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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523.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6）02—0052—05
一、代议制民主的缺陷与民主参与的兴起
在当今世界众多的民主形式中，最常见的是代议制的间接民主。这种民主体制在几个世纪的运行中不断完善，在同其他类型的政治体制和其他的民主形式的竞争中取得了相对优势，成为西方主导的体制。
然而，代议制民主既不是唯一的民主形式，更不是完美无缺的民主形式。西方的代议制民主在实践中出现种种不足，最主要的是民众的政治冷漠和官僚的威权治理。对于广大选民来说，几年一次投票选举议员和官员。而在投票之后的平时里没有作为，对政府实施的公共政策缺乏直接的、有效的影响。公共选择理论认为，当选民们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缺乏直接的相关性，或者选择的成本太高的时候，理性的选民就会放弃自己的政治权利，听任利益集团或者政府操纵和支配公共政策，导致政治冷漠症。由于民众冷漠而放弃政治参与，依照民主原则本应由全体公民决定的一系列重要的政治社会问题，就简化为少数政府官僚和专家所解决的技术性问题。这样，代议制民主在实质上已经演变为一种技术官僚的威权治理。政治生活的官僚化和技术化，使得代议制民主潜伏着合法性危机。
当代民主的这种状况引起了学者们的担忧。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提醒人们，要把重大的公共事务决定权交给人民大众。如果除了投票日之外，又不让公众拥有发言和受教育的机会，这是非常危险的。[1] 本雅明·巴伯（Benjamin Barber）认为这种民主事实上形同“寡头民意”主导了多数人的利益，是“弱势民主”（thin democracy）。所谓弱势是指它在合法性上较弱。
为了矫正代议制民主的缺陷，落实民主的实质，一些学者尤其是具有左翼倾向的学者试图探索新的民主途径和民主模式，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强调民主参与。
于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提出了商议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强调公民在公共领域的直接参与。民主过程不仅表现为议会中利益的妥协，而且也表现为在公共领域的自由商谈。凡是涉及到重大的公共决策，在政策实施之前必须由公民进行讨论和争辩，通过不同意见的对话，最后达成妥协和共识。在哈贝马斯看来，国家政治统治在宗教基础消失之后，世俗化国家的合法性源泉只能来自公民普遍的、广泛的政治参与。在公职人员的选举上，可以承认并接受代议制度，实行间接民主；但在公共意见的表达上，公众则是不能被替代、被代表的，必须通过公共领域的自由讨论。[2] 哈贝马斯期望通过公共领域的重建，强化现代国家的合法性基础。
汉娜·阿伦特也主张公民的直接参与。她将人的活动分为“劳动”“工作”和“行动”三种，前两种属于私人领域，后一种属于公共领域。所谓的“行动”就是公民所从事的政治活动。它是人与人之间唯一不需要物质或物品为中介而相互交往的活动。在阿伦特看来，在代议制民主政治当中，选民虽然可以通过民意代表，去捍卫自己的私人利益，但“行动”的大门由此而被关闭了。真实的意见唯有通过在公共领域的公开讨论才能形成，而不是被代表。她赞成卢梭的观点，即公共权威的合法性基础是建立在持续的同意基础上的，而这样的同意只能通过公共领域直接参与的“行动”才能得以体现。
本雅明·巴伯则是当代主张民主参与的代表性学者。巴伯提出了以强势民主（strong democracy）改造“弱势民主”的方案，其核心就是扩大公众对政治的直接参与。所谓强势民主意味着公民参与影响他们的重大决策。它强调的是活动（activity）、过程（ process ）、自我立法（self-legislation）、创造（creation）和变化（transformation）。人民主权理论将公共权力的合法性归根于公民的广泛的政治参与。通过落实公民对政治的普遍参与，赋予公共权威以充足的合法性。民主参与医治政治冷漠。巴伯认为美国实际存在两种民主：一种是国家民主，体现为两党冲突、总统大选、联邦机构的政策等。另一种是地方民主，体现为邻里街坊组织、家长教师协会、社区行动团体等。美国人对第一种民主的怀疑感和冷漠感越来越深，但是对第二种民主的热情始终不渝。[3] 在地区或社区事务中，公民成了积极的思考者、行动者，因为这里的政治不再是“他们的”，而是“我们的”。民主参与克服官僚威权。威权主义的统治是以公民的政治冷漠为其存在的基础的。官僚治理是一种精英主义。丹尼尔·贝尔认为，民主参与的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反对社会的专业化和技治主义（也称专家治国）的。[4] 最早论述商议民主的约瑟夫·毕塞特（Joseph Bessette）也主张公民参与反对精英主义。[5]
