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均胜[1]2003年在《亚太地区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风险分析》文中研究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经济中最突出的一个现象是新兴市场国家频繁爆发金融危机。研究表明，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逆转是这些金融危机爆发前后出现的共同特征。本文以此为出发点，系统分析了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短期资本流动发生的一系列新变化，鲜明地指出国际短期资本流动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其内在的不稳定性可能上升为非正常的系统性风险，在一定的条件下同新兴市场国家经济金融体系的内在脆弱性结合，必然引发金融危机。 全文共分七章，主要的观点如下：第一章简要陈述了研究的起点、意义和文章的总体结构。第二章从金融全球化这一大背景出发，全面论述了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一系列新特征，构建了国际短期资本流动风险分析的总体框架，其中着重强调了国际短期资本流动投机性特征同系统风险的关系。第叁章论述了国际短期资本流动同政策风险的关系，从理论上阐述增加国际短期资本流动这一现象后宏观经济政策在传导机制、经济效应上的变化。本节对国际短期资本流动下的RR-LL-BB模型做了一点深化，揭示了亚洲金融危机中IMF传统宏观经济政策“处方”失灵的原因。第四章考察了国际短期资本流动与银行风险之间的关系。20世纪90年代以来，双重危机(Twin Crises)的爆发成为金融危机的主要类型。这一世界经济的新现象与90年代以来国际资本的大规模流动具有内在的因果关系。新兴市场国家一般来说以间接金融为主，银行体系占主导地位，详细考察银行危机与货币危机的关系可以更深入的考察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和传导机制。本章通过双危机模型指出国际短期资本流动对引发双危机爆发具有关键性的作用。 第五章从金融危机理论的角度分析了国际短期资本流动所导致的市场风险和市场风险的传导，从实证角度考察了国际短期资本流动对市场冲击的模式和运作机制，深化了对“传染”现象的认识。第六章专注于从制度安排和变迁的角度深层次挖掘国际短期资本流动风险的实质。一方面，霸权非稳定结构下发达国家利用制度优势向新兴市场国家大量输出金融资本、输入实物资本，这种双向循环上的不平衡导致通货膨胀(金融危机的内在诱因)从发达国家向新兴市场国家转移；另一方面，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自由化实际上是金融制度变迁，受初始条件的限制，金融自由化产生的负面因素会不断地累积，加剧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最后在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投机冲击下产生经济系统性风险。 第七章论述了我国加入WTO后金融开放所带来的国际短期资本流动风险及其防范策略。我国金融开放最大的风险来自于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总结新兴市场国家资本帐户开放的经验，从实际出发采取渐进式的资本帐户开放模式能最大限度地规避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风险。此外，考虑到国际短期资本流动风险的全球性和区域性特征，本章还论述了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方向和亚太区域货币合作的进展的情况。对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本文从务实的角度出发，认为应该强化国际清算银行的风险监督机制和改革国际货币基金最后贷款人功能。对于亚太地区的区域货币合作，本文认为从制度变迁的合理性来看，未来的发展方向可能是次区域汇率同盟，并提出了紧密型次区域汇率同盟和网络型次区域汇率同盟的概念。亚太区域的货币合作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关键是要增强地区认同，培育共同信念，实现在合作中求发展、发展中促合作。在开始阶段，应该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缩小经济差距，形成核心动力集团。
冯艳红[2]2013年在《亚洲新兴经济体国际资本流动管理研究》文中认为国际资本流动管理是当前国际经济领域研究的热点问题，但关注点始终局限于某一具体政策，尤其是资本管制。但实际上，国际资本流动管理是一个系统性工作，除资本管制外，还涉及宏观领域和金融领域，即世界上并没有一项政策能够单独成为应对资本流入激增的灵丹妙药。本文选择国际资本流动管理的政策框架作为新视角，结合亚洲各国的具体情况，分别从宏观经济政策调整、金融体系改革以及资本管制等几个方面，考察了1997年金融危机后亚洲各国的国际资本流动管理措施，以期为亚洲以及我国在未来制定国际资本流动管理政策提供借鉴。首先，国际资本流动管理是有其理论支撑的，那便是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机制以及产生的风险的认识。国际资本流入对东道国经济的影响机制包括汇率机制、资产价格机制、财富效应机制、声誉机制和政策效应机制。