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教传入西藏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伊斯兰教论文,西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伊斯兰教的传播大致有两种方式，一是通过武力征服和传教等手段使某一地区伊斯兰化，一是通过穆斯林移民为载体而把伊斯兰教流播各地。一般说来，前者的结果是形成了今天的伊斯兰世界，后者的结果是形成了遍布全球的穆斯林少数民族。在青藏高原及其周边地区，伊斯兰教通过这两种方式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传播。本文主要以今天的西藏自治区境内历史上清真寺的修建情况，必要时也涉及周边藏区的相关史料，来考察穆斯林迁居西藏和伊斯兰教传入西藏的过程。
一、7—13世纪
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伴随着伊斯兰教的兴起而登上了历史舞台， 吐蕃王朝也伴随着佛教的传入而崛起在青藏高原。阿拉伯史料记载， 704年吐蕃（al—Tubbat）与大食已经在土火罗地区发生了直接接触（注：王小甫著《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第138、148、150、179、214、214、20、26、32页。）。汉文史料则似乎反映出吐蕃与大食的军事联合（注：房建昌《西藏的回族及其清真寺考略》，《西藏研究》1988年第4期。）。最常被引用的史料有三则。 一是《通鉴》载开元三年（715），“拔汗那者，古乌孙也。内附岁久。 吐蕃与大食共立阿了达为王，发兵攻之”（注：《资治通鉴》卷211唐纪20。）。据考，大食名将屈底波（Qutaybah ibn Muslim， 古泰白·伊本·穆斯林） 于715年进攻拔汗那时去世， 加之当时阿拉伯倭马亚王朝（Umayyad，661—750）发生内乱，大食兵退；此后吐蕃才到拔汗那，二者没有合作的机会（注：王小甫著《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第138、148、150、179、214、214、20、26、32页。）。二是《通鉴》载开元五年（717）“突骑施引大食、 吐蕃谋取安西四镇”（注：《资治通鉴》卷211唐纪20。）事，王小甫认为715年后大食在中亚的扩张势头已经失去，大食于此时谋取四镇似无可能（注：王小甫著《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第138、148、150、179、214、214、20、26、32页。）。三是《新唐书》载贞元十七年（801）渡泸之役，“康、黑衣大食等兵及吐蕃大酋皆降， 获甲二万首。”（注：《新唐书》卷222南昭。 ）大食军队竟然深入到四川助吐蕃作战。但有学者指出这是孤证，大食兵并不见载于其它史书；而且大食兵之来源，被俘后之去向均无考（注：纳为信等著，参见《元咸阳王赛典赤·赡思丁世家》今日中国出版社，1996第25页。及王胞生《唐宋时期大理与波斯大食人关系浅说》，《甘肃民族研究》1988年第3—4期。）。且《旧唐书》言大食在“贞元中，与吐蕃为肋敌。蕃军大半西御大食”（注：《旧唐书》卷198大食。）。与上述记载相矛盾。 王小甫在论述唐代西域的“三方四角”政治关系时，认为吐蕃与大食的关系是趋向于敌对的（注：王小甫著《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第138、148、150、179、214、214、20、26、32页。）。而在吐蕃时期，中亚的伊斯兰化刚刚开始；伊斯兰教势力尚未推进到青藏高原边缘，中间还存在缓冲地带。笔者由此认为吐蕃与大食的军事联合之说似并不可信。
但也不能因此否定吐蕃时期穆斯林入藏活动的可能性。如前所述，吐蕃与大食在中亚已经有了接触。
此外， 阿拉伯名将喀斯木（Muhammad ibn al-Qasim，穆罕默德·伊本·喀希姆）于712 年进攻印度河流域，据说曾远征至克什米尔（Kashmir）山脚下。（注：[巴基斯坦]赛义德·菲亚慈·马茂德著，《伊斯兰教简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第77、263、547、538页。）阿拉伯史料记载，信德（al—Sind）总督希沙木（Hisham b'Amr al-Taghlibi，希沙木·本·阿木尔·塔格里比）约于768 年征服了克什米尔（注：白拉祖里著《诸国之征服》（阿文）转引自《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第210、332页。）。这表明吐蕃在克什米尔一带也可能与大食发生了接触。另据《藏医史》记载，松赞干布（581—650）请来“大食或昌木的医生噶来诺等三人”治病；西藏藏医传说，吐蕃赞普赤松德赞（755—797在位）时期，派使者分别从印度、克什米尔、中原、大食、朱古、多卧、尼泊尔等地请来了九位医生，被称为国王的九大御医，其中来自大食的叫做哈增兴笛（注：《藏医史》（藏文版，甘肃民族出版社1982年版）。转引自佟锦华著，(23)《藏族传统文化概论》中国藏学出版社，1990，第96—98页。）。在经济上，大食与吐蕃之间存在着贸易关系，特别是麝香贸易（注：Encyclopaedia of Islam,Leiden,1934,Vol.4,P141-43,'Tibet',by Bartol'dV.V,'Tibet and the medieval florissance in Eruasia',by Ch.I.Beckwith,Central Asiatic Journal,Vol.XXI,No.2,1977,P89-104.）。而吐蕃在与唐朝的争夺中，曾多次据有河西走廓和安西四镇，到792 年唐朝势力已退出了西域（注：王小甫著《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第138、148、150、179、214、214、20、26、32页。）。因此吐蕃曾长期控制丝绸之路。吐蕃时期穆斯林商人进入青藏高原活动是可能的。
