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轨迹看“以史为鉴”的得失，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得失论文,轨迹论文,历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1)01-0026-06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也是一个传统史学昌盛的国度，这无疑是中华儿女可引以自豪的一份精神遗产。这份精神遗产的形成，固然与历代史学家秉笔直书的史德、“国可灭史不可灭”[1](p884)的历史责任感直接相关，但还有一个因素恐怕更为关键，那就是历史学的高度政治化。唐太宗“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2](p6184)的名言，宋神宗为《资治通鉴》钦定书名并作序褒奖的典故，堪称为最显著的例证。历史学受到社会的重视（有时甚至是利用），并非全然出自于历史学自身的学术价值，更多的是缘于统治者的青睐。历代论史者，对于重视历史的政治家往往也给以赞扬。自古及今，人们似乎都习惯了这样的一种思维定式：统治者懂得“以史为鉴”，就会出现政治清明、国家昌盛的局面。所以，“以史为鉴”从来是作为一个政治褒义词而使用的。
然而，当我带着一种存疑的眼光，重新审视中国古代史的发展轨迹时，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以史为鉴”可以导致两种不同的社会效用。我们必须有勇气面对“以史为鉴”确曾产生过严重的负面影响这一历史事实。我们更有责任去探讨造成这种不同的原因。这正是本文写作的初衷。
一 正面效用：前车之鉴，无言之师
以史为鉴，取得明显的成效，有三个时期：商周之际、秦汉之际、隋唐之际。它们的共同特征是：新王朝的开创者，主动地、大规模地总结此前王朝兴替的历史教训，并据以全面调整统治政策及统治思想，最终建成了一个稳定、强盛的政权。似乎可以说，对“以史为鉴”的全盘肯定，主要是来自于对这三个历史时段的总结和概括。
西周初年的“以史为鉴”，是以周公为中心而展开的，主要材料集中于周初诸《诰》。
周公作为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他在这一领域的主要贡献，就是提出并论证了统治者必须“以史为鉴”。“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3](p398)，是说必须以夏代和商代的经验教训为鉴戒。周公对探究商代兴衰的原因，尤为着力。《康诰》针对商末酷刑滥杀之弊，力倡“明德慎罚”之说；《立政》则用两相对照的方式，总结夏桀、商纣和周文王、周武王用人政策的得失。《无逸》更是列举商朝中宗、高宗、祖甲和周文王这四位哲王敬天、明德、勤政，最终导致政治昌明、安享长寿的事例，激励嗣王奉为楷模。他郑重叮嘱：“呜呼！嗣王其监于兹！”[3]（无逸）(p445)由于周公对历史经验的成功总结，以史为鉴成为周文化中的光彩一笔。《诗经·大雅·荡》中有“咨女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的名句，而其点睛之笔则是“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4](p553-554)。此诗的作者，《诗序》定为西周末年的召穆公，推测作诗的动机是“伤周室大坏也。厉王无道，天下荡荡，无纲纪文章”。此说恐不足信。通观全篇，是分析商朝崩析、文王受命的史诗，与周室之衰没有半点纠葛，似乎倒与周初的背景相吻合。说它直接继承了周公的以史为鉴思想，当可成立。直到春秋之世，虽然号为礼崩乐坏，但“数典而忘其祖”[5](p1373)，仍为秉持周礼者所诟病，由此可见周公以史为鉴思想影响之至深至远。王国维先生对此即有佳评：“周之君臣，于其嗣服之初反覆教戒也如是……欲知周公之圣与周之所以王，必于是乎观之矣。”[6](p143)
