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对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主义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西方的现代化理论作为一种理论流派产生于本世纪50年代。但是，在100多年以前，马克思就从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宏大视角， 科学地分析、预见了人类现代化的世界历史进程。马克思曾根据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与民族普遍交往的事实，在《资本论》序言中说过一句名言：“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8 页）美国出版的《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所列“现代化”条目中，开头就引用马克思的这句话作为解释现代化涵义的根据。但马克思的现代化思想的科学性，并不为现代化理论家所知晓和接受。
马克思经常用“现代”、“现代化”等概念表示一个特定的时代，即世界时代。例如，《共产党宣言》经常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代国家政权”、“现代工业”等概念。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马克思指出“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经济运动规律”。（同上书，11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认为大工业“建立了现代化大工业城市来代替从前自然成长的城市”（《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67页）。
无疑，马克思也是根据已经现代化了的西方国家的经验概括出现代化的共同特征的。
在马克思看来，“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时代前提。其原因在于现代生产方式把单个国家的历史活动纳入到“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之中，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
马克思将社会的高度分化与社会的有机整合看作是现代化的重要特征。马克思用“社会分工”这一概念来指称社会分化现象，认为，大工业生产的专业化，要求社会必须充分地使用社会资源。这就必须使社会机体由原来的少数因素所承担的功能转化或分化为由无数个子单元去完成。但是高度的社会分化是同高度的社会一体化紧密相连的。用后来现代化理论先驱迪尔凯姆关于从传统社会“机械的团结”到现代社会“有机的团结”的概括，有类似之处。马克思用社会的高度分化与整合来概括现代社会的特征，内含着人类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如下途径：从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的转变；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变；从个体生产向社会化大生产的转变；从单个劳动主体原子式的存在到劳动者之间高度分化与密切联系的转变；从狭隘的、地方局限性的个人向有独立个性的个人的转变；最后，从地方性的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这些途径，从不同方面表征着现代社会有别于传统社会的特征。
马克思还将大机器工业和现代科学技术看作是现代化的又一重要特征。伴随着现代大工业生产的需要，现代科学技术成为历史的有力杠杆，成为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
马克思与西方现代化理论的本质区别在于：西方现代化理论的硬伤，从根本上说在于其哲学前提的谬误，即对工具理性的膜拜。而马克思的现代化思想之所以科学，在于这一思想有一个科学的哲学前提作支撑，即马克思保持着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向度，始终对现代性的负效应持批判态度。
近年来，西方出现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对工具理性的负效应展开猛烈抨击。现代主义观念体现的是所谓理性主义精神。人的至上性和理性的工具性是启蒙运动掀起的世俗化思潮的两面旗帜，也是构成现代主义哲学的两大要素。现代主义解放了人的个性和尊严，引发了自然科学的繁荣和工具体系的建立。问题在于，随着历史的发展，现代主义在“杀死上帝之后，开始“宰制”人类自己了。具体地说，科学技术在认识自然、控制自然、给人类的幸福带来巨大效应的同时，也开始越出自己的适用范围，将自身的思维方式、操作方法变成包括人文科学在内的一切精神领域的楷模和终极标准。这就是法兰克福学派之所谓科学技术对人的意识形态宰制。这是其一。其二，商品和金钱成了一切价值标准的终极裁判，思想、道德和精神都丧失了自身的标准。换言之，人平面化了，异化了。现代主义所张扬的理性，终于从“为人服务”的工具变成左右人的“主体”。在后现代主义看来，现代主义的误区，就在于盲目地相信，只要获取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就可以据此来改善人类社会和个人行为的准则，知识、技术的运用，也就是社会生活的实践。后现代主义所要摧毁的，就是用这种“理性”框架一切、整合一切的形而上学信念。
