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帝陵近臣侍卫郎官俑与中国古代文明——“兵马俑”证谬，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近臣论文,侍卫论文,兵马俑论文,中国古代论文,文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0300（2009）02－0001－14
本文对秦始皇陵陪葬坑发现的所谓“兵马俑”的身份提出严重质疑。这一重大考古发现被称为“世界古代八大奇迹”之一，而由发掘权威机构作出的“兵马俑”属性，业已成为妇孺皆知的“常识”，名扬四海。在这种情况下，笔者的质疑自然带有极大的风险。笔者自信，这一质疑乃经过长期思考，由缜密考证而得，是以一种严肃负责的态度提出的。是非得失，一任学界公议鉴定，不敢有半分私心。
《史记》对秦始皇帝陵园“丽山园”① 的记载，不仅是《史记》而且是整个中国古代文明史上，最令人着迷的叙事之一。然而，《史记》对骊山园东司马门外陪葬坑近臣侍卫郎官俑却未着一字。“事死如生”，乃中国古代文明的基本观念。以俑作陪葬，是我们源远流长的礼仪文明中丧葬礼仪的重要体现。《汉书·周勃传》：“亚夫子为父买工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可以从葬者”，说明此类事物属于按制度可以公开进行的官方行为，在当时尽人皆知。“甲楯五百被”，即装备五百个俑的甲楯。② 《后汉书·光武帝纪下》：“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车茅马，使后世之人不知其处。”说明“陶人瓦器，木车茅马”为帝王陪葬，由来已“古”，时人所知，这并非什么秘密，秘密仅在埋葬地点而已。回过头来看《史记·秦始皇本纪》，也不是没有留下线索。《本纪》曰：“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满之”。请注意“百官”，百官自然也包括了近臣侍卫郎官。问题出在当笔者现在考定认为的近臣侍卫郎官俑出土之时，考古机构就将其命名为“兵马俑”、“军阵”，并被视为“兵强马壮的秦国军队的形象记录”；[1]后来又被修正为“宿卫军”。[2](P165)仅在“兵马俑”和“宿卫军”及“军阵”诸种定性的框架内，造说也不一而足。例如“军阵”的命名，至少有九说：一号坑：（1）“方阵”（2）“矩阵”（3）“鱼丽阵”；二号坑：（1）“军营形式”（2）“四兽阵”（3）“曲形阵”；三号坑：（1）“军幕”（“统率一、二号兵马俑军阵的指挥部”）（2）“军社”（“军伍社宗”）（3）“郎卫”（“象征着郎中令统领的宫廷侍从——郎卫，或者说是皇帝的贴身禁卫”）。关于“军阵”的性质，跟占支配地位的“宿卫军”同时并存的至少还有四说：（1）“送葬的俑群”；（2）“纪念战功的‘封’”；（3）“冥军”；（4）“中央军的三种卫军”。[3](P105－127)其它诸说，兹不一一赘列。
本文考证前说之谬有三：非一般军队的“兵”，而是侍卫系统的“郎”，谬一；不是“宿卫军”，而是始皇帝的“郎系统”，谬二；不是“军阵”的布置，而是“礼仪范式”的呈现，谬三。作为一种建制或体制力量，郎系统包含“郎与郎制”，更确切地说至少包含了我们通常所谓“三公九卿”之“九卿”中的奉常、郎中令、卫尉三个系统。“郎系统”意味着秦人贵族血缘亲属关系的超稳定结构及其更为古老的史前渔猎传统，关乎秦国家机器的运作，关乎秦国之兴与秦朝之亡。至于郎系统所赖以安身立命的一至四号陪葬坑，更是各有原型，对应秦标志性建筑，不仅对判断近臣侍卫郎官俑的身份不可或缺，而且对考古学本身而言亦非常之关键。此种真相，被持“兵马俑”和“宿卫军”及“军阵”说者一直弃而不顾。因此，一幅无与伦比的中国古代文明三维立体动画长卷，完全被弄成了一纸单向度的军事暴力碎片。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以“郎”为“兵”，一错皆错，自不足怪。③
一、“兵马俑”和“宿卫军”及“军阵”说解析
作为一种解释系统，“兵马俑”和“宿卫军”及“军阵”说，从创立伊始直至于今，已经有30多年了。
图一 秦俑从葬坑平面分布示意图（王学理《秦始皇陵研究》）
一号坑平面呈长方形（图一），很大，当时估计，一号坑“陶俑、陶马约6000件”，于是乎被认定为“大型军事长方阵”。军阵当然有其元素构成，于是乎大型军阵就有了“前锋”、“左右两侧的侧翼卫队”、“后卫”和“军阵主体”。“军阵主体部分的部队……位于……四面步兵俑环绕的中心部分。有战车与步兵相间排列的36路纵队，……计有战车50余乘，步兵俑4000余件。”④ 然而，一个显而易见的巨大存在是，四面“步兵俑”各有一路面朝外。即是说，各自面向东、西、南、北而站的“步兵”，将自己的“军阵主体”从“四面”紧紧地箍住了。如此“军阵”，各自怎么行动又如何协同？
二号坑“平面略呈曲尺形”（图一），“有步兵、车兵和骑兵”，“共分四个单元”；当时估计，会有各类“兵马俑”1411件，“战车约89辆”，于是乎二号坑顺理成章地就成了“以战车、骑兵和步兵混合编组的大型军阵”。[4]比照之下，二号坑人马车辆数目还不及一号坑的四分之一。所谓“大型”有何标准？秦系超级军事大国自不待言，动辄人马车辆总数以十万计；依《六韬·虎韬·军用》：“甲士万人，强弩六千，戟、楯二千，矛、楯二千，修治攻具砥砺巧手三百人，此举兵军用之大数也。”[5](P492)而“法用”各型战车总计要604乘。须知在中国古代，倘不够一万二千五百人或一万人，连一个“军”都不配称，⑤ 整个群俑加起来还不够一个军，车马及其它装备跟“法用”规定大相径庭，如此区区人马怎么都还能称得上“大型军阵”？二号坑大体可分为四个单元，最小者的面积1000平方米，最大者2548平方米。第三单元东端和第一单元西端的“长廊相邻，二者间以夯土隔梁相间，隔梁上有门以资相通”。第四单元东端和第一单元西端的“长廊相邻，二者间以夯土隔梁相间，隔梁上有门以资相通”。有“长廊”和“门”，这说明二号坑是一土木结构的建筑物而非军阵。二号坑是一个分为四个单元、总体平面呈曲尺形的建筑物，一看即知，是不争的事实。建筑物是可以摆沙盘演示，决不可能摆出“以战车、骑兵和步兵混合编组的大型军阵”，皆系至为显明之理。
三号坑“面积较小，约520平方米，仅为第一号兵马俑坑的二十七分之一，第二号兵马俑坑的十一点五分之一”，计出土驷马车一乘，“车后有……武士俑四件，……步兵铠甲武士俑64件”（图一）。“[6]军阵”说者认为：三号坑面积虽小，人数虽少，但是“地位甚为重要，它与一、二号坑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似为统帅三军的指挥部”。[6]既然是“指挥部”，却唯有“武士”戒备森严，不见“指挥”官。这怎么解释？
“指挥部”即所谓“幕府”或“军幕”。三号坑有北厢房、南厢房、车马房、廊房、甬道，跟一、二号坑一样都是土木结构，构筑方法也一样。土木建筑物怎么变成了“幕”？所谓“军幕”，无非古代行军宿营的帐幕，将帅与士卒并无二致。《三略·上略》：“《军谶》曰：军井未达，将不言渴；军幕未办，将不言倦；军灶未炊，将不言饥。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张盖，是谓将礼。”[5](P473－474)将此意说得非常确切明白。
至于专指将帅营帐的“幕府”，具体情形，吾人所见历史文献尚付阙如。不过，依照兵家经典，我们大体能究明从“立将”到行军宿营的基本规程和准则，作为将帅营帐“幕府”的设置恰在其中，从而有助于我们对问题的解决。基本规程和准则，即：（1）“将军受命，……告曰：‘出国门之外，期日中，设营表，置辕门，期之，如过时则坐法。’将军入营即闭门清道，有敢行者诛，有敢高言者诛，有敢不从令者诛”；[5](P469)或曰“大将设营布阵，立表辕门，清道而待。诸将吏至者，校其先后，先期至者赏，后期至者斩”；[5](P409)（2）“三军拒守，天罗虎落锁连，一部广一丈五尺，高八尺，百二十具。虎落剑刃扶胥，广一丈五尺，高八尺，五百二十具”；[5](P491)或“三军拒守，木螳螂剑刃扶胥，广二丈，有二十具，一名行马。平易地，以步兵败车骑”；[5](P491)（3）“常陈皆向敌，有内向，有外向，有立陈，有坐陈。夫内向所以顾中也，外向所以备外也，立陈所以行也，坐陈所以止也。坐立之陈，相参进止，将在其中。坐之兵剑斧，立之兵戟弩，将亦居中。”[5](P471)“将军入营”、“将在其中”、“将亦居中”，说明“指挥部”处于军阵中心位置，而非军阵之后或之旁。比照之下，所谓三号坑似为“指挥部”即“军幕”或“幕府”之说，显然只是代表主观性的判断。
“三军”只见一、二号坑安置了“兵马俑”，另一“军”怎么看不见？于是乎，四号坑（图一）就被断作所谓“未建成”的“中军”。这样，“一、二、三号坑是个有机的整体，一号俑坑军阵是右军，二号俑坑军阵是左军，三号俑坑是统帅一、二号军阵的指挥部，古名军幕。古代军队的编制一般都分为左、中、右三军及一个指挥部。这里缺少一个中军，而四号兵马俑坑位于一号俑坑的中部北侧、二号和三号俑坑之间，正好是中军所应处的部位。四号坑因秦末农民起义军打到了骊山脚下而被迫停工。因而四号坑是拟建的中军，左中右三军加上一个指挥部组成一个完整的军阵编列体系”。[7](P238)如此则“宿卫军”应运而生。“一、二、三号兵马俑坑位于秦始皇陵园外城垣的东侧，即陵园正门外东司马道的北侧，是象征着驻在京城外的军队，是京城的屯卫军，古名宿卫军”。[7](P238)
中国古代，就左、中、右或上、中、下三路或三个方面军而论，“中军”最关键，将帅之所在，兵不离将，将不离兵；而“统帅三军的指挥部”竟会犯兵家之大忌，离开自己的队伍别在一处，不是太违背情理了吗？最关键的“中军”坑里，渺无一人，究系什么原因呢？《史记·秦始皇本纪》始皇帝三十七年（前210）条明明白白记载：
