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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德里亚穆纳河之滨的火化场上，印度为纪念圣雄建造了一座石碑。纪念碑是用黑色石头修建的普通平台式建筑物，上面用英文和印度文镌刻着莫汉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的教诲：
“我希望印度自由强盛，敢于牺牲自己，勇于创造一个美好的世界。每个人应当为自己的家庭牺牲，每个家庭应当为自己的县牺牲，每个县应当为自己的省牺牲，每个省应当为自己的国家牺牲，每个国家应当为全人类牺牲。我期望天国降临尘世。”
每天，成千上万的印度教徒、穆斯林和锡克教徒来到这座普通的纪念碑前献花、祈祷，表达对印度精神之父甘地的怀念之情。
1887年，甘地念完了中学，一个名叫马福济·达维的机智而有学问的婆罗门前来探望甘地一家，为甘地指引了另外一条发展之路。他对甘地的家人说：“时代变了。如果你们不受适当的教育，不要指望继承令尊的衣钵。”
甘地的道路就这样定下来了。1888年秋，他便启程到英国攻读法律，以期能够来日继承家父的帝万家业。对一个虔诚的印度教徒家庭来说，到遥远的异国他乡学习，意味着将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在此之前，他家庭的任何成员从未到过国外，甘地为此被正式开除其商人种姓，因为在长辈人的眼里，飘洋过海到异国旅行，只能永远玷污他的声誉（毗湿奴教禁止其教徒航海远行）。
1893年4月，当甘地在南非德班港口登陆时， 他思想上尚未流露出任何关于禁欲主义的志趣和反对种族歧视的理想。这位穷苦人未来的先知，身穿伦敦律师界常见的礼服。他踏上南非土地，是应聘为一位印度商人的案件辩护，但此后不久发生的一件事却使他的一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许多甘地研究者认为，正是这件事后，他才决定终生致力于印度民族解放的事业。甘地也认为，这件事是“他一生中具有决定意义的经历”。事情发生在甘地从德班到比勒陀利亚铁路线上的一次旅行过程中，一位白人乘客冲进甘地乘坐的头等卧铺车厢，毫不客气地命令他搬到行李车厢去，甘地拒绝了，因为他手持一等车厢的车票。火车抵达下一站时，那位白人把警察叫来，强行把甘地从火车上赶下去。甘地孤身一人呆在茫茫黑夜中，冻得浑身发抖。度过痛苦难熬的一夜，因为他不敢到车站行李处提取行李。他祈求悉达神为他带来勇气和光明，犹如中世纪一位尚未取得盔甲兵器的年轻骑士在夜间警戒一样。当早晨的阳光在马里茨堡小车站上撒下一片金黄色的光芒时，这位神态羞怯、举止笨拙的年轻人，作出了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从今以后，莫汉达斯·甘地将坚决抵制种族歧视。
一周后，甘地第一次向旅居比勒陀利亚的印度人发表演说。昔日，这位伦敦律师事务所出来的律师，在孟买法庭上胆小如鼠，张口结舌。今天，他讲起话来口若悬河：他号召印度兄弟们团结起来，为维护自身的利益而共同奋斗。不久，他取得了第一个回合的胜利，迫使铁路当局同意：凡是衣着整齐的印度人，都有权乘坐南非铁路的头等或者二等车厢旅行。
甘地在南非为印度兄弟的利益斗争时，提出了“非暴力主义”和“非暴力抵抗”两项学说。甘地告诫他的信徒，“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报复原则，只能导致人类丧失理智，人们不能砍掉别人的脑袋强迫他改变信仰，同样，人们不能用枪弹穿透别人的心脏，强行灌输仁爱之心，暴力只能孕育暴力。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促使甘地提出非暴力主义的是《新约全书》。耶稣劝告人们，当别人打你的左脸时，你要把右脸扭过来让他打。耶稣的训诫使甘地深受感动，促使他下决心以仁慈的典范改造人类，以上帝的意志使他们和睦共处。
