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德华[1]2015年在《缅甸政治转型以来的对外关系》文中研究表明2010年11月大选后缅甸发生了重大转型,国家内政外交大政方针整体上发生了变化,外交成为缅甸转型的重要内容和目标,大选后的缅甸新政府的外交非常活跃。国际社会对缅甸的转型也抱有期待,西方国家、缅甸周边国家、中国都积极与缅甸发展关系,期待与缅甸关系提升到新的层次以适应缅甸转型带来的诸多变化。缅甸的转型还在继续,缅甸的外交变化也在进行。本论文试图分析归纳2011年以来缅甸对外关系的一系列变化；与2011年前的缅甸外交结合,分析归纳缅甸外交的相关因素与问题；对2015年缅甸大选后的外交走势中的相关因素与问题进行分析。缅甸自独立以来长期奉行中立主义外交以期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国家发展的核心利益。缅甸中立主义外交有一些阶段性特征,如不结盟中立主义、闭关锁国的中立主义、平衡外交的中立主义等,但缅甸中立主义外交的核心是一贯存在的。中立主义外交将缅甸定位于地区事务中的重要国家,自主地维护国家核心利益、自主地在地区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新政府组建以来,缅甸外交转型开始了积极拓展国际活动空间的中立主义,积极、平衡、中立,成为缅甸外交的特征；缅甸希望以国家大政方针的转型带动外交活动空间的拓展,以积极、平衡的中立外交促进国家政治的稳健发展和经济社会的重大跨越发展；促进缅甸国际形象和地位的提升。从缅甸外交的历史与2011年以来的现实来观察,缅甸外交有三个重要部分,即缅甸与西方国家的外交,与周边国家的外交,与中国的外交。每个部分在缅甸外交中的功能作用不同：与西方国家关系决定着缅甸所能够拓展的国际活动空间；与周边国家关系是缅甸外交的平台,在这一平台缅甸展示地区重要国家的形象发挥地区重要国家的作用,解决与周边国家的具体问题：与中国外交是缅甸外交的基本依托,在这一依托的基础上缅甸能够更好地发展与其他两个部分的外交。缅甸外交转型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全面、平衡、积极地促进三个部分的外交整体上有重大提升,包括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美国及其盟友与缅甸关系中自1988年以来最突出的是两个问题(“民主”与制裁)形成的一组矛盾,这一组矛盾在2011年以来有所缓和,西方国家与缅甸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并部分解除对缅甸的制裁。但这一组矛盾在2011年以来并没有得到解决,依然是横亘在美国及其盟友与缅甸关系间的根本性障碍。这一组矛盾的焦点是对缅甸政治转型的评判：缅甸认为缅甸已经实现并完成了政治转型和民主化,要求美国及其盟友完全解除对缅甸的制裁,积极、全面地与缅甸发展关系；而美国则认为缅甸的“民主化”还远为完成,以制裁保持对缅甸的压力。这一组矛盾的实质是两国对缅甸转型认识的差距,缅甸希望以转型促进与美国关系的正常化全面发展国家间正常化关系,而美国等则希望以缅甸的转型为契机推动缅甸政权发生变化、完全成为其战略布局中的棋子。围绕缅甸新的大选问题,美国与缅甸关系自2014年5月以来有所降温。周边国家印度、泰国和东盟组织在2011年以来与缅甸关系的发展有三方面的表现：一是政治上相互支持如东盟支持缅甸提前承担轮值主席国,二是经济合作深入推进如印度和泰国在缅甸的特区建设项目的推进,三是边境治理的加强如缅甸与泰国、印度在边境综合安全和边境地区经济发展方面都有新的合作举措。周边国家与缅甸关系中存在的问题有三个层面：一是印度、泰国等与缅甸民主派包括昂山素季保持联系,在缅甸“民主化”问题上,印度、泰国的态度虽然与美国有别但也积极关注缅甸的民主化问题；二是国际环境与局势的变化,如东盟共同体的建设、国际金融等经济局势、美国的压力等都会对周边国家与缅甸发展关系产生影响；三是国内局势,如泰国政局2014年的变化就对两国关系造成了冲击。中国与缅甸在2011年建立了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两国都积极巩固、提升相互关系以适应缅甸转型后的外交局势；在经济上两国重视推进重大项目的合作,中缅油气管道在2013年建成并试运营,但有的重大项目出现了波折如密松水电站等遭搁置、莱比塘铜矿项目一度停滞、互联互通的重大项目受挫；两国边境治理合作进一步深化,特别是军队间和执法部门间的合作得到加强。中国与缅甸关系的发展面临缅甸外交新格局、缅甸国内政治环境的压力与挑战,两国政府和执政党之间以增强沟通来保持相互关系的稳健发展。2011年以来缅甸外交发生了重大变化,缅甸外交出现了新的局面,但有一些重大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也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缅甸的国家政治转型还在进行,缅甸的外交转型也还在进行,包括2015年大选对缅甸外交的影响。