9世纪中叶吐蕃崩溃到大约13世纪， 青藏高原与伊斯兰世界的距离在不断拉近。9世纪20年代中亚出现了波斯人、 突厥人控制的穆斯林小王朝；9世纪40年代吐蕃、回鹘相继崩溃， 回鹘西迁推动了中亚的突厥化和伊斯兰化（注：王小甫著《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第138、148、150、179、214、214、20、26、32页。）。波斯萨曼王朝（857—999）时中亚地区真正实现了伊斯兰化（注：《伊斯兰教史》金宜久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第346、386、433、348、434、381、386页。）。10世纪以后佛教、摩尼教和拜火教在中亚基本上销声匿迹。第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突厥王朝是伽色尼王朝（962—1212），经常向印度北部发动圣战。之后，廓尔王朝（1150—1206）把穆斯林的统治扩大到印度北部大部分地区。德里苏丹国（1206—1526）时期，印度北部完成了伊斯兰化。这表明青藏高原南缘也与伊斯兰世界相连了。喀拉汗王朝（992—1212）于1001年把伊斯兰教传入于阗、叶尔羌等地，即青藏高原的西北缘。13世纪时新疆伊斯兰教推进到昌八喇城（今济木萨尔）（注：《伊斯兰教史》金宜久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第346、386、433、348、434、381、386页。）。13世纪蒙古西征则把大批穆斯林带入了中国。元代河湟地带已成为穆斯林人口比较集中的地区，如元至元十年（1273）天方圣裔“古土布兰巴尼尔布都来海麻尼”由伊拉克来华传教，在西宁去世，西宁王速来蛮为他建南山拱北（注：胡振华主编，《中国回族》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第93页，马通著《甘肃回族史》，甘肃民族出版社，1994，第18页。）。13世纪也出现了回回入滇的第一次高潮。元宪宗三年（1253）忽必烈、兀良合台率蒙古军和西域回回亲军十万人平大理（注：杨兆钧主编，《云南回族史》云南民族出版社，1994，第7、26页。）。 著名回回政治家赛典赤·赡思丁于至元十一年（1274）出任云南行省平章政事，对云南成为回族聚居区有重要影响。总之，13世纪伊斯兰教已推进到青藏高原的四缘，为伊斯兰教传入青藏高原提供了条件。据982 年成书的波斯文著作《世界境域志》记载，在拉萨（Lhās ā）已有一座清真寺（mazgit）和少量穆斯林。这是目前可知关于西藏境内清真寺的最早记载。但有的研究者怀疑其是否可靠（注：Hudūd al- Alam'The Regions of the World,372A.H.-982A.D,trans & expla by V.Minorsky,London,1970,P93、258.）。这只能是一桩悬案。可以肯定的是，在14世纪以前尽管存在穆斯林入藏活动的可能性，但还不具备伊斯兰教深入青藏高原的条件。
二、14世纪以后的西部藏区（Western Tibet）
14世纪，与藏区毗邻的克什米尔地区开始了伊斯兰化的过程。据载，克什米尔的第一位穆斯林苏丹于1320年在苏非派传教士的影响下入教（注：马苏德·贾弗里《伊斯兰教在克什米尔》，《南亚译丛》1982年第3期。）。特别是苏丹希坎德尔（Sinkader，1394—1416在位）有“偶像破坏者”之称，他完成了克什米尔的伊斯兰化。此时由于13世纪蒙古西征的持续影响，一些穆斯林难民和宗教学者从中亚、西亚避居克什米尔，增强了伊斯兰教的影响。如波斯哈马丹人赛义德·阿里·哈姆达尼（1314—1384）于1372年率700学者和信徒来到克什米尔。与此同时，印度大部分穆斯林是在13—15世纪改信伊斯兰教的本地居民， 到1526年莫卧尔王朝建立已基本完成了伊斯兰化（注：《伊斯兰教史》金宜久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第346、386、433、348、434、381、386页。）。印度次大陆北部尤其是克什米尔的伊斯兰化对青藏高原产生了一定影响，特别是在藏区边缘的巴尔蒂斯坦（Baltistan）、 拉达克（Ladakh）和阿里古格（Guge）王朝。
欧洲人最早接触藏区是在印度莫卧尔王朝后期，传教士到印度次大陆活动时（注：伍昆明著，参见《早期传教士进藏活动史》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第138页。）。 他们最先接触的藏区是青藏高原西南缘的巴尔蒂斯坦、吉尔吉特（Gilgit）、拉达克地区。由于对藏区缺乏全面的了解，他们把巴尔蒂斯坦称为“第一西藏”（First Tibet）， 或“小西藏”（Lesser Tibet）；把拉达克称为“第二西藏”（Second Tibet），或“大西藏”（Great Tibet）；把以拉萨、日喀则为中心的卫藏地区称为“第三西藏”（Third Tibet）， 后来又称为“中心藏区”（Central Tibet）（注：《早期传教士进藏活动史》第539页。及 An Account of Tibet-the Travels of Ippolito Desideri,1712- 1727,ed.by Filippo De Filippi,New Delhi,1978.）。据说这种划分方法最早是由波斯伊斯兰传教士使用的。（注：陆水林《小西藏：巴尔蒂斯坦的伊斯兰化过程》，《中国穆斯林》1996年第5期。 ）后来西方研究者又把阿里、拉达克、巴尔蒂一带称为“西部藏区”（Western Tibet）。（注：History,Folklore & Culture of Tibet,by A.H.Francke,Delhi,1978。）这一带由于与克什米尔、印度、新疆接壤，在14 世纪以后受到伊斯兰教的强烈影响。
1、巴尔蒂斯坦（Baltistan）
巴尔蒂斯坦（Baltistan）和吉尔吉特（Gilgit ）在我国史籍中分别称为“大勃律”、“小勃律”，在今天的巴基斯坦境内。巴尔蒂语至今仍算得上是藏语的一个分支。这两个相邻地区今天已成为伊斯兰世界的一部分。巴尔蒂斯坦的伊斯兰化开始于14世纪的后期。前述至克什米尔传教的波斯人阿里·哈姆达尼于1381年至巴尔蒂斯坦传教并兴建了几座清真寺。此后波斯人努尔·巴赫希（1393—1464）于1446年、沙姆斯·乌丁·伊拉吉（1429—1525）于1505年至巴尔蒂斯坦传教，后者使巴尔蒂“布迦”王（Bogha，突厥语“野牛”意）和王储接受了伊斯兰教。从王储谢尔沙（Sher Shah）开始，默格本（Maqpon ）王室全部采用了穆斯林名字。默格本王室在巴尔蒂的统治持续到1840年。16—18世纪是伊斯兰教在巴尔蒂斯坦巩固和发展时期。除波斯传教士外，中亚突厥人和克什米尔人也纷纷至此传教。阿里·谢尔·汗（Ali Sher Khan， 1580—1625）时期是默格本王朝的鼎盛时期，与印度莫卧尔帝国有密切联系。阿里·谢尔·汗的女儿是莫卧尔皇帝贾汉吉尔的第一个妻子，以“西藏皇后”著称：阿里·谢尔·汗也娶了莫卧尔皇室的一位公主。极盛时期，阿里·谢尔·汗的统治疆域东至今西藏境内的玛旁雍错，西至奇特拉尔和卡菲尔斯坦，北起慕士格喀喇昆仑山， 南至祖吉拉山口（Zoji La）（注：陆水林：《小西藏：巴尔蒂斯坦的伊斯兰化过程》，《中国穆斯林》1996年第5期。陆水林：《巴尔蒂斯坦简介》， 《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六集），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