七月丙寅，始皇崩于沙丘平台。……九月，葬始皇郦山。[8](P264－265)
《史记·秦始皇本纪》二世皇帝元年（前209）条明明白白记载：
春，二世东行郡县，……四月，二世还至咸阳，曰：“先帝为咸阳朝廷小，故营阿房宫。为室堂未就，会上崩，罢其作者，复土郦山。郦山事大毕，今释阿房宫弗就，则是章先帝举事过也。”复作阿房。[8](P267－269)
“郦山事大毕”，至迟在“四月，二世还至咸阳”时，骊山工程全部完工了。接着，“复作阿房”。“复作”阿房宫的人原本就是“骊山徒”。陈胜吴广起义在二世元年七月。秦二世一直被蒙在鼓里。《史记·六国年表》二世元年条还明明白白记载：“十二月，就阿房宫。”[8](P758)“二年冬，陈涉所遣周章等将西至戏，兵数十万。二世大惊，与群臣谋曰：‘奈何？’少府章邯曰：‘……郦山徒多，请赦之，授兵以击之’”。[8](P270)原“骊山徒”就从阿房宫工地上出发去攻打周章大军。事情过程就是这样。四号坑“未建成”云云，乃缘于未究明同一群人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上流动所致；“被迫停工”云云，在近年相继问世的《秦始皇帝陵园考古报告》，日渐浮出水面的骊山园工艺水平及其原貌中得不到支持。袁仲一《秦代陶文》著录始皇帝陵出土的“丽山飤官”陶文“封泥二品”。“丽山飤官，乃骊山寝园的飤官，是主管日常祭祀上食的机构。近年在始皇陵西侧内外城垣之间发现飤官遗址。此枚封泥的时代只能在秦二世时”。[9](P11)“郦山事大毕”洵以非虚。“未建成”的四号坑云云，仍不外只是代表主观性的判断。
“历史常随时间的消逝而需要修订”。[10](P6)跟意外发现的一号坑情况显然有别，二至四号坑系有目的有意识地科学发掘的结果。二号坑初步工作完成，在1977年8月底；三号坑初步工作完成，在1977年12月。当此之时，环境、条件和氛围，整个根本大变。随着发掘工作的广泛、深入，相关学科的进展，新发现新成果层出不穷。这些新情况本来应该可以推进“秦俑”学的发展。与之不相适应的是，各式各样的“兵马俑”和“宿卫军”及“军阵”说不仅未见“修订”，反而越来越细密并且强化了。以致这个“20世纪世界考古史上的伟大发现之一”，成为最令人困惑的一个题目。
二、“兵马俑”和“宿卫军”及“军阵”证谬
（一）以“兵”作“俑”：想象之辞
“俑”的历史告诉我们，在古代中国，“作”俑须近亲、故旧、卫士而非一般人普通人。“兵马俑”之“兵”，有没有作“俑”的身份及可能？答曰：断无可能。《礼记·郊特牲》曰：“魂气归于天，形魄归于地”。“兵马俑”说以“兵”作“俑”，根本违背了中国古代死后世界观，有失“俑”的身份。⑥ 所以不仅在骊山园而且在已知的中国古代帝王陵园系统中也不可能得到支持；不仅在奔腾不息的中国古代文明长河中找不到理据，而且根本上完全违背了我们古人世世代代积淀下来的稳定的心理结构或风俗习惯。
黄展岳《中国古代人牲人殉通论》揭示：人俑自人殉发展演变而来；而人殉之例一直可以溯至我们远古时代高度繁荣的氏族公社或家庭公社时期。氏族首领、家长及显贵死后，“往往要殉葬自己的妻或妾，甚至是他自己的子女”。[11](P5)如果说“人牲是供‘食’的，而吃敌人是个古老的传统，所以用的是俘虏、‘仇人’”，那么，“人殉是供‘用（役使）’的，既为‘用’就要避仇敌，使近亲，所以殉者须‘亲嫟’，须‘故旧’，殉者与被殉者的关系应是二者生前关系的继续。”[11](P1)周人接受殷人的人殉习俗大约在殷末。据考古发掘和文献记载，东周时人殉现象较为广泛，“殉人的身份除了近亲、臣下和家内仆从以外，还有不少大臣、义士被卷入从死的行列。有不少将相、姬妾，为了取得国君的宠信，往往用替死或从死相许诺。主人出于某种需要，不要婢妾或属下为自己殉死，事先要有嘱咐，从死成了东周统治阶层最高的品德准则。春秋中叶以后，人殉制遭到社会上一部分人的反对，出现利用陶俑、木俑随葬以代替活人殉死，从此以后，人殉现象才有所收敛。”[11](P146－169)胡适在《中国人思想中的不朽观念》早巳究明：“‘殉’，可以释为‘死者的侍从’或‘伴着死者被埋葬的人’。……这种杀人殉葬的风俗最初很可能是得于一种‘献爱’（Love offering）的风俗，因此将死的人自然会挑选他自己所喜爱的死后伙伴。”[12](P343)郑振铎《作俑篇》更早已告诉人们：人俑系自人殉发展演变而来；“在中国，此风今日还遗留着；不过不用‘俑’了。人死后，其后裔却用了许多纸扎的房舍、箱笼、舟车、器用乃至纸人，焚化了给死者使用。不用实物，不用明器，而用易于‘焚化’的纸扎之人物，其程度虽有不同，其信仰与作用却是‘一贯’的。”[13](P193－200)
“事死如事生”，当然图“吉祥如意”。“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⑦ 的观念，深植于包括兵家在内的我国古人心中。既要“吉祥”，何以能陪葬象征杀戮的“兵”？以“俑”为“兵”，显然违背情理。
（二）“军阵”陪葬：违背情理
中国古代死后世界观，与古埃及和玛雅印第安人相近。这两大古典文明，各有令人震撼的陵墓工程，却绝不见也根本不会有一丝一毫军阵的踪影。始皇帝自以为他已经终结了历史，建立了不独适用于当下社会，并且放诸将来千万代以至无穷世代而皆准的“法式”。他对“天下共苦战斗不休”，自有其非凡的体验。兵者，凶器也。始皇帝的理想，就是要“使后无战攻之患”，“黔首安宁，不用兵革”，在他所能统治的人间世界“兴太平”。废封建，立郡县，“收天下兵，聚之咸阳，销以为钟鐻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廷宫中”。[8](P239)北拒匈奴，南拓五岭，巡狩山川，立石刻，颂秦德，明德意，无一不是为了建成一个和谐有序，高效率运转，超稳定的昆虫式社会。大规模的“兴太平”往往跟他的长生求仙运动交织在一起，同时并进。对神仙长生的祈求使得他心甘情愿，俯首帖耳，任方士欺骗、折磨、愚弄。始皇帝“自谓真人”，说明他更祈望远离人世的纷争，获享跟天地一样“久长”的生命。权势、宫廷、宝马香车、美人、钟鼓，哪一样不是他的最爱？哪一样他能舍得？即令死了，他还想都带走。唯一不想要而企图摆脱者，恐怕就是跟“天下之兵”相关的物事。他岂能在死后世界，建立永恒的军阵？
先秦时期的军制，以春秋、战国初为界，可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从编制情况来看，前期通常以“三进制重以十进制”；后期以“五进制重以四进制”，练兵主要实行以“一”教“十”，以“十”教“百”的制度。[14](P11－12)历代兵学家以五人为一伍，即“伍法”，作为军队编制与训练的基本单位。[5](P461－462)见诸与秦相关的兵家经典《尉缭子·制谈》：“古者，士有什伍”；“量吾境内之民，无伍莫能正矣。经制十万之众，而王必能使之”；《尉缭子·攻权》：“故五人而伍，十人而什，百人而卒，千人而率，万人而将，已周已极，其朝死则朝代，暮死则暮代。权敌审将，而后举兵”。[5](P460－463)又《尉缭子·束伍令》：“束伍之令曰：五人为伍，共一符，收于将吏之所，亡伍而得伍当之。得伍而不亡有赏，亡伍不得伍，身死家残”。[5](P468)“伍法”是中国古代军队编制不能分割、不可动摇的基石，兵家万花筒中万变不离其宗的看家法宝。离了伍法，不仅“军阵”无从谈起，而且军队根本无法编制，甚至连“伙食”也开不成，更不要说什么去训练、作战了。
《史记·商君列传》：“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商君书·境内》：“其战也，五人束薄为伍，一人逃而刭其四人，能人得一首则复，五人一屯长，百人一将”。商鞅变法兵农合一、兵民合一，秦人成了军国民，“什伍制”非但成了秦军编制的基石，而且成为秦政的一个基础，这难道还有什么疑问吗？
比照之下，显而易见的问题在群俑的排列组合方式系以“四”进制重以“四”进制的“四法”而根本上不合“伍法”。三号坑的68个俑如此，一号坑二号坑的俑或“战车”后的“步兵”和“骑兵”俑也大体如此。一号坑：“前锋部队……有步兵俑204件，分作南北向的三列横队面东排列，每列有步兵俑68件”。“军阵主体部分的部队……有战车与步兵相间排列（每列四个俑）的三十六路纵队”。[7](P232)二号坑：“第一个小阵……阵心是由面朝东的八路纵队组成，每路纵队有身穿铠甲的跪射俑20件，八路共160件。方阵的四旁（名阵表）有立式步兵俑172件”。“第二个小阵……共有8列战车，每列有车8乘，共64乘战车组成一个方阵”。“第三个小阵……计有战车19乘，……其中前边的14乘车，每乘车后有步兵俑8件；后边的5乘车，有2乘车每乘后有步兵俑28件，另3乘车每乘后有步兵俑32件。此长方阵的末尾是以8骑骑兵俑作为殿军”。每乘“战车”后的“步兵俑”从“8件”到“28件”再到“32件”，如此无序，如何成其为“阵”？连“纸上谈兵”都说不过去。历史上不可能有这样的“军阵”。“此长方阵的末尾是以8骑骑兵俑作为殿军”。“骑兵”会排在“战车”之后，又如何成其为“阵”而进行实战？“第四个小阵……计有战车6乘、骑兵108骑排成11列横队。……第二列及四至十一列为骑兵，每列有骑兵俑3组，每组4骑，共12骑”。[7](P234)难道这是可以忽略过去、孤零零地存在吗？如此泛见而根本不合“伍法”的“四四”排列，究竟意味着什么？《史记·秦始皇本纪》载：
三十一年十二月……始皇为微行咸阳，与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盗兰池，见窘，武士击杀盗，关中大索二十日。[8](P251)
