事》这部小说里影射伏龙芝是斯大林害死的。他对皮利尼亚克的看法很不好，认为皮 利尼亚克“是一个专门观察和描写我们革命的阴暗面的同路人。”(注：《苏共中央通 报》1989年第7期第215页。)这次对皮利尼亚克的批判，虽然没有证据说明是斯大林发 动的，但是开头他至少是默许的，《真理报》和《消息报》曾发表文章支持对皮利尼亚 克的批判可以证明这一点。他对高尔基的干预很可能是不赞成的。但是由于新西伯利亚 拉普分子的行为过于放肆，为了团结高尔基，同时也是为了教训其他的拉普分子，联共 (布)中央于1929年12月25日作出了《关于部分西伯利亚文学家和文学组织反对马克西姆 ·高尔基的言行》的专门决议，指出“部分西伯利亚文学家的此类言论……从根本上背 离了工人阶级的党对伟大的革命作家马·高尔基同志的态度”，宣布给西伯利亚无产阶 级文化派的党组以严重警告处分，解除了库尔斯的职务。
联共(布)中央的决议的发表使事情发生了转折。高尔基一方面为事情的了结感到高兴 ，另一方面并不赞成采取惩罚手段。他在1930年1月8日给斯大林的信中说，他认为他受 到攻击的现象“是完全自然的、不可避免的”，他“并不希望一定要令人不快地或敌对 地惩罚那些写我的人”。他还说：“……‘骂不沾人，不必较真’，挨骂并不妨碍我生 活，反而激励我工作。正如您所知道的，我是一个无党派人士，也就是说：所有针对我 的这一切均与党及其领导人无关。让他们去骂吧。”(注：《高尔基和他的时代》第1辑 ，1989年，第6～9页。)也许他由于考虑到问题已经解决，便没有再发表已写好的回答 论敌的《还是那些话》一文。这篇文章到60年后，即到1989年才与世人见面。(注：《 世界文学》1993年第3期第168页。)
在这之后，文学界仍纷争不已，就连拉普内部也出现内讧。以阿维尔巴赫为首的旧领 导人与以潘菲洛夫为代表的新领导人发生了不和。斯大林深感这种局面存在和发展下去 不利于文学的发展，便下决心解决作家队伍的团结问题。高尔基对文学界的状况也不满 意。他在《还是那些话》一文中说：“我们的文学领域是一团混乱的领域。在这里各种 游击小队和小组激烈地、常常是在政治上难以理解地互相攻击。”(注：《高尔基档案 》第10卷，第1册，1964年，第216页。)他在1930年9月给国家出版社理事会主席哈拉托 夫的信中也说过类似的话，认为小团体作风和相互争吵是“文学战线的灾难”，并且抱 怨党对文学战线的事过问得太少，觉得中央应采取措施结束这种状态，把相互敌对的作 家们召集到一起，向他们说明团结起来的必要性。(注：沃阿普(ВОАПП)是全苏无 产阶级作家联合会的缩写。)可见，在加强作家队伍的团结和设法使他们联合起来这一 点上，斯大林和高尔基的意见是一致的。
联共(布)中央在征求各方面意见和进行认真的考虑后，于1932年4月23日作出了《关于 改组文艺团体》的决议，决定解散无产阶级作家团体(“沃阿普”(注：《文学报》1993 年3月10日。)、“拉普”)，成立单一的苏联作家协会。5月7日联共(布)中央组织局决 定成立苏联作家协会筹委会，由高尔基任名誉主席，格隆斯基任主席。在这之后，开始 了召开作家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斯大林亲自抓这项工作，他和联共(布)中央其他领导 人曾先后4次在高尔基的寓所召开作家座谈会，向作家们说明中央的意图，征求作家们 的意见。代表大会原定于1933年6月召开，后因故推迟。筹委会的人事也有变动，格隆 斯基因病无法正常工作，其职务由法捷耶夫代理，尤金任责任书记。经过周密的准备， 最后代表大会终于在1934年8月17日开幕了。高尔基在大会开幕式上做了题为《苏联的 文学》的主报告，在大会进行过程中发了一次言，最后致了闭幕词。看来他的情绪是比 较高的。