后现代主义的登场意味着现代主义的危机与衰落，从理论直接性看，后现代主义是针对现代主义所出现的“问题”进行的纠偏，用后现代主义术语说就是“解构”。
后现代主义首先要“纠正”的，是把现代主义以“认识论作为第一哲学”的僭越。后现代主义将现代主义主体对客体认知的“明确性”变为认识上的“不确定性”，进而以本体世界的多元性或不稳定性来反对现代主义对世界终极的、唯一的认识说教。这也就是说，后现代主义既不是反认识论的，也不是像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所认为的那样，认为世界有最后的基质并“置世界于稳定的确定的存在秩序之中”，而是反对现代主义认识论所坚信的“明确的”、“最终的真理”观表示怀疑。
从哲学的功能上看，现代主义哲学是要向人们“说”出真理，而后现代主义哲学则是为了排除通向真理的“障碍”，后现代主义哲学不是要说出一种有别于现代主义的新话语，而是要“取掉”、“摆脱”笼罩在现代主义身上的“假象”和“迷雾”。这是后现代主义专用“解构”的全部实质所在。
按照哈贝马斯的看法，对现代性的进攻，从德国古典哲学就已开始，只不过这种进攻在近年的“解构主义”那里，变得更加猛烈和自觉。康德哲学将知识、道德、艺术加以分界，给信仰留下地盘，为的是防止科学、理性越出自己的边界，向其它领域“僭越”；黑格尔将理性推向“绝对理性”的高度，他的辩证法巨大的历史感，将理性放在永恒的时间结构之中，结束了形而上学的终极观念；尼采以激进的姿态揭示，理性虽然战胜了上帝，而自己也异化为专制、保守、落后的东西，因而被尊为“后现代主义之父”；胡塞尔鉴于“近代欧洲自然科学的危机”，而主张将“自然主义的思维方式”放进“括号里”存而不论，实际上是对现代主义用理性解决一切的观念的制止；分析哲学的所谓“语言学转向”，从语言分析的角度对现代主义过份自信的真理观进行“清理”；海德格尔对“存在”给予“诗意”的把握，摆脱逻辑思维框架的束缚，使“真理”从被“遮蔽”的状态走向“澄明之境”；维特根斯坦后期坚信语言的过份逻辑化导致了人的“精神家园”的迷失，因此认为寻找日常语言就是寻找精神家园；法国的“解构主义”哲学是后现代主义的一支自觉的、激进的力量，主张通过对封闭的语言结构的“拆解”，使“意义”在历史的时间序列中显现。
所以，不管后现代主义思想家是否意识到，或者是否承认，他们对现代主义的批判，皆在将科学理性降到工具的地位，以恢复人的主体性，而这恰好是现代主义观念的初衷。后现代主义所反对的只是现代主义违反了自身信条的“实际效应”，而不是现代主义本身。从这一点说，后现代主义就不是一种期求发现新知的学问，而勿宁说是一种“问题学”。后现代主义的批判锋芒所显示的实际意义，正在于此。
哈贝马斯把现代性遭到后现代主义的“进攻”，看作是向“前现代性”的一场反动。他认为“现代性”是一个尚未完成的“伟大工程”，因而对现代主义的否定是不可能的，不合理的。哈贝马斯斯维护现代主义正面效应的努力是正确的，但他把后现代主义对现代主义负面效应的批判看作是对现代性的整体拒斥，则是一种误解。杰姆逊把后现代主义机械地等同于处于多国资本主义时代的大众消费意识，是文化工业无孔不入、将人们的意识“平面化”的一个意识形态样板。而事实上，后现代主义的精神实质恰好是对这种’平面化”的反抗与批判，而不是“认同”与“反映”。
后现代主义的精神实质被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解得很差，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视界中，却有某种“超前性”的体现。
当然，马克思对现代性的正面作用，是有充分估计的。他将17世纪以来由资产阶级所开创的新时代，称之为有别于传统社会的“现代社会”，有别于工场手工业时期的“大机器工业时代”，有别于以往狭隘的民族历史的“世界历史”时代，有别于以往“自然联系占优势”时代的“社会因素占优势”的时代，有别于以往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以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人的独立”的时代。《共产党宣言》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在历史上所起到的积极作用的估价甚至比资产阶级思想家更充分。马克思断然拒绝那种希望通过抛开现代技术而达到拯救人类的幻想，嘲笑那种“要摆脱现代冲突而希望抛开现代技术”的狭隘庸俗见解。他甚至还对后工业社会的某些特征作过惊人的预测。
然而，马克思更多的不是注意现代性的成就，而是现代性的“问题”。对异化的分析与批判，反映了马克思哲学批判的后现代指向。马克思用人的“感性活动”、“人的感觉的全面丰富性”来“解构”、对抗现实中的“异化”状态；倡导一种“实际的唯物主义”来打破裹在现代性身上的资本主义外壳，以便消除现代性的负效应，从而使其中的积极因素展示出来。马克思对异化分析批判的特点在于，不是希求站在资本主义内部达到对资本主义运行规律的“理解”，而是站在“之外”去透视、揭示其病症。从实质上看，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是对所谓工具理性负效应的深刻批判。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马克思将异化现象严格地限定为对现代性的资本主义应用的结果，但他并不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关系的解体，现代性本身就不存在“问题”了。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注意到，在消除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社会主义，资源匮乏仍然存在，竞争依然存在；人与人的平等，是以默认事实上的不平等为前提，人们还在很大程度上处于工具理性、市场逻辑的导引之中。