宗蔚, 查文仙, 张兵[2]2018年在《冷战后印度安全外交的调整及其对中国的影响》文中研究说明冷战后,国际安全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印度为与国际安全格局契合对国家的安全外交进行了调整。安全外交是关乎国家安全的外交战略之一。国家安全外交涵盖军事、政治、经济和领土安全等多个领域。本文研究冷战后印度在军事、政治和经济领域内安全外交的调整及其对中国的军事、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影响。印度通过对这些领域安全的外交调整,强化了本国的安全外交战略,保障了国家的安全。印度在安全外交上的调整,对中国安全产生的影响不容小觑。
石志宏[3]2016年在《美印中“印度洋海上安全战略”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本文以国家海上安全理论及海权理论为指导,运用历史主义、系统分析、比较分析的方法,在剖析影响印度洋海上安全的地理与历史背景、冷战结束以来的总体海上安全形势、来自印度洋地区内外的主要行为体所扮演角色的基础上,对于中美印“战略三角形”各自现有的海上安全战略(或战略态势)及其双边与三边海上安全互动进行聚焦式研究,进而剖析了印度洋海上安全多边合作机制的发展现状和趋势,最后从陆海统筹、中国印度洋“蓝水海军”建设与远程军力投射、海上安全双边关系与多边互动等不同的方面,探讨中国印度洋海上安全战略的应有之义。关于印度洋海上安全的地理与历史背景,本文首先分析了印度洋的“深层次结构”包括地形、季风等自然地理因素,揭示海洋及印度洋与人类的基本关系；在此基础上,简要叙述了印度洋从有史以来直至冷战结束前的各个时期里对于人类出行与迁徙、贸易和征服、文化传播的影响,评述了从“达伽马时代”直至冷战结束前印度洋海上安全秩序演变的历史。关于冷战结束以来印度洋海上安全的总体形势,通过分析各种地缘因素尤其是海洋地缘政治因素的变化,认为印度洋地区已经决定性地处于世界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的前列,但它同时也被认为是当今世界上最为问题丛生和危险的区域之一。该地区在资源、人口、经济和环境安全方面的当务之急普遍地汇聚于海洋领域,海洋也是沿岸国家和外来大国集体利益和交叉利益的焦点之所在。众多的地区内外重要国家行为体及非国家行为体在印度洋海上安全的演变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由于都想获得波斯湾石油和印度洋战略性海上交通线的进入权,一个美中印“战略三角形”正在印度洋上呈现,而且极有可能成为21世纪印度洋地区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的塑造性力量。关于印度的印度洋海上安全战略,本文揭示了印度海上安全战略观的演变、印度海上力量的发展、印度全方位的海上安全对外关系,认为印度所怀有的“印度之洋”的战略抱负面临内外的众多限制性因素。关于中国的印度洋海上安全战略态势,本文涉及印度洋及印度洋地区对于中国的重要性,对于国外尤其是美印盛行的所谓的中国“珍珠链战略”进行辨析,中国海军亚丁湾护航行动对于中国远洋军力投射的启示、国内学者对于中国印度洋战略的思考等方面,认为中国走向印度洋是一种战略上的势在必行之事；所谓的中国印度洋“珍珠链战略”在实际上是站不住脚的,是由美国首先杜撰并引起了国际社会极大关注甚至恶意炒作的话题,其对中国与印度洋地区尤其是中印关系的负面影响不容低估。而国外专家依据中国在印度洋地区的实际存在和中国海军地区外部署的经历所作的解读,对于中国思考印度洋海上安全战略不无裨益。无论在硬实力还是软实力方面,中国在维护自身在印度洋地区正当的海上安全利益和集体利益上,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关于美国的印度洋海上安全战略态势,本文指出美国为首的列强冷战以来尤其是冷战后在该地区的重大政治与军事活动,导致了其在印度洋海上安全变迁动力中的战略性支配地位。但美国对于整个印度洋地区并无一致的视角,其政治与军事资源分配是破碎的,难以对整个地区的安全作出可信的承诺。美国目前围绕印度洋海上安全大战略所展开的深入讨论及提出的各种方案,揭示了美国的印度洋大战略可能的演变方向。关于中美印双边及三边互动,本文揭示了中国的重大利益、印度的强烈抱负与美国在印度洋的确定角色之间的互动关系,认为三者在保障海上通道安全、反恐、反海盗等方面存在合作空间,以及由于力量格局变迁与政策理念分歧而可能激化潜在矛盾导致冲突,三方在印度洋既合作又对抗,从而呈现“非盟非敌”的三边互动态势,三方应当通过大国协调、机制建设与功能性合作等构建有序竞争的博弈关系。