不过他与斯大林也有过一些磨擦。上面曾经提到过，他坚持要布哈林做关于诗歌的报 告，斯大林很不高兴。此外，当时的反对派领导人拉狄克在会上做了题为《当代世界文 学和无产阶级艺术的任务》的报告，这大概也是根据高尔基的意见安排的，对此斯大林 也不会满意。但是斯大林从大局出发，违心地同意了。另一件事是关于作协领导机构的 人事安排问题。高尔基在大会开幕前的8月2日给斯大林写信，提出自己的意见。首先他 指出，当时任作协筹委会责任书记的尤金和《真理报》总编梅赫利斯是“一条路线的人 ”，尤金在《真理报》上发表《论共产党员作家》一文，说明他们想要组织一个集团， 对作协发号施令，而这个集团由于缺乏智力以及对文学的过去和现在极不了解，“无权 对文学实行真正的和必要的思想领导”。接着他对尤金的文章中提到的共产党员作家( 绥拉菲莫维奇、巴赫梅季耶夫、革拉特科夫、法捷耶夫、潘菲洛夫、维什涅夫斯基、利 别进斯基、丘马德林等)逐个进行了评述，认为他们不适于担任领导职务。然后他说， 文学家协会必须由最可信赖的有思想的人来领导，并附上了一个他认为合适的人选的名 单。这个名单没有找到，而在高尔基的档案材料中保存着一个作协理事会主席团和书记 处的名单，其中包括加米涅夫、卢波尔、埃德曼、米基坚科、弗谢沃洛德·伊万诺夫、 雅先斯基、吉洪诺夫、曼采夫、梅日拉乌克等人。高尔基还在信的末尾说：“即使所提 作协理事会组成人员名单被通过，我也要恳求免除我主持作协的工作，因为身体不好， 文学工作又太忙。我不善于做主持工作，更弄不清各个集团玩弄政治的狡诈手段。我作 为一个文学工作者带来的好处会多得多。我积累了许多题材，可是没有时间来写这些题 材。”(注：《苏共中央通报》1990年第5期第217～218页。)在大会即将闭幕时，高尔 基从日丹诺夫那里得知他所反对的那些人将进入作协理事会，便给联共(布)中央写信说 ，他了解那些人，知道他们善于制造内部纠纷，完全感觉不到他们是共产党员，也不相 信他们的真诚，因此拒绝与他们一起工作。他再一次请求不要让他当作协理事会主席。 (注：《文学报》1934年1月28日。)应当指出，高尔基对他提到的共产党员作家的评价 不能说是完全客观和公正的。这些人当中有杰出的作家，他们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点， 但是有着相当广泛的群众基础，因此把他们完全排除在作协领导机构之外，并不有利于 文学界的团结。后来大概经过协调，作协理事会吸收了高尔基所提名单中的多数人，同 时也把他反对的人(除利别进斯基、丘马德林外)列入，人事安排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 理事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高尔基为主席，他没有推辞。就这样，矛盾终于化解，苏联 文学界实现了大团结。
在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召开前后，文学界曾有过一场关于语言问题的争论。事情的起 因是这样的。国家文学出版社组织了关于潘菲洛夫的小说《磨刀石农庄》的讨论。潘菲 洛夫在发言中提到了苏联文学的语言问题，并且自负地说他使用的是“千百万人的语言 ”。高尔基认为潘菲洛夫滥用方言土语，在他的作品里文理不通的问题十分严重，便写 了《关于一次讨论》一文，对他的说法提出异议。(注：《文学报》1934年2月6日。)时 隔不久，《文学报》发表了绥拉菲莫维奇在《磨刀石农庄》讨论会上的发言，这位老作 家夸奖了潘菲洛夫，说“人们现在向潘菲洛夫的作品学习，将来还要根据它们来研究我 们的时代”。(注：《文学报》1934年2月14日。)高尔基见后写了《致绥拉菲莫维奇的 公开信》，坚决反对他的这种说法，并且认为他的发言不仅要抬高潘菲洛夫，而且包含 着一种明显降低文学质量的企图。高尔基在列举了所谓的“灵巧的作家”的一些充满“ 胡言乱语”的“产品”后提出，必须为肃清文学中的文字垃圾而进行无情的斗争，为文 学语言的简练明快而斗争，为正当的技巧而斗争，坚决反对降低文学的质量。(注：《 未知的高尔基》一书，第4辑，遗产出版社，1995年，第74～75页。)高尔基就语言问题 发表意见，符合他重视作品的艺术质量的一贯思想，但是他选定潘菲洛夫作为批评的靶 子却是另有原因的。据一位俄罗斯学者分析，这是因为30年代初高尔基介入了拉普内部 的派别斗争，支持阿维尔巴赫而反对潘菲洛夫，对潘菲洛夫没有好感。(注：《新世界 》1998年第9期第157页。)事实确实如此。高尔基曾在1932年1月25日给斯大林的信中赞 扬阿维尔巴赫“是一个非常聪明、极具天赋的人，他的才能还没有能得到真正发挥，他 还需要学习”，并且说“对他要爱护才行。”(注：《新世界》1998年第9期第168页。) 而在3月24日给斯大林的另一封信里对“潘菲洛夫——绥拉菲莫维奇集团”进行了批评 。(注：《新文学评论》1999年第6期第255页。)
