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的经济化与国际经济的政治化：双刃剑的双重效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论文,经济论文,国际论文,双刃剑论文,化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济、政治、文化作为社会整体系统中的三个要素（或子系统），彼此的关联在当今已是无需争论的事实。经济活动被赋予政治意图和政治目的，用政治手段实现经济目的，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在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里，政治也被看作是经济的集中反映。后冷战时期，这面双刃剑的作用更加明显。
经济手段成为实现政治利益的主要工具
在冷战时期及整个20世纪前半叶，意识形态在国家政治利益中占有突出的地位。美苏两大集团政治上的对立、军事上的对抗、经济上的争夺，无不受到意识形态的支配和影响。西方国家极力反对共产主义，力图用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制度取而代之，和平演变就是这种政治战略的重要体现。而社会主义国家，在坚决捍卫自己的社会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同时，也以在世界范围推翻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为己任。这是一个两种对立的意识形态直接较量和激烈交锋的时期。
在后冷战时期，世界各主要国家从两极格局瓦解的过程中，从经济安全的重要性日益突出的事实中，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在当代，经济就是最大的政治。社会制度的优劣与否、意识形态较量的谁胜谁负，归根到底要取决于一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能否为经济的高速度发展、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创造条件，能否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需要。以经济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既可以有力地保障国家社会政治制度的稳定，同时也可以产生巨大的示范效应，扩大其社人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影响。
当今世界，虽然意识形态在国家政治利益中仍占重要地位，但在国际事务中意识形态交锋的激烈程度已经大大减弱了。这表现在：意识形态已不是国家对外行为价值取向的唯一判定标准，谋求以经济为核心的综合国力优势已成为众多国家追求的首要目标，地缘政治向地缘经济倾斜，冷战时期以意识形态为标准划分和组建区域性经济集团的做法已经改变，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在摒弃意识形态纷争的前提下得到了迅速发展，就连当年作为意识形态对立一极的领头羊的美国也调整了过去的政策。克林顿政府在对华政策中作出的使人权问题与贸易最惠国问题脱钩的决定，就反映了美国着眼于21世纪综合国力的发展，更加重视中国作为一个潜在的经济大国在亚太地区和世界事务中的作用，而不愿因意识形态纠纷而束缚自己的手脚。
我们看到，一个国家能否保持政局稳定，一个政党能否赢得选民的信任，主要看其政策能否解决国家的经济问题并把经济搞上去。进入9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执政多年的党派在大选中接连遭到失败，政府大换班，不能不说与执政党在经济方面政绩不佳、失掉民心有关。
在国际政治关系上连连得手的布什总统，在对苏联和东欧的战略中取得胜利、在海湾战争中取得胜利之后，并没有走向政治辉煌，却因选民对美国国内经济不景气的不满而离开政治舞台。撒切尔夫人虽在当政期间因创造了“撒切尔主义”的政治奇迹而名噪一时，但随着英国经济衰退的到来，以及失业人数的增加，不得不挂冠而去。科尔的基督教民主同盟之所以能在大选中获胜，并继续组阁，就是因为德国经济此时已开始复苏。第三世界各国更是把经济作为政治上是否成功的标准。90年代中期，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和巴西社会民主党都因在竞选中提出了吸引人民的经济政策而上台执政。
