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苏联农场的二元结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前苏联论文,农场论文,二元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本文的主题是讨论前苏联农场的二元结构问题。自从1996年起我一直为乌克兰从事政策咨询和研究工作，2003年起开始为白俄罗斯工作；过去6年里偶尔也为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工作。这些国家农业部门的发展，特别农场规模和农场结构的变化，十分引人注目，也对经济学家提出了新的挑战，并促使我们去重新思考一些基本的原理。具体来说，所谓的“农业控股企业”（Agri-holdings）——即通常占地面积数十万公顷、雇工数千人的超大型农业企业——可能对已被普遍接受的有关农业规模经济的结论及以家庭农场的优越性问题提出新的疑问。
在引言之后，下一节将描述前苏联转型时期农业结构的变化；第三节讨论agri-holdings的性质和作用，它们意味着什么；第四节提出若干结论。本文主要讨论俄罗斯联邦的情况，不过偶尔也会参考其它地区如乌克兰的超大型农业企业。
二、前苏联转型时期农业结构的改变
Joachim von Braun的文章讨论了全球层次及许多国家中农业结构是如何分化即如何向二元结构发展的，也许俄罗斯的农业结构正好是这种趋势的最具有代表性的例证之一。如表1所示，俄罗斯农业结构的两极之一由大约27600个面积超过5400公顷的大型农场组成；而另一极则由大约1600万个占地面积不到0.4公顷的小农场组成。前者约占俄罗斯农地总面积的80％和农业总产值的43％，而后者相应的比例分别为5.6％和约54％。
表1 农场数量、规模及产量（2000）
大型农场 私营农场 家庭农场
数量 27600261700
16000000
平均规模（公顷） 5424 57 0.38
占农业土地的比重（％） 80.0 7.4 5.6
占农业产值的比重（％） 43.4 3.0 53.6
资料来源：koester.[1]
大型农场是苏联自从实行集体化以后代表农业特征的集体农庄（即所谓Kolahoses和Sovchoses）的继承者，而家庭农场则一般表现为大型农场的附属物，通常由大型农场的雇员及其家庭成员经营（注：从作者的描述来看，文中所说的家庭农场（Household Plot）应当是大型农场雇员“业余”经营的私有或私营经济，相当于公社化时期中国农民经营的自留地。（译者注））。中等规模的私人农场介于两者之间，其数量虽多，但所占苏联农场土地及产值的份额较小。
表1中面积和产值的比较表明大型农场和家庭农场经营集约度的差距很大，家庭农场单位面积的产出明显高出很多。这一比较的结果可能与效率和激励有关（这一点我们下面还要讨论），同时也可能与两者生产类型的差异有关。如表2所示，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家庭农场（以及私人农场）主要生产劳动密集型农作物，如马铃薯、蔬菜和畜产品，而大型农场则大量生产粮食、油料作物及甜菜。
表2 乌克兰和俄罗斯家庭农场和私人农场在农业生产中所占比重（％）
产品乌克兰（2003） 俄罗斯（2001）
粮食2812
向日葵籽 1618
甜菜23 7
马铃薯 9993
蔬菜8782
肉 6657
牛奶8050
资料来源：State Statistics Committee of Russian Federation（2002）;State Statistics Committee of Ukraine.[2]
图1表明自从转型以来，乌克兰家庭农场和私人农场的总产值增加了大约25％（俄罗斯的情况基本相似），而大型农场的总产值大约下降到了1990年水平的33％（俄罗斯的情况略好，约为40％）。不过，我们应当慎重看待这些数字。第一，一些数据表明大型农场生产下降趋势已经停止。2003年应当看作一个例外，在恶劣的冬季气候条件之后又出现干旱，结果导致粮食大幅度减产。如果剔除2003年的数据，那么，自20世纪90年代末触底以后大型农场的生产已略有回升。许多分析表明，1998～99年期间的金融危机导致俄罗斯和乌克兰货币相对美元以及其他主要货币的大幅度贬值加强了俄罗斯和乌克兰商品的竞争力，因而成为一个转折点。[3][4]世纪之交时乌克兰农业的重要改革又加强了货币贬值的正面效应。