高尔基在这场争论中设法争取斯大林的支持。他把下一篇争论文章《论灵巧》在发表 前送给斯大林审阅。这篇文章继续谈纯洁文学作品的语言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同时又着 重批评了剧作家维什涅夫斯基。斯大林在给高尔基的回信中说：“《论灵巧》一文需要 尽快发表。这些‘灵巧的人’，尤其是维什涅夫斯基之辈，应该敲打敲打。”(注：《 新文学评论》1999年第6期第260页。)这篇文章于2月28日同时刊登在《真理报》和《消 息报》上。接着高尔基又写了《论语言》一文。斯大林阅后只在“这种对文学的态度是 潘菲洛夫及其集团的其他好汉那样的教师和‘生活导师’教给青年的”一句中勾掉了“ 及其集团的其他好汉”这几字，(注：《真理报》和<消息报>1934年3月18日。)就交付 发表。《真理报》在发表这篇文章时加了一个相当长的编者按，表示“完全支持高尔基 为坚持文学语言的质量和进一步提高苏联文学而进行的斗争”，同时认为潘菲洛夫关于 苏联文学的“新语言”的议论“在政治上是幼稚的”，不应以此来掩盖“匆忙、马虎和 草率的写作”。(注：《第一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速记记录》，国家文学出版社，1934 年第5页。)日丹诺夫在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上代表联共(布)中央的讲话中专门提到了这 次关于语言的讨论，他说：“我们必须有艺术作品的高度技巧，在这方面，阿列克谢· 马克西莫维奇·高尔基在为文学作品的质量和为文明的语言的斗争中给予党和无产阶级 的帮助是异常宝贵的。”(注：《文学报》2002年3月27日～4月2日。)可见，这时斯大 林和联共(布)中央在关于语言的争论中是支持高尔基的。
潘菲洛夫在《真理报》的编者按发表后给高尔基写信，表示在语言问题上完全同意高 尔基的意见，不过否认他曾说过受到高尔基批评的那些话。他的信是在1934年4月23日 写的。可是到了9月，他在自己主编的《十月》上发表《论费解的简练》一文，重新挑 起争论。1935年1月他又在《真理报》上发表《致高尔基的公开信》，把高尔基对他的 批评称为“最坏意义上的训斥”。高尔基当即写了给潘菲洛夫的答复，他除了反驳潘菲 洛夫外，还对《真理报》的“多变”表示不解。《真理报》拒绝发表高尔基的答复。《 真理报》的这种出人意外的态度引起了许多猜测。有人说这是斯大林要教训一下高尔基 ，有人则说这是梅赫利斯知道高尔基在给斯大林的信里说过他的坏话，乘机进行报复。
从现在发表出来的材料来看，当年斯大林对潘菲洛夫的小说《磨刀石农庄》是肯定的 。1929年在《磨刀石农庄》第1部问世后不久，斯大林在会见乌克兰作家时提到了这部 小说，要大家读一读。据说1934年1月召开联共(布)十七大时，根据斯大林的命令，曾 把这部小说分发给代表们阅读。可是正好在这时高尔基对潘菲洛夫和他的小说提出了批 评，这就有意无意地拂逆了斯大林的意旨。显然斯大林是从政治角度肯定《磨刀石农庄 》的，因为它反映和宣传了农业集体化运动。可是有很高艺术鉴赏力的斯大林不能不看 到潘菲洛夫的小说艺术上的缺点，觉得高尔基的话是有道理的，如果让潘菲洛夫所代表 的倾向发展下去，就会影响别的年轻作家，有可能导致整个文学创作的艺术水平的下降 。另一方面，斯大林还考虑到，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即将召开，为了把这次大会开好， 需要同高尔基保持良好关系，因此决定在关于语言的讨论中支持高尔基。