关于印度洋海上安全多边秩序的构建,本文分析了印度洋地区海上安全多边合作机制的发展现状和构想。本文认为环印度洋联盟、印度洋研究集团、印度洋海军论坛具有成为一轨、二轨和技术层面的印度洋海上安全合作平台的潜质。印度洋海上安全合作机制的构建具有很大的必要性,但是面临着众多的具体挑战。如果要创立一种印度洋海上安全机制,印度洋国家面临的主要困境就是它究竟应当是排它性的还是包容性的。从地区的长期稳定来看,一种围绕能源利益攸关者(能源进口依赖国、能源专营经济体和能源安全咽喉要道国)而构建的印度洋海上安全机制更具有前景。本文最后对中国的印度洋战略的内涵进行了探讨,着重思考印度洋战略及其在国家安全战略中的地位的相互关系及其统筹协调问题、中国在探索陆海统筹的印度洋海上安全战略方面所应重点关注的问题及“支柱国家”、中国印度洋“蓝水海军”能力建设、与地区国家的双边及多边海上安全合作等问题。
宛程[4]2016年在《上海合作组织非传统安全功能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上海合作组织是第一个以中国城市命名,且管理机构——即上海合作组织秘书处,设在中国的国际组织,也是中国参与的有关中亚地区安全议题的唯一一个区域多边合作机制。自2001年成立以来,上合组织的安全合作不断扩展和深入,在维护中亚地区安全和稳定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不仅如此,上合组织以“上海精神”为合作理念,不断提高了成员国之间的政治互信,有效地推动了成员国之间关系民主化的进展。更为重要的是,上合组织是中国安全战略和对外交往战略的重要实施平台,在维护国家的安全、稳定和领土完整以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等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本研究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立足安全研究这一目前学术研究中的热点问题,从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客观要求出发,考察上合组织成立前后所面对的主要非传统安全威胁因素;并在“三股势力”等非传统安全因素对中亚地区和我国威胁日益严峻的形势下,分析和解释了中国同周边上合组织成员国范围内保持了稳定的成绩;探讨了上合组织如何在中国新国家安全观的指导下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和强化其安全功能建设。这对总结中国参与或主导地区性国际机制的经验和教训,探讨上合组织同中国新国家安全观的关系,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冷战后,非传统安全威胁取代了国家之间的对抗、冲突、战争等形式的传统安全威胁,成为国际社会的主要安全威胁。其中,以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为代表的“三股势力”、毒品犯罪、跨国有组织犯罪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凸显严重威胁着中亚地区的安全和稳定,也严重制约着该地区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在共同的安全威胁下,中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形成了应对威胁的共同意愿,并在相互协作的基础上形成了重要的多边合作机制——上海合作组织。但同时要指出是,虽然上述共同安全威胁的出现和共同合作意愿的产生在上合组织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它们并不是上合组织得以成立的全部动因。除了上述原因之外,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边界问题的解决是上合组织得以成立的前提,而成员国之间双边关系的提升尤其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确立则对上合组织的成立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上合组织成立后所面临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依然严峻,在当前,“伊斯兰国”向中亚地区的渗透和阿富汗安全局势的持续恶化都对上合组织形成了严峻的挑战。