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创新发展决定因素的理论与实证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证论文,因素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736X(2009)01-0150-04
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长三角①以浦东开发开放为契机，通过大规模利用外资、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竞争，同时大力推进市场化，激发内生增长动力，实现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宋林飞等，2006)。长三角已成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经济总量规模最大、内在潜质最佳、发展前景被普遍看好的首位经济核心区。进入“十一五”时期，长三角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正在发生新的变化，必须加快推进新一轮经济转型，核心是大力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发展模式转型，即实现创新发展。这不仅是长三角地区发展的必然趋势，更是提升其自身实力、带动全国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
一、长三角创新发展的决定因素
笔者研究长三角创新发展决定因素的理论基础来源于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官产学研紧密结合、产业关联这三个方面。
从事区域经济的理论研究始终面临一个基本问题，那就是区域和城市发展的任何理论都取决于规模报酬递增的作用。亨德森(1974)曾提出一个模型，将整个经济看成是一个城市体系(即城市的集合)(藤田昌久，保罗·克鲁格曼，安东尼·J·维纳布尔斯，2005)。借助这一模型的核心思想，同时首先考虑到米尔斯等(Mills，1967)学者所强调的，在外部经济与不经济之间存在一股合力，前者与城市内产业的地理集中存在相关，后者与大城市联系在一起(如往返费用等)；其次，考虑到现实中，长三角都市圈以占全国不到1％的土地和5％的人口创造了约1/5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强有力的增长“引擎”。进而笔者认为，“都市圈”(Metropolitan Region)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可以很好的刻画这种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现象。南京大学长江三角洲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张建华博士认为，建立都市圈的目的在于打破行政界限的束缚，调动各种经济社会要素的积极性，在城乡之间、产业之间得到最有效率的配置，实现区域经济社会集约化的发展。目前，在长三角都市圈体系内，有一个核心圈和四个城市圈。核心圈的中心是“超级巨人”上海，也是整个大都市圈的核心城市。四个区域性城市圈是南京、杭州、苏锡常、宁舟等城市圈。20世纪50年代初至20世纪末，上海在长三角城市中保持着绝对优势地位，其人口规模与南京和杭州始终保持着近两倍的层级关系。这种层级关系较严格地遵循了“齐普夫法则”，也说明长三角大都市圈的空间结构已趋于稳定。近年来，随着上海国际化程度日益提高和龙头地位的日益巩固，周边15个主要城市经济快速发展，区域内联系日益紧密，长三角都市圈的空间层级结构正愈来愈成熟与合理。
官产学研紧密结合需要一个空间载体，而高新区(Hi-tech Zone)恰恰可以胜任。大学、科研单位的参与是高新区与一般工业园区的根本区别，产业界的参与是高新区与大学和科研单位集中地的根本区别。在产学研紧密结合的高新区中，大学在相当程度上改变过去按部就班培养人才的模式，采取在创业和开发中培养人才的新模式；科技界根据大众的需求导向进行科学研究，使不同类型的科学研究相互交叉，与市场接轨；企业界在大学和科学界中寻找新型的合作伙伴，共同开发，共同创业，并加强自身的研究能力；政府加强专业服务和政策导向。这样，大学科技界、工商企业界和政府的行动就得以统一和协调，高新区就得以蓬勃发展(张克俊，2005)。长三角国家高新区包括上海高新区、南京高新区、无锡高新区、苏州高新区、杭州高新区和常州高新区。据有关资料显示，长三角地区6个国家级高新区技术产业营业总收入占全国53个国家高新区总量的近30％。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各高新区都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无锡国家高新区发展研究院课题组，2006)。
