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遗民诗人评价褒贬悬殊原因简析——以顾炎武、沈曾植为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遗民论文,褒贬论文,为例论文,悬殊论文,诗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403(2010)03-0060-05
“遗民”这一特殊群体，最早可上溯至伯夷、叔齐。夷齐以宗法伦常的天经地义判定武王伐纣以臣弒君为非仁之举，耻食周粟，饿死首阳山。其人其事流布后世，成为士人忠于旧主不仕新朝之典范，在改朝换代之际尤受瞩目。做不做遗民甚至成为考验评判士人立身行事、品行气节的重要标准。遗民之盛在明清易代之际臻于顶峰。“遗民”一词成为一个具有褒义的称谓，几同于道义风标的代名词。而在清朝末季、民国肇造之后，同样忠于前朝故主的清遗民得到的评价却与前代遗民相反，从褒义的“遗民”变成贬义的“遗老”，由受钦敬推崇到遭鄙夷唾弃，从道义的象征一降而为保守倒退的代称。
本文试以顾炎武、沈曾植为例，从两方面来分析明、清遗民评价悬殊之大的原因所在。
首先，从社会、政治与文化心理的视角来透析明、清遗民评价之差异。
明遗民之受到推崇原因有三：
首先，久远的遗民传统。由伯夷叔齐肇始的遗民队伍，代有其人，皆以气节名世。在后世儒家的宣扬下，遗民意识深入士心。成为考验士人是否有节操，是否忠君爱国的标准，迫使迭代之交的士人必须保全自己的名节。一臣仕二主将为世所鄙，身败名裂。“甘饿首阳岑，不忍臣二姓。可为百世师，风操一何劲。”[1]627顾炎武在《谒夷齐庙》一诗中就充分表达了这种思想意识。
其次，传统儒家思想的浸染。明代程朱理学受到推崇，奉为正统。四书五经被规定为科举考试的内容成为士人之必修。统治者力倡忠孝节义，儒家纲常伦理得到极度强化，诸如忠于一朝不仕二姓等观念甚至已渗入到平民百姓老幼妇孺的思想中。
如顾炎武的嗣母王氏在清兵陷常熟后，绝食十五日而亡。临终留下“我虽妇人，身受国恩，与国俱亡，义也。汝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无忘先祖遗训，则吾可以瞑于地下”[2]163之遗言。顾炎武谨记母训，至死忠于故明。即使清廷强力征辟亦不改其衷。其曰：“嗟我性难驯，穷老弥刚棱。孤迹似鸿冥，心尚防弋矰。或有金马客，问余可共登？为言顾彦先，惟辨刀与绳。”[1]1193“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则以身殉之矣！”[2]52
再次，正统的华夏观念。在以汉族士人为主体的传统文化体系中，华夏文明乃衣冠礼乐之正统。“裔不谋夏，夷不乱华”[3]1578，而“夷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3]818，“吾闻用夏变夷，未闻变于夷者也。”[4]125“夷夏之辨”这一带有明显民族偏见的观念经儒家思想的发展、强化，已成天经地义之圭臬，成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士人们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尤其在明清易代之际，清王朝取代明王朝，除了一般意义上的朝代更迭，更是异族入主。清之代明，以夷变夏，是对明遗民传统文化心理的强烈冲击，他们秉持正统的至高无上的“道”，义正词严地斥责清统治者，反清复明的正义口号里，忠君爱国的民族气节中，带有强烈的民族色彩。顾炎武《元日》诗即反映了这种情绪：“一身不自拔，竟尔堕胡主……伏念五年来，王涂正崩沦。东夷扰天纪，反以晦为元……天造不假夷，夷行乱三辰；人时不授夷，夷德违兆民。留此三始朝，归我中华君。愿言御六师，一扫开青冥。”[1]255