苏非派和什叶派传教士对巴尔蒂斯坦的伊斯兰化做出了重要贡献，这可以与青海卡力岗地区做一个有趣的对比。约在清乾隆十五年（1705），苏非派华寺门宦创始人马来迟（1681—1766）使青海卡力岗地区的部分藏人皈依了伊斯兰教（注：李耕砚、徐立奎《卡力岗地区部分群众昔藏今回的调查》，《青海社会科学》1981年第2期。 对卡力岗穆斯林的最新研究，参见马海云等：《伊斯兰教在藏区：卡日岗穆斯林研究》《第十二次全国回族学研讨会论文汇编》，1999年12月，北京。）。巴尔蒂斯坦和卡力岗地区是仅有的两处被伊斯兰化的藏区。除此以外伊斯兰教在藏区的存在都是以移民的方式造成的。对比这两处可以看出，巴尔蒂斯坦和卡力岗地区都处于藏区边缘；都靠近穆斯林聚居区（巴尔蒂在今巴基斯坦境内，卡力岗在今化隆回族自治县境内）；而这两处的伊斯兰化都是由苏非派或什叶派传教士完成的，这也许是因为苏非派、什叶派的神秘主义与原始宗教、佛教等更具有相似性。藏学家弗兰克（A.H.Francke）认为，伊斯兰教于14世纪从克什米尔（Kashmir ）传入藏区（Tibet），在巴尔蒂斯坦（Balitistan）和普里（Purig）传播的是什叶派（Shi'ite），而东拉达克（Eastern Ladakh）首府列城（Leh）主要是逊尼派（Sunnite）（注：“Islam Among the Tibetans/”,by Francke A.H,Moslem Worad XIX,1925。）。他所用的“Tibet”一词显然主要是指巴尔蒂斯坦和拉达克一带，并非指今天的“西藏”；国内有文章据弗兰克的论述指出伊斯兰教于14世纪传入“西藏”，“从此，穆斯林开始在西藏安家落户”（注：房建昌《西藏的回族及其清真寺考略》，《西藏研究》1988年第4期。），这显然是对“Tibet”一词理解上的偏差造成的误解。
2、拉达克（Ladakh）
吐蕃王朝崩溃后，王室后裔尼玛衮（Nyi-ma-mgon ）（注：括号中为藏文转写。本文藏文转写采用王尧、陈践在《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中所使用的转写方案。后文中凡出现用短横线“-”连接的英文字母，一般均为藏文转写，不再一一注明。 ）退居阿里，其三子分别为“阿里三围”（mNgav-ris-skor-gsum）之王。长子日巴衮（Rig-Pa-mgon）据玛城，后成拉达克王系； 次子扎喜衮（bKra-shis-mgon）据布让（后被古格所灭）；三子德尊衮（IDegtsug- mgon）据象雄，后成为古格（Gu-ge）王系（注：黄奋生著， 《藏族史略》民族出版社，1985，第164页。）。16世纪上半期， 伊斯兰化的蒙古人曾由新疆进入拉达克和巴尔蒂地区， 其中米尔咱·马黑麻·海达尔（1499—1551）成为克什米尔的统治者（注：米尔咱·马黑麻·海达尔著，《中亚蒙兀尔史（拉失德史）》（第二编）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第390、446页注、139页。）。16世纪末或17世纪初， 著名的巴尔蒂王阿里·谢尔·汗曾进攻拉达克， 俘虏了拉达克王杰央南吉（Jamyang Namgyal）并娶了拉达克王的女儿；拉达克王承认默格本王朝的宗主权（注：陆水林《巴尔蒂斯坦简介》，《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六集），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一说是巴尔蒂王的女儿嫁给了拉达克王（注：房建昌《西藏的回族及其清真寺考略》，《西藏研究》1988年第4期。）。虽然拉达克王并没有皈依伊斯兰教，但伊斯兰教还是开始传入了拉达克地区。藏学家弗兰克认为列城附近的巴尔蒂村“Chushod”也许是在此时形成的（注：History,Folklore & Culture of Tibet,by A.H.Francke,Delhi,1978。）。
17世纪的卫藏地区，五世达赖喇嘛得到厄鲁特蒙古和清政府的支持，格鲁派成为藏传佛教主流。不丹支持主巴噶举派与格鲁派抗争，引起蒙藏联军与不丹的战争（1644年）。拉达克王森格南吉（？—1646）之子德丹南吉（bDe—Idan—rnam—ngyel），约1646—1675年在位）声称自己信奉主巴派（注：《黄琉璃》（Vaidu-rya-ser-po，藏文）。转引自杜齐（G.Tucii）《西藏中世纪史》，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80。），于1661年“派人给达延汗和第巴送来言辞粗鲁的信，为不丹人助威。”（注：丹珠昂奔主编，《历辈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年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第132、186、99、171、80、184、131、149、172、188页。）到德丹南吉之子德列南吉（Delegs Namgyal）， 约1675—1705年在位）时，于1679年左右进攻西藏阿里地区，被蒙藏联军击败。德列南吉求救于莫卧尔帝国，莫卧尔出兵击退了蒙藏联军。德列南吉却也因此被迫接受伊斯兰教， 他被赋予一个穆斯林名字：“Ak-abalMahmud Khan”（阿克巴·马哈默德·汗）， 这个名字被铸造在一种叫做“Jau”的硬币上，这是西部藏区唯一的一种硬币。 他的妻子和一个儿子（Jigpal Namgyal，吉朴南吉）被作为人质带到克什米尔，还必须每年向克什米尔纳贡。他不得不允许伊斯兰教在拉达克传播，在首府列城（Leh）建造了清真寺。 靠近克什米尔和巴尔蒂的拉达克西部地区大部分改宗了伊斯兰教， 列城周围也散布着相当多的穆斯林（注：History,Folklore & Culture of Tibet,by A.H.Francke,Delhi,1978。）。
3、阿里地区（mNgav－Ris）
古格（Gu－ge）王朝建立于10世纪，传28代，1630年被拉达克王森格南吉所灭。首府扎布让（rtsa－brang）在今阿里地区扎达县境内。 古格与伊斯兰教最早的接触发生在11世纪。古格王德尊衮的次子松埃（Srong－nge）后半生出家，称为“拉喇嘛益西约”（Lha- bla- ma- ye-shes-vod），他在为迎接印度高僧阿底峡（982—1054）入藏而到处寻求黄金时，为“卡洛王”（Gar－log－gi－rgyal－po）捉获。 据认为“卡洛”是指当时据有于阗、叶尔羌、喀什的突厥喀拉汗王朝（992—1212）（注：[明]班钦·索南查巴著，黄颢译。《新红史》第39页，《土观宗教源流》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第47页，[清]土观·罗桑却吉尼玛著，刘立千译。）。据说喀拉汗王朝要求古格以等身重的黄金为益西约赎身，或改宗伊斯兰教，益西约拒绝，让其侄用此黄金前去迎请阿底峡，益西约遂为佛法而死，时约在1036年。（注：冈日瓦·群英多吉著。《雪域西部阿里廓尔松早期史》（藏文）西藏人民出版社，1996，第49、50页。）