“俱”者，偕行，在一起也。“与武士四人俱”，俱结同心，如影随形，危难时分，窘迫之中，“武士击杀盗”，保全了始皇帝性命。“武士”者，勇力之人也，宫廷卫士也，帝王侍从也。《庄子·人间世》：“上征武士，则支离攘臂而游于其间”。贾谊《新语·匈奴》：“力士武士，固近侍傍”。《汉书·惠帝纪》：高祖十二年（前195）五月丙寅即皇帝位：“谒者、执楯、执戟、武士。驺比外郎”；颜师古注：“应劭曰：‘执楯、执戟，亲近陛卫也。武士，力士也，高祖使武士缚韩信是也。驺，驺骑也’。师古曰：‘驺本厩之驭者，后又令为骑，因谓驺骑耳。’”原来，始皇与武士“四人俱”，这“四法”的秘密，盖在“4＋1”，虚位以待始皇帝。乃保卫、侍从始皇帝特定的功能、需要所决定。太史公这一历史实录，吉光片羽，弥足珍贵，不仅破解了近臣侍卫郎官俑的排列组合方式之谜，而且使得破绽百出的“兵马俑”和“宿卫军”及“军阵”说的致命的缺陷，以一种异乎寻常的清晰、精确、遮掩不了的方式暴露出来。
一、二、三号坑群俑的排列组合方式，各自既本不成其为“军阵”，又焉能构成一个有机的“大型混合军阵”？任何一个军事实体的统领，都不可能摆出这样分裂、无法实施统一指挥的所谓“军阵”来。军阵，不管排列、组合怎样复杂，必是一体多元、密不可分的整体。此为兵法通例，兵家共识。骊山园东司马门外群俑的装备非同寻常，却绝非兵家“用武之地”。况且，历史文献中没有留下秦军运用“军阵”的记载，片言只字也没有留下来。“军阵”特质及其严格的规定性，决定了即令“纸上谈兵”，除了“文”，还必须有“图”。《汉书·艺文志》：“《齐孙子》八十九篇，图四篇。”诸如此类当时的兵法图，未能流传下来。今人立论，单凭文字，“军阵说”的命名，至少有九说，却无一能给出相应的图，自难免有凭空想象之嫌疑。
中国古代作战的十种经典阵法，即方阵，圆阵，琉阵，数阵，锥行之阵，雁行之阵，钩行之阵，玄襄之阵，火阵，水阵。因银雀山《孙膑兵法·十阵》重见天日而大白于天下。张震泽撰《孙膑兵法校理》，引经据典，将“十阵”一一理顺。[15](P129－145)笔者依据权威的专业文献所给中外古典军阵给出的界说和图，对不一而足的“军阵”说进行衡量、检验。⑧ 衡量、检验的结果，“军阵说”立论几乎全不可靠，无一能满足条件。
（三）“宿卫”京城：于史无证
所谓“宿卫军”，乃防守京城之军队，然秦都咸阳并无城郭。秦都咸阳考古工作者经将近20年（1973—1991）的调查，结论是：“城郭遗址却一无踪迹，至今只能以秦都咸阳无城郭建制作罢。”[16](P708)要给咸阳平添所谓“兵马俑”，派“宿卫军”，摆“军阵”，历史地理方面的障碍实在太多。如果说秦都咸阳本有城郭建制，后被渭水摆动冲毁，何以有数量不菲的宫殿群遗址依旧在？秦咸阳故城区现存的33处大、中型建筑遗址，大都分布于渭水北岸窑店镇以北的“原上和原坡”。[17](P13)难道渭水能摆动到“原上和原坡”，抑或宫城会独立于都城之外？早在秦昭襄王时，章台宫、兴乐宫已崛起于渭水南岸。秦统一全境后，秦始皇“于渭水南岸今西安市范围内修建富丽堂皇的信宫、甘泉宫、阿房宫，使跨渭水两岸的咸阳城宫殿林立，规模空前”。[18](P48)再要建立“指挥部”即所谓“幕府”或“军幕”，更是匪夷所思之举。
若有城郭必有门，那么，史书所记载的“始皇表河以为秦东门，表汧以为秦西门”；[8](P241)后来又“立石东海上朐界中，以为秦东门”，[8](P256)）就实在不可理喻了。太史公引“贾生推言之”：“秦王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然后以六合为家，崤函为宫”。[8](P281)距秦未远，此“推言之”跟始皇帝的“西门”“东门”之举，声声相应，息息相通。一句话，秦保崤函就可保咸阳安全，所以咸阳不用筑城垣。
商鞅及其后学确立了秦国“抟”民即集民力于“农战”的基本国策，商鞅变法后突现于世的秦，不就是一个气吞山河咄咄逼人的“攻敌之国”吗？“强国事兼并，弱国务力守”；“民诚用，不畏强暴。德明教行，则能以民之有为己用矣”。所以，《商君书·兵守》宣称：“守城之道，盛力也。”[19](P73)一旦发现敌军进犯，立即治簿传檄，召“三军”之众，根据敌情，分兵抵抗。“三军：壮男为一军；壮女为一军；男女之老弱者为一军。此之谓三军也”。[19](P74)采取的是全民皆兵的办法而非驻兵消极防守。从后来周章大军至戏（今临潼境）与刘邦进咸阳的情况来看，秦都咸阳并无驻军。
与此相配合，作为对大大小小统治者安全的一种强力保障，《商君书·境内》确立了“短兵”即卫士制度：五百人的带兵官及其以上，六百石的行政官及其以上，各拥有数目多寡不等的卫士，将帅最高者配给四千人。[19](P115－116)《史记·商君列传》载时人讥商鞅：“君之出也，后车十数，从车载甲，多力而骈胁者为参乘，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车而趋。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史记·李斯列传》：“三川守李由告归咸阳，李斯置酒于家，百官长皆前为寿，门庭连骑以千数。”《史记·穰侯列传》：“穰侯出关，辎车千乘有余。”《史记·樗里子列传》：“秦使樗里子以车百乘入周。”《韩非子·十过》：秦康公送重耳（前620—前609）：“革车五百乘，畴骑两千。”心凶力弱的胡亥当了皇帝后宣称：“朕尊万乘，毋其实，吾欲造千乘之驾，万乘之属，充吾号名。”[8](P271)《淮南子·兵略训》：“二世皇帝……兴万乘之驾，而作阿房之宫。”⑨ 凡此，历史之通例或可以说明，秦王或始皇帝个人的侍卫郎官及车马器用，数目必不在少。
《史记·秦始皇本纪》二世元年四月，“尽征其材士五万人为屯卫咸阳，令教射狗马禽兽。当食者多，度不足，下调郡县转输菽粟刍稾，皆令自赍粮食，咸阳三百里内不得食其谷。用法益刻深”。[8](P269)这条记载，或被视为秦都咸阳设“宿卫军”的一项证明。果真如此，“屯卫咸阳”何必采取如此非常方式？而所以如此者，盖在赵高的乘龙快婿阎乐时任咸阳令，“咸阳三百里内不得食其谷”自有防止扰民、巩固“其”地盘的考虑。再者，二世遵行赵高之毒计，屠杀异己，将父皇郎与郎制及郎系统的人全杀光了，赶紧得调集属于“其”自己的一班人来。“令教射狗马禽兽”，足见其实际上“屯卫”的并非是作为秦都的“咸阳”城而是“咸阳”宫，亦即皇家禁苑之类的首脑机关要害之地。如同清代皇家之有热河木兰围场，秦人自有兽圈。⑩ 周晓陆《秦封泥集·序表》：“中国古代帝王有广设苑囿的传统，……到了秦时，禁苑的建设达到了一个高峰，秦昭王时，已有‘五苑’。……待到秦始皇之时，因为国力强盛，加之嬴政之好大喜功，更‘欲大苑囿，东至函谷，西至陈仓’。……宫苑成为帝王办公、游畋之地，在秦始皇巡游之处，均设有禁苑，一些远离首都的禁苑又有饲马之功能。”[20](P54)秦律有《公交车司马猎律》，作为公交车司马的一项技能考核，捕猎当在此类常设之地进行。只能供御用的17座“珍禽异兽坑”以及其饲养人员即囿人亦即14座“跽坐俑坑”，不是在骊山园西内外城垣之间早已“发现”了吗？(11) 近年，原大青铜水禽46件，不是也在骊山园外城垣东北角的K007陪葬坑中重见天日了吗？据初步研究，K007陪葬坑系“秦始皇帝陵外藏系统的构成部分，其性质属中央政府或皇宫管理的官署机构”；“陶俑可能……执掌一定的乐器，以音乐来驯化水禽”，为皇帝的灵魂提供娱乐服务。[20](P109，161，309)见诸秦封泥，跟皇家禁苑相关者，至少有22种，即华阳禁印、阳陵禁丞、东苑、东苑丞印、东苑禁丞、杜南苑丞、鼎胡丞苑、上林丞印、宜春禁丞、白水之苑、白水丞苑、具园、康园、鹿圈、左云梦丞、右云梦丞、庐山禁丞、平阿禁印、桑林、桑林丞印。(12)《史记·六国年表》二世元年条：“十一月，为兔园。”二世大约想以此显示自己忠实于先辈，正在继承和发扬秦风。东施效颦，分明凭权势胡作非为，发展个人一己特殊需要、利益，秦都咸阳的防卫，二世赵高之流何曾放在眼里？
（四）以“郎”为“兵”：名不副实
日本学者曾布川宽《兵马俑与秦的军队》一文，虽然沿用了流行的概念，实际上已经究明了俑的身份，是对“兵马俑”说的一个决定性的突破。
曾布川氏认为：（1）“把兵马俑看成仪仗性机能的近卫兵，比以实用性为本位的一般军队更相称”。理由在于，从殷代开始打仗时士兵都带有胄，在俑坑中“却没有发现一件武士俑戴胄。这是与近卫兵有很大关系的情况”。（2）军吏俑、武将俑等均戴有帽冠。《续汉书·舆服志》：“却非冠，制似长冠，下促。宫殿门吏仆射冠之。”因此，“戴却非冠的是掌管宫的警卫的职人，即所谓的近卫兵，这便是武士俑是近卫兵的一个有力的旁证”。（3）“一、二、三号坑兵马俑，是以郎中令、卫尉等长官统率的近卫军队为模特儿而制作的”。（4）“一号兵马俑，所表现的是卫尉的属官”。（5）“二号坑……的兵马俑明确地分为车（战车），户（步兵），骑（骑兵）三个部队，而且各部队都由各自的武将俑统率，且有独立的指挥系统。这样的话，这些武将俑便是郎中车将，郎中户将，兵士便是担当车郎、户郎和骑郎。……二号坑的武士俑数和文献记载的郎中的人员数量基本吻合”。（6）“三号坑的兵马俑，明显的不是野外的战斗部队，像是在守候室等待时机的仪卫关系的士兵们。……三号坑……是指挥一、二号坑大型军阵的指挥部的说法……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在三号坑中一直没有发现武将俑或武将以上的指挥官俑。再者又发现了数量较多的铜殳，若证明殳是仪卫部队的武士俑所持之兵，就决不能证明它是指挥部”。[22]
群俑身份之为近臣侍卫郎系统，还可以运用更为简单、直观的方法，进一步究明。
让我们从俑本身发现人。