马克思对现代性的“问题”所进行的批判，还涉及到他的“自由王国”与“必然王国”的著名论断，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后现代意蕴的典型例证。马克思将现代性的积极作用推到极限，同时也就凸现出了现代性的局限性。在马克思看来，现代性的人类开辟的只是有限的自由，其最高成就就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其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但也仅此而已，因为这还不是“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所以，马克思强调，“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也就是说，现代性的逻辑是在必然王国获得有限自由的逻辑，人的自由的全面发展，虽然要依此为前提，但并不必然内含于现代性之中，而是站在它的“彼岸”。
处于彼岸的自由王国并不是指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未来理想，而是现实的运动，是用于对抗现代性负效应的批判性要素。马克思无意专门构筑一个理想国，“自由王国”只是表明了他的哲学视界的批判向度。在他看来，自由王国并不是对必然王国的取代，因为“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将存在于“一切社会形态中”，“一切可能的生产方式中”。这里马克思的运思取向明显地具有“批判的”、“问题学”的特征，而不是期求对未来进行“建构”。
马克思强调，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使现存世界革命化”。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根本上说不是一种“解释学”，而是一种“问题学”；不是对现代社会的必然性进行“合理解说”的“实证科学”，而是对现代社会出了问题的地方给予“解构”的“批判学说”。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后现代主义哲学某种一致性。同时也看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
马克思并没有说过自己的哲学是“后现代主义”，当然也没有想到在100多年以后现一个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 而一些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也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归为传统形而上学加以拒斥，如利奥塔德就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归结为“精神的辩证法”、“关于劳动的解放的学说”，并斥之为“元叙事”的形而上学。（参见《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2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但是，如果不是囿于表面而进入理论的深层，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后现代主义确有相通之处。
首先，二者对现代性的批判都不是整体意义上的，马克思对现代文明的积极作用给予了到目前为止最充分的估价，而后现代主义内含着对被工具理性所征服的人文理性的推崇，则是启劳动主义所倡导的理性精神的题中之义。从实质上看，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后现代主义哲学，都不是反现代主义的。
其次，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后现代主义都具有“问题学”的特征。马克思从来都是将现代社会所存在的“问题”作为关注的焦点。而后现代主义则是在工业发展登峰造极、理性逻辑试图僭望一切的观念中展开自己的反叛的。从根本上说，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后现代主义哲学，都不是“解释学”，也不是简单的实证科学，而是“问题学”，是批判理论。
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后现代主义哲学又有本质的区别。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后现代的意蕴，但马克思不是后现代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是后现代主义哲学。
与后现代主义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代性负面效应的批判，是历史的深层的批判，如果说后现代主义的致思取向是从平面到平面，从语言到语言，缺乏经济、政治、社会伦理层面上的批判，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则是从社会的表象走向历史的深处。后现代主义揭示了现代文明的病症，却为人类的前途开错了药方，走向反意义、反价值，以“游戏”、“调侃”的理论风格面对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则对人类的前途命运有着深沉的终极关怀。马克思主义哲学“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但由于它致力于对每个时代的实际生活和活动过程的考察与批判，因而坚信人类前景的“意义”、“价值”，并主张实际地加入到推进人类历史前进的行列中去。