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创新”还是理论倒退？——再评张一兵的“思想构境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理论论文,思想论文,张一兵论文,构境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09）10－0005－11
我的好友张一兵教授把他新近提出的“思想构境论”称作是“在提倡创新时代”的“哲学创新”。思想构境论到底是创新理论还是表现了理论上的退步？这是学界值得关注的一件事。我曾在《一种主观主义的解释学理论——评张一兵的“思想构境论”》（以下简称《评》，发表在《学术月刊》2009年第7期）一文中指出：思想构境论是一种主观主义的解释学理论，是解释学上的一种倒退。对于我的批评，一兵在《“思想构境论”想说明什么？——答王金福》（以下简称《答》）一文中说，他已经超越了解释学的视野，是我“生拉硬拽”地把他拉回到解释学的视野中来，我的批评是“非法的”。我写《评》文时，没有想到一兵会否认自己的解释学视野，因此没有去说明他的理论的解释学视野，只是直接地指出一兵思想构境论作为解释学是一种主观主义的理论，对他所涉及的其他一些解释学观点也没有进行评论。此外，当时的批评还仅限于解释学的视野内，对思想构境论作为哲学的理论观点没有提出批评。因此，我觉得有再评他的思想构境论的必要，以揭示一兵极力否认的思想构境论的解释学视野，更主要的是，揭示他在解释学和哲学上的理论倒退。
一、“思想构境论”的解释学视野
我原指望，一兵在《答》文中能指出我对他的解释学基本立场的误解，或批评我的解释学立场。没想到，他通过否认他有解释学视野而避开了在解释学这个平台上的理论交锋。
在本文中，我将用他的文本事实证明：是他自己在解释学的视野中讨论问题、发表看法，而不是我把他拉回到解释学的视野中来。
视野，是我们看问题的一种界域、一种角度、一个窗口。我们只能在一定的视野中看问题，没有视野，就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不能说。对某一问题的研究，可以在多种不同视野中进行，例如，马克思主义研究，就可以在阅读理解、思想史、认识论、价值观、解释学等多种视野中进行，在不同的视野中，提出和解决不同的问题。一兵的思想构境论，涉及多种不同的视野，如解释学的视野，认识论的视野，历史观的视野、逻辑学的视野等等，因此，也就可以在不同的视野中来评论它；我的《评》文，主要是在解释学视野中来评论它。在本文中，解释学仍然是我的主要视域，此外，还将涉及历史学、逻辑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等等的视野。
什么是解释学的视野呢？解释学的视野是一种学科视野，一种研究的对象域、问题域。解释学（也称释义学、诠释学等）是一门以文本理解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它可以简单地规定为关于文本理解的学说。解释学主要的术语、范畴有：理解（阅读、解读、解释、诠释、释义）、误解、前理解（前见，先见，先知，偏见）、文本、作品、作者、读者、意义（含义、意蕴）、话语、言说、能指、所指、语境、视界（视域、视野）、间距（远化、疏异化）、解释学循环，等等，其中，“理解”是解释学的基本范畴。解释学在研究理解时，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如：什么是理解？什么是文本？什么是文本的意义？什么是间距？什么是解释学循环？理解的目的是什么？理解需要什么样的条件？文本的意义是谁赋予的，是作者还是读者？文本有自身固有的意义吗？文本的意义是固定不变的还是历史地变动的？正确理解可能吗？理解和文本意义有同一性吗？正确理解的标准是什么？理解是相对的还是绝对的？如果理解是相对的，相对理解是否包含绝对的成份？作者和文本的关系怎样？作者和读者的关系怎样？读者和读者的关系怎样？理解有哪些方法？等等，这些问题都是解释学问题。解释学的基本问题是理解和文本意义的关系问题。谁对“理解”提出问题和发表看法，谁就进入了解释学的视野，而不管他是否使用“解释学”这一术语。
一兵的思想构境论用解释学的术语、范畴提出和表达了对理解问题的看法，就进入了解释学的视野。
第一，一兵说，思想构境论是一种“文本解读模式”，是文本解读的“方法论”。这就是说，思想构境论把文本解读即理解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这样，他就在研究的对象域上进入了解释学的视野。
第二，一兵使用了解释学的术语、范畴，如理解（阅读、解读、解释、诠释、阐释）、文本、意义、前见、语境，话语、言说、复原（复现、绽现、逼近、逼真、重建）、间距、误解，等等。这样，一兵就在术语使用上、在理论范畴上进入了解释学的视野。
第三，一兵对一系列的解释学问题发表了看法，表达了解释学观点，如：
关于理解的对象，一兵肯定理解是一种对象性的活动，理解的对象是文本。
关于文本，一兵说：文本“是一种关系性的存在”[1][P52]。“根本不存在离开了读者的文本。”[1][P52]“这类文本（拟文本）本身就是被建构出来的，因为它们本身不存在”，是由编辑、出版者“人为地建构”起来的[]。“马克思和列宁的批注集从解释学的立场和原初语境来看是既存在又不存在的。”[2]
关于文本的意义，一兵说：“我承认，文本本身在生成的过程当中，文本本身原初意义域的客观存在的确是不可能被否定掉的。它的作者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针对特定的思考对象，经过他所背负的某种可以言明和非言明的理论构架，有意图和亚意图地建构起特定的意蕴语境。在一定的意义上说，这个语境就作者本人来讲当然是客观存在的。”[2]文本的意义一部分是由作者赋予的，另一部分是后来生成的：“它（文本的某种意义）只是生成文本以后才可能意外地‘客观存在’的。”[2]
关于理解的目的，一兵说：“对马克思思想的深入理解才是学术研究的目的本身。”[1][P50]“阅读不是为了还原，而是指向创造性的生产。”[1][P50]
关于理解的本质，一兵同意巴特的一个观点：“文本阅读的本质不是还原，而是创造性的生产。”[1][作者的话”P10]