为了应对上述威胁,上合组织不断强化合作,使其保持向深度和广度推进:反恐机制日趋完善,不断健全打击恐怖主义的法律,执法、情报、司法等部门的合作稳步开展,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范围不断拓展,同其他国际安全机制的互动也不断加深。成立15年来,上合组织的安全职能发挥保障了地区的安全和稳定,为其他领域合作的开展提供了安全的外部环境。冷战后复杂的地缘安全环境的变化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凸显也促使着应对这一问题的新安全理念——中国新安全观的产生。中国新安全观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立足于冷战后国际和周边形势以及中国自身安全需求的基础上提出的安全理论。中国新安全观摒弃了旧安全观在安全主体的单一性、安全内涵的贫乏性、安全手段的对抗性以及安全目标的利己性,实现了对安全关注的综合性、共同性、普遍性和合作性。中国新安全观在安全主体、安全内涵、安全手段和安全目的等各个方面实现了对旧安全理论的更新和升级,顺应了冷战后国际形势的变化,满足了中国自身安全的需要,它的提出和发展也促进了上合组织的形成,对上合组织的安全功能的实施提供了理论指导。反过来,上合组织确立了“上海精神”为新安全观的核心内容,并通过发展经贸合作等措施实践了中国新国家安全观。上合组织是“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的重要平台,同时可以为“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发挥重要的安全保障作用。在目前“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过程中,尤其是在境内外两个核心区——中亚和新疆的建设中,存在着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局面。值得指出的是,境内外核心区建设中存在着诸多安全威胁,例如“三股势力”、毒品走私、非法移民、跨国犯罪、边界纷争、战争以及国家政权非制度性更迭等。必须说明的是,不将“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安全问题特殊化,在坚持上合组织原则和“上海精神”的前提下,在上合组织安全功能范围内,以上合组织安全功能特点对上述安全问题进行分类,不仅是上合组织为“一带一路”建设保驾护航的前提,还可以有效增加上合组织安全功能的实施效率。此外,在上合组织实施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安全保障过程中,要重视和强化上合组织的非传统安全功能建设,加强对中亚地区安全威胁因素的研究,有针对性地提高上合组织公共安全供给能力,切实制定、完善和落实打击“三股势力”等威胁相关法律法规,做好去极端化和网络反恐工作,使上合组织能够更加有效地为“一带一路”保驾护航。目前,上合组织还面临着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和挑战:恐怖主义、分裂主义、极端主义的发展;扩员造成的以中亚为中心的地缘中心的变化和争议;乌克兰危机对成员国关系的影响;与其他国际组织的竞争(主要是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和欧亚联盟);国际安全中的某些领域所造成的成员国的意见分歧;以及成员国关系改善缓慢,中亚地区合作水平不高的状况无明显改善等。面对上述问题,我们要坚持在中国新安全观的指导下,以打造命运共同体为目的,推动上合组织的发展。主要建议如下:在安全目标上,要以“三股势力”为长期坚持打击的对象,在核心区上,要以中亚(包括新疆)为核心区,不宜扩大,要坚持以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为核心功能,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应也不可能应对所有安全问题,要以总体安全观为指导全面考虑安全问题,要处理好核心安全问题同其他问题的关系;进一步加强与俄罗斯在上合组织框架内的协作;以“丝绸之路经济带”为契机促进上合组织经济合作;妥善应对和处理随着丝路经济带建设中“三股势力”扩散所带来的新安全挑战。本文以上海合作组织的非传统安全功能为研究视角和基本论述框架,讨论了非传统安全威胁因素和上合组织及其成员国在应对和打击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关系,以及如何强化上合组织安全功能以推进中国对外战略的实施。选取上合组织在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时所取得的相关理论和实践成果为研究案例,在上合组织十余年来应对和打击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发展历程中阐述并验证关于上合组织所取得的一系列成果,总结了上合组织在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斗争中的经验和教训,在当前非传统安全威胁因素日益对我国形成严峻挑战的背景下提出强化上合组织安全功能的方案,其最终目的是尝试为我国“一带一路”倡议建设,以及其他对外战略的实施提供具有普遍意义的对策思考。