顾炎武虽然提出具有民主启蒙思想的亡国与亡天下之分，但这振聋发聩的阐述中，却也是进步与局限共存。在顾炎武看来异姓改号并无不可，至关重要的是君主不能是异族：“君臣之分，所关者在一身；华夷之防，所系者在天下。”[5]卷七
明遗民的自我价值体认普遍高于清遗民。明王朝促失天下，使那些对大明江山仍抱有强烈信心的士人，情感上难以接受。顾炎武在《大行皇帝哀诗》中历述崇祯皇帝除阉党、勤政事之所为，使士人们对明室寄予莫大希望，奈何“世值颓风运，人多比德朋。求官逢硕鼠，驭将失饥鹰”[1]1，终究不能力挽狂澜，只落得身死国灭；“秘谶归新野，群心望有仍。小臣王室泪，无路哭桥陵。”[1]1用夏少康中兴之典，寄中兴之期望于弘光帝，突显出以顾炎武为代表的士人对明亡的痛切之情、不平之意。
与此同时，初入中原的满族贵族采取了野蛮残酷的征服手段和民族歧视政策。圈地、剃发、屠戮等野蛮做法激起了人民激烈的反抗，抗清斗争风起云涌。除了隐居不仕坚守名节外，很多遗民还积极奔走连络志士力图恢复，甚至还亲历武装斗争。“白羽出扬州，黄旗下石头。六双归雁落，千里射蛟浮。河上三军合，神京一战收，祖生多意气，击楫卫中流。”[1]40即表达了以顾炎武为代表的明遗民高昂的斗志和不屈的反抗精神。
顾炎武一生惓惓故国，不忘恢复，“长将一寸身，衔木到终古。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对。”[1]196即使在清朝统治趋于稳固，恢复无望，仍然以名节砥砺，坚信“河清”有日：“远路不须愁日暮，老年终自望河清。”[1]764“合见文公还晋国，应随苏武入长安。”[1]780“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着花。”[1]805都表现出其奋斗不息死而后已的抗争精神。
明清易代之际，殉国殉难者、隐居不出者、奔走复国者比比皆是。明遗民数量之多，反抗斗争持续之久都为历代之最。为忠君爱国、为反抗异族入侵暴力征服、为捍卫至高无上的“道”，社会政治环境愈恶劣愈凸显出明遗民之气节可贵，作为最壮烈的一代遗民，明遗民的事迹可歌可泣。他们高踞道义的制高点，其光彩足以青史留名，彪炳千古。
顾炎武以学人之心作诗，诗不苟作，家国之感、坚贞之意，溢于笔端。于明末史事多有反映。有诗史之称。他一生力倡实学且身体力行。其学术开有清一代朴学风气，成为乾嘉学派之开山祖师，备受后世推崇。以顾炎武为代表的明遗民治学范围广阔，成就突出。整体水平高于清遗民，在整体成就上凸显的个人人格魅力在时势衬托下更加突出。
而且以顾炎武为代表的明遗民已具有初步的民主启蒙思想，他认为：“古之圣人，以公心待天下之人，胙之土而分之国，今之君人者，尽四海之内为我郡县犹不足也。”[2]12对封建的君主制度提出质疑批判。其思想最终由保一家一姓发展到保国家民族。“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掷地有声的呼喊，在17世纪的封建中国出现更属难能可贵。
与明遗民受到的推崇相比，清遗民之受到贬斥原因有二：
首先，根深蒂固的儒家纲常思想没有随时势改变而改变。
清承明制，在政治、思想、文化各方面均承继华夏传统。前述社会、政治与文化心理对清遗民亦有同样至深之影响。而且清统治者在入关之前即重用汉臣，重视中原文化。入主中原后，历代皇帝都接受儒家文化教育，深悉儒家正统文化对士人的巨大影响、对维系统治的重要性。为了提倡士人效忠异族，忠于一家一姓。清统治者在统治稳固之后采取种种手段，继续强化儒家纲常伦理之教化。甚至通过褒奖前代遗民、贬斥贰臣来鼓励本朝士人忠君爱国。钱谦益是明臣仕清的典型，他对清廷有迎降之功，并仕清为高官，死后载入史册却被打入《贰臣传》，即是统治者警戒后来者毋仕二姓之典例。