关于读者的理解与文本的意义或作者的思想的关系，一兵说：对“普通读者”来说，“他们在面对经典文本时，囿于自身的知识背景，很难超越这个层次（指‘符号文本层解释’这个‘初级层面’）而进入对文本深层意义的理解境界。”[1][P51]“还有不少学者对《回到马克思》进行了深入的解读和中肯的批评，他们多少是读懂了我的文本的一些基本观点并深刻地捕捉到了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1][P50]“在过去的研究中，我们过多地把自己的理解强加在历史文本之上，当我们拼命坚持说‘马克思认为’、‘列宁的辩证法’或‘海德格尔主张’，并试图为自己的理解和认识争取真理霸主地位而吵得面红耳赤时，我们都没有觉察到，这些观念不过是我们让文本在当下语境进行我性言说的结果，而非对象文本语境的真实绽出。所以，在这一次对列宁‘哲学笔记’的研究中，我首先自觉地放弃把自己的主观认识直接等同于列宁原初观念的幻觉……也承认这种心得性文本的原初语境绝对还原的不可能性。这样，我只能依据已经成为历史的不在当下言说的文本及其所有可能的征候细节，重新建构出我所理解的列宁的思想之境。”[1][P10～11]“通过思想构境论所营造的研究情境，列宁的思想实验将呈现为一个真实而复杂的功能性变换逻辑空间，最重要的是，这个逻辑空间并不直接来自列宁，而是由我——当下的解读者——所建构的模拟性的理论逻辑之境。”[1][P44]“连我——此文本的原作者都很难完全复现文本的原初语境，或者说很难还原属于这个文本的历史性视域，就更不用说（其他读者）了。”[1][P47]“文本作者尚在当代，处于同一个时代背景、同一种文化情境和语言系统中的人们在面对其文本时时就已经出现了这样的情形（指读者的理解‘再现的东西大多是重新构建和诠释的文本思想’），倘或面对远距时空、另一种文字系统中的文本时，读者与作者思想构境之间的鸿沟自然就更加难于超越了！解读已经是思想的重新拟现和再构境，而非对原初语境的还原。”[1][P51]“换句话说，每一种文本诠释，其实都是读者以文本的名义进行一种当下性的为我式言说，而非对象性文本语境的真实绽出，甚至在历来以史料客观性为追求的文献学研究中，情况同样如此。”[1][P52]“与原先的文本学解读不同，我不再口口声声宣称列宁哲学的思想逻辑就是什么，而是小心翼翼地指认这种今天由自己生产出来的本质为模拟的思想构境。也因此，我也真正做到了内心中的诚实和学风上的踏实。我的就是我的，别硬说是他人的。”[1][“作者的话”P12]等等。
关于理解的性质，一兵肯定理解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但相对的理解中是否包含着绝对的成份？正确理解是否可能？一兵存在着相互矛盾的看法，这种矛盾性我将在本文的第三部分加以说明。
这样，一兵就在理论观点上进入了解释学的视野。
总之，是一兵自己探讨了文本阅读（理解）这个对象，用解释学的术语、范畴对理解问题发表了意见，怎么能说他不在解释学的视野中讨论问题呢？他可以不同意我的解释学观点，但不能批评我把他拉回到了解释学的视野。如果我批评一兵的“我不想直接指认马克思那个关于‘龙种’与‘跳蚤’的借喻”这个说法[33][“序言”P8]有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地方，他可以不同意我的历史学观点，说思想不必去符合历史事实而是去构建、创造历史事实，但不能批评我把他拉回到了历史学的视野。如果我批评一兵“斯大林教条主义的深层语法结构”这个说法[1][“作者的话”]从语法学上来说是不正确的，一个民族的语言的语法结构与“主义”无关，一兵可以不同意我的语法学观点，说表达不同“主义”的语言有不同的语法结构，但不能说我硬把他拉回到了语法学的视野。我在后面将批评一兵在逻辑上是混乱的，他总不至于说是我“生拉硬拽”地把他拉到逻辑学的视野中吧？
在和一兵的一次十分仓促的交谈中，他说：你自己对“解释学”作了一个规定，并且认为自己的定义是正确的，然后把我讨论的问题拉入到你自己定义了的解释学中去。这一批评没有道理。一，一切概念的含义都是作者规定的，概莫能外。我们不应批评一个作者自己规定了概念的含义，倒是应当批评一个作者没有清楚地规定自己概念的含义。我就决不会去批评一兵自己规定了“思想构境论”等概念的含义，倒是批评他的有些概念不够明确、一贯。二，任何作者都认为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不然他就不说了。例如，一兵当然认为自己的思想构境论是正确的，是“哲学创新”。我们不应批评一个作者认为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倒是应当批评一个作者连自己都不相信自己所说为真，或者批评他的观点实际上是不正确的。一兵可以批评我对解释学的看法是不正确的，但不能批评我认为自己对解释学的理解是正确的。我就没有批评一兵认为自己的思想构境论是正确的，而是批评他这种理论实际上是不正确的。
一兵否认他有解释学视野，确实是与他对“解释学”的模糊的和错误的理解有关。他有时不是把解释学理解为一门学科，而是把它看作属于“追求逼近和逼真”的“现代性思维”方式。按此理解，一兵既然已经超越了“追求逼近和逼真”的“现代性思维”方式，他当然也就超越了解释学的视野。然而，一兵的“解释学”概念是不科学的。一，解释学在其历史发展中存在着许多不同的学派、观点、思维方式，不应当把解释学看作就是某种观点、思维方式，例如看作是“现代性思维”方式，而应当把解释学理解为一门有共同研究对象的学科。二，解释学并不都“追求逼近和逼真”。近代解释学追求逼近和逼真，现代解释学中也有追求逼近和逼真的，而现代“哲学解释学”特别是后现代主义解释学却放弃了对逼近和逼真的追求。无论是追求还是不追求逼近和逼真，都是对理解问题的一种看法，都是解释学理论。
在解释学视野中评论一兵的思想构境论，我不是唯一的人，也不是第一个人。一兵自己在《回到列宁》一书的扉页上登载了特瑞·卡弗的一个评论：《回到列宁》一书“无疑是对解释学理论的推进作出了直接的贡献。”一兵如果不同意卡弗的评价，那他就应当在《回到列宁》一书中指出这一点，可以把马克思评论俄国学者米海洛夫斯基的做法（把马克思针对西欧国家历史发展道路的看法变成“一般历史哲学”公式）时所说的话转送给卡弗先生：“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或者利用答复我的批评的机会在《答》文中说：“不仅是王金福，而且在他之前还有卡弗，都‘生拉硬拽’地在解释学的视野中评论我。”可是一兵并没有这样做。当卡弗赞扬他推进了解释学理论时，他默认了自己的解释学视野；当我批评他在解释学上倒退时，他却否认他有解释学视野！他把“推进解释学”看作是他的“荣誉”，而把我的批评看作是对他的“侮辱”。好话总是爱听，忠言难免逆耳。