其次，周公的“以史为鉴”，并不局限于对历史的反思与总结，还导出了对未来的警戒，这无疑是一种早期的忧患意识。周公绝不否定商人曾得天命，甚至多次赞颂商汤、高宗等商代英明君王，他认为商代亡于后期统治者“生则逸”，“惟耽乐之从”，成了商汤事业的败家子。商朝的悲剧，周人能否得以避免？周公为此而忧心忡忡，他告诫嗣位周王，必须“先知稼穑之艰难”[3]（无逸）(p440、434)，其实是借农事为喻，告诫后人当知开国创基之不易，不可一日贪图安逸。他甚至警告周室大贵族召公，周人重蹈纣王亡国之路的危险性，确实存在，“殷既坠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3]（君奭）(p446)。即不敢肯定周国根基会永远得到天命所赐福佑，这实际是“天命靡常”的经典表达。要想保住天命免于坠毁，就要重视“人”的作用，特别是“在我后嗣子孙”[3]（君奭）(p447)，只有让文王的德泽，在子孙身上得以延续，才能避免政权易手，天命鼎革。周公的敏锐与远见，确实使人敬服。
复次，周公的“以史为鉴”，不仅着眼于立国治民的根本大计，还深入到某些重要的具体问题。关于前者，主要体现为改造商人的天命观而提出“敬天保民”之说，以及对“明德慎罚”思想的反复论证，从而成为“民为邦本”、“德主刑辅”这些中国古代重要政治理念的渊源。对此，治史者多有论及，本文无意赘述。关于后者，我愿以周公的戒酒令为例，稍加说明。在周公心目中，饮酒绝非仅是一种耽于安逸的娱乐方式，而是曾经决定着商周鼎革的重大契机，他说，商代前期的哲王，“经德秉哲”，“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饮？”其大小贵族臣工，也“罔敢湎于酒”，所以才有了几百年的商朝王业；而商纣王却贪酒失德，“惟荒腆于酒”，导致上下离心，酗酒不幸成为商人上行下效的习尚，“诞为民怨，庶群自酒，腥闻在上。故天降丧于殷”。而西周王朝的建立，却是因为“克用文王教，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他要求周贵族以商人贪饮亡国为戒，制定法度，严禁周人饮酒，特别是对于“群饮”的荒唐行为，更须严惩，“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相映成趣的是，周公主张对那些简选进用的原殷商臣工，却不必厉行禁酒令，“乃湎于酒，勿庸杀之，姑惟教之”[3]（酒诰）(p378、383)，这种宽容的态度，是出自于尊重被征服者的固有习俗、减缓对立情绪，还是有意让被征服者继续湎酒以削弱其心志？如属后者，则是一种处心积虑的统治权术了。对于周成王，周公也明加劝戒：“无若殷王受之迷乱，酗于酒德哉！”[3]（无逸）(p445)
可以说，西周一代制度的完善及礼乐文明的昌盛，与周公的以史为鉴思想，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孔子一语可谓定谳：“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7](p56)
西汉前期的以史为鉴，从高祖刘邦统一之业告成不久即已开始。肇其端者为陆贾，他对刘邦申说《诗》《书》的文化价值，受到刘邦的叱责：“乃公居马上得之，安事《诗》《书》！”陆贾立即反唇相讥：“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并历数前代兴亡之迹，说明逆取而顺守的道理。不学而有术的刘邦幡然醒悟，请求陆贾“试为我著秦之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及古成败之国”[8](p2113)。陆贾为此而著《新语》，成为集中探讨秦汉兴亡原因的代表之作。稍后，则有贾谊《过秦论》以及晁错、贾山等人的著名政论，反复引用秦政之失为汉家说法设譬。