通过产业链(Industry Linkage)来优化长三角城市间的分工与合作。通过产业链降低企业间交流合作的协调成本，是区域内实现产业关联的一条有效途径。随着都市圈的发展，长三角各城市间的产业分工开始由传统的部门间分工逐步发展为部门内的产品间分工，进而又形成向产业链分工方向发展的趋势。各城市按产业链的不同环节进行专业化分工，形成不同类型和层次的城际产业链，城市间基于城际产业链的分工协作关系加快了城市群产业一体化的进程，将不同城市联结成为具有密切经济联系的一体化区域(朱英明，2007)。经验表明，构建产业链和发展都市圈，是在资源环境条件约束和全球化背景下，保持经济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尽管有观点认为，作为我国最大的加工制造业基地，长三角都市圈的制造业存在严重的产业同构问题。但是，上海交通大学高汝熹教授及其合作者分析指出，上海都市圈的制造业在大的产业层面存在较高的相似程度，而在具体的产品层面则基本不存在同构问题。产业同构的表象揭示了在都市圈内部存在紧密的产业分工和协作，在某些行业还形成了产业链的垂直分工。“产业同构”事实上产生了全球相关产业向上海都市圈集聚的效应，成为孵化广域产业集群的重要前提，成为长三角都市圈的发展机遇(吴晓隽、高汝熹，2007)。
以上分析充分论证了长三角创新发展的决定因素为都市圈、高新区以及产业链。在此，探讨以上三个决定因素的相互关联及其对区域创新发展的作用。
二、变量定义与数据来源
(一)变量定义
为了便于数据的采集，在参考了国内大多数学者的研究经验后，在此实证部分所用长三角数据为上海市、江苏省和浙江省的数据。研究目的在于表述地区经济创新发展及其决定因素，被解释变量表示地区经济发展总体情况的指标，为此选取了长三角1990-2005年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和人均资本存量增长率。解释变量的定义如表-1所示。
(二)数据来源
在此被解释变量人均GDP增长率和人均资本存量增长率是根据复旦大学展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CCES)的“中国经济发展分地区电子数据库”提供的以1952年价格为基准的GDP和省级资本存量数据分别计算而得。解释变量MR的数据是在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城市经济规划研究中心研究报告《2006上海城市经济与管理发展报告——上海及长三角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中根据城市引力模型计算出的上海与其他城市的引力联系基础上，通过加权平均换算出上海与其他15个城市之间的城市引力数据；HZ根据中国统计数据库(www.bjinfobank.com)中的数据整理计算而得；IL数据参考了东南大学张会清的硕士学位论文《江浙沪产业结构的协调发展研究》的相关结论。
三、实证结论
首先采用OLS法分析各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计量分析结果见表-2所示。
由于常数项的t值并不影响方程整体有效性的检验，并且与在此讨论的影响区域创新发展的决定因素无关，故不在此列出。而笔者研究的重点在于探讨都市圈、产业链和高新区三个因素的相互关联及其对长三角区域创新发展的相关作用，而不是为长三角GDP增长率或人均资本存量增长率做出预测，故解释变量回归系数的t值检验仅作为参考。
表-2中的被解释变量是长三角地区人均GDP增长率，解释变量为都市圈、高新区、产业链三个决定因素的度量值。方程(1)、(2)、(3)分别是用1990-2005年、1990-2000年、2000-2005年的数据做三变量回归，方程(4)、(5)、(6)是用2000-2005年的数据做单变量回归。方程(7)、(8)、(9)是用2000-2005年的数据做两两变量的回归。方程(10)选取2000-2005年的都市圈和产业链的相关数据作为解释变量，人均资本存量增长率为被解释变量做回归分析，通过表-2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从长期来看(1990-2005年)，尽管方程(1)的回归效果并不十分理想(
=0.58)，但这三个因素的系数符号以及方程F值的显著性印证了都市圈、高新区和产业链的构建都对长三角创新发展起到正的推进作用。由于都市圈和高新区的检验值不显著，故就长期而言，都市圈和高新区的作用会有所减弱，而产业链的构建所起的作用会有所增强，这从产业链t值较高的显著性可以看出。也就是说，即使区域内资源和要素的存量是一定的，但是仍然可以通过发展都市圈、促进官产学研在高新区的紧密结合、构建产业链以优化区域内产业分工与协作这些空间形态上的经济决策和行为，使得区域内要素和资源实现新的配置，对区域创新发展产生一个正的促进作用。