一号坑“前锋部队”204件所谓“步兵俑”，身高175～200cm；二号坑116件“骑士俑”，身高180～190cm；[7](P232，245)三号坑总计68件大型武士俑和“步兵铠甲俑”，身高175～190cm[6]。恰在近臣侍卫郎官俑的年代范围之内，距今约2000～3000年，青海大通上孙家寨青铜时代卡约人男组的平均身高为166.9cm；甘肃玉门火烧沟汉代人男组为168.7cm。[23](P53，59)据史料记载，秦代男子身高六尺五寸（150cm）即为成年，秦始皇帝陵区山任窑址出土的山任人骨平均身高在166.3cm～171cm，最低身高157.2cm，达到了秦人男性成年的身高水平。他们很可能是被从不同地方召调来修陵的身强力壮的劳工，“平均身高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秦国周围地区的男性身高状况”。[21](P358)“关于中国人一般的高度，见吴金鼎《山东人体质之研究》，1931年版。所记录的全国组，男子身高166cm。[24](P72)将这些资料排列起来，无论怎样比照，群俑之高都大大超过古往今来中国人一般的身高。他们还有一个人人都可见的“啤酒肚”，发型也异常讲究，“从其所梳的发髻看，不像是纯用发编列而成，似乎用偏诸（即偏带）裹发而成之”。[25](P127)“最特别的是一般步兵，发髻多向上耸而略右（有的或偏左），编结之复杂到不可思议”。[26](P77)秦制，一般人不得穿“绵履”；军服需自备；所有俑的衣裳鞋袜制式却那样统一，做工讲究，色彩绚丽。凡此，多少说明，他们享受特权，养尊处优，盖系特别简选的秦人上层精英。
再让我们从人本身发现俑。
那是什么年代？黎民黔首芸芸众生及普通士卒衣食状况处在何等水平？答曰：“天下苦秦久矣”；[8](P1950)“夫寒者利短褐而饥者甘糟糠，天下之嗷嗷”；[8](P283)“男子疾耕不足于粮饷，女子纺绩不足于帷幕；百姓靡弊，孤寡老弱不能相养，道路死者相望”；[8](P2954)“当是时，秦祸北构于胡，南挂于越，宿兵无用之地，进而不得退。行十余年，丁男被甲，丁女转输，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8](P2958)“又使尉佗逾五岭攻百越。尉佗知中国劳极，止王不来，使人上书，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秦皇帝可其万五千人”；[8](P2086)“赋敛重数，百姓任罢，赭衣半道，群盗满山，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视，倾耳而听”；[27](P2327)“秦为无道，残贼天下。兴万乘之驾，做阿房之宫，收太半之赋，发闾左之戍，父不宁子，兄不便弟，政苛刑峻，天下熬然若焦，民皆引领而望，倾耳而听，悲号仰天，叩心而怨上，故陈胜大呼，天下响应。”[8](P3090)比照之下，只要我们能够顾及那个年代，黎民黔首芸芸众生以及普通士卒衣食的真实状况，难道能够说群俑原型来自于这些人吗？
东司马门系骊山园正门，绝非寻常之地、寻常之门，而系《唐律疏议·卫禁律》所谓“但敬上防非，于事尤重”[28](P149)的要害之地、要害之门，故戒备森严。秦楚之际，面对项羽军的强势，“秦军数却，二世使人让章邯。章邯恐，使长史欣（后被项羽封为“三秦王”之一的塞王司马欣）请事。至咸阳，留司马门三日，赵高不见，有不信之心。”[8](P308)秦王朝命悬一线，秦军统帅章邯尚且遭遇如此，隶属于国家，按制度规定服兵役的黎民黔首，岂能到此执掌此门？勘探表明，秦始皇帝陵东侧只有一条墓道。群俑被定格在此，足见地位之要。
能执掌此司马门者，非郎系统人莫属。更确切地说，掌“司马门”即此宫城之门者，乃郎系统中卫尉系统。
秦中枢政治之中心，以郎中令和卫尉即郎中外郎为核心的郎与郎制郎系统是一巨网，宫廷内外，皇帝生活活动的诸多地方，都被密密匝匝纠缠起来，严严实实覆盖了。试看《汉书·百官公卿表上》：
郎中令，秦官，掌宫殿掖门户，有丞。……属官有大夫、郎、谒者，皆秦官。……大夫掌论议，有太中大夫、中大夫、谏大夫，皆无员，多至数十人。……郎掌守门户，出充车骑，有议郎、中郎、侍郎、郎中，皆无员，多至千人。议郎、中郎秩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郎中比三百石。中郎有五官、左、右三将，秩皆比二千石。郎中有车、户、骑三将，秩皆比千石。谒者掌宾赞受事，员七十人，秩比六百石，有仆射，秩比千石。……仆射，秦官，自侍中、尚书、博士、郎皆有。古者重武官，有主射以督课之，军屯吏、驱、宰、永巷宫人皆有，取其领事之号。
卫尉，秦官，掌宫门卫屯兵，有丞。……属官有公交车司马、卫士、旅贲三令丞。卫士三丞。[26](P727－728)
上引说明，郎中令“掌宫殿掖门户”，卫尉“掌宫门”。“宫殿掖门户”者，宫殿区中殿堂之门户也；“宫门”者，宫城之门也；宫城者，环绕帝王公侯宫殿区之城垣也。明乎此，即不难究明“郎掌守门户，出充车骑”之“郎”，同时包含了卫尉系统的人。卫尉不但掌宫门卫“屯兵”，而且“属官有公交车司马、卫士、旅贲三令丞”。“掌守门户，出充车骑”远不止郎中令系统。贾谊《新书·等齐》：“天子宫门曰司马，阑入者为城旦；诸侯宫门曰司马，阑入者为城旦；殿门俱为殿门，阑入之罪亦俱弃市；宫墙门卫同名，其严一等，罪已钧矣。”[29](P47)言之凿凿，泾渭分明，惜乎迄未引起讨论，以致语焉含混。
《史记·张释之列传》裴駰集解引如淳曰：“《宫卫令》：诸出入殿门、公交车司马门，乘轺传者皆下，不如令，罚金四两。”[8](P2753)令文以其它文献用语所不及的准确和严密，给出了殿门自殿门，为殿堂之门；公交车司马门自公交车司马门，为宫城之门。宫门殿门，界限分明；不能含混，不容含混。《史记·项羽本纪》裴駰集解：“凡言司马门者，宫垣之内，兵卫所在，四面皆有司马，主武事。总言之，外门为司马门也。”(13) 即是说，郎中令系统执掌殿门及宫殿区内的“敬上防非”，卫尉系统执掌公交车司马门即宫门及宫城周围的“敬上防非”。这一点，从《史记·秦始皇本纪》赵高怎样逼死二世皇帝于望夷官，看得最分明。
望夷宫是一组典型的伴有回廊的宫殿群。遗址位于陕西省泾阳县东南约4公里的蒋留乡余家堡村以东约600米处的泾河南岸，南距咸阳宫一号宫殿遗址约8公里，两者南北遥遥相望。遗址现存“东西两侧有回廊”。[16](P17)赵高先使其弟郎中令赵成为内应合法地潜伏在望夷宫内，其婿咸阳令阎乐又合法地将吏卒千余人赶至望夷宫外，只剩下宫城之门即司马门这一关了。不得其门而入；“咸阳令”先发制人“缚卫令、仆射”，施行赵高“诈为有大贼”之计企图闯进宫内去，被“卫令”顶了回去：“周庐设卒甚谨，安得贼敢入宫？”“卫令”者，专属卫尉系统，掌望夷宫宫城门卫屯兵之令也。《汉书·百官公卿表》“卫尉”条下有“长乐、建章、甘泉，卫尉皆掌其宫，职略同，不常置”。颜师古注：“各随所掌之宫以名官”。[26](P729)“周庐”者，即环绕望夷宫宫城墙体外侧的“廊房”也。如此防卫，铁桶一般，当然“设卒甚谨，安得贼敢入宫”？无言答对，“乐遂斩卫令，直将吏入（仆射因为属于郎中令系统，未动）”，从宫门进入宫殿区内，这才“行射”，宫内不明就里的“郎、宦者大惊”。一旦“郎中令与乐俱入”，进入二世皇帝所在殿中，阴谋就得逞了。
《汉书·百官公卿表上》颜师古注引《汉官仪》：“《汉官仪》云：公交车司马掌殿司马门，夜徼宫中，天下上事及阙下凡所征召皆总领之”。[26](P729)其中“公交车司马掌殿司马门”之“殿”，显然错了，“殿”当为“宫”。即是说，“宫中”不全为郎中令系统独占，这是一个暗中交错地带，巧妙地通过一个时间差而实现（公交车司马“夜徼宫中”）。专制皇权，以郎制郎，虽近臣侍卫，也要加以防范。郎中令系统有“掌议论”的“大夫”，有“主射以督课之”的“仆射”，直至“领事”后宫的永巷宫人；贴身的“卫士”来自卫尉系统且有“三丞”；“旅贲”，见诸《周礼·夏官·司马》：“旅贲氏：掌执戈盾夹王车而趋，左八人，右八人。车止则持轮。凡祭祀、会同、宾客，则服而趋。丧纪，则衰葛执戈盾。军旅，则介而趋”。又《国语·鲁语下·叔孙穆子知楚公子围有篡国之心》：“诸侯有旅贲，御灾害也”。又《国语·楚语上·左史倚相儆申公子亹》：“在舆有旅贲之规，位宁有官师之典”。(14) 秦传统政治宫廷政治皇权专制主义无所不用其极，郎系统的构成与运作，乃一非常复杂的有机体。
云梦秦简《秦律杂抄·公交车司马猎律》：“射虎车二乘为曹。虎未越泛藓，从之，虎环（还），赀一甲，虎失（佚），不得，车赀一甲。虎欲犯，徒出射之，弗得，赀一甲。……豹旞（遂），不得，赀一盾。公交车司马猎律。”“泛藓”犹言“蹒跚”或“盘旋”，“虎未越泛藓”大约是说，射虎没有致命，“虎未远赴而蹒跚旋行”，则要受到惩罚。射豹“不得”，同样如律。律文的古老源头，一直可溯至遥远的渔猎游牧部落时代，应是秦人“在田猎生产活动中形成的劳动纪律”。[30](P24)
三、秦始皇帝陵郎系统解读
（一）郎与郎制：宫卫传统
从无到有，空前绝后，秦始皇帝陵近臣侍卫郎官俑仅有一短期的历史：“给事近署，职任亲要一如往昔”，郎系统却有一漫长的过去。严耕望《秦汉郎吏制度考》：“古代封建时期，贵族之最低级曰‘士’，以讲习射御为事，入卫国君，外从征伐；庶民不得参与也。至春秋战国，封建制度逐渐崩溃，农民军队应时兴起，士庶之分遂尔渐淆，而‘士’之称亦转属读书人。方是时，贵族壁垒虽弛，而君主集权转甚，仍不得无亲信之近卫，乃择大臣子弟入奉宿卫、侍左右，出充车骑、从征伐；以其近居殿阁郎庑，顾蒙‘郎’称。其性质、地位与出身，盖犹古代之‘士’也。秦及西汉初叶，郎官宿卫宫闱，给事近署，职任亲要一如往昔，而进身又大半由荫任与赀选两途，荫任袭战国之成规，赀选亦新兴贵族（资产阶级）之特权，则其性质与战国之‘郎’仍鲜殊异，是亦犹古代之‘士’也，故或以‘士’称之。……盖秦人虽迎合潮流，开放政权；然最上层之君主仍为古老贵族之传统，革故翻新，时难彻底。”[31](P283－284)
追本溯源，“郎制当上推《毛诗》《左传》之公行公路、《周礼》之国子庶子”。[32](P338)案“公行”，春秋时期官名，掌管君主出行的兵车行列事。《诗经·魏风·汾沮洳》：“美如英，殊异乎公行。”毛传：“公行，从公之行也。”郑玄笺：“从公之行者，主君兵车之行列。”《左传·宣公二年》：“及成公即位，乃宦卿之适而为之田，以为公族、余子、公行。”杜预注：“庶子，妾子也。掌率公戎行。”“公路”，掌管君主的路车，亦见《诗经·魏风·汾沮洳》郑玄笺：“公路，主君之軞车，庶子为之，晋赵盾为軞车之族是也。”孔颖达疏：“公路与公行一也，以其主君路车，为之公路。”《左传·襄公二十七年》：“使圉人驾，寺人御而出。”杜预注：“寺人，奄士。”秦之郎与郎制，并可推至近侍小臣“寺人”。《诗经·秦风·车邻》：“未见君子，寺人之令。”郑玄笺：“寺人，内小臣也。”《周礼·天官·序官》：“寺人，王之正内五人。”郑玄笺：“寺之言侍也”。贾公彦疏：“云寺之言侍者，欲取亲近侍御之义，此奄人也。”“寺人”是否是“奄人”？在当时可能没有“奄人”之意。《诗集传·秦之什一·车邻》朱熹注：“君子，指秦君。寺人，内小臣也。令，使也。是时秦君始有车马，及此寺人之官，将见者必先使寺人通之。故国人创见而夸美之也。”
