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好生活需要：基于马克思人的本质理论的考察
袁富民
(北京化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29)
摘 要 ：十九大报告提出“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重要论断。以马克思人的本质理论为视角能准确把握美好生活需要的实质内涵。美好生活需要具有生产性维度，故而坚持生产正义，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破解不平衡不充分发展困境。美好生活需要具有人民性维度，当以社会普遍性优先并在自觉反思中把握真实需要。美好生活需要具有历史性维度，引领与超越社会现实的需要，从而开创出人的全新历史性存在。因此，美好生活需要不仅是新时代社会发展的动力，更为新时代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价值指引。
关键词 ：美好生活需要；马克思；人的本质理论；价值规范性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重要论断。学术界对这一重要论断进行了初步研究，也取得了一定共识。然而，对于“美好生活需要”这一重要概念的丰富内涵与创新价值却鲜有涉及，这不仅无益于准确把握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重要意义，更不能深刻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因此，本文将以马克思人的本质理论为依据，对“美好生活需要”进行深入分析，从而为社会主要矛盾转变论断提供理论支撑，为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供思想动力。
一 、人的本质 ：历史生成与现实展现
人的本质(human essence)中本质概念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哲学概念。本质(essence)作为一个哲学概念表示那些不变的、永恒的、必然的、相对于偶然与现象的存在。在西方哲学传统中关于人的本质的讨论经历了古希腊罗马时期的“自然本体论”、中世纪教会哲学关于“上帝本体论”的论证以及近代哲学“我思故我在”的转变，然而直到马克思才真正理解了人的本质性存在。“马克思在关于‘人的本质’的问题上实现的人学革命，就是建立在对这种传统的形而上学及其思维方式的扬弃之上的。”[1]扬弃形而上学并非消灭形而上学，反对本质主义并非取消本质概念。马克思超越了内在主体性形而上学的抽象理性人。与此同时，他还批判了费尔巴哈自然直观与哲学直观二元划分所造成的自然现象之外的柏拉图式形而上学。
马克思批判了一切超越人之外的形而上学追问，而将对人的本质探寻聚焦于人本身，聚焦于人的历史性存在本身。这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方面吸收黑格尔将历史看做观念自我运动历史的合理因素；另一方面利用现实的诸个体这一概念对黑格尔现实的观念[2]进行具有革命性的批判改造。马克思并不关心人类生物学起源问题，明确反对“谁生出了第一个人和整个自然界”这样的问题。“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3]23这说明马克思将人直接界定为历史的创造者。他认为：“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4]现实经验中以群体状态从事感性活动的人成为马克思历史理论的逻辑起点。“由此可见，人们之间一开始就有一种物质的联系。这种联系是由需要和生产方式决定的，它和人本身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这种联系不断采取新的形式，因而就表现为‘历史’。”[5]533人的思维意识同样源于人的社会劳动，亦或者人的意识是劳动的产物，是人类的历史产物。人的本质性存在来源于人的历史，对人的本质性存在的认识同样来源于人的历史，而不能超越人的历史。
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区分人的本质性存在与人的本质概念。人的本质性存在就是历史性存在，人的本质概念就是这种存在的一种理解与界定。马克思批判了传统形而上学建构的人的本质概念，确立了历史性形而上学人的本质概念的正当性。他在解决人的本质的现实性问题时，利用的分析框架是通过两个线索：其一是本质与现实，其二是理论与实践。本质实现到现实中并不是自然形成的过程，或曰一个外在于人的过程，而是需要人通过思辨理论把握本质，最后通过实践活动把人的本质确证与实现到现实中[6]。
马克思之所以能够有如此创见，是因为他转变了以往哲学的提问方式。马克思在超越形而上学式思维方式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回答了“是”与“行”的问题。同样，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革命性意义的地方是转变“是什么”为“如何可能”。人的本质不再是抽象定义而转变是如何实现。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曾明确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的本质不是抽象思维产物，相反是通过现实社会生产活动真正表现出来的。同样，现实性的社会关系并非作为先验性存在而界定人的本质，因为社会关系是产生于满足需要的社会生产过程。人的社会生产活动实质上要求人的社会自由蕴含于社会生产之中，并能被人理解为人类历史中的社会发展规律。正因为人的本质内嵌于人的历史之中，只能通过探寻作为历史性存在的人本身，从而为历史性存在的人类活动确立社会规范。