一兵在我批评他的解释学观点后否认他有解释学的视野，这可能是一个聪明的做法，也可以说是无奈的选择。他自己明白，一旦承认他的思想构境论的解释学视野，在解释学的视野中看问题，那只能承认我对他的批评是对的，他是错的①，他自己所说的理论立场的“后退”就成了真正的倒退。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他不可能公开承认自己在哪个理论领域持主观主义的立场，不可能公开为主观主义辩护。通过否认自己有解释学视野，就可以避开在解释学上的正面交锋，以便掩盖、保护他在文本解读理论即解释学上的主观主义立场。
二、“思想构境论”没有推进解释学
一兵在《答》文中说，“他（王金福）如果不把我的‘构境论’放到他自己的逻辑立场和理论视阈中重新油炸、重新编织，然后甚至给我扣上一顶很高的、和他的逻辑话语相关的帽子，他就没办法往前说。”他的话在下述意义上是正确的：我只能看到和言说自己视野中的东西。但不只是我，每个人都这样！有些人的视野狭窄些，有些人的视野宽广些；既不可能有无视野的人，也不可能有全视野的人。视野狭窄的人，在他的视野范围内也可以有一孔之见，也会有真理的颗粒；最大的学问家，也会有视域盲点，也会有不明处。像恩格斯这样伟大的思想家，在自然科学方面经过了八年的“脱毛”过程，在批判杜林时，也还希望专业自然科学工作者能对他在自然科学方面所说的可能不当的话表示谅解。他也“向鸭嘴兽道歉”过。一兵的研究视野是宽广的，他极其勤奋，眼光敏锐，在科学研究上有很多贡献，是值得敬佩的学者；但他也会有不明处（这说不上是缺点），解释学这一领域可能就是他的不明处。如果他只是在涉及多少不熟悉的理论领域有偶尔表达上的不当甚至有个别观点的错误，我们理应表示谅解，不必吹毛求疵；我们每个人都会犯同样的错误，对于诚实的科学工作者来说，纠正这种错误并不困难。但当他把包含重大理论错误的思想构境论当作“哲学创新”贡献给世人时，当他以为自己“对解释学理论的推进作出了直接的贡献”时，对他的理论提出批评就不能算是吹毛求疵了。即使思想构境论真是创新理论，我的批评也不是无益的，它能激励一兵坚持这种理论，同时修正、发展这种理论。
卡弗说一兵推进了解释学理论，这一评价是不恰当的。思想构境论的基本的解释学立场是主观主义，这是一个重大的倒退。但是，即使有这一倒退，他也还可以在解释学的其他问题上有所创新、有所推进，“哲学解释学”就是如此。而一兵在退向主观主义时，并没有同时在他涉及的许多解释学问题上推进解释学，相反，他的许多解释学观念是陈旧的、落后的、混乱的、错误的。在解释学上，正是一兵自己没有“往前说”。
（一）一兵不是去科学地说明解释学而是拒绝回答什么是解释学。当我问他“那你认为什么是解释学？”时，他说：“我拒绝下定义！”我又问他是否知道利科尔对解释学所下的“暂行定义”，他不屑地说：“利科尔的东西是杯白开水！”一兵不满意白开水，那就该给我们一杯浓茶、一杯烈酒，对解释学作出比前人和我更科学的说明。但他什么也不给，什么也不说。他不“往前说”。
（二）如前已经指出的，一兵混淆了学科和学说的概念，把作为一门学科的解释学和作为某种学说的解释学相混淆，因不同意某种解释学理论而否定解释学这门学科。
（三）一兵说思想构境论是一种文本解读的“新方法”，从表述上说，是解释学上的一个退步。解释学经历过一个从方法论向“本体论”的转折，这一转折包含着一个重大的进步，就是从对方法的崇拜转向对理解本身存在条件、性质的关注。崇拜方法是近代解释学的特征，是与它们追求绝对的逼近和逼真的价值取向相联系的，而“哲学解释学”特别是后现代主义解释学不再追求逼近和逼真，因而也就放弃追寻正确理解的方法。伽达默尔一再强调，他的解释学不是方法论的。一兵既然放弃了追求逼近和逼真的思维方式，就不应当再去寻找正确理解（也就是逼近和逼真）的方法。不想过河，就用不着搭桥或造船。一兵的思想构境论实际上不是方法论的而是“本体论”的，因为它主要是对理解本质的一种看法。因此，我说它在表述上不恰当。一兵如果理解了解释学上从方法论向“本体论”转折的进步意义，如果他真的放弃了追求逼近和逼真的理解目标，他就不会把自己的思想构境论表述为“方法论”了。
（四）一兵说：“特殊的对象性，即由于以列宁为主体的整个文本是笔记型和拟文本的，才会导致了我在方法论上的变化。”[2]强调特殊的对象有特殊的解读方法，也是解释学上的一个退步。解释学的萌芽形态即“专门解释学”，才强调解读方法与特殊对象的联系。近代解释学已经进展到了“一般解释学”，提供对所有文本的理解都适用的技巧或理论。实际上，一兵的思想构境论是一种普遍的文本解读理论，他没有必要强调这一解读理论与特殊文本的联系。强调思想构境论的特殊对象性，会降低他的理论的“哲学创新”意义。
（五）一兵在论证文本意义不能完全复原时搬出“作者”，说连作者都很难完全复原文本的意义，更不要说其他读者了，这里隐含着一个错误的观念：作者对文本具有优先的解释权。解释学在其发展中已经克服了这一错误观念。一方面，“文本一经产生，作者就死了”，他不再能以作者的身份解释自己的作品，面对自己的作品，他不过是个读者而已，并不享有优先的解释权。另一方面，读者有时可以比“作者”更好地理解他的作品。要证明文本意义的不能完全复原，根本用不着搬出作者，而且也搬不出作者。“哲学解释学”就没有这样做，它从考察理解的历史条件性（“前理解”、语言、间距、解释学循环等）人手，远比一兵更有说服力地证明了理解的主观性、相对性、历史性、开放性。
（六）把列宁没有说出来的思想活动看作是“拟文本”，看作是理解的对象，是不对的。一兵说：“再回到金福讨论的语境中来，这些拟文本在他所主张的解释学语境中是不存在的。”“这个问题与金福所说的解释学的前提是根本矛盾的。”“在我们阅读和理解它们（‘拟文本’）的时候，解释学的逻辑本身就成了非法的。”[2]如果“拟文本”是指列宁的读书笔记，那么，“在解释学的语境中”，在“金福所说的解释学”中，它们是作为文本存在的，“解释学的逻辑”没有问题。狭义地说，一切用文字书写表达精神的作品，就是文本。广义地说，一切表达精神的符号就是文本。而当一兵说这些“拟文本”在解释学语境中是不存在的时，他的“拟文本”就不单是指列宁书写的读书笔记，而是还指列宁读书时的思想过程。列宁读书时的思想过程，在我“所主张的解释学”中当然不是看作为文本的，而在一兵的思想构境论中，它却是作为“拟文本”存在的！没有写出来、说出来的思想，谁也不知道，谁也不可能“阅读和理解它们”。一兵有本事“阅读和理解”只在列宁头脑中存在的思想过程，这正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创新”！