而且，有清一代士人非常重视学问、重视从儒家经籍之中阐发义理，纲常伦理思想濡染更深，成为其安身立命之本。即使在世界大势已变，中国各方面均落后于西方的情况下，士人们的通经致用、自强求富、要求变革以御强侮也都是在维护儒家纲常伦理、维护封建君主政治的前提下进行，清遗民这种固守伦常的态度，在清亡后坚持不变，导致其受到攻击、贬斥。
在传统夷夏大防观念影响下的士入，一直难免满主汉臣的尴尬。清王朝灭亡没有了以夷变夏的心理负担，可食君之禄者遵照纲常伦理却还要有君臣之义，要忠于前朝。即使这个君主是异族，是在反清排满浪潮中被斥责唾弃的“夷狄”“鞑虏”。可是，处于封建皇权不再、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的时代，对于当时因应天下大势的主流价值观来说，忠于前朝旧主，无异于抱残守缺，逆时代潮流。辛亥革命的结果使得许多前清旧宦顺理成章地成为民国新贵，似乎不存在什么变节再仕之说，在这种情况下仍旧选择当遗民已被认为是不识时务之举。
沈曾植是清“遗老”中的典型。他“少为科举学，壮涉百家流”[6]92。30年仕宦生涯，忠君爱国思想根深蒂固。沈氏提倡洋务，积极参与维新，本非顽固守旧之入。黄遵宪出使英德遇阻，他作诗赠之：“楚南大鸟不鸣飞，搔首青冥讵得知？”[6]187以国之栋梁相期许，勉励他勿以外使无理阻挠介怀；戊戌变法失败，沈氏作“野哭荒荒月，灵归黯黯魂。熏莸宁共器，玉石惨同焚。世界归依报，衣冠及祸门。嵇琴与夏色，消息断知闻”[6]195一诗哀悼刘光第。沈氏关心国事，希望尽一己之力，对摇摇欲坠的清王朝有所匡救，终因与当政者不合而罢归故里。
清亡之后，沈氏以遗老自居，不用民国纪年。其眷恋旧朝、忠于故主的思想时有表露：“衣边河朔风尘色，身自清都帝所回。片石寃禽怀耿耿，五陵佳气望焞焞。孤臣下拜鹃啼苦，率土精诚马角催。我愧杜门薇蕨饱，行縢无分共崔嵬。”[6]504通过对光绪皇帝的悼念，寄托其孤臣哀思，表达了自己没能像伯夷叔齐那样为前朝尽死节的愧疚。沈氏心中一直期待着宣统“中兴”：“北斗京华五夜思，露囊金镜万年枝。遥知紫陌皇州客，共有今周后汉期。太岁重光回气象，仙云留影见
眉。翻书恰会中兴字，待缮猗玕第二碑。”[6]1395对死于革命风潮中的陆钟琦、端方也都有物伤其类的悼念：“伤哉陆大夫，系缨喻峩弁”[6]407；“缥眇云华降玉车，层城消息竟何如？一彄约指劳相待，十索花妆会不虚。碧血化珠随杜魄，青天无朕辨张驴。英灵蕙子西飞鹊，泪尽机中织锦书。”[6]425
沈曾植在民主共和的大势所趋下还坚持封建正统纲常，其政治思想已趋于保守。尤其在丁巳复辟中，因其曾北上参预而落人口实遭人诟病，以至影响到其学术声名。但即使如此，其眷恋旧朝之心，始终未曾改变：“握手相看涕睫濡，重论世寿劫灰余。国恩未报身难老，天道焉知命不虚。”[6]1125
沈氏在辛亥后移居上海，与一批遗老过从甚密。当遗老樊增祥出仕民国，诸遗老也开始分化。沈氏政治上虽保守，但曾拒绝袁世凯高官罗致，始终坚持其个人操守。与之相比，亦有高下之别。
从对明遗民不忘恢复的钦敬到对清遗民不忘复辟的谴责，世易时移。但在儒家思想浸染下，遗老们只是执着于他们根深蒂固的纲常伦理信念。中华民国取代大清王朝，在遗老们眼中不意味着新纪元的开始而只代表着旧王朝的结束，与历史上的改朝换代并无本质区别，因为他们属于旧时代，无法跳出传统文化的思维模式。
其次，清遗民作为传统文化的担承者，在传统文化受到冲击的情形下首当其冲。