还有，为制止波黑战乱，西方国家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对南斯拉夫实行经济禁运；为迫使利比亚交出洛克比空难事件的犯罪嫌疑人，对利比亚实行了长期的经济制裁；为了彻底消除伊拉克的军事和政治威胁，迟迟不解除对它的严厉的经济制裁。
在传统的国际关系中，作为规定并实现国家利益的力量要素，军事力量总是最重要的手段。而经济和科技的要素，则只有在转化为军事行动力和政治影响力后，才能在国家利益的实现中发挥作用。因为，在那个时期，单凭科技和经济的力量，既不足以决定势力范围的归属，也无力打破西方冷战的铁幕。所以，我们所能看到的便只能是超级大国和地区霸权主义凭借武力争夺势力范围，美苏两国不惜以牺牲经济发展为代价进行军备竞赛，谋取军事优势。那是一个以军事实力决定一个国家的权利大小、利益能否实现的时代。
在后冷战时期，作为国家政治利益的实现手段，军事力量的作用降低了。当代世界各主要国家在动用军事手段问题上普遍持非常谨慎的态度。近年来，各主要国家纷纷进行军事政策的调整，其显露出的倾向是，军事手段的运用更加侧重于威慑，军事手段的运用更加注重于为经济发展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军事部署和军备建设着眼于加强旨在防止地区冲突的快速反应能力。这种调整反映了军事实力作为国家利益的实现手段，更多地带有间接性的特点。
相反，冷战后世界各国在处理国际事务、追求其国家利益时，却越来越多地运用经济和科技的手段。海湾战争后美国带头对伊拉克实行经济制裁，在波黑冲突中对南斯拉夫实行经济制裁，在解决北朝鲜核设施检查问题上美国等国家以经济制裁和经济技术援助两手交替运用，都说明了这一点。更为引人注目的是，近20年来，西方发达国家在处理相互间的矛盾和摩擦时，更是把经济技术手段作为一种主要武器，经济制裁威胁或经济制裁措施频频出台。应当说，经济科技手段运用的效果是明显的。南斯拉夫放弃对波黑塞族的支持，朝鲜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对其核设施的检查，已显示出了经济力量和科技力量作为处理国际关系和国家利益的手段，越来越具有直接性的特点。在当今的国际社会，它较之传统的武力手段，更具穿透性，更易一取得实效。
经济科技力量能够成为实现国家利益的有效手段，同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的不断加深有着密切联系。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手段的运用往往会对一个国家的生存产生重大的和直接的影响。这是使得经济科技力量得以卸下军事实力的盔甲而直接发挥作用的主要原因。
其实，政府的企业化改革也是政治经济化的一个重要方面。随着市场经济的全球推进，各国政府的行政体制改革也在向着企业化管理方式的方向变革。在美国，戴维·奥斯本和特德·盖布勒提出用“企业家精神”来克服官僚主义（注：参见戴维·奥斯本和特德·盖布勒：《改革政府——企业精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6月。）即政府要讲究效果，按效果而不是按投入来进行拨款。政府要推行全面的质量管理，利用业绩数据来确定问题所在，向雇员提供种种可用的手段来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克林顿总统评价说：“我们要使政府在90年代充满新的活力，就必须对政府进行改革，该书给我们提供了改革的蓝图。在90年代，发达国家的政府改革，几乎都是在这一层次上，按照这一方向进行的。
在发展中国家，政治改革也由意识形态化和政治经济体制的集权化、计划化向市俗化、民主化和市场化发展。改革后的政府体制服务于市场经济的功能得到了强化。以中国为例，自改革开放以来的20年的时间里，政府基本完成了由计划功能向服务于市场功能的转变。同时，行政机构人员的精简，事业单位由财政拨款向自付盈亏的企业式经营方式的转变，也都是其市场功能强化的表现。
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变化呢？从社会主义国家方面来说，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近年来发生了演变，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与西方国家出现了趋同；仍然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如中国、越南，集中精力于经济发展，实行改革，扩大市场机制，改变了传统的以意识形态为行为准则的对外政策模式。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来说，社会主义国家的这些变化，使它们在军事上和政治上松了一口气，弱化了其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攻势。在这种情况下，冷战后出现的地区冲突和动荡，尤其是发达国家之间日益激烈的经济摩擦所产生的矛盾，较之意识形态纷争显得更为突出和重要，更需要着力解决。