《史记·秦本纪》：“文公元年（前765），居西垂宫。三年，文公以兵七百人东猎。四年，至汧渭之会。曰：‘昔周邑我秦嬴于此，后卒获为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即营邑之。”秦文公这旷日持久的“东猎”，冲出陇山，步步为营，稳扎稳打，扩展地盘，自系秦人发展史上决定性的起步。接着“二十七年，伐南山大梓、丰、大特”。南山，秦岭。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大梓、丰、大特，盖戎名。”这次南拓，大获全胜，秦人是如此的看重，以致被过分夸张，大大神化了，遂置“髦头”。(15) 髦头是始皇帝郎系统的血亲祖宗。群俑那复杂到“不可思议”的发型，还有那“橘红色”或“朱红色”发带或冠带[2](P142，227，272，278，280)的源头，当可以直溯至髦头的神话或被神话了的髦头。
（二）宫墙内外：郎中外郎
“郎中”之“郎”起初得名，盖因“廊”而来。“郎”通“廊”。《韩非子·十过》，“集于郎门之垝”，王先谦《韩非子集解·十过》引卢文弨曰：“郎、廊同。”《战国策·韩策三》：“今臣处郎中”，鲍彪注：“郎、廊同。”(16)《说文·新附·广部》：“廊，东西序也”。《广雅·释宫》：“廊，舍也”。《玉篇·广部》：“廊，庑下也”。《广韵·唐韵》：“廊，庑也。文颖曰：‘廊，殿下外屋也’。”《韩非子·十过》：“大风至，大雨随之。裂帷幕，破俎豆，毁廊瓦，坐者散走。”“廊瓦”之廊即廊室。《汉书·司马相如传上》：“高廊四注，重座典阁。”颜师古注：“廊，堂下四周屋也。”严耕望曰：“郎之为言廊也，君主侍卫，居于殿阁四周郎（廊）屋之中，故曰郎中。”[3](P285)《汉书·百官公卿表上》“郎中令”条颜师古注引臣瓒曰：“主郎内诸官，故曰郎中令。”
与郎中相关者，尚有外郎、散郎之类众多名目的郎。古人造说，言人人殊，多不得要领，言之有据者甚少，以致歧疑丛生，欲求通解殊非易事。
秦始皇帝陵园考古工作给出了骊山园内城垣墙体的“内外两侧”各有廊房。随着这一“以往人们所不知的……考古新发现”，[20](P2)千古歧疑，终于迎刃而解了。原来，与“郎中”“外郎”之相关的名目众多的“郎”皆缘宫城城垣墙体“内外两侧”的廊房这一基本区分而起。廊有内外两侧之分，是故郎有郎中（即内廊中郎）和外郎（即外廊中郎）之别。郎中令系统在宫城城垣墙体内侧的廊中，“郎中”是也；卫尉系统在宫城城垣的墙体外侧的廊中，“外郎”也。其他郎如《汉书·百官公卿表上》所列“议郎、中郎、侍郎、郎中”之类，究属“中”抑或“外”，不妨从宫城墙体内外两侧这一基本区分，去作名实之辨；凡郎，无论任职或隶属于三公九卿之何系统，无论内与外，无论“郎”和“官”，皆可归入“郎系统”。宫墙内外，一体分殊；亦文亦武，兼而有之；五花八门，和而不同。单以《汉书·百官公卿表上》所列郎中令和卫尉系统“属官”之众，差可惊人。结合古典文献，要说“考古新发现”极大地开拓、丰富、充实了吾人对郎的知识，自非向壁虚构之论。
秦都咸阳考古工作给出了秦都咸阳宫城范围“咸阳宫”遗址。[16](P13)尤为重要者，给出了咸阳宫各式各样廊的惊人存在。郎系统跟廊如此惊人的存在，当然互为体用。
第一号宫殿，为一座以飞阁复道跨越早已形成的一条南北向深沟（牛羊沟）的“曲尺形”或整体平面呈“凹字形”建筑。全部建筑，均以夯台为核心，依台营建起来，分底层和上层两部分。底层宫室，回廊“计三条。分别位于殿址的西面、南面和北面，并互为贯通。廊宽2.2～3.7米不等，廊墙系利用夯台切削而成，上部续垒土坯，墙皮均为草泥打底，面涂白灰”。“北回廊由西向东（以廊墙长计）43.5米南折，再经16.5米至牛羊沟断崖，长72.65米，转角均为90°”。“南回廊西端已被破坏，东端被牛羊沟破坏，现存长50.35、宽2.6～2.9米，回廊地面较北回廊保存为差，仅存一小部分，长2.9、宽1.65米，现存草泥地面已被烧成灰色，廊墙残长7.8米、残高0.1～0.35米，墙壁遗存柱槽、柱洞共14眼，……廊外散水宽1.7米，内遗河卵石3处、铺地砖块5处”。“西回廊长25.5、宽2.4米，廊外散水宽1.5米”。[16](P298－299)环绕台顶中央最大的主体殿堂，分别建有标高不等、用途各异的10室屋宇。“屋宇四周绕以一圈回廊。台上有平台，藉以远眺”。[16](P285)（图二）
图二 秦咸阳宫第一号宫殿遗址复原透视图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都咸阳考古报告》）
第二号宫殿，应较第一号更为重要，规模更加宏大，似为办理政务的朝殿。“围绕建筑高台的四周底层，有依台修建的一周回廊。其中南廊东端以90°角南拐与东廊平行和三号遗址回廊相接。四边回廊以南、北和西三处保存较好，东廊较差。廊面均宽2.8米左右，廊面以外设有散水，宽约0.6～1.3米。……回廊内均有台阶设置，与台上建筑相通”。[16](P370)
第三号宫殿遗址，位于第二号宫殿遗址的东南73米处，东北距第一号宫殿遗址仅10米。“围绕夯台底层的台壁四隅，各有一条回廊，回廊两端相互接连贯通。……发掘……清理出东、南、北三条，其中北廊保存较好。另外还有一条南北走向的画廊位于其西部。现存廊面大都遭到破坏，廊面是经夯筑的黄褐色硬面，局部遗有草泥地面痕迹，草泥处理分两层，底层为粗麦草泥，上层为谷糠细泥。廊面宽约2.6米。……廊面外沿平铺方砖两行，行距1米，以作廊外散水面”。[16](P469)
第一、二、三号宫殿遗址，“三者均以回廊相通”。[16](P450)举世闻名的秦壁画，就画在那条“南北走向”的回廊即连接第二、三号宫殿的廊壁上。“它的位置与结构，充足的光线使它成为最理想的‘画廊’，廊上画壁，又提高了廊在建筑群中的地位”。[16](P656)画有宫廷卫士图、走马骑射图、驷马车七乘。宫廷卫士图，见诸角楼下层，残存画面上，“卫士二人南北相向站立，身穿襦服，侧身”。[16](P716)见诸“四重檐大屋顶建筑画面的底层亦有手持兵戈的人物，图中人物不甚明显，隐约可见，似为卫士”。[16](P716)与走马骑射图一并出土的，还有身躯全损的七幅马头。两相比照，秦宫壁画与近臣侍卫郎官俑及其装备之区分，仅在一为平面一为立体而已。
见诸秦封泥，属于郎中令系统的职官至少有七种：郎中丞印、郎中左田、左田之印、谒者之印、中谒者、西中谒府、中谒者府、西方谒者、驺丞之印、永巷、永巷丞印；属于卫尉系统的至少有六种：卫尉之印、公交车司马、公交车司马丞、公交车右马、军假司马、卫士丞印；有关秦宫者至少有二十种：西宫丞印、西盐、雝左乐钟、萯阳宫印、信宫车府、中宫、上寝、南宫郎中、南宫郎丞、北□、北□司□、北宫干丞、北宫工丞、北宫弋丞、北宫私丞、北宫宦丞、章台、高章宦者、高章宦丞、安台丞印。[19](P28，32)
万流归宗，一切都指向郎系统。郎系统门类之众多，势力之强大，渗透之深广，实有超出吾人想象者。秦国家机器运作之内驱力，秦王秦皇帝身家性命安全之保障，全在于此。
（三）殉人殉马：人俑马俑
赵高与二世皇帝连手及赵高独裁专政时期，始皇帝“欲以兴太平”的秦王朝，已完全沦为一架疯狂杀人机。“葬始皇郦山……二世曰：‘先帝后宫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从死，死者甚众。葬既已下，或言工匠为机，臧皆知之，臧重即泄。大事毕，已臧，闭中羡，下外羡门，尽闭工匠臧者，无复出者”。[8](P265)“公子扶苏……数以罪，赐死”。[8](P264)“公子十二人谬死咸阳市，十公主矺死于杜，财物入于县官，相连坐者不可胜数。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乃上书曰：‘……臣请从死，愿葬郦山之足，唯上幸哀怜之。’书上，胡亥大悦……可其书，赐钱十万以葬”。[8](P2552-2553)“而六公子戮死于杜。公子将闾昆弟三人囚于内宫，议其罪独后。二世使使令将闾曰：‘公子不臣，罪当死，吏致法焉。’将闾曰：‘阙廷之礼，吾未尝敢不宾赞也；廊庙之位，吾未尝敢失节也；受命应对，吾未尝敢失辞也。何谓不臣？愿闻罪而死。’使者曰：‘臣不得与谋，奉书从事。’将闾乃仰天大呼天者三，曰：‘天乎！吾无罪！’昆弟三人皆流涕拔剑自杀，宗室振恐；群臣谏者以为诽谤，大吏持禄取容，黔首振恐。”[8](P268)秦史上屈指可数的军事家蒙恬被“赐死”而不服，“使者以蒙恬属吏，更置”。蒙恬乃“吞药自杀”。作为“赵高因为胡亥忠计，欲以灭蒙氏”毒计的一部分，蒙恬之弟蒙毅先于其兄早已被“杀之”。右丞相冯去疾、将军冯劫被逼“自杀”。
意味着秦人贵族血缘亲属关系超稳定结构及其更为古老的史前渔猎传统，关乎秦国家机器运作的郎系统，赵高二世皇帝也照样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以罪过连逮少近官三郎，无得立者。”[8](P268)
“连逮少近官三郎”，《史记·秦始皇本纪》司马贞索隐：
“逮”训及也。谓连及俱被捕，故云“连逮”。“少”，小也。“近”，近侍之臣。“三郎”谓中郎、外郎、散郎。[8](P268)
张守节正义：
《汉书·百官表》云：有议郎、中郎、散郎，又有左、右三将，谓郎中、车郎、户郎。[8](P268)
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引苏林：
然则三郎者，中郎、郎中、外郎。
赵高与二世皇帝如此疯狂而为的根，深扎在过去秦的历史之中。