第一次代表大 会的召开总的说来是顺利的，但是如上所述，也发生过一些争执，斯大林想必对高尔基 的表现并不完全满意。不过现在没有材料能够说明潘菲洛夫在作家代表大会后是根据斯 大林的意思重新挑起争论的。但是他对高尔基说话很不客气，摆出一副有恃无恐的样子 ，而且他的致高尔基的公开信发表在《真理报》上，该报又拒绝刊登高尔基的答复—— 所有这一切使得一些俄罗斯学者作出这样的推断：潘菲洛夫的做法至少得到了斯大林的 默许，《真理报》发表潘菲洛夫的信和不发表高尔基的答复不是梅赫利斯个人的决定， 因为不经斯大林许可这位总编是绝对不敢这样做的。他们认为，斯大林想通过这种方式 提醒高尔基，今后并不是他的所有要求都能得到满足。这当然只是一种推断。不过从这 个事件中可以看出斯大林和高尔基在评价文学作品上的差异。斯大林作为一位政治家， 他虽然也看重作品的艺术性，但是首先考虑的是它的政治意义。而高尔基在注意思想内 容的同时，更注意作品的艺术质量。
1936年苏联文艺界曾有过一场关于形式主义的讨论。这场讨论是由肖斯塔科维奇的歌 剧《姆岑斯克县的麦克白夫人》引起的。这部歌剧由19世纪俄罗斯作家列斯科夫的同名 小说改编而成。小说写的是旧俄商人家庭的一起情杀案。肖斯塔科维奇在改编时把作为 凶手的女主人公写成一个值得同情的受害者。在艺术上歌剧作了大胆的尝试，有的场景 多层次的声部交错重叠，以急促喧闹的不协和音响加以渲染。歌剧于1934年初上演后， 受到广泛的好评。《真理报》等报刊曾刊登过赞扬的文章。可是1936年1月28日《真理 报》突然发表了题为《混乱代替音乐》的专论，对歌剧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说它的音乐 充满“刺耳的噪音”和“疯狂的节奏”，是“用左的喧嚣来代替自然的、人类的音乐” 。文章还指出，“苏联音乐中的这种倾向的危险是很清楚的。这部歌剧中的“左”的怪 现象与绘画、诗歌、教育学、科学中的“左”的怪现象具有同样的根源。小资产阶级的 ‘创新’会导致脱离真正的艺术和真正的文学”。于是在文艺领域里一场对形式主义的 批判开始了。《真理报》接着发表了《芭蕾舞的矫揉造作》(1936年2月6日)、《建筑中 的不和谐》(1936年2月20日)、《论乱涂乱抹的艺术家》(1936年3月2日)等文章。
关于这次批判的起因有这样的说法。1936年1月17日斯大林和其他领导人观看了作曲家 捷尔任斯基根据肖洛霍夫的小说《静静的顿河》改编的同名歌剧并作了肯定的评价。他 在会见作曲家、指挥和演员时对歌剧创作问题发表了看法，指出歌剧应广泛采用民歌的 曲调，形式上应该通俗易懂，技巧上应力求达到最高水平。就在这次会见时斯大林提出 了“形式主义是与人民格格不入的”这样的论断。梅赫利斯立刻行动起来贯彻斯大林的 指示，推出上述系列文章。当时苏联作家协会曾组织过关于形式主义的讨论。莫斯科作 家于3月10日和3月13日开过两次讨论会，与会者没有对这次讨论表现出多大的热情，有 的人弄不清形式和形式主义的区别。
高尔基看到《真理报》发表的《混乱代替音乐》一文后，便于3月上旬给斯大林写信， 把这篇文章的发表比作朝肖斯塔科维奇头上“砸了一砖头”。他说，他这样说指的是批 评的语气，不过他认为批评本身也是缺乏根据的。他还说，《真理报》的这种态度不能 说是爱护的态度，而肖斯塔科维奇作为当代最有才华的音乐家理应受到爱护。(注：《 文学报》1993年3月10日。)4月9日他发表了《论形式主义》一文，在文章里没有提到《 真理报》的专论，也没有提到具体的人的名字，只是讲述自己对形式和形式主义的看法 。从他的文章可以看出，他对作为“文学手法”的形式主义是并不赞成的。他说，他欢 迎这场争论，但是觉得“结束得太快了”，并且提出这场争论可以加深和扩大，把“关 于我们的行为形式的争论”也包括进去，“因为在我们的行为中可以看到某种使人莫名 其妙的东西”。他说这些话的目的大概是想说明这样一个问题：进行争论时应该让人们 畅所欲言，不能用简单粗暴的方法解决有争论的问题，应进行真正的讨论，不应搞形式 主义。在这场争论中高尔基又像在上述皮利尼亚克事件中一样，再一次提出应该以慎重 的态度对待人和爱惜人才的问题。