回国后，甘地在工业城市艾哈迈达巴德附近安下家，按照以往的做法，他在这里建立了一个讲经所。他一如往常，济贫救弱。在比哈尔省，他组织靛青小土地种植者，反对英国大地主的敲诈勒索；在孟买地区，他发动因遭旱灾而破产的农民，拒绝交纳田赋；在艾哈迈达巴德，他号召纺织工人起来和老板斗争，他成为印度历史上第一个关心贫苦大众的领袖。不久，印度伟大诗人、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罗宾特罗纳斯·泰戈尔授与他“玛哈德玛——群丐之王圣雄”的称号。在他有生之年，这一美称永远伴随着甘地。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甘地和大多数印度人一样，对大英帝国忠心耿耿，因为他相信，英国会满怀同情地满足印度民族主义的要求。但是他上当了。英国于1919年通过了罗拉特法案，该法案规定，英国可以残酷镇压一切旨在要求印度解放的骚乱事件。甘地十分震惊，决心反抗印度民族的统治者，他苦思冥想了几个星期，终于找到了办法。这个办法既简单又奇特，与过去他发起的政治倡仪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印度全国将以死一样的沉默表示抗议。1919年4月6日，甘地领导全国举行哀悼日。那天，印度人关闭商店，停止商业，走出学校，进行罢工，或者到寺庙里去祈祷，或者干脆闭户不出，以示声援甘地的反抗心声。
不幸的是，印度群众没有在全国各地保持沉默。一些地区爆发了骚乱事件，4月13日， 阿姆利则城数千名居民在贾利安瓦拉巴格广场举行和平游行，抗议英国人对该城采取的报复措施。该城军区司令R·E·戴尔将军大怒，亲自指挥士兵向集会群众开枪，以示惩戒。结果，1000多人被打死或打伤。
阿姆利则惨案进一步唤醒了印度的民族觉醒，而对甘地来说，这次悲惨事件最终使他失去了对大不列颠的幻想。在以往的岁月中，他曾两次为效劳英国而牺牲了自己的和平原则。这次事件后，甘地决定掌握一个代表印度民族主义愿望的组织。他的声望使他的这一决定很快得以实现，1920年，甘地在加尔格达举行的印度国民大会党代表会议上，提出一项行动纲领，获得代表们的一致通过。从那时起，无论他是否在党内担任领导职务，甘地始终是国大党的灵魂和引路人，印度独立斗争中无可争议的公认领袖。
英国人迅速作出了反应，他们逮捕甘地的追随者，查禁国大党的办事机构。但这只能激起甘地进一步的反抗。1922年2月1日，甘地致副王（由英国委派的统治印度的人，均由英国人担任）一封信，以平和的语气指出，他将从不合作运动转入非暴力运动。他号召农民抵制捐税，城市居民不服从英国法律，印度士兵停止为大英帝国效劳。
英国人以空前的大逮捕进行报复，数千名印度人被捕入狱，甘地也未能幸免，在那拉维达监狱，甘地在给其支持者的信中写道：“一位主张非暴力的人，手握食盐，象征印度的荣誉，紧握盐的手可被砍断，但他决不交出食盐。”
席卷全国的反英运动迫使英国人释放了甘地，并与他于1931年10月在伦敦进行了一次谈判。但不幸的是，在白金汉宫一起呷茶交谈的英王兼印度皇帝与甘地并未达成任何协议。甘地不得不返回印度，继续他的反英斗争。
1942年，当日本法西斯的军队抵达印度国门时，为了获取印度对英国进行战争的支持，保证英国取得战争的胜利，同时迫于华盛顿等同盟国的压力，当时的英国战时首相丘吉尔同意对印度作出重大让步。虽然他拒绝承认印度立即独立，但英国为了自己的生存，付出了巨大代价。英国庄严保证，日本被战败后，印度将取得自治领地的地位，换言之，印度可在英联邦范围内享受自治权力。