图1 乌克兰各类型农场的农业总产值（1990～2002，1990=100）
资料来源：State Statistics Committee of Ukraine（various issues）.[2]
第二，大型农场与附属的家庭农场存在紧密的相互联系，很难准确的分别计算其投入和产出。大部分家庭农场的经营者就是大型农场的雇员，他们往往可以按照优惠价格或以工资替代物的形式，甚至常常以偷盗的方式，从所属的大型农场获得饲料、肥料、种子和牲畜。因此，官方的统计数据可能会将大型农场的相当部分实际产出计算为家庭农场的贡献。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研究成功地对俄罗斯或乌克兰的大型农场和家庭农场的投入和产出做出令人信服的区分。
表3表明，随着大型农场逐渐变小、家庭农场逐步扩大，俄罗斯和乌克兰农业的二元程度（结构）可能下降。然而，虽然存在着这种趋势，但两者间的对比依然很强烈。此外，截至表3所标明的年代末期，已有迹象表明这种趋势已经停止，大型农场再次不断扩张。同时，最近几年内出现了少数大型农场进一步合并的现象。这种现象是否会导致前苏联的农业结构向三元化发展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
表3 俄罗斯和乌克兰不同类型农场的平均规模（1985～2001，公顷）
国家 农场类型1985
19901995
2000
2001
俄罗斯大型农场7225
67595729
5424
5891
私人农场 0 25 40 57 58
家庭农场 - 0.250.36
0.39
0.41
乌克兰大型农场3979
32622638
1884
1900
私人农场 0 12 21 56 62
家庭农场 - 0.290.48
0.53
0.53
资料来源：State Statistics Committee of Russian Federation（various issues）;State Statistics Committee of Ukraine（various issues）;World Bank & OECD.[5]
表4清楚地说明了俄罗斯大型农场内部的异质性：10个最大农场的销售收入占全国农业总收入的3％，最大的约1700个农场或占总农场数量6.9％的最大农场占有几乎全国农业销售总收入的50％。这些农场中的最大者即被称为Agri-holdings的超大型农业控股企业。
表4 2001年俄罗斯农业生产的集中度
在约27600个大农场中 占俄罗斯农场 总收入
占俄罗斯农场
总数的比重（％）
（十亿卢比） 总收入的比重（％）
...最大的10个 ＜0.18.52.9
...最大的300个
1.2
54.7
18.5
...最大的1734个（收入＞100万美元）
6.9 142.3
47.9
资料来源：Serova.[7]
究竟Agri-holdings是什么样的企业?根据Schüle & Zimmermann的说法，Agri-holdings的土地规模在20000～50000公顷之间，雇员人数在2000～25000人之间。1998～2002年期间，估计成立了100个此种类型的企业，主要集中在俄罗斯西南部的黑土地地区。Schüle & Zimmermenn的报告同时显示，Agri-holdings的数量占俄罗斯最大型农场的10～12％，产值则占20～25％。[6]
图2描述了一个典型Agri-holdings（Orjolagropromsnab）的结构，它由25个独立的大型农场组成（平均每一大型农场大约3425公顷），划分为5个地区分支机构。此种结构使得Agri-holdings的一个重要特征清楚无疑，即他们确实是由若干前苏联典型的大型农场组成的控股企业，而不是单个的农业企业。同时，图2的结构并不能反映Agri-holdings的第二个重要特征，即其纵向一体化特征。大部分Agri-holdings所包含的不仅有农业生产者，而且有上游和下游企业，如一方面有银行和能源供给者，另一方面也包括粮食贸易商、榨油厂或面粉加工厂等。由此而产生的结构通常相当复杂。由于商业秘密的关系，获得有关所有权、利润、亏损以及资金流动等方面的详细信息并不容易。
图2 Orjolagropromsnab agri-holding的结构
资料来源：Suhüle & Zimmermann.[6]
三、Agri-holding的潜在含义是什么?