二、民主参与的条件与信息技术的潜力
有效的民主参与，需要适宜的外在环境。这个外在环境的关键，在巴伯那里是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在哈贝马斯那里是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在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那里是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巴伯认为提供更为直接、更为紧密、更为持久的参与的基础是公民社会。如果说议会民主与代议制相关，那么公民社会则与民主参与相关。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是商议民主的关键。公共领域指公民可以自由表达及沟通意见，以形成民意或共识的社会生活领域。帕特南则把社会资本作为理解当代民主兴衰的一个关键。社会资本主要指公民之间的信任、依赖和合作关系。
有效的民主参与，需要公民具有必要的素质。这体现在道德、文化以及规则等方面。在道德上，公民必须具备起码的公德意识。公民在必要时愿意为民主政治作出一定程度的贡献和牺牲。比如，在选举时愿意抽出时间参加投票、平时愿意向相关部门反映自身或本地社区在施政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愿意服兵役或从事其他形式的社会服务工作等等。在文化上，公民必须具备相应的认识能力，必须能够合理评判与自身利益有关的各项法规、政策、计划、方案的利弊得失，从各项选择中寻找最接近自己目的的方案，并针对其缺陷提出修正办法。没有必要的文化教育，民主参与就只是个人偏见的发泄。在规则上，公民必须遵纪守法、自我约束。民主是一种规则体系。公民要参与民主、享受由民主决策而获得的利益，就必须愿意接受民主制度对其行为的约束和规范，并且愿意接受由民主决策过程所产生的各种结果，即使这个结果不能完全满足自己的心愿或有损
自己的利益。
当代公民的民主参与存在着诸多障碍。马塞·哈尔（Matthew Hale）指出，公民缺乏教育、公民冷漠以及公民与代表之间的断裂是阻碍民主参与的三大障碍。[6] 这表现为，公民缺乏民主参与的基本知识和技能；各个层次的投票率下降和公民参加社会活动的减少；利益团体、政府机构和立法机构形成铁三角，割断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距离。在更深的层次上，民主参与的障碍则表现在公民社会的缩减、公共领域的衰退、社会资本的下降。哈贝马斯指出，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福利国家的兴起以及大型企业私人组织的出现，使得公私领域的界线日益模糊，利益团体及企业组织介入国家机器运作，理性辩论常常被策略操控所取代。大众传播本来是理想型公共领域的代表。然而，当代大众媒体引入消费文化，公共领域逐渐式微。巴伯认为，19世纪美国公民社会强大，那时的政府很小且作用有限，同时经济领域的大企业不多。然而自那时以来，随着工业化之后出现垄断企业，经济领域开始侵蚀公民社会的范围。政府急剧扩权，也使公民社会的作用范围进一步缩减。帕特南则以“独自打保龄球”形容民间社团的衰落[7]。保龄球是美国人最喜欢的运动之一，每年打过保龄球的人比参加国会选举的投票人数还多。但美国保龄球协会的成员却下降了，美国人倾向于“独自玩保龄球”。社会资本的下降威胁了美国历史上富有生机的地方草根民主。
信息技术在促进当代的民主参与上具有巨大的潜力。就深层次而言，这种潜力表现在三个主要方面，即强化公民与政府之间的联系、重构公共领域、提升社会资本。
信息技术强化公民与政府之间的联系。首先，信息技术促进政府信息公开。公民缺乏必要的政府信息，是阻碍有效参与决策的重要因素。网络的开放、互动、及时、高速等特点，为电子政府的信息公开提供了新的有效手段。政府能够为公众提供全时空、全方位的便捷服务。公民可以通过网络便捷地获取相关的信息资源。互联网有助于改变长期存在的信息不对称的状况。其次，信息技术增强了公众参与的机会。依照公共选择理论，公民在参与上的消极是理性分析成本与收益的结果。也就是说，参与成本过高是公民消极的重要因素。很高的通信和组织成本，使得只有那些富有并且组织得很好的团体，如有强大财力支撑的利益集团，才能较为有效地参与政府决策。下层的、大而贫穷的团体则处于不利的地位。信息技术极大地降低了参与成本，并极大地提高了参与便捷性，这将惠及普通民众。