1933年1月28日， 一名留学英国的印度穆斯林大学生在一份文件中正式提出了分治印度，建立穆斯林自治国的方案，随后，真纳领导的穆斯林联盟将这一目标当作了行动纲领。当1947年印度人民欢呼独立的到来时，他们十分心痛地发现，他们不得不吞下历史留下来的苦果：将印度一分为二。
多年来，甘地的足迹遍及印度的每一个角落，十分熟悉印度教徒，伊斯兰教徒杂居的状况。一个以穆斯林为主的国家和一个以印度教徒为主的国家并不能改变这种杂居状况，相反，却会带来更深的宗教仇杀！
甘地的担心很快成了现实。
1947年8月14日午夜，在巴基斯坦的首都达卡和印度的首都新德里，两国的领导人都在和人民一起欢呼各自国家的诞生。然而，这种喜悦并没有持续多久。在印度，居人口多数的印度教徒挥起大刀，砍向住在邻近的穆斯林；在巴基斯坦，穆斯林们也对附近的印度教徒进行了血腥的屠杀，掠夺他们的土地，抢劫他们的财产；一场全面性的血斗在印度大陆出现。不久，印巴两国又为争夺克什米尔邦而残酷厮杀。无论真纳，还是尼赫鲁，面对这种混乱的状况都束手无策。他们所信奉的神灵都没有出来帮他们一把。
甘地决定绝食。这位已是78岁的老人，一生中不断绝食以换取胜利。在他手中绝食成了一个没有武器、经济上不发达的人民从未使用的最有力的武器，由于这种武器“把一种使其不能逃避的紧迫感强加于对手”，甘地“每当遇到不可逾越的障碍时”，就使用这件武器。他断言，只有绝食才能“打开谅解之心，感化对手们的每一根道德神经”。现在甘地决定再次使用这一武器，以迫使印巴两国领导人停止在克什米尔的争斗，并保证制止住本国教派间的残杀。
1948年1月13日，星期二，上午1时 55分，莫汉达斯·甘地开始了一生中最后一次绝食斗争。这年冬天寒冷，像往日一样，甘地这天清晨3时30分起床，然后进行晨祷，他喃喃的朗诵：“通往神灵之路为勇士们开辟，而绝不是为懦夫们铺设。”
10时30分，甘地最后一次进餐，他吃了两张烤饼、一个苹果、一杯山羊奶和大半个柚子。用餐之后，在新德里比尔拉寓所的花园内举行了简短的宗教仪式，随后，甘地在草褥上躺下，正式开始绝食。当时，他的几名亲近门徒待在身旁，出席了绝食仪式。
甘地突然绝食和停止绝食的条件，使广大同胞们感到震惊和沮丧，因为此时，在遥远的克什米尔地区，印巴两国军队在进行一场带有明显宗教情绪的残酷战斗，而印度全国的印度教徒则大喊着“杀尽穆斯林，为死去的同胞报仇”的口号。现在，甘地居然要他们忘掉儿子被杀、妻子被强奸的事实！而且，甘地还要求偿还分治方案规定的五亿五千万卢比给巴基斯坦。无论是大多数的公众，还是印度政府的官员，都难以忍受这一条件。
年迈的斗士毫不屈服，他说，如果我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我就绝食而死，甘地解释说，这次绝食的目的，旨在“祈祷诸神纯洁大家的心灵，清除所有人之间的纷争。印度教徒、锡克教徒和穆斯林必须下定决心，要兄弟般地在这个国家和睦相处”。
1月14日星期三，甘地像平日一样，于3时30分起床，然后吟诵《薄伽梵歌》。数分钟后，甘地用树枝刷完牙，吃下了摩奴送来的这一天的第一顿“饭”：一杯掺有苏打水的温水。然后，甘地开始了他从前天以来不断思考的工作。
甘地谢世的危险使周围亲近的人焦虑不安。当时，他已是78岁高龄的人，数月来，他的体力已明显下降，肾功能减弱，血压急剧上升。年轻的女医生苏悉拉·纳那尔痛苦地发现，绝食才过去一天，甘地的体重就下降了1公斤。她明白，要不了多久， 甘地即将消耗瘦弱体内的营养储备，到那时，老人的生命也就彻底完了。
傍晚时分，比尔拉寓所外出现了黑压压的游行队伍。他们不是出自佩服来请求甘地停止绝食的，相反，大多数却带着强烈的不满。不少印度教徒认为，甘地绝食自毁是一件带有偏见色彩的阴谋诡计，旨在为穆斯林的事业效劳。因而喊道：“让甘地去死吧！”1月15日星期四清晨，医生在化验甘地的小便时发现了他进入危险时刻的信号，她感到十分不安，不厌其烦地向甘地解释说，他的健康从此会每况愈下。但是，圣雄对此置若罔闻。