董芳[5]2014年在《印度解决南亚跨界河流争端的实践及其对中印跨界水争端的影响》文中提出中印两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作为世界上重要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中印两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以及社会、环境利益均严重依赖于自然资源。众多的人口和强劲的经济增长使两国对水资源的需求日益增加。如今,这两个亚洲大国均已开始计划利用发源于中国、流经南亚的国际河流。然而,由于某些干扰因素(如领土争端和政治信任缺失),印度媒体反复炒作“中国水资源威胁论”,导致跨界水资源问题日渐上升为一个矛盾点,损害了中印关系。谈到南亚次大陆的水资源历史,涉及的国家包括孟加拉共和国、不丹、印度、尼泊尔和巴基斯坦,这些国家均位于喜马拉雅带,几条主要的国际河流也流经该区域。该地区有着世界上最复杂的国际河流争端,同时也拥有解决此类争端较为成功和有意义的合作模式。因此,南亚地区水资源法规在国际法上享有特殊重要的地位。所以,我们有必要通过分析南亚国际河流的冲突和争端解决方式,提出中印跨界水资源冲突的最新解决方法及双方合作的可能性。本文共分为七章。第一章介绍选题动机、意义、问题、范围、研究方法和论文的大纲,同时还包括了国内外相关研究的文献综述。第二章主要讨论国际水资源冲突、区域安全和国际水法之间的内在衔接关系。第三章对南亚次大陆的区域安全和地区霸权进行了详细分析。第四章阐述了南亚国际河流的水资源冲突及解决争端的合作路径,包括法律途径、组织机制、第三方介入和未来合作前景。第五章详述了中印水资源现状及两国对共有跨界河流各自的开发利用计划,并指出中印水资源冲突的动机以及上述冲突对两国关系的影响。第六章指出中印利用共享跨界河流的不对等性,并提出中印水资源冲突的有效解决方案,建议两国增强政治互信,引入制度合作安排机制,在水资源利用和水资源管理问题上加强技术合作,从而实现从“分享水权”到“分享水利益”观念的转变来应对挑战。构建“中国一南亚,水资源区域合作组织”亦是应对“中国—印度—南亚水资源冲突”的一剂良方。最后,本文得出结论：南亚国际河流冲突和争端的解决方式,可以为中印跨界水资源冲突的解决方法及双方合作的可能性提供借鉴。整个地区的共享水资源的合作前景(不仅包括中印合作,还包括中国和所有南亚国家之间的合作)令人期待。
赵海清[6]2018年在《日本对印度经济外交（1952-2017）》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1952年4月28日《旧金山和约》生效,日本独立,经济外交在日本外交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从1950年代起日本就开始了对印度的经济外交,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初为日本对印度经济外交的第一个高潮期,两国关系得到加强。此后两国的经济外交和经济关系缓慢发展,到1980年代日本加强了和印度的关系,经济外交出现第二个高潮。1990年代初中期日本对印度经济外交关系平稳发展。1998年印度核试验,引发日本制裁,这一阶段成为日印关系的低潮,也是经济外交的低潮。直到21世纪初开始,日本重新审视与印度的关系,对印度展开了全面、密集的经济外交,强度越来越大,从而将两国关系提升到了一个新水平,日印关系格外显眼。本文通过对“日本对印度政府开发援助(ODA)”、“日本对印度直接投资(FDI)”、“日印贸易关系”、“日印首脑经济外交”四个变量和“日印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的考察来分析日本对印度经济外交强度变化,验证“日本加强了对印度经济外交”的假设。印度从一个不太为日本经济外交重视的发展中国家成为本世纪日本经济外交最重视的发展中国家,本文认为起决定作用的是日本的大国战略重心转变造成的。本文认为日本的大国战略可以大体分为经济大国、政治大国、安保大国三个阶段。日本把“入常”作为成为政治大国的捷径,依靠经济外交拉紧印度,谋求联合“入常”。日本在其大国战略实现过程中,还形成了一系列支撑其成立的子战略,包括安保战略、经济发展、“入常”目标、价值观外交、制衡中国考虑以及地缘政治考量等,这些都促成了日本对印度态度的转变,同时也成为日本加强对印度经济外交的动因。本文最后评价日本对印度经济外交,对日印关系进行展望,对中印日关系进行预测。