他们的价值取向，十分明显，即“褒周贬秦”，把周制周文化奉为成功的楷模，而把秦制秦文化视为失败的典型。此番以史为鉴的结果，就是汉初在诸多领域的大规模损益、调适。首先，在政体方面，改秦的单一郡县制为“郡国并行”之制。对这一变化的形成及其评价，本人几年前曾论及[9]，不再费笔墨。其次，在统治方式上，“反秦之弊，与民休息”[10](p3623)，推行了一系列缓和矛盾、稳定秩序、发展生产的治国方策。再则，在统治思想上，重新审视道德教化的作用，纠正秦人重法轻礼的偏颇。对此，我亦有专文讨论[11]，此处不拟详述。
在正确总结和汲取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西汉政权推行了一系列顺乎时势的新政，从而度过了开国之初的困难时期，成就了著名的文景之治。
唐初的以史为鉴，则主要体现为贞观君臣论治。具体史料集中于《魏郑公谏录》、《贞观政要》、《资治通鉴》及两《唐书》的相关纪传。唐太宗李世民是此次讨论的核心人物。他以古史、特别是隋史为治国鉴戒的意识非常鲜明，与汉高祖不同的是，他不是在被动地接受来自政论家的古史说教，而是主动地制导着这一探索过程。唐太宗于贞观二十六年，编成《帝范》一书，意在给后世嗣君提供治国为君的法则，他在书前自序中言明“自轩昊已降，迄于周隋，经天纬地之君，纂业承基之主，兴亡治乱其道焕焉。所以披镜前纵，博采史籍，取其要言，以为近诫云尔”。他指令重臣领衔撰修包括《隋书》在内的多部“近现代”史书，主要意图即在于引为治国龟鉴。尤为难得的是，他从史事中所领悟的治国之术，常能超出于他人之上，而更具针对性和实际操作意义。如，他为了强调君臣共治天下，声称愿以历史上的明君为楷模，也希望大臣以历史上的贤臣自励。他提出“自古草创之主，至子孙多乱，何也”的问题，与大臣讨论，房玄龄答以“此为幼主，生长深宫，少居富贵，未尝识人间情伪、理国安危，所以为政多乱”。唐太宗则另有所解：“公意推过于主，朕则归罪于臣。夫功臣子弟，多无才行，籍祖父资荫，遂处大官，德义不修，奢纵是好。主既幼弱，臣又不才，颠而不扶，岂能无乱？……朕发此言，欲公等戒勖子弟，使无愆犯，即国家之庆耳。”[12](p71)他还曾提醒大臣“君失其国，臣亦不能独全其身。至如隋炀帝暴虐，臣下钳口，卒令不闻其过，遂至灭亡；虞世基等，寻亦诛死，前事不远”[12]（求谏）(p51)。对于跋扈违礼的大臣，唐太宗也曾引史以明警告，收到很好的效果。开国功臣尉迟敬德恃功自傲，曾闹酒扰乱皇帝举行的庆宴，唐太宗即对敬德发出严厉的警告：“朕见汉高祖诛灭功臣，意常尤之，故欲与卿等共保富贵，令子孙不绝。然卿居功数犯法，乃知韩、彭菹醢，非高祖之罪也。”[13](p6099)敬德自此始知惧自抑，得保其君臣名份。
唐初以史为鉴的讨论，规模之大、影响之深，在古代史上当推空前绝后。贞观年间群臣对皇帝的进谏，几乎都是在引史为鉴的格局中进行的。特别是魏征、张玄素、马周等人的谏言，更是不避忌讳，常见切激。张玄素为谏阻重修洛阳宫之乾元殿，引秦、隋两代暴君之失为戒，当太宗追问“卿以我不如炀帝，何如桀纣”之时，他毅然作答：“若此殿卒兴，所谓同归于乱。”[12]（纳谏）(p61)马周所论，更具历史的洞察力，也就更具有普遍意义和撼人心扉的效果：“幽、厉尝笑桀、纣矣，炀帝亦笑周、齐矣，不可使后之笑今如今之笑炀帝也！”[14](p6132)
君臣之间，引史为鉴，以古讽今，蔚成风气，所论重点则在于君臣关系、君民关系的定位与调适。关于前者，涉及君道与臣道、求谏与纳谏、选官与守法等主要内容；关于后者，则以舟水载覆之喻而广为人知。总体的认识趋向是君主的自省自戒与君臣和衷共济，是治国之本。因此，它对于造成唐初政治开明的局面，确实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周、汉、唐三朝事实，说明“以史为鉴”，确有其一定的“资治”作用，这恐怕也是人们对此津津乐道的主要历史依据。然而，历史上还存在着完全相反的事实，足以使我们必须修正对“以史为鉴”的简单化肯定。