3.激进需要促使社会真正发展。人的需要历史性表现为旧需要满足与新需要生成的同时性。在经验现实中，人的需要还会因为现实社会发展而被再生产出来，所以社会需要并非都是人的本质需要历史性的完整体现，甚至存在虚假的社会需要。一如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会生产出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再生产出符合资本主义的需要结构。只有能够突破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的需要结构的激进需要，才能真正引领社会发展。激进需要既是新需要又是共同存在性需要。激进需要是历史进程中超越当时社会结构的创新性需要。人在社会具体境遇中进行生产生活，人的生产生活历史构成人的本质实现的历史性存在。然而，人又不能仅仅局限于社会规定性，人是具有能动创造性的。这个创造性的来源是人的激进需要。在激进需要的牵引下，人不断突破社会规定性而生成人的自由。自由必然性不同于自然必然性也不同于特定时期的历史必然性，而是属于人之为人的自由必然性。人的需要首先要超脱于自然属性，不能被自然必然性所束缚。人的需要也要超越于特定社会阶段的必然性，挣脱特定社会发展的必然性，回复到自由自觉的劳动这一人的根本性需要。
二 、人的需要 ：重构人的本质规范性基础
以回归系数显著性检验中各自变量的F统计量的相伴概率值Sig，作为自变量是否引入模型或剔出模型的标准。当自变量的F统计量的相伴概率值Sig≤0.05，认为该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显著，应被引入回归方程中；当自变量的F统计量的相伴概率值Sig≥0.10时，认为该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不显著，应从回归方程中剔除。
我们已然明了马克思确立人的本质所具有的历史生成与现实展现双重维度。然而，何种社会生产活动具有历史性以及历史发展的多元性与相对性问题着实对马克思人的本质理论提出了挑战。如果以此就认为马克思人的本质理论失去了规范性维度，则是一种严重误读。马克思正是利用人的需要回应了诸多理论挑战，从而重构了历史规律性与现实规范性。
以人的需要为核心透视人的历史性本质，不仅把握住了人的本质性存在，而且为人的社会发展与价值取向奠定了坚实的规范性基础。以此为基础，马克思巧妙地解决了哲学史上个体性特殊性与共同体普遍性之间的张力。因此，以人的本质高度理解人的需要，抑或者以人的需要重构人的本质，对于准确理解美好生活需要的核心内涵无疑助益良多。
改革开放40年以来，尤其是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动力，又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价值基础。
也有学者认为，中国社会生产力总体水平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名列前茅，因此主张以分配正义推行生产关系领域的改革，脱离生产力谈生产关系。其实，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并不表现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相反主要是生产与需要之间的内在张力。社会生产与需要是辩证统一的。“需要，也就是创造出生产的观念上的内在动机……生产的对象，把它作为内心的图像、作为需要、作为动力和目的提出来。……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10]马克思一方面用自由自觉的社会生产理解人；另一方面以需要重构人的历史发展规范性。因此，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属于生产内部结构之间张力，解决途径是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实现生产正义。当然，人们为了生活，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产生了社会交往，社会生产的发展变化，决定着社会联系的变化。因此，为了更好地促进生产力发展，更好地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必将对那些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进行革命性改造。坚持美好生活需要的首要性，以生产正义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是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的根本原因。
马克思语境中的社会自由与社会规律相矛盾问题，乃至关于人自由自觉活动的类特性与人的需要与社会关系的本质相冲突等问题，是长期困扰学术界的热点问题。马克思正是通过对人的需要所做的精深分析完成了人的本质理论中内在的历史发展规律性与价值规范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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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时,雨带3、4和5合并发展成一个狭长的东西向线状MCS,长约450 km、宽约70 km(图4f),该线状MCS大部分为反射率因子大于45 dBz的强回波。雨带3和4中对流单体移动方向与雨带走向均为东西向,雨带中强回波依次经过南京、金坛和张家港等地,造成这些站26日17—19时的1 h降水量峰值(图2)。雨带1、3和4的发展过程类似,新对流总是从雨带的西侧发展跟随老对流向东移动,重复影响同一地区,这种对流的发展过程类似于后部建立型(Schumacher and Johnson,2005)和对流单体的“列车效应”(Doswell et al.,1996)。