春秋中叶以降，“作俑”渐成潮流，人殉之风日益为世所唾弃。与时代潮流相背而行，秦公似乎蛮性不改，落后一仍其旧，对人殉情有独钟。《史记·秦本纪》：“献公元年（前384），止从死。”[8](P201)诚如黄展岳所言：“其实并没有止住。”[11](P240)秦始皇“死后殉葬宫人、工匠‘数以万计’（《汉书·刘向传》）。如果秦国不盛行人殉制或人殉制已经式微，恐怕不大可能出现这种骇人听闻的惨剧。秦二世枉杀‘万计’的无辜者殉葬，只不过是秦国人殉制的恶性发展而已。”[11](P245)
当初，秦穆公（前659—前621）死，“从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人哀之，为作歌《黄鸟》之诗”。[8](P194)《诗经·秦风·黄鸟》中所述秦穆公殉葬“三良”事，或以为“秦俗如此，非关君之贤否”。清人方玉润论之曰：“古人封建国君，得以专制一方，生杀予夺，惟意所欲。似此苛政恶俗，天子不能黜，国人不敢违。哀哉良善，其何以堪！”[33](P275)宋人朱熹《诗集传》论之曰：“秦武公卒，初以人从死，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与焉。盖其初特出于戎翟之俗，而无明王贤伯以讨其罪，于是习以为常，则虽以穆公之贤而不免。论其事者，亦徒闵三良之不幸，而叹秦之衰。至于王政不纲，诸侯擅命，杀人不忌，至如此，则莫知其为非也。呜呼！俗之弊也久矣！其后始皇之葬，后宫皆令从死，工匠生闭墓中，尚何怪哉？”[34](P89)
殷墟以降，殉人殉马或车马坑车马房，见诸考古发掘，已多到难以遍举，系中国古代文明或准宗教仪式中极其泛见的社会历史文化现象。见诸《二十世纪中国百项考古大发现》，涉及者至少有9项。其中，殷墟大、中型墓所属车马坑，发掘出土者已有二三十座。通常，每座坑中只埋车一乘，外加一个殉人，生前可能就是该车的驭手，在规格较高的墓葬中，每坑所埋车马较多。[35](P285)见诸《中华人民共和国重大考古发现》，涉及人俑车马俑者至少有10项。[36](P198)秦始皇帝陵陶人陶马铜人铜马铜车真车与殉人殉马同时并存，不独是对殷墟以降传统丧葬礼仪的全面继承和发展，更是对秦自身一系“苛政恶俗”空前绝后的集大成。郎系统体量风神所以如此逼真者，盖在直接取法人殉：“俑”全等于“人”。
李斯和赵高，都同郎与郎制郎系统关系千万重，并在始皇帝卵翼下发展。李斯由郎而飞黄腾达，为秦史上屈指可数的政治家，“知六艺之归”，关键时刻却“不务明政以补主上之缺，持爵禄之重，阿顺苟合，严威酷刑，听高邪说”。[8](2563)“赵高者，诸赵疏远属也。赵高昆弟数人，皆生隐宫［官］，其母被刑僇，世世卑贱。秦王闻高强力，通于狱法，举以为中车府令，高即私事公子胡亥，喻之决狱。高有大罪，秦王令蒙毅法治之。毅不敢阿法，当高罪死，除其宦籍。帝以高之敦于事也，赦之，复其官爵”。[8](2566)郎与郎制郎系统为秦王或始皇帝所倚重，方使得赵高这样的人得以参与机要，一路飙升。始皇帝病死之日，就是赵高和李斯终于发展为秦王朝的对立面之时。他们狼狈为奸，作为一种外在的、异己的力量而凌驾于秦王朝之上，转过来极尽杀人之能事，血流成河，尸堆如山，成为秦王朝之终结者。赵高可以指鹿为马，随心所欲玩二世像玩泥巴，始皇帝须臾不可离的郎与郎制郎系统人，全被赵高之流给杀光了，一个也没活下来。事与愿违，却为始皇帝所不见，更非所愿。得以全陪始皇帝，进入他死后永恒世界的近臣侍卫郎系统群俑，未能保全自家身；弄假成真，遂意如心竟成谶，复制成了最后遗照。始终不渝，忠实于始皇帝的近臣侍卫，生为始皇帝人，死为始皇帝鬼，竟真全陪始皇帝进入了他死后永恒世界。始皇帝自以为他自己就是历史的终结者，结果如何？嬴秦之王朝，结果竟成赵高之天下。欲知过去因，今世尝着是；欲知来世果，今世做着是。历史喜欢捉弄人。历史无情地捉弄了始皇帝。
四、“郎系统写照和礼仪范式"说理据
（一）礼或礼仪：依古以来
正是依恃郎与郎制郎系统，凭借以秦都咸阳为中心的驰道或直道，建构起来的纵通南北并横贯东西的陆路交通网络，以及与之一体相连的“关中计宫三百，关外四百余”，强有力安全可靠的人力物力保障，始皇帝方能巡狩山川，祭祀，封禅，立石刻，颂秦德，明德意。《白虎通·总论巡狩之礼》：“王者所以巡狩何？巡者，循也；狩者，牧也，为天下巡行守牧民也；道德太平恐远近不同化，幽隐不得所者，故必亲自行之，谨敬重民之至也。考礼仪、正法度、同律历、叶时月，皆为民也。”[37](P289)作为礼或礼仪的重要体现，巡狩自属儒家传统政治的核心价值。
见诸《史记·秦始皇本纪》及秦石刻辞，始皇帝对礼的肯定与宣扬连篇累牍；见诸《史记·封禅书》，始皇帝对山川鬼神的祭祀不一而足。始皇帝在创造他个人的历史时，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列祖列宗、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使得他非但不能超越而且需要大行其礼。《史记·六国年表序》：“战国之权变亦有可颇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悲夫！”[8](P686)太史公曾亲访汉家王朝执掌典礼仪式的大行礼官，从历史延续、时代变异、人情人性与礼仪的联系推移，在极其坚实深厚的多维层面，参透了活的礼或礼仪的“增益损减”，肯定了秦在“周衰，礼废乐坏”的背景下所建立的有“依古以来”的礼或礼仪的价值。《史记·礼书》云：
“人道经纬万端，规矩无所不贯，诱进以仁义，束缚以刑罚，故德厚者位尊，禄重者宠荣，所以总一海内而整齐万民也。……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贵贱之序，下及黎庶车舆、衣服、宫室、饮食、嫁娶、丧祭之分，事有宜适，物有节文。……周衰，礼废乐坏，……至秦有天下，悉内六国礼仪，采择其善，虽不合圣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济济，依古以来。”[8](P1157－1159)
（二）礼仪范式：历史证人
《司马法·天子之义》：“古者，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军容入国，则民德废；国容入军，则民德弱。”[5](P440)国有国礼，军有军礼。见诸二十四史，与郎与郎制郎系统相关的仪式，自来被归在与礼或礼仪相关的志、书中；(17) 见诸儒家经典《周礼》《仪礼》《礼记》及权威解释，当然归“国礼”、“国容”而非“军礼”、“军容”（见诸实际，为了强化“国礼”、“国容”的权威，突出“国礼”、“国容”的神圣庄严品格，“国礼”、“国容”，往往需要借助“军礼”、“军容”来体现，如当今世界各国盛典或迎宾中“陆海空三军仪仗队”。此古今通例，不言而喻）。“兵马俑”“军阵”说误“郎”为“兵”，误“国礼”“国容”基本范式为兵家之“军阵”，犹如将伦敦白金汉宫古典式皇家卫队当成真正英军，将伊斯坦布尔新王宫前金属雕塑式门卫视为土耳其国家警察一样，违背历史实际。
不妨先请出一位历史的证人：秦朝博士叔孙通。此公“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8](P2726)且看此“儒宗”如何为汉家新主奠立朝仪：
汉七年，长乐宫成，诸侯群臣皆朝十月。仪：先平明，谒者治礼引，以次入。殿门、廷中陈车、骑、步卒，卫宫、设兵，张旗志。传言“趋”。殿下郎中侠陛，陛数百人。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以次陈西方，东向。文官丞相以下陈东方，西向。大行设九宾，胪传。于是皇帝辇出房，百官执职，传警，引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贺。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至礼毕……高帝曰：“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18)
“汉七年”为公元前200年，上距叔孙通从秦宫出逃（前209）不过十年。叔孙通告诉刘邦“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臣愿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8](P2722)汉家的朝仪跟“古礼与秦仪”有割不断的联系。“诸侯群臣皆朝十月”，时间与秦王朝当年的规定一模一样。“廷中”之“廷”，即堂前空地。《诗经·唐风·
枢》“子有廷内”，王引之《经义述闻·毛诗上》释之曰：“廷，与‘庭’通。庭谓中庭，内谓堂与室也。”此处“廷中”系指长乐宫宫殿区内朝宫前朝仪演练场。“殿门、廷中陈车、骑、步卒，卫宫、设兵，张旗志”，这与秦俑坑群俑的排列、组合方式，不是颇多惊人的一致吗？“殿下郎中侠陛”，说明长乐宫是秦都咸阳宫的殿堂式的夯土高台建筑。实际上，长乐宫恰恰是对硕果仅存的秦兴乐宫的重构或扩建。“新宫殿区被重新命名为长乐宫，周长大约10公里，内部有14座殿堂。其主殿叫做前殿，长度超过100米。原来秦始皇铸造立在阿房宫前的十或十二尊巨大的青铜人像劫后余生，现在也被重新安置在这座殿堂之前。”[38](P84)“而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诸郎中执兵皆陈殿下，非有诏召不得上。方急时，不及召下兵，以故荆轲乃逐秦王”。[8](P2535)《史记·滑稽列传》：“优旃者，秦倡侏儒也。善为笑言，然合于大道。秦始皇时，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优旃见而哀之，谓之曰：‘汝欲休乎？’陛楯者皆曰：‘幸甚。’优旃曰：‘我即呼汝，汝疾应曰诺。’居有顷，殿上上寿呼万岁，优旃临槛大呼曰：‘陛楯郎！’郎曰：‘诺。’优旃曰：‘汝虽长，何益，幸雨立。我虽短也，幸休居。’于是始皇使陛楯者得半相代。”[8](P3202)木楯易朽，群俑执物的姿态、手势尚未见一一考究之故，为始皇帝所厚爱的“陛楯郎”，目下还没有辨认出来。不过，叔孙通演练“殿下郎中侠陛，陛数百人”的历史场景活起来了。“百官执职，传警”即警跸制度，“指皇帝出行，‘止人清道’，以保证其优先使用交通条件的特权。当然除了显示帝王的特权和威武以外，还包含着保证其安全的内容。皇帝以下，高官显贵出行，也有前导后卫，左右护持，使卑避尊的制度。”[39](P601)于是乎“高帝”方有“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的感叹。“皇帝之贵”的朝仪，正通过郎系统范式体现。