二 负面效用：矫枉过正，防弊致弱
从以史为鉴改良政治的愿望出发，最终却走上了违背初衷的归宿。这种历史悖论与尴尬，确曾反复地在不同层同上出现。如果从开国定制即造成了一代的被动局面而言，东汉、西晋、北宋初年的“以史为鉴”过程，最具典型意义。
东汉光武中兴，政治举措颇多清明可称之处，但对政治中枢体制的调整，却成为后人讥议的重大失误。
王莽以辅政重臣的身份篡汉的教训，给光武帝刘秀投下了无法抹去的心理阴影。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局面：“光武皇帝愠数世之失权，忿强臣之窃命，矫枉过直，政不任下，虽置三公，事归台阁。自此以来，三公之职，备员而已；然政有不理，犹加谴责。”[15](p1657)《后汉书》的作者范晔，是颇为尊崇光武帝的，却也不得不以遗憾的笔触发为史论：“光武、明帝躬好吏事，亦以课核三公，其人或失而其礼稍薄，至有诛斥诘辱之累。”[15]（朱浮传）(p1146)光武对重臣“三公”与近臣尚书之间的地位设置、权力分割，费尽心机，皆出自于防范之心。此种开国改制，对东汉一代政局之演变，影响极大，王夫之在论及宦官亡汉的原因时，就指出光武帝有不可推御的责任，“崇三公之位而削其权，大臣不相亲也；授尚书以政而卑其秩，近臣不自固也。故窦宪缘之制和帝不得与内外臣僚相亲，而唯与阉宦居，非宪能创锢蔽之法以钳天子与大臣也，其家法有旧矣……明主一怀疑而乱以十世，疑之灭德甚矣哉！”[16](p456-457)
西晋立国不久，即陷入内忧外患并作的困境，成为短命王朝之一。这一历史悲剧的成因固然很多，其中，对历史教训的片面认识，仍是最为根本的原因。西晋的宗室干政，源自对曹魏统治体制的根本调整。曹魏贬抑宗室过甚，“封建侯王，皆使寄地空名，而无其实……王侯皆思为布衣而不能得”[17](p591)。这正是司马氏以权臣篡国的现实凭借。但晋代魏之后，主客易势，却要极力防范他人篡夺了，于是君臣普遍认为必须改变曹魏的封王之制，其中以刘颂之言最为切直[18](p1294)。晋武帝司马炎即位不久，就大封宗室27人为王。宗室诸王以参预朝政和出镇地方的方式，控制了从朝廷到地方的军政大权。宗室干政，成为西晋政制的一大特色。如此布局，固然可以防止他姓大臣心存不轨，然而却无法弭灭宗室内争所带来的亡国之祸，“八王之乱”终于把西晋导向覆亡之途。对这一段南辕北辙的“以史为鉴”，《晋书》的作者曾大发感慨：“魏武忘经国之宏规，行忌刻之小数，功臣无立锥之地，子弟君不使之人，徒分茅社，实传虚爵，根本无所庇荫，遂乃三叶而亡。有晋思改覆车，复隆盘石，或出拥旄节，莅丘牧之荣；入践台阶，居端揆之重。然而付托失所，授任乖方……遂使昭阳兴废，有甚弈棋；乘舆幽絷，更同羑里。胡羯陵侮，宗庙丘墟，良可悲也。”[18]（八王传序）(p1590)
北宋结束了五代十国的长期分裂与混战，重建一统政权。统治者最关心的就是如何避免五代的地方坐大、武夫跋扈、置君如弈棋等引发社会动荡的局面的再次出现，以保证赵宋政权国运久长。所以，宋太祖召问赵普：“天下自唐季已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长久计，其道何如？”赵普总结历史教训：“此非他故，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所以治之，亦无他奇巧，惟稍夺其权，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19]宋初的制度建设，皆循此宗旨进行，从政权、财权、兵权等几个方面，收地方之权归于朝廷，进而收朝廷之权归于皇帝一人之手。如此改制，对内的控制确实成功了，但国家的实力却被削弱了，于是在对外兵争中，只能陷于被动。它的负面作用，到南宋已被许多有识之士所洞察无遗。叶适就明确地批评宋初立制“专务以矫失为得”[20]的做法，“国家因唐、五季之极弊，收敛藩镇，权归于上，一兵之籍，一财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为之也……故人才衰乏，外削中弱，以天下之大而畏人，是一代之法度有以使之也。”