国际资本流入在给东道国带来各种经济利益的同时，也会给东道国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带来诸多风险。如果风险没有得到恰当管理，那么经济体系的风险会不断积聚，一旦外部冲击到来或者仅仅是由于预期的突然改变，积累于经济体系内的风险会集中释放，最终引发系统性的金融危机。其次，结合亚洲各国的具体情况，分别从宏观经济政策调整、金融体系改革以及资本管制等几个方面，考察了1997年金融危机后亚洲各国的国际资本流动管理措施，并着重探讨了各项治理措施的成效。在国际资本大规模流入时，各国短期内都优先采用冲销干预，长期依靠推行更有弹性的汇率制度、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和完善金融体系等。但由于冲销干预的成本会不断攀升，且容易陷入内外均衡的两难选择—选择稳定利率还是选择稳定汇率，而汇率制度、完善金融体系等改革往往需要较长的时期才能收到效果，因此，各国会在中短期内使用资本管制措施弥补以上两种措施的不足。亚洲新兴经济体的经验表明，资本流动管理并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且一成不变的固定模式，而且几乎每一项资本流动管理政策都有其局限性。资本流动管理要想达到预期效果，就必须要根据各国具体情况（包括政策目标、资本流入的原因和持续性、资本流动管理工具使用的政治及其他局限性）进行适当权衡，以决定应对资本流入的合适的政策体系。亚洲新兴经济体的经验还告诉我们，资本流动管理要想达到预期效果不仅仅需要对各种政策工具的开发和利用，更需要政策制定者的智慧与勇气。最后，本文对全球金融危机后国际资本流动管理的挑战及其未来努力方向做出了分析。全球金融危机对亚洲进出口贸易造成冲击，进而影响其经济增长，再加上外部经济条件的不确定性给亚洲国际资本流动管理提出挑战。亚洲各国除继续强化前期措施外，还应积极利用财政政策和努力推动经济增长，在全球和区域层面推动集体合作。
杨小丽[3]2007年在《短期资本流动对中国金融稳定的影响及对策》文中研究指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各国金融市场的自由化、国际化和一体化,金融全球化的趋势已越来越明显,在此期间,国际短期资本逐渐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经济中一股最为活跃的力量,短期资本流动的规模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国际资本流动进入一个全球化的发展阶段。资本在全球化发展中,既为资本流入国经济增长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但同时,国际短期资本流动规模的巨大和反应速度的快捷往往令各国政府猝不及防,特别是以追逐短期高额利润为目的的投机资本,较之其带来的积极效应而言,更容易给一国金融稳定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因此,对短期资本流动所带来的风险进行防范和监管已经成为金融监管层面临的一个日益重要和紧迫的问题。本文旨在选取有一定代表性的关乎金融稳定的指标,阐述了短期资本流动对一个国家金融稳定的正面和负面影响,其中包括短期资本流动对国际收支平衡的影响,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对实际利率和汇率的影响,对银行盈利能力的影响以及对资产价格的影响等。在此分析过程中引出了短期流动资本对一国金融稳定带来的风险及挑战,并就如何防范短期资本流动带来的风险,以及中国在不断开放的经济环境下如何应对国际短期资本的冲击进行了探讨。本文最后给出了政府应采取稳妥的政策和控制方式对短期资本流动进行监管和控制,加强短期流动资本的管理,保持中国金融稳定措施和政策建议,包括建立风险预警指标体系,完善外汇管理局的干预,对短期资本流动的规模和方式进行限制和管理以及完善外汇管理法律法规等。
李小牧[4]2000年在《九十年代金融危机的国际传导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金融危机的传导是有关危机研究中的一个重要侧面,我们能够以此为切入点,观察到危机的几乎各个层面,无论是危机的潜伏阶段、爆发阶段,还是危机的恢复阶段都是通过传导来实现的,可以毫不夸张地下一个判断,没有传导,金融危机则不成其为金融危机。金融危机的传导又可以国界划线,分为国内传导和国际传导,其中国际传导既是国际金融危机的传统特征,也是经济金融全球化趋势下金融危机研究的崭新课题。广义的金融危机国际传导应该泛指金融危机在国与国之间的传播和扩散,它既包括金融危机国内传导的溢出,也涵盖单纯由外部原因导致的跨国传导,既有存在于贸易金融关系紧密的国家间的接触性传导,也有存在于贸易金融关系并不紧密的国家间的非接触性传导。而所谓接触性传导就是狭义的金融危机国际传导,它是指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前、之中、之后,某些经济要素的变化引起其他要素变化,最终引起经济金融的某些侧面或整体变化,以致引发、扩大、缓解金融危机的跨国作用过程,也称溢出效应,其传导机制大致是从一国危机中的本币贬值和股市暴跌开始,通过汇率的相对价格机制作用于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两个渠道,导致另一或几个国家的本币贬值和股市暴跌,从而实现金融危机的跨国传导。