（七）一兵把文本的意义看作是变动的（“金福的问题是设想了一个存在在那里的不变的东西”；文本的有些意义是在“生成文本以后”、在“事后”才形成的；文本意义不是一个锁定的、封闭的空间，等等），这一观点在当代虽然很流行，但却是错误的。某人的思想是变动的，读者的理解也是变动的，但文本的意义不可能是变动的。文本的意义是文本符号所代表的、传达的作者的思想，文本一经产生，文本的意义就“锁死”了，一千年不变，一万年不变。
（八）一兵把“文本的意义”看作是“客观存在”（“文本本身原初意义域的客观存在的确是不可能被否定掉的”），至少在表述上是不恰当的。一兵批评我“设想了一个存在在那里的不变的东西”，可是一兵在什么地方看到我把文本的意义看作是“一个存在在那里的东西”？与一兵的“主观构境”所“设想”的相反，我很自觉地不把“文本的意义”看作是“一个存在在那里的东西”！我曾指出，如果“存在”不是物质存在（包括物质的属性等）就是精神存在，再没有别的存在，那么，“文本的意义”就既不是物质存在，也不是精神存在，它根本就不是存在！一兵把文本的意义看作是“客观存在”，我理解他的意思是说作者在写作文本时确实有“原初语境”，这是对的，但他的表述不恰当，“客观存在”这个用语使人误以为文本的意义是一种存在。一兵要推进解释学，他就应当去科学地说明什么是“文本的意义”、“文本的意义”与“存在”的关系。
（九）一兵在谈到重读自己的《回到马克思》一书的情景时说：“……这些由文字与句段构成的理论和观点才能真正重新激活……”[3][P47]这一说法有不正确的地方。“理论和观点”“由文字和句段”表达，而不是“由文字和句段”构成。“文本的意义”并不是“文字和句段”这些物质存在，所以“文字和句段”不构成文本的意义。同样的“文字和句段”，可以表达不同的“理论和观点”；而同样的“理论和观点”，也可以由不同的“文字和句段”来表达。
（十）一兵没有搞清楚文本的意义和作者的意图的关系，实际上还是不懂得“文本的意义”。他在《答》文中批评我对“文本意义”的客观性的理解“可能略微简单化了”，“而我的考虑可能更复杂一点”。怎么复杂法？他有两种不同的表述。一是文本的意义（“原初语境”）由“意图”和“亚意图”构成；二是文本的意义由“原初语境”和“事后发生的”意义构成。这两种说法都不正确。文本的意义不等于作者的意图。一是作者的意图是一种精神存在，是头脑中的存在，而文本的意义只是指文本传达的作者的思想，不是精神存在。二是，就文本传达的作者的思想（实现了的意图）而言，文本的意义也不等于作者的意图。文本传达的作者的思想，有些是作者自觉意识到要表达的，有些是作者无意识地表达的。“亚意图”还是意图，不应当用“亚意图”这个说法，应当用“非意图”这个说法。作者的有些意图会得不到实现，没有实现的意图不构成文本的意义。至于说文本的一部分意义会在“事后发生”，这就更错了。“事后发生”的是读者的理解，而不是文本的意义。作品一经产生，文本的意义就确定了，不可能再有什么变化，既不能减少，也不能增加。
（十一）一兵说：“这些思想史的史实，似乎是在一种摆脱了斯大林教条主义意识形态构架之后的童真之眼中被重新看见的。”[4]赞赏“童真之眼”，这在解释学上是落后的、错误的。近代解释学把“偏见”看作是妨碍正确理解的东西，“哲学解释学”则为“偏见”正名，把“偏见”称之为“前理解”，并看作是理解的根本条件，没有“前理解”，理解就不能发生，不能看视，而不是看得更清楚。“童真之眼”就是没有“偏见”，没有“前理解”，但也正因为如此，“童真之眼”不能“看见”，不能“构境”。一兵赞赏“童真之眼”，实际上就是退回到了近代解释学的某种立场，比起“哲学解释学”来，是一种倒退。
（十二）一兵没有区别“理解”和“认识”。就我所知，解释学史上没有人自觉地把“理解”和“认识”区别开来，这就为后来的解释学的哲学化和哲学的解释学化提供了通道。我曾坚决地反对解释学的哲学化和哲学的解释学化。我曾指出，解释学的哲学化和哲学的解释学化对解释学和哲学来说都是一种倒退。解释学的哲学化是解释学的越界，是解释学超出自己的对象域，同时是哲学的唯心主义化，因为解释学必须通过历史唯心主义这座桥才能越界而成为哲学。哲学的解释学化是哲学的退缩，放弃一般世界观（所谓“本体论”）而退缩到单纯历史观的领域以便巩固唯心主义。要防止解释学的越界和哲学的退缩，必须把“理解”和“认识”区别开来。理解和认识，是不同学科的研究对象，理解是解释学的研究对象，认识是认识论的研究对象。理解和认识，是人们不同的精神活动。理解的对象是文本，认识的对象是存在；理解的任务是把握文本的意义即文本符号所代表的作者的思想，而认识的任务是把握对象作为存在的属性、联系、规律；理解是一种思想交流，认识是反映；理解是把握他人对对象的认识，认识是认识者自己对对象的把握；理解正确性的标准是文本，认识正确性的标准是实践，等等。一兵由于没有把理解和认识自觉地区别开来，实际上也把解释学哲学化了，把哲学解释学化了，他的思想构境论既是他的解释学，同时也是他的哲学。
（十三）一兵也没有区别“欣赏”和“理解”。解释学史上，也没有人把“理解”和“欣赏”自觉地区别开来，“欣赏”就成为“哲学解释学”和当代一些解释学家用来攻击理解的“客观性原则”的重要炮弹，因为欣赏确实没有“客观真理性问题”。一兵也拣起了这颗旧炮弹，在《答》文中，他以欣赏为例来证明理解不是复原。要防止解释学上的主观主义，必须说明欣赏和理解的区别。欣赏是美学的研究对象，理解是解释学的研究对象。理解和认识一样，都言说对象，而欣赏却不言说，是一种心理体验。理解和认识都言说对象，所以都有一个对错的问题，欣赏不言说对象，所以没有对错问题，只有低俗和高雅之分。因此，决不能用欣赏没有“客观真理性问题”来否认理解和认识具有“客观真理性问题”。
（十四）一兵把理论重点仍然放在反对绝对主义方面，这在解释学上也已经落后了。近代解释学有一种绝对主义的倾向，表现为把完全复原作为理解的目标并因此注重方法论的研究。“哲学解释学”正是在反对近代解释学的绝对主义倾向中产生的，就反对绝对主义而言，“哲学解释学”是一个进步。但它在反对一个倾向时，产生了另一个倾向——主观主义的、相对主义的倾向，这一倾向为后现代主义解释学发展了，并成为当代解释学中的主流的倾向。马克思主义理解运动中，过去和现在都存在着绝对主义的倾向，继续批判这种倾向还是有意义的，但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解运动中还出现了另一种倾向——相对主义的倾向，如主张马克思主义是多元的、没有“本来的马克思主义”、强调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意义的“开放性”（变动性）、理解的目的只是应用而不是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把“让马克思走入当代”和“回到马克思”对立起来、反对追问和争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等等，这一倾向同样严重危害马克思主义理解运动，也需要反对。一兵反对绝对主义是对的，但对相对主义，只是说要“警惕”，没有做具体深入的工作，而且他的思想构境论的主要倾向就是相对主义。