大清王朝气数已尽，天下变成万国，曾经深信不疑的天经地义都已在动摇、在变化，为维系君国，士人们竭其才智尽其所能，但古老腐朽的封建机器已不能通过自行调节来应对新形势。无奈、失望之下，士人们心里的政治信念也不再那么坚定，没有了强烈的政治信念，剩下来的也只是一种道义、文化上的坚守。可即使是这种坚守也受到了历史的考验。清末几十年来，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人们，随着认识的加深，从输入西方的器物逐渐到自然科学、政治制度、哲学、社会、文学思想，西学东渐的进程加快。中西文化的碰撞下，传统的儒家思想已无法有效地制约道德人心，传统文化受到质疑、冲击。传统的诗文也受到带有政治色彩的攻击。从南社的倡唐音以反对宋诗，到新文化运动中对旧学的全面彻底的抨击和批判，以至有“桐城谬种，选学妖孽”之语。人人言新言西学，一时之间颇有弃中学之声势，而此时成为传统文化担承者的清遗民自然也遭到毫不留情的贬斥。本来处境维艰的清遗民又因个别人或颓废堕落、随波逐流，或图谋复辟甚至走上叛国之路，而更为人所诟病。民国之后，清遗民最终被打入另册。
沈曾植是同光体浙派代表诗人，被誉为“同光体魁杰”。沈氏融玄学、经学、理学入诗，以求为古典诗歌拓一新境。在古典诗歌固有的体式内，沈氏以自己渊博的学识作为诗料，达到了以学问入诗的极致。“凡稗编脞录、书评画鉴，下及四裔之書，三洞之笈，神经怪牒，纷纶在手，而一用以资为诗。故其于诗也，不取一法而亦不舍一法。其蓄之也厚，故其出之也富。”[6]1“适去不自我，有来孰非天。寓形同庶物，观化循徂年。复此赤奋纪，缅怀永和篇。东风煦庭户，巾履来群贤。仰见太虚净，俯玩晨葩鲜。彭殇齐可论，尧桀忘谁先。云藻发谈塵，时珍乐嘉筵。偶然具觞咏，久已屏管弦。今视喟殊昔，后感宁同前。乐缘兹土尽，冥寄他方延。”[6]561这首《三日再赋五言分韵得天字》，就受到同时代诗人樊增祥的特别推崇，认为有古晋宋诗风范。
沈曾植承继明末顾炎武以来的学人之风，闻名中外，成就卓著。有“同、光朝第一大师”[6]22之称。王国维《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称：“先生少年固已尽通国初及乾、嘉诸家之说，中年治辽、金、元史，治四裔地理，又为道、咸以降之学，然一秉先正成法，无或逾越。其于人心世道之污隆，政事之利病，必穷其源委，似国初诸老；其视经史为独立之学，而益探其奥窔，拓其区宇，不让乾、嘉诸先生；至于综览百家，旁及两史，一以治经、史之法治之，则又为自来学者所未及。”[7]401在传统文化受到猛烈冲击之时，沈曾植以文化传承自荷、为守护传统文化苦心孤诣。只是处于历史大潮的风口浪尖，受到过激的批判、攻击，长期湮没无闻。这是以沈曾植为代表的清遗民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
接下再从明、清遗民不同的生活经历对其诗歌思想性影响的角度来看对其评价之差异的原因。
明亡后，残余势力的反清斗争延续数十年之久，这给了明遗民恢复的希望，也促使清统治者继续采取武力征服的策略，严酷的外部环境，使遗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无复往日之平静安宁。生与死、仕与隐之间，明遗民大多有颠沛流离之生活经历，能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
以顾炎武而论，他从1656年始只身北上，“自此绝江逾淮，东蹑劳山、不其，上岱岳，瞻孔林，停车淄右。入京师，自渔阳、辽西出山海关，还至昌平，谒天寿十三陵，出居庸，至土木，凡五阅岁而南归于吴。浮钱塘，登会稽，又出而北，度沂绝济，入京师，游盘山，历白檀至古北口。折而南谒恒岳，逾井陉，抵太原。往来曲折二三万里。”[2]221“九州岛历其七，五岳登其四。”[2]140晚年才定居陕西华阴。《旅中》一诗道尽了漂泊之艰辛：“久客仍流转，愁人独远征。釜遭行路夺，席与舍儿争。混迹同庸贩，甘心变姓名。寒依车下草，饥糁釛中羹。”[1]515天涯流落中，举凡山川风物、疆域关隘皆入眼中、笔下：“居庸突兀倚青天，一涧泉流鸟道悬。终古戍兵烦下口，本朝陵寝托谁边。车穿偏峡鸣禽裹，烽点重岗落雁前。燕代经过多感慨，不关游子思风烟。”[1]676雄关天险历来为北地屏障，诗人抚今追昔不由感慨万端。