刘霏[7]2015年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对中国海洋争端的影响》文中认为冷战结束后,美国对全球形势进行重新评估,就已经开启了战略重心移向亚太的进程,加强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部署,针对亚洲大陆建立并强化海上封锁线。但“9·11”事件打破美国原有的战略部署,战略重点向反恐转移,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持续十年之久,美国因此中断进军亚太的步伐,却为中国赢得十年的高速发展期,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得到同步急速增长。然而,随着中国不断增强地亚太地区影响力,美国再次将视野移回亚太,推出“重返亚太”、“转向亚洲”及“亚太再平衡”策略,以期掌控东亚格局,主导亚太事务,保持美国的绝对优势。从本质上讲,美国全球战略的目标,是在国际事务中维护其超级大国的地位。为维护霸权地位和国家利益,美国将不惜使用一切物质和非物质力量,防止其地位受到现实或潜在的威胁与损害。任何国家若显示出与之抗衡的能力,都会被美国视为“主要对手”,遭到报复和围堵。从全球范围来看,目前具备上述特点的只有中国。对此,美国着力将战略重心“东移”至亚太,争夺亚太地缘战略利益,并利用中国与一些邻国的领土领海争端,扶持日本、菲律宾、越南等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友,搞所谓的“以邻制华”,企图使中国陷入周边争端乱局中难以自拔,进而干扰中国的和平发展进程,在战略上遏制中国的发展和崛起。鉴于此,中国的近邻日本、菲律宾亦开始进一步靠向美国,俄罗斯、印度等国家则左右逢源,远邻澳大利亚悄悄改变风向,中国周边国家在美国的挤压下纷纷进入战略再定位阶段,其中海洋领土争端方面尤为突出。本来基于“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中国周边海洋争端虽然冲突时有发生,但也仅局限于可控范围内的“小打小闹”。可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冲击下,各相关争议国借助美国及域外其他大国势力的介入,联手实施牵制中国战略,损害中国的核心利益,使中国周边海洋争端出现阶段性演变。各国根据自身利益的需求,在中国海洋争端中采取不同的立场与策略：美国“遏制介入”、日本“合纵抗华”、东盟“联合制衡”、澳大利亚“疑惧防范”、俄罗斯“选择性战略协作”、印度“强化‘东向’政策”、韩国“均衡合作”。面对周边国家一味在海洋上采取蚕食政策,固化非法占有,中国从未放松过警惕,并认识到只有通过积极维权,才能有效地维护地区和平,保证国内政局的稳定。中国的海洋战略思想进行大幅调整,强硬立场前所未有。中国绝不放弃属于自己的任何一寸领土。因此,中国不能单纯以加强军事实力,用四面出击的办法来对付一切威胁。而应多角度综合谋划,在诸多矛盾中,着力找出其中的主要矛盾,制定长远的大战略,以应对来自多方的威胁。针对不同的海洋争端,采取不同的应对之策。
李海燕[8]2006年在《后冷战时期印度对华政策的调整及其对中印关系的影响》文中研究说明中印关系是当代国际关系中重要问题之一，中印关系的发展对于促进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冷战结束以后，两极格局终结，世界向多极化方向发展。作为南亚的地区大国，印度的对外战略总目标是实现世界大国的梦想。印度的对华政策是其世界大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通过综合考察冷战后印度对华政策的调整及其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各方面对中印关系发展的影响，进而分析了中国政府对这些政策的回应，由此看出中印关系的互动性。此外，本文也探讨了妨碍中印关系发展的因素，预测了中印关系的发展趋势。由于边界问题、地缘政治、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差异，中印双方又不可避免地产生矛盾与分歧。但总的来说，是否具有共同的战略利益将决定中印关系的发展前景。只有本着相互尊重、平等互利、求同存异和深化合作的精神，努力寻求和扩大共同利益的汇合点，中国与印度21世纪战略伙伴关系才能够积极、健康发展。