本论文即是以九十年代接连爆发的几次金融危机为研究背景,围绕金融危机的国际传导这一主题,通过对金融危机一般、危机国际传导的宏观经济模型、实际案例、传导机制、外部冲击、制度约束和中国因应对策的分析论述,大体上遵循了从问题提出,到理论归纳、实践检验、条件分析,再到对策分析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基本上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有关金融危机国际传导的研究框架,如果再加上文中关于危机国际传导效应的辨析、“冲击-传导”机制的提出、投机冲击和国际援助的博弈论解释、以及中国现阶段宏观经济政策的双亏分析等,就构成了本论文主要的理论贡献和创新之处。全文内容共分七章。第一章:金融危机研究概述。本章是从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成果出发,通过归纳、总结金融危机的定义、类型、特征以及若干典型的危机模型,为提出“金融危机的传导”、特别是“金融危机的国际传导”问题,进而为论文的整体展开作知识准备和理论铺垫。首先,对金融危机概念进行界定,由于金融危机的内涵极其丰富,可以依据逻辑学中关于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具有反变关系的原理,通过辨析金融危机有限的外延来更好地理解和把握其内在含义,金融危机的类型包括:以金融危机的影响地域来划分,有国内金融危机、区域金融危机和世界金融危机,区域金融危机和世界金融危机可统称为国际金融危机;以金融危机的性质、内容来划分,有货币市场危机、资本市场危机、金融机构危机和综合金融危机;以金融危机的影响程度来划分,有系统性金
谢罗奇[5]2016年在《国际游资流动的有效监管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国际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金融剧烈动荡。2007年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迅速演化成了全球经济危机。但次贷危机过后,由于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国际游资对新兴市场的信心逐渐减弱而迅速撤离新兴市场国家,导致了2011年下半年巴西、泰国、韩国等国家的货币迅速贬值。2013年5月,美联储主席暗示QE即将退出,使印度、南非等经济最脆弱的国家率先倒下,金融危机向第叁波层层递进。其后,在美联储QE退出及加息与加息预期的影响下,全球金融危机愈演愈烈,先是2014年底的俄罗斯卢布危机,随后是2015年的人民币“811”贬值风波,然后是哈萨克斯坦坚戈贬值风波,再后是阿根廷比索与阿塞拜疆马纳特的一夜大跌,委内瑞拉经济危机。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历史表明:变幻莫测的预期转变和投资者的“牛群跟风行为”,是国际金融动荡之直接原因,而主要推动力就是国际游资的投机冲击。可以说,没有国际游资的国际化流动,也就没有当今让各国政府和金融监管机构谈之色变的国际金融动荡的发生。国际游资是一种典型的投机性资本,其产生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对外扩张,但国际货币体系的动荡和金融创新的发展刺激了国际游资的迅速膨胀,电子信息技术和金融自由化的发展不仅为国际游资的大规模快速流动创造了良好环境,也为国际游资提供了投机牟利的条件。20世纪80年代以来频繁发生的金融危机大部分是由国际游资投机性冲击而直接引发的,金融危机的频繁爆发激发起各国学者和决策者们对国际游资投机性冲击的极大兴趣,不少学者对国际游资投机性冲击发生的原因、冲击的时间、数量等进行了颇受瞩目的分析,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叁代货币危机模型理论,我们也可以利用叁代金融危机理论模型对国际游资投机冲击的机理进行分析。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深入发展,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相互依赖程度也逐步提高,国际游资流动对各国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同时,随着国际游资流动规模和流动频率的提高,各国对国际游资流动监管的政策溢出效应也越来越明显,这种溢出效应加速了危机的传染与扩散。因此,有必要加强国际游资流动监管的协调与合作。通过用阿瑞西亚和玛奎斯的“监管中的外部性模型”来研究发现加强国际游资流动监管是必要性,而且经济联系越紧密,金融全球化程度越高,国际游资流动监管协调与合作的必要性也就越大。国际游资流动监管可以分为国内监管、国际双边协调与合作监管、国际区域协调与合作监管及全球协调与合作监管。其中,国家监管是国际游资流动监管的基础,而双边协调与合作监管是国际游资流动国际监管最基本、最常见、最有效的监管方式,而区域协调与合作监管是国际游资流动监管协调与合作的一种次优选择,但就长期来说国际游资流动的全球协调与合作监管将是一种发展趋势。就国内监管而言,主要西方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已经有了不少国际游资流动监管的经验和教训。国际游资在微观、宏观两个层面对一国经济产生冲击,这种冲击的影响在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历次金融危机中表现非常明显,而且也发生在2015年的中国。因此,国际游资流动的国内监管应该从宏微观两方面着手,用周小川的话来说就是应该“构建宏观审慎与微观审慎互相补充,货币政策与审慎管理统一协调”国际游资国内监管体系;只要协调与合作双方具有良好的政治和外交关系、较高经济交往与交易频率、经济具有同质性或互补性、双方对对方的相关领域的法律制度与监管模式了解就能很好的进行国际游资流动监管的双边协调与合作,目前很多双边协调与合作是通过司法互助协定和谅解备忘录来实现的;区域经济发展一体化也是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特征之一,国际游资投机冲击及金融危机的发生往往也有区域性和扩散性。