政治手段也是实现经济目标的手段
70年代以后，由于国际经济和国际政治的综合研究的深入和扩展，产生了一门新的交叉学科：国际经济关系的政治学。为这门学科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的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琼·斯佩罗(Joan Edelma Spero)博士。她在1977年出版的《国际经济关系的政治学》一书中指出：就象经济因素产生政治结果一样，反过来政治因素也会导致产生经济结果。从内涵和外延来看，国际经济关系就是国际政治关系，因为国际经济的相互作用同国际政治的相互作用一样，都是一个过程，通过这一过程，国家和非国家行为都成功或不成功地控制它们之间的冲突，以合作或非合作的方式达到共同的目标。在有限的资源面前，对财富的追求会导致冲突——这些冲突围绕以市场的争夺，对原料和生产手段的控制而展开。这一理论为我们勾画出了在当今世界经济活动中施展政治手段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政治手段也是达到经济目的的一种重要工具，经济和科技的力量成为谋求实现国家利益的主要手段，并不意味着它能够解决涉及国家利益的所有问题。政治影响和军事实力作为国家运用经济技术手段谋求国家利益的后盾，作为国家间利益冲突不可调和时的最终解决手段，它的作用依然是十分重要的。我们看到，冷战后的各大国，尽管一方面减少军费、消减军备，关闭一些军事基地，但另一方面，它仍然在为确保自己作为世界军事强国的地位而努力，如美国和西欧都致力于防止核扩散和高新技术在军事领域的运用等等。一般来说，当经济和科技手段的运用难以奏效时，大国仍会根据自己的利益选择政治和武力手段。
在这方面的例子同样不胜枚举。1991年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对伊拉克的“沙漠风暴”行动的原因虽然很复杂，既有政治的也有战略的，但终极原因也许可追溯到石油价格上；美军对海地的入侵和诺利加的被捕，以及在波黑战争中北约对波黑塞族的空中打击，无不夹杂着经济扩张的目的。当今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间做生易的一种有效手段是：政府或国家元首出访，身后跟着一个庞大的大企业家队伍，政府为各大企业国际间的合作直接铺路搭桥。
在向前苏联以及后来的俄罗斯提供经济援助的问题上，西方国家的政治意图同样是不言而喻。在90年代初的一系列问题上，例如，在保守派与改革派的斗争中，在议会与总统的激烈的权力之争中，为了引导俄罗斯的演变方向，避免俄罗斯内的共产党重新掌权，防止敌视西方和不符合西方民主价值观的力量上台执政，美国带头发起了“援俄运动”。西方七国集团的财政部长和外交部长也在东京会议上宣布向俄罗斯提供434亿美元的援助。在这期间，大量的农产品和工业品运抵俄罗斯，以解燃眉之急。此后，西方国家，并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俄罗斯提供了数十亿美元的援助，并减缓债务。这一系列措施的实施无非是促使俄向自由市场经济过渡，在意识形态上向西方靠拢。
在当前国际中最为普遍的当属跨国公司为了赚取企业利润而采取的政治手段了。
当代跨国公同是随着经济国际化的发展而迅速发展的。它既是经济国际化的产物，也是当代经济国际化的一个重要标志，1974年联合国经济社会理事会正式确认了“跨国公司”这一名称。现在，全球已有3.5万家左右的跨国公司控制了全球总产值的40%，国际贸易的50-60%，国际投资的90%。跨国公司已成为与主权国家并存于国际社会中的一个重要的相对独立的单位。由于缺少必要的体制和跨国法律，主权国家对跨国公司行为的有效约束还是个问题。这一些中小国家或经济非常开放的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它的国内经济，影响着它们的经济和政治决策。特别是近年来，主权国家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日益受到跨国公司的货币和资本行为的影响。