14世纪以后，随着阿里毗邻的克什米尔地区伊斯兰化的完成，可能已有穆斯林进入古格活动。16世纪，伊斯兰化的蒙古人侵入拉达克、巴尔蒂和克什米尔以后，又大举进攻阿里地区。米尔咱·马黑麻·海答尔于1533年从玛城（拉达克一带）东进远征卫藏（URSANG，原文如此），西方研究者认为他最远没有越过今西藏的佩枯错（Palgu或Palu Lake）。他在归途中曾至古迦（Guga，原文如此，似应为古格）征收赋税（注：米尔咱·马黑麻·海达尔著，《中亚蒙兀尔史（拉失德史）》（第二编）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第390、446页注、139页。）。 但这次远征似乎没有造成伊斯兰教在该地的影响。1600年巴尔蒂阿里·谢尔·汗进攻拉达克时据说一直打到了西藏本土——巴尔蒂语中称为“赫拉尤尔”，意为“仙女和天神之国”；最远到达玛旁雍错和尼泊尔边界之间的博朗格普兰（Burang）（注：陆水林《巴尔蒂斯坦简介》，《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六集），西藏人民出版社，1989。）。
进入古格境内活动的主要是克什米尔、印度、拉达克的穆斯林商人。1624年，葡萄牙神甫安夺德（Antonio de Andrade,1580—1634）来到扎布让传播天主教，古格王犀扎西查巴德（Kri－bKra－Sis －grags－pa－lde）接见他时由克什米尔穆斯林做翻译。安夺德向古格王提出的五个条件之一是“不得听信克什米尔穆斯林反对我们的谗言，因为他们是反对我们的教义的。”（注：伍昆明著，参见《早期传教士进藏活动史》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第139页。）古格王则签署了用“波斯文”写的文件，命令所有与古格有贸易关系的阿格拉（Agra）和拉合尔（Lahore）的穆斯林，把传教士的东西象穆斯林自己的东西一样带到西藏。阿格拉和拉合尔是莫卧尔帝国（1526—1858）时代印度最大的两座城市（注：[巴基斯坦]赛义德·菲亚慈·马茂德著，《伊斯兰教简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第77、263、547、538页。）。1626 年另一位葡萄牙神甫戈迪尼翁（Francis Godinho，1596—1662）在一封信中谈到古格王拆毁了扎布让的一座清真寺（注：《早期传教士进藏活动史》。及霍斯坦（H.Hosten）：“1628年8月16 日耶酥会士弗朗希斯科·郭丁和神父从西部西藏扎布让发出的一封信”，《皇家亚洲协会杂志》卷21，1925。）。这表明，至少在17世纪穆斯林商人的活动在古格境内有重要影响，并建立了清真寺。
此外，古格所在的阿里地区处于卫藏通向拉达克、克什米尔的商道上，克什米尔穆斯林商人也正是通过这条路进入卫藏的。1630年拉达克吞并了古格；17世纪末拉达克势力被驱逐出境。阿里地区置于噶厦政府的管辖之下，扎布让由首府而成一片废墟（今古格遗址）。但穆斯林在阿里地区的活动仍在继续。17世纪末以后，拉达克王每三年派一使团到拉萨进贡；拉萨的商人每年运转茶到拉达克地区。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清朝击败了拉达克、八底（巴尔蒂）的入侵以后，道光旨曰：“拉达克番民及八底部落长人等公同恳求，准其投归唐古忒商上，情愿各防边界，协力堵御等情。拉达克部落向与唐古忒通商，兹既愿投商上，自应俯如所请。”（注：吴丰培、曾国庆编撰，《清代驻藏大臣传略》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第154页。）可见此时穆斯林商人的活动仍是被允许的。可以认为，直到20世纪40年代以后，由于印巴克什米尔争端和中印边界冲突，这一带的跨境贸易活动才走向了衰落。如今，我们在阿里地区似乎已看不到穆斯林存在迹象了。
三、14世纪以后的卫藏（Dbus—gtsang）
据普遍说法，佛教是在松赞干布（Srong－btsan－sgan－po,581—650）时期，随尼泊尔墀尊公主（Khri－btsun）和大唐文成公主的入藏而分别由南、北两个方向传入卫藏的。值得注意的是，14世纪以后伊斯兰教大致也是由这两个方向分别进入卫藏地区的。即是说，穆斯林分别从西南方的克什米尔和东北方的祖国内地进入卫藏地区，带来了伊斯兰教。
1、克什米尔系统的穆斯林
由卫藏向西经阿里进入克什米尔、印度或新疆、中亚的道路一直非常重要（注：王小甫著《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第138、148、150、179、214、214、20、26、32页。）。通过这条道路，克什米尔与卫藏地区贸易关系自吐蕃时期已经确立。在赤松德赞（775—797在位）时拉萨已成为重要的商品集散地之一，绸布市场位于大小昭寺之间，来自迦湿弥罗（克什米尔）的商人在此经商（注：《中国国情丛书—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拉萨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第29页。）。藏语中对藏红花的称呼之一是“Kha－che－gur－ kum）”，即“克什米尔红花”，也反映出西藏与克什米尔的联系紧密。14世纪以后克什米尔的伊斯兰为伊斯兰教从这个方向进入卫藏提供了前提。克什米尔穆斯林在西藏伊斯兰教史上有重要地位，现在藏语中对穆斯林的称呼“卡契”（Kha－che）即是从对克什米尔人的称呼中转化来的：卫藏地区现存最早的清真寺也与克什米尔穆斯林商人有关。
9世纪中叶拉萨随吐蕃王朝的崩溃而一度衰落。14 世纪宗喀巴创建藏传佛教格鲁派后，拉萨宗教中心的地位重新确立。17世纪中叶五世达赖喇嘛阿旺·罗桑嘉措（1617—1682）时期拉萨再度复兴为西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注：《中国国情丛书—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拉萨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第31—33页。）。五世达赖喇嘛晚年著有自传《云裳》（Du－kvu－lavi－gos－bzang）， 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资料。意大利藏学家图齐（G.Tucii ）根据其自传列举了五世达赖时期从不同地方来访问或游历西藏的人，其中有政治使节、印度学者以及商人；印度人、汉人、蒙古人、克什米尔的穆斯林们都在拉萨市集上见面，交换货物（注：杜齐（G.Tucii）， 《西藏中世纪史》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80，第135—136页。）。在五世达赖去世以后约三十年，即1716年，欧洲人德西德里（Ippolito Desideri ）来到拉萨时，他看到拉萨有一个“海关”（royal custom－house）， 来自汉地或西方的商人在这里交税， 穆斯林在拉萨已拥有一块墓地（注：An Account of Tibet—the Travels of Ippolito Desideri,1712—1727,ed,By Frlippo De Filippi,New Delhi,1978。）。 在约雍正五年（1727），汉文史料也记载道：“商亦有本地人，西则大洋各处人，北则缠头鄂罗厄勒素回回各色目人。”（注：[清]李凤彩撰，《藏纪概》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1978（油印本）。）所谓“缠头”即指克什米尔穆斯林，清代文献一直沿用这一称呼。伊斯兰教在拉萨存在的可考历史就是从五世达赖时期开始的。