（三）坑之原型：秦之建筑
汉代“横穴”墓室构筑，“在于模仿现实生活中的房屋”。[40](P85)殷商以降的“竖穴”陵墓，其平面与立体结构形状，何尝不可以看作是“模仿现实生活中的房屋”？推而广之，秦始皇帝陵陪葬坑，又何尝不可以作如是观？再回过头来看《史记·秦始皇本纪》，同样也不是没有留下线索。《本纪》曰：“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臧，满之”。请注意：“宫观”，宫观自然也包含了秦都咸阳宫殿区的殿堂及其外的离宫游观。至于郎系统所赖以安身立命的一至四号陪葬坑，更是各有原型，对应秦标志性的建筑，不仅对判断近臣侍卫郎官俑的身份不可或缺，而且对考古学本身而言亦非常之关键。此种真相，被持“兵马俑”和“宿卫军”及“军阵”说者一直弃而不顾。接下来，让我们集中注意力，对此展开讨论。
四号坑对应祭祀或礼仪场所。秦中枢政治之中心，设有礼官或礼仪官。《汉书·百官公卿表》：“奉常，秦官，掌宗庙礼仪，有丞。”《秦会要订补》：“大行，秦置；主礼仪。”在儒家祭天礼仪中，“天子祭天地”一直是不容逾越的规定，秦王置若罔闻而只管大行其祭天之礼。《史记·封禅书》所载秦六畤（西畤、鄜畤、密畤、上畤、下畤和畦畤），即为专门祭“天五帝”而设。大规模的礼仪盛典当然不可能在建筑物内举行。《周礼·大宗伯》：“大师之礼，用众也；大均之礼，恤众也，大田之礼，简众也；大役之礼，任众也；大封之礼，合众也。”这样的大典，自来都在光天化日之下。四号坑的平面与立体结构形状之所以自成一格，空无一物，与其它三个坑大相径庭，原因即在于此。
图三 秦俑三号坑示意图（袁仲一《秦始皇陵考古发现与研究》）
三号坑对应宗庙。《尔雅·释宫第五》：“室有东西厢曰庙”。三号坑的平面跟立体结构形状与此说完全吻合（图三）。宗庙为古人所重，兹事体大。秦初并天下，始皇帝即宣称：“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七年：“作信宫渭南，已更名信宫为极庙，象天极。自极庙道通郦山，作甘泉前殿。筑甬道，自咸阳属之。”《史记·秦始皇本纪》二世皇帝元年：“二世下诏，增始皇寝庙牺牲及山川百祀之礼。令群臣议尊始皇庙。群臣皆顿首曰：‘古者天子七庙，诸侯五，大夫三，虽万世不轶毁。今始皇为极庙，四海之内皆献贡职，增牺牲，礼成备，毋以加。’”《史记·李斯列传》：李斯乃狱中上书二世：“臣为丞相治民，三十余年矣。……立社稷，修宗庙，以明主之贤”。正因为嬴秦家君臣视宗庙即命运，所以贾谊《过秦论》论秦之亡曰：“一夫作难而七庙堕”。“中国古代……都城的宗庙由夏、商、西周和战国时代早期以前，位于宫城或宫殿（含宗庙）建筑区之中，变为战国时代中晚期和秦代宗庙位于宫城和都城之外”。[40](P35)三号坑恰恰坐落在宫城即骊山园东司马门外，乃时代礼俗变化使然，意味着嬴秦家一统万世江山“赖宗庙之灵”。三号坑规格远高于其它三坑。四号坑即祭祀或礼仪场所，以及下文将要讨论的二号坑和一号坑亦即宫厩和宫城，当然只能服从宗庙，一并被安置在骊山园东司马门外。三号坑中的驷马车当为始皇帝生前所乘之车，即所谓“荐车”（图三）。停驻于此，这也是循礼而行。《仪礼·既夕礼》：“迁于祖，用轴。……荐车，直东荣，非辀”。大意是：依照丧礼，必须先将死者灵柩，用名之为“轴”的车，从殡宫徙于祖庙。然后，将“荐车”即死者生前乘坐的车拉入庭中。位置正对着堂东端屋翼的地方，车辀朝北。荐车系灵魂之车，如此而为，表示着死者的灵魂将要出行。三号坑共计有68个俑（图三），“出铜殳30件，证明卫士手中所执的兵器主要是铜殳。殳是一种捶击性的武器，适于卫体，不适于战阵。尤其到春秋战国时期，弓弩、戈、戟、矛等成为战争的利器，殳渐次退居为仪卫性的兵器。根据文献记载，殳兵的作用：一是王的先驱执殳为之开道；二是宫廷的卫队执殳；三是候人执殳立于道旁迎送宾客；四是宫殿卫士执殳担任警卫；五是王之先驱车向敌军营垒挑战时执殳；六是王的侍卫仪仗执殳。这说明殳是一种仪卫性的兵器，三号俑坑的武士俑是执殳担任警卫的殳仗队”。[7](P3236)三号坑中的68个俑当对应于秦九卿中的奉常系统及其属官。《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奉常，秦官，掌宗庙礼仪，有丞。……属官有太乐、太祝、太宰、太史、太卜、太医六令丞，又均官、都水两长丞，又诸庙、寝、园食官令长丞，有廱太宰、太祝令丞，五畤各一尉。又博士及诸陵县皆属焉。……博士，秦官，掌通古今，秩比六百石，员多至数十人。”见诸秦封泥，跟奉常系统相关者，有“奉常丞印”、“祝印”。[9](P4)
二号坑对应宫厩。骊山园西侧内外城垣间的大型马厩坑呈曲尺形，与二号坑的形制完全一致（图四，并参看图一）。秦都咸阳宫殿遗址的平面形状，其中就有刀把形或曲尺形。[16](P13－19)咸阳宫第一、二、三号宫彼此通过廊紧紧相连。第二号宫为皇帝的朝宫。“第三号宫殿建筑的上层已破坏无存，现存下层……南面东侧XYNⅢF4的西北角设置取暖壁炉1处，应为居室。北面东侧的……XYNⅢF8有门道。该室似为负责马政佐官的活动室。……南面由东向西XYNⅢF3、XYNⅢF2、XYNⅢF1和XYNⅢF9四室，其中最大的XYNⅢF2面积也只有15.38平方米，最小的XYNⅢH3仅4.26平方米，且均是宽敞的大门。这似为宫中养马的马舍，即咸阳宫的宫厩。南面东侧置有取暖壁炉之大间，似为宫中负责马政佐官的居室”。[16](P565－566)由此可见，马政在秦中枢政治之中心所占分量之重。(19) 骊山园巨系统马厩坑，“出土器物中有陶灯18盏，铁灯一盏，表明当时已对马实行夜间喂饲。这是一种符合马的生理特性的科学喂饲方法，是畜牧技术走向精细化的重要标志之一”。[42](P268)在秦，马的价值至少不比人低。[2](P220－221)掌马政的是“九卿”中的太仆系统。《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太仆，秦官，掌舆马，有两丞。”见诸秦封泥，与太仆系统相关者，至少有：“宫厩”、“宫厩丞印”、“中厩”、“中厩丞印”、“中厩将丞”、“中厩马府”、“中厩将马”、“都厩”、“左厩丞印”、“右厩”、“右厩丞印”、“小厩丞印”、“小厩将马”、“下厩”、“下厩丞印”、“御厩丞印”、“邹马丞印”、“上家马丞”、“下家马丞”、“家马”、“泾下家马”。[19](P29－46)二号坑中的群俑对应于秦九卿之郎中令系统，前揭曾布川氏《兵马俑与秦的军队》已经辨认。
一号坑对应宫城即骊山园。一号坑的北长廊和南长廊的宽度与骊山园内城垣廊房的宽度相当接近：一号坑南北两个长廊宽约为1.75米；[43]骊山园内城垣廊房宽度平均值1.45米。[20](P258，268)一号坑有九条坑道即所谓“过洞”；周边即东南西北为廊所环绕。坑中的群俑对应于秦九卿中的卫尉系统，前揭曾布川氏《兵马俑与秦的军队》已经辨认。人马车辆遍布其中，九条坑道即所谓“过洞”实为驰道或直道。坑周边即四面环廊中的郎，面朝四方，正是“外郎”，即卫尉系统执掌的写照。这跟骊山园内城垣墙体的“内外两侧”各有廊房，卫尉系统在宫城垣的墙体外侧的廊中“敬上防非”，若合符契。《周礼·冬官·考工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意思是说：匠人营建国都，方九里，每旁三门。国中主干道有九经九纬，每条道路能并行九辆车。一号坑的营建显然从此说点化而来。东廊中，每列68个俑，共三列，面东排列。三号坑中总计68个俑，跟一号坑东廊中每列俑数全等。这不是偶然的巧合。68人中，如同三号坑那样，其中四人为车上成员；其余64人，各依规制，令行禁止，随侍车前马后，行礼如仪。“64”系“8”之倍数，当取义于《周礼·夏官·司马》：“旅贲氏：掌执戈盾夹王车而趋，左八人，右八人。车止则持轮。凡祭祀、会同、宾客，则服而趋。丧纪，则衰葛执戈盾。军旅，则介而趋。”
图四 陵西内外城间马廄坑鸟瞰图（王学理《秦始皇陵研究》）
图五 秦俑一号坑建筑构架图（王学理《秦始皇陵研究》）
秦俑坑构筑法也源自传统丧葬规制（图五）。《仪礼·既夕礼》：“陈明器于乘车之西。折，横覆之。抗木，横三，缩二。加抗席三。加茵”（“折”，格状大木架，架在墓圹上。“抗木”，置于“折”上的大木。“抗席”，铺在“折”上的席。凡此，目的在于承重，使上面的土不至跌落圹里）。大意是说，明器陈放在乘车的西侧。折，横向覆压在墓圹之上，三根横放，两根纵放。上面铺着三层抗席。落葬前，墓底要铺布。秦始皇帝陵群俑坑构筑法与《仪礼·既夕礼》所言一脉相承（图五）。所不同者，仅在改铺布为铺砖而已。在这里，所谓的“过洞”实际上是廊与环廊和驰道或直道（图五）。即令在地下世界，始皇帝近臣侍卫郎系统脚踏之地步履之路，实用性之强、规格之高皆非同寻常。“罗马帝国崩溃时，它的道路和工程技术的损失标志着西方的衰落。进展的中心转移到了东方，……中国的化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和工程师有了突出的进步。几个世纪以后，西方还感受到这些成就的冲击”。[44](P23)就“道路”而言，中国古代的“中心”地位和“成就”的取得，应归因于秦人“驰道”之类的遗产。“秦始皇修长城、治驰道的目的是为了巩固、加强其封建集权的统治，而由于滥用民力，法令严酷，使之反成为引发社会动乱农民大起义的因素之一。但其规划修建的全国陆路交通网，却为后代奠定了良好基础，有着重要的积极作用”。[38](P590)李斯曰：“治驰道，兴游观，以见主之得意。”[8](P2561)人的世界通向神的世界。始皇帝五次巡狩天下山川，无一不循驰道或直道而行。