前苏联地区Agri-holdings的出现不可避免地重新引起了农业经济学领域就农场最优规模、农业中的规模经济以及农场组织的制度经济学等方面的长期讨论。[9][10][11]Agri-holdings真的表明农场规模扩大到上万公顶就能获取显著的规模经济收益吗?答案很可能是“不”。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上文已得到了说明：即Agri-holdings的最基本的经营单位仍然是后苏联时代的典型的大型农场。根据世界其他地方公认的一般标准，这些农场的规模确实很大，但超过一、两千公顷规模的农场在其他地方也可以看见；前苏联的大型农场的确很大，但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对前苏联两大类型农场的效率我们了解多少?虽然大量研究成果已经发表[12]，但这些文献的结论并不一致。根据Galushko等人的数据包方法所做研究的部分结果，图3描述了乌克兰大型农场（原集体农庄），即农业公司的效率分布。对其他两类（私营企业和合作社）的研究结果与此非常相似，因为它们同样显现了效率的两极分布：大部分农场的技术、分配和经济效率较低，仅有极少一部分表现出高效率（注：根据上文所讨论的大型农场与家庭农场之间的联系，其效率的测算可能会出现偏差。如果大型农场投入和产出的较大部分计入家庭农场，那么大型农场的效率统计数据就会比实际低很多。未来研究的一个有意义的领域是将大型农场与“附属”家庭农场的所有投入与产出彻底分开，并在全面核算的基础上重新测算效率。）。有趣的是，Galushko等人发现农场规模对效率会产生微弱的负面影响，因而不表明存在规模经济。同时，这一发现也支持规模经济并非前苏联出现Agri-holdings的驱动力的说法。[8]
图3 乌克兰农业公司的效率分配
资料来源：Galushko et al.[8]
最后，如上所述，定义Agri-holding的特征是其纵向一体化。Khramova对俄罗斯Rostov Dblast地区Agri-holding所作的调查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根据其调查结果，保证加工过程中原材料的供应是投资于Agri-holding的最重要的动机，而保证贷款偿还的重要性居第三位（表5）。这些回答的重要性表明Agri-holdings至少部分是对转型阶段农业投入和产出市场缺失或不完善所做出的必然反应。[13]
表5 投资Agri-holdings的原因调查
原因 答复的比例（％）
1.保证生产过程原材料的供应 58
2.当地权威部门的建议50
3.确保贷款的偿付42
4.农业的盈利性 36
5.多元化/风险管理
21
6.农业中的资产不能重新分配 21
7.投资的回收速度15
8.税收优惠 15
9.向雇员提供食物 7
资料来源：Khramova.[13]
我们应注意到表5中列出的第二位原因是“当地权威部门的建议”。这些建议可能采取各种形式，包括或多或少非正式的建议，如许多生产牛奶的大型农场与当地乳制品加工企业的协作可以保证后者的供应与不间断经营。这些建议的背后可能有一系列的激励和威胁作为支撑，如收紧或放松税收法规的执行以及控制水电的供应等就是后者的常见形式。建议也可能是正式的，就像白俄罗斯总统法令中所详述的那样，成功的非农场企业（包括非农企业）应该与陷入困境的农场结对，向他们提供金融和管理上的支持。
同样必须注意，表5中仅15％的被调查者提到“税收优惠”。因此，有理由相信，部分被调查者在回答问题时采取的策略行为导致这一答案的比例明显偏低。如上所述，税收制度与当地权威部门的建议是相互联系的。同时，税收优惠与农业的盈利性（表5中的原因4）也是相互联系的。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农业企业可选择缴纳与收入或利润无关的数额固定的土地税，用以代替通常的税收。因此，与其他产业以及整个经济相比，这些国家农业的税率较低。如乌克兰2001年农业占GDP的比例为14.7％，但从农业征收的税收仅占政府税收总收入的2.6％。[14]在乌克兰，如果农产品的销售收入占总收入比例超过75％，则该企业就被界定为农业企业。不久前这一比例还是50％，提高这一比例的事实表明权威部门对减税标准引致的激励扭曲做出了反应。确实有大量证据表明Agri-holdings的建立至少部分出于避税的动机，盈利的非农企业与农场联合，产生的新企业就具有“农业”的资格，并可以仅缴纳优惠的固定土地税。