顾炎武一生流徙四方，饱尝生活之艰辛，混迹底层百姓之中，深知民间疾苦。“万类不足饱，蝼蚁其奈何！仰希神明眷，下戢阳侯波。行将朝白帝，一诉斯民罹。猿鸟既长吟，穷人亦悲歌。歌止天听回，勿厌辞烦多。”[1]1146即表达了对百姓艰苦生活的同情。他南来北往考辨山水，亦留心底层百姓的生活状况：“往在山东，见登、莱并海之人多言谷贱，处山僻不得银以输官。今来关中，自鄠以西至于岐下，则岁甚登，谷甚多，而民且相率卖其妻子……其逃亡或自尽者，又不知凡几也。”[2]17
以顾炎武为代表的明遗民在丰富的社会生活历练下，诗作思想内容深广。且时时不忘以道义气节相砥砺。诗作中激荡着昂扬奋发之气，思想境界较高；清帝退位后，民国政权被清室旧臣攫取。清遗民与民国当权者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因此其生活普遍没有太大变故。他们多为前朝旧宦，生活相对稳定舒适。进入民国之后，多居城市过着寓公生活，思想趋于封闭保守，诗作不能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及民生疾苦。这也影响了对他们的评价。
就沈曾植而言，京官18年，外放赣、皖，晚居沪上。期间曾主两湖书院史席，不脱仕宦、书斋生涯，稳定安逸。其诗多送行纪游、酬唱应答之作。在外侮日深、内乱频仍的动荡年代，较少反映民族矛盾、社会问题。辛亥后与诸遗老结诗社，悠游诗酒、品书评画。思想局限一隅，脱离社会主流，格局更为狭小。其诗虽偶有表现农村稼穑劳苦之作，如：“六十不指使，状哉老农师。俯身笠影大，谇语田头踦。汗背忽复袒，秋阳暴难支。寄言方田客，哀此劳民斯。”[6]748“山人足樵苏，田家足稭秆。无米我曷餐？无柴我曷爨？……凌杂占五行，艰难惟一饭。”[6]947也涉及百姓生计艰辛，但多是以乡村风俗作为诗料，并无切身体验。以士大夫的眼光俯视底层百姓生活，终究隔着一层。且辛亥后暮年多病，孤臣孽子之心见诸诗作多穷愁凄苦之气：“病榻沉绵又一时，赤山岱岳眇何之？……识字向来忧患始，多闻何用总持求……平生师友多仙佛，至竟形神孰主宾？蓦地黑风吹海去，世间原未有斯人。”[6]1138复辟无望，自己又已年迈多病，念及国事再思及己身，顿生穷途末路之感。“枫林萧瑟泪襟滋，又听邻舂辍相时。鬼伯苦邀遗老去，挽歌如课月泉诗。”[6]1205更是流露出人事全非老病徘徊之感。引为同道的遗老相继故去，自己也是来日无多，孤寂惆怅，充满了无奈惶惑。这样的情感在五四以来新陈代谢的政治岁月里，自然遭到唾弃。
在革故鼎新的时代，清遗民明明知道独木难撑却还坚守着所谓的政治节操。这注定了他们寂寞悲凉的命运。他们背负着故步自封螳臂当车的骂名，在一批又一批弄潮儿的讥笑奚落中，咀嚼着自己的哀思，也痛悼着旧时代的终结。
明遗民与清遗民有着相同的遗民选择，却受到不同的历史评价。以顾炎武为首的明遗民受到后世很高的评价是理固亦然，而以沈曾植为代表的清遗民处于封建时代的完结时期，他们看着旧时代的结束，感受着西学汹涌的大潮，新旧交替、中西撞击之下，仍然犹豫徘徊，最终选择固守传统，其受到批判也是事出有因。然而，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虽然他们的应对方式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但他们坚守的伦理操守价值以及他们在学术和诗歌艺术方面的成就和贡献，却不应该一笔抹杀的。作为封建王朝的孤臣孽子他们无疑会随着旧时代而消逝。但他们作为传统儒家文化的殉道者，面对巨大的舆论压力，无视功利得失，忠于自己的操守，忠于自己的选择，比之于那些政治“骑墙派”，那些随风而靡的投机政客，那些断了脊梁的民族虚无主义者，也自有其可敬可贵之处。把他们置于当时的历史环境下，他们应该得到客观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