与此同时，高尔基对《真理报》在文艺问题上“变化无常”提出了意见。他在刚才提 到过的给斯大林的信中指出了《真理报》开头赞扬肖斯塔科维奇的歌剧后又狠批的不正 常做法。5月1日他在给斯大林的另一封信里指出了该报对斯维特洛夫的剧本《偏僻的外 省》的前后截然不同的态度。他说，这并不是“它在文学方面急剧改变看法的惟一事实 ”。他在信中没有明确提出一年多前《真理报》在关于语言的争论中对潘菲洛夫的态度 的改变，但是为了使斯大林清楚地知道他说的是什么，便又举出文学作品语言上存在的 问题，并以两部作品为例，一部是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另一部是 维尔塔的《孤独》。(注：《新文学评论》1999年第6期第291页。)斯大林在回信中说： “关于我国的年轻文学我同意这样的看法：它常常缺乏起码的文化知识。《孤独》和《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也不例外。同时应该说，我认为对我国文学来说这两部作品是重要 的和不可轻视的正面现象。奥斯特洛夫斯基的经历您大概是知道的。至于维尔塔，听说 他是一个年轻作家，初次发表作品，他的小说里的斯托罗日夫(富农)听说还要在第2部 里出现。”(注：《新文学评论》1999年第6期第295页。)这里斯大林回避了关于《真理 报》的观点多变的问题，只谈了对这两位年轻作家和他们的作品的看法，大概意在提醒 高尔基对他们的创作要进行全面分析。这里又一次反映出他们两人在评价作品时着重点 的不同。
三
高尔基是在1936年6月18逝世的。他从得病到去世的情况是这样的：5月27日他从克里 木休养地回到莫斯科，6月1日去看儿子马克西姆的墓碑，受了凉，引发了肺炎。6月3日 病情加重，著名医生进行会诊，采取积极的治疗措施。从6月6日起《真理报》开始发表 高尔基的病情公告。6月8日出现危象，注射大剂量樟脑后有所好转。斯大林和其他领导 人前来探望。6月10日夜，斯大林和其他领导人再次前来探望，被医生挡在门外，斯大 林留了如下便条：“我们夜里两点来看望您。听说您脉搏很正常(82次上下)。医生们不 让我们进来见您。只好服从。我们大家向您问好，向您表示衷心的问候。”(注：《新 文学评论》1999年第6期第296页。)在便条上签名的还有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斯大 林等人于6月12日再次前去探望。6月17日高尔基开始咯血，出现心力衰竭现象，处于昏 迷状态。6月18日上午11时10分去世。6月19日报上发表了医学结论，对病情和死因作了 具体说明。在高尔基逝世后的一段时间内，并没有人对他是正常死亡这一点产生和提出 疑问。
可是到了1938年在审判“右派—托洛茨基集团”时，却把高尔基说成是根据托洛茨基 的指示被谋杀的。曾任内务人民委员的亚戈达供认这个指示是由他执行的，而具体参加 这一谋杀行动的有高尔基的前家庭医生列文和莫斯科大学教授普列特尼奥夫、高尔基的 秘书克留奇科夫和亚戈达本人的私人秘书布拉诺夫，他们用错误的医疗方法，加速了高 尔基的死亡。而托洛茨基本人在高尔基刚去世时发表的《马克西姆·高尔基》一文中并 没有想到要就作家的死因做什么文章，只说“高尔基已感到没有什么话可说了，所以他 辞世了”，并且还“带着崇敬和感激之情”断定“这位大作家和大人物永远载入了开辟 新的历史道路的人民的史册”。(注：《托洛茨基回忆录》，社科文献出版社，1991年 ，第120、123页。)他在审判“右派—托洛茨基集团”后的1939年写的《约瑟夫·斯大 林》一文中改变了说法，他说，在进行审判的日子里，无论是指控还是供认毒死高尔基 ，“对我来说都是荒诞的凭空捏造”，可是“近来的消息和对情况所作的进一步分析使 我改变了先前的看法。审判中的一切并非都是谎言……并非所有的下毒者都坐在被告席 上。其中最主要的一个下毒者还曾用电话指挥审判呢。”他说的这个“最主要的下毒者 ”自然指的是斯大林。他还分析了斯大林要除掉高尔基的动机，说在国内不满情绪日益 增长的形势下高尔基已成为一个危险人物，无法使他保持沉默，又不能逮捕他、流放他 和处死他，因此假亚戈达之手以“不流血的方式”除掉身患疾病的高尔基，成为斯大林 的惟一选择。托洛茨基还指出，高尔基去世后有人怀疑是斯大林加速了这位作家的死亡 ，因此对亚戈达的审判“负有顺便为斯大林辟谣的使命”。(注：《托洛茨基回忆录》 ，第37～39页。)就这样，托洛茨基把指使者的帽子反扣到斯大林的头上。