[21]朱熹直言：“本朝鉴五代藩镇之弊，遂尽夺藩镇之权，兵也收入，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州郡遂日就困弱。靖康之祸，虏骑所过，莫不溃散。”[22]文天祥亦发同感：“祖宗矫唐末五代方镇之弊，立为郡县繁密之法……然国势由此浸弱。”[23]他们的分析，可谓切中时弊。即以北宋立国者自诩为“百代之利”的养兵政策而言，也是吸取了历史上的教训，力图避免“叛民”与“叛兵”同时出现，希望能使“天下狂悍失职之徒，皆为良民之卫”[24](P4799)。用心可谓良苦。然而，事与愿违，宋代兵制却成了积贫积弱的主要原因之一：国家承荷着巨额养兵费用；战事一起，素质低下的军队，根本无法履行其职责；士兵地位的低下又时常导致兵变的出现，其对政局的冲击，远过于民变[25]。
“以史为鉴”的负面影响，并不仅限于东汉、西晋、北宋三朝立国体制之失，它甚至可以被专制皇帝作为肆意作恶的依据。明太祖朱元璋，大杀功臣，不讳言是在仿效汉高祖刘邦；他废止丞相制度，使君主专制达到了绝对化，但却可以在“以史为鉴”的名义之下，说得冠冕堂皇：“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不闻设立丞相。自秦汉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虽有丞相，然其间亦多小人专权乱政。今我朝罢丞相……大权一归朝廷，立法至为详善。”[26](p372)读史至此，不得不使人感慨：多少罪恶，原来可以借“以史为鉴”之名而行！
三 面对两种效用的思考
两种效用，都曾反复出现，其中原因，值得认真探讨。我认为，至少有下述几种思路可供参酌。
1.历史虽可作为借鉴的参照物，但却不能直观显示“借鉴”思路的正确与否。
历史诚然不乏智慧，但它只能是一位无言的老师；历史确实饱阅沧桑，但它无法向求索者一吐衷曲。于是，后人关注浩瀚历史的哪类问题、从中得到何种体悟，以及据以做出何种决断，全在于鉴史者的见识与机缘，历史自身是全然无力干预的；而且，鉴史者所得出的结论是否正确，历史也无法立即显示评判结果，而只能由未来的结局来昭告其后人，这正是历史的无情之处。所以，我们不难看到这样两种历史现象：其一，针对同一历史问题，处于不同历史环境中的人可以得出根本不同的“历史鉴戒”。即以“分封制”与“郡县制”的利弊得失而言，秦人、汉人、晋人、唐人各有所见，都在援史为说，似乎皆能言之成理。其二，已有定论的历史教训，后人却屡屡重蹈覆辙，似乎无法避免某种历史的宿命。晚唐诗人杜牧曾大发感慨“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27]。杜牧意在借秦警唐，用心良苦；但把后人重犯前人的过失，概称之为不知“哀之”、“鉴之”，则未免失之偏颇。即以唐代而言，贞观君臣们对暴秦暴隋之失，不是所论多多吗？看来，对于历史教训，即使是“哀之”、“鉴之”，也无法保证避免“蹈之”！历史鉴戒的时效性是如此鲜明，而“强制性”却是根本无从谈起的。
从这个意义说来，历史上每次大规模的“以史为鉴”，都难免带有“托古改制”的某种色彩。
2.鉴史者截取的历史片断不具有普遍意义。
对历史经验的大规模总结，大多是在新王朝建立之后进行的。置身其中的君臣，即使是有以此前全部历史为鉴戒对象的主观愿望，但在实际操作中，却都以所取代的前一王朝为关注对象，耳闻目睹的沧桑巨变，最易于引发他们的研究兴趣。所以，商之于周，秦之于汉，新莽之于光武，曹魏之于西晋，隋之于唐，五代之于宋，都是“前事不远”，成了当事者眼中的取法鉴戒的全部历史。这种认识的错位，把“以史为鉴”实际简化为矫正前代之失。于是朝代鼎革之际，矫枉过正就成了常见的现象。一时的得失，成为一代王朝立制防范的依据，就难以避免产生片面性。
3.鉴史者表现出“重德”与“尚术”两种不同的价值选择。