（十五）一兵在解释学上没有很好地贯彻辩证法。一兵是十分重视和深刻地了解辩证法的，但令人不解的是，他的辩证法在理解问题上失效了。他否认理解与对象的同一性，认为理解和文本意义之间有“难以（不可）逾越的鸿沟”，把理解的相对性绝对化，否认相对的理解中包含着绝对的成份，否认正确理解、还原的可能性。在没有自觉贯彻辩证法的情况下，一兵在反对绝对主义的时候产生了相对主义的倾向。
三、“思想构境论”退却时的徬徨
一兵在解释学、认识论、历史观上实现了从客观性立场向主观性立场的退却。然而，他的退却并不是坚决的而是徬徨的。“理论倘不彻底，逻辑立场势必含糊不清。”[1][P49]这是他对自己写作《回到马克思》时的理论逻辑矛盾的自我评价。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据他自己说是选择了一种照顾读者的写作策略：当时，“在方法论上，虽然我已经深透了解了后现代文本学的观念，但仍然坚持采用这种基于现代性的哲学解释学语境的文本解读方法。我当时觉得，对这样一种写作策略的选择十分重要，因为我希望自己在书中表达的观点和思路能让大多数国内同行和读者理解。”[1][P49]写作《回到列宁》时，他大概不再“希望自己在书中表达的观点和思路能让大多数国内同行和读者理解”了②，因而可以避免逻辑立场的含糊不清了。可是实际的情况怎样呢？我只能说，比起以前的理论来，他现在的理论更加不坚定、不彻底，逻辑更加含糊不清，他的理论立场是矛盾的、动摇的、犹豫的、妥协的、折中的。
（一）总的来说，在研究问题时采取矛盾的理论立场，必然使得这种理论具有折中、模糊、动摇、妥协的特征。作为“中国新一代马克思主义者”，一兵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立场。但同时，他又要“后退”，进入到后现代主义的理论立场。此外，他在解释学上还具有各种解释学学派的理论因素。这样，他的哪一种理论立场就都不是彻底的。一兵是“脚踩两只船”，摇来晃去。这也是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征——既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立场，又有某种西方理论的立场。
（二）一兵反复声明，他是忠于马克思的；但同时，他又坚持“阅读（以及认识）的本质是创造而不是还原”这样一个观点，两者是不能相容的。忠于马克思，就要在世界观上坚持客观性原则，承认研究对象不依赖于研究者的意识而存在、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人的思维有一个客观真理性的问题、人们只能在实践中解决自己思维的真理性问题。马克思没有解释学（就作为一门学科的理论而言），但他有理解实践，在理解实践中，他是自觉地忠于原著精神的。在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看问题，我们只能说：创造和复原不是完全对立的、排斥的，而是同一思想过程的两个方面：理解是创造，同时是复原；认识是创造，同时是反映；历史研究是对历史的重建，同时是历史事实的复原。而一兵的思想构境论却说：思想只是创造而不是复原。在他那里，“创造”和“复原”是完全对立的、排斥的、不相容的。马克思主义求真，而思想构境论却宣布：一切所说不为真，也不为假，无所谓真假。我真不知道一兵的思想构境论如何能与他要忠于的马克思主义相协调。
（三）宣布忠于马克思，这在逻辑上就是和思想构境论相矛盾的。忠于马克思，前提就是要“读懂”马克思、“深透了解”马克思。而思想构境论却说，马克思的思想不能在读者的理解中还原，我的思想只是“我的”，不要“硬说”是马克思的。既然如此，一兵所说的“忠于”就只是忠于自己的思想，为什么要说是忠于马克思呢？彻底坚持思想构境论，就不可能忠于马克思主义；忠于马克思主义，就要抛弃思想构境论。这正是我在《评》文中对我的朋友提出的忠告，而在《答》文中，他把我的忠告当作“非常孩子气的说法”加以拒绝。
（四）一兵说：“社会存在的本质是什么？按照马克思的理论逻辑，实际上应该是……”[2]按照思想构境论的逻辑，一兵不可能知道马克思的理论逻辑，他如何能“按照马克思的理论逻辑”来思考问题？除非，“马克思的理论逻辑”只是他的思想创造物，只是一兵的理论逻辑。但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上面所说的问题：他不能说忠于马克思，只能忠于自己的思想。更彻底一点，他也无法忠于自己的思想，因为他原来的思想也已经是一个“他者”，他只能以读者的身份面对他的文本，文本的意义无法为他还原。
（五）一兵说：“劳动塑形”这一概念，“正是马克思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出发点。”[3]我被弄糊涂了。按照思想构境论，马克思的思想不能为一兵正确把握（还原），他不可能知道马克思的逻辑出发点，他不能把他创造的“劳动塑形”这个概念“硬说”成是马克思的，他又怎么能说“劳动塑形”这一概念“正是马克思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出发点”呢？
（六）一兵说：“构境理论所强调的方面是什么呢？这是与我前面讲的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对历史和现实生活的理解在基本性质上应该来说是接近的。”[2]可是，他的观点和马克思的观点“接近”是什么意思呢？是某种一致。而他的思想构境论却说，马克思的观点不能在他的理解中还原，也就是说，他不知道马克思的观点是什么，他怎么知道自己的思想和马克思的观点是“接近”的呢？
