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代的碧霞元君信仰与香会活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香会论文,明清论文,时代论文,碧霞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碧霞元君是明清民间社会奉祀的又一位主神。她的出现与道教发展深有关系，碧霞元君是一位道教女神，她是道教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为适应世俗生活需要而创造出来的新神，明清社会的广大民众在对碧霞元君的顶礼膜拜中获取了一定的生活信心与特殊的精神力量。
碧霞元君的前身是泰山玉女，传说宋真宗在泰山玉女池洗手时发现旧时的玉女像，于是重新恢复了被人遗忘的玉女神祀。明代以前，人们祭祀泰山的主神是东岳大帝，泰山玉女只是陪祀。明代开始玉女变成了碧霞元君，碧霞元君逐渐取代了东岳大帝在泰山的地位，人们朝山进香的目的就是为了碧霞元君。明人谢肇淛说：“岱为东方主发生之地，故祈嗣者必祷于是，而其后乃傅会为碧霞元君之神，以诳愚俗。故古之祈泰山者为岳也，而今之祠泰山者为元君也。”（谢肇淛《五杂俎》卷4）东方为主生之地，乞求生育的人都赶来泰山，在古时是求岳神赐福，而明朝变为求碧霞元君。明朝后期皇帝多信奉道教，明朝宫廷曾为嘉靖皇帝乞求皇嗣派人到泰山向碧霞元君祷告，后来皇帝得子后，还专门派官到泰山谢神。由此，可知泰山女神在社会信仰中的地位。以皇家为代表的上层社会对元君祠祀，有利于加强基层社会对其灵异力量的信仰。明朝社会上下之所以将碧霞元君奉为正神，与皇家的提倡大有关系。
碧霞元君成为生育信仰的主神之一。当然，民众并不满足于碧霞元君的单一职能，人们将泰山的碧霞元君视作无所不佑的全职神灵。万历二十一年(1593)王锡爵《东岳碧霞宫碑》记曰：“齐鲁道中，顶斋戒弥陀声闻数千里，策敝足茧而犹不休，问之，曰：有事于碧霞。问故，曰：元君能为众生造福如其愿。贫者愿富，疾者愿安，耕者愿岁，贾者愿息，祈生者愿年，未子者愿嗣，子为亲愿，弟为兄愿，亲戚相厚，靡不交相愿。而神也亦靡诚弗应。”由此可见，在人们心目中，碧霞元君对世间生活是全方位的关注。碧霞元君祠庙分布于全国各地，而以泰山为根本？《岱史》记载，宋代建昭真祠，金朝建昭真观，明洪武中重修，号碧霞元君。成、弘、嘉靖间拓建，额曰“碧霞灵佑宫”。
明清时期，泰山香客纷纭，明代江北各地，如山东、山西、河北、陕西、河南、安徽等地人民，“无不往泰山进香者”。进香者，斋戒盛服，“虔心一志，不约而同”（同上）。这些虔诚的不约而同的各地进香者，来泰山进香的时间一般在四月与九月，春夏之间最多。一些虔诚的香客，不远千里，口呼圣号，十步五步一拜地登上泰山，登山就是为奉祀碧霞元君。明人张岱曾在《岱志》中说：“元君像不及三尺，而香火之盛，为四大部洲所无。”
泰山香火的繁盛，可从张岱记述的泰山脚下泰安客店服务中得到说明。他说泰安的客店，不能用一般客店的眼光看，离店还有一里多路，就见驴马槽房二十三间；再近有戏子寓所二十馀处；再近则有不少妓女宿舍。香客投店，有一定的俗规，先到一厅办理登记挂号，每人纳店例银三钱八分，又每人纳税山银一钱八分。店房分三等。最低一等的香客夜餐用素，早餐亦素，中午在山上用素酒果核以慰劳，称为“接顶”。香客夜晚自泰山回店，店家设席庆贺。理由是烧香后，“求官得官，求子得子，求利得利”，所以要庆贺一番。庆贺也分三等：上等专席，一人一席，供应糖饼、五果、十肴、果核等，演戏招待；二等者二人一席，也有糖饼、肴核，也演戏招待；第三等三四人一席，也有糖饼、肴核，不演戏，只用一弹唱招待。这店，演戏者二十馀处，弹唱者无数。仅供应餐事的厨房也有二十馀所，支应招待的仆人有一二百人。香客上山下山，天天不断，而新旧客房不相袭用，荤素庖厨不相混淆，迎送仆役不兼二任，上山下山的待遇如此清楚，接待分工如此分明，是很难想像的（张岱《陶庵梦忆》卷4）。泰安一州与这种店铺比邻的共有五六所，可见当时香客对服务业的庞大需要。