我们还应当考虑表5中未列明，但却有利于Agri-holdings创立的其它因素。因素之一是缺少具有现代生产和管理技能的农场管理者。前苏联大部分地区的农业教育系统处于一种悲惨的处境：苏维埃时期训练出来的年龄偏大的、工资过低的教师在糟糕的条件下工作；而该领域在年轻人中间声誉不佳，因而难以吸引充满活力的优秀学生。[15]与农业相关的推广和研究系统也处于相似的状态。由于缺乏人才，由一位优秀管理者有点超出合理范围去管理三个大型农场，总体上也许比由他仅管理一个农场，而将其它两个农场交给较差的管理者要好。按照这一思路，通过在大型农场之上增加一个管理层并使它脱离农场日常管理的负担，Agri-holdings可能有助于达成某些艰难决定并付诸实施，如解雇劳动力或停止亏损的经营活动。例如，为了保持稳定，一个本地的经理可能会继续维持一群奶牛的生产而置亏损于不顾，以便为挤奶工提供就业岗位（同时仍然保持一天三次的挤奶工序以便保持挤奶工一天三班轮换）；相反，从外面聘任的管理者更适合于充当停止亏损经营的角色。
因素之二涉及如何解决合同的实施和强制执行问题。表5中提到了保证加工过程中原材料的供应。然而，问题决不仅仅在于保证供应的数量。就像Gow & Swinnen所详细说明的一样，当地农业生产的集中和专用性投资的结合可能会导致食品生产和加工链中的合同实施问题。[16]例如：如果不能保证高品质牛奶的供给，乳品企业就不会投资于需要用高品质牛奶来生产的某些乳制品的设备；反过来，农场也不会投资用于生产高品质牛奶的畜群、饲养过程以及挤奶/冷却设备。在“正常”环境下，强有力的法律制度和发达的市场制度能够解决这类协调问题。而在合同难以强制执行、分割的地方市场以及未发育成熟的农业金融系统等条件下，通过市场解决问题是一种幻想。垂直一体化和垂直供应链的协调（权威的外部机构，如银行或能源供应者的）能解决这类问题，从而确保合同执行，农民与加工企业双方有足够的激励为增加产量和提高品质而进行专项投资。
随着国际农产品市场越来越重视产品的品质和可追溯性，预测Agri-holdings的垂直一体化结构是否越来越具有竞争力是非常有意思的。在不远将来的某一天，是否西欧的大型有机早餐谷物生产商会发现与乌克兰在单一的封闭系统中大规模统一生产非转基因谷物，Agri-holdings通过合同方式合作更容易、代价更低，而从西欧的各自生产许多种类作物、在管理上各具特色、同时可能存在污染问题的大量个别农场购买数量相同的谷物则较为困难、代价也更高?当然，这种比较是否具有现实意义取决于Agri-holdings自身如何演进与发展。在以质量为主导的国际食品市场上，竞争力依赖于透明度。我们应相信Agri-holdings能降低与生产和质量控制相关的交易成本，但是，就目前的形式而言，他们更像是黑匣子，可能用于掩盖质量问题而不是控制质量。
四、结论
前苏联各国农业的特征之一是二元结构的极端性：一极是少量的大型农场，另一极是大量的小规模家庭农场。随着大型农场的规模缩小和家庭农场规模的增大，二元结构有所下降，但两者之间的鸿沟还是巨大的。而且，也有种种迹象表明大型农场的平均规模正在重新扩大。最后，近几年出现了超大型的垂直一体化结构，即Agri-holdings。现在就说这些Agri-holdings真正具有竞争力，或者说它们是后苏联时代引人注目的市场失灵、缺乏管理人才和税收优惠等问题的暂时解决办法，都还为时过早。
可以确定地说，Agri-holdings不应该被视为是数万至数十万公顷规模上的规模经济的证据。Agri-holdings的关键特征在于它们的垂直一体化以及农场与上、下游企业的协调合作。随着食品质量及其追溯制度在国际农产品市场中变得越来越重要，垂直一体化可能被证明是一种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