（七）一兵说：“我不能肯定，这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话语重构，是否会使在马克思那里并不是很容易说明清楚的问题得到了更精确的表达，抑或是相反？还有另一重要问题：在客观上，我到底是不是真正继承了马克思？”[2]这里表达出一种复杂的心态。一兵有理由感到骄傲，因为他发展了马克思，把马克思“不是很容易说明清楚的问题”说得“更精确”；他又很谦虚，对自己发展了马克思这一点留有余地；他又有点犹豫、动摇，不知道自己是否真正继承了马克思，不知道自己是否真是马克思主义者。他既想忠于马克思、发展马克思，也认为“在客观上”有可能忠于马克思、发展马克思，但按照思想构境论，他又既不能忠于马克思，也不能发展马克思，这一理论逻辑矛盾反映在他的心情上，就是既骄傲又谦虚又犹豫的复杂心态。
一个忠于马克思的人，并不一定认为自己对马克思的理解是绝对正确的，但当他说马克思主义是什么时，他必然相信自己所说的是马克思主义。这也是对一切科学研究者的基本要求：必须相信自己所说为真。上一世纪八九十年代，有那么多的学者在反思马克思主义时提出了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观点各不相同，争论十分激烈，但有一点是共同的：每个人都相信自己正确地理解了马克思主义。后来，关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逐渐冷下去了，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主观主义解释学的影响，根据这种解释学观念，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没有什么正确不正确的问题，争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是没有意义的。这是学术精神上的一种倒退。一兵在《回到马克思》一书中追求真理的勇气是值得敬佩的，他的“需要并不就是真理”这句话曾让我激动。而现在的一兵却放弃了对真理的追求，并参与到对争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进行嘲讽的行列，说什么人们“为争取认识和理解的真理霸主地位而争得面红耳赤”云云③。不知一兵过去在参加争论时有没有想过要“争取认识和理解的真理霸主地位”，至少现在不会了，这很好；但不能退却到不为真理而争。为真理而争，哪怕是和老师、学生、朋友争也不要紧，哪怕是“争得面红耳赤”也不要紧。
（八）一兵沿用《回到马克思》书名的表达方式，把他的新著命名为《回到列宁》，这一做法是“非法的”。既然一兵的文本解读理论从《回到马克思》的立场“后退了”、“超越了”，说理解不是还原，那就不该把自己的新著叫《回到列宁》。一兵会说，“回到列宁”并不是说要回到列宁的思想本身，而是回到他理解创造的列宁。这确实是一兵现在的观点，而这一观点也并不是他的创新，他不过是接过了当年俞吾金批评他“回到马克思”的命题时所说的话：我们不可能回到马克思，只能回到我们理解创造的马克思。在我看来，无论是过去的俞吾金还是现在的张一兵，都不应当用“回到×××”的表达式。既然理解只是创造而不是还原，就不是要回到什么。“回到马克思（列宁）”固然不对，“回到自己理解创造的马克思（列宁）”同样不对，它还是要回到什么。“回到自己理解创造的马克思（列宁）”这样的说法，从语文学的角度看，是一个病句。我的思想创造物就是我的思想，它本在我的头脑中，不需要“回到”。只有把理解的对象看作不是理解的创造物时，我们才能说“回到”。当恩格斯说“于是我们又回到了希腊哲学的伟大创立者的观点”时，他是决不会把“希腊哲学的伟大创立者的观点”看作是自己的思想创造物的。
（九）一兵认为理解有正确和误解的区分，这是和他的思想构境论相矛盾的。既然理解只是创造而不是还原，就谈不上正确理解和误解的问题。
（十）一兵说，他创立了思想构境论以后，就“不再口口声声宣称列宁哲学的思想逻辑就是什么”。可是，他在《回到列宁》中仍在“口口声声”地“宣称”什么是什么或不是什么。如：“劳动塑形”这一概念“正是马克思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出发点。”“早在青年时代，列宁就已经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1][75]“事实上，列宁之思在一路进行中不断地出现了一些矛盾，甚至屡屡发生逻辑分裂，……”[1][P43]列宁的“‘伯尔尼笔记’肯定不是……专著”[1][P58]“真正属于普列汉诺夫自己的观点。”[1][P59]“列宁从来都没有进入过人本主义的理论视域。”[1][P99]“……这正是后来青年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先导性思想逻辑。”[1][P105]“直到此时，在列宁的哲学观念中，仍然是由他性理论权威从外部来构成逻辑认同镜像的。列宁在哲学理论上的思考回路恰恰是来自普列汉诺夫的。”[1][P111]这一类的例子举不胜举！
一兵的理解理论和他的理解实践是分裂的！在理解理论上，他说不能言说作者，“我的就是我的，别硬说是他人的”，而在理解实践中，他和一切读者一样，都不得不言说作者，把自己的理解说成是作者的思想。读一兵的《回到列宁》，我深切地感受到了这一理论和实践的分裂。我们愈是相信一兵对列宁文本的解读是真的（或是假的），也就愈是相信他的文本解读理论是假（错）的；他在文本解读时愈是在说真话，也就愈是证明他在文本解读理论上是在说假（错）话；只有否定他的文本解读理论，才能肯定他在文本解读上所作出的重大贡献；一兵愈是要人们相信他的文本解读理论，也就愈是要人们去否定他的学术成果的意义。这正是一切主观主义解释学理论无法从根本上摆脱的困境。“忠于马克思”的一兵和主张思想构境论的一兵必然是分裂的！
（十一）一兵说他抛弃了解释学的视野，但他却提出了自己对马克思的理解是否正确、是否真正继承了马克思的问题，这是一个矛盾。抛弃了一种视野，就不能提出只有在这种视野中才能提出的问题：抛弃了数学的视野，就不能提出1加1等于几的问题；抛弃了解释学的视野，就不能提出理解是创造还是还原的问题；抛弃了客观性立场，就不能提出他的理解和认识是否正确的问题。可是一兵却“做到了”不在解释学的视野中提出了解释学的问题，不在“客观主义”的视野中提出了他和他人的理解是否正确的问题！一兵在前门贴上一个告示：“拒绝解释学”，却从后门把解释学放进来。他在前门发表一个声明：“理解没有正确性的问题”，却又转到后门去发表演讲，讨论他和他人的理解是否正确的问题。