今人来到历史现场，但见尘埃落定，秦中枢政治之中心始皇帝近臣侍卫郎系统原班人马，在宫城内外，安其位，尽其能，忠其事，虔诚肃穆情，流移奔赴状，莫不叹为观止；如此营造，奇正相参，将始皇帝体国经野，义尚广大，出入或即将举行礼仪盛典的基本范式，一并和盘托出；为嬴秦家为始皇帝个人的历史功绩，实实在在立起了一座不朽的纪念碑；无意间更为秦人的实干、苦干和被迫拼命硬干，为黎民黔首血汗泪水浇灌出来的建设成就，为中国古代文明承前启后的一座高峰，树起了流响历史震惊世界的永恒见证。那清一色铜兵的辉光令人眼花缭乱，毕竟跟铁器当令的时代背离，自应从铜的稀缺和昂贵而体现出来的财富和权势去求得说明，从历史的延续而体现出来的青铜时代礼仪的神圣和权威及其强大的惯性去求得说明。[45] (20) 空前大一统，确立新权威，利益最大化，莫过“依古以来”。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制度及历史，如此成功地表达，古往今来，举世无双。
历史已逝，秦始皇帝陵考古现场使之复活。直面历史，消除误会，恰本文主题。
收稿日期：2008－10－20
注释：
① 陈直：《读金日札》，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20页；袁仲一：《秦始皇陵兵马俑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7－8页； 袁仲一：《秦始皇陵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8－19页。
② “被”，通“披”，搭衣于肩背。《左传·襄公十四年》：“昔秦人追逐乃祖吾离于瓜州，乃祖吾离被苫盖。”杨伯峻注：“被同披”。《楚辞·九歌·山鬼》：“被薜荔兮带女萝”。“被”就是“披”意。“被”亦有穿着之义。《孟子·尽心下》：“（舜）为天下也，放袗衣。”
③ 本节及上面的摘要，承蒙华东师范大学王家范教授亲自动笔，基于原稿，掂量斟酌，反复推敲，修改而成。《浙江社会科学》杂志编辑部王立嘉教授就本节的修改曾提出中肯的意见。西北大学陈峰教授就本节表述与后面的相应关系，曾提出整体建议。高情厚谊，点铁成金，并志谢忱，以示不忘。
④ 始皇陵秦俑坑考古发掘队：《临潼县秦俑坑试掘第一号简报》，《文物》，1975年第11期；秦鸣：《集俑坑兵马俑军阵内容及兵器试探》，《文物》，1975年第11期；袁仲一：《秦始皇陵的考古发现与研究》，232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
⑤ 《周礼·夏官》：“凡制军，万有二千五百人为军”；《国语·齐语》：“万人为一军”，韦昭注：“万人为军，齐制也”。
⑥ 关于中国古代死后世界观的详细讨论，请参阅余英时：《中国古代死后世界观的演变》，《中国哲学史研究》，1985年第3期；《有关中国古代来世观念的新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85年第12期。
⑦ 接：此处“兵”有时候可以解释为“兵器”，但是古人引用多是指“军事”。
⑧ 参阅《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第二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91页；第3卷，第56页；《中国军事史·第四卷：兵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第66页－89页。
⑨ 刘安著，刘文典校注，冯逸，乔华点校：《淮南鸿烈集解》卷15《兵略训》，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499页。
⑩ 《史记·滑稽列传》：“始皇尝议欲大苑囿，东至函谷关，西至雍陈仓。优旃曰：‘善。多纵禽兽于其中，寇从东方来，令麋鹿触之足矣。’始皇以故辍止”。《三辅黄图》引《列士传》云：“秦王召魏公子无忌，不行，使朱亥奉璧一双诣秦。秦王怒，使置亥下兽圈中。亥瞋目视兽，眦血溅于兽面。兽不敢动”。《太平御览》卷一九七引《长安志》引《汉宫殿疏》：“秦故虎圈，周匝三十五步，长二十步，西去长安十五里。”《长安志》引《汉宫殿疏》：“秦故狼圈，广八十步，长二十步，西去长安十五里。”
(11)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编著：《秦始皇帝陵园考古报告1999》，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14页、18页；袁仲一：《秦始皇陵兵马俑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23页；袁仲一：《秦始皇陵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145～146页。
(12) 参阅周晓陆，路东之编著：《秦封泥集》，西安：三秦出版社，2000年，第54－55页；傅嘉仪：《秦封泥汇考》，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第125－151页。
(13) 司马迁：《史记》卷七《项羽本纪》，309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按：兹《史记·项羽本纪》裴駰集解，若依通行标点，在开首“司马门者”下点成逗号而不是冒号，则歧义顿生，难以卒读。承友人贾二强教授提示，现在这样标点，不改原文之字，仍用习见之义，文从字顺，一通而皆通。
(14) 承友人王晖教授提示，郎的历史活例还可参阅《史记·灭官书》《史记·陈丞相世家》《史记·梁孝王世家》《史记·春申君列传》《史记·李斯列传》《史记·韩信列传》《史记·袁盎晁错列传》《史记·匈奴列传》《史记·儒林列传》《史记·太史公自序》《史记·李将军列传》。
(15) 《史记·秦本纪》文公二十七年条裴駰集解引徐广曰：“今武都故道有怒特祠，图大牛，上生树，本有牛从木中出，后见于丰水之中。”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云：“大梓树在岐州陈仓县南十里仓山上。”《录异传》云：“秦文公时，雍南山有大梓树，文公伐之，辄有大风雨，树生合不断。时有一人病，夜往山中，闻有鬼语树神曰：‘秦若使人被发，以朱丝绕树伐汝，汝得不困耶?’树神无言。明日，病人语闻，公如其育伐树，断，中有一青牛出，走入丰水中。其后牛出丰水中，使骑击之，不胜。有骑堕地，复上，发解，牛畏之，入不出，故置髦头。汉、魏、晋因之。武都郡立怒特祠，是大梓牛神也。”“按：今俗画青牛障是”。《北堂书钞》卷一百三十：“髦头：虎士服。挚虞《决疑要注》云：‘世祖曰：髦头之义何谓邪?彭权曰：国有奇怪，触山截水，无不崩溃，唯畏髦头。故使虎士服之，以卫至尊也。‘张华对世祖曰：’臣以为壮士之怒，髦涌冲冠，义取于此也。’”《列异传》云：《秦文公时，梓化为牛，以骑击之，不胜，或堕地髻解，拔发，牛畏之，入水，故秦因是置髦头骑，使先驱。’又《玄中记》云：‘秦王使三百人被头，以赤丝绕树。于是秦王因立髦头骑也。’”“虎贲髦头：《东观记》云：‘东海王强，置虎贲髦头云耳。’”
(16) 上引文字学、语义学证据，承友人王晖教授提供。
(17) 详见：《汉书·郊祀志》上中下：《后汉书·礼仪志》上中下：《后汉书·祭祀志》上中下；《后汉书·舆服志》上下；《晋书·礼志》上中下；《晋书·舆服志》；《宋书·礼志》一～五；《南齐书·礼志》上下；《南齐书·舆服志》；《魏书·礼志》一～四；《隋书·礼仪志》一～七；《新唐书·礼乐志》一～八；《辽史·营卫志》；《金史·礼志》一～十；《金史·仪卫志》上下；《金史·舆服志》；《元史·礼乐志》；《元史·祭祀志》一～八；《元史·舆服志》一～三；《明史·礼志》一～十四；《明史·仪卫志》；《明史·舆服志》一～四。
(18) 司马迁：《史记》卷99《叔孙通列传》，第2723页。按：此处标点比之中华书局点校本，略有改动。
(19) 《史记·李斯列传》：“（公子高上书曰）先帝无恙时，中厩之宝马臣得赐之”。《初学记》卷二九引《古今注》：“始皇有七名马：追风、白兔、蹑景、奔电、飞翮、铜爵、神凫”。《汉书》卷一九上《百官公卿表上》：”太仆，泰官，掌舆马，有两丞”。汉武帝朝，宫厩仍在宫殿区内，见《汉书·金日磾传》。何清谷撰《三辅黄图校释》卷之六“厩”：“未央大厩，在长安故城中。《汉宫仪》曰：‘未央六厩。长乐、承华等厩令，皆秩六百石’”；“都厩，天子车马所在”；“中厩，皇后车马所在”；校释引陈直曰：“《汉书·戾太子传》云：“因长御倚华，俱白皇后，发中厩车载射士。’”（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348、350页）
(20) 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第2页（《二版序》，第12－13，16、24页；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二集，北京：三联书店，1990年，第113－114、122－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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