1938年的这起所谓“医药谋害案”显然是错案，因此在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国内的正 式书刊已一般采用高尔基是正常死亡的说法。可是在国外的书刊上却不断出现各种否定 或怀疑高尔基是正常死亡的议论。1954年在国外出版的孟什维克杂志《社会主义通报》 在第6期上刊登了《是谁毒死了高尔基?》一文，文中说有一个名叫格兰德的德国女人在 劳改营里当过普列特尼奥夫教授的助手，记录了他对往事的回忆。教授说，斯大林给高 尔基送来了用一个漂亮的盒子装的有毒的糖果，高尔基自己吃了几块，还送给两个卫生 员吃，一小时后，3人都死了。这就把害死高尔基的方法具体化了。1966年安年科夫在 纽约出版的《各种会见的记录》一书中重复了上述说法，并认为普列特尼奥夫的话可信 。1968年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教授康奎斯特在《大恐怖》一书中肯定地说：“所 有的证据都证明，高尔基是非正常死亡。”1976年波兰学者格林格-格鲁津斯基在《大 陆》杂志第8期上发表《高尔基的七种死》一文，讲了关于高尔基之死的7种说法，其中 包括非正常死亡。女侨民作家别尔别罗娃在叙述高尔基的女秘书和事实上的第3位夫人 布德别尔格的生平的《铁女人》一书(1981)中说，把高尔基过去的疾病和久治不愈的肺 结核联系起来看，那么咯血、心脏活动减弱和肺炎似乎是他死亡的原因，紧接着又加了 一句：“如果不考虑到斯大林加速他的死亡的话。”可见她并不排除高尔基被害的可能 性。法国学者尼科在他1988年发表的《关于高尔基之死的问题》一文中认为高尔基有可 能是被害死的，不过他认为这个问题仍需作深入研究。
在苏联国内，关于高尔基非正常死亡的说法的流传始于80年代末。1989年初，洛吉诺 夫在《论据与事实报》上发表文章谈到了上述德国女人格兰德的回忆，不过他认为高尔 基是吃了斯大林送去的有毒糖果而死的说法是“主观的”，“没有文件可以证明”。接 着波诺马廖夫在《列宁格勒工人报》上著文谈亚戈达的沉浮时也说高尔基是被毒死的， 不过他吃的已不是有毒的糖果，而是糖渍水果了。此外还出现这样一种说法：根据普列 特尼奥夫的女秘书的回忆，普列特尼奥夫曾在劳改营里对她说过，人们眼见高尔基已无 治愈希望，便用枕头捂住鼻子和嘴把他活活憋死。这样或那样的说法还有一些。这些说 法经过某些富有想象力的好事之徒的渲染，通过新闻媒体传播开来，使一些人信以为真 。但是只要认真地考虑一下，就会发现它们破绽百出。就拿格兰德的回忆来说，这个德 国女人说她是在1948年听普列特尼奥夫说高尔基是吃了有毒糖果死的，可是普列特尼奥 夫早在1941年就已被处决了。再说，高尔基和两个卫生员一起吃了有毒糖果后死亡，居 然没有引起家人的注意，并且一直能把这件事掩盖起来，也很难令人相信。而高尔基的 孙女玛尔法说，她的爷爷根本不喜欢吃糖果。普列特尼奥夫的女秘书的回忆也纯属捏造 ，因为这位医生根本没有什么女秘书。因此以上的说法只不过是想象的产物，不值得认 真看待。
在俄罗斯学术界也有人赞同高尔基的非正常死亡说。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就是其 中之一。此人是一位语言学家和文艺学家，是著名作家、高尔基的朋友弗谢沃洛德·伊 万诺夫之子，1929年生。他在1993年几乎同时在《星》杂志第1期和《文学问题》第1辑 上发表了两篇内容相近的文章，前一篇叫做《高尔基的最后的日子之谜》，后一篇文章 用了一个非常醒目的标题：《斯大林为什么杀死高尔基?》从这标题来看，对文章作者 来说斯大林杀死高尔基已是不争的事实，他只是要说明这样做的原因。根据他的叙述， 斯大林之所以杀死高尔基，主要是由于高尔基希望反对斯大林的力量取得胜利，充当了 亚戈达与布哈林和李可夫的反斯大林联盟的中间联系人，同时又参与了讨论基洛夫和古 比雪夫两人的反斯大林计划。伊万诺夫在文章开头就声明，这是根据他个人的回忆(当 时他只是一个五六岁的孩子)和熟悉高尔基的人的口述写成的。奇怪的是，他作为一个 学者，居然在谈论高尔基之死这个严肃的问题时只凭道听途说，没有以任何事实和材料 作为依据。