2.鉴于1990-2005年间，方程(1)的回归效果并不明显，所以分别对1990-2000年和2000-2005年两个阶段的数据做了回归。1990-2000年间，尽管方程(2)的回归效果仍然不是十分理想(=0.66)，但可以发现都市圈对地区经济增长起到了负的作用(MR系数为负值)，而高新区和产业链尽管起到正的作用，但效果并不明显(检验值不显著)。原因可能是，在此期间，就长三角整体而言，城市格局仍旧以地理空间布局为主，并没有放眼于区域乃至全球范围的经济网络构建。尽管上海吸引了众多的优势资源，经济的集聚效应大大增强，却因为与周边城市的联系较少，并且过分强调自身经济增量，忽视流量，强调资源吸纳，忽视区域内资源配置，最终导致其辐射效应不十分明显，上海在长三角都市圈的增长极和驱动器地位未能强化，都市圈效应为负。同时，长三角高新区官产学研结合的步伐尚未跟上经济发展的需要，高新区人力资本和技术并没有很好地实现积累和扩散。而江浙沪三省市在财政分权的体制下，区域的产业分工与合作也没有得到强化和发展。
3.2000-2005年，长三角创新发展的情况有了新转变，方程(3)回归效果较为理想(=0.94，
=0.86)方程整体显著性通过F检验，除IL的检验值不显著之外，其余变量的t检验均通过。由此可见，都市圈和高新区的作用明显加强，共同推进区域创新发展和经济增长。但是产业链的构建却起到了负的作用(IL的系数为正值)。
4.为了解释这一现象，首先用2000-2005年的数据对这三个因素进行单变量的回归。对比方程(4)、方程(5)和方程(6)，可以发现，都市圈、高新区和产业链这三个因素单独回归的结果都显示了以上所论述的内涵，即它们各自都会对区域创新发展有一个正的作用。相对而言，都市圈的作用更为明显，回归结果也更理想。而高新区和产业链的作用不是那么显著，但高新区的作用超过产业链的作用，因为，高新区不仅实现了官产学研高效的紧密结合，还提供了一个基于产业分工与合作的交互式学习平台，并使得各种人力资本可以随着产业链的构建而综合集聚在同一空间。
5.为了进一步发掘计量分析的含义，再次用2000-2005年的数据对这三个因素进行两两变量的回归。结果发现，用都市圈和高新区做回归时，方程(7)的回归效果很好(=0.94，=0.90)，回归系数和方程整体的显著性检验均通过，都市圈和高新区的效果均为正。高新区作为当前新型工业化发展战略的重要载体和城市“增长极”，不仅有利于提高中心城市上海的集聚——扩散效应，而且还是推进长三角都市圈发展进程的有效手段(张鹤鸣，2006)。通过中心城市上海的集聚与扩散效应，高新区的官产学研结合产生的效益间接地推动了都市圈的发展，并加快了城市群融入世界城市体系的步伐。当用都市圈和产业链做回归时，方程(8)的回归效果一般，但产业链的效应为负，即如果同时考虑都市圈和产业链，当资源和要素一定时，区域创新发展政策不可以均等的分配到两者身上，而是必须侧重于一方，甚至要考虑极值问题。这似乎暗示着区域创新发展政策必须在都市圈和产业链这两者之间做出谨慎的权衡。而用高新区和产业链做回归时，方程(9)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即脱离了都市圈这一区域主导因素，高新区和产业链都无法对区域经济发展做出有效的贡献。
6.考虑到方程(8)的结果的特殊性，选取2000-2005年的都市圈和产业链的相关数据作为解释变量，人均资本存量增长率为被解释变量再做一次回归分析，得到方程(10)。尽管回归效果不甚理想，但是MR和IL的系数表明它们同时都会对区域经济增长有一个正的作用。由此，如果单独构建都市圈或产业链都能带动区域经济的有效发展，但当把它们放在一起做回归分析时，产业链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效应则变为负，这说明都市圈和产业链同时作用于区域经济时会产生一种不确定关系，即区域政策必定在这两者之间存在一种权衡(汤尚颖、曹勇涛、程胜，2007)。但对区域资本存量而言，两者放到一起时，方程(10)表明两者效应都为正，即都市圈和产业链构建可以共存，因为他们的共存依然可以引起地区资本存量的增长，并且各自表现出正的效应。实际上，这也为长三角地区创新发展政策提供了一个分步骤发展的思路：上海自身实力已足够强大，要素和资源已经通过产业链在周边城市间实现了相对优化和稳定的配置。在这样的现实基础上，上海应该选择与周边城市构建都市圈，以实现都市圈的规模效应及其对区域经济增长的推动。但这并不意味着不需要产业链的构建，而是需要产业链结构更加的合理和完善，况且，发展长三角都市圈的视角也需要实现从单个产业向跨部门或产业内的价值链分工活动的转变。当然，目前的政策应使得长三角区域内资源和要素向都市圈的发展上有所偏重，发展都市圈是当前的战略重点。
四、结论
通过理论研究和实证证据发现，都市圈是长三角创新发展的主导因素，它通过中心城市上海引导和推动长三角创新发展。高新区作为技术创新的高地，是都市圈形成和发展的现实载体。而产业链则是都市圈实现对区域经济带动作用的主要路径。因此，都市圈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高新区和产业链，而高新区和产业链也不能孤立于都市圈这一主导因素。这三者相互支撑，互为影响，共同推动了长三角创新发展。
注释：
①关于长三角的地域范围，目前有两种概念：一是指江浙沪两省一市的16个地级以上城市；二是包括江浙沪两省一市的全部范围。不同的概念划分并不影响本文对长三角地区创新发展因素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