拉萨市现存最早的清真寺是西效的“卡契林卡”（ Kha－ che－Gling－kha，克什米尔人的园林）。据拉萨穆斯林传说，一位叫做辟尔·亚古博（Pir Jacob）的阿訇从克什米尔来到拉萨。 五世达赖在布达拉宫上望见辟尔·亚古博在拉萨北面的根培北面的根培乌孜山上做礼拜，遂派人询问，后来便在拉萨西效射箭赐地，以五个射程方圆的面积赐给他，称为“箭达林卡”（Rgyang－mdav－gang－gling－kha，一箭之地园林），后来称为“江达岗林卡”（注：《江达岗林卡的简历》拉萨小清真寺复印件，1995及林卡大门上的铭文。）。一说是辟尔·亚古博因无落脚之地而向五世达赖辞行，达赖喇嘛遂在西效射箭赐地（注：宋小嵇《拉萨清真寺》，《雪域文化》1991年春季号。）。前一种说法流传更广，今天的拉萨穆斯林，甚至甘青回族商人都到根培乌孜山上的一块岩石边诵经祈祷，把那里视为辟尔·亚古博的礼拜地和穆斯林在拉萨的最早遗迹（注：作者1997年夏在拉萨的调查。）。据考“辟尔”一词系波斯语“导师、领导者”之意，系波斯和印度的苏非派对其导师的尊称（注：《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第436页。）。“亚古博”即“叶尔古白”，是常见的穆斯林名字。从“辟尔”这一尊称及其在山上礼拜的行为来看，这位亚古博可能是一位苏非派导师。从前文所述苏非派传教士进入巴尔蒂等地传教的活动来看，这种可能性更大。
“卡契林卡”或“江达岗林卡”的创建年代，据拉萨穆斯林认为是在1650年（注：《江达岗林卡的简历》拉萨小清真寺复印件，1995及林卡大门上的铭文。）。但我们认为这个年代似乎不确。首先，林卡的创建年代尚未见于文字记载。其次，据记载1652年五世达赖进京途经青海境内时，“西宁城的回民掌教率50余人前来敬献重礼。询问掌教敬奉什么神，掌教答说敬奉的是天。认为大约与敬奉大自在天、遍入天相类似，向日月等礼拜。这是与伊斯兰教的首次接触。”（注：丹珠昂奔主编，《历辈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年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第132、186、99、171、80、184、131、149、172、188页。）可见在此之前五世达赖与伊斯兰教没有接触。第三、若根据拉萨穆斯林的传说，从布达拉宫上北望根培乌孜山上之亚古博礼拜处，则必须借助于望远镜才有可能（注：作者曾于1997年夏亲自登上此山。）。据记载五世达赖曾于1678年于蒙古准噶尔部噶尔丹送来的礼品中得到一件“可以看见远处奇异景象的水晶筒（可能是望远镜）”（注：丹珠昂奔主编，《历辈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年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第132 、186、99、171、80、184、131、149、172、188页。），此前尚未见类似记载。据此推测似乎“卡契林卡”的创立不应早于1678年。另一方面，虽然射箭赐地之说不见于文字记载，但在五世达赖喇嘛时期应属可信。因为如前所述，五世达赖时来自各地的使节、游历者和商人很多，其中有不少穆斯林。1656年印度“孟加拉王沙哈杂派遣的玛哈德沙比（穆罕默德沙比？）来到蜇蚌寺”并赠送了礼品（注：丹珠昂奔主编，《历辈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年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第132、186、99、171、80、184、131、149、172、188页。）。据杜齐分析，这里的“沙哈杂”（Sakradsa）应是“沙·吉汗”（Shah Jahan）的讹写，而“沙比”（Sa－ha－su－ja）应即“Shah Shuja”的转写（注：杜齐（G. Tucii），《西藏中世纪史》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1980，第129页。）。沙·吉汗（1628—1658在位）是莫卧尔皇帝，他的儿子“Shah Shuja”当时是孟加拉总督（注：[巴基斯坦]赛义德·菲亚慈·马茂德著，《伊斯兰教简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第77、263、547、538页。）。 当时克什米尔穆斯林商人在拉萨的也一定不少，藏文史料表明，至少在1679年6 月举行第巴桑结嘉措的就职庆贺仪式时有“克什米尔”的代表参加（注：丹珠昂奔主编，《历辈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年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第132、186、99、171、80、184、131、149、172、188页。）。另据《拉萨文物志》称，五世达赖常于藏历每月八日、十五日，邀请所有穆斯林到布达拉宫做客，渐成定制；西藏开始铸钱后，达赖喇嘛还给每个成人赐三个章卡（藏银圆），小孩一个：五世达赖还专门指定“格林姑息”为其经商的地点（注：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拉萨文物志》1985，第90、55、54、54、141、142页。）。此外，据记载五世达赖时期至少有四次（1661，1669，1675，1680年）给贵族、寺院等赐地（注：丹珠昂奔主编，《历辈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年谱》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第132、186、99、171、80、184、131、149、172、188页。），辟尔·亚古博也许于此时得到了一小块土地。