另一位坚持高尔基非正常死亡说的学者是巴拉诺夫。此人专门研究高尔基的生平和创 作，而且还是高尔基的同乡。一方面他反对否定高尔基，批驳苏联“改革”以来出现的 否定高尔基的种种论调，肯定高尔基是一位伟大作家；另一方面他又全盘否定斯大林， 为了使高尔基不被扣上“斯大林分子”的帽子，便强调他们两人的关系逐渐从不和发展 成为对抗，最后斯大林“除掉”了高尔基。他还找到了根据斯大林的命令最后给高尔基 下毒的凶手，这就是上面提到过的布德别尔格，主要根据是在高尔基档案中发现的当年 照顾高尔基的护士切尔特科娃的以下回忆：布德别尔格在高尔基临终时不让任何人去看 他。切尔特科娃进去时，布德别贝尔格就揪她，把她轰出了房间。当切尔特科娃再次进 房间时，她看见布德别尔格站在窗口，前额贴着玻璃，突然跑到另一个房间，泪流满面 地倒在沙发上说：“现在我看到我已失去了他……他已不是我的了。”巴拉诺夫引用这 段回忆显然是暗示布德别尔格在把护士轰走后给高尔基下了毒。从80年代末以来，巴拉 诺夫发表一系列文章来说明高尔基与斯大林的关系和他对高尔基之死的看法，后来于19 96年出版了《洗掉油彩的高尔基——死亡的奥秘》一书，集中讲这些问题。这本书的一 个重要特点是作者从他否定斯大林的思维定式出发，对许多事情做了主观的猜想、推测 和想象，因此它正如在扉页上注明的那样，最多只能被看作一部“研究性小说”而不是 严肃的学术著作，缺乏必要的科学性。
在俄罗斯学者当中，还有一些人同意高尔基非正常死亡的说法，或者对他的死因有这 样那样的怀疑。尽管所有这些非正常死亡论者的说法相互之间有一些差异，但是他们的 看法大体上是相似的，这就是：高尔基与斯大林有矛盾，斯大林认为高尔基的存在构成 了对他的危险，因而最后把他“除掉”了。这么说来，现在的各种说法，如同俄罗斯女 学者斯皮里托诺娃所指出的那样，只不过是当年托洛茨基的说法的不同翻版而已。
如果说在以前关于斯大林与高尔基之间是否存在着严重对立的问题还难以作出判断的 话，那么最近10余年来随着各种档案材料的解密，尤其是随着斯大林与高尔基之间的来 往信件(据统计斯大林曾给高尔基写过17封信，高尔基给斯大林写过52封信)的发表，这 个问题已接近于解决了。如同上面已经说过的那样，高尔基在重大问题上支持斯大林， 赞成斯大林的方针路线，他们在某些文学问题上有过分歧，但是没有发展到严重对立的 程度。根据大量事实得出的这个判断非常重要，因为它从根本上推翻了斯大林要除掉高 尔基的说法。
同时应该指出，当年被指控谋害高尔基的医生列文和普列特尼奥夫早已平反昭雪。80 年代又对高尔基的治疗过程作了专家鉴定，得出的结论是诊断和治疗完全正确，用药完 全适当，这个结论发表在当时的《医学报》上。著名医学专家恰佐夫院士在其所著《诊 断学概论》一书中高度赞扬了为高尔基治病的医生的学识和医学思维。(注：《文学报 》1989年7月12日。)1992年秋，当年高尔基去世后被送到苏共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材料大 部分还给了高尔基档案馆。在归还的材料中包括高尔基的病历，其中逐日逐时地对病情 的变化和采取的措施作了详细的记录。(注：《文学报》1993年3月10日。)这份材料再 次证明了当年对高尔基病情的诊断和治疗都是正确的。