安林瑞[9]2006年在《印度的大国战略及对我国的影响》文中研究指明本文对印度的大国战略及其对我国的影响做了较系统和详细的论述。文章首先探讨了印度大国战略产生的历史和现实原因,回顾了印度大国战略思想的发展演变。接着,对印度大国战略的内容进行分析,主要包括控制南亚地区,排斥区域外大国的介入;谋求在印度洋的霸主地位;发展核武器;积极开展全方位务实外交;争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等。然后,对印度大国战略实施的有利条件和制约因素进行阐述,其中,有利条件主要包括:优越的天然条件,日益强大的经济、科技和军事实力,印度在国际社会中的战略价值和民主制度的优越性;制约因素主要有:沉重的人口负担,种姓、宗教冲突等问题,南亚的社会矛盾等。在此基础上,对印度大国战略实施的前景做了初步展望:印度的大国道路虽然会比较漫长但也是不可逆转的趋势。最后,对印度的大国战略可能对我国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剖析并提出了我国应采取的对策:“求同存异”,积极开展同印度的经贸交流;利用南亚矛盾牵制印度;积极参与国际事务,消除“中国威胁论”的舆论来源;在国际上树立一个极力维护世界和平的大国形象。
袁芳[10]2010年在《冷战后美国的南亚战略及其对中国安全环境的影响》文中指出南亚作为欧亚大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横跨印度洋、位于波斯湾和马六甲海峡东侧的地理位置以及核力量的存在,使其战略重要性不可忽视。随着冷战结束、苏联解体,迫于反恐的需要,美国将南亚视作其全球战略的重要关注点,不断加强在此地区的军事存在。中国是南亚地区的邻国,无论从国家安全还是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而言,美国在南亚的任何行动都将影响到中国的利益。因此,研究冷战后美国的南亚战略及其对中国安全环境的影响,并探讨中国的战略对策,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随着奥巴马政府南亚新战略的出台,适时对其进行分析和研究将为中国调整大国外交政策提供理论依据。论文将分四个部分来探讨冷战后美国的南亚战略及其对中国安全环境的影响：第一部分考察了冷战时期和冷战后美国南亚战略的演变,分析了南亚在美国对外战略中的重要地位。美国插手南亚有其战略企图：打击恐怖势力、防止核扩散、防止中俄联印抗美和实施其海洋计划。鉴于南亚重要的战略地位并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美国适时调整和发展其南亚战略,从而使美国历届政府的南亚战略有其侧重点。第二部分阐述了冷战后美国南亚战略的主要内容以及制约因素。美国和南亚国家加强了军事和经济合作,进行政治斡旋以缓和南亚紧张的核战略态势；提升与印度的战略关系从而遏制中俄发展并实现其印度洋海洋战略。同时美国南亚战略实施效果不可避免的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第三部分主要分析美国的南亚战略对中国安全环境的影响。虽然中国和美国在南亚存在共同安全利益,但中美之间的矛盾和分歧仍然不能忽视,并会从军事与政治安全和经济安全方面对中国产生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第四部分从战略目标、军事政策和外交政策三个层面预测美国南亚战略的发展趋势,并从军事安全、经济、能源各方面探讨中国的对策。
参考文献：
[1]. 缅甸政治转型以来的对外关系[D]. 闫德华. 云南大学. 2015
[2]. 冷战后印度安全外交的调整及其对中国的影响[J]. 宗蔚, 查文仙, 张兵. 印度洋经济体研究. 2018
[3]. 美印中“印度洋海上安全战略”研究[D]. 石志宏. 南京大学. 2016
[4]. 上海合作组织非传统安全功能研究[D]. 宛程. 兰州大学. 2016
[5]. 印度解决南亚跨界河流争端的实践及其对中印跨界水争端的影响[D]. 董芳. 武汉大学. 2014
[6]. 日本对印度经济外交（1952-2017）[D]. 赵海清. 外交学院. 2018
[7]. 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对中国海洋争端的影响[D]. 刘霏. 武汉大学. 2015
[8]. 后冷战时期印度对华政策的调整及其对中印关系的影响[D]. 李海燕. 江西师范大学. 2006
[9]. 印度的大国战略及对我国的影响[D]. 安林瑞. 兰州大学. 2006
[10]. 冷战后美国的南亚战略及其对中国安全环境的影响[D]. 袁芳. 中南大学. 2010
标签：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论文; 中印战争论文; 中印冲突论文; 日本中国论文; 冲突管理论文; 日本政治论文; 组织发展论文; 南亚历史论文; 中印论文; 中印局势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