跨越国界在其他国家建立公司，必然会遇到一系政治问题，例如，为解决重要的商务问题，跨国经济企业要对付各国政府的限制，在经济手段不能解决问题的情况下，利用各种政治手段达到经营目标，甚至凭借自己强大的经济实力影响东道国的对外政策或干涉东道国的内政。因此，政治作为实现经济目标的手段，它也就成了经营和管理的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一句话，为了达到跨国经济的重要战略目标，发挥政治影响、政治压力、政治优势的作用对跨国公司就显得十分必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取得和保持一个有助于其扩张，抵消其成本开支的国际性网络”（注：参见《当代美国国关系流文选》，学林出版社，1987年，第233-241页。）实现全球战略。
有关跨国公司施加政治压力、参与政治活动、依靠讨价还价力量以及政治行贿等手段达到经营目标的案例很多。例如，70年代智利的左派阿连德政府的倒台与美国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的参与就不无关系。1965年，秘鲁政府打算调整和对部分电话工业实行国有化，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看到自己的利益将受到损害，就通过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迪安·腊斯克要求联邦政府为该公司利益对智利进行高层干预。到1971年，该公司与智利政府的矛盾更加激化，这一情况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该公司建议美国政府干预智利的政治事务。这样，国际电话电报公司与美国中央情报局一起参与了实施其目标的活动。这（当然还有其他因素）最终导致了推翻阿连德总统的军事政变的发生。总之，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在自己的利益受到威胁而使用经济手段又难以解决这种威胁的情况下，为了维护其自己在智利电话系统中的利益，就采取了促使本国政府干涉智利内政的方法，即利用政治手段而达到经济目的。
其实，近年来美国各大公司为了保护其在华利益，对美国政府和议会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游说，以影响国家的决策。这一年一度美国审议对华最惠国待遇时表现得优为充分。这也是利用政治手段达到经济目的的一种做法。再如，近几年来随着欧洲一体化的深化，欧洲联盟机构权力增大，跨国公司就通过一系列“说客”左右欧共体的政策。跨国公司等利益集团，一般委托独立的事务所或者派出自己的代表机构常驻布鲁塞尔，以便跟踪、了解和影响欧洲联盟的决策，维护各大公司的利益，于是形形色色的“说客”性质的咨询机构应运而生，且数量愈来愈多，对欧盟的决策影响很大。
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跨国经营中利用政治手段可以起到以下作用：
第一，利用“跨国”优势有效地以付东道国的限制政策。
由于跨国公司在许多国家都有经营活动，因此，它可以根据有利原则随时调整对投资地区的优先顺序，把自己的投资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当面对东道国的限制政策时，可以用停止新投资甚至撤出和转移现有投资的方法相威胁，迫使东道国企业或政府就范。例如克莱斯勒英国公司的案例就说明了这一点。克莱斯勒英国公司是美国克莱斯勒公司设在英国的子公司，在1964年到1975年之间，这家子公司净亏损达6900万英镑，其中仅1975年一年就亏了3500万英镑。结果在1975年11月初，克莱斯勒公司向英国政府提出了关于这家子公司的三个出路：1976年1月底宣布该子公司破产；克莱斯勒将这家子公司交给英国政府；或者克莱斯勒公司将多数股权（80%以上）转让给英国政府。由于当时英国的失业率已经很高，关闭克莱斯勒公司将会直接、间接地导致近5.5万名工人失业，还会因此而增加汽车进口，这会加剧英国的国际收支赤字。加之克莱斯勒公司还握有英国鲁茨汽车公司的部分股权，该公司的倒闭会使鲁茨汽车公司的信誉受到影响，因此，当时的英国首相说：“政府被手枪顶住了脑袋。”（注：尼尔·胡德等：《跨国企业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429页。）在这种背景下，政府不得不劝说克莱斯勒公司留在英国。最终达成的协议是：一是英国政府许诺在1976年到1979年间不参与该公司的股权投资，同时给予克莱斯勒英国公司总数达1.625亿英镑的资助；二是支持克莱斯勒公司与一个国营的汽车公司——英国莱兰公司竞争，该公司一直接受大笔公共资金的投入。这样，依靠讨价还价的力量和灵活的时机把握，该公司在既不减少子公司中的所有权、也不减弱控制权的条件下获得了东道国政府的资助和支持。