有一种说法认为辟尔·亚古博就是曾经入藏求援的新疆白山派阿帕克和卓（注：房建昌《西藏回族和清真寺的若干问题》，《回族研究》1992年第2期。），我们对此持有异议。阿帕克和卓（1606—1695 ）道号为“依达也提吐拉”（阿语，安拉的正道），别号为“海孜来提帕地夏”（伟大的阁下）（注：马通著，《中国伊斯兰教派门宦溯源》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第59、62、66页。），未见其有“亚古博”一名。在17世纪后半期的南疆，叶尔羌汗国由于白山派、黑山派和卓的纷争而陷于内乱。1668年白山派拥立尤勒巴尔斯为汗，准噶尔部僧格台吉进行了支持，并因此获得了喀什噶尔的统治权。蒙古准噶尔势力由此进入南疆。1670年4月，黑山派支持的伊斯梅尔汗上台， 白山派阿帕克和卓被迫出逃克什米尔，据说阿帕克和卓入藏（或在新疆一活佛陪同下）并晋见了五世达赖，达赖喇嘛写信给噶尔丹让其出兵。（注：参见《维吾尔族简史》第157页，及刘正寅、魏良弢《西域和卓家族研究》第198—20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关于阿帕克和卓入藏的时间，一般认为是在1670年。就在这一年，准噶尔部僧格台吉被异母兄车臣台吉和卓特巴巴图尔谋杀，僧格之弟噶尔丹（1644—1697）当时正在西藏出家当喇嘛，闻讯后还俗于1671年回到新疆统率僧格旧部（注：参见《维吾尔族简史》第168页，及刘正寅、魏良弢《西域和卓家族研究》第198—20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此前后噶尔丹羽翼未丰，达赖喇嘛写信要求噶尔丹出兵似不可能。据说阿帕克和卓于1673年左右来到西宁（或许是从克什米尔经西藏前来），传授虎非耶教理，对后来西北回族中的几大门宦有直接影响（注：马通著，《中国伊斯兰教派门宦溯源》宁夏人民出版社，1995，第59、62、66页。）。对照几种史料后我们发现，阿帕克和卓的传教活动在西北回族中有重要影响，一向以二十五世“圣裔”著称；而在西藏穆斯林中没有留下任何记忆，这似乎不合情理。综上所述，我们认为阿帕克和卓山与辟尔·亚古博并非一人。
“卡契林卡”是拉萨西郊沼泽地边缘的一片园林，今天尚有64.289平方米（注：《卡基林卡核定用地面积说明》， 拉萨市城市规划局，1996。），内有两处礼拜殿和一处墓地。墓地内现存一些用乌尔都文刻写的石制墓顶，其形制明显不同于内地回族，可能是克什米尔、印度风格。现存年代最早的一块刻于希吉拉历1133年（1720年，清康熙五十九年）。“卡契林卡”最早见于汉文记载是在乾隆六年（1741）官修《西藏志》，“卡契园，在布达拉西五里许，劳湖柳林内。乃缠头回民礼拜之所，有鱼池、经堂、礼拜台，花草芳菲可人。”（注：《西藏志·卫藏通志》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第16页。）此时在拉萨的穆斯林商人也明确见于记载，“有缠头回民贩卖珠宝”，“有白布回民贩卖氆氇、藏锦、卡契缎、布等类，皆贩自布鲁克、巴勒布、天竺等处。”（注：《西藏志·卫藏通志》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第32页。）清代以来，来自克什米尔、拉达克、印度、尼泊尔的穆斯林一直在“卡契林卡”内举行聚礼，直到小清真寺建立。
拉萨小清真寺位于大昭寺南边的饶塞巷内。大昭寺周围的八廓街是拉萨最繁华的商业区，小清真寺建在这里显然与穆斯林商人有关。据《拉萨文物志》记载，“拉萨小清真寺是本世纪二十年代专门为在拉萨做买卖、短住或长住的克什米尔、拉达克、不丹、尼泊尔、英国等国信奉伊斯兰教的人做礼拜而筹资、捐款修建的。”（注：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拉萨文物志》1985，第90、55、54、54、141、142页。）但是小清真寺的建筑年代似乎可以追溯得更早。1900年俄国人崔比科夫到达拉萨时，见到克什米尔穆斯林“在拉萨市南部有自己单独的祈祷地，在拉萨以西约四里处有其单独的墓地。”（注：[俄]崔比科夫著，《佛教香客在圣地西藏》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第108页。 ）后者显然是指“卡契林卡”，前者正与小清真寺今天的位置相符。因此可推知至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小清真寺已经建立了。小清真寺建成后，方便了最穆斯林商人履行宗教功课；西效的“卡契林卡”礼拜殿就只有在重大节日聚会时才使用了。小清真寺教坊的穆斯林大都是来自克什米尔方向的商人，他们在自己的社区组织，其头人称“本布”，解放前直接由西藏地方政府噶厦管理。在本世纪40年代大约有70余户（注：马瑛富《穆斯林的旗帜飘扬在拉萨》，《清真铎报》1947年第2期。）。1960 年时对这些穆斯林进行国籍认定，大多数选择外国籍而迁往境外。今天小清真寺数教坊只有约52户教民，其中约15户属于外国籍。教长阿卜杜·哈里木持有尼泊尔护照。
日喀则是西藏第二大城市，又处于从克什米尔、印度、尼泊尔至拉萨的交通要道上，可以肯定穆斯林商人在这里活动的年代也是很早的。但文字史料较少。180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特涅尔（Captain Samuel Turner）在《出使札什喇嘛西藏宫廷记》中记载，逊尼派穆斯林和印度教徒等非喇嘛教徒至少有三百人生活在日喀则（注：房建昌《西藏回族和清真寺的若干问题》，《回族研究》1992年第2期。）。 光绪十二年（1886）《西藏图考》记载，克什米尔人“奉回教，修髯伟貌，远游服贾，南路八城及三藏之地，处处有之，……前藏设有大头人三名，后藏一名，以为管辖。”（注：《西招图略·西藏图考》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第264页。）后藏即指日喀则。 日喀则现存的邦加林清真寺据说已有三百年的历史，其附近是日喀则繁华的商业区。据当地穆斯林说，1960年前有穆斯林40户左右；现在只有9户， 但仍保持着穆斯林的传统（注：作者1997年在日喀则的实地调查。）。
西藏山南地区是藏族文化的发祥地。首府泽当镇在历史上曾经以制作藏式花呢（泰勒马）、喇嘛们的讲经用帽和廉价藏呢而驰名，产品运往拉萨销售（注：[俄]崔比科夫著，《佛教香客在圣地西藏》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第300页。）。 历史上穆斯林曾在这里建起一座清真寺，其建筑年代不可考，今已无存；只有墓地遗址还在，拉萨穆斯林有时来这里诵经游坟（注：作者1997年在泽当的实地调查。）。克什米尔穆斯林的足迹可能一直延伸到了康区的德钦县（今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境内），德钦县升平镇清真寺是当地最古老的清真寺，于1984年重新开放。德钦在历史上称为“阿墩子”，是商业、运输及藏传佛教朝山的要冲地。据记载来到德钦的除内地回族外，还有印度、拉萨来的穆斯林，据说300 年前曾有一位叫“尔林巴巴”的土耳其穆斯林学者及他的两个学生从印度来到升平镇传教（注：《迪庆藏族自治州宗教志》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第205—209页。）。