因此,区域性的金融监管协调与合作也受到国际社会的越来越重视,加强国际游资流动监管的区域协调与合作有利于区域内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发展,有利于防御和阻止金融危机的区域传播;虽然,国际游资流动监管的全球监管协调与合作已经取得了不少成就,但因为美国是国际游资的主要供给国,而现行国际金融体系的一个重大特征是美国作为金融霸权的霸主国几乎控制了所有的国际金融重要机构,因此导致目前国际游资流动的全球监管协调与合作困难重重,但从长期来说,协调与合作仍将是今后国际游资全球监管的主要趋势。当下正是国际金融监管改革进程的关键时期,现行的国际金融监管框架将面临重大调整,中国作为最大的新兴经济体,应当在这场大国金融利益的博弈中准确定位和积极应对,通过G20这一平台更多的参与甚至主导全球性国际游资流动监管协调与合作。中国可以重新审视本国优势和外国劣势,并以此作为突破口,在国际游资流动监管协调与合作的议题设立、标准制定、执行原则等方面积累经验,争取成为国际游资流动全球监管协调与合作的推动者和引领者。2005年7月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后,国际游资流进流出中国市场的速度和规模在持续攀升,国际游资的大规模流动及其投机越来越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隐忧,给中国经济稳定发展带来极大的风险。通过测算,我们得知2005-2011年,国际游资大规模流入中国,而2012年、2014年、2015年国际游资则大规模撤离中国,尤其是2015年国际游资的撤离使中国外汇储备减少4500亿美元以上,也助推了中国股市和汇市的双双下跌,可以说中国的股市、汇市和房地产市场已成为国际游资投机“对赌”和“套利”的主要场所。但中国目前对国际游资流动监管的制度建设滞后,监管乏力,监管系统不完善。因此,中国应该通过审慎开放资本账户,稳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建立与完善国际游资流动风险监控体系,加强国际游资流动监管的国际协调与合作等措施来进一步加强中国国际游资流动的监管,以防范国际游资的投机冲击。
田苗[6]2010年在《国际资本流动对中国经济影响的实证分析》文中研究说明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经济全球化将世界经济带入一个全新时代。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和自由化,一方面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和发展,带来了全球整体福利的改善,另一方面也使世界经济更加充满不确定性和风险,各经济体联系更加密切。国际资本流动规模的扩大,为全球金融活动注入了巨大的推动力。然而在充分肯定国际资本流动积极效应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国际资本的过度流动和流动方向的易变性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使相关国家金融体系受到外来冲击,金融市场不稳定,甚至带来金融与经济危机。从国际资本流动角度看,2008年的金融危机能够迅速波及全球,必然存在着与危机相关的国际传导机制,这种机制与国际资本流动有着深刻的联系。但是,这场危机与国际资本流动究竟有着何种关系?这场发端于国际经济和金融中心、全球经济和金融制高点的危机,这场在技术最先进、制度最完善、监管最严格的国家发生的金融危机,与以往多发生于国际经济外围、边缘和制度不健全、监管不充分地区的危机以及传导机制,究竟有何不同?国际资本流动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又有何不同?从国际资本流动角度来进行分析和研究是当前学术界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切入点。国际资本流动与此次国际金融风暴的发生具有深刻的内在联系,与国际经济长期不平衡性的累积密切相关,而日益发达的国际资本市场和贸易往来成为危机酝酿和传递的主要渠道。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金融市场发展较为滞后,金融机构也不具备大规模跨国投资衍生金融产品的能力与经验,或市场本身就未完全开放,所受到的直接损失相对较轻。总的来看,在国际资本流动与国际金融危机的形成发展中,发达国家和地区通过以间接投资为途径的资本流动将危机传导给了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再通过直接投资和贸易途径传导给了发展中国家,因此发展中国家受到金融风暴的冲击与国际资本流动的波动密切相关。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试图通过国际资本流动这个渠道,来考察其对中国经济诸如股票市场、出口贸易、资本账户、金融稳定性是否存在显着影响,以及如果存在影响,国内的货币当局应当怎样调整货币政策来减少国际资本流动带来的不利影响,因此本文的选题和研究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本文所做的研究具体如下：1.