所谓“重德”，就是当政者认定前代亡国的教训，主要在于失德；作为继起者，必须注重道德教化的力量，认真协调好君臣、君民之间的关系。君主为图国家的长治久安及身后的青史定评，对个人的逞威肆志之心，不得不有所顾忌，有所克制；儒学化的官僚，则以王者之师的身份出现，以“耻君不及尧舜”的堂堂之阵，以前代典故为实例谏君匡失，可谓言出有据，底气十足，实际上是在君臣名份的约束之外，寻得了一种道义的、理念的支撑与屏障。从而使政治权力的运作实态，表现为在君主专制与君臣共治二端之间的游移变迁，由此造成一定程度的政治开明。只有在这种状态下，以顺应民心为立制宗旨，才成为“以史为鉴”后的选择。这就是古代历史学家所歌颂的“王者必因前王之礼，顺时施宜，有所损益，即民之心，稍稍制作”[28](p1029)。
所谓“尚术”，就是把对历史教训的吸取，主要归结为如何防范君权的旁落、如何避免中央对地方政府及地方势力的失控，为了达到这种“制衡”的目的，即便是国家整体实力受损和下降，亦在所不惜。其结果就是本文所称的“负面效用”。
正是这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事实决定了以史为鉴的不同结局。我认为有必要指出的是：当事者之所以选择了不同的鉴史切入点，与他们的秉赋天性并无太多关系，而主要取决于他们所直接继承的历史遗产所昭示的当务之急。如果一个朝代，是因暴政而导致君臣离心、民叛其上而亡国，其继起者，必定会表现出较多的理性总结，商周、秦汉、隋唐兴替之际，莫不如此。相反，如果一个朝代，是因外戚专横、权臣篡夺、武夫废立而亡，其继起者，则容易陷入疑忌心态之中难以自拔。这或许可称之为历史的印痕。
客观地分析历史上的“以史为鉴”，我们必须承认，其中虽也有某些史学家借以干预现实的良苦用心，而使之成为时代风云的主要推动力，还在于政治家，或称之为统治集团。我用了一定篇幅，较为详细地缕述周公的“以史为鉴”，用心之一就是揭示这样一个事实：西周初年，历史学尚未形成，而以史为鉴已有相当的规模和深度。甚至可以说，历史被充分政治化，是在系统的历史学出现之前就已存在了。这是史学家所无法回避也无力左右的既定格局。
历史，本来不外乎对往事的回忆与记载，它的本质属性是顾后而非瞻前。但自古以来，史家的主观追求，外界所赋予史家的责任，却都含有史学必须有昭示未来的功能，王夫之把它表述为“所以贵乎史者，述往以为来者师也”[29](p350)。这是一种负责的追求和善意的期许。那么，历史究竟怎样才能胜任鉴往而知来者的使命？甚至追问一句，历史究竟是否具备这样的功能？在本文所论及的范围内，恐怕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是：怎样才能避免“负面效用”的出现？我认为，解答此类问题，至少应遵循下述两个学理：其一，人们确有能力把握和揭示历史发展的真实规律，而不再局限于后人纠正前人的往复循环之中。其二，人们对历史规律的认识即使是准确的，也只有置于背景相同的历史时段之内，才会有明显的鉴戒作用。质言之，前人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在传统格局未破之时，其鉴戒作用，应该不受质疑，所以精通经史即可为王者之师，确有其一定的道理。但在大的格局既变之后，传统社会的历史鉴戒，对于现实世界的有效性，势必大打折扣。这或许正是进入现代化社会之后，历史学受到冷落的原因之一。既然以历史研究为自己所选择的人生道路，我也和许多同行一样，对所从事的专业不受社会重视的趋势，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恐惧感，如果出自于这种可以理解的“专业情结”，确实应该大讲“以史为鉴”如何重要，未来也不可或缺，等等。但是，心中的忧虑实在无法排解：如果一个民族习惯于用回顾的方式去寻求对未来的启迪，是否有智力逐代衰退之嫌？对以史为鉴的价值是否应全面评估？
【收稿日期】 2000-1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