明朝万历年间，每年泰山香客的人数有人估计在数十万众，万历九年(1581)，明朝官员于慎行在第三次登泰山时写下了《登泰山记》一文，文中说：“若在三四月间，五方士女，登祠元君，以数十万，夜望山上篝火，如聚萤万斛，左右上下蚁旋鱼贯，叫呼殷振鼎沸雷鸣，弥山振谷，仅得容足之地以上。”可见当时泰山香火的喧闹。十二年之后，另一位官员王锡爵也在《东岳碧霞宫碑》记述了泰山香客蜂拥而至的盛况：“自碧霞宫兴，而世之香火东岳者，咸奔走元君，近数百里，远数千里，每岁办香岳顶者数十万众。”用“往来如蚁”形容泰山香客的众多，可见不是虚言。当地人也因此而做着发财的生意，“饮食香楮，贾人旅肆，咸藉以为生”（王士性《广志绎》卷3）。值得注意的是进香人上山与下山的不同生活态度。上山时无论村妇山民，“持戒念佛”，谨小慎微，稍有不洁，就担心突患疾病，或在路上摔倒；等到祈祷完毕下得山来，就完全是另一种姿态，居在旅店之中，开斋放纵，“宰杀狼藉，醉舞喧呶，娈童歌倡，无不狎矣”。这种行为就是上面张岱所说的祈求之后的庆贺，由此可见香客在虔诚背后的功利世俗的心态。
泰山香客还给官府带来了巨额的香税收入，明朝“国家岁籍其香钱常数万缗，官入之以给诸司俸禄”。每年四月、九月春秋两季泰山香会结束时，官府就要派专门的官员，前往泰山清点香火钱，登记造册。清查香税者“出入搜索，如防盗然”，谓之“扫殿”（《五杂俎》卷4）。这种香税钱一直收到清朝雍正末年，乾隆皇帝即位，才下诏废除。香税的蠲除对于一般贫民来说，无疑是大好事，乾隆年间泰山香客成倍增长。清韩锡胙《元君记》称天下的神祇以东岳为首，而东岳“祀事之盛，首碧霞元君”，从京师以南，河淮以北，男男女女每天成千上万“奉牲牢香纸，喃喃泥首阶下”。
明清时期泰山周边地区的进香已有组织化的形态出现，泰山香社出现在明朝后期，泰山香社众多。有研究者通过地方志与泰山上的碑刻记载，系统地探讨了明清香社情况（参看叶涛《泰山香社研究》附录：泰山香社碑选录。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从存世的碑刻中，知道明嘉靖至崇祯年间是一个进香的高潮，清朝仍然延续着泰山进香的风习。结社进香是民众朝拜碧霞元君的方式之一，香社组织除山东地方外，还有来自河南、江苏、浙江、安徽、河北、山西等地。香社往往有一位或几位主要人物，发起建立香社这样一种信仰组织，并充任会首，召集乡中“善信”（信奉元君之人），一社或数十人，或数百人，“佛号一宣，少长咸应”。共同出资，定期朝拜泰山。明代称为“岳社”或“香社”。香社朝山前，先发香楮告知出发时间，在朝山进香的旅途中，香社成员有明确的职责分工。如清乾隆四十四年碑斗母宫记：顺天府文安县香会有香头、锣主、驾主、蜡主、管事人等若干“领四府八县各里各甲众善人，献烛进香于泰山圣母位前”（同上）。清人程穆衡在《燕程日记》中记录了泰山进香队伍的行走情形：进香的男女，“蓬头倛面”（化妆的模样），或乘牛车，或骑驴。队伍前有一黄布为香社旗帜，接着是供奉元君牌位的香亭，还有一个长宽二尺的板箱，作为贮香之用。泰山进香活动一直延续到晚清时期。
碧霞元君除了在泰山享受民众香火外，各地也建有碧霞元君的行宫，以适应当地不能前往泰山进香人的日常信仰需要。当然碧霞元君的信仰主要集中在华北地区。北京地区是碧霞元君信仰最集中的区域之一。明代北京称碧霞元君为“泰山上天仙圣母”，俗称“娘娘”。明清北京地区的香会，“惟碧霞元君为最”，庙祀极多，著名者有七处。西直门外的高梁桥娘娘庙（天仙庙）、左安门外的弘仁桥元君庙两处，明代香火最旺。
高梁桥娘娘庙的塑像，犹如育婴的妇女情态，形象生动。民俗相传四月八日，娘娘神降生，生育困难的妇人在这天到庙里乞子，比较灵验。所以来此“祈嗣者尤众”。后来这里成为北京妇女的郊游处所，人们携带着酒果音乐，杂坐在河的两岸，有的“解裙系柳为围，装点红绿，千态万状，至暮乃罢”（沈榜《宛署杂记》卷17）。