短期国际资本流动对中美股票市场之间的波动具有明显的传递效应本文验证了中美股票市场均存在波动的ARCH效应,并通过GARCH模型,刻画了中美股票市场的波动性,生成波动序列,利用Granger因果检验,验证了短期国际资本流动作为一种渠道,确实能够在中美股票市场间起到传递作用,也就是说短期国际资本流动能够把美国股票市场的波动传导到中国股票市场,从而引起了中国股票市场的波动。随后构建了中国股票市场的TARCH模型。选取了反映国际资本流动规模的若干指标。如体现一个国家金融自由化、金融市场改革程度的资本账户开放度指标,它对新兴市场国家股票市场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风险；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的双顺差,造成外汇储备的增加,中央银行被迫采取货币冲销政策,而被动扩大基础货币的投放量,从而增加国内的流动性,这些流动性进入股票市场,会对股票市场产生深刻影响；不同股票市场的收益率差,也决定了国际资本的流向,从而对股票市场产生影响；2008年次贷危机的全面爆发,世界经济流动性产生逆转,对中国股票市场波动的影响也是显着的；同时还发现中国的股票市场本身也具有非对称效应,出现利好和利空的冲击时,对股票市场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2.构建了中国出口贸易的依存度方程,考察了国际资本流动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冲击影响本文在分析国际流动资本进入我国的渠道时,首先考察了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经常账户(贸易渠道)。经常项目多年来保持强劲的顺差势头,这与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经济增长结构、对外进出口贸易政策和国内快速发展的经济势头有着密切的联系。在金融危机爆发与扩散的环境下,通过对中国出口的依存度的实证分析,发现中国贸易出口对美国和欧元区具有过高的依赖程度,美国和欧元区的经济因素是中国经常项目中贸易项巨大波动和衰退的原因。运用VAR模型的广义脉冲响应函数,具体考察美国和欧元区居民消费、货币政策的变化以及FDI形式的国际流动资本对我国出口贸易的冲击影响。美国的居民消费总额的变化冲击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具有短期特点,而欧美的货币政策和FDI的冲击具有中长期效应。3.利用国际资本流动和汇率、利率政策的联动机制构建VEC模型本文利用国际资本流动、汇率和中美利差的联动影响机制,实证分析汇率因素、中外利差因素和国际资本流动之间的长期协整关系和短期的冲击效应。在构建的两个VEC模型实证结果中显示,对于国际资本流动的汇率、利差联动机制的研究,应该区别对待：汇率因素和利差因素对短期资本流动和长期资本流动的冲击影响是完全不同的。汇率因素对短期资本流动的长期均衡影响是显着的,而利差因素和汇率因素在长期资本流动的长期均衡方程中尽管都不显着,但利差因素相对而言似乎更重要一些。因此央行在应对不同类型的国际资本流动对资本项目的冲击时,应运用汇率和利率的联动机制来调节国际资本流动,选择合理的资本账户开放步骤。4.构建了中国国际资本流动安全测算指标体系本文从资本流入规模、资本流入结构和外汇储备、经常项目叁个层面选取8个指标,构建了我国国际资本流动安全测度指标体系。从结构和规模的角度,基本涵盖了中国国际资本流动体系所涉及到的诸多因素,能够全面而有效的评价当前中国国际资本流动体系的安全度。从实证结果来看,中国国际资本流动体系在考察期内是安全的,绝大多数指标处于安全状态,但仍存在风险点,外债结构不合理,短期外债占比上升较快,存在一定的风险。应当适当调整我国外债的期限结构,降低短期外债的比重,减少流动性风险。5.研究了中国国际收支和货币供应量之间的相互影响关系利用Granger因果检验,考察了央行资产负债表中资产和负债项之间的关联程度。中国在近十年来一直面临着国际收支双顺差的外部不均衡性问题,大量的国际资本通过各种渠道进入我国,对我国的实体经济和金融体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主要体现为国外净资产成为总资产的主要组成部分,而央行票据发行在总负债的比例逐年上升,总资产和总负债的变动关联性很高。根据国际收支影响货币供给的传导机制理论,考察我国是否存在“货币需求机制”和“汇率安排机制”两个传导渠道,运用Granger因果检验和状态空间方法的可变参数模型进行验证。前者最终通过国际储备表现出来,而国际储备又通过“汇率安排途径”影响基础货币,最终影响货币供给量。外汇储备对货币供给量平均影响强度为0.606,高于外汇占款作用于基础货币的平均强度为0.446,说明外汇占款作用于基础货币亦即“汇率安排机制”并非国际收支影响货币供给的唯一传导途径,间接证明了“货币需求机制”传导途径的存在。上述实证研究在验证了国际资本流动对我国股票市场、国际收支、金融安全和货币政策等产生深刻影响的同时,也为我国货币当局进一步推进人民币汇率体制变革、推进利率市场化和提高货币政策调控有效性提供了相应的理论支持和实证依据。