（十二）一兵说：“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4]这并不是他的“哲学创新”，早就有人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了。然而这是一个可疑的命题。“历史”可以指客观存在的历史，也可以指书写的历史，后者是前者在历史研究者头脑中的反映、建构。书写的历史与客观的历史不是一回事，但具有同一性（正因为如此，人们才可能言说历史）。客观存在的历史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当代史。就正确地把握了客观历史而言，书写的历史也不是当代史。举个例子来说，当马克思、恩格斯1848年作出“到目前为止的一切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的论断时，没有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历史仍然在“当代”的马克思、恩格斯和其他历史学家的视野之外存在着（曾经存在过），它们决不是当代史。后来历史学家们发现了这段历史，建构（书写）了这段历史，恩格斯根据历史学家们发现的历史事实对《宣言》的那个命题作了修正。历史学家们书写的人类原始史，是客观的人类原始史的反映，就其正确地反映了人类原始史而言，这种历史也不是当代史而是原始史。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一兵只能这样来理解“历史”的概念和两种“历史”的关系，以及历史和“当代”的关系。
就书写的历史是当代人在当代的视野中把握的历史而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有其合理的意义。一兵应当把他的命题明确地限定在这一意义上。但是他不。他说：“历史学研究中作为研究对象的所谓的‘历史事实’是被建构的。”[4]他所说的“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的命题的真正意义就在这里。但这就离开了他一直想坚持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了。在马克思主义的视野中看问题，我们只能说：历史事实不是发现、构建的结果，发现、构建倒是历史事实进入人脑的结果。“深透了解了”马克思的一兵当然不会不知道马克思对蒲鲁东的一个讽刺：“在蒲鲁东先生看来，血液循环应当是哈维理论的结果。”[5][P141]
我不能不对我的朋友说：一兵，您现在的历史观是矛盾的，您的哲学立场也后退了，或动摇了。当您肯定有“独立于个人意志的客观历史现实”（这是一兵的话）、它是历史研究的对象并能够被研究者正确把握时，您是马克思；当您认为有“独立于个人意志的客观历史现实”而又认为它不是认识的对象而只是不能认识的“自在之物”、历史研究的对象是主体建构的产物时，您是康德；当您认为没有“独立于个人意志的客观历史现实”、一切历史事实都是由研究者建构起来的、历史学家只是发现了自己的思想创造物时，您是蒲鲁东。您现在是在马克思、康德、蒲鲁东之间游移、摇摆。
（十三）一兵说：“我可以直言不讳地说，根本不存在离开了读者的文本。”[1][P53]一兵如果是说没有读者就没有文本，“读者”和“文本”是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概念，这是对的。但懂得辩证法的人都不会反对这个意见，没有什么好“讳”的。倒是一兵自己一不小心就马上陷入了矛盾：“没有任何读者的文本就已经是死亡的东西。”既然“根本不存在离开了读者的文本”，那么，“没有任何读者的文本就已经是死亡的东西”这一说法就变得荒谬了。
问题是，文本和读者的关系除了存在上的相互依存关系外，还有另一层关系：对象性关系、源泉性关系。文本是读者理解的对象，是他理解的源泉，而不是理解的创造物。就这一层关系来说，就只能说文本是不依赖于读者的。当一兵说“面对马克思思想”的时候，他所“面对”的马克思的文本是在他的思想之外存在的，是他理解的源泉，不是他的思想创造物，不然他就无法“面对”了。不能以前一种关系（相互依存关系）来否定后一种关系（对象性、源泉性关系）。我们既可以说根本不存在离开了社会意识的社会存在，同时也可以说社会存在根本不依赖于社会意识；既可以说根本不存在离开了读者的文本，也可以说文本根本不依赖于读者；在不同的语境中，这两个命题都是正确的。而一兵只说了文本和读者在存在上的相互依存关系，有意或无意地“讳”去了文本对于读者的对象性、根源性关系，文本对于读者的不依赖关系。在构境论的总的语境中，一兵当作一个新发现并觉得需要有很大的勇气才能说出的上述命题，是想表达一个思想：文本是读者的构境的存在，是读者的创造物，正像历史研究的对象是研究者的创造物一样。但一兵又不想把这一思想说得很清楚，他有所“讳”。
（十四）“在阅读的过程中，读者始终为上”[1][P52]也是一个可疑的命题。如果一兵是想说，阅读的过程始终是阅读主体的行为，是读者选择阅读对象，是读者创造性地去把握文本的意义，是读者不断地通过阅读和相互讨论去检验自己的理解是否正确，这是对的。但这算不上是新发现。一兵在思想构境论的总的语境中当作新发现、新思想说出来的上述命题，必然还包含着特殊的含义。一兵所说的“上”，实际上就是“决定”。“渎者始终为上”实际是说读者决定文本，只是他又不敢把这一思想说得很明白，不用“决定”一词而用“上”词。他有所“讳”。他清楚，一旦用“决定”一词代替“上”词，他的唯心主义认识论和历史观就会暴露出来。一兵的思想构境论不仅是一种文本解读理论，同时也是认识论和历史观，因此，当他在解释学上说“读者为上”（读者决定文本）的时候，他也必然应当在认识论上说“认识者为上”（认识决定对象，理论决定实践），在历史观上说“意识者为上”（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但是，忠于马克思的一兵是决不愿公开主张认识决定对象、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这种唯心主义观点的。
（十五）对文本意义的不变性的承认，一兵的态度是游移的。他在《回到列宁》一书中说：当他把《回到马克思》的书稿交由出版社时，“它开始生成为对象性文本，对我而言，此书的基本构架和主要观点都已经被锁死，我只能在一校样中作些观点的修改，在二校时，就只能改动文字，三校，连文字也被锁死。当我第一次拿到《回到马克思》样书时，它的第1版已经成为历史性文本。”[1][P47]这就是说，文本一经产生，它的意义就确定了，不会再有变化。但是在《答》文中，他又谈文本意义的“复杂性”，说有些意义“只是生成文本以后才可能意外地‘客观存在的’。这就使这种所谓文本的原初语境本身留给后来文本阅读者的不是一个锁定的、封闭的意义空间，……”一会儿说文本的意义是锁定的，一会儿又说不是锁定的，我们究竟该相信哪个说法？