还有一点应该指出：高尔基逝世后立即进行了解剖。根据当时在场的克留奇科夫的叙 述，高尔基的两叶肺几乎完全“硬化”了，“令人无法理解他是如何活着和呼吸的”。 医生们见到这种情况甚至感到高兴，因为可使他们免受误诊的指责。(注：《文学报》1 989年7月12日。)克留奇科夫的这段话是在高尔基去世后一个多月由别人笔录的，想必 是可信的。解剖时高尔基的脑髓被送往大脑研究所保存。当时最著名的病例学家达维多 夫斯基对他的内脏器官作了病理研究，并在1937年在《结核病问题》杂志上发表了研究 的结果。这位教授还把这些内脏器官保存在他的教研室里，并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讲 课时不止一次地作为典型病例的标本向学生展示。如果高尔基是中毒而死的话，在解剖 时是不可能不发现的。
在高尔基逝世60周年前后，俄罗斯报刊上曾有过一场关于高尔基死因的争论。《文学 报》发表了一位名叫托波良斯基的医生的题为《高尔基是自己死的，还是被害死的?》 一文，文章列举事实说明这位作家是自然死亡，同时批评了巴拉诺夫等人的非正常死亡 说。巴拉诺夫当即进行反驳，两人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高尔基和斯大林 的关系问题。托波良斯基认为斯大林与高尔基之间没有分歧，因而不需要把高尔基除掉 ；而巴拉诺夫仍坚持认为斯大林对高尔基的政治立场不满，担心他在国外公开发表反对 意见，因而采取措施加速了他的死亡。他们两人的观点有一个共同之处，即都全盘否定 斯大林，不同的是前者在否定斯大林的同时也对高尔基采取批判态度，用讽刺的口气称 他为“斯大林的崇拜者和忠实战友”、“苏维埃显贵”和“文学的将军”，说他“爱记 仇”等等。而后者如上所述，竭力要把高尔基与斯大林分开来，说他口头上虽说了一些 赞扬斯大林的话，做了一些支持斯大林的事，但是内心是反对的；说他在与斯大林交往 中善于使用手腕，并且称他是一位“高明的外交家”等等。巴拉诺夫这样做似乎是为了 在高尔基遭到许多人攻击的情况下恢复他作为伟大作家的名誉。实际上巴拉诺夫采取这 种做法是无法达到这个目的的，因为第一，他编的故事违背了历史事实，不会有多少人 相信；第二，他对高尔基的言行的描述也违背了这位作家性格的真实，他笔下的高尔基 是一个被他重新抹上油彩的高尔基。他把高尔基几乎写成具有双重性格的人，这并不是 对高尔基的颂扬，而是一种贬损。现在许多事实都对正常死亡说有利，看来这个问题已 到了该画句号的时候了。
斯大林和高尔基，一位是对20世纪俄国历史和世界历史进程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政治家 ，另一位是对俄罗斯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的作家，这两位巨人在上世 纪20年代末走到了一起。他们虽然经历不同，性格迥异，但是由于对一系列重大的社会 政治问题和文学问题有相同或相似的看法，便相互支持，成为关系相当密切的朋友。从 那时起，共同的事业把他们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然而把高尔基看成在所有问题上 都支持斯大林的盲目追随者，那是把问题简单化了，是不符合实际的。他们都有各自独 特的个性，看问题的角度有所不同，在某些问题上出现过分歧和发生过争执，这是事实 。不过也不能因此而否定他们之间的友谊，甚至断定他们是相互对立的。至于他们在某 些问题上发生分歧时究竟谁是谁非，需要再作进一步深入研究后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
戈尔巴乔夫实行“改革”后，苏联国内再次掀起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浪潮。高尔基也 跟着遭殃，他遭到了许多人的攻击和谩骂。现在有人提出要为高尔基恢复名誉，这是值 得欢迎的。但是由于他与斯大林的特殊关系，因此只有在对斯大林及其实行的方针路线 有一个客观公正的评价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做到这一点。
注释：
(18)注：《新世界》1997年第9期第1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