杨国庆[7]2007年在《从亚洲金融危机看美国金融霸权》文中研究表明国际金融危机背后隐藏着各国之间的权力与利益争夺，每一次国际金融危机都是国家间权力与财富重新分配的过程。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是二战以来影响最大、破坏作用最深的一次国际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根源在于美国的金融霸权。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把金融霸权界定为具有某种优势，获取巨大收益，同时须承担相应责任的国家或国家集团。从优势、收益与责任之间的平衡说来看，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发展清楚地表明美国的金融霸权是不完整的：它存在明显优势，攫取了巨大的收益，却逃逸了应该承担的责任。由美国相对国力的下降所引发的责任与收益之间的矛盾，使得美国的金融霸权地位已不再像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那样牢固，并使它往往出现顾此失彼的情况。美国在利用其他国家金融体系的缺陷谋取自身利益的过程中，破坏了它所建立并努力维系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稳定。由美国霸权优势、收益与责任的不均衡带来的亚洲金融领域中所需要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和由此带来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持续动荡，给亚洲危机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作为对美国金融霸权责任逃逸行为的反应，亚洲国家在危机之后开始进行货币合作，以便为本地区经济和金融的稳定发展提供国际公共产品。从上述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和发展、以及亚洲国家积极推动亚洲货币合作的实践来看，本文认为在“霸权缺失”、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地区内国家联合起来提供地区公共产品以维护地区的稳定和繁荣将是今后国际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全文共约20万字，分为导论、主体和结语叁部分，其中主体结构共分六章。本文各部分主题与主要思路如下：导论从问题的提出和意义、文献综述、论文结构、主要观点与研究方法几个方面进行阐释；第一章建立本文的理论框架，主要围绕金融霸权理论展开论述。内容包括霸权理论、金融霸权理论、美元霸权及其他相关理论概念的梳理和界定。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把金融霸权界定为优势、收益与责任的统一；第二章阐述了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与发展的原因。本文认为亚洲金融危机的国际根源是美国金融霸权。亚洲金融危机中反映出来的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优势使得新兴市场国家处于脆弱地位，并且在危机处理中美国主导推行金融自由化的工具——“华盛顿共识”又加剧了亚洲金融危机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第叁章具体探讨美国金融霸权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优势。本章认为美国金融霸权在全球推行金融自由化以加强国际金融体系对它的依赖性。美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通过控制国际金融救援机制和国际资本流动增强了对亚洲国家的影响力，并借以巩固自己的金融霸权地位；第四章具体分析美国如何利用自身金融霸权优势从亚洲金融危机中获益。本章着重探讨美国的金融优势地位使其从亚洲金融危机中获取叁个方面的收益：政府的国际政治收益、政府的国际经济收益和国内金融机构收益；第五章着重探讨美国的霸权责任逃逸。本章认为美国金融霸权为国际货币金融秩序的稳定提供的公共产品不能满足需求。其责任逃逸体现出当今国际货币金融格局的缺陷与霸权国国内诸多制约因素的影响；第六章着重探讨亚洲国家对美国责任逃逸的反应，并对亚洲货币合作的运转和前景作出预测。本文认为，亚洲金融危机实质上是美国金融霸权走向衰落的预兆；亚洲国家货币合作的实质是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情况下区域内国家自行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举措。本文通过以上分析，在结语中提出对中国金融稳定的四点思考。
祝国平[8]2009年在《一般均衡框架下的国际资本流动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国际资本流动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经济联系的重要组成内容。近年来,国际资本流动不仅流量规模不断扩大,而且流动速度也明显加快,成为独立于国际贸易的重要国际经济关联。时至今日,伴随着生产全球化,跨国直接投资迅速扩张。同时,证券化形式的国际资本流动迅速增加,带动了资本流动短期化、投机化倾向明显增强。国际资本所涉及的主体也由发达国家逐渐扩展到新兴市场经济体以及发展中国家。无论内容还是形式,国际资本流动都发生着快速的变化,并对世界经济体系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与国际资本流动的现实相应,对该问题的理论关注向来都是国际经济学领域关注的重点内容。从早期的动因理论到近期的国际货币危机模型,国际资本流动理论走过了一条逐步完善的理论之路,并针对特定历史下的经济背景不断的展开研究,形成了比较完善的理论体系。该理论体系涵盖了国际资本流动的动因、形态、机制以及对资本流出、流入国的经济影响及其传导路径等各个方面。本文研究的对象也是国际资本流动,同前期大量文献有所不同的是,本文将把各种形态的国际资本流动都纳入到一个一般均衡的框架之中,这可以视为是本文的一点创新之处。