这天，新德里城的街头出现小规模游行队伍，呼吁各教派和睦亲善，以拯救甘地的生命。与此同时，一封来自巴基斯坦的电报告诉甘地说：“这里每个人都希望知道如何才能拯救圣雄的生命。”在各清真寺，大群大群的善男善女为甘地的生命祈求真主；在闺房深处，穆斯林妇女们吟诵古兰经，默默祝愿为印度的穆斯林伸出友爱之手的年迈印度教徒继续活在尘世间。
这天下午，甘地取得了绝食以来的第一次胜利；印度政府决定立即向巴基斯坦偿还五亿五千万卢比。
正当圣雄以他的生命作赌注迫使印度民众实行他的宗教和睦政策之时，一场以他为目标的暗杀正在悄悄进行。印度独立的那一天，一位狂热的印度民族主义分子、印度国民团的骨干分子纳图拉姆·戈德森在一场小型集会上叫嚣：“甘地的非暴力学说，将手无寸铁的印度教徒置于敌人的魔爪之中。今天，印度难民正忍饥挨饿，奄奄一息，然而甘地却维护穆斯林压迫者。印度妇女宁愿焚身自殉也不愿遭人奸污，然而甘地却声称，‘受害者乃胜利者也’，受害者中可能有我的母亲！我们的祖国已被肢解，成群的秃鹫正在撕吞她的躯体。光天化日之下，印度妇女惨遭蹂躏。但是，面对上述暴行，国大党的懦夫们居然无动于衷，这种局面持续到何时才能结束？我们究竟能忍受到何年何月？”
以上的这段话，很好地表述了戈德森及其所属的国民公仆团仇恨甘地的原因。国民公仆团是极右民族主义政党——印度教大会的准军事团体，该组织的核心机构是秘密社团“印度民族集团”，于1942年5 月由享有“狄克推多（即独裁者）称号的极端民族主义分子沙瓦迪尔建立。除了盲目服从沙瓦迪尔外，种姓这一强大特殊锁链、印度社会根深蒂固的纽带，将该组织的首领和成员紧密连系在一起。“印度民族集团”的成员均是出身于印度民族主义发源地浦那城的婆罗门世家。他们顽固地反对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团结的政治主张，反对甘地的非暴力学说，主张建立一个印度教徒统治的国家，宣扬印度种族优于其他种族，妄图在从印度河之滨到希拉马普特拉河流域，从白雪皑皑的喜马拉雅山到科摩林角之间的大片土地上，重新建立大印帝国。在他们憧憬的印度社会内，穆斯林将会不占一地。
1948年1月， 当戈德森获悉甘地开始绝食以制止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仇杀时，这位极端主义分子的狂热情绪突然迸发出来了。他希望自己成为印度教的复仇大使，便对同为国民公仆团成员的维拉扬·阿卜提说：“我们必须铲除甘地。”
1948年1月30日下午，对印度和全世界来说， 这将是一个永远难忘的日子。
这天下午，天气晴朗宜人，当圣雄出现在信徒们面前时，晚霞在他的面部撒下一层金色光芒。甘地从侄孙女的肩上把双手收回来，然后独自走上台阶，双手合十地频频向信徒们致意，信徒们一面充满敬意地向圣雄致礼，一面给他让开通道。圣雄甘地走在行列的前面。在这一刹那间，纳图拉姆用右手打开了衣服口袋里的手枪的保险，然后径直朝圣雄走去。当他走到甘地面前时，一面弯腰向甘地问好，一面迅速地掏出手枪，用枪口抵住圣雄赤裸的胸膛连放3枪。
殷红的鲜血渐渐染红了洁白的土布拖地。“主啊”！甘地喃喃而道，随后徐徐地倒在草地上，双手始终保持着生命最后一息的合十姿势，好像以此向刺客敬献礼物和表示致意。拖地一角的凹陷处淤积了一大片鲜血，摩奴看到那只破英格索尔怀表躺在甘地身旁，时针正好指向5点 17分。18时正，即甘地遇刺身亡43分钟后，印度人民从一项公报中获悉，为他们带来自由的人已经与世长辞。
一颗耀眼的巨星陨落了，但它的光芒将永存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