除了前述由卫藏西经阿里入拉达克、克什米尔、印度的道路以外，还有两条重要的商路通往喜马拉雅山脉南麓。一条经江孜、帕里进入锡金或不丹，再到印度境内的大吉岭。另一条由日喀则向西南经定日、樟木进入尼泊尔境内。18世纪末，尼泊尔廓尔喀人入侵西藏，被清军击退；1792年决定在江孜和定日驻兵，查验商人路征（注：牙含章著，《达赖喇嘛传》人民出版社，1984，第63、83、135、42、224、46、46页。）。说明这两条路线日益重要， 因为铁路线已延伸到了印度的大吉岭。 1900年俄国人崔比科夫记载道，商队从江孜到大吉岭要走一个月，从大吉岭沿铁路线到加尔各答要一昼夜半。在加尔各答有许多来自西藏的商人（注：[俄]崔比科夫著，《佛教香客在圣地西藏》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第294页。），这些商人中除了克什米尔穆斯林以外， 最多的是尼泊尔人。据清代《西藏志》记载，乾隆五十七年（1792）福康安等奏：“向来贸易商民，全系巴勒布、克什米尔二种，”“查明在藏贸易巴勒布商民四十名，商头三名；克什米尔商民一百九十七名，商头三名，向俱任其常川兴贩，往来不绝。”（注：《西藏志·卫藏通志》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第330页。）“巴勒布”即指尼泊尔。 尼泊尔的尼瓦尔族善于经商，过去他们控制着加德满都的大部分商业，并经营着对中国西藏的贸易，他们信仰佛教（注：王宏纬、鲁正华编著，《尼泊尔民族志》中国藏学出版社，1989，第100页。）。1855 年尼泊尔入侵西藏，签定了不平等条约，规定对尼泊尔商人提供种种优惠。1893年的藏印条约又规定开放亚东，听任英国诸色商民前往贸易（注：牙含章著，《达赖喇嘛传》人民出版社，1984，第63、83、135、42、224、46、46页。）。崔比科夫在1900年记载，拉萨的克什米尔人和尼泊尔人的人数差不多，尼泊尔人可能稍多一点；尼泊尔人是佛教徒（注：[俄]崔比科夫著，《佛教香客在圣地西藏》西藏人民出版社，1993，第74页。）。这些尼泊尔人可能就是尼瓦尔人。在尼泊尔商人中也有一部分穆斯林。穆斯林是尼泊尔最大的少数民族，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4世纪。据说在15世纪末16世纪初，克什米尔穆斯林商人在拉萨见到了当时尼泊尔国王拉特纳马拉的代表，将经商活动扩展到了加德满都，后来他们逐渐定居下来，被当地人称为朱史德人（Chhurote）（注：王宏纬、鲁正华编著，《尼泊尔民族志》中国藏学出版社，1989，第257页。）。总之，克什米尔系统的穆斯林除以克什米尔人为主外，还包括少量尼泊尔、印度等地的穆斯林，他们构成了西藏穆斯林的来源之一。
2、内地回族穆斯林
回族形成于明代（1368—1648）。沿青藏高原边缘的青海、甘肃、云南都是回族的主要分布区域。有的学者认为，在我国北方和西部的半月形农牧接壤地带，回族找到了沟通农牧区民族贸易、发挥自身经商特长的用武之地（注：周星著，《民族学新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第206页。）。中国农牧区之间历来存在一种经济互补关系， 回族自形成以来就积极介入了这一经济流通过程。回族，特别是临夏回族的商业活动在相当大程度上将甘、青、藏、川等地的回、汉、藏等族纳入了一个更大的经济流通体系之中。在青海、甘肃、四川、云南藏区，今天都分布着一些回族聚居点。
内地回族在拉萨的定居，是和清代驻兵西藏联系在一起的。从1718年（康熙五十七年）到1909年（宣统元年），清政府先后六次大规模用兵西藏。1727年（雍正五年）始设驻藏大臣二人，同时在西藏留驻川陕兵两千人，归驻藏大臣指挥（注：牙含章著，《达赖喇嘛传》人民出版社，1984，第63、83、135、42、224、46、46页。）。1733年（雍正十一年）“特命于色拉、召之间扎溪地方另建城垣，留兵五百名，其余撤回。”（注：《西藏志·卫藏通志》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第6页。）所留五百人规定三年一换，由川兵来顶替。此驻兵轮换制度一直保持到清末。在清军中有一些回族官兵。据考清代四川回族从军者很多，“武功素称极盛”（注：同治十二年《重修成都县志·卷首例言》。）；民谣也谓回族职业为“不宰牛便宰羊，不卖粑粑便吃粮”（注：《四川少数民族》“回族”。四川民族出版社，1982。），所谓“吃粮”即从军。史料表明，1733年始建的拉萨清军驻地扎什城（今拉萨北郊）内建有汉族的关帝庙和回族的清真寺各一座。据房建昌文，今天拉萨北郊万寿寺展有乾隆五十九年（1794）驻藏大臣和琳与成德发给该寺主持的一块令牌，其中写道：“据扎什城万寿寺中喇嘛呈称情缘，扎什城万寿寺从前原系内地回民清真寺，”“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内，蒙铺□二位大人□毁，改修万寿寺。”（注：房建昌《西藏回族和清真寺的若干问题》，《回族研究》1992年第2期。）据载， 驻藏大臣辅鼐于乾隆二十六年六月抵达拉萨，可见此寺被毁当在1761年下半年。扎什城在1912年清朝灭亡后被焚毁，如今的万寿寺系文革后新建，已见不到任何古老的遗迹了。
拉萨现存最大的清真寺是河坝林的大清真寺。据《拉萨文物志》称，大清真寺创建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最初规模不大，建筑面积只有200平方米；乾隆五十八年（1793 ）平定廓尔喀后进行了维修和扩建（注：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拉萨文物志》1985，第90、55、54、54、141、142页。）。若此年代确实可信，则大清真寺的创建与清军无关；因为清军首次到达拉萨是在康熙五十九年（1720）。而大清真寺内一块约于乾隆年间立的匾中，有“贸易客民马如龙、何文才、马明远”（注：此匾见于薛文波《拉萨的回族》一文记载，今已不存。其中“马明远”一名还见于乾隆四十八年大清真寺买房契，故推此匾系同时代物。）等人名，可见内地回族商人在拉萨的活动也是确实的。最早创建大清真寺的可能是这些回族商人。而使大清真寺得以扩修并形成现存规模的却是驻藏清军。大清真寺可考的最早证据是在乾隆年间，有三件。一是乾隆三十一年（1766）“咸尊正教”匾，立匾人有守备哈国祥，把总单应举、马国隆、虎文斌等，显然是驻藏清军；二是乾隆四十六年（1781）千总马大雄，把总虎文林等所立之匾（注：薛文波：《拉萨的回族》，《甘肃民族研究》1986年第2期。）； 三是乾隆四十八年（1783）马明远经手之大清真寺购买店铺的契约，盖有“四川西藏卫藏关防”印（注：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拉萨文物志》1985，第90、55、54、54、141、142页。）。可见大清真寺在乾隆年间已具相当规模了。此外，大清真寺内还有道光十五年（1835）、咸丰壬子（1852）、民国十二年（1934）及1940年的匾，道光二十八年（1839）马朝俊经手的买店铺契约等，是大清真寺历史的见证。另据薛文波先生50年代的记载，大清真寺可考之最早的修建年代为乾隆三十一年（1766）；道光三年（1823）修补一次；光绪十六年（1890）又修补一次；民国时又小修一次（注：薛文波：《拉萨的回族》，《甘肃民族研究》1986年第2期。）。在1959年拉萨暴乱中，大清真寺被焚毁，1960年重修；多数上述文物今已无存。新修之礼拜殿建筑面积285平方米，并建一13米高的邦克楼；大门为汉式牌坊建筑，上以阿文、藏文和汉文书写“西藏大清真寺”字样。