三 、美好生活需要的三重维度 ：新时代社会发展的动力机制与价值向度
1.人的需要因其能动性与历史性，而与人的本质性存在同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明确提出：人类历史以人的存在为首要前提，人的存在就意味着首先要满足人的肉体组织存在，要满足人的自然需要。然而，马克思亦非常明确地提出“迈出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这一步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5]519人的社会生产劳动不仅改变了外在自然界而成为满足需要的对象，还创造了人本身的存在方式。自然需要已然是以人的方式作用于人的社会生产活动，而不再以外在于人的生物自然属性混同于其他动物。自然属性的需要甚至会因社会发展而存在不同历史表现。社会需要与精神需要亦会随着社会发展而呈现历史性。在《工作日》部分，马克思也强调：“工人必须有时间满足精神需要和社会需要，这些需要的范围和数量由一般的文化状况决定。”[7]马克思甚至认为社会被压迫阶级的社会需要与精神需要会受到当时社会结构影响而表现为虚假需要。因此，具有历史规范性的人的需要，将只能是“人与人相互承认的需要视为人的根本需要，视为人成为人的过程开启与展开。”[8]只有在这个意义上，人的需要才真正与人的历史性存在同构。人的需要才能够为人的历史发展指明方向，并能够判断历史发展之得失。
1.坚持美好生活需要生产性维度，以生产正义继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相对于中共八大以来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十九大报告提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成为社会主要矛盾。”有学者认为，美好生活需要高于物质文化需要，将物质文化需要与美好生活需要割裂开来。实际上，美好生活需要依然包括自然需要，抑或者最基本的生物需要。在处理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问题时，马克思曾指出“象野蛮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为了维持和再生产自己的生命，必须与自然进行斗争一样，文明人也必须这样做；而且在一切社会形态中，在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他都必须这样做。这个自然必然性的王国会随着人的发展而扩大，因为需要会扩大；但是满足这种需要的生产力同时也会扩大。”[9]926因此，生产力水平提高并不能消灭人的自然需要与基本需要，却是人的社会历史需要内在组成部分。“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9]926-927美好生活需要是必然王国与自由王国所构成整体的需要。美好生活不是空中楼阁，必将建立在现实物质生活需要不断满足的基础之上。
2.新的需要不仅展开为历史，同样确立了人的共同存在性。“人具有的需要在何种程度上成为人的需要，就是说，别人作为人在何种程度上对他来说成为需要，他作为个人的存在在何种程度上同时又是社会存在物。”[3]296-297因此，人的需要具有人的共同存在性维度。马克思正是利用人的需要所具有的特性表述了人的共同存在性如何能够生成人的历史，人的历史又是如何表现了人的共同存在性。人的共同存在性不仅仅是作为群体的状态，动物也存在群居状态；人的共同存在性也非人的理性，理性解释之间会出现截然不同的个体差异；而人的共同存在性只能是基于人与人之间的需要所建立的起来的自由自觉相互承认的共同状态。这正是基于人的需要是不断生成的，人的共同存在性才实现于人的历史。人的共同存在性意义上的需要既是个体人的又高于个体人。这也就意味着无论个体特殊性需要是自然需要、社会需要亦或者精神需要，当它们与共同存在性需要之间发生冲突时，都要以共同存在性意义上的需要为优先。基于需要的共同存在性是人的本质，任何形式的个体特殊性不能凌驾于共同存在性之上。
2.坚持美好生活需要的人民性维度，准确把握个体特殊需要与普遍性社会需要之间辩证关系，并区分根本需要与虚假需要。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涉及个体特殊性需要与普遍社会性需要之间的张力。如果回到社会发展主体这个问题上，我们能够发现马克思对近代哲学范式的超越主要体现在他“看到了不能仅仅从精神和自然角度来看待‘人’这个所谓的‘主体’，而应该诉诸‘我们’。”[11]存在论层面的原子化个体是西方近代思维想象的结果。当然，不能否定个体的创造性，但这种创造性成为现实就意味着社会结构性的生成。也就是说当这种创造性需要成为现实的时候，它已经不再具有封闭式独特性，而成为社会结构性需要的组成部分。因为个体性需要经过他人的劳动来满足就说明了个体性需要已经不再仅仅是个体性。因此，坚持美好生活需要的人民性，就是坚持改革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民，改革的成果由人民共享。与此同时，美好生活需要的人民性也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奠定了坚实基础。