通过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特征的动态一般均衡建模,本文比较系统的分析了国际直接投资、国际借贷和国际短期投资等国际资本流动。研究内容涵盖了流动动因、流动机制以及对宏观经济的作用等方面。本文主要包括以下内容:首先,对文中涉及到的重要概念给予界定;其次,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现实以及相关理论研究文献进行了梳理和综述;第叁,研究了国际直接投资(FDI)形式资本流动,对其影响因素、直接投资风险、东道国效应等因素进行了考察;第四,研究了国际借贷形态的资本流动,详细分析了导致国际间债务产生的两种机制,并分析了由这两种机制所导致的两种不同形态的国际债务危机:第五,研究了以证券投资为主要形态的国际短期资本流动,比较深入的探讨了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机制,着重研究了国际短期资本在风险与收益之间的权衡机制;第六,应用前述理论分析的结果,对我国所面对的国际资本流动的现实进行了实证分析。重点对我国吸引FDI以及应对短期资本流动等问题进行了分析。理论研究结果表明,经济全球化与金融自由化为国际资本流动创造了条件,而国际间利差的吸引以及国际投资风险的权衡是影响各种形态的国际资本流动的共同因素,但不同形式的资本又各具特点。另一方面,不同资本形态对资本流动所涉及的各个主体的影响也不尽相同。总的说来,国际直接投资能够促进东道国长期经济增长;而国际短期资本流动虽然也会为东道国资本市场提供流动性,但容易导致短期冲击;国际借贷则介于两者之间,在有效控制的条件下也能够为东道国经济提供增长的支撑。我国的实证研究结果对于理论结论给予了一定佐证,同时为我国更加有效的利用国际资本促进经济发展,并有效防御资本流动造成的不良影响提供了一定的借鉴意义。
王子先[9]2000年在《论金融全球化》文中指出90年代以来各种类型金融与银行业危机频繁发生，其原因和症结在哪里？我认为，这必须从当前突飞猛进的经济全球化及其重大表现之一——国际金融市场一体化（简称金融全球化）来寻找答案。金融全球化使金融交易效率有了惊人的提高，金融创新层出不穷，同时将越来越多的新兴市场融入全球金融体系，在促进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同时，也带来虚拟资本跨国界的极度膨胀，市场风险大增，而现行的国际金融货币体制及有关监管机构在巨大的金融风险面前显得如此苍白无力。本文试就金融全球化涉及的一系列问题展开深入分析和探讨，希望能为我国金融开放与经济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 根据本文的主题及其所涉及的广泛问题，我将论文分成4篇13章。 第一篇：金融全球化总论。本篇为全文的序篇，介绍了金融全球化的由来与概念，分析了金融全球化的主要表现及特征，以欧元为实例透视了金融全球化与区域化的关系，运用定量方法对金融全球化的影响进行了总体评估。通过本篇的分析，我们可以对金融全球化有一个总体的认识。 第一篇下设4章：第一章“金融全球化概念及演变”，本章从经济全球化的总体趋势出发，揭示了金融全球化的概念定义及内涵；分析了经济全球化与区域一体化的关系，为后面分析金融区域化作出铺垫；揭示了金融全球化演变的历程，提出了真正意义上的金融全球化始自90年代初的观点。第二章“金融全球化的主要表现及特征”分析了当前国际金融市场一体化发展的最新趋势和表现，揭示了金融全球化的主要特征。第叁章“欧元与金融全球化”，在回顾欧洲货币联盟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分析了货币区域一体化对欧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揭示了欧洲货币区域一体化与金融全球化的互动关系。第四章“金融全球化的动因及影响评估”，分析了推动金融全球化的主要动因，论证了金融全球化的积极作用，运用定量方法对金融全球化给不同类型国家带来的影响进行了测算，并辅之以实证分析，从而对目前人们关于金融全球化影响的争论作出了自己的全面回答。 第二篇：国际金融危机与风险。本篇包括5-8章，对国际金融危机与风险进行了全方位的分析。既涉及国际金融危机与银行危机及其后果的案例与实证分析，也就金融全球化风险进行了深入的剖析；通过对国际金融危机理论模型与扩散传递机制实证分析的结合，揭示了90年代以来国际金融危机扩散的一些新的特点，并结合亚洲金融危机的实例构建了自己的金融危机模型；最后，作为国际金融危机严重后果的深刻案例，分析了亚洲金融危机加速全球性通货紧缩并将全球经济推至衰退边缘的危险境况。 第叁篇：金融全球化的对策。本篇选择叁个重要角度论述了金融全球化的对策，分别构成本篇的第九章“加强金融国际监管、协调与合作”、第十章“发展中国家地区参与金融全球化的对策”、第十一章“国际资本流动风险的管理对策”。第九章介绍了国际货币体系的沿革及当前存在的突出问题，分析了以巴塞尔委员会为代表的国际金融监管体系的成效及不足，阐述了国际金融体制和监管体系改革的方向，论证了亚洲金融协调的现状与趋势，并提出了中国参与亚洲金融合作应持的立场和态度。第十章在综合分析发展中国家金融开放和吸收国际资本情况的基础上，较全面论述了发展中国家参与金融全球化的对策。第十一章在全面分析国际资本特别是国际投机资本现状与问题的基础上，深入论述了防范国际资本流动风险的对策措施，比较了各种措施的得失成败，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第四篇：中国参与金融全球化的选择。本篇分二章，在前叁篇论述的基础上，对中国参与金融全球化的进程及影响作出全面评估，从正面阐述了我国参与金融全球化的思路与对策，并提出了我国推进金融改革与开放的政策建议和防范国际金融风险的具体措施。