其实，很多发展中国家为了取得跨国公司的投资，竞相提供长期的各种优惠政策，使跨国公司成为“国中之国”，大发其财，就是因为跨国公司在特定的政治环境中，利用投资转移手段，逼迫刚刚改革开放、急需投资支持的发展中国家政府就范的证明。
第二，借助母国政府的力量尽力使全世界向跨国公司的贸易与投资开放。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官方援助和私人公司的国际投资与贸易之间有着互相促进的关系。前者从根本上讲是为后者服务的。如果私人投资在受援国没有前途，所谓官方援助也就停下来了；反之，如果私人投资在受援国有利润可赚，那么政府的援助就表现的比较积极，二者相辅相成。不仅如此，母国政府有时还直接出面进行干预，迫使东道国政府让步。由于国外投资往往纳入本国政府投资的保险系统，跨国公司更有理由要求母国政府的保护。
第三，利用政治贿赂实现自己的经营目的。在跨国商业经营中，政治贿赂虽然受到道德规范的约束，但仍层出不穷。例如，1975年美国联合商标公司董事长公司曾向一名洪都拉斯政府官员行贿125万美元，以期降低该国香蕉的出口税，被新闻界“曝光”。美国洛克希德公司曾在日本大行其赂，涉及到大批政界要人，甚至前首相田中也因此坐牢。作为丑闻，政治贿赂不时出现在各国的主要新闻媒体上，应该指出的是，跨国公司贿赂更大量地是发生在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在这些国家中，由于相关法律不健全和国内本身就腐败成风，很多政府官员在与外企打交道时也以手中的权力相要挟，公开索贿，从而形成“权钱交易”。行贿的目的无非是获得对自己有利的交易。
第三，政治游说。主要是“院外集团”能过对本国和东道国的政府、议会以及国际组织的游说，对它们的法律和政策的制定施加影响，以保证有利于本公司的政策法规出台。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市场经济较为发达、社会利益多元化的国家。本世纪初美国已经出现了这种对议会和政府进行游说的利益集团，五六十年代后非常盛行。这与大公司尤其是跨国公司的发展是一致的。80年代以来，很多新兴工业化国家也出现了进行游说的利益集团。政治游说以本公司的利益为基点，其效果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例如，正如上述，在对华贸易中，美国跨国公司每年都要对国会和政府进行大量的游说活动，以促其批准对华实行的最惠国待遇，从而发展两国势头正旺的多边贸易。同时，一些跨国集团因为自身的利益，游说本国或东道国政论采取利己主义的经济政策，这种游说的结果显然不利于开展正常的贸易经营活动。
第四，塑造公众形象。制定专门处理公众关系问题的计划，改善公司在国际上的形象，越来越成为国际经营中的一种重要的政治手段。跨国公司的经营者们清楚地认识到，公司与政治家一样，也需要树立起良好的公众形象，这是它们的巨大的无形资产。如果公司的形象不好，引起了广大公众、国际组织、各国政府、新闻媒体、学术界、社会团体、宗教势力、生态主义者、金融界及股东的强烈批评，即使它有货真价实的产品，其损失也可能是难以估量的。
树立自己的公众形象可以有多种手段。例如，在东道国或母国向失学儿童、贫困者损款；向有影响的体育赛事或文艺活动提供赞助；在各国与东道国发生冲突时，甚至是意识形态领域的冲突时，不受影响，坚持向东道国投资；迎合东道国的民族主义情绪等等，不一而足，采取这些措施都可能在不同的公众群众中发挥良好的现象或取悦于某些政治集团。当然，客观的来说，这些措施虽然对某一社会集团的人可能是有利的，但对另一些社会集团来说，可能就是不利的或受害者。
结论
经济与政治的相互渗透乃至合二而一，在实践被证明是相当难以操作的，有时甚至是极其危险的，需要很高的技巧。不论在宏观领域还是微观领域，在应用时一定要慎重，它是一面双刃剑。
正如上述，政治的经济化和经济的政治化的内容是相当广泛的，它涉及到国家发展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世界的历史进程发生着重要的影响。因此，在当今时代，我们要把握住这面双刃剑的双重效应，以在纷繁多变的国际舞台上应付自如，游刃有余。
标签：政治论文; 国际经济论文; 经济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英国政治论文; 美国军事论文; 国际政治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双刃剑论文; 经济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