同样不能回避的是，人的需要是否是人的真正需要，是不是社会制造出来的虚假需要问题。马尔库塞在马克思的基础上提出了真实需要与虚假需要的理论。他认为：“我们可以把真实的需要和虚假的需要加以区别。为了特定的社会利益而从外部强加在个人身上的那些需要，使艰辛、侵略、痛苦和非正义永恒化的需要，是‘虚假的’需要，而真实的需要符合这样的标准：最充分地利用人类现有的物质资源和智力资源，使个人和所有个人得到最充分的发展。”[12]借助真实需要与虚假需要这对概念，马尔库塞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在全球资本主义背景下，资本的力量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世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没有变，世界上最大发展国家国际地位没有变的情况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同样存在真实需要与虚假需要问题。而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样存在资本对人们生活世界的侵蚀。只有对社会生产活动的总体性把握，亦即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反思与自觉，自我才能准确把握美好生活需要的真实性与客观性。
3.坚持美好生活需要的历史性维度，不断超越现实需要，从而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历史不仅仅是发生过了的事情，更是人民创造活动的现实展现。人类历史是不断实现自由的历史，也是艰苦奋斗的历史。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资本主义带来了人类历史的革命性飞跃。然而，随着经济危机不断发生、工人运动不断深入，社会大多数人的根本需要促使资本主义社会进行自我革命。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世界性金融危机，对中国传统的“出口导向型发展”也提出了挑战。“经济新常态”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皆是为了更好地解决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困境。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正是引领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变革，不断超越当下的社会结构性需要，从而更好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实现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将开创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新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新选择。由此，我们发现美好生活需要的历史性是在中国人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生成的，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引导基金在发起设立子基金时，充分考虑合作机构的投资专长和产业背景，坚持特色发展，避免子基金之间简单同质化竞争。如关注生物医药和大健康领域的惠人基金、专注文化创意产业的金科基金，关注工研院项目的工研院基金、专注天使期项目的科创天使基金、关注大学生创业的青桐基金、关注科技成果转化的成果转化基金等。这些子基金在投资行业、投资阶段上各有侧重，在引导基金内形成良性的合作和上下游联动机制，大大提升了引导基金的运行效率。
以人的本质理论考察美好生活需要，我们能够发现实现美好生活需要既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动力，又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提供了价值根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中国人建设社会主义实现现代化的新路径，同时也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中国方案，贡献了中国智慧，由此具有世界历史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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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A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33X(2019)02-0122-04
收稿日期 ：2018-03-18
基金项目 ：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需要理论视域下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研究”(18KDB006)。
作者简介 ：袁富民，男，北京化工大学讲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
(责任编辑 何海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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