信息技术提供了重构公共领域的机会。商议民主强调理性、平等、身份、教育等。对话（discourse）的参与者之间存在不同的利益、不同信仰与不同的理想，他们通过对话以解决问题或作出决策。互联网能否培植商议民主所需的对话还存在不同的意见，但它的确在某些方面改善着商议民主的条件。网络空间是一个多元化、平等的、开放的公共空间。在这个空间中，不论身份如何，每个人都可以表达自己的理念或观点。在网络空间中，人们以平等、互辩的姿态对政治事务进行最佳的讨论。雅克·德立达（Jacques Derrida）认为新技术不仅是技术，而且对公共领域有根本的影响，将改变公共领域的层次和结构。[8] 麦克尔·麦克弗逊（Michael Macpherson）认为，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可使全体公民取得对公共议题的信息，并通过互联网对公共议题进行讨论、辩论及投票，进而实践公民参与的理想。[9] 杰瑞·贝特曼（Jerry Bertman）等则认为， 通过信息技术的应用，可以实现哈贝马斯的理想对话的沟通情境，促成真正共识的达成。[10] 网络上沟通论述的异质性、冲突性及多重主体性，反映社会的多元复杂性。网络论坛在某种意义上为民主参与提供一个能够容纳各种政治行为的公共虚拟空间（virtual public space）。有些学者更进一步指出，互联网上直接的、商议的对话，所建立的不只是一个虚拟的社群，而是真实而多元的讨论社群，它进而发展出“多元论述的公共领域”[11]。
信息技术有助于提升社会资本。民主参与依赖于社会资本。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认为，大量的公民结社是美国人能够进行史无前例的民主实践的关键原因。然而，如同萨塔·斯考科波（Theda Skocpol）所总结的，美国人急剧地改变了他们进行公民参与和政治结社的风格。拥有大量地方成员而积极干预全国事务的市民组织已经成为了历史遗物[12]。互联网与社会资本具有内在的联系。的确，面对面地交流是作为社会资本要素的诚信产生的重要条件。信息技术优势在于交流的广泛性，而不是深度。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指出，社会交往的关键区别是弱纽带（weak tie）和强纽带（strong tie）。互联网特别适用于发展多重弱纽带[13]。互联网虽然不是强纽带的联系，但是可能加强既有的联系。互联网具有广泛的弱纽带联系，这些也可能成为强联系产生的条件。在没有诚信的情况下，信息技术自身不能创造社会资本。但信息技术容易沟通和协调，强化诚信。[14] 互联网的组织结构还有利于公民社会的健康发展。西蒙·钱伯斯（Simone Chambers）曾区分了好的公民社会与坏的公民社会。好的公民社会导致健康的民主发展。而历史上德国和意大利的坏的公民社会却导致了纳粹和法西斯运动。区分公民社会好坏的关键标准是：好的公民社会中的社团往往是平面结构的，并且是开放的和容易退出的；而坏的社团多为垂直等级结构，没有自由退出机制，并且不鼓励社团之间的交流。[15] 互联网的参与往往是自主的和主动的。人们根据自己的立场，选择自己关心、喜爱的领域投入对话和沟通；人们也可以随时加入和随时退出。
当然，信息技术本身还在加速发展阶段，信息技术在民主参与上的潜力还没有充分显露。而且，信息技术这种潜力的发挥还有赖于构造良好的机制。安东尼·韦尔曼（Anthony Wilhelm）考察了虚拟公民空间主要包括四项特征：即先行资源（antecedent resources）的满足、包容性（inclusiveness）、商议（deliberation）与设计等。[16] 信息时代民主参与的公民，必须具有新的资源及环境。这些先行资源，包括个人进入或行使政治职能的技术与能力，如公民基本的信息科技教育、网络使用环境以及计算机、网络宽带等基础资源。没有这些先行资源，一切都是纸上谈兵。包容性是指社会对于扩大普遍性政治参与的承诺。这需要解决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问题。如果一些公民无法运用信息技术进行民主参与，就会成为信息时代的边缘人。商议则指公民运用网络进行不断的讨论。这种讨论要保持多元性，而不是如凯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所担忧的那种“偏见的窄元”乃至“群体的极化”。[17] 网络空间的设计指提供使用者互动、中介、讨论、安全的非商业性空间。商业巨头等支配的空间，就难免带有微妙的偏向。
三、网络乌托邦、恶托邦与民主参与的选择
近代以来，民主理论分成两个主要派别，即直接民主派和间接民主派。虽然在发达国家的民主实践上，几乎都实行间接民主，但直接民主的呼声一直此起彼伏。从古典民主理论家卢梭，到现代的学者如卡罗尔·帕特曼（Carole Pateman），都主张公共事务由公民直接决定。在他们看来，间接的代议制议会民主不能很好地体现民主精神。