大清真寺在拉萨北郊多底村北拥有一块墓园，称为“格格霞”。此墓园的建成大约与大清真寺同时， 现存最早的墓碑是乾隆四十九年（1784）所立，墓主“扇公讳聚财，原籍山西凤翔县瓦窑头礼拜寺。”（注：作者于1997年到此墓园，此碑藏于墓园屋内。）据调查，墓园内现存石碑23通，其中有清代墓碑16通保存完好。墓碑形制多为内地回族特点，碑首多刻写阿文清真言，碑心刻写墓主名讳，两侧刻写汉文对联。如清咸丰七年碑，碑心为“皇清诰赠显妣马母黄氏老宜人之墓”，两侧为“风清瑞照牛眠地，山岚详徵马鬣村”，横批“万古佳城”（注：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拉萨文物志》1985，第90、55、54、54、141、142页。）。格格霞墓园总面积约64,000平方米，西面依山，墓地分布在一片稀疏的树林之中：有围墙，大门东向，大门是富有伊斯兰特色的绿色尖塔式建筑；进门是守墓人住所和礼拜建筑。此礼拜殿专为前来游坟者礼拜所用，以及每年“抓饭节”全体穆斯林露营生活时使用（注：“抓饭节”是拉萨穆斯林特有的节日。）。
清代驻军和商人中的内地回族在拉萨定居，成为今天拉萨穆斯林的主体。他们在清代被划入拉萨汉人的群体，其首领称“保正”，由回民推选再经西藏地方政府承认，一般事件由保正处理，无法解决的才报西藏地方政府。在十三世达赖喇嘛时他们被划归西藏地方政府的农林局（索朗列空）管理。在50年代， 内地回族系统的穆斯林在拉萨共有约150余户，千余人（注：薛文波：《拉萨的回族》，《甘肃民族研究》1986年第2期。）。在40、50年代， 拉萨穆斯林（包括内地回族和克什米尔系统的穆斯林）总共约有200余户2,000人左右（注：参见马瑛富：《穆斯林的旗帜飘扬在拉萨》，及薛文波：《拉萨的回族》。）。有西方学者认为在本世纪初拉萨至少有穆斯林10,000余人（注： "Muslims in Tibet/,by Muir J.R,Cited by Broomhall,Islam in China,London,1910。），显系夸大其词。因为直到50年代，拉萨总人口也不过30,000多（注：《中国国情丛书—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拉萨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第47页。）。国内有文章认为14、15世纪西藏穆斯林人口已有2,000余户10,000余人， 则更是危言耸听（注：房建昌《西藏穆斯林的来源及其生活》，《宁夏社会科学》1986年第3期。）。今天拉萨穆斯林人口也仅有3,000人左右。（注：据1990 年人口普查西藏自治区有回族人口2,987人。）
在西藏东部重镇昌都，也很早就有回族人入居。清康熙四十一年（1702）陕西籍回民在昌都修建了礼拜殿，命名为“陕西回馆”。康熙五十八年（1719）正式建立了清真寺，当时驻防昌都的清军回族官兵给予了捐助（注：杨纯灵（洛桑）著，《西藏昌都回族穆斯林和清真寺》西藏昌都清真寺管理委员会1994年打印本。）。昌都也是清代在西藏驻军的重要地点，1733年后在昌都驻兵五百，三年一换，由滇军接替（注：牙含章著，《达赖喇嘛传》人民出版社，1984，第63、83、135、42、224、46、46页。）。今天昌都约有回族36户，190余人，清真寺仍然存在。
在其它藏区，也于明清时期形成了一些回族聚居点。甘青的河湟地带自明代已为回族聚居区，回族商人开始深入藏区从事贸易活动。在四川藏区的松潘县，明初丁玉出兵于此时建立了清真寺。明代的“湖广填四川”，清乾隆年间两平金川之役，都有一些回族迁入四川藏区的茂汶、金川、小金等地并建立了清真寺。清末民初阿坝、若尔盖等地也建立了清真寺（注：燕松柏、雀丹著，《阿坝地区宗教史要》成都地图出版社，1993，第29、64、413页。）。在云南藏区，清雍正年间（1725 —1735）发现了马鹿银矿，山西、陕西回民开始迁入，在中甸建立了清真寺（注：《迪庆藏族自治州宗教志》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第205—209页。）。
今天，随着改革开放，大批内地回族商人又掀起了入藏经商潮。在拉萨、日喀则、泽当、林芝、昌都、亚东等地都有他们的足迹。在拉萨，甘肃回族商人在临夏州驻藏办事处院内建立了一处临时礼拜殿，从广河县聘请了阿訇。在日喀则，大量的甘青回族商人使邦加林清真寺焕发了生机。在泽当，临夏回族商人自建了礼拜殿并聘请了阿訇。在林芝，回族商人也要求建立礼拜场所。在昌都，甘青回族商人促使了昌都清真寺的重修开放。
四、结论
青藏高原是藏文化的发源地和主要分布区域。随着伊斯兰教的兴起和东传，青藏高原周围逐渐成为穆斯林分布的重要区域。伊斯兰文化和藏文化之间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接触和交流。随着时间的推移，与穆斯林聚居区接壤的少数藏区边缘被伊斯兰化了。而伊斯兰教随穆斯林商人和士兵的活动在藏区扎根，形成了小聚居点，建立了清真寺。
考察这一过程后本文认为：
1、在13世纪以前伊斯兰教虽然与藏区发生了接触， 但穆斯林入藏活动还只具有可能性；即使有穆斯林入藏也是少量的、不连贯的。
2、14世纪是一个分界线。13 世纪伊斯兰教已推进到青藏高原四缘，14世纪克什米尔的伊斯兰化为穆斯林从西南方向进入西藏提供了条件；明代内地回族的形成也为穆斯林从另一个方向进入西藏提供了条件。而14世纪以后，随着西藏在元代的再次统一，黄教兴起和拉萨复兴，为穆斯林入藏经商提供了内部环境条件。
3、伊斯兰教通过两种方式在藏区传播。在巴尔蒂和卡力岗地区， 是通过传教的方式达到了伊斯兰化。在更加广泛的藏区，是以穆斯林移民为载体把伊斯兰教流播各地。
4、就后一种方式而言，伊斯兰教是从两个方向进入西藏的， 最早入藏的是克什米尔穆斯林商人；内地回族商人和清代驻防军队中的回族官兵从另一方向把伊斯兰教带入了西藏。
5、伊斯兰教在卫藏地区的可考历史是从五世达赖喇嘛时期（17 世纪）开始的。
6、入藏穆斯林在当地逐渐土著化的过程， 重复了唐宋以来穆斯林“蕃客”在华土著化的过程；而两种来源的穆斯林在拉萨逐渐认同和融合则体现了中国回族形成过程的一个历史缩景。穆斯林在西藏的土著化，使藏地伊斯兰文化具有了不同于其它地区的典型特色。
本文主要回顾了伊斯兰教传入藏区的历史过程。关于穆斯林在藏区土著化的过程，以及伊斯兰文化与藏文化的交流，拟将另文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