弘仁桥的元君庙是明朝北京最热闹的处所之一。据《帝京景物略》记载：“岁四月十八日，元君诞辰，都上女进香。”前期有香首“鸣金号众”，人们相互呼应组成一个进香的香会队伍。从四月初一到十八日，路上进香人络绎不绝。有乘轿的，有骑马的，有步行的。步行者，一类是表示虔诚，沿途叩拜；另一类是要举旗幡、鸣锣鼓。步行的人一般是贫民，他们来“酬愿祈愿”。沿途叩拜的人，顶着元君像，扛着纸钱，一步一拜者，三日到；五步、十步至二十步一拜者，一日到。乘轿的是贵富豪门，骑马的是游荡少年与小家妇女。香会队伍张幡执旗，吹弹鼓乐，人们首戴金字小牌，肩令字小旗，抬着木制的小宫殿，称为“元君驾”。元君驾前树有三丈绣幢，上有元君圣号。驾后，建二丈皂旗，旗点七星。有些讲排场的，装扮台阁，数丈铁杆，造型曲折，每层置四五个儿童，扮成各种小戏的角色。另外，还有各色扮相，有打扮成和尚尼姑的、有扮作乞丐的，邋遢态，无赖状，游手少年喧哄嬉游。弘仁桥旁市肆林立，买卖各种食品玩具。抟面做成有棱有角的食品，称为“麻胡”，用饴糖和炒米做成圆形食品，名曰“欢喜团”。还有用秸杆编成的草帽，纸泥面具称为“鬼脸”、“鬼鼻”，加上一串鬃毛，叫做“鬼须”。“香客归途，衣有一寸尘，头有草帽，面有鬼脸，有鼻，有须，袖有麻胡，有欢喜团。入郭门，轩轩自喜。道拥观者，啧啧喜。入门，翁妪妻子女，旋旋喜绕之”。进香归来，戴福还家，情趣盎然。
明清北京另外五处著名的元君庙号称“五顶”。东顶在东直门外，西顶在麦庄桥北，南顶在永定门外，北顶在安定门外，中顶在草桥。据清人记载，西顶娘娘庙，每至四月，自初一起，开庙半月。庙有七十二司神的画像。每到开庙时，清朝朝廷特派大臣前往拈香。北顶碧霞元君庙每年四月有庙市，市肆交易的多为日用农具，来游庙会的多为乡人。东顶活动同北顷。南顶开庙最迟，五月初一开庙，至十八日止。“都人献戏进供，悬灯赛愿，朝拜恐后”。碧霞元君的信仰在京畿亦有扩展，除北京城内与近郊的元君祠外，在涿州的北关、怀柔的丫髻山，都有元君的行宫祠祀。涿州的娘娘庙，得到明朝宫中的礼敬，太监前往进香者络绎不绝（刘若愚《酌中志》卷24）。康熙皇帝亲自给丫髻山天仙殿题写匾额，曰“敷锡广生”。每年四月初一至十八日，“男女奔趋，香会络绎，素称最胜”（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
有清北京地区香火之盛，莫过于妙峰山的碧霞元君庙。妙峰山在京西130里处，庙在山顶，人称此顶为“金顶”。乾隆七年西直门内的二顶兴隆圣会在山上立碑，据该会所立的《金顶妙峰山进香碑记》称：“天仙圣母元君之庙，至灵至圣，有求必应。”（赵世瑜主编《北京东岳庙与北京泰山信仰碑刻辑录》，中国书店出版社，2004,273页）每年四月初一开庙，至四月十五结束，“自始迄终，继昼以夜，人无停趾，香无断烟”。上山有南北中三道，以北道上山香客最多。三路香客人数共计约有数十万，香火钱亦有数十万，“香火之盛，实可甲于天下矣”（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数十万香客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香会组织的，据说，晚清香会最盛时有四百馀会。如果结合上述材料，这种说法大略可信。
香会组织具体情形在碑刻等资料中有所体现。1925年农历四月妙峰山香会期间，顾颉刚在妙峰山作进香调查时，根据碑碣款识和会启说明，记录17个清朝香会名称。香会分“老会”和“圣会”两种，年代久远的香会称“老会”，年代近的香会称“圣会”。有人说时间在一百年以上的圣会可以向老会转变。这些香会以不同的形式表示着自己的虔诚，有为香客服务的，如修路、施粥、施茶、缝衣；有直接给天仙圣母上供、献灯的。
香会有严密的组织分工，一般有香首、副香首、都管等，以康熙二年引善老会为例，香会有钱粮都管、请驾都管、车上都管、行都管、陈设都管、中军都管、吵子都管、号上都管、揆子都管、厨房都管、茶房都管、拉面都管、饭把都管、净面都管、清茶都管等各数人，作专项的负责。由此可见，香会在进香的目标之下，形成了一个有着历史传统的自我服务、自我管理组织。这些香会的资金一般靠香客捐助或者香会地产收入。
除了泰山与北京地区的碧霞元君庙祠香火繁盛外，明清时期在全国其他地区碧霞元君的祠祀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不过，从总体上看，北方的元君信仰盛于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