（十六）对文本意义的“客观性”、不变性的矛盾态度，也表现了对“文本的意义是由谁赋予的？”这个问题的矛盾态度。当他说“文本本身原初意义域的客观存在的确是不可能被否定掉”和说“此书的基本构架和主要观点已经被锁死”时，他实际上承认是作者赋予文本以意义；而当他说文本的有些意义“只是生成文本以后才可能意外地‘客观存在的’”，“文本的原初语境本身留给后来文本阅读者的不是一个锁定的封闭的意义空间”时，他又承认文本的意义至少部分地是由读者赋予的；而当他说“根本不存在离开读者的文本”、“读者始终为上”时，又似乎意味着是读者赋予文本以意义。
（十七）文本的意义或作者的思想能否被读者正确把握？读者的理解与文本的意义之间有没有同一性？对这个解释学的基本问题，一兵的看法也是矛盾的、游移的。思想构境论的本质的观点，是认为正确理解文本的意义是不可能的。但是，另一方面，一兵却又认为正确理解是可能的。他要求读者“读懂”他的书；他说他“深透地了解了后现代文本学的观念”；他说“在我看来，在前苏东学界传统研究中那种主观强制性的解读话语里，这些文本从来没有被真正打开过”[2][P3]；他说他“看到”了“20年间列宁哲学思想真实存在的变化、发展甚至是重大认识飞跃的基本逻辑线索和理论构境空间”；他说对于自己的著作，“也只有当我认真专注地研读并真正进入之后，这些由文字与句段构成的理论和观点才能真正重新激活，自己当初的思考问题域也才能重建起来，进而约略达及写作时原初的思想情境”；他把前苏东学者对《哲学笔记》的理解叫作“伪构境”，等等。在自觉意识中，他认为文本的意义不可还原，而在不自觉意识中，他又认为还原是可能的，正确理解是可能的，误解是存在的。
（十八）为了表示自己的“文本解读法”的进步，一兵虚构了一个受绝对主义观念支配的一兵（写作《回到马克思》时的一兵）。我根本不相信，作为“中国新一代马克思主义者”，“深透了解了”黑格尔、马克思、海德格尔、伽达然尔、“后现代观念”的一兵，在写作《回到马克思》一书时的自觉的解释学观念会是绝对主义的！他在《回到马克思》一书中就说：“解蔽同时必是遮蔽，理性澄明同时是暗处。”[4][“序”P3]至于在不自觉的意识中，他可能会有一些绝对主义的观念，正如他现在还有一样。“两个张一兵”的对立是存在的，不过不是像他说的那样，一个是绝对主义的张一兵，一个是放弃了绝对主义的张一兵，而是这样一种对立：在自觉意识上，坚持辩证的客观性原则的张一兵和坚持相对主义、主观主义的张一兵的对立。
（十九）一兵既要向读者传达他的思想构境论，又害怕把他的真实思想说得太明白，时时要把自己的真实思想掩盖起来，以便保护自己免遭攻击。当他说“思想构境论最重要的关节点就在于这样一种认识，即阅读不是为了还原，而是指向创造性的生产”时，他的思想构境论的本质的观点表达得十分清楚。但是，他的思想构境论又被大量的新名词、新术语掩盖着，这增加了读者把握他的思想构境论的真实思想的难度。更为重要的是，他常常把“还原”和“绝对还原”、“正确”和“绝对正确”当作同义词来使用，有时候说“不可还原”，有时候说“不可绝对还原”。这样，他可以在遭到别人批评时说，他的思想构境论反对的是绝对还原论。真的，在我批评他以后，他在《答》文中不是去论证还原、正确理解的不可能性，而是去说绝对还原、绝对正确理解的不可能性，说明理解的“有限性、主观性”。他就这样掩盖了思想构境论的真实观点，掩盖了我和他之间的真正分歧。
（二十）一兵说：“金福不能理解的地方，是在后现代文本语境中，恰恰是承认认知结果的有限性和主观性，才会反证出一种历史性的客观性和真理性，这种新的客观性与真理性正是当代哲学和科学认识论的积极反思的结果。”[2]我确实“不能理解”，为什么后现代主义的观点“恰恰是承认认知结果的有限性和主观性”？理解和认知结果的主观性，也是我和绝大多数人都承认的，至于理解和认知的有限性，那是赞成辩证法思想的人们都会承认的，难道我们都成了后现代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解释学观念的本质决不是承认理解的主观性、有限性，而是认为理解只是主观的、相对的，否认主观的理解是对文本意义的还原，否认相对的理解中包含着绝对的成份。第二，我也“不能理解”，“新的客观性与真理性”是什么意思。对“客观性”的理解有新旧之分，真理观有新旧之分，说客观性和真理有新旧之分，就弄不懂是什么意思了。陈先达教授说过：“真理无新旧”，我赞同这个观点。第三，我更“不能理解”，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一兵怎么能说“历史的客观性”（客观事实）是“当代哲学和科学认识论积极反思的结果”？这不等于说血液循环是哈维理论的结果吗？
一兵想在“提倡创新的时代”积极从事理论创新，这种精神是可嘉的。但要坚持自己的创新理论，至少应当坚持概念的同一性和逻辑的彻底性、理论和实践的统一性，勇敢地为自己的真实观点辩护，而不要自己在那里摇来摆去，让人摸不清他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注释：
① 一兵在《答》文中含蓄地承认了这一点，他说：“总而言之，我本身已经超越了（现代性）解释学的立场，却被金福生拉硬拽回到解释学的语境上。所以，金福对于被他拉回到解释学立场上的《回到列宁》的所有批评都是完全正确的，也就是说，就站在解释学立场上被重新构境了的《回到列宁》而言，金福的批评是对的，而我是‘错的’。”
② 他的下述做法可能表明了他的这一想法：他在《回到马克思》的封底上刊登了三位国内学者对其著作的评论，没有国外学者的评论，而在《回到列宁》一书的扉页上刊登了三位国外学者对其著作的评论，没有国内学者的评论。令人不解的是，他的《回到列宁》仍然是用中文出版的，也就是说，仍然是面向他不再希望能理解他的思想的“大多数国内同行和读者”的。不清楚的还有一点：一兵送请国外学者评论的《回到列宁》一书的书稿，是中文书稿还是译好的外文书稿？评论者有英国的、斯洛文尼亚的，还有一个没有注明国籍。如果他们都懂中文，当然就可以直接送中文稿了。如果他们不懂中文，但都懂英文，就只能送英文译稿了。但如果并不都懂英文，那就要译成几种语言了。
③ 这一说法似曾相识，我记得有一位“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说过这样的话，一时记不得他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