李岸[10]2017年在《“中心—外围”结构下中国股市国际联动性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截至2016,中国股市在全球股市市值中所占比重达到16%,规模超越整个欧洲股市,但股市“大而不强”,对其他经济体股市影响力不足。伴随经济全球化日益加深,国际经济形势持续动荡,国际股市联动性不断加深的大背景下,我国近几年金融自由化和资本市场开放程度上升,供给侧改革步入深水区,经济不确定性、金融风险增加。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股票市场的国际联动性对完善我国资本市场,防控全球传染的金融风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心-外围”模型:当满足一系列前提假设时,原先对称的两个地区会逐渐转变,即某个地区的微小优势将持续积累,直至成为产业集聚中心,而另一个地区则转变为外围地区。基于“中心-外围”结构理论和复杂网络方法,本文从实证出发,选取全球40支主要股票指数日收盘价,建立绝对相关系数收益率复杂网络,运用多种方法和理论对世界股市联动性进行研究,从不同的角度去验证国际股市的“中心-外围”结构,论证现有股票市场的世界格局。以股票市场真实存在的“中心-外围”结构研究中国股市联动性影响的内在作用机制。主要研究内容:(一)国际中心股市对外围股市具有单向的溢出和传染效应。主要表现:(1)主要股票指数收益率联动和波动率联动逐渐增强,主要股指联动存在明显的地理聚集效应。(2)金融危机前,法国、英国、荷兰是欧洲地区的中心节点,香港、日本是亚洲中心节点,美国、加拿大是美洲地区中心节点;金融危机时,美国成为绝对的中心节点;金融危机后,法国、美国和香港分别成为各个地区的中心节点,而中国一直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3)美国、香港与法国分别为美洲、亚太、EMEA叁大区域的中心节点,对相对区域有着较大的影响力,是股票联动收益率波动的溢出国家。(二)中国股市联动效应由割裂状态转向为“外围”状态转化。通过有向关联网络发现中国股市既不接受影响也不施加影响,随着中国经济国际化程度上升、资本市场逐步开放,在金融市场传染、市场一体化和技术进步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中国股市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进入外围位置,开始受到其他国家股市波动的影响,且影响程度逐渐加深,但中国股市的波动几乎不会对中心国家产生影响。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不断推进以及“一带一路”的大力开展,周边国家对人民币的需求日益增加,人民币在区域内的影响力不断攀升,中国股市与周边国家股市的联动逐步增强。(叁)聚焦基本面驱动、由金融市场传染以及由监管体制改革引起的联动效应。从静态的空间维度和动态的时间维度结合国际贸易网络及国际投资网络的多个层面对该问题进行实证。进一步对股市联动关系、贸易、以及投资传导网络动态进行分析,将视角聚焦于溢出、传染、政策股市联动传导机制。(四)影响中国股市联动因素具有多元化。考虑金融一体化、贸易联系程度、汇率波动、经济周期协同以及金融危机对国际股票市场收益率联动性的影响,建立面板回归模型。我国金融市场抑制削弱资本市场影响力,人民币被动依附国外资本,商品国际贸易可替代性高,缺少国际市场定价权,中国文化国际影响力不足,是中国股市影响力不足的主要因素。(五)中国股市国际联动外围结构的风险分析。选取28个指标共12年(2003至2014年)的年度数据进行金融风险指数的合成,分析股市可通过金融危机传染、金融全球化和国际货币政策变化等路径影响金融风险。基于这些因素的考虑,从金融行业外部经济环境和金融业自身运行两个角度,构建评价体系的—级指标。将经济环境细分为国内环境和国外环境,并从宏观经济运行和金融及政策环境分析国内金融环境。总结股市联动网络的结构特征及其动态演化过程,并且深入挖掘了中国股市国际联动结构特征。从贸易、货币、资本、大宗商品以及文化的“中心—外围”结构入手,分析股市结构的内在原因,得出中国“中心—外围”结构的全球股市联动网络的地位。通过研究中国股市和发达股市之间的联动效应和发展趋势,并以此探讨供给侧改革和“一带一路”等“走出去、去产能、去库存”宏观调控对中国股市的影响,给出提高中国股市地位保障金融风险的政策建议。
参考文献：
[1]. 亚太地区国际短期资本流动的风险分析[D]. 刘均胜.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03
[2]. 亚洲新兴经济体国际资本流动管理研究[D]. 冯艳红. 辽宁大学. 2013
[3]. 短期资本流动对中国金融稳定的影响及对策[D]. 杨小丽. 厦门大学. 2007
[4]. 九十年代金融危机的国际传导研究[D]. 李小牧. 辽宁大学. 2000
[5]. 国际游资流动的有效监管研究[D]. 谢罗奇. 湘潭大学. 2016
[6]. 国际资本流动对中国经济影响的实证分析[D]. 田苗. 东北财经大学. 2010
[7]. 从亚洲金融危机看美国金融霸权[D]. 杨国庆. 复旦大学. 2007
[8]. 一般均衡框架下的国际资本流动研究[D]. 祝国平. 东北师范大学. 2009
[9]. 论金融全球化[D]. 王子先.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00
[10]. “中心—外围”结构下中国股市国际联动性研究[D]. 李岸. 湖南大学.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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