信息技术所蕴藏的潜力，使得一些人们期望新时代直接民主的复兴。在一些人看来，近代直接民主的难以实行，在于现代国土的辽阔。互联网消解了地域上的距离，从纯技术上看，雅典式直接民主在未来并不是不可能的。在主张直接民主上存在激进和温和的区别。比较温和者认为，信息技术的发展将使信息和传播从寡头垄断的媒体精英中解放出来，造成政治传播的非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从而扩大普通民众对政治的影响力。比较激进者则认为，信息技术创造的网络空间将使人类政治回归雅典式城邦政治，新式的网民（Netizen ）将在电子疆域中真正落实主权在民的理想。所有公民都是议员，都能够对政府网站上的各项议案作出表决。传统议会的议事场所将会被互联网上的专用讨论论坛所取代。劳伦斯·格罗斯曼（Lawrence Grossman）认为，新技术将转变政治民主的性质，美国民主将复归古希腊的城市民主。[18] 理查德·格鲁普（ Richard Groper）在1996年就提出，电子邮件能克服美国民主系统中的危机。如果普遍接入电子邮件，美国将经历政治制度的更新。[19] 迪克·莫里斯（Dick Morris）将网络选民誉为“第五阶级”，并认为网络政治可造成政治的巨变，网络民意将促使政党政治衰退、司法体系公开化、国会权力萎缩，最终达成网络的直接民主。[20]
然而，直接民主即使是在现代还是难以实现的乌托邦。直接民主要求所有公民都能参与决定国家事务。这不仅是技术手段问题，更涉及到极为复杂的社会问题。直接民主需要公民对政治问题有持久的兴趣，并且有足够闲暇时间以及卓越的能力。事实上大多数公民并不具备这些条件。甚至连卢梭当年也认识到“不能想像人民无休止地开大会来讨论公共事务”[21]。不仅如此，直接民主还可能有负面的效果。电子市政厅、电子大厦以及其他形式的远程手段难以很好地达到深思熟虑的民主。直接民主在制度设计上缺少对公共权力限制。由于缺乏合理的法律制衡，极端的情况可能演变为可怕的多数人暴政。
信息时代民主的前景不只是乌托邦的一种，也有恶托邦（Dystopian）的可能（或称之为反乌托邦）。信息技术不是用来扩展民主，而是强化固有的体制，甚至运用技术使得民主倒退。范·戴吉克（Jan Van Dijk）发现，在政治系统中使用信息技术的目的非常不同。一些团体寻求维护现在的民主系统，信息技术可能用于强化既有的官僚政治。[22] 现实中，处于统治地位的社会上层集团，更有能力和可能将技术用于巩固既有的有利于自己的体制。理查德·莫尔对此忧虑重重，网络与其说是民主的幻想，更可能是老大哥式的噩梦。[23]
这种恶托邦可能以多种形式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来。第一，对公众的监视。信息技术使得政府等更容易地对民众的行为进行大规模的记录和监视。威廉·韦伯斯特（William Webster）曾讨论英国的闭路电视监视问题[24]。英国闭路电视安装在各种公共场所，成为发达国家中最多的一个。这一方面有利于震慑犯罪、改善治安，但另一方面也侵害了个人的隐私，损害到公民的合法行动不受政府监视的权利。网络更有可能是公众暴露在政府的无所不在的监视之中。第二，对公众的控制。这种控制来自多个方面。比如，商业巨头正日益加强对网络发展的控制。安娜·玛丽娜（Anna Malina）认为，信息时代民主的未来取决于信息是作为容易接受的社会产品（social good），或是作为昂贵的消费产品（consumer product）。[25] 如果是后者，则有害于民主的发展。商业规则统治网络，信息是资本牟利的新手段，而不是民主的新载体。第三， 数字鸿沟的加剧。信息技术将公民分为两个部分，即接入者（haves）与非接入者（have-nots）。即使在接入者之中，也存在精英阶层和一般大众的显著区别。网络是全球精英阶层的有效工具，有利于巩固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大众则处在网络世界的边缘地位。而那些被排斥在网络之外，则陷入了信息时代的原始部落。
如果说信息时代民主的乌托邦前景是浪漫的，那么恶托邦前景则是令人恐惧的。在某种意义上，不同程度的恶托邦前景更具有可能性，因为这符合社会统治阶层的利益。因此，在信息时代来临之际，不要奢想乌托邦，更要反对恶托邦。比较理性和现实的选择则是民主参与。
的确，民主的诸多形式是连续的光谱，一端是直接民主，另一端是间接民主。适宜的民主不是两个极端，而是多种形式民主的综合。民主参与是信息时代寄予期望的一种民主形式。在静态上，它介于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之间，在动态上则反映着从间接民主向直接民主发展的趋势。民主参与是一种渐进的立场。互联网是革命性的，但不是乌托邦式的。对信息技术初步应用的结果调查表明，互联网可能支持民主系统的渐进发展，而不是民主本质更新的根本变化。显然，民主参与更是一种可行的选择。民主参与也富有弹性，易于操作和改进。在地域上，公民除了传统的社区和基层参与之外，也有可能运用信息技术进行更大范围的参与。在主体上，不同公民的民主诉求存在差别，有些人愿意或有能力从事更多的政治活动，也有些人不愿意经常卷入政治事务。各种倾向的人们可以自愿选择民主参与的适当强度和水平。在发展趋势上，低度的民主参与无疑接近于
间接民主